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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相庵断残录


关于王谑庵

  沈启无先生有一篇记王谑庵的文字,大是精妙。若与周作人先生的《文饭小品》一文参读,对于王谑庵那个人及其文,多少可以有相当的认识了。前几天读江阴余武祥的《粟香随笔》,有两则关于王谑庵的云:
  《击筑余音》明末王筑夫撰,其开首绝句云:“谱得新词叹古今,悲歌击筑动余音,莫嫌变征声凄咽,要识孤臣一片心。”结尾亦有句云:“世事浮云变古今,当筵慷慨奏商音,宫槐叶落秋风起,凝碧池头赋此心。”作歌后遂不食而死。
  王筑夫,名思任,字季重,山阴人。万历乙未进士,出为兴平、当涂、青浦三县。监国守越,起为正詹礼部右侍郎。事已不可为,自号“采薇子”,架一庐曰“孤竹庵”,不食七日而死。性疏放,好谑浪,尝制《弈律》,避兵犹负一棋局以往。诗才情烂漫,入鬼入魔,有句云:
  “地懒无文草,天愚多暗云。”其险怪多类此。
  这两条记录得奇怪。《击筑余音》一向传为归玄恭或熊开元所著,两诗亦具在,从来没有“王筑夫撰”之说。又王思任另外有一个“王筑夫”的名字,亦不见其他书志,不知金氏何所依据也。意或熊开元曾号檗庵,金氏遂误为谑庵乎?
  王谑庵让马士英书,义正辞严,当士气沦亡的时候,有此一棒喝,真足为我越中文人张目。周作人先生据张岱所著传引转录,似亦未为全豹。清王元勋程化騄辑《明贤尺牍》则载其全文,兹抄于此:
  阁下文采风流,才情义侠,职素钦慕,当国破众疑之际,爱立今上,以定时局,以为古之郭汾阳,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后,阁下气骄腹满,政本自由,兵权独握;从不讲战守之事,而只知贪黩之谋;酒色逢君,门墙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舆播迁,社稷邱墟,阁下谋国至此,即喙长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职上计,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节义之士,尚尔相亮无佗,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枢权,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杰,呼号惕厉,犹当幸望中兴。如或消摇湖上,潦倒烟雾,仍效贾似道之故辙,千古笑齿,已经冷绝。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职当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上干洪怒,死不赎辜,阁下以国法处之,则当束身以候缇骑;以私法处之,则当引领以待锄霓。
  李莼客题王季重山水画迹诗云:“画江一檄足锄奸,孤竹庵空鹤不还,一样首阳干净土,蕺山终胜采薇山。”读此一札,真觉得谑庵之谑,直是忧国之士之以谑自隐于世者,然而终于不能不绝食而死,则谑庵仍有其不谑之处,亦是昭然若揭了。但是这乃是一个有气节的文人的本分,而不是什么独特的行为,张岱著王思任传,不及其死事,周作人先生谓“张宗子或尤取其谑虐钱癖二事,以为比死更可贵,故不入之立德而列于立言,未可知也。”我以为这意见是不错的。
  王谑庵有二女,皆能诗词,长静淑,字玉隐,号隐禅子,嫁孝廉陈树襄,早寡,著《清凉集》,《青藤书屋集》;次女端淑,字玉映,嫁永平司李丁睿子,著《玉映堂集》。《国朝闺秀香咳集》录静淑诗两首,端淑诗一首,又《众香词》录静淑词三阕,端淑词八阕,均极隽雅。钱谦益有赠王大家映然子十截句,其一云:“季重才名噪若耶,缥囊有女嗣芳华,汉家欲采《东征赋》,彤管先应号大家。”可见两姊妹的文才,亦颇足以继谑庵也。
            一九三五年

秋水轩诗词

  毗陵庄莲佩《盘珠词》,昔曾在国学扶轮社出版之《香艳丛书》中得之,词一卷,即名《盘珠词》,共八十八阕,无诗。后读金武祥《粟香随笔》,因知如皋冒氏有诗词汇刻本,并由金氏补入佚诗及断句,并附以金武祥祖捧阎《守一斋笔记》之关于庄莲佩者一条。但去年我在上海来青阁书庄买得冒氏刊本《秋水轩集》,缪荃孙旧藏本,计古今体诗五十七首,诗余八十八阕。无金氏补辑之佚词及断句,亦无《守一斋笔记》,且并序跋亦无之。很失望,后得光绪初盛宣怀刻本,即所谓思补楼聚珍本,诗词并刊,与冒氏刊本校,字句略有出入,但诗亦只五十七首,词亦只八十八阕。惟有一盛宣怀跋文,云:
  庄莲佩名盘珠,阳湖庄有钧女,同邑孝廉吴轼妻,颖慧好读书,幼从兄芬佩学诗,出笔凄丽,词尤幽怨,入漱玉之室,毗陵女史能乐府者,莫之先也。嘉庆间,病绝复苏,谓家人曰:“顷见神女数辈,迎侍天后,无苦也。
  卒年二十有五,吴德旋《初月楼稿》、李兆洛《旧言集》
  俱有传。阳湖盛宣怀识。
  最近又购得光绪乙未可月楼刊本《秋水轩词》一卷、补遗一卷。有跋语云:
  吾郡庄莲佩女史《秋水轩词》哀感独绝,脍炙人口,惜抄录流传,不免讹脱,道光中费氏刊本仅止二十八阕,光绪初,思补楼聚珍本诗词并刻,而词得八十八阕,亦未能悉为校正。兹以诸家所藏钞本参校盛氏本,改其讹涣,补其缺逸,付诸手民,以广其传焉。光绪乙未闰端午,无闷居士跋。
  无闷居士不知何许人,但可知必亦是毗陵人。我们从这一节跋语中,可知《秋水轩词》的最早刻本当为道光中的费氏刻本。可月楼刊《秋水轩词》卷首仍转刻费氏原序,署名费瑄,其辞曰:《秋水轩词》,吾师吴承之夫子德配庄孺人著也……犹忆癸未岁,瑄负笈从夫子游,手录孺人小词一帙授瑄,越今几二十年矣。”可知吴轼字承之,费瑄乃其门人。费氏所刻只其师手录之词二十八阕也。
  可月楼刊本《秋水轩词》一卷,亦八十八阕,附补遗一卷,凡词十一阕。庄莲佩词似乎当以此本为最完备了。
  关于庄氏的生平,《初月楼稿》及《旧言集》中的传,我都未曾见到,但《守一斋笔记》却在《粟香室丛书》中找到了。兹一并抄录于此:
  吾常才媛颇有,而以庄莲佩为最。佩名盘珠,庄友钧上舍之女,余姊丈蒋南庄刺史之外孙女也。幼娟好颖慧,父母钟爱之。女红外,好读书。友钧故善说诗,莲佩听之不倦,每谓父曰:“愿闻正风,不愿闻变风。”友钧授以汉唐诸家诗,讽咏终日,遂耽吟咏。稍长益工,将及笄,已裒然成集。古今体凡数百首,古体如《苦雨吟》,《牧牛词》,《养蚕词》,逼真古乐府。今体清新婉妙,佳句颇多。五言如“霜欺残夜月,虫碎一庭秋。”“浮云一片来,庭树忽无影。”“水寒鱼窟静,叶落燕巢空。”
  “庭院忽疑月,溪桥欲断人。”“山容怜雨后,秋色爱霜前。”
  七言如“雨意暗滋三经草,鸟声啼破一溪烟。”“展卷却如人久别,惜花又值梦初过。”“凉生池馆因秋近,润遍琴书为雨多。”“霜华欲下秋虫觉,节序将来病骨知。”
  “叶声满院秋扶病,花影半栏人课诗。”“嫩柳似波春欲动,薄烟如雾月初生。”此类皆可传诵。立庵,其外叔祖也,曾有《早春十咏》,莲佩属和《咏月》,结句云:“一样闲亭清影里,梅花含笑柳含颦”。《咏草》一联云:“一线柔香初见影,几茸嫩绿远成痕。”结句云:“无数楼台遮不住,暗拖烟雨出城根。”《咏鸟》一联云:“唤雨梅梢闺梦断,弄晴雪后晓寒清。”尤脍炙人口。嫁中表吴生,字承之,翁远宦,姑早丧,仍依母家。育子女,兼操家政,吟诗稍辄,时填小词,亦新隽可爱。体弱多病,年二十五,值清明,填《柳梢青》云:“风声鸟声,者番病起,不似前春。苔绿门间,蜂喧窗静,剩个愁人。隔帘几日浓阴,才放出些儿嫩晴,薄命桃花,多情杨柳,依旧清明。”其父见之,惊谓不祥。对曰:“伤幼弟耳。”盖有弟甚慧,方数龄,昨岁殇也。是秋,莲佩竟患瘵疾夭亡。属纩时,念父母不置,惟合掌诵佛而已。有才无命,惜哉!
  《柳梢青》一词,大概是这位女词人之死的忏词了。但盛氏本冒氏本可月楼本所载此词,“苔绿门间,蜂喧窗静。”两句均作“针又慵拈,睡还难着。”似较胜也。
  关于庄莲佩的死,崇明施淑仪女史《冰魂阁野乘》中亦有一节记载:
  莲佩字盘珠,阳湖庄友钧女,举人吴轼之妻,幼颖慧,好读书。既长,习女红精巧,然暇辄手一编不辍,尝从其兄受汉魏六朝人诗,读而好之。因效为之,辄工。其幽怨凄丽之作,大抵似昌谷云。年二十五,以瘵卒,垂绝复醒,谓其家人曰:“余顷见神女数辈,抗手相迎,云须往侍天后,无所苦也。”其姊适蒋氏者,亦工吟咏,善吹箫,所居春晖楼,有佣能视鬼神,指其姊妹曰:“是皆瑶宫仙子,我见绿衣丫髻行空中耳。”未几,盘珠卒,未几,其姊亦卒。临终索妹所画箑为殉。先是日者推其姊年当得七十二,至是才二十七耳。
  其说虽无稽,但盛氏施氏均作此说,似乎这位女词人之死,也颇有点李长吉的味儿了。至于她的诗,诸家均谓其似长吉,似亦并非虚誉,兹录集中《春晓》、《春晚》二曲,以见一脔:
  琤琮铁马东风冷,乱落樱桃糁幽径,梦里黄莺听未真,绿雾如烟隔花影。美人日午恋红衾,绿云香滑堕瑶簪,海棠夜雨愁春老,唤婢钩帘看浅深。(《春晓曲》)
  垂柳堤,春风短;游线十丈牵难转。落花委地愁红
  浅,燕尾分香留一翦。细雨拖寒期散满城,冷烟腻树莺无声。细草得意娇暮春,横阶当路历乱生。(《春晚曲》)
            一九三五年

《邻二》的佚文

  茅盾先生的散文集中,有题名为《邻一》、《邻二》的两篇,是他早期的作品了。一九二九年秋,我和戴望舒、刘呐鸥创办《新文艺》月刊,那时茅盾先生方从“牯岭到东京”,潜心于文学的创作,因此也给《新文艺》月刊写了三篇散文,即现在集中所收的《樱花》、《邻一》、《邻二》是也。
  《邻二》那篇散文发交印刷所排印时,被印刷工人遗失了最后一页原稿,于是有三四行文字无从排版,作者又远在东京,一时也来不及补送原稿,只得由我胡乱地加上了几个字,让它结束了。现在《茅盾散文集》中《邻二》那一篇的末一句是:“美妙的眼睛惘然望着辽远的池里的绿水。”这“池里的绿水”五个字乃是我加上去的。说是“辽远的池里的绿水”,实在加添得不高明,只是因为急着杂志的出版,也就顾不得了。
  那篇散文印出来后,茅盾先生曾经就他的底稿上补抄了遗佚的字句寄来,但因为《新文艺》已经停刊,就没有机会把他的来信登载出来,让读者改正。不久之后,连那封信也找不到了。
  在茅盾先生那方面,似乎他的底稿也早已遗失了,所以收在他自编的散文集中的《邻二》,还只是当初《新文艺》月刊上登载出来的那样子,并没有把我胡乱加上去结束了的文字改正过来。
  前几天整理旧书,出于意外地,却在一本《万人丛书》的《亨利·爱思蒙传》中找出了茅盾先生的那封信,《邻二》的最后一节原文宛然仍在,真是一种可贵的文献了,故为刊录于此,使读过那篇散文的,或买了《茅盾散文集》的读者,能把它改正过来,还它的本来面目。那原文是这样的:
  ……美妙的眼睛望着辽远的不知所在的地方,小脚踏车的寂寞的孩子又沙沙地跑过又回来了。
  这寂寞的孩子!这寂寞的少妇!然而他们又无法互安慰这难堪的春的寂寞。
  在春静的明窗下看到了这诗一样的小小的人生的剪片,我们的心不禁沉重起来了。
            一九三五年

橙雾

  从前读弥尔恩(a.a.milne.)的那篇著名的散文“名贵的水果”(golden fruit),觉得他虽然首先赞赏橙子,要不是隔靴搔痒,定是顾而言他的态度。他的赞赏这水果的理由,是因为它干净,手握的部分并不就是嘴吃的部分,因为它味道好,这正与看了人家的诗稿而称赞他的字写得好一样,未免被这“名贵的水果”齿冷了。
  橙子这个东西,我以为,是具有色香味三德的。我们看了它那明快而温和的颜色,不必想起迷娘(mignon)的歌:connais tu le pays d’orange……也就会得想象得到那阳光明朗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果树园中,累累然的闪耀着黄金之光的被太阳所吻过的(sunkist.)嘉果。关于它的味,甘甜中间带一点刺激的酸,是它的胜于一切其他果物的美味,亦即是日本的橙子广告家所谥之为“初恋之味”者也。
  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延誉橙子的颜色与美味,因为这还不是它的独有的德行,虽然我也喜欢它们。我所要说的,乃是关于它的香气。
  水果中间,具有美妙的香气者,并不只有橙子一种。香蕉也好,酥瓜也好,我可以随意举出例子来。但橙子的香气却有异于此。香焦酥瓜之类的香气,只是附属于它们的美味的一种德性。而不是能与其色味抗衡的一种独立的德性。橙子的香气则不然。我常常想,即使不玩赏它的色泽,即使不咀嚼它的美味,只是在擘开其表皮而闻闻那一阵刺鼻的芳香,也就可以算是已尝试过了这“名贵的水果”了。
  橙子的香气并不是一股虚空的气息,而是一阵喷溅的濛雾。是的,我们古来的诗人早就用这个“雾”字来形容它了。除了这个“雾”字之外,我们还能选择什么更恰当的字眼来称呼它呢?
  也不须得“纤指擘新橙”,就是用我这十个擂槌似的手,或童子军的万用洋刀,那一阵濛雾喷溅在你的须眉唇吻之间,一定是有着比最好的香水更实感的韵味的。
  “宜春令,消夜图;锦橙开噀人香雾。梅花月边同笑语,不寻思灞桥诗句。”
  这是张小山的曲子,我们倘与那伏在李师师床下的周邦彦的小词参详起来,就可以觉得中国诗人对于橙子的欣赏毕竟比西洋诗人高明了。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中有一节云:“摘梅取其恬韵溢鼻,擘橙喜其香雾噀手,荐樱赏其朱彩耀目,若沾沾以齿颊从事,无论必作脏腑之楚,兼与儿曹何异?”岂不是对于欣赏水果深得三昧之言吗?

八股文

  在蟫隐庐书庄看到了廖柴舟的《二十七松堂集》,才知此书早已有了铅印本,遂以银六元买了回来。此书一向只知道有廖柴舟自刻本及日本文久二年刻本,两者俱不易得,今无意中忽获此本,觉得非常高兴。此本表纸题有“廖景黎家藏”字样,想是柴舟后人的家印本了。卷首有《重刊二十七松堂全集序》一篇,张日麟撰,说是“取邑中千钧一发之钞本,暨日本绝无仅有之刊本,互相磨勘,录成全帙,再付检(?)板”的,则虽然是铅印本,似乎也不可小觑了它,其价值之为“千钧一发”,一定是“绝无仅有”的了。
  序文虽然不高明,可是原作者的文章之妙,却实在当得起“绝无仅有”之评。至于究竟如何妙法,我不想在这里多说。我所要特别提出来谈谈,同时也是我认为是廖柴舟的卓见者,都是他对于八股文的一些议论。
  廖柴舟作《明太祖论》,是明亡以后第一个对于八股文提出反对的论调。他说“治天下可愚不可智”:
  故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故秦始皇以狙诈得天下,欲传之万世,以为乱天下者皆智谋之士,而欲愚之而不得其术,以为可以发其智谋者无如书,于是焚之以绝其源。其术未尝不善也,而不知所以用其术,不数年,天下已亡。天下皆咎其术之不善,不知非术之故也,且彼乌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诗书者,为聪明才辩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才辩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无不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明太祖是也。自汉唐宋历代以来,皆以文取士,而有善有不善,得其法者,惟明为然。明制取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谒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焚书者,欲天下之愚,而人卒不愚,又得恶名;此不焚而人自不暇读,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皆志得意满,无复他及;不然,其不遇者亦已颓然就老矣,尚欲何为哉?
  故书不可焚,亦下必焚,彼汉高楚项所读何书,而行兵举事,俱可为万世法,诗书岂教人智者哉?亦人之智可为诗书耳。使人无所耗其聪明,虽无一字可读,而人心之诗书,原自不泯;且人之情,图史满前,则目饱而心足,而无书可读,则日事其智巧,故其为计更深而心中之诗书更简捷而易用也,秦之事可鉴也。故曰:明巧而秦拙也……
  这一段议论,真是既新颖而又精到。在我们今日读之,尤其可以得到现成的印证。现在世界上恰有两个国家,正在分头摹仿秦始皇与明太祖。一个是采取焚书政策的,虽然其民愚了没有不可知,但“恶名”却已传布了全世界;另外一个是用一种变相的制义来取士的,写文章的人只要能中了程式,就不惜用种种美名来荣宠他,或甚至用爵禄来羁縻他;虽然将来的成功如何不可知,但那些不在制义之列的文章,却实实在在早已被唾弃了。“秦拙而明巧”这个评断,我们是可以承认了。
  不过说到这里,我觉得廖柴舟也有一点未能见到的地方。明太祖虽然以制义牢笼了文士,但亡明者却是不识字的农民;廖柴舟明白了汉高楚项未尝读书,亦足以亡秦,而忘记了明太祖在对付不识字人这一方面,也还是失败的。所以,我以为,焚书也好,制义取士也好,只要是文士,总是容易对付的,无论用的是软功或硬功,威胁或利诱,总有法子使他们造不起反。生问题的倒还在于那些虽不识字而“心中之诗书更简捷而易用”的人们。这些人是无从“愚”起的。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曾“智”过。秦始皇即使不焚书,他们也不会读书,明太祖即使提倡普及教育,他们也不见得有工夫来上钩。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生活。能使他们生活的,皇帝也;不能使他们生活的,干脆就揭竿而起了。此事与八股文实在并无多大关系。
            一九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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