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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说，”我问安佳，“如果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
　　“睡觉。”
　　“睡过了呢？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
　　“他有没有别的本事？譬如治理国家、弹棉花、腌制猪头等等。”
　　“没有，一概没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他是不是很有追求？”
　　“追求得一塌糊涂。”
　　“他认多少字？”
　　“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
　　“那就当作家吧。”安佳平静地望着我，“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老百姓。”
　　“也只好这样了。”我赞同道，“看来确实别无选择。”
　　“那就当吧。”
　　“当吧。”我站起来，走到大衣柜的镜子前怜惜地看着自己，“瞧瞧你都成了什么样子。”
　　“我问你。”安佳也站起来，走到镜子前仔细地瞅瞅镜子里的我，问道，“如果一个人两手攥空拳，无财无势无德无貌，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间小家乍富平步青云摇身一变什么的……”
　　“去偷去抢去倒腾国宝嫁大款什么的。”
　　“既没偷抢的胆儿又没做生意的手腕还阳萎。”
　　“脸厚不厚？心黑不黑？”
　　“厚而无形，黑而无色。”
　　“那就当作家，他这条件简直就是个天生的作家坯子。”
　　“那你还犹豫什么？”
　　“不犹豫了，下决心了，干！蒙谁不是蒙？”
　　“对，就得有这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勇气。”
　　“唉——”我叹道，抚摸着自己的脸颊，“我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善良，干了缺德事就睡不好觉，老在梦里哭醒，怕遭报应，下地狱。”
　　“没关系，作家也不光你一个，下地狱你们也有伴儿。”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作家也当了地狱又不下？”
　　“不下是不可能的，弄好了也许能楼层住得高点。”
　　“我要写了，喂，我要写啦！”
　　正叠被扫地洗衣服热奶喂孩子吃饭的安佳一头蓬乱地回过头来看我。我坐在舒适的椅子上悠闲地抽着烟，桌前放着一本稿纸和一把五花八门的钢笔圆珠笔铅笔和毛笔。
　　“我要写啦。”我笑眯眯地说。
　　“写吧。”安佳看着我说，“你脸也洗了手也净了屎也拉了连我的早饭都一起吃了抽着烟喝着茶嘬着牙花子你还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还没吃药呢。”
　　“……有这个讲究吗？”
　　“当然，写作是要用脑的，没药催着脑袋不是越写越小就是越写越大，总而言之是要变形的。”
　　“咱家有我吃的阿斯匹林胃得乐扣子吃的速效伤风胶囊红霉素另外还有你小时候用剩的大脑炎预防针牛痘疫苗你是吃啊还是打啊？”
　　“也打也吃，我不在乎形式，问题是这些药补吗？我不太懂药，是不是搞点中药吃？据说中药一般都补。”
　　“这样吧，我这还有点乌鸡白凤丸你先吃着，下午我再出去给你扒点树皮挖点草根熬汤喝。”
　　“那就拜托了。”
　　安佳乱翻一阵抽屉找出一盒丸药：“吃几粒？”
　　“只管大剂量服下，补么，就得强力补。”
　　我吞丸子、喝水、伸直脖子、闭眼、痉挛，继而喘息不已眼泪汪汪劫后余生般欣慰地笑。
　　“感觉如何？”
　　“果然爽快了些。”
　　“那就趁着劲儿没过写吧。”
　　“你是不是把屋里灰再擦一遍，被子也叠得方正点，尿布什么的晾得离我远点，这样，我心情也愉快点。”
　　“可以。”
　　安佳迅速把屋里归置了一遍，使一切井井有条，一尘不染。
　　“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写什么呀？”
　　扣子坐在小推车里闹了起来。手指着自己吃了一半的稀粥咿咿呀呀叫着，手扶着车栏使劲往起站，一次又一次跌坐回去，弄出很大声响。
　　“不许闹！”我呵斥她，“无知的样子，除了吃就知道吃，哪儿有点书香门第小姐的感觉。”
　　“扣子不闹。”安佳过去哄孩子，“你爸给你办大事呢。妈得保他，他混好了，咱们都成吃干饭的了，忍耐一下。”
　　要不说穷人的孩子懂事早呢，安佳的一席话，扣子便安静下来，乖乖地坐着，一副顾全大局的样子。
　　“写什么不知道？”安佳捋捋头发，在我旁边坐下，看着我，“就写你最熟悉的吧。”
　　“我熟悉的就是三个饱两个倒吊膀子搓麻将。”
　　“那不是挺好的么，当反面教材。”
　　“可社会责任感呢？哪里去了？我是作家了，我得比别人高，教别人好，人民都看着我呢。”
　　“依着你，教点人民什么好呢？怎么过好日子？这不用教吧？”
　　“得教！告诉人民光自个日子好了不算本事，让政府的日子好过了那才是好样儿的。譬如吧，政府揭不开锅了你一天三顿赞助出一顿行不行？街上有坏人政府的警察管不过来你舍身取义成不成？得跟人民讲清楚，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政府把日子过下去。你想呵，二亿多文盲，五千多万残疾人……容易么？大家伸把手……”
　　“不会让人民得出政府累赘的感觉吧？”
　　“哟，这我倒没想到。”
　　“瞧瞧，我不提醒你你又要犯错误了。”
　　“就是就是。”
　　“想帮政府分忧，用心是好的。但帮忙也要策略，谁没有点自尊心？说出去也是个响当当的共和国，不能拿人家当叫化子打发，咱人民脸上也没光呵，还是多从自豪骄傲什么的入手。”
　　“你是说写古代？”
　　“我看可以，写古代人民的改革创业，劳动爱情。”
　　我扬起脸怔了一会儿，抽了口烟：“现在这国家是哪年成立的来着？”
　　“四九年吧。”安佳说。
　　“四九年以前是谁？”
　　“好象是台湾那帮人。”
　　“这帮人不能写。”我深明大义地说，“写也不能夸他们。再往前呢？”
　　“再往前好象是一帮梳辫子穿马褂的。”
　　“对对，我想起来了，那帮人的头是老娘们儿，跟咱们好象还不是一族。外国人不能写。”
　　“再往前我也弄不清了，好像全剩下书生小姐皇后附马黑头白脸什么的，话说的跟咱现在都不是一个味儿，动不动还爱甩袖子跷靴子唱两嗓子。”
　　“我看咱还是回来吧。”我说：“古代净是有钱人，咱从来猜不透有钱人的心。”
　　“非得教人民学好么？”片刻，安佳打破沉默问。
　　“非得！”我说，“我是铁了心要宣传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叫他们都别管自个积德行善这辈子倒霉下辈子享福。”
　　“你这是不是有点玩世不恭？”
　　“那我不这么着又怎么着啊？仔细想呵，要不号召大家奉献，让自己吃亏蔚然成风，我怎么占便宜？”
　　“政府说过这话吗？别忘了政府可是为人民的。”
　　“当然，要不我们作家干吗？就是让我们把那一说就炸一说就翻脸的话拐弯抹角柔声细语地对人民呢喃着。”
　　“敢情这跟文学没什么关系。”
　　“文学？什么文学？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多少钱一斤？”
　　“连文学都不知道。你不是要当作家吗？”
　　“我是要当作家，当作家和文学有什么相干？你真该好好学习了。”
　　“我又不当作家我学那干吗？”安佳站起来，走回扣子身边，继续给她喂已经凉了的粥，“不管你了，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这个问题不弄清我没法写。”我终于给自己找了充足的理由离开书桌，一边看着扣子吃饭一边逗她，认真对安佳说：“糊里糊涂地动笔，费劲不说，一不留神搞成文学那才后悔莫及。”
　　晚饭后，太阳已经落下，天仍然很亮，院里马路上都是摇着扇子散步的男女。
　　吴胖子站在他家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拿着一架儿童望远镜四下了望。
　　他的镜头内先是一个少女又说又笑的妖嫩的脸庞，接着是一个皮肉松弛的老头子……一群腿跨在自行车梁上双肘俯在把上头凑在一起抽着烟聊天的半大小子……两个对脸站着推着儿童车的少妇，然后，我的脸被人的镜头捕捉住了——那是一张深沉的脸，双唇紧闭，额发凌乱，两眼茫然，眉宇似有无限心事。走走停停，寻寻觅觅。
　　吴胖子转身回屋，迅速地倒了杯凉水，奔回阳台。此时，我已经走到阳台下，他稳稳地瞄准我将杯里的水倒下。
　　我蓦地停住，悲愤地仰起头，吴胖子在他家阳台笑得前仰后合。
　　“你这同志怎么这么没公德？你是谁家的孩子？”我在下面指责他。
　　他只是咧着大嘴呵呵笑，一边招手：“上来，你上来。”
　　我抖了抖身上的水，拐弯往楼后门里走，正碰见拎着竹椅去乘凉的吴胖子他妈。老太太一见我愣了一下，瞅天：“怎么，落雨了？”
　　“嗯，落了几个雨点，全叫我赶上了。”
　　我上楼，吴胖子家门没锁，推开进去，吴胖子还在阳台上了望着呢。
　　“又看什么呢？”我穿过房间走上阳台，“天这么亮，打立杆的都还没到位呢。”
　　“不是我发觉你们怎么一个个都那么深沉，遭了雹子似的。”吴胖了放下望远镜笑着对我说。
　　“今儿除了我还有深沉的？”
　　“你看呐。”吴胖子把望远镜递给我，叉着腰抽烟，指给我看对面楼上。
　　我举起望远镜瞄向对面一扇窗户，只见刘会元躺在床上看书，遮着脸一动不动。
　　“给他打一电话，叫他过来。”
　　吴胖子回屋拨电话，我继续看着刘会元。只见他从床上翻身坐起，走到另一间屋子接电话。
　　“你是刘会元吗？”我听到吴胖子拿腔拿调地说，“我是那个《婚姻与家庭》杂志的，准备采访你……”刘会元在那边换了只手拿电话。
　　“听说你离婚了，非常痛苦……”
　　刘会元抬头看见了我，我冲他招了下手，他回头飞快地对着听筒说了通话。
　　吴胖子在这边哈哈大笑：“不要那么粗野嘛刘会元同志。”
　　接着换成正常声音说：“你过来吧……有什么事呵，不就是看本破书么，我们这儿对你的一举一动都了解的一清二楚，快过来呵，等着你。”
　　吴胖子放下电话，拉开屋里的灯，打开电视，拿着遥控器选着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上停住。
　　刘会元磨磨蹭蹭，又看了两页书，拿了盒烟，带上门出去了。
　　我也从阳台回到屋里，就手把望远镜扔在沙发上，站在吴胖子的组合柜前挨个拉柜门拉抽屉翻看里面的物什。
　　“你怎么有这毛病，到人家就乱翻。”吴胖子一边看电视一边说。
　　我翻出一个精致的工艺打火机，拿在手里掂量着，啪啪打着火。
　　“这打火机怎么跟我刚丢的那个一样？”
　　“什么你刚丢的，这是我哥儿们从汤加给我带回来的——搁下。”
　　我用这打火机点着一支烟，在吴胖子旁边坐下，“送我啦。”
　　“不成，我就这一个。”吴胖子探过身来抢，“我们这打火机是有意义的。”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我躲闪着，到底还是被吴胖子把打火机抢走。
　　“我送你一件衬衫吧。”吴胖子说，“小领圆摆你穿一定好看。”
　　“你穿过没有？”
　　“就穿过一次，水都没下。”
　　“是，你穿半年不下水，都能再揭出一件衬衫了。”
　　刘会元进来，进屋就说：“敢情就你们俩，我还当三缺一呢。”
　　“你来了不就三缺一。”吴胖子指使我，“你去到我们家对门叫一下丁小鲁。”
　　“这事都应该你去。”我批评吴胖子，“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别养成指使人的毛病。”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斤斤计较？”吴胖子站起来，“那你们搬桌子铺毯子拿牌。”
　　“一点亏都不吃。”刘会元手指点着吴胖子说。
　　我和刘会元搬桌子摆椅子铺好毯子，把一盒麻将牌哗哗倒在桌上，从里往外拣“混儿”。
　　吴胖子丁小鲁一边说笑着一边进来，我们看见于观也跟着进来，便冲他点头：“噢。”
　　“你们打你们打。”于观又拉了张椅子坐在一边，“我给丁小鲁看着牌。”
　　大家坐定，码好牌，立好规矩，开始玩。
　　“最近干吗呢？”我打出一张“风头”，问于观，“老没见你。”
　　“惭愧，不值一提。”于观帮丁小鲁打出一张牌，冲我道：“说出来臊人。”
　　“人现在写小说了——碰！”丁小鲁忙不迭地碰出三张“白板”。
　　我和刘会元相视而笑。刘会元说：“咱怎都混得这么惨呵？”
　　“怎么，你们几位也开始写小说了？”于观笑着说，“不至于吧？你们几个不是混得不错吗？”“红中！我这字头没完了。”吴胖子直起腰抽了口烟，对于观说，“不行啦，生意不好做啦，你没听说吗？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转进文艺界了，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国家也是没法办，临街房都开铺子了，实在没法安置了，给政策吧。”
　　“咱这些人也是。”于观点头咂嘴地说，“明知道寒碜可也得干，老吃闲饭心里有愧呀。”
　　“唉。”我颇有同感地吧口气，“逼良为娼呵。”
　　“你这话我可不同意。”刘会元打出一张“九筒”，整整牌说，“再脏再累的活儿总得有人干，咱们不干就得有别的倒霉的干，你忍心么？”
　　“就是就是。”大家一齐赞同道，“反正咱们也好不了，就让咱们粉身碎骨吧，能少一个青少年下水咱们也算值了。”
　　“别人瞧不起咱们也就算了。”刘会元激动地对我说，“咱们不怨命，怪咱自个，谁让咱小时候没好好念书呢，现在当作家也是活该！但咱们不能自个瞧不起自个，咱虽身为下贱，但得心比天高出污泥而不染居茅厕不知臭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不过我就是难过。”我含着泪，泪眼婆娑地胡打出一张牌，“我从小那么有理想有志气，梦里都想着铁肩担道义长空万里行，长大了却……现实真残酷……”
　　我泪滴下来：“我爸要活着，知道我当了作家，非打死我。”
　　“你别这样。”吴胖子也红了眼圈说，“你这不是让我们兔死狐悲么。”
　　“都怨我。”我连忙拭去泪，强颜欢笑地说，“打牌打牌。咱们不说这丧气话，说高兴的，前天我上街拣一钱包。”
　　“对不起，我和了。”我刚打出一“三条”，丁小鲁不好意思地慢慢把牌推了。
　　“你们打算怎么写？”第二圈牌时，于观抽着烟问，“我是说玩什么主义？”
　　“我们是准备忧国忧民的。”我代表那哥俩儿回答。“撞车了不是！”于观说，“我们哥儿几个也是准备忧国忧民的。”
　　“没办法。”我拆了一对“幺鸡”说，“谁让咱跟了共产党这么多年，一夜夫妻还百日恩呢。”
　　“上了岁数学新派也难。”刘会元也打出一张“幺鸡，跟熟张儿吧。”
　　“可中国也就咱们这几个孤臣逆子了，虽九死而不悔。”我的牌按倒，“哥儿们上‘挺’了呵。”
　　“忧国忧民难写。”于观说，“哥儿们写了七篇‘正气歌’看着都跟骂人似的。”
　　“可不。”刘会元盯着牌说，“倒霉事一写一串串的。都知道有病，缺的是药方子，给国家开药那可不是玩的。”
　　“我说你们都忧国忧民是不是单调了点。”丁小鲁打出一张“二万”，也把牌按倒，“是不是分几个出来搞点现代派乡下嗑什么的。”
　　“乡下嗑我倒能唠百十万字。”刘会元也趴了牌说，“六八年我插过俩月队，乡下那点龌龊事听过见过也干过。”
　　“那你改唠乡下嗑得了。”我说，“不就是野合私奔吃不上饭下不来炕让支书操互相操那一套城里人不干的事全糊乡下人脑门子上反正乡下人也不认字。”
　　“乡下人不认字城里人瞧新鲜。”吴胖子也趴了牌产，“故事一律发生在黄河边高土坡饶用笔操了人还得夸你有历史感。”
　　“都上‘挺’了。”我紧张地盯着每个人打出牌，用力拎起一张牌，嘴上喊着：“自摸！”
　　“自摸！”所有人都喊着，满怀希望地用力摸牌。
　　“自摸！”刘会元“啪”地把刚摸的一张“七条”亮在桌上，随后把自己趴着牌立起来推倒，“收钱。”
　　我一边交钱一边对上家的丁小鲁说：“你手也太紧了，一张牌也吃不着你的。”
　　“我又吃着谁的了？”丁小鲁笑着说，“下回喂你点香的。”
　　“谁也不指了。”我码着牌说：“永远自摸。”
　　“你倒是写不写乡下事？”吴胖子问刘会元，“你要不写我可写了。”
　　“让给你了，你不就憋着拿你爷爷奶奶开涮。”
　　“我不同意吴胖子写乡下事。”丁小鲁说，“他那语无伦次的劲儿不如改现代派顺茬儿。”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刘会元对丁小鲁说，“人就好写裤裆底下的事。”
　　“那就单开一路吧。”于观说，“当性文学专家。”
　　“行啊。”吴胖子笑呵呵地说，“现代派加性文学——瞧好儿吧。”“就剩咱俩忧国忧民了。”我冲于观笑着说，“他们都奔高枝儿了。”
　　“不，我也不忧国忧民了。”于观摇着手笑着说，“我‘垮掉一代’得了，整点反社会文化的，逆风千里。”
　　“那多不好呵，到时候我们台上戴红花你台下挨批判。”
　　“没关系，繁荣文艺么，那多热闹。到时候你们千万别客气，照死了打棍子，拿出那势不两立深恶痛绝劲儿——一打棍子我就名扬天下了。”“数他机灵。”吴胖子说，“我们不，我们就照死了夸你，说你是毛委员派来的。”
　　“我让你们夸都找不着下嘴的地方。”
　　“我们可以牵强附会。说你其实很善良很纯洁，不平则鸣爱之深恨之切么。”说到这儿，吴胖子掉脸对我说：“我发觉咱们还缺一个搞评论的，专业淘井的。”
　　“这里闲人就剩丁小鲁了。”我看丁小鲁。
　　“好吧，那我就扮这搞评论的。”丁小鲁说，“不过你得凑钱给我买点洋书看。”
　　“没问题。”我说，“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就算是义赛，赢的钱全都捐赠给丁小鲁置洋炮。”
　　那天夜里，我们玩了一通宵。夜里两点，安佳找来了，叫我回去。我说你别打岔，我们这儿切磋艺术呢。然后我们把刚才的决议和分工告诉了她。安佳听了十分不乐意，说净欺负我们方言，好事没他，倒霉的差使老轮着他。我正色训斥安佳：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大家派我当文人是大家对我的信任，也是我的光荣。这几个人里拍马屁的工夫就数我到家，这么重大的事情换个生手干我还不放心呢。
　　“我倒不是不想让你当御用文人。”安佳说，“问题是养狗还得管饭呢，没有白使唤人家的。你现在骈和上边商量，如果上边答应好好养你，给政治待遇给房子给津贴，你当大茶壶我也不管。”
　　“咱不是得先作出点成绩人家才能给好脸么？要不怎么巴结得上，万一你大奸似忠呢？得给人时间观察。就说养狗这道理你不也得喂一阵儿才能看出是忠心耿耿的看家狗还是喂不熟的白眼狼。”
　　“贱！”安佳白了我一眼，“你这叫贱！”
　　“我就贱了，怎么啦？”我一挺胸脯，“贱得光荣！我不怕骂，我又没贱外人，自个的国家，当孙子我都干！”
　　“你们小公母俩也别吵了。”吴胖子拉架，“安佳呢，的确有苦衷，方言呢，也是大义凛然烈火金钢。”
　　“你不知道。”安佳泣诉，“我们家除了孩子还能一天三顿，剩下总共五顿饭，我们俩就得抢，谁动作慢点，有一顿就得抗着。我不是反对拍，拍你倒是拣个有钱的拍呀？现在纯粹是穷拍。”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蹿了起来，“还有没有原则？国民党给你钱你也去拍？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什么的还讲不讲？”
　　“你们俩都有理，都没错——我错了我没理还不行？”吴胖子急赤白脸地说，“我混蛋我不是人，你们全他妈是好人老实人受欺负的人。”
　　“我看咱们也别让方言为难了。”刘会元说，“咱抓阄算了。谁抓着什么就玩什么，也别争也别躲。”
　　“同意同意。”于观和丁小鲁附和。
　　于是我们弄了五个阄，分了五个主义五个流派，搁刘会元手里摇了摇，一齐扔桌上。
　　大家纷纷下手抓，抓到手里打开，于是文坛新格局从此确定。吴胖子和刘会元对换，他写乡下事刘会元现代派加性，我接了于观的衣钵重点写社会，丁小鲁接了我的位子当文人，而于观改搞评论了。
　　“就这么定了，不许换了。”刘会元说：“大家回去分头发奋吧。”
　　黎明，一轮红日在窗外群楼之间冉冉升起，把阳光洒向人间。大家互道珍重，握别而去，相约记住这日子，二十年后再相见。
　　“还是这点儿，还是这地方，到时候咱们不玩麻将了，举杯赞英雄，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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