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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遇见兵有理没理皆不清


               蒋介石与文人

              蒋介石的演讲有水平

  蒋介石之所以能屡出奇谋,在千变万化的中国政坛上屹立不倒,其中还要与他的委任文人为职之道息息相关。他喜欢的是忠诚可信、机敏聪达、疏于派争的文人,而讨厌那种过于精明、锋芒毕露、狐假虎威、欲望过强、立场不稳的文人。而邵力子就是前者。

  邵力子(1882—1967)原名景奎,后改名闻泰,又名夙寿,字仲辉,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一个清朝官吏家庭。他从小以聪慧见称,在外祖父的培养下,苦读成材,1903年到杭州应试,中第67名举人,是年他才21岁。

  而后邵力子赴日求学,归国后办报纸,以文采为自己赢得了很高的名声。国民党“一大”后,邵力子任上海国民党执行秘书,1925年夏任黄埔军校秘书长,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8年2月,任国民党政治会议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不但有文采,而且不热衷派系之争,没有野心,蒋介石便把他收为己用,任邵力子为秘书。此后蒋介石的水平和声誉突然提高了一大截。他的一系列演讲非常精彩,常能赢得听众的热烈掌声,连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当着几个国民党领导人的面表示了对蒋介石的好感,说:“蒋校长最近看了很多书,几次演讲精彩得很哪!”其实,这些演讲稿都是出自邵力子的手笔。

             蒋介石是周公的后代?

  对于自己的演讲才能,蒋介石向来是颇为自负的。但是,文笔不强的他要想通过演讲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单凭高超的煽情手段是不行的,还要有文辞高绝的讲稿,这就要靠秘书的文采了。蒋介石知道笔杆子的妙用,而且他自己也经常用笔来为自己装点门面。

  蒋介石花大力气重用文人,续修族谱、家谱,此事即使在蒋家王朝风雨飘摇之时也未曾户断。蒋介石硬将蒋家源头牵到周公身上,与早已化为灰土的昔日王公贵族扯上千系。在家谱之中,蒋又亲自撰写《先祖玉表行状》,去粗存精,溢美之辞随章可见,真令史学、考据学者们脸红耳热。

  蒋介石的把兄弟、他的引路人陈其美遭狗肉将军张宗昌暗算身亡,蒋介石亲撰祭文,如泣如诉。细品祭文,明眼人一看便知,半是对友的哀痛,半是为自己涂抹色彩。

              名演员也不过于此

  1928年7月6日,蒋率冯、阎、李及中央委员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枢前表演的扶棺痛哭,更是耐人寻味。商震代蒋读祭文。祭文的口气俨然是以孙中山惟一继承人自居:

  湖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厉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这意思是说,孙中山亲自把革命大任交给他,“教诲”和“期望”他以武力统一中国。救民于水火。对李宗仁作为当事人曾这样说:抚棺痛哭,掬泪相陪,都似出于矫情,我本人却实在无此表演本领。

                文人也有用

  开始的时候,蒋介石认为凭借军事力量就能实现宏图霸业,没有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意义。后来,随着不断“革命”的需要和别人的建议,他才开始广揽社会名士,附庸风雅地与文人墨客相交接,一方面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另一方面也能尽其才为己所用。

  邵力子信仰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中国共产党交往甚密,而且有卓越的外交才能,因而对蒋介石的帮助非常大,而邵力于本人也对蒋介石感激莫名。通过邵力子,蒋介石从苏联那早获得了不少的经济、军事援助。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斗争中,蒋介石采取左右逢源的方法,从中渔利。他根据形势动变化,时而向左靠,时而向右摆。但是,不管是向左靠,还是向右摆,他都能左右逢源:在左派打击右派时,不为己甚,对右派留有余地,争得右派的谅解;在向石摆打击右派时,他仍然高喊革命的口号,甚至喊得更加响亮,使左派对他还心存幻想,继续受他利用。这样既左右开弓,又左右逢源的两面派手法,使蒋介石在当时尖锐的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中,凭借杂技艺术般的“平衡术”,捞尽好处,逐步建立和发展起了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

  在骨子里,蒋介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和共产党采取敌视态度,但是他又往往与这二者有割不断的联系,因此还不能使关系完全破裂,做这项斡旋补合作用的人就是邵力子。邵力子虽然有时也对蒋介石的某些反动行为有所觉察,甚至颇为反感,但又被蒋介石某些情辞慷慨激昂的革命行为所迷惑,因而对蒋倍加辅佐,许多苏联的援助都是他努力经办而来的。

  但是,是小鬼总要露出真面目的,邵力子终于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共本质和丑恶灵魂,而且下决心与之分道扬镳。1949年4月23日,邵力子借与共产党人和谈之机留在了北京,决定与共产党人合作,从此翻开了自己一生经历中崭新的一页。

  蒋介石本想借邵力子与共产党人谈判之机获得苟延残喘的时问,没想到赔了夫人又折兵,天下归心,自己则仓惶逃到台湾,从此龟缩不出。

  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在用人中采取模棱两可,恩威并施,双管齐下的方法,从中求得“稳妥”,把握平衡,进而左右政局,统驭属下。但邵力子却还是弃暗投明,离他而去,而他也是江山尽去,偏安一隅。真可谓“机关算尽大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杨永泰比邵力子“强”

  杨永泰,字畅卿,1880年出生于广东茂名地区一户殷实之家。杨早年受过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17岁时,考中广东茂名地区秀才。1901年,杨永泰21岁,考人广州高等学堂,开始接受正规的酉方教育,一年后,杨从广东转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两年后,杨毕业回到广州、出任《广东报》记者、编辑。杨永泰文笔流畅。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很快就在广州小有名气。

  后来,民主立宪运动风起云涌,杨永泰利用手中的舆论阵地竭力地撰稿著文。为民主立宪运动摇旗呐喊。由于杰出的活动能力,出众的才华和鲜明的政治态度,他很快地就在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1908年,杨永泰脐身于广东省咨议局,成为该局一议员。

  同年,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杨永泰又率先加入中华革命党,并积极追随孙中山,参加讨衰斗争。

  后来,杨永泰投笔从戎,先任李烈钩西广护国军(第二军)司令部下属财政局长,再汪肇庆军务院财政厅长。

                政客的眼光

  杨永泰照此发展下去,是应能够青云直上,一帆风顺的。谁知他这人虽然思维灵活,但政治眼光短浅,缺乏预见。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国军政府时,指定杨永泰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厅长。杨永泰当时也满口答应。但后来,政学会骨干却对他说孙中山徒有声望,实际上却一点实权也没有,依附孙中山,还不如依靠西南的军事实力派。在这紧要关头,杨永泰错过了人生的绝好时机,拒绝了孙中山的盛情邀请。

  后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西南军事实力派也纷纷依附。杨永泰眼见好日子到头,知道呆在广州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只好潜回上海,从此过上忧问默然的蛰居生活。

  扬永泰在自己的早期政治生涯中,跟随过孙中山,依附过西南军阀实力派,甚至投靠过北洋军阀,就是因为他这样游移不定,才使自己走上了政客的道路。

  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在派系斗争中,为避矛头,宣布下野,把一个最高位子留给军阀政客们争夺。结果,桂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和汪精卫争得不可开交,而蒋介百则收渔人之利,又于1928年1月大摇大摆地返回南京,重新上台。但各地军阀拥兵自重,不听调遣依然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心烦不已。这时,杨永泰昔日好友,原滇军中级将领,此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熊式辉向蒋介石推荐了杨永泰。

                削藩之计

  对于杨永泰,蒋介石虽闻其名但未知其实,所以采用了无形赏赐的空头支票,而杨永泰则对蒋介石的“知人善任”感激涕零,决心为蒋效死力。很快地,蒋介石便觉得杨永泰的智谋与自己的宏图甚是合拍,这才委以重任,任杨永泰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于是杨永泰便向蒋介石和盘托出自己的“削藩”之策,为其解决心腹之患。

  第一步,把各实力派的首领人物上调中央当官,这叫“离窝毁巢”,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由中央行使上述权力。

  第二步,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各实力派赖以生存资本。

  蒋介石听后大喜,把这一策略作为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决心依计行事。“消藩”之策果然行之有效,蒋介石以其为利器,首先挫败兵力强大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接着又连败冯玉样、唐生智等部。连伐连胜,蒋介石骄气益甚,气焰高涨,只有三年,蒋介石便心满意足地达到了自己“消藩”的目的。

                臭味相投

  消藩之后,蒋介石隐患除却,立即又想起了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于是便从1930年10月起接连进行了三次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然而三次皆以失败而告终。三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的境况非常窘迫,不得不又一次的通电下野,引咎辞职。当然,这种被迫下野,蒋介石搞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是轻车熟路,面皮也磨得出了老茧,这种丢脸面的事情多做几回也无所谓。

  不久以后,蒋介石又一次爬上高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结果又是惨败。四次惨败,搞得蒋介石焦头烂额,无计可施,真可谓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在这时,杨永泰又进言劝蒋介石应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进攻策略。蒋读后大呼痛快,眉飞色舞地说:“杨参议真乃我管仲、诸葛。前番参与削藩策,使吾大受其益,今参议又一‘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妙策,我想‘剿灭共党’为期不远了!”

  而后,蒋介石便着手以杨永泰的谏策为辅,进行第五次“围剿。”杨永泰以秘书之职直接控制秘书处,总揽政治。由他负责的政治厅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新闻宣传方面,行营三厅组织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还组织了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和“文化标兵”。同时,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五省“剿匪”军事会议上,反“明夷待访录”、“曾国藩剿捻事迹”和“汗血月刊”等书刊杂志,下发给与会将领,责其认真阅读,作出登记送阅,并随时派人考察。

  地方统治方面,实行军人独裁。蒋介石明令:凡围剿军队总司令可以任免其部队防地行政官吏,可以变更地方政治设施,可以改组国民党党部或停止其活动。地方上强化县长权力,拥有生杀大权。强化保甲组织,严格实行连坐制度。对根据地人民,则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开展救济民众活动,颁布“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由于蒋军的腐败,这些活动和措施,很快就变为泡影。对工农红军,南昌行营搞了一个“投诚归顺官兵立功奖励办法”。同时蒋介石还亲拟了一个“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在南昌行营高立两所感化院,对被俘人员给以集中训练,强迫这些人写反省笔记和文章,攻击马列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然后印出散发,大力宣传。

  对苏区农村,蒋介石的方针主要是“复兴农村”,行营颁发了“处理‘匪区’土地、地租、田赋、债务办法”,试图解决农村这类纠纷。行营在江西等地区大办合作社,利用当地的手工业特产,贷给资金,把民众组织起来,拨款给各县的善后经费,行营规定一律移充为当地农民加入合作社的股金,不得用作其他开支。银行对农民发放空钞,实行薄利多销,对农产品也实行减免税费、运费。同时对根据地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至基层党部、行地乡绅等上下大小人等,组成一个网络系统,使之运转起来,全力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对社会力量,国民党也不放过,熊式辉出面发动江西知名人士彭程万、欧阳式、王明远等组织一个“江西协剿委员会”,以所谓民间形式分担由原军政方面负担的运输、慰劳、宣传、贩卖等工作。行营还指示江西省政府,在江苏区普遍高办中山民众学校,强令当地儿童、少年人学受训,所编课本内容都是专门谎毁工农革命、诬蔑共产党的谎言谬论。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颇费力气。他实施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方针,加上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领导,才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南方根据地逼走,使蒋介石一时得手。因此,蒋介石更加信任杨永泰。杨永泰因“谋划”有功,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

               这个文人不简单

  蒋介石在1932年前后看出了杨永泰的才华,利用杨永泰的才华为自己的事业办成了八件大事,蒋介石深信杨永泰,杨永泰在蒋介石的手下也权重一时。但杨永泰人蒋介石幕后,便开始插手占据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大小干部的位置,大力发展自己的政学系,逐渐排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的势力。开始,陈果夫、陈立夫哥俩没把这件事太看重,认为扬安排一些自己的人也是正常之举,役什么了不起的。等到杨永泰从南昌到武汉,政学系发展到超过陈果夫、陈立夫所想像的境况的时候,傻哥俩才深深感觉到扬水泰已成为自己“势力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于是逐渐下定决心以‘清君侧’的方式干掉杨永泰。在杨永泰与二陈你死我活的较量中,蒋介石不偏不倚,不倾向于任何一方,任双方各施手段。最终,二陈还是用暗杀的办法干掉了权欲熏心的杨永泰。

               死了就死了吧

  蒋介石得知杨永泰被刺身亡,先是十分震惊,后是十分难过,猫哭耗子,干嚎几声。想杨永泰跟随自己几年,出谋划策,鞍前马后,平定了国民党内部诸军阀与他的夺权斗争,摆平混乱局面,而且在挤走江西和南方的工农红军力量也着实费了不少力气,功劳不小。如今杨永泰一死,他身边少了一位重要谋士。同时蒋介石也很生杨永泰的气,为什么要掺和派系斗争,害得自己也被刺身亡,乖乖地做个秘书有什么不好。

  虽然如此,但蒋介石丝毫不为之所动,因为他有自己的用人原则和驭人策略,他还是看重那些没有野心,不参加派系之争的文人。对于杨永泰,他说:“文才可用,心术不正。”可见他对杨水泰是持欣赏与否定的双重态度的,但是他却巧使计策,使杨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服务,而且至死不渝。这才是蒋介石统驭文人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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