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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内


  有一位荷兰学者高罗佩(vangulik),在日本、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任外交使节十余年,对中国人的性生活发生了兴趣,写了一部书:《中国古代的性生活》,出版于一九六一年,正当我国文化闭关的时候,中国知识界非但无法见到,甚至未闻其名,不知其事。
  一九七九年以后,我国敞开了大门,西方文化信息灵通了,我才从海外友人的通信中知道有此一书,为海外中国学者所重视,但我还是无法见到。
  现在,居然见到了一个中文译本,书名为作者所拟另一个书名:《中国古代房内考》。大约是为了避免“性生活”这三个刺眼的字,改用雅言“房内”,尽管书是“内部发行”的,也仍然可见译者还有一点顾忌。
  书是朋友借给我的,不能久借不还,我花了整整三天把它看完了。看完之后不免长叹。第一个反应是:这本书为什么中国人不写,而让外国人来写?译者在《前言》中说:“这本书的内容对中国读者已经太陌生,简直好像是讲另一个国度。”又说:“此书对中国古代性生活研究有开创之功。”由此可知,两位译者都是青年人;他们对中国文化史的知识大约仅限于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似乎不知道中国性学的开创之功,应当归之于江绍原、潘光旦、周作人、张竞生。而刻印《双梅景暗丛书》的叶德辉,尤其不能说他不是中国性学的开创人。
  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收集猥亵民歌,至今无法印出。张竞生大张旗鼓地推动性学,却被“小江平”等人搞坏了,在“千夫所指”之下,丢掉北京大学教授之职,回去隐居。他的《性史》终于没有写成。
  高罗佩很敏锐地看出,中国在唐代以前,有不少性学文献。不论属于儒家或道家,都是把两性关系看作养生延寿之道。尽管它们的理论有不少虚妄,但它们还是属于医学卫生的严肃的著作。宋代道学兴起以后,唐以前的许多房术文献很快就被禁止得亡佚了。
  作者还提出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论点。他以为,房中术是很早的中国文化,印度教中的密宗,也讲究两性交合,是受到中国的影响,然后再从印度,经过西藏,反馈到中国。这个论点,我以为是非常正确的。由此,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宋元以后,中国古代的房中书日渐亡佚,很少流传,儒家与道家讳言房术。而元明二代的房中书,分明是密宗经典的译本,而其内容,却有中国古代房中术的遗迹。甚至,明清二代的中国人,看到雍和宫里的欢喜佛,都以为是西藏传来的藏佛,而没有人敢于设想这些造像的原始形态,正是“天老教轩皇”的图本。
  高罗佩毕竟是一个外国人,他收集中国人的性生活资料,还不够充分,如果没有叶德辉的那些刻本,他这部著作,恐怕未必能写成。他说中国人的性生活中,病态现象极少,这就因为他没有见到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其实,记录性虐狂、变态性欲的资料,在历史中公然记录的,已不算少,何论笔记、野史、杂书中的许多记载?
  关于中国近代的房中书,作者也没有见到,甚至还没有知道书名。因此,他这部著作,只能名为《中国古代的性生活》,而在明清两代的叙述中,显得很薄弱。我在《也是园书目》中见到属于“房中”的书四种:
  一、《端必瓦成就同生要》一卷
  二、《因得啰菩提手印道要》一卷
  三、《大手印无字要》一卷
  四、《女丹经》八卷
  前三种显然是密宗经典的译本,《女丹经》有八卷之多,很可能是汇集古代房中书的道家遗书。《也是园书目》是明末清初写定的,也是园藏书散出之后,收得这些书的藏书家就不敢把这些书收入目录,因而这四部书就无迹可寻。但是,我相信,这些书还不至于全部亡佚,可遗憾的是中国人还不敢研究。
            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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