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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

  我舅舅上个世纪(20世纪)末生活在世界上。有件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我舅舅比我大了三十多岁,所以他的事我就不大知道——更正确的说法是不该知道。他留下了一大堆的笔记、相片,除此之外,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他是个肤色黝黑的大个子,年轻时头发很多,老了就秃了。他们那个时候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只是:当时烧煤,烧得整个天空乌烟障气,而且大多数人骑车上班。自行车这种体育器械,在当年是一种代步工具,样子和今天的也大不相同,在两个轮子之间有一个三角形的钢管架子,还有一根管子竖在此架子之上。流传到现在的车里有一小部分该管子上面有个车座,另一部分上面什么都没有;此种情形使考古学家大惑不解,有人说后一些车子的座子遗失了,还有人提出了更深刻的解释——当时的人里有一部分是受信任的,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生活,有座的车就属于他们。另一部分人不受信任,所以必须一刻不停地折磨自己,才能得到活下去的权利,故而这种不带座子的自行车就是他们对肛门、会阴部实施自残自虐的工具。根据我的童年印象,这后一种说法颇为牵强。我还记得人们是怎样骑自行车的。但是我不想和权威争辩——上级现在还信任我,我也不想自讨没趣。
  我舅舅是个作家,但是在他生前一部作品也没发表过,这是他不受信任的铁证。因为这个原故,他的作品现在得以出版,并且堆积在书店里无人问津。众所周知,现在和那时大不一样了,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走向了光明。——不管怎么说吧,作为外甥,我该为此大为欢喜,但是书商恐怕会有另一种结论。我舅舅才情如何,自然该由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来评判,我知道的只是:现在纸张书籍根本不受欢迎,受欢迎的是电子书籍,还该有多媒体插图。所以书商真的要让我舅舅重见天日的话,就该多投点资,把我舅舅的书编得像点样子。现在他们又找到我,让我给他老人家写一本传记,其中必须包括他骑那种没有座的自行车,并且要考据出他得了痔疮,甚至前列腺癌。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材料,我舅舅患有各种疾病,包括关节炎、心脏病,但上述器官没有一种长在肛门附近,是那种残酷的车辆导致的。他死于一次电梯事故,一下子就被压扁了,这是个让人羡慕的死法,明显地好于死于前列腺癌。这就使我很为难了。我本人是学历史的,历史是文科;所以我知道文科的导向原则——这就是说,一切形成文字的东西,都应当导向一个对我们有利的结论。我舅舅已经死了,让他死于痔疮、前列腺癌,对我们有利,就让他这样死,本无不可。但是这样一来,我就不知死在电梯里的那个老头子是谁了。他死时我已经二十岁,记得事。当时他坐电梯要到十四楼,却到了地下室,而且变得肢体残缺。有人说,那电梯是废品,每天都坏,还说管房子的收了包工头的回扣。这样说不够“导向”——这样他就是死于某个人的贪心、而不是死于制度的弊病了。必须另给他个死法。这个问题我能解决,因为我在中文系修了好几年的写作课,专门研究如何臭编的问题。
  有关历史的导向原则,还有必要补充几句,它是由两个自相矛盾的要求组成的。其一是:一切史学的研究、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好的结论;其二是:一切上述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坏。第一个原则适用于文化、制度、物质生活,第二个适用于人。这么说还是不明白。无数的史学同仁就因为弄不明白栽了跟头。我有个最简明的说法,那就是说到生活,就是今天比过去好;说到老百姓,那就是现在比过去坏。这样导出的结论总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我不明白“我们”是谁。
  我舅舅的事情是这样的:他生于1952年,长大了遇上了文化革命,到农村去插队,在那里得了心脏病。从“导向”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太过久远,故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后来怀才不遇,作品发表不了。这时候他有四十几岁,独自住在北京城里。我记得他有一点钱,是跑东欧作买卖挣的,所以他就不出来工作。春天里,每天下午他都去逛公园,这时候他穿了一件黄色灯芯绒的上衣,白色灯芯绒的裤子,头上留着长长的头发。我不知道他常去哪个公园,根据他日记的记载,仿佛是西山八大处,或者是香山一类的地方,因为他说,那是个长了一些白皮松,而且草木葱笼的地方。我舅舅的裤子膝盖上老是鼓着大包,这是因为他不提裤子。而这件事的原因又是他患过心脏病,假如束紧裤带就会喘不过气来。因为这个原故,他看上去很邋遢。假如别人知道他是个大作家,也就不会大惊小怪,问题就在于别人并不知道。他就这样走在山上的林荫道上,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来,叼在嘴上。这时候路上没有人,只有一位穿蓝色大褂的男人在扫地。后者的视线好像盯在地上,其实不是的。众所周知,那个公园的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书:山上一级防火区,禁止抽烟,违者罚款X元。这个X是一变数,随时间增长。我的一位卓越的同事考证过,它是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增长除了体现了上世纪对防火的重视,还给受罚者留下了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位穿蓝工作服的朋友看到我舅舅掏烟就心中窃喜,因为我舅舅不像会讨价还价的人,而且他交了罚款也不像会要收据。我舅舅叼着烟,又掏出一个打火机。这使扫地工的情绪激动到了极点。但是他打了一下,没有打出火,就把火机放回口袋,把香烟放回烟盒,往山下走去,而那位扫地工则跟在他身后。后者想道,他的火机可能出故障了,就想上前去借给他一盒火柴,让他点着香烟,然后把他捉住,罚他的钱;但是这样做稍嫌冒昧。我舅舅在下山的路上又掏了好几次烟,但是都没打着火。最后他就走出公园,坐上公共汽车,回家去了。那位工友在公园门口顿了顿条帚,骂他是神经病,他也没有听到。据我所知,我舅舅没有神经病。他很想在山上抽烟,但是他的火机里既无火石,也没有丙烷气。他有很多火机,都是这样的。这都是因为他有心脏病,不敢抽烟,所以把烟叼在嘴上,虚打一下火,就算是抽过了。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又有一个坏处。好处是他可以在一切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坏处是吸完以后的烟基本保持了原状,所以就很难说他消费了什么。他每个星期天必定要买一盒香烟,而且肯定是万宝路,每次买新烟之前,旧烟就给我了。我当时正上初一,虽然吸烟,但是没有烟瘾;所以就把它卖掉。因为他对我有这种好处,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美中不足的是,这个老家伙喜欢用牙来咬过滤嘴,我得用单面刀片把牙咬过的地方切掉,这种短香烟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他已经死了多年,这种香烟的来源也断绝了很多年。但是我现在很有钱,不需要这种香烟了。

2

  以上事实又可以重述如下,我有一位舅舅,穿着如前所述,1999年某日,他来到西山上的一座公园里。当时天色将晚,公园里光线幽暗,游人稀少。他走到山路上,左面是山林,故而相当黑;右面是山谷,故而比较明亮。我舅舅就在右面走着,用手逐根去攀细长的灯杆——那种灯杆是铁管做的。后来他拿出了香烟,叼在嘴上,又拿出了打火机,空打了两下;然后往四下看了看,转身往山下走。有一个穿黑皮茄克的人在他身后用长把条帚扫地,我舅舅经过他身边时,打量了他一下,那人转过脸去,不让他看到。但是我舅舅嗅到了一股麝香味,这种气味在上个世纪是香水必有的气味。我舅舅觉得他不像个扫地的人,天又晚了,所以我舅舅加快了脚步。但是他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这当然是那位身穿黑皮茄克的扫地工跟来上了。在这种情况下,走快了没有用处,所以他又放慢了脚步,也不回头。走到公园门口时,忽然听到个浑厚的女中音在身后叫道:站住!我舅舅就站住了。那个穿黑皮茄克的人从暗处走了出来,现在可以看出她是个女人,并且脚步轻快,年龄不大。她从我舅舅身边走过去,同时说道:你跟我来一下。这时候我舅舅看了一眼公园的大门,因为天黑得很快,门口已是灯火阑珊。他很快就打消了逃跑的主意,跟着那个女人走了。
  刚才的一段就是我给我舅舅写的传记,摘自第一章第一节。总的来说,它还是中规中式,看不出我要为它犯错误,虽然有些评论家说,从开头它就带有错误的情调和倾向。凭良心说,我的确想写个中规中式的东西,所以就没把评论家的话放在心上。众所周知,评论家必须在鸡蛋里挑出骨头,否则一旦出了坏作品,就会罚他们款。评论家还说,我的作品里“众所周知”太多,有挑拨、煽动之嫌。众所周知是我的口头禅,改不掉的。除此之外,这四个字还能带来两分钱的稿费,所以我也不想改。
  我舅舅有心脏病,动过心脏手术,第一次手术时,他还年轻,所以恢复得很好。后来他的心脏又出了问题,所以酝酿要动第二次手术。但是还没等去医院,他就被电梯砸扁了。这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医院不负责任,第一次心脏手术全动在胃上了。因为这个原故,手术后他的心脏还是那么坏,还多了一种胃病。不管根据哪种说法,他都只动了一次手术,胸前只有一个刀疤。除了这个刀疤之外,他的身体可称完美,肌肉发达,身材高大,简直可以去竞选健美先生。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我的物理老师也常来吃饭,她就住在我们家前面的那栋楼,在家里我叫她小姚阿姨。这位小姚阿姨当时三十岁刚出头,离了婚,人长得非常漂亮,每次她在我家里上过厕所后,我都要抢进去,坐在带有她体温的马桶上,心花怒放。不知为什么,她竟看上了我舅舅这个痨病鬼——可能看上了他那身块儿吧。我舅舅心脏好时,可以把一副新扑克牌一撕两半,比刀切的都齐,但那时连个屁都撕不开。除此之外,他的嘴唇是乌紫的,这说明他全身流的都是有气无力的静脉血。在饭桌上他总是一声不吭,早早地吃完了,说一声:大家慢慢吃,把碗拿到厨房里,就走了。小姚阿姨举着筷子说道:你弟弟很有意思;这话是对我妈说的。我马上加上一句:他有心脏病。我妈妈说:他准备过段时间去做手术。小姚阿姨说:他一点不像有病的人。要是有机会,想和他聊聊。我妈说,他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只是有点腼腆。我说:他没工作,是个无业游民。小姚阿姨说:小鬼,乱插嘴,你该不是嫉妒吧。我妈就笑起来。我就离开了饭桌。后来听见她们嘀咕,我妈说:我弟弟现在恐怕不行。小姚阿姨说:我对那事也不是太感兴趣。我妈就说:这件事你要多考虑。我就冲过去说:对!要多多考虑,最好别理他。小姚阿姨就说:这小子!真的爱上我了!我说:可不是吗。我妈就说:滚蛋!别在这里耍贫嘴。我走开了。这是依据前一种说法,也就是我所见到,或者我舅舅日记里有记载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常常是靠不住的,故而要有另外的说法。
  另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小姚阿姨就是那个穿黑皮茄克的女人,但是在这种说法里,她就不叫小姚阿姨了。她在公园里叫住了我舅舅,把他带到派出所去。这地方是个灰砖的平顶房子,外形有点像厕所,所以白天游人多时,常有人提着裤子往里闯。但是那一次没有游人,只有一个警察在值班,并且不断地打呵欠。她和他打过招呼后,就带着我舅舅到里面去,走到灰黄色的灯光里。然后就隔着一个桌子坐下,她问道:你在公园里干什么?我舅舅说:散步。她说:散步为什么拿打火机?我舅舅说,那火机里没火石。没火石你拿它干吗?我舅舅说:我想戒烟。她说:把火机拿给我看看。我舅舅把火机递给她,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塑料打火机,完全是透明的,而且是空空荡荡的一个壳子。现在好像是没有问题了。那个女人就放缓了声调说:你带证件了吗?我舅舅把身份证递了上去。她看完以后说:在哪儿上班?我舅舅说:我不上班,在家里写作。她说:会员证。我舅舅说:什么会员证?那女人说:作协的会员证。我舅舅说:我不是作协会员。她笑了:那你是什么人呢?我舅舅说:你算我是无业人员好了。那女人说:无业?就站起来走出屋去,把门关上了。那个门是铁板做的,“哐”的一声,然后唏里哗拉地上了锁。我舅舅叹了口气,打量这座房子,看能在哪里忍一夜,因为他以为人家要把他关在这里了。但是这时墙上一个小窗口打开了,更强的光线从那里射出来。那个女人说道:脱衣服,从窗口递进来。我舅舅脱掉外衣,把它们塞了过去。她又说:都脱掉,不要找麻烦。我舅舅只好把衣服都脱掉,赤身裸体站在鞋子上。这时候她可以看到一个男人强健的身体,胸腹、上臂、还有腿上都长了黑毛。我舅舅的家伙很大,但悬垂在两腿之间。这房子里很冷,他马上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于是他把双手交叉在胸前,眯着眼睛往窗口里看。后来他等来了这样一句话:转过身去。然后是:弯腰。最后是:我要打电话问问有没有你这么个人。往哪儿打?平心而论,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怪。上上下下都看到了,有这个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根据前一种说法,小姚阿姨用不着把我舅舅带到派出所,就能知道他身体是什么模样,因为我们一起去游过泳。我舅舅穿一条尼龙游泳裤,但是他从来不下水,只是躺在沙摊上晒太阳。他倒是会水,只是水一淹过了胸口就透不过气,所以顶多在河里涮涮脚。小姚阿姨穿一件大红的尼龙游泳衣,体形极棒。美中不足的是她不刮腋毛,露出腋窝时不好看。我认为她的乳房很接近完美的球形,腹部也很平坦。不幸的是我那时瘦得像一只小鸡,没有资格凑到她身边。而她总爱往我舅舅身边凑,而且摘下了太阳镜,仔细欣赏他那个大刀疤。众所周知,那个疤是一次针麻手术留下的。针麻对有些人有效,但对我舅舅一点用处都没有。他在手术台上疼得抖了起来,当时用的是电针,针灸大夫就加大电流,最后通的几乎是高压电,把皮肉都烧糊了,后来在穴位上留下了和尚头顶那种香疤,手术室还充满了烧肉皮的烟。据我妈说,动过了那次手术之后,他就不大爱讲话。小姚阿姨说,我舅舅很cool,也就是说,很性感。但是我认为,他是被电傻了。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是吗?这话傻子也会说。那时候小姚阿姨快决定嫁给他了,但我还没有放弃挑拨离间的打算。等到我和她在一起时,我说:我舅舅毛很多。你看得见的就有这么多,没看见的更多。他不是一个人,完全是张毡子。小姚阿姨说:男子汉大丈夫,就该有些毛。这话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当时没有什么毛,还为此而自豪,谁想她对这一点评价这么低。我就叹口气说:好吧,你爱和毡子睡,那是你的问题。她听了拧了我一把,说:小鬼头!什么睡呀睡,真是难听。这件事发生在上世纪末,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作万恶的旧世纪。不管在什么世纪,都会有像小姚阿姨那样体态婀娜、面目姣好的女人,性情冲动地嫁给男人。这是人间最美好的事。不幸的是,她要嫁的是我舅舅这个糟蛋鬼。
  谈到世纪,就会联想到历史,也就是我从事的专业。历史中有一小部分是我经历过的,也就是三十年吧,占全部文字历史的百分之一弱。这百分之一的文字历史,我知道它完全是编出来的,假如还有少许真实的成分,那也是出于不得已。至于那下余的百分之九十九,我难以判断其真实性,据我所知,现在还活着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判断,这就是说,不容乐观。我现在正给我舅舅写传记,而且我是个有执照的历史学家。对此该得到何种结论,就随你们的便吧。我已经写到了我舅舅被穿黑皮茄克的女人带进了派出所,这个女人我决定叫她F。那个派出所的外貌里带有很多真实的成份,这是因为我小时候和一群同学到公园里玩,在山上抽烟被逮住了,又交不出罚款来,就被带到那里去了。在那里我掏出我舅舅给我的短头香烟,对每一个警察甜蜜地说道:大叔请抽烟。有一个警察吸了一根,并且对我的前途做了一番预言:“这么点年纪就不学好,长大了一定是坏蛋。”我想这个预言现在是实现了,因为我已经写了五本历史书。假如认为这个标准太低,那么现在我正写第六本呢。那一天我们被扣了八个钟头,警察说,要打电话给学校或家长让他们来领我们,而我们说出来的电话号码全是假的。一部分打不通,能打通的全是收费厕所——我把海淀区收费厕所的电话全记住了,专供这种时候用。等到放出来时,连末班车都开走了,就叫了一辆出租回家。刨去出租车费,我们也省了不少钱,因为我们五个人如果被罚款,一人罚五十,就是二百五,比出租贵二十五倍,但是这种勤俭很难得到好评。现在言归正传,F搜过了我舅舅的衣服,就把它们一件一件从窗口扔了回去,有的落在我舅舅怀里,有的落在地上。但是这样扔没有什么恶意。她还说:衬衣该洗了。我舅舅把衣服穿上,坐在凳子上系鞋带,这时候F推门进来。我舅舅放下鞋带,坐得笔直。除了灯罩下面,派出所里黑色很多,F又穿了一件黑茄克。
  纳博科夫说: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个纯粹黑白两色的故事。颜色单调是压抑的象征。我舅舅和F的故事也有一个纯粹黑黄两色的开始。我们知道,白色象征着悲惨。黄色象征什么,我还搞不大清楚。黑色当然是恐怖的颜色,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我舅舅坐在F 面前,不由自主地掏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然后又把它收了起来。F说,你可以抽烟;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火柴扔给了他。我舅舅拿起火柴盒,在耳边摇了摇,又放在膝盖上。F 瞪了一下眼睛,说道:“哞?”我舅舅赶紧说:我有心脏病,不能抽烟。他又把火柴扔回去,说了谢谢。F伸直了身子,这样脸就暴露在灯光里。她画过妆,用了紫色的唇膏,涂了紫色的眼晕,这样她的脸就显得灰暗,甚至有点憔悴。可能在强光下会好看一点。但是一个女人穿上了黑皮茄克,就没有人会注意她好看不好看。她对我舅舅说:你胸前有块疤。怎么弄的?我舅舅说:动过手术。她又问:什么手术?我舅舅说:心脏。她笑了一下说道:你可以多说几句嘛。我舅舅说,十几年前——不,二十年前动的心脏手术。针刺麻醉。她说,是吗?那一定很疼的。我舅舅说,是很疼。谈话就这样进行下去。也许你会说,这已经超出了正常问话的程度,但是我舅舅没有提出这种疑问。在上个世纪,穿黑皮茄克的人问你什么,你最好就答什么,不要找麻烦。后来她问了一些我舅舅最不愿意谈的问题:在写什么,什么题材,什么内容等等;我舅舅都一一回答了。后来她说道,想看看你的作品。我舅舅就说:我把手稿送到哪里?那个女人调皮地一笑,说道:我自己去看。其实她很年轻,调皮起来很好看。但是我舅舅没有看女人的心情,他在想自己家里有没有怕人看见的东西,所以把头低得很低。F见他不回答,就提高了嗓音说:怎么?不欢迎?我舅舅抬起头来,把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完全暴露在灯光下。他的脸完全是蒙古人的模样,横着比竖着宽。那张脸被冷汗湿透了,看上去像柚子一类的果实。他说自已的地址没有变,而且今后几天总在家。
  我舅舅的手稿是什么样子的,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一种说法是用墨水写在纸上的,每个字都像大写的F一样清楚。开头他写简体字,后来变成了繁体,而且一笔都不省。假如一个字有多种变体,他必然写最繁的一种,比方说,把一个雷字写四遍,算一个字,还念雷。后来出他的作品时,植字的老要查康熙字典,后来还说:假如不加发劳务费,这活他们就不接。我给他校稿,真想杀了他,假如他没被电梯砸扁,我一定说到做到。但这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他的手稿是用牛奶、明矾水、淀粉写在纸上的,但是这些密写方法太简单、太常见了。拿火烤烤、拿水泡泡就露底了。我还知道一种密写方法,就是用王水溶化的金子来写。但是如此来写小说实在是罪孽。实际上不管他用了什么密写方法,都能被显出来,唯一保险的办法是什么都不写。我们现在知道,他没有采用最后一种办法。所以我也不能横生枝节,就算他用墨水写在了纸上吧。

4

  现在传媒上批判《我的舅舅》,调门已经很高了。有人甚至说我借古讽今,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最可怕的罪名。这还不足以使我害怕,我还有一些门路,有些办法。但我必须反省一下。这次写传记,我恐怕是太投入了。但投入的原因可不是我舅舅——我对他没什么感情。真正的原因是小姚阿姨。小姚阿姨当时正要成为我舅妈,但我爱她。
  夏天我们到河边去游泳时,我只顾从小姚阿姨的游泳衣缝往里看——那东西实在严实,但也不是无隙可钻,尤其是她刚从水里出来时——所以很少到水里去,以致被晒塌了好几层皮,像鬼一样的黑。小姚阿姨却晒不黑,只会被晒红。她觉得皮肤有点痒时,就跳到水里去,然后水淋淋地上来,在太阳底下接着晒。这个过程使人想到了烹调书上的烤肉法,烤得滋滋响或者起了泡,就要拿出来刷层油或者是糖色。她就这么反复泡制自己的皮肉,终于在夏天快结束时,使腿的正面带上了一点黄色。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只想看到她从水里出来时背带松驰,从泳衣的上端露出两小块乳房,如果看到了就鼓掌欢呼。这使她每次上岸都要在肩上提一把。提了以后游泳衣就会松驰下来,连乳头的印子都没有了,这当然是和我过不去的举动。她走到我身边时,总要拧我一把,说道:小坏蛋,早晚我要宰了你。然后就去陪我舅舅。我舅舅总是一声不吭,有时候她也腻了,就来和我坐一会儿,但是时时保持警惕,不让我从她两乳之间往里看;并且说,你这小坏蛋,怎么这么能让人害臊。我说:我舅舅不让人害臊?她说不。第一,我舅舅很规矩。第二,她爱他。我说:像这么个活死人,你爱他什么?不如来爱我。她就说:我看你这小子是想死了。假如姚老师爱上初一的男生,一定是个天大的丑闻。她害怕这样的事,就拿死来威胁我。其实我也知道这是不可取的事,但还是觉得如此调情很过瘾。
  我舅舅被F扣在派出所,在那里坐了很久。值班的警察伸着懒腰跑到这间房子里来了一趟,斜着眼睛打量了他一眼,说道:这家伙干什么了?他以为我舅舅是个露阴癖,还建议说,找几个联防队员收拾他一顿,放走算了。F说:这一位是个作家。警察耸耸肩说,这就不是我们管的事了。他又说:困了,想睡会儿。F说,那就睡去吧。警察说:这家伙块头不小,最好把他铐起来。F说: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警察就说:那我也不能去睡。出了什么事,我可负不起责任。F就从抽屉拿出一副手铐来,笑着对我舅舅说:你不反对吧。我舅舅把双手并着一伸。那位警察拿了铐子,又说:还得把他鞋带松开,裤带抽掉。我舅舅立刻松掉鞋带,抽掉裤带,放在地上。于是那位警察给他戴上手铐,拣起皮带往外走,嘴里还说:小心无大害。F说道:把门带上。现在房间里只剩了他们两个人了。
  现在该说说我自己长大以后的事了。出于对未遂恋情的怀念(小姚阿姨是学物理的),我去考了北大物理系,并且被认为是自北大建校以来最具天才的学生,因为我只上到了大学二年级,就提出了五六个取代相对论的理论体系。当然,让不让天才学生及格,向来是有争论的。等到本科毕业时,我已经不能在物理学界混了,就去考北师大的历史研究生。众所周知,时间和空间是理论物理研究构想的对象,故此学物理的人改行搞历史,也属正常。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或者按师姐师兄们的话来说,掉进了屎(史)坑,后来以一篇名为《始皇帝羸政是阴阳人》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同时也得到了历史学家的执照,一张信用卡,还有一辆新车的钥匙。除了那张执照,其它东西都是出版公司给的,因为每个有照的历史学家都是畅销书作家。这时候小姚阿姨守了寡,每个周末都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还说:阿姨给你做好吃的。我总是去的,但不是去吃东西(我正在减肥),也不是去缅怀我舅舅,而是给她拿主意。第一个主意是:你的弹性太差了,去做个隆乳手术吧。第二个主意则是叫她去整容。每个主意都能叫她痛哭一顿,但是对她有好处。最后她终于嫁到了一个有钱的香港商人,现在正和继女继子们打遗产官司。不管打赢打输,她都将是个富婆。这个故事的要点是:学物理只能去当教师,这是世界上最倒霉的差事;当商人的老婆就要好得多。当小说家也要倒霉,因为人家总怀疑你居心叵测;当历史学家又要好得多。还有一个行当是未来学家,不用我说你就能想到这也是好行当。至于新闻记者,要看你怎么当。假如出去采访,是坏行当。坐在家里编就是好行当。用后一种方法,最能写出一片光明的好新闻。
  我舅舅和F在派出所里。夜里万籁无声,我舅舅没有了裤带,手又铐在一起,所以衣服松塌塌的,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或者空了一半的布口袋。F往后一仰,把腿翘到桌子上,把脸隐藏到黑暗里,说道:别着急。现在公园关了门,放你你也出不去。等明天吧。我舅舅点点头,用并在一起的手从口袋里掏出烟来,叼在嘴上,想了一想说:我想抽支烟。F说:抽吧。我舅舅说:没有火。F用脚尖踢踢桌上的火柴,说:自己拿。我舅舅把烟取下来,放到手里一握,烟变成了碎末。F见到后,想道:我忘了他没有裤带;然后起身拿了火柴走过去,从他口袋里取出香烟,自己吸着了,放到我舅舅嘴上,说道:你不要急躁嘛。我舅舅应道:是。然后她手里拿了那盒烟说:我也想抽一支。有没有你没咬过的?我舅舅双手捧着烟,摇了摇头。这个样子像只耍把戏的老狗熊。F看了笑了一笑,伸手揪揪他的头发,说道:头发该理了。然后挑了一支我舅舅咬得最厉害的烟来吸。这种情况说明,她问我舅舅有没有没咬过的烟,纯粹是没话找话。
  现在我想到,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叫F。F是female之意。同理,我舅舅应该叫作M(male)。F和M各代表一种性别取向,这样用恰如其分。F穿了一双鹿皮的高跟靴子,身上散发着香水味,都是取向所致。我舅舅坐在凳子上像只耍把戏的老狗熊,这也是取向所致。包围着他们的是派出所的房子,包围着派出所的是漫漫长夜。我所写到的这些,就是历史。

5

  我说过,我写的都是历史,历史是一种护身符。但是每一种护身符用起来都有限度。我必须注意不要用过了份。小时候我和小姚阿姨调情(现在看来叫做调戏更正确),觉得很过瘾;这是因为和女同学约会、调情都很不过瘾。那些人专会说傻话,什么“上课要认真听讲”,“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之类,听了让人头大如斗,万念俱灰。我相信,笼养的母猪见了种猪,如果说道“咱们好好干,让饲养员大叔看了高兴”,后者也会觉得她太过正经,提不起兴致来;除此之外,我们毕竟还是人,不是猪,虽然在这方面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小姚阿姨比她们好得多,游泳时,她折腾累了,就戴上太阳镜,躺下来晒太阳,把头枕在我舅舅肚子上。看到这个景象我马上也要躺倒,把头枕在她肚子上,斜着眼睛研究她饱满的胸膛,后来我就得了很严重的内斜视,连眼镜都配不上。我们在地下躺了个大大的Z字。有时候有位穿皱巴巴游泳衣的胖老太太经过,就朝我们摇头。小姚阿姨对此很敏感,马上欠起身来,摘掉眼镜说:怎么了?对方说:不好看。她就说:有什么不好看的?他们都是男的嘛。这当然是她的观点,我认为假如有三位女同性恋者这样躺着就更加好看——假如她们都像小姚阿姨那么漂亮的话。
  小姚阿姨其实是很正经的,有时候我用指尖在游泳衣下凸起的地方触上一下,她马上就说:想要活命的话,就不要乱伸爪子。这种冷冰冰的口气触怒了我,我马上跳到水里去,潜到河底去。那里的水死冷死冷,我在那里伏上半天,还喝上几大口;然后窜出水来,往她腿上一躺,冰得她惨叫一声:喂!来制制你外甥!那个“喂”,也就是我舅舅,爬起来,牙缝里还咬着一支烟,一把捞住我,举起来往水里一扔,有时候能丢出去七八米远。在这个混蛋面前,我毫无还手之力。谢天谢地,他被电梯摔扁了,否则我还会被他摔到水里去。
  我舅舅在派出所里吸了一口烟,喷出来时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一个长久不吸烟的人乍抽起来总是这样的。他还觉得胸口有点闷。F在椅子上躺好了,说道:我要睡了。天亮了叫我。就一声不吭了。我舅舅吸完了那支烟,侧过手来看表:当时是夜里三点。他长出了一口气,用手把头抱住,直到第二天早上人家把他放出去。那天夜里的事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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