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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两个我认识的姑娘从远处走过,我跟她们挥了挥手。于晶用下颌点着那两个远去的姑娘问:
  “过去你也常常带姑娘和你那帮哥儿们玩?”
  “常带。”
  “你们互相交换吗?”
  “不,怎么这么说。”
  “你们,你和那些女孩子睡过觉吗?”
  “没有,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们只是一起坐坐。”
  “你说过你不在乎。”
  “我是打比方。我没和女孩子睡觉不是道德上有什么禁忌,而是我还没有爱上谁。重申一遍,我不是流氓。一个人,就算他挺无聊,也不见得就非是个流氓。一个锅盖不能扣到所有锅上。”
  “不知怎么搞的,石岜。”于晶说,“和你那些朋友在一起,总觉得我们象一对野鸳鸯。别人,那些行人、服务员看我的眼光也使我觉得自己不正派。”
  “我还以为你喜欢在街上逛来逛去呢。这样吧,以後到我家去。”
  “你那个家和街上有什么区别,更臭。”
  第二天,我打电话约于晶出来时,她不肯了。
  “我不想出去了。我们快毕业演出了,排练很累,天又那么热。”
  “我去你那儿。”
  “不不,你别来。你这段时间不要来了,我没事会给你打电话。”
  “你烦我了是吗?”沉默了会儿,我说,“腻了?”
  “是的。”她低声说。
  我给车站问讯处打了个电话,问清去青岛的车次,然后把盥洗用具和换洗衣服塞进手提袋,出了门。
  在街上商店里我买了架减光镜,一顶遮阳帽,想到脚上的鞋涉水不方便,又进鞋店买了双高跟鞋穿上,拎着旧鞋出来扔进垃圾桶。
  到了火车站,车票已售光。我买了张站台票,一个在车站值勤的警察朋友把我送上车。车厢里人很多,我补完票站到天津才找到座。一坐下,我趴在小桌上就睡着了。列车运行了一夜,停了很多站,很多人上来,我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不时有人捅我问旁边有没有人,我迷迷糊糊一概说有。
  早晨,车厢里已充满腥潮的气息,海开始在远方闪烁。很快,海水布满视野,舰船点点。平房、楼厦渐次密集,列车驶进市区。
  我去旅店介绍处去看了一下,到处客满,只能住浴池,便去大姐家里。姐姐姐夫都去上班。她的儿子放暑假在家,引一帮小朋友在家折腾,看我来了便冲我翻白眼。他去年到北京玩我对他很凶,他记了仇。我也不理他,放下东西就出来。这座殖民时代建造起来的城市,街道两旁都是陈旧的异国情调的洋房别墅,寂寥静谧的花园草坪。迎面走来的年轻人都很时髦,穿着各式便宜漂亮的舶来品。我走到海边马路,视界顿开,五颜六色的帆舨在蓝色的海面下轻快地滑行。海滨浴场沙滩上趴满来自各地的旅游者和疗养者。那些童话般的彩色小木屋已拆除,代之而起的是比肩紧簇的尖椎、帆、蘑菇型钢筋水泥更衣室。在夏日强烈阳光下,那些粉红、果绿、乳白、米黄的屋顶衬着蓝天白云、清澈的大海分外醒目。沿海边开张的豪华餐厅、咖啡厅比比皆是。整条街自由市场里水果、海货、瓷器和草编织品堆积如山。晒得黝黑、健康快乐的外地人吵吵嚷嚷地大把钞票抢购。我拐进浓荫蔽日的浴场路,穿着泳装的少女仨仨俩两吮着冰糕来回溜达,挎着救生圈的孩子成群结对光着脚丫打闹跑过。我在路边小摊上喝了两碗冰冷可口的当地特产啤酒,租了条裤叉穿上,踏上滚烫松软的沙滩,一路走向大海。
  高大有力的波浪一道道涌上沙滩,戏水的孩子们被抬起,放至更高处。海水晶萤耀眼,鼓噪抖动,我急急扑向它,一道长长的浪涌来,我全身浸浮在泛着沫的凉沁海水中。我挥臂向海里游去,随着一波波涌至浪尖,又随着后泻的涌势,滑向另一道浪尖。很快我游离了喧嚣的浅海,弋在潜不见底的深海。岸上隐隐传来警告涨潮,要游泳者返回的广播声,我丝毫不予理会。其实,逆潮行进,人借涌势,最轻快不过的。我迅速地游动,四周已不见人头,只有此起彼伏的蓝色波涛,一望无垠的汹涌海面。我越过防鲨网的白色浮标,继续游向外海。海面愈开阔,海水愈明净,流霞漾彩,光华炫耀。游到一处海岬,我看到另一个海湾里舰船林立的桅杆;热闹拥挤的海水浴场;市区鳞次栉比的红楼绿树。温暖的海面下有寒冷彻骨的暗流出现。我掉头往回游,才发现自己游得太远了。我缓缓地往回游着,感到身体一点点沉重起来,从昨天下午在北京上车我就没吃什么,又喝过酒。外海无穷无尽涌来的波涛追逐着我,把一个个冰冷的浪头砸在我头上,一次又一次将我覆没灭顶。我仓惶地边回头边拼命游,惊恐地感到腿肚子硬结了,就是说,要抽筋。我不得不放频率,又游了很长时间后,我绝望地精疲力尽了。沙滩仍是那么遥远,穿着点点彩色泳装的肉色人群无声无息地活动,象是另一个快了尘世的人们,蓝汪汪的海水无情地隔开了我,万籁俱寂,我沉了下去。我觉得自己变成一条鱼,在蓝蒙蒙的水里斯肆意潜游。“嘟嘟嘟”,一条漆着救生字样的海军汽艇翻着浪花驶来。甲板上的水兵用半导体喇叭冲我喊:
  “你他妈找死啊,怎么游到防鲨网外面来了?”
  我的欣慰立刻化为愤怒,踩水昂头冲他们喊:“你他妈管着吗,老子愿意。”
  “喂,”水兵又喊,“你要是不行,就上来。”
  “走你的吧,你们那破艇的推进器搅的老子直呛水。”
  “真他妈不识好歹。”
  水兵们骂骂咧咧地把汽艇开走。
  骂了一通,我觉得来了劲头,重新自如地游起来。游过防鲨网,我已再次信心十足了。身旁左右开始陆续出现忽隐忽现的人头,嘈杂的人声近了,沙滩上或躺或坐的男女清晰了。当我踉踉呛水走上岸时,心里充满欢了。我吃了一通冰激淋,躺下晒太阳,晒得灼热了,再次下海。这样,我晒一个小时,下海游一个来回;游一个来回,晒一个小时太阳;当然,我没再次越过防鲨网。
  黄昏,我换好衣服走在退潮后镜子般光亮结实的沙滩上。夕阳停在市区上空,将血红的投影掠过层层叠叠的楼房,纵贯海面,射在我脚下。一家电视台的人扛着摄像机在拍海滩夕照,喝令我走开,我理也不理他们。一个人跑上来好言相劝,我才让开。
  回到家里,姐姐姐夫已做好饭在等我。我也确实饿了,把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又吃了半斤凉饺子。饭桌上,姐姐就开始唠叨,说我这么大岁数还在晃荡鬼混,一点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晒得象个煮熟的螃蟹;饺子不热热就吃,也不怕生病,现在夏天食物容易变质。我给姐夫烟,她也不高兴,说我抽烟她都不赞成,现在世界上肺癌发病率如何高。我说少费话,我又不是你儿子。
  那些天,我整日泡在浴场游玩。在风景如画的疗养区从黄昏淌徉到半夜,临海揽胜,望着璀璨灿烂的星空想入非非。海边那些咖啡厅入夜都举办喧闹的舞会。山上的露天剧场、体育场也夜夜有“消夏音乐会”,音乐声、歌声飘荡在粼粼海面。隔海可以看到商业区明如白昼的夜市里熙攘晃动的人影。有时我也去一间格式象客船舱的咖啡厅舞场坐坐,我和那些水手装束的女招待混熟了,她们知道我不会跳舞,只是进去坐坐,便不收我的费。小城市有些地方比京城要自由些,没那么森严的等级。这个舞场是给中国人开的,附近宾馆里闲得无聊的外国人也常来光顾,很随便地和中国人结对跳舞,喝酒聊天,使我觉得有趣的是,多数外国人的舞(包括迪斯科)跳的并不如我们同胞潇洒和花样翻新,我很为我们的姑娘自豪。好象谁说过,她们到欧洲访问,在迪斯科舞场扭秧歌,走花鼓灯,甚至拉上大圈跑旱船,使在场的外国青年大为倾倒,竞相模仿——于晶说的,我脑子里闪了一下,接着,完全被回忆充满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若不是大使馆及时制止,那儿的共青团差点把她们拉到自然岛的裸体浴场;在另一个国家,每天日程结束,总安排两个很亲切很有经验的男人和她们一一吻别。我微笑地幸福地回忆。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很忧郁。
  “你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吗?”姐姐问我。
  “没有。”
  “我们医院有一个女孩子很好,就是上次我托她给你带东西的那个,也是北京的。”
  “服了。我可不想要你们医院那些嫁不出去的女党员。”
  “谁嫁不出去,抢还抢不着呢。”姐姐愤愤然,因为她也是党员,“你还挺狂,人家还不一定看上你呢。”
  “你管他呢,”姐夫说姐姐,“他还能找不着女朋友,现在个体户很吃香。”
  “鱼找鱼,虾找虾,他能找着什么好人?怎么样?”姐姐又问。
  “别烦了。”我说。
  “好吧,我看着你。”姐姐说,“看你打一辈子光棍儿。”姐姐看我沉着的样子可疑,不禁问:“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瞒着不告诉我?”
  “没有没有。”我笑。
  “有他能一个人跑出来玩吗?”姐夫看着我说。
  “是不是有了?”姐姐不信,打量着我一再问。
  “有了。”为了干脆点,我信口说。
  “干什么的?长得好吗?怎么认识的?”我失了策,招来姐姐的排子枪。
  “跳舞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连我自己也觉得煞有介事,“就那么认识的。”
  “干吗找个跳舞的,”姐姐挺不以为然,“找个搞文艺的。”
  “怎么啦,你瞧不起?”
  “那倒不是,就是将来你们节假日休息不到一起。”
  我笑了:“我不在乎。”
  “其实我倒觉得你原来那个女朋友挺好,你干吗和人家吹呀。真的,你干吗找个搞文艺的?”
  “你怎么断定搞文艺的就有问题?”姐夫说。
  “我不喜欢。”
  “那是你的事。”
  “我不也是搞文艺的。”我说。
  “你?”姐姐轻蔑地瞧我一眼,“你是耍把杈的。”
  姐姐姐夫又问了些于晶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于晶是我们国家鼓灯头子之一,第一届舞蹈大学生,她的几个保留节目常去给首长外宾跳堂会。末了,我补充说,她和我吹了。姐夫很开心,姐姐则气得再也不理我了。
  由于连日的暴晒,我得了浅度灼伤,回北京后,一层层褪皮,模样没法让人看。生意也很不顺手。委托我的一家公司开空头支票,银行顶了票,卖方交了货收不上款,直要跟我玩命。我带上他们一起去那家公司玩命,后来虽然凑足了货款,可关系搞僵了,非但没拿到佣金,先前垫的交际费也报不了销。我不在北京期间,还有几批到货,不知哪个混蛋在我家接的电话,提走倒给别人,让我那几个买主白等了一场。少赚几个钱倒无所谓,可我的信誉完了。这几件事传出去后,没人再敢跟我做生意,我的饭碗等于让人给端了。
  我把闲人统统轰出去,门上换了锁,蹲在房里写小说。写了几万字,自己看都得捏鼻子,只得又撕了。我耐心是有的,可钱包告罄。又过了几天,方便面也只能一天吃一顿。我想起有部电视剧还欠我点稿费,就跑去要。制片主任说我不能再预支了,剧组出外景拉了个大口子,所有单项预算都要减,最后没准还要我吐出点预支的稿费。我跟他讲了我的情况,他说要不他私人借我点钱,我只得转身走了。
  满街都是吃过晚饭,穿着裤衩背心为中国女排击败大老美兴高采烈的人群。大小饭庄子在马路边支起一溜油锅,烤羊肉串、爆肚、卤煮火烧的香味在爽人的晚风中茂密弥漫,诱得过往行人垂涎三尺,驻脚在已经鼓鼓的肚子里又塞点玩艺进去。连要饭的都吃得满嘴油亮,心满意足地跟在警察后面去收容所。我兜里还有几毛钱,凉面什么的还吃得起,可我一点也不想吃。我走进一个暮色朦胧的公园,想在湖边的椅子上找个位置,处处都坐满一对对情人,旁若无人地接吻。我在一对情人面前站下,严肃地看着他们,他们接着吻反感地瞪我;我继续一动不动地凝视他们,这对可怜的情人实在无法保持冷静,松开嘴,忿忿地起身走了。我走过去占据了他们的位置。
  月亮升起来,树木花草石桥甬路都洒上银色的光霜,黑〖浚将三点水换成黑字旁〗的船影轻轻地从恬静光洁的湖面一只只滑过,响起轻微的溅泻声……
  清晨,我被一只手推醒,发现湖上游弥着如烟如纱的雾,岸边的草、木椅、我的身上都湿漉漉的,于晶穿着运动衣,气喘吁吁站在我面前。
  “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她一点也没掩饰她的吃惊。
  我一时没醒过梦,没回答。
  “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又黑又瘦。”
  “什么事也没出。”我清醒过来,信口说,“我想早晨出来呼吸新鲜空气,走到这儿又困了。”
  于晶瞪着黑黑的眼睛瞅我,皱起眉头。我站起来,蜷缩太久,腿都麻了,停了片刻,血液才开始循环流通。我往前走,于晶不吭声地跟在后面。过去我也挨过饿,从没象这次饿得这么狠,象个真正旧社会的穷人,晃晃悠悠,脑子都有些不清醒了。嫣红的太阳柔和地停在乌蒙蒙的半空,一点点亮起来,放射出刺眼炫目的光芒。
  “你没吃早饭吧?”
  我差点克制不住自己,我受不了她说话的口气,就好象我们昨天还见过面似的。我哑着嗓子说:“我一般不吃早饭。”
  “怎么能不吃早饭,胃要坏的。那边有卖油饼的,我去买。”
  “不要!”已经跑开两步的于晶站住,慢慢地回过头,“不要,”我尽量和气地说:“你要吃你买,我不要。”我笑笑。
  于晶始终跟着我走,那忧虑、担心的神态,似乎一不留神,我就要去跳湖。我停住对她说:“你别跟着我了,该干吗干吗去。”她仍一步不拉地跟着我。
  走到儿童乐园,我坐在一个秋千蹬上不走了,问站在一边的于晶:“你有事吗?”
  “没事。”她把脸扭向一边。
  “我有事,我在等人。”
  于晶异样地看我两眼,走了,跑着走了。
  我两手抓住吊索,往旁边看了一眼,一个来回荡着秋千的小姑娘在看我。她把秋千荡得很高,从空中瞅我,也不回避我的目光。我冲她笑笑,站到踏板上悠起来,可是不行,悠不高,我记得我小时候会悠的,那韵律我都忘了。
  “得蹲下去。”小姑娘慢下来她的秋千,抱着吊索对我说。
  我试了两下,笑着说:“不行,我不行。”
  “我教你。”小姑娘跳下秋千跑过来,我让她上了我的秋千,“这样,这样不就悠起来了。喂,你瞧我呀。”
  小姑娘下来,又让我上去悠。悠起来一点,还是不高,我有点心慌。
  “真笨。”小姑娘数落成我,“要不,你坐着,我摇你。”
  “那怎么行。”我连忙从秋千上下来。
  “怎么不行,让我摇你嘛。”
  “不行不行,我这么大,哪能让你小孩摇。都是大人摇小孩。”
  “没关系,我愿意摇你,让我摇嘛。”
  我不顾小姑娘的恳求,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
  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既不幸又坚强,甚至很有点被自己感动。可很快,又嘲笑起自己的不屈。到了家,我已经很后悔没吃于晶的油饼了。尽可以吃得很自然嘛。我打开冰箱,只有半罐冷果酱,我拿出来吃了,停了冰箱,又喝了几杯热茶,觉得精神好了点。有人敲门,是收水电费和房租的,几个月累计,我已经拖欠了上百元。我说没钱,收钱的人不走,说找我一趟不容易,要跟我好好谈谈。我诅咒发誓说我下星期一定交上,才把他们打发走。邮局夹在当天报纸里又送来催交下季度报刊费的通知。书店也来了信函,说我订的《中国人名大字典》已经交货,让我马上交钱提书。还有牛奶站的那个热心肠的姑娘来敲了我八遍门,问我下月还订不订牛奶,我说不订了。找出几十斤面票,到街上和农民换了若干个鸡蛋,煮了吃了。睡了一觉。晚上,找了块破浴巾披在肩上,去丰台火车站货场扛大个。
  我连干三个晚上,卸了两车皮红桔,一车皮煤。一车皮给我二百块钱,交工头二十,三车皮我挣了五百来块。
  我到街上澡堂洗了个澡,搓了搓泥。搓澡的师傅要我交双份钱,我跟他解释说我刚从西藏回来。洗完澡,我买了一些“天福号”的酱猪肘,孩子似的无忧无虑地回家。
  我坐在桌前一手啃肘子,一手算帐,觉得自己蛮可以象女人一样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终日温饱略有节余。可一算帐,我才想起,我还有两千块钱的旧帐,那是上次潦倒时借的,因为是朋友的,我都给忘了,有钱时也没还,现在干瞪眼。反正也是不够的,只好继续对不起朋友了。我把房租水电报刊书费交了,躺在床上想是不是再去扛大个,又觉得不行,再扛非把命搭进去。过了会儿,打起嗝,满嘴猪味。我点了根香,找出瓶不知谁丢这儿的香水漱漱口,剩下的都倒在床上,拉上窗帘,香喷喷地睡觉了。
  我从下午一直睡到夜里,做了一连串的梦,前几个还不错,净是捡钢蹦之类的。一地亮闪闪的硬币,我兴致勃勃地捡,一分二分都不嫌,捡了这半天,又热又累,想歇歇又怕别人发现也来捡。后来发现一个诺大的白晃晃的钢蹦,伸手去拾,竟是一口痰,好不扫兴恶心,张着肮脏的手找水。接着我梦见自己在海里潜泳,水里既清澈又乌蒙,身体既轻巧又沉重。我在水里惬意地躺着,任其下沉又时时感到沙发床般的浮力在托着我,那感觉实在奇妙。后来沉沦得久了,想呼吸口空气,却游不出去了。四周净是蓝蒙蒙、毛玻璃般的物象,你进它退,你退它进,挥驱不散,愈挣愈紧密。我窒息了,心知是梦,却醒不过来。在梦中一次次掀被而起,一次次复归原状。我的意念升起焦急地俯视着自己的肉体,那皮囊竟如无知无觉得木头一般。
  “啊——”我终于在无声的悸叫下醒来,拉亮灯,坐起来呆了半天,外面已经黑了。我走到盥洗间用嘴兜着水管子喝了通自来水,镇静下来,想了想梦中的情形,既沮丧又庆幸,不敢再睡,怕再被魇住。搬出这些天的报纸信件在灯下看。
  从海滨回来,我就没怎么看报,也不知世界和平怎么样了。看完报放了心,除了契尔年科总书记身体不太好,两伊继续互相恫吓,黎巴嫩和安哥拉都很平静,连我最担心的印度锡克族暴乱也在渐渐平息。《晚报》上的一条国内消息让我看了很久。舞蹈学院应届毕业生编排的民族舞剧《屈原》已经公演了,似乎还得到好评。我推开报纸,拆信看,都是陌生读者来的信。我前些时候发了一个小说,使一些年轻人挺激动。纷纷来信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谁?有个人已经来过三封信了,要我帮他出主意应付生活中的几个难题。我回信叫他看着办。我可不想当教唆犯,自己还一塌糊涂呢。他回信骂我不如人家玲玲姐。有封信写得温柔凄婉,象个过来人,还是女的写的(看名字看不出性别),招的我回忆起一些往事,很难受。她劝我应该珍惜一些东西。我的一个文学老师,一个老编辑的来信则使我又羞又愧。他温和地责备我这段时间不去他那儿,叫我和他保持联系,他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并告诫我,有些事情作为了解,站在边上看看可以,千万别掉进去。唉,每回我去他那儿都说得很热闹,似乎活得津津有味。其实呢,和这些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的老师比起来,我活得象个没孵出来的鹌鹑。我不愿这么头脸不整地去见他们。其实,即便是一个男人,背人哭一哭也没什么,可我还是忍住了。
  电话铃响了,响了又响。我不知道谁这么晚还会来电话,擤了擤鼻涕,走过去拿起话筒:“谁呀?”
  “我。”
  我听出来是谁,沉默了一会儿,还是问那句话:“有事吗?”
  “没事,想跟你说说话。”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刚演出回来,洗完澡,睡不着。”
  “睡去吧,明天还要工作。”
  “好吧……”
  “没事,来我家玩吧。”
  “好。”
  “我天天在家。”
  “好。”
  我已经流了会儿泪,使劲把它们擦去:“喂,你还在吗?”
  “嗯。”
  “……咱们见面再说吧。”
  “好,那再见。”
  “再见。”
  我拉开门,于晶冲我笑笑,我也笑笑,让她进来,我觉得似乎应该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也就没说什么。她拎了一网兜肉菜食品,把我的冰箱装得满满的。然后到厨房洗菜切肉做饭。我默默地看着她忙,突然想起该帮点忙,找出件旧围裙给她系在腰上。她一边费力切着冻得很硬的肉,一边说:
  “你忙你的去,我自己行。”
  看我不走,又对我说:“要不你去买点油和作料。你这儿瓶子挺多,都是空的。”
  “酱油要不要?醋要不要?”我往篮子里装瓶子,一件件挨个问。
  “都要,厨房里该有的都要。”于晶认真说。
  我索性带上购货本,把粉丝芝麻酱碱面都买下来。我连跑带颠地跑回家,于晶正在煎鱼,油烟弥漫,我把我的一顶旧国绿帽子给她戴上,使她象个硝烟中的女八路。
  “嗯,”于晶问,“呆会儿你有朋友要来吗?”
  “没,你没瞧我连锁都换了。”
  于晶不再说话,埋头做菜。她活虽然慢,却很细致,很有条理,很周到,每道菜总要先尝尝再起锅。忙里余暇,见我还站在那儿,就用肘推我:
  “你别赔我在这儿熏烟,看书去吧。”
  为了证明我呆在厨房有理由,我拿起刀剁她放在案板上没来及切的一根葱。我不大会干这种事,又左顾右盼,故做潇洒,切了自己的手指。
  “你要真想帮忙,就出去吧。”
  我捏着指头垂头丧气地从厨房出来。一会儿,于晶端菜出来问我:“要紧吗?”
  “不要紧。”
  “你可真笨。”
  “是啊,我原以为我样样都行,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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