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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吴胖子刚起床，穿着大裤衩露着一膀子肥肉叨着咽趿拉着鞋来给我开门。“哟，你还活着，我还以为警察已经为民除害。”
　　“昨晚给你的快件收到了？咱哥们儿好事净想着你吧？”
　　“蛋，你也不先打个电话问问我媳妇在不在家就直接把人悠过来了。万一我媳妇突然回来撞上，你不是破坏我们家庭幸福么。”我笑着把饭桌上的牛奶瓶拿过来揭开盖对着嘴喝：“惊喜交加是么？没以为是狐仙什么的？”
　　“哪有那么胖的狐仙？”吴胖子也笑着说，“你丫也就能给我发点家常妇女——那胖闺女哪有点仙气，那么阏朵天还热腾腾的。”“你不是爱吃大肥肉。”我喝光牛奶把瓶往桌上一暾，笑着四处打量，吴胖子找你干吗？”
　　“没事，一帮战友找我玩来了。”
　　“蛋，战友找你干吗把我们名字住址全登记下来。”
　　“还说来呢，你们知道警察在我家也不说在门口等着我告我一声，让哥们儿来个措手不及一进门就现了个眼。”
　　“人家警察明戏，还不知道迷匿？放我们走时就交待了；‘谁要不回家跟楼门口这儿晃让我看见可没轻的。’——警察找你干吗？”“有个案子他们破不了啦，找我给拿主意。”
　　“你就牛×吧，大枪顶脑门你丫也忘不了牛×。”
　　我笑着比胖子卧室走。吴胖子在后喊：“你要干什么把人带走回家干去，别在我这祸害。”
　　“我还偏在你这儿祸害，出了事就说你提一阵宿。”
　　胖姑娘已经穿时衣服低放大坐在床边，见我进来就喘粗气。“怎么啦赫本？别那么激，你就把我当个普通中国人。”
　　“你别碰，有话好好说话，手没地儿搁就揣兜里。”
　　“哟哟哟，跟女神的，干嘛呀，装什么客气。”
　　“别过来，再走一步我从窗户跳下欠了。”
　　“怎么回事？我这是碰见谁了，克里姆林宫卫队长还是唐塔医生——跳呀，你不跳你都对不起我。笑着走过去，抓住胖姑娘两肩，她也反手把两只圆滚滚的手臂搭在我肩上。我们进进退退，搭着架子较量了几个回合就象一对摔跤手。胖姑娘一定是石匠的女儿，真有把子力气，脚下使了个绊，两臂一发力竟把我悠了出欠，重重地摔在床上，床板一阵咔啦啦地响。吴胖子听见动静冲进来，恳求地对我说：“你总不能在我家搞强奸吧。”我艰难地从床上下来，揉着屁股看着胖屁股看着胖姑娘敬畏地说：“我怎么碰上一个玩跤的。”
　　胖姑娘一脸凛然，向后甩甩头头，吊首望天。
　　“你也太生了。”吴胖子看着胖姑娘的脸色对我说：“人家赫本正生你的气呢，你都看不出来。昨晚那么晚你把人家一个人扔在小树林里，要是碰见坏人可怎么办？换我也得恼你是不是赫本。”“别叫我赫本。”胖姑娘气冲地说，“你也不是东西，我这么喊，你都不进来，你还是不是男子汉？”
　　我看着胖子笑了：“得，赫本同志看望了。”
　　“你别走。”吴胖子笑着说。
　　“算了，我也看出这没我什么事了。”
　　“他不走我走。”“你起吧。”“一帮流氓。”胖姑娘厚着脸一阵风地冲出去，“哐”地摔上门。“你瞧多不好，我对吴胖子说，“人家把咱当流氓了。”
　　“咱们什么关系？她什么关系？能为娘们晒哥们儿么？”吴胖子满面油光地呵呵乐。”她不走我媳妇往哪儿安。”
　　吴胖子张罗着给刘会元他们打电话，找人来“摸两把”。我问他中午管不管饭？他说“自然谁赢谁请。”刘会元他们来了，吴胖子告诉他们刚才我“玩跤”的事，大家乐不可支。接着他们又问我昨晚警察找我干吗？我说没事，警察也闷慌。他们又问我新娘子长得如何，我半天没反应过来，后来“噢噢”地说“早忘了”时志们玩到中午，去食堂吃了些包子，他们还要接着玩，我说我不能玩了，下午还有事。“你能有什么事？还有什么事比玩牌要紧？”我说是一个约会，并猥亵地挤挤眼。大家笑起来：“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拦着你了。”
　　我从吴胖子家出来，乘上地铁。地铁车箱很暖和，我手拉吊环几乎站着睡着了，列车到站也没察觉，过了好几站才猛然警醒，连忙下了车。我跑上地面，站在街上拦出租车，来往的出租车很多，但没一辆停下来。我走过两个街口，看到路边停着几辆出租车就上前问，几个司机是拉包月的，唯一接连散座的说他要收外汇券。我说知道知道坐了上去从兜里拿出一沓外汇券给他看。司机把车开上马路，路上对我解释他不是歧视人民币，是他今天的外汇任务没完成不得不如此。现在一些长住北京的外国人也油了，坐车不付外汇券拿外汇去黑市倒，大伙儿又是那么需要外汇买洋货急得都疯了，就差组织义和团砸使馆了。大陆人不得不委屈些。其实他也挺有气挺看不惯。我浮着一脸假笑坐在后座点着头，脑子昏沉沉地只想倒头睡。我知道我这会儿不能糊涂，呆会儿的谈话必须头脑清醒，另外对这慈眉善目的司机也得防着点。我要这会儿睡觉他敢拉着我上八达岭，最后搜走我所有的钱弄不好连大衣也得扒走。司机还在唠叨，其实人也是不开壶，放着现成的外汇不挣，那么多身强力壮老外在中国住着，同时又有些女青年无所事事过着毫无贡献的生活是吧识，开放嘛搞活嘛旧的束缚人思想的老观念不打破怎么行？你很爱国很有忧患意，你是个异想天开的好人；既然是人你只好认倒霉，我没有外汇券只能给你人民币。车到了我去的饭店门口，我把那沓外汇券的上面一张拿开露出底下的人民币。你不干不让我走也行，随你把我拉到哪儿，你们车队公安局“五四三”办都可以，反正我没外汇券。化一的这张螨不能给你，因为我还得截长补短地坐出租，我撕票要找钱一样不少，要不我就嚷嚷，你要嫌太亏太不上算受了驴好心没好报——你打我一顿得了。
　　我下了出租车，向饭店门里走去，对衣着华丽的门卫说找高晋，米卫点点头让我进去。天色玉霾，饭店大厅开着灯，站立走动的人群神怠倦，总服务台墙上挂着两排石英钟，分别指着世界各地此刻地不同时间时一间间不同陈设情调备异的豪华的中西餐厅，酒吧灯火通，桌上摆着精致的餐具虚席以待，使人穿掌而过时有一种昼夜不分的懒洋洋感觉。二楼天井四的回廊宽大空旷，地面墙壁光可鉴人，每个拐角都放着沙发和盆栽植物，穹顶上是纵横交错的钢梁，上面覆盖着茶色玻璃高大得象体育馆。办公室在角落的一个包着皮革的小门里，里面是Ｔ字型的狭窄走廊，天花板低至头顶，灯光昏暗，每扇小门紧闭象负人一般船的船舱。高晋不在他的办公室。每间办公室的门都锁着，敲门没人理。我从办公区出来，找着一排电话拿起来要总机呼叫“高总”，他的人在分楼走廊上等他。天井下是一个堆着假山挂着瀑布栽着竹林种着槟榔和芭蕉，座位散布在山石树林之中的大咖啡厅，荫影重重，乐声似及，森然之气凛凛上升时楼回廊上不闻人声，唯有观光电梯不时载着一箱箱衣着鲜艳的客人快速无声地滑上滑下。高晋穿着一身黑西装从回廊另一侧出现，沿着长长的红地毯向我走来，面无表情地和我打着招呼：
　　“你不是来吃饭吗？我一直在等你，看你总不来我就先去吃了。”我说我吃过了，在外面吃了点，我问他是不是很问他是不是很忙。他说你也不用怕打扰我，再忙谈会话的时间也有。他转身往天井下咖啡厅看看，凝视着我问我是不是到下面“坐着谈”。我说随便，“这是你天下”。
　　他转身向楼下走，我跟着他来到楼下咖啡厅，我们在一个角落坐下。硕大的咖啡厅几乎空无一人，垂手侍立一旁的女招待远远见我们坐下忙急急走过来。高晋拿起饮料打开问我喝什么，我说随便。他说你“点”，我说都有什么他说什么都有，我说那来罐啤酒吧。“我来一瓶矿泉水作”他对女招待说，合上饮料簿，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眼睛里的黑瞳仁一动不动。“警察昨天来我家了，打听高洋……”
　　女招待送来啤酒和矿泉水，揭开盖，分别斟进两只杯子，然后退下。“你知道他最近的消息么？他干了什么？”
　　高晋喝了口矿泉水，放下杯子，抿抿嘴。“他死了，警察来我家通知我父母发现了他的尸体。”高晋的眼睛看向别处，“尸体已无法辩，是通过他身上的一个旧复员证查明身份的。”
　　“不是刚死？”“不是刚死”，高晋看着我摇着头。“据警察说尸体已经完全腐烂掉了，只剩一具骨架子，脑壳也不知掉到哪里被什么野兽叨跑；幸好复员证是塑料皮，里面的字迹和像片还能依稀辨认，什计起码死了不下十年。”
　　“就是说当年传他去菲律宾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死了——
　　尸体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云南，滇缅公路靠近保山的荒山野岭中。据说是一个从公路上翻车滚下大坡侥幸没死的司机发现草丛中的白骨。
　　“有咖啡么？”我说，“我想来杯咖啡，我两天没睡觉了。”
　　高晋对远处的女招待作了个手势时女招待走过来。他吩咐女招待来杯咖啡，“浓一点。”
　　“我想他不是自杀吧？”我用手搓搓脸，精神精神。
　　“不是自杀时的脑袋是被什么利器砍去的。”高晋挥手作了砍的手势，“颈骨处有被切断的艰迹。”
　　我身子一挺，送咖啡来的女招待一躲，杯里的咖啡晃动起来，洒出一些在我的分上，女招待放下咖啡窜得不行。高晋盯着她，低声说：“快拿纸来给客人擦掉。”
　　“不不，没关系，反正裤子也脏了，该洗了。”
　　女招待拿来一叠香巾纸，我再时对她说：“没关系，不要紧不用擦，已经渗进去了。”
　　高晋始终用眼睛盯着女招待，她退回自己呆的位置高晋还一直盯着她。“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对高晋说，“你不要难为她。”
　　高晋根本不听我说的话，扬手叫那个女招待过来：“你是哪儿来的？实习的吧？你的服务号是多少？”
　　女招待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脸飞红，低着头不吭声。
　　我连连对高晋说：“算了算了，何必呢，让她走来，我没事。”“不不，你不知道，我这饭店设备是一流的，可服务质置就是上不欠干着急。外国人最讨厌的就是把饮料汤汁洒到身上，我们的服务员又不会说话，道个歉声小的只有她自己能听到。洒到中国人身上我们都会原谅，洒到外国人身上人家可不和，马上就对你这个饭店印象不好。”
　　高晋叫来值班经理，指着那个洒了咖啡的女招待说；“记下她。”值班经理走后，我们继续谈话。高晋问我警察到我家去都问了我些什么。“主要就是问我最后一次见高洋是什么时候在有谁。我说最后一次见高洋就是那次咱们在那个天井院子里吃饭，当时你不是也场？咱们几个和那俩‘罪名’。别的我没说什么，实际上我也记不清那儿的事了，过了这么多年。我记得咱们当年也没干什么，就是挺单纯地去玩，要说那段时间潜藏有引发高洋死亡契机的话，我一点想不起来。”
　　“我也是这么跟警察说的。”高晋用手指敲击着桌面说，“虽然高洋是我哥哥，一些你知道包兄弟一向是谁也不管谁的，他跟你的关系往往倒比跟我密切。他有什么话可能跟你们说却不一定跟我说，譬如女人。”
　　我笑起来，高晋抬眼看我喝了口咖啡：“我寻思着警察大概把我当成凶手了。”高晋看着我，没有任何表示。
　　“警察从我家里拿走一把云南出的刀，刀上有卷刃和血迹。当时他们什么也没说，高洋死了也没说，刚才听你说我明白她们一定以为这把刀就是砍了高洋脑袋的刀。”
　　“到底是不是呢？”我笑。“这刀是高洋本人给我的，第一次从云南回来给我的，你说是不是？一个人怎么能把砍了自己脑袋的刀赠人，这又不是《西游记》。”
　　高晋长时间地看着我，垂下目光欠身拿杯喝了口矿泉水，又仰回椅背看着我。“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高洋先前就去过云南还带回一些东西赠人，我只知道他这人对自然景观没什么兴趣，一向就喜欢在有美酒佳肴漂亮女人享受设施齐全的东南沿海城市混。警察说他死在云南的荒山里时我还纳闷很长时间，在我想象中他就是要死也应该死在其个大饭店的高级套房里死在某个女人的软床上才合理。”
　　“所以说你们名为兄弟，实则早为路人。”
　　“嘀——嘀——。”高晋腰间悬挂的“ｐｐ机”响了起来，他低头按了一下，液晶显示板上出现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人名。“对不起，有人找勾生我得去打个电话。”高晋这点起来，向服务台的电话走去。我看着他打了个电话，和什么人说了半天，随即又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说了几句，放下电话走回来，半路上遇到一个送饮料回来的女招待，他还把人家叫住，指给她看远处喷泉池旁一对刚入床外国男女让她快去侍应。
　　“你还得那用咱们以南边回来后干了些什么吗？”我对高晋说，“警察说我在药店上班后有七天不知去向——他们想是怀疑我那七天跑到云南砍了高洋又悄悄溜了回来。”我笑。“我也不记得我那七天去了哪儿，那时咱们还有来往，有什么事都通气儿，你有印象没有？”
　　“去广州贩衣服？我记得你好象去过广州。”
　　“这事我我也记得，可警察说那是第二年的事，在这之前咱们刚回北京不久我还去过一回，当然他们记得清，咱们得以他们的说法为准。”“记不起来了，我就记得你在前门那个药店站柜台卖‘肤轻松’，什么时候去找你什么时候看见你和收款台的一个女孩儿逗贫——后来搞上手没有？你还一把一把地从药店往外偷避孕套逮谁塞谁，口你所有哥已儿你‘全管了’——你没怎么变？还是当年那副无赖样子。我刚才在二楼第一眼瞧见你就想，这无赖，怎么还是这种样子？你就象这些年被冻在哪儿前两天才化开又上了街。”
　　高晋脸上出现了重逢后的第一丝笑容，他眼睛也亮起来，闪着快活、友好的光芒，他又象当年那个和我亲密的无间的高晋了。我含笑说：“我真是那种样子吗？我怎么记得当年我是个好孩子。”
　　“噢，你始终无赖得够呛，你大概生下来就是副厚脸皮。你花言巧语诱奸了多少姑娘，有时我真想检举你让你吃枪子。”“你可跟过去大不一样了。”我笑着对高晋说，“高总，听着真肉麻，看你人模狗样颐指气使的样子我的心跳都快了。”
　　“我变了么？”高晋整了整西服下摆坐下说，“我倒觉得我没变。我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好比这杯透明、无色的清水靠近红的东西就呈现红色靠近黑色就发暗。”
　　‘ＰＰ机’又响了，高晋嘟嘟嚷嚷地站起来，“没办法，总有人找你，事情太多，在其位就得谋其政。”
　　“你不错，混到这份儿上。”高晋打完电话回来我对他说，“我倒想让人找可没人找，除了警察。”
　　“没劲时高晋又给我叫了杯咖啡，加咖啡加糖替我用小匙搅拌着说，“我够了，从根儿上说我不是一个当官的人。我准备再干一年不干了，我宁肯当个无拘无束的人。”“别别，你还是干，你还能升，你升上去我也可以去跟人牛×：谁谁晓哇——咱哥们儿时好位置咱们也先紧着咱们的缔子——谁干不是干？”‘ＰＰ机’又响了。“我走了，你太忙，以后再聊。”
　　“我送送你。”“不不，千万别送，我自己走挺好。”
　　“还是要送，你别急，等会儿，马上就完。”
　　高晋快步走到服务台打了个电话，女招待把收费单送来，高晋回来广西服内兜掏出一支按键圆珠笔签了个字让她拿走，起身和我并肩往外走。
　　我们路过一排排豪华商店和餐厅。一路上碰到饭饭店工作人员都恭敬地叫着“高总”和高晋打招呼，高晋也恢复了庄重、冷漠的表情。“你还是应该找个工作，有份定收入。你这么混下去到哪儿算一站，你也三十好几的人了。二十几岁浪荡浪荡没关系，三十几岁也勉强，四十、五十——那不成了老荒唐老叫花子。”
　　“我到你这儿当个服务员吧，低三下四我行。”
　　“我不要你，你岁数太大了。如果你真想工作……算好，我不你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问你媳妇好。”到了门口，我和高晋握手特别。“哪天我去看你们。”“认了地儿了以后就常来玩吧。”高晋说，“见着别人叫他们也来玩。”“好的。”我出了门下了台阶站在空场上向门里招手。“等等。”高晋出了门追上来。“关于高洋的事你还是认真点，别到时候公安局真把你当了凶手。”
　　“没事。到时候我就跟他们说那间我一直跟你在一起，你当我的证人。“你要能自圆其说你就那么说。”高晋笑着向我招手。
　　和高晋分手后我没再叫出租车，我决定给自己省些钱，反正我也没什么要紧事了。我顶风走了很远才找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我对这一带不熟，几年前这儿还是一大片菜田。新盖的楼房上去都差不多，楼群间的马路也一模一样没有路标很容易转向，就是这个公共汽车站牌标的路线我也陌，站名不是“店”就是“坟”，一看就是往更远的郊外去。我想我还是打听打听别贸然上车。一个等车的妇女告诉我，这路车乘两站下来可以换另一路开往城里的，“想进城只能这么坐，附近没有别的车。”于是我便按她的指点辗转乘车。郊区车车少人多，车速也不高，等我进了城正赶上下班高峰，每辆公共汽车都挤满穿厚大衣的人，没劲儿根本别想挤上去。我站在昏暗、人群熙攘的街上困极了，只想找个地方睡一会儿，等下班高岿过了再继续走。我知道现在去张莉家不合适，但这一带我能想起的只有她。她一见我果然又吃惊又不合适，但这一带我能想起的只有她。她一见我果然又吃惊又不安，她丈夫马上就要回来。我涩着眼睛对她说：“让他一会儿占了我吧。”径自走进没开灯的卧室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睡的很死，连张莉进来给我盖上毯子也不知道。我暖烘烘醒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屋里静悄悄的，我以为已是半夜，看看墙上夜明灯在黑暗中“哒哒”走动的电子石英钟才知道睡了不到一时。我起床来到外屋，张莉正和一个魁梧的男子对桌吃晚饭。看到我，那男子停止咀嚼和我打招呼，问我怎么睡了这么会工起来了，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点”。“不啦。”我说我不吃这就走。“你行吗？”张莉问我，“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没有，困的——绝不是病。张莉丈夫坚持留我吃晚饭，我婉言谢绝。“你这么盛情我下回就不敢来了。”张莉丈夫见我非要就叫张莉送送我，关切地对我说：“不行别硬撑着。”我说：“没事，叫出了门。张莉送我到楼门口。在黑暗的楼梯上对我说：“今天太不凑巧，要不明天你再来我下午补休。”我说再说吧“我得闲给你打电话。”街上人已稀少但地铁列车仍趟趟挤满人。我在一帮民工满车箱堆着的铺盖倦间找了个落脚的地方，一边打瞌睡一边想着刚才做的一个梦：我们在那个天井院子里坐着进餐，大家在笑在喝酒，还是那些人不过我的位置换了。我坐在乔乔的另一边而汪若海坐到了乔乔那一边，这样我对面就不是高晋和许逊而是高洋，高洋旁边也不是卓越而是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的脸罩在夺目的光晕中，只有颈以下的带条纹的高级衬衣历历在目，随着吞咽和大笑起伏着。在梦中我曾试图看清他的脸，但无论我怎样贴近去看，也只看到明亮的一团略呈人脸的轮廓——五官模糊。梦境是支离破碎、时空混乱的，像一部可以随时快进快退的录像磁带。我们从餐桌上起来，退回到餐馆门口眉飞色舞地大声争论要不要进这个阴森的餐馆；我们又退回到纵横交的小巷子成群结伙地瞎逛，吃酒有巧克力碎末的因融化而软绵绵的蛋卷冰激凌。我发现这个阳光遮脸穿条纹衬衣的人从一开就在我们一伙中，跟我们瞎逛，跟我们站在餐馆门口的水泥电线杆旁，一声不响却相当清晰、不容置凝地在每一个情景中在人中牢牢占据一个量眼的位置。我们在满地绿苔的天井中的湿漉漉的铁桌旁就座时他就坐在我对面高洋旁边，处于一束明亮的光线中，我相信在梦中包走进餐馆一度处于四周楼房阴影之中时我看清了他的面目，但此时怎么也回想不起来，在梦中那个明亮空洞如多层大戏台的餐馆正楼始终占据了相当庞大的空间，几乎挤掉了其他人，物的合理的位置，使他在我视野中总是被遮挡、压缩、重叠，因而朦朦珑珑，人影不清。我越是仔细去想，梦境中的人物越是模糊、淡褪，不合逻辑是交织在一起，像用粘满油的手从水里抓一条滑溜溜的鱼有力使不上眼睁睁的看着它从手里一点点滑掉消失在水里。最后这个梦境唯一留下的较鲜明的场面，就是高洋不停地对那个无脸人说着话，在他身后那个门窗洞开的楼阁犹如一只不动声色的巨眼或一个极度扩张的大口充斥空间。
　　我不知道这个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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