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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小品选》序


  一九三○年代,晚明小品文曾在读书界流行过一时,在林语堂的影响下,明人小品文似乎成为遗世独立的性灵文学,无论日常生活或写诗文,要以非常闲适地抒发个人之情为主。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炮火,把这种闲适的抒情气氛打垮了,从此没有人再提起明人小品。
  近来,忽然又有人在注意明人小品了。香港有一位青年学者,写了一本《晚明小品论析》,要我写一个封面题签。前不久,上海书店通知我,要重印我的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现在,又收到卢润祥同志来信,说已编成一本《明人小品选》,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这样一来,使我感到,好像我和晚明小品文有密切的关系,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以为我也是在三十年代大力提倡明人小品的人。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今天应当说说明白。
  我在一九三五年选编过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这纯然是为“稻粱谋”,应出版家之请而投机编书,并不是作为提倡晚明小品的文学事业。我在那本书的序文中早已交代过了。我以为,对于一个文艺作家,无论他的创作方法,或他所选择来表现的题材内容,都不应该局限于一隅。人的社会活动是复杂的,有闲适的时候,也有激昂奋发的时候。有抒写儿女私情的作品,也有发泄民族公债的作品。只要看杜甫和辛稼轩两大诗人。他们的作品中有民族革命意识,有政治讽谕,但也有不少闲适的抒情韵语。这是每一个作家正常的创作方向。
  最早宣扬晚明小品文的,是周作人。他在一次关于《新文学之源流》的演讲中,首先讲到的公安、竟陵两派文人为首的晚明作家,他们的创作倾向是反对前后七子的伪唐诗,反对唐顺之、茅坤的伪古文,反对当时达官贵人的馆阁文体,因而提出了抒发个人情感,纯任自然,不加刻划,不为载道之文,不用陈辞滥熟语,这一系列针对当时文弊的主张。周作人以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其基本精神正与晚明的公安、竟陵派文学运动相似。因而他的结论是,新文学运动的源流是上承晚明的文风。
  从这一角度来讲文学发展史,当然可以备一说。但周作人把文学分为载道与言志两派。认为公安、竟陵文人是言志派,他们的对立面是载道派,这样就把作家的创作方法分为一对矛盾,抒情的不准载道,载道的不准抒情。后来,林语堂接过周作人的火炬,在上海大力提倡晚明小品文,他积极宣扬闲适笔调,抒情文风,积极反对金刚努目的革命杂文,义正辞严的载人民之道的文风。于是,林语堂所提倡的晚明小品,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形势之下,只能代表资产阶级逃避现实的没落文风。
  现在,读书界又将出现一些明人小品的选本,包括卢润祥同志的这一本。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我对于晚明小品文的看法谈一谈。这些小品文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于如何对待,如何认识,如何继承和学习它们。今天的青年读者,对这些晚明小品,应当看作是古典文学百花中的一朵,而不是唯一的一朵,也不能说是最好的一朵,应当了解它们之所以产生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它们被林语堂利用之后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其实,不仅是晚明小品,我们对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的一切流派,都应该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去了解和学习,本文就只着重谈一下晚明小品。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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