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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队伍陆续离开龙胜县境,向北行进。这一带都是深山密林。在高高的山崖上还长着一片片竹丛,竹丛里掩映着侗族的木楼,木楼边种着香蕉。完全是一派南国风光。由于红军的模范纪律,逃到山上的侗族人纷纷返回家园。路上不断看到,头上蒙着侗锦挑着担儿的妇女们,她们一个个都是那样健壮,挑起担儿颤悠悠地走得象流水一般。红军战士们都颇感新奇。一路上树木蓊郁,空中的威胁大为减轻,尽管头上不断有飞机侦察,人们已经懒得理睬它了。
  部队到了通道双江镇,已经出了广西来到湖南边界。不过这里仍有不少桂林式的小山。在镇子的南面,就有一个孤山,长得象歪嘴桃儿,还有两条清澈的小江交汇,是一个颇为美丽的小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江边那座长长的花桥,具有侗族独特的风味。这种桥和北方的任何桥都不同,它实际上是长长的一溜花厅跨着流水,听说是侗族青年男女的聚会之处。
  就在这个小镇的一座古庙里,高级领导人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的仍旧是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这次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也出席了。讨论的结果,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他的意见,不再到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可是,博古、李德却坚持照原方案执行。李德在毛泽东发言时紧紧皱着眉头,简直听不下去,毛泽东还没讲完,他就离开了会场。这使得周恩来颇感不安,联想起李德的一贯高傲态度和蛮横作风,心中甚为恼火。李德平日只喜欢同博古亲近,两个人讲话不用翻译,直接用俄语对话;而对别人,例如朱德、毛泽东、刘伯承等人都不放在眼里;对周恩来算是比较客气的了。这一切,周恩来都看在眼里,没有同他计较;今天的事,他却认为李德太过分了。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来到李德住的一座小学校里。他一进屋,见李德余怒未熄地坐在那里,翻译又不在场,只好勉强压住火,用英语说:
  “李德同志,你今天过早退席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呵?”
  李德翻着黄眼珠看了看他,并没有站起来。
  “是很不舒服。”他用英语粗鲁地回答。“我认为,粗暴地拒绝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很不妥当。”
  “恐怕不能这样说吧,”周恩来极力压制着自己,在他对面坐下来,反驳道,“这要看意见本身是否正确。难道敌人已经把重兵集结在湘西,我们还要把红军送往虎口去吗?”
  “我要求你们听清楚我的意思!”李德不耐烦地叫起来,“我是说,可以让追击我们的敌人超过我们,也就是说,赶到我们的前面,然后,我们绕过敌人再往北进。”
  周恩来听到这里,不禁失声笑道:
  “超过我们?哈哈,赶到我们前面?敌人是以我们为目标的,怎么会撇开我们到前面去呢?”
  李德被周恩来的笑声激怒了。他站起来,指着周恩来说:
  “周恩来同志,我不认为你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我想提醒你,是共产国际派我来的,同时我也是抱着对中国革命的赤诚来帮助你们的。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军事人材,那我本来可以离开,但我看不出哪个真正懂得军事……”
  周恩来一向性格温和,但发起脾气来,也很厉害。今天,他再也压不住自己的怒火,猛地把桌子一拍,指着李德说:
  “李德同志,我也提醒你,我们欢迎一切帮助中国革命的朋友,但是中国革命没有救世主也能够胜利!”
  谈到这里,两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队伍拐了一个直弯,向西去了。那里是典型的山国——贵州。领导层的意见,显然没有完全统一,象任何其它问题一样,只留待唯一的权威——历史老人去细细评判。
  部队经多日行军,来到贵州地面,前面已是黎平。这天中午大休息时,周恩来坐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正想眯眯眼歇一会儿,保卫队长走过来说:
  “据后面部队报告,有两个家伙跟着我们好几天了,今天叫我们抓住了。可是,他们说有要紧事,非要见您不行。”
  “你把他们带过来。”周恩来说。
  保卫队长不一时从队伍后面带过两个人来。前面那个是商人打扮,穿着纺绸薄棉袍,外套一件银灰色的大褂,满脸和气。后面那人黑瘦黑瘦,着黑棉袄棉裤,象是个仆人,但从那炯炯目光看来,又不太象。保卫队长指指周恩来,对那两个人说:
  “这是我们的负责人,你们有什么话就说吧!”
  那个商人打扮的人,神色激动地说:
  “这下好了,总算找到你们了!”
  说着,他拾起棉袍的大襟儿,拆开一条缝儿,取出一个纸条,恭恭敬敬地递过来。周恩来接过一看,立刻满脸喜色,紧紧握住那人的手说:
  “哎呀,原来是你们,真太辛苦你们了!”
  “这没有什么,都是我们该做的事。”那人和悦地一笑,接着指指另外一个人说,“这位是三十四师的连长高春林同志。我们全州县委听高同志讲了三十四师的情况,心里都很难受。大家认为,应当赶快让中央了解这些情况,所以就把高同志护送来了。我们在路上又是坐车,又是骑马,这才赶上你们。
  ……”
  周恩来一听那个穿黑棉袄的人是三十四师的,不禁喜出望外。自从在油榨坪给他们发出最后一个电报,就再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周恩来无时不在念中,一直嘱咐电台,不要忘了同三十四师联系,但却音信杳然。今日一见高春林,几乎将他拥抱起来,一连拍打着他的肩膀说:
  “小伙子,你是三十四师的吗?现在怎么样?”
  高春林由于过分激动,竟呜呜地哭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唉唉,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讲讲情况,你们师现在还有多少人哪?”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哭着说。
  “怎么?剩下你一个人?”
  “是的。”高春林说,“我们全师五六千人,一连守了几天,就伤亡了两三千人。可是我们不能退呀!陈师长对我们说,为了掩护党中央,就是死了也要顶住。等中央纵队过了江,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再撤也撤不出来了。”
  “不是让你们突围吗?”
  “是的,我们接到了军委的电报,就开始突围;可是敌人的兵力太厚,突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一次,陈师长要我们彻底轻装,把所有文件都绕毁了,不管干部、战士,每人一枝步枪,都上好刺刀,他自己也拿着一枝步枪,上了刺刀,亲自在前面领着我们,硬是拼了出来。可是只杀出来二百多人,其余的又被敌人打回去了,师政委也牺牲了……”
  “出来以后,你们到哪里去了?”
  “我们按照军委的指示,到兴安东南的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可是敌人又跟着追了上来。这地方尽是瑶族,话又不懂,没法开展工作,粮食问题无法解决,我们就困在大山上了。这时候,陈师长就对我们说:“朱总司令当年在湘南、江西,也不过几百人,后来还是站住了,咱们也要学他。没有吃的,这山上不是有草吗!咱们就吃草。我们真的在山上吃了三天野草。……”
  “后来呢?”
  “后来实在坚持不下去了,陈师长就找我们开会商议,大家觉得还是到汉族地区好些,于是就决定突围向道县前进。这时我们还有五挺重机枪,因为子弹不多了,陈师长让在山上埋了两挺,机枪射手们临走舍不得,还在山上哭了一回。这次突围又打了两仗,等到了道县,已经剩下八九十人了。”
  “你们为什么要去道县?”
  “这是我们的来路,究竟熟悉一些。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回到江西,回到老苏区去。我们到了道县山区不久,那天来了一个小学教员,原来是县委同我们取联系来了。我们都高兴坏了,以为有了希望;谁知道敌人又来包围我们,又来了好几千人。这一天打得好激烈呵!我们边打边向东撤,中午还有五六十人,到下午就剩下十几个人了,重机枪带不动,陈师长就让我们破坏了两挺,最后留下了一挺……”
  “电台呢?”
  “电台早就砸了。……等到黄昏,就剩下师长陈树湘、他的警卫员和通讯员,还有我一共四个人了。敌人一看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就疯狂起来,吼吼叫着往上冲,要抓我们活的。这时陈师长就对着敌人骂道:‘白狗子,不怕死的,你们来吧!’说着一卷袖子就抱着那挺重机枪打起来。霎时间就把冲锋的敌人撂倒了一片。敌人就干吼吼叫不敢往上冲了。没想到,这时候,陈师长的腹部也负了重伤,肠子流出来了,连重机枪腿也泡在血汪里了。……”
  高春林激动得声音有些战抖,停了停才说下去:
  “我们几个一看不好,就赶过来给他包扎,眼看着敌人又冲上来。他把我一推,瞪了我一眼,说:‘快打!’一面就自己镇静地把肠子塞了进去。我抱着机枪把敌人打下去了。警卫员给师长包上伤,师长就望着我们说:‘我有一个要求,你们能答应我吗?’我们都流着泪说:‘师长,您有什么要求,你就尽管说吧!’他微微一笑,指指自己的头说:‘你们赶快补我一枪,行吗?你们要知道白狗子抓住我活的,是会得到很多赏钱的,如果是死的,就不那么值钱了。’我们哭着说,‘师长,我们死就死在一块儿吧,你说的这个办法,我们实在不能执行。’他看看我们,样子很不满意,就斥责说:‘你们这样就是对同志的爱护吗?’说着,要拔警卫员的短枪,警卫员哭着跑到一边去了。天渐渐黑了下来,师长把我们叫到身边,又说:‘现在情况就是这样,我是不可能出去了,你们赶快乘夜暗突出去吧,出去一个就为革命保存一颗种子。你们只留给我一颗子弹就可以了。’他不说这话还可,还没说完,他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就哭起来,我的心里也难受极了。这时候,师长就拉着我的手说:‘高连长,你比他们大几岁,也比他们懂事。今天我死了,只是小事一件,不算什么。遗憾的只是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另外,我们三十四师今天全军覆没,连个汇报情况的都没有,这是叫人十分难过的。’说着,他又紧握着我的手,望着我说,‘高春林同志,你能突出去给中央送个信吗?你能接受我最后给你的任务吗?’我一想,他的意见也对,不然,全军会怎样议论我们三十四师呢!我一定要赶上部队,给中央汇报:我们全师是打到了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枝枪,我们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投降!”
  周恩来的大眼睛里充溢着明晃晃的泪水。他轻声地问:
  “陈树湘呢?他后来怎么样?”
  “我借着夜暗突围以后,第二天就听说他们三个人被俘了。敌人用担架抬着陈师长,想回城献功。象陈树湘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屈辱!在担架上他想死也没有别的办法。眼看天快亮了,他就悄悄解开衣服,撕开警卫员给他扎上的绷带,用手伸进伤口,把自己的肠子扯了出来,用尽平生气力把自己的肠子扯断,咬断,等到敌人发现,他圆睁着眼骂道:‘白狗子,我让你们领赏钱去吧!’说过,微微一笑,就很快闭上了眼睛……”
  周恩来一向有极强的抑制力,这一次却抑止不住,倾泄了大串的眼泪。
  那位穿银灰色大褂的来人补充道:
  “陈树湘同志的事,我们在全州也听说了。这都是抬担架的老百姓传出来的。老百姓还说,共产党有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成功呢!关于陈树湘的消息,报上也登了,我来的时候,还带了两份报纸。”
  说着,他掏出两张长沙版的《大公报》,周恩来接过一看,其中一则的标题是《生前与死后 原住本市小吴门外》:
  伪师长陈树香在道县被我军击毙各节,已志前报。陈树香原名树春,长沙人,住小吴门外瓦屋街陈宅。现年二十九岁。母在,妻名陈江英,年卅,无子女,行伍出身,原由独立第七师叛入匪军,本年始充师长。此次自赣省兴国出发,全师步枪四千余枝,轻重机枪四十余挺,在后担任掩护部队。因掩护渡河,被国军截断去路,故而回窜,所率百○一团,仅剩重机枪五挺,步枪三枝。昨在八都被击溃后,只剩重机枪一挺,步枪三枝。因该师长负伤甚重,于上午八时许行抵石马乡毙命。
  另一则的标题是《陈树香之首级解省 悬挂示众》。周恩来看到这里,心里登时一震,眼睛在题目上停住,呆了好几秒钟。接着看下去的时候,眼睛有些模糊,句子在断续地跳动:
    追剿司令部……将伪三十四师师长陈树香首级篾笼藏贮……悬挂小吴门外中山路口石柱之上示众。……并于其旁张贴布告云:为布告事,据湖南保安司令部呈,……俘获伪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香一名……自江西兴国出发,迭被国军击溃……经派员解至石马桥,伤重毙命……呈由衡阳本部行管饬收该匪陈树香尸体拍照,并割取该匪首级转解注明核办……合将该首级示众,仰军民人等一体知照……
  下面还登有一张图,正是陈树湘尸体的拍照。周恩来看到这里,眼睛发黑,一点也看不见了。他把报纸交给警卫员,由悲痛转为愤恨,喃喃自语:
  “走着瞧吧,我们是不会便宜他们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极力让自己平静下去,然后抬起头来,对全州县委派来的同志说:
  “我十分感谢你们。你回去有困难吗?”
  “没有困难,我带的有路费。”那穿银灰色大褂的人说。
  “你打算怎么样?”周恩来望着高春林问。
  高春林目光坚毅地说:
  “我既然赶来,就是要继续干下去。”
  “好,”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那你先住在司令部等待分配。前面就是贵州,我相信,我们是能够打开新局面的!”
  出发号响起来了,它的声调仍然是那么悠扬嘹亮。尤其在这幽静的深谷里,即使号音停下之后,仍然响着久久的回音,好象千山万壑都在有意应和似的。这支负载沉重、饱经忧患的队伍,又在举步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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