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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革命群众不断地号召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别存心侥幸,观望徘徊,企图蒙混过关;应该勇敢地跳进水里,洗净垢污,加入人民的队伍;自外于人民就是自绝于人民,绝没有好结果。
  杜丽琳虽然在大学里学习远远跟不上许彦成,在新社会却总比彦成抢前一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她从不像彦成那样格格不吐,迟迟不前。她改不了的只是她那股子“帅”劲儿。她近来的打扮稍稍有改变:不穿裙于而穿西装长裤,披肩的长发也逐渐剪短。她早已添置了两套制服,只是不好意思穿。帮助他“洗澡”的小组有一位和善的女同志,曾提问:“为什么杜光生叫人不敢接近?”“为什么杜先生和我们中间总存着一些距离?”丽琳立即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把簇新的制服用热肥皂水泡上两次,看似穿旧的,穿上自在些。小组的同志说她有进步,希望她表里如一。她们听过她的初步检讨,提了些意见,就让她当众“洗澡”。
  丽琳郑重其事,写了个稿子,先请彦成听她念一遍,再给帮助她的小组看。
  彦成听了她的开头:“我祖祖辈辈喝劳动人民的血,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饭来开口衣来伸手,只贪图个人的安逸,只追求个人的幸福,从不想到自己对人民有什么责任。我只是中国人民身上的一个大毒瘤,不割掉,会危害人民。”
  彦成咬着嘴唇忍笑。
  丽琳生气说:“笑什么?这是真心话。”
  “我知道你真心。可是你这个‘大毒瘤’和朱千里的‘丑恶的妖魔’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不一样。”
  “不一样,至多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都是夸张的比喻呀!”
  “那么,我该怎么说呢?”
  彦成也不知道。他想了想,叹口气说:“大概我也得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不能独出心裁。”
  “又不是做文章。反正我只按自己的觉悟说真话。”
  彦成说:“好吧,好吧,念下去。”
  “我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享受都是理所当然。这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出身决定了我的立场观点,使我只觉得自己有理,看不见自己的丑恶。”
  彦成又笑了:“所以都不能怪你!”
  “那是指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呀。我的出身造成了我的罪过。”
  她继续念她的稿子:“我先得向同志们讲讲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的经历,让同志们不但了解我的病情,还知道我的病根,这就可以帮助我彻底把病治好。”
  “我祖上是开染坊的,父亲是天津裕丰商行的大老板,我是最小的女儿,不到两岁就没了母亲。我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全不知民间疾苦,对劳动人民没什么接触,当然说不到对他们的感情了。我从小在贵族式的教会学校上学,只知道崇洋慕洋。我的最高志愿是留学外国,最美的理想是和心爱的人结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可算都如愿以偿了。”
  “祖国解放前夕,我父亲去世,我的大哥——他大我十九岁——带着一家人逃往香港。我的二哥——他大我十六岁,早在几年前就到美国经商,很成功,已经接了家眷。我们夫妇很可以在美国住下来。那时候,我对共产党只有害怕的分儿,并不愿意回国。我也竭力劝彦成不要回国。可是他对我说:‘你不愿意回去,你就留下,我不能勉强你,我可是打定主意要回去的。’”
  “我抱定爱情至上的信念,也许还有残余的封建思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我当然不是随鸡随狗,丈夫是我自己挑的,他到哪里,我当然一辈子和他在一起。所以我抛下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不听他们的劝告,跟许彦成回国了。我不过是跟随自己的丈夫,不是什么‘投奔光明’。”
  丽琳停下来看着彦成。“我说的都是实情吧?”
  “人家耐烦听吗?”彦成有点儿不耐烦。
  “这又不是娱乐,我是剖开真心,和群众竭诚相见。”
  “好呀,说下去。”
  丽琳看着彦成,故意说:“我回国后才逐渐发现,我的信念完全错误,我的理想全是空想。”
  彦成正打了半个呵欠,忙闭上嘴,睁大眼睛。
  丽琳接下去说:“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我引入歧途。爱情是靠不住的,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即使是真正的爱情,也经不了多久就会变,不但量变,还有质变,何况是勉强敷衍的爱情呢!而且爱情是不由自主的,得来容易就看得轻易,没得到的,或者得不到的,才觉得稀罕珍贵。”
  彦成说:“你是说教?还是控诉?还是发牢骚?”
  “我不过说我心里的话。”
  “你对帮助你的小组也是这么说的吗?”
  丽琳嫣然一笑说:“我这会儿应应景,充实了一点儿。”她把稿子扔给彦成。“稿子上怎么说,你自己看吧。”
  彦成赌气不要看。他说:“你爱怎么检讨,我管不着。你会说心里话,我也会说心里话。”
  丽琳说:“瞧吧,你老实,还是我老实。”
  彦成气呼呼地不答理。可是他有点后悔,也有点不安,不知丽琳借检讨要控诉他什么话。他应该先看看她的稿子。
  丽琳的检讨会上人也不少。主持会议的就是那位和善的女同志。她是人事处的干部,平时不大出头露面。她说了几句勉励和期待的话,大家静听杜丽琳检讨。
  壮丽琳穿一套灰布制服,方头的布鞋,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色黄黄的。她严肃而胆怯地站起来,念她的检讨稿。开场白和她念给彦成听的差不多,只是更充实些。彦成眼睛盯着她,留心听她念。她照着原稿直念到回国以后,她一字不说爱情至上的那一套,只说:
  她看到新中国朝气蓬勃,和她记忆中那个腐朽的旧社会大个相同了。她得到了合适的工作,分得了房子,成立了新家庭,一切都很如意。可是她渐渐感到,她和新社会并不融洽。她感到旁人对她侧目而视,或别眼相看,好像带些敌意,或是带些鄙视。她凭一个女人的直觉,感到自己在群众眼里并不是什么美人,而是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女性’。她浅薄、虚荣、庸俗,浑身发散着浓郁的资产阶级气息。当然,并没有谁当面这么说,不过她相信自己的了解并没有错。因为她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浅薄、庸俗和虚荣。她也能看到朴素的、高尚的、要求上进的女同志是多么美,只是她不愿意承认。
  彦成竖起了耳朵。
  她却并不多加发挥,只接着说,外表体现内心。她的内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信念,和她的外表完全一致。在她,工作不过是饭碗儿,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学识只是本钱。她上大学、留学、读学位都是为了累积资本,本钱大,就可以赚大钱。这都说明自己是惟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斤斤计较的都是为自己的私利。
  彦成这时放松警惕,偷眼四看。他同组的几个年轻人:姜敏、罗厚、姚宓、善保挨次坐在后排,都满面严肃,眼睛只看着做检讨的人。
  丽琳谈心似的谈。她说:“我从没想到为谁服务。我觉得自己靠本事吃饭,没有剥削别人。我父亲靠经营资本赚钱也没有榨取什么血汗,许多人还靠他养家活口呢。所以我总觉得不服气,心上不自在,精神上也常有压抑感。三反开始,我就从亲戚朋友那边听到好些人家遭殃了,有人自杀了。我心上害怕,只自幸不是资本家,而是知识分子。可是,三反运动又转向知识分子——要改造知识分子了。我又害怕,又后悔,觉得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跟许彦成回来。当时他并没有勉强我,是我硬要跟着他的。现在可怎么办呢?我苦苦思索,要为自己辩护——就是说,我没有错,没有改造的必要。可是我想来想去,我的确是吃了农民种的粮食,的确是穿了工人织的衣料,的确是靠解放军保卫国家,保障了生活的安宁,而我确实对他们毫无贡献。我谋求的只是个人的安逸,个人的幸福。我苫恼了很久,觉得自己即使自杀了,也无法偿还我欠人民的债。
  “我有一天豁然开朗,明白群众并不要和我算什么帐,并不要问我讨什么债。他们不过是要挽救我,要我看到过去的错误,看明白自己那些私心杂念的可耻,叫我抛去资产阶级和封建社会留给我的成见,铲除长年累积在我心上的腐朽卑鄙的思想感情,投身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她接着批判自己错误的人生观,安逸的生活方式等等,说她下定决心,不再迷恋个人的幸福,计较个人的得失,要努力顶起半边天,做新中国的有志气的女人。
  彦成觉得丽琳很会说该说的话,是标准的丽琳。她确也说了真话,她的决心也该是真的,不过彦成认为只是空头支票。她的认识水平好像还很肤浅幼稚。她的检讨能通过吗?
  主席说:“杜先生的检讨,虽然不够全面,却是诚恳的。她敢于暴露,因为她相信群众,也体会到党和人民要挽救她的一片苦心。能把错误的、脏的、丑的亮出来,就是因为认识到那是错误的,或是脏的丑的,而决心要抛弃它。尽管杜先生的觉悟还停留在表面阶段,她的决心还有待巩固,她能自愿改造自己是可喜的,值得欢迎。同志们有什么问题,不妨提出来给她帮助。”
  有人说:“杜先生对过去虽有认识;批判却远远不够。”
  有人说:“抽象的否定,不能代替切实的批评。”
  有人说:“杜先生对于靠剥削人民发财的父亲和投机取巧的哥哥,好像还温情脉脉,并没有一点憎恨。”
  有人问:“是不是脱去一套衣服,就改换了灵魂的面貌?”
  主席让丽琳回答。
  丽琳说:问题提得好!都启发她深思。她不敢撒谎,她对自己的亲人,仇恨不起来,足见她的思想感情并没有彻底改变。她只能保证,从此和他们一刀两断,划清界线。
  也说着流下眼泪——真实的痛泪。这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印象,她是舍不得割断,却下了决心,要求站稳立场。
  主席总结说:“自我改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好的。我们人人都需要长期不懈地改造自己。杜丽琳先生决心要抛弃过去腐朽肮脏的思想感情,愿意洗心革面,投入人民的队伍,我们是欢迎的。让我们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大家热烈鼓掌)“杜先生,谈谈你的感受吧!”
  丽琳在群众的掌声中激动得又流下泪来。这回不是酸楚的苦泪而是感激的热泪。她说,第一次感受到群众的温暖,这给了她极大的鼓舞。希望群众继续关心她、督促她,她也一定努力争求不辜负群众的期望。
  几个等待“洗澡”的“浴客”没有资格鼓掌欢迎,只无限羡慕地看她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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