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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就像在学校里的习题课上。如你所知,学校里有些重大课程设有习题课,把学生圈在教室里做习题──对我来说,这门课叫作“四大力学”,一种不伦不类的大杂烩。老师还没有资格讲这样的重大课程,但她总到习题课上来,坐在门口充当牢头禁子的角色──坐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打瞌睡。我也来到习题课上,把温热的大手贴在脸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发现她摇晃得很有韵律。不时有同学走到她面前交作业,这时她就醒来,微笑着说道:做完了?谢谢你。总得等多数人把习题做完,这节课才能结束。所以她要谢谢每个交作业的人,但我总不在其中。每门课我都不交作业,习题分总是零蛋……老师在习题课上,扮演的正是办公室里头头的角色。
  现在头头不在班上,但我手下的职员还要来找我的麻烦。很不幸的是,现在我自己也当了本室的头头,虽然在公司里我还是别人的手下。据说头头该教手下人如何写作,实际上远不是这样。没人能教别人写作,我也不能教别人写作──但我不能拒绝审阅别人的稿子。他们把稿件送到我办公桌上,然后离去。过上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我把那篇稿子拿起来,把第一页的第一行看上一遍,再把最后一页最后一行看上一遍,就在阅稿签上签上我的名字。有些人在送稿来时,会带着一定程度的激动,让我特别注意某一页的某一段,这件事我会记住的,虽然他(或者她)说话时,我像一个死人,神情呆滞目光涣散,但我还是在听着。过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后,我除了看第一行和最后的一行,还会翻到那一页,仔细地看看那一段。看完了以后,有时我把稿子放在桌面上,伸手抓起一支红铅笔,把那一段圈起来,再打上一个大大的红叉──如你所知,我把这段稿子枪毙了。在枪毙稿子时,我看的并不是稿纸,而是盯住了写稿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被枪毙的人脸色胀红,眼睛变得水汪汪的,按捺着心中的激动低下头去。假如此人是女的,并且梳着辫子,顺着发缝可以看见头皮上也是通红的──这是枪毙的情形。被毙掉以后,说话的腔调都会改变,还会不停地拉着抽屉。很显然,每个人都渴望被枪毙,但我也不能谁都毙。不枪毙时,我默默地把稿件收拢,用皮筋扎起来,取过阅稿签来签字,从始至终头都不抬。而那个写稿人却恶狠狠地站了起来,把桌椅碰得叮当响,从我身边走过时,假作无心地用高跟鞋的后跟在我脚上狠命地一踩,走了出去。不管怎么狠命,结果都是一样。我不会叫疼的,哪怕整个脚趾甲都被踩掉──有抑郁症的人总是这样的。
  当初我写《师生恋》时,曾兴奋不已──写作的意义就在于此。现在它让我厌烦。我宁愿口干舌燥、满嘴砂粒,从石头墙上被放下来,被人扔到木头水槽里。这可不是个好的洗澡盆:在水槽周围,好多骆驼正要喝水。我落到了它们中间,水花四溅,这使它们暂时后退,然后又拥上来,把头从我头侧、胯下伸下去,为了喝点水。那些在四堵方木垒成的墙中间,积满了混浊、发烫的水。但我别无选择,只能把这种带着羊尿气味的水喝下去──这水池的里侧涂着柏油,这使水的味道更臭。在远处的石阶上,老师扬着脸,雪白的下巴尖削,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她的眼睛是紫色的。她把手从袍袖里伸了出来,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黑奴们又把我拖了出来,带回教室,按在蒲团上,继续那节被瞌睡打断了的热力学课──虽然这样的故事准会被枪毙,但我坚信,克利奥佩屈拉曾给一个东方人讲过热力学,并且一定要他相信,未来的世界是银子做的。
  我坐在办公室的门口,这是头头的位置。如你所知,没人喜欢这个位置……对面的墙是一面窗子,这扇窗通向天顶,把对面的高楼装了进来,还装进来蒙蒙的雾汽。天光从对面楼顶上透了下来,透过楼中间的狭缝,照在雾汽上。有这样的房子:它的房顶分作两半,一半比另一半高,在正中留下了一道天窗。天光从这里透入,照着蒙蒙的雾汽──这是一间浴室。老师没把我拴在外面,而是拴在了浴室里光滑的大理石墙上。我岔开双腿站着──这样站着是很累的。站久了大腿又酸又疼。所以,我时常向前倒去,挂在拴住的双臂上,整个身体像鼓足的风帆,肩头像要脱臼一样疼痛。等到疼得受不了,我再站起来。不管怎么说罢,这总是种变化。老师坐在对面墙下的浴池里,坐在变换不定的光线中。她时常从水里伸出脚来,踢从墙上兽头嘴里注入池中的温水。每当她朝我看来时,我就站直了,把身体紧贴着墙壁,抬头看着天顶,雾气从那里冒了出去,被风吹走。她从水里爬了出来,朝我走来,此时我紧紧闭上眼睛……后来,有只小手捏住我的下巴,来回扳动着说:到底在想什么呢?我也一声不吭。在她看来,我永远是写在墙上的一个符号“X”。X是性的符号。我就是这个符号,在痛苦中拼命地伸展开来……但假如能有一个新故事,哪怕是在其中充当一个符号,我也该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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