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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出师就很不利,情绪有些低落,要是个个都这样难弄,咱们趁早打道回府算了。中队长问我们还想找哪一个谈,我们草草地看着名单,胡乱点了一个,此人生于一九五五年,在某农场所属工厂的总机工作,与多人发生两性关系,判为卖淫。我们是从绣花工厂将她带出来的,她较为高大,剪了短发,脸庞宽宽的,浓眉宽鼻,看上去健康质朴,走在路上,我们问她怎么样?她说活儿实在太重,脚都肿了,说着就弯腰掀她的脚踝处给我们看。我们说:是有点肿,她才又直起腰,做出通达的样子说:吃官司嘛!我们走进大队部,坐定下来,我们刚问道:你是怎么进来的,她便涕泗滂沱,被眼泪噎得大口大口喘气,一边说道:没想到会吃官司,怎么会弄得吃了官司!她哭得话也说不出来,只得等她哭好了才说,可她的眼泪就像流不尽似的,而且越来越汹涌,这样等下去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几乎又要想把她送回去了。她艰难地吞咽着眼泪,断断续续他说了起来,大概情况是这样:她已结婚,有一十岁的女儿,后来她与一男人发生关系,此人承包了一个豆制品厂,比较富裕,对她很好,问她如何地对她好,她哭道:帮我打开水什么的,反正很好。他为她家买了许多东西,因此,她丈夫对这事也就眼开眼闭,甚至有几回在家里撞上,他也高抬贵手。我们不禁要说:这怎么可能呢?她便气愤地抬高了声音说道:他身上穿的短裤都是我那男的给买的,他能说什么呢?我们便哑然。她再又接着哭道,她丈夫心很黑,要那男的买这买那的,后来就闹翻了,将这事抖落了出来,那男的妻子也来一起闹,最后将她送进了派出所,在承办员例行公事地查问下,她却还说出了其他许多事情,一一道出她曾有几次和多少个男的发生关系。这回我们真的奇怪了,她说她们那里的风气就是这样,男的随时会打上门来,向女的提出这种要求,她在总机工作,认识的男的又很多。都是认识的,怎么好意思拒绝人家呢?她反问我们。然后又一阵突兀的悲伤攫住了她,她啼哭道:承办员看我太老实了,好几次对我说:你再想一想,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可是我不懂他的话。到了晚上,他又说:现在还来得及,明天就来不及啦,我一点也不懂啊!我们便默然,哭了一阵,她稍稍安静下来,我们就问她丈夫有没有向她提出离婚,她点头,并说要与丈夫争夺女儿,提到女儿又是一阵号陶,哽咽着说她给女儿小学的校长写了一信,却没有回信,问我们可不可以回上海后去看看她的女儿。哭了一阵,她舒出一口长气,似有些欣慰他说:离了婚,电冰箱什么的倒都是归她的。我们说她丈夫肯放弃吗?她就说:那些东西都是那男的买给她的呀!这时候,她彻底平静了下来,说她还有一年就可出去了,接着又抱怨活儿太重,脚都肿了,里面的劳教又都厉害,成天乱哄哄的,这时大已近中午,我们说我们谈话耽误了你做活,会不会给你减些定额呢?她嘴里说没关系,眼睛却期待地看着我们,她使我们扫兴并且莫名其妙。卖淫和淫乱这一桩事被她说得那么简单和自然,我们的问题倒显得无常识似的。后来,我们渐渐发现,这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故事和法则,这个世界是我们永远难以了解的。然后我们就将她送回去了。
  下午一点,召开全体劳教的每个次评点会,劳教们在中队长的带领下,排了队端了小板凳去大礼堂开会,评点会有这么一些内容:宣布一批受表扬的名单,表扬分两种,口头和书面的,三次口头表扬等于一次书面表扬,三次书面表扬可得嘉奖,比如减少服教期,回沪探亲。表扬之后是批评,有一个外号叫“黑鱼精”的劳教上台做检查。此人名气很大,才来两天我们就时时听说她的劣迹了。她曾以流氓罪服过刑,服刑期间,与同监房的女犯搞同性恋。出狱就多了一手。这回进来,只能将她安排在单人房间,晚上必须上锁。她周期性的会出现疯狂的状态,伤人或者自伤,喊叫她的“B角”。在这里,凡在同性恋中处女性地位的是B角,男性角色则为A角。有时候,必将她的B角的内衣给她,才可使她安静。而在她正常的时候,却是诡计多端,老奸巨猾。不久前,开大会时,她坐相不好,队长便用脚踢了踢她,说:坐好!她立即给了队长一个嘴巴,大叫:队长踢我!队长也无话可说,还须向她道歉,用脚踢她自然是有错的。当然她也须做检查,可是她检查的姿态和声音里都充斥了胜利的得意,虽是小事一件,也可见得她是如何地时时伺机与队长作对。她已四十岁出头,极短的头发,穿了男式的衬衫,声音低哑,举动间有一股恶霸气,脸色极黑暗。她带给人生理上的反感。人们问道:愿不愿和她谈谈,我坚决地说:不!我觉得她像一个险恶的深渊,临渊可看到最丑陋和无望的情景,我没有勇气走近去,宁可损失一些或许会是精彩的故事,因我还愿意保持一些纯洁和美好的观念,使自己快乐下去。我们最终也没有与她谈话,可是我们几乎时时处处感觉到她的存在,在我们每一次采访的身后,似乎都矗立有她的阴影。她似乎是要我们相信,人性是可以黑暗到什么程度。后来,当我坐在书桌前,编造米尼的故事的时候,她就以她的黑暗压迫我,使我和米尼都很难快乐下去。然后,大队长就宣布严管组成立,第一批严管对象有两名,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上午领教过的那位文静的女孩。会后,听中队长们说,当她听见她将进入严管组时,陡地红了脸,神色紧张。她们说:看来,她精神很正常啊!当我们回到二中队时,她正整理好了东西,等待有人带她去严管组。这时,她已镇静下来,和声细气地答应着队长的叮嘱,还向我们微笑,我想,她如不是真正的精神病,那就是精神能力格外健全的。等她走后,我们便向中队长提出接下去想采访的名字,中队长这时终于面露难色,说这人刚刚去了烫工间,一时也派不出人去叫她,我们很歉疚地想道:我们今天已经影响她们的定额太多了。这时我又看见那位黑脸蛋高个子的女孩进办公室里来报告什么事情,就问队长:她为什么不去做活。队长说,她是“民管”。“民管”即是管理劳教生活的,一般由表现较好又有能力的劳教担任,我就说:能不能和她谈谈呢?中队长欣然答应。
  这一回谈话是在队部二楼会议室进行的,接待室被占用了。下午,一辆农民的拖拉机载来一些探亲的劳教家属,他们清晨时在上海动身,乘了长途车,午后两点多到,再搭农民的拖拉机来到枫树林。今天来的有一对丈夫与哥哥,一对母亲与妹夫,还有一对父亲和舅舅。这一个妹夫和舅舅因拿不出说明与劳教亲属关系的证件,被拒绝同意接见,让他们回场部。但负责此事的女孩告诉我,看起来那位舅舅是真舅舅,而这位妹夫却可疑了,当她拒绝他探望时,他竟说:你让我看上一眼,我也就死心了!你说,这像妹夫说的话吗?她问我。她接着说,这种“妹夫”“姐夫”是最最伤脑筋的,弄不好就会是她们的同案犯,所以绝不可通融。会见是在接待室里进行的,每三个月可得接见一次,夫妻可以在招待所同居。
  这位民管行动举止要比其他劳教自如轻松得多,熟门熟路的,引我们上了二楼会议室,她身体结实丰满,一双黑漆漆的杏眼,长得极端正。穿一件普通的白衬衫和一条瘦瘦的长裤,脚下是浅帮平底的皮鞋,通体上下虽朴素却有点摩登。一边的短发挽在耳后,另一边却垂落下来,遮住半张脸,她的眼睛就从头发后边热辣辣地看着我们。她生于一九六一年,在一美容厅工作,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丈夫开一爿兼卖猪肉的饭馆,为了做生意,她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时常往返于上海与广州间。事情的爆发是由于一件款项上的纠纷,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最后以卖淫定处。在许多男友中,她真正深恋的是一位开三黄鸡店的男人,她说他长得很好看。当然她丈夫也不错,很有男人味,并且精明强干,生意做得如火如荼,而他有些柔弱,对人体贴,他的妻子对他却并不好,本来夫妇俩开一三黄鸡店应当同心协力,可他妻子总是出去打麻将,店堂里的事死人不管,她便总去帮助她,她说她非常想他。我问道:他究竟是怎样的好看呢?只见有很大的泪珠从她垂耳的发后滴落下来,她悄声说:他不是一般的好看,我们一起沉默了许久,过一会儿,我问她做“民管”的生活是不是要轻松一些。她立即说,并不是那样,虽然很多人都这么以为。“民管”要给大家打水,送饭,有时候,大家加班加得太晚,她也要去帮忙。现在的活儿实在是太紧了,从早做到晚,还要欠指标,一旦欠了下来,就没有补上的希望,只会越欠越多,像欠高利贷一样。加班加到深夜,洗了澡睡下,不多久就要起床操练,还要读书。有时候,干部有矛盾也会在“民管”身上出气。比如有一次,队长要她去工场叫一个劳教,她去叫,工场的干部不放人,反训斥她,她是一路哭着回来的。在这里的日子实在难过,乱哄哄的,只想早点出去,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大吵大闹,弄得扣分(扣分多了要延长劳教期),她也曾扣过一次分,因为在被窝里修眉毛,被人告发了——她微笑了一下——扣分之后她哭了很久,从此再没被扣分,总是加分。她大天想着出去的日子,在这里,这么大的人被人管,多么难过!我们问她,她来这里后,丈夫态度怎样。她说还好,有探亲的条子他总是来,寄包裹,买衣服——在上海时穿的衣服怎么能穿到这里来呢?那是不能在这里穿的——说到这里,她朝我打量了一下,极微妙地笑了一笑。过去的丰富多彩的日子似又回到了眼前,照耀了她目下暗淡的情景。
  她稳定的情绪和正常的心理反映使我们愉快起来,对以后的采访又有了信心。我们说等你出去之后可以看你去吧,她先犹疑地审视了我们,然后笑了,说可以,并给了我们地址。我们说你出去之后还有个难题,就是究竟和谁一起生活,看来你忘不掉三黄鸡老板,又丢不下丈夫和女儿。她说是啊,有时静下来想想也很心烦,可是出去是一定要出去的,这里她是多一天也不想待的她不像有些人,待得很有味道似的,一点不怕扣分。
  这是一次使我们满意的采访。后来回想,这次采访使我们觉得圆满的原因是,这女孩的故事里有一些为我们僵化的头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以我们的头脑攫取了其中一些我们的经验能够理解的东西,比如三角恋爱,可是重要的恰恰是其余部分,比如三黄鸡店和肉店,比如款项的争端,可是这些都被推到背景上了。
  傍晚,回场部的汽车上,我们向负责严管组的队长打听,那女孩进了严管组的表现。她说,首先是让她剪短头发,她虽不乐意也无奈,剪到齐耳。然后,让她拆纱头,她是那样拆的:拆下一缕,就接起来,一缕一缕接好,再绕成团,一个下午,拆了有鸡蛋大的一球。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夜晚总是很安宁。在有一些夜晚,发生过犯人和劳教逃跑的事情,场部就出动警车。当警笛划破夜空的时候,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孩子会不会从梦中惊醒?逃犯们是怎样窜过低矮的茶林,身后的柏树好像一张剪影,天空没有月亮。场部的柏油路发出微暗的光亮,风吹过花圃,发出窸窣的响声。
  第二大,下雨了。汽车在雨中驶过起伏的土路,雨点在灰蒙蒙的车窗上流下道道污迹。女孩们穿着警服,只能在衬衫上翻着花样,车内像开锅似的,充满了叽叽嘎嘎的说笑声。窗外的景色看上去有些荒凉,看见了一个农人骑了一头水牛,在远处的丘陵起伏地进行。
  采访进入了高潮。我们转向了三中队,即“二进宫”中队。中队长向我们推荐了两名劳教,均是一九五二年出生,插队知青,其堕落过程具有社会的原因,不像那些二十岁上下的,只是因为好吃懒做,爱慕虚荣,更不像有些“傻瓜”,一碗阳春面便可得手,这种人的外号往往叫:“一角八分”,或者“两角五分”,在劳教中处以最下等地位。须知在劳教中也有等级之分,扒窃是头等,大约是因为这较需要智力和技术,诈骗二等,流氓三等,卖淫末等,卖淫又分几等:一等的是高级宾馆和外国人、港澳同胞睡觉;二等的则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三等的就是一碗阳春面或小馄饨便打发得了的角色。
  头一名采访的劳教个子高高的,有些风度,瓜子脸长长的,眼睛很灵活,她与我合撑了一把伞,一起走往大队部。与她并肩走在一顶伞下,很奇异地生出一种亲切的感觉,好像中学时与高年级的女生走在一起似的。有一瞬间我忘记了身处何处。我想,假如在别的地方,我们许会成为朋友,她是那种懂得照顾人的女人。我们坐在一间小屋里谈话,外面下着夏天的雨,天气很凉爽。当年,她在安徽插队,她是父母领养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因此,父母很早就操心着她回沪的办法,他们想到了结婚这一条出路。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北方人,大学毕业生,只有一老母一起生活,比她年长十几岁,他们开始交往,在一个也是下雨的夜晚,母子俩留她过宿,夜里他与她发生了关系,生米煮成熟饭,生下一个儿子。婚后的日子,她可说从没安分过,有许多男朋友,也正是这些男朋友,使得她能够忍受这一桩婚姻。她这是第二次因流氓淫乱劳教,上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这一次来到白茅岭。临来之前,她丈夫和他好友一起来看她,她的丈夫一径地流泪,他是共产党员,副总工程师,声誉很好,很爱妻子孩子,满心希望妻子能收心安静下来。她也流泪,眼睛却看着丈夫的好友,这是她真正的恋人,四目相望,不哭也不语,三个人心中都苦得很。其实,她说,我的事情就是离婚,队长们也说:你不用劳教,只须离婚便好了。可是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我就是舍不下儿子。儿子非常漂亮,三好学生,大队长,国庆节给市长献花。那次他们来探望,晚上住在招待所,三个人睡一张床,夜里,只觉床在颤动,伸手在儿子脸上一摸,摸到一把泪却没有一点声息,你看,这就是儿子!这是一个听熟了的故事,从没有爱情的婚姻走向白茅岭,这其间毕竟有漫长的道路,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的。她还说她很喜欢玩。在上海的日子,总是穿着最最摩登的衣服,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后座,去苏州和无锡旅行。那阳光明媚春风拂面的日子,离现在是多么遥远了啊!可她并没显得悲伤,甚至也不惆怅,她很安静略有些兴奋地微笑着,往事中似乎并没有多少使她后悔的东西,她也没有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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