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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窗随笔


  今年上海的天气,真是古怪。不但“清明时节雨纷纷”,直到立夏,也还是“雨纷纷”。窗外,整天是潇潇淅淅,室内,整天是昏昏沉沉。使我这个老人情绪不宁,无法工作,无心看书阅报。只好抓起笔来随便乱写。陆续写了几段,也有两三千字,暂且告一段落,应之曰《雨窗随笔》。既然是“随笔”,最适当还是向《随笔》投稿。于是套上一个信封,寄给《随笔》编辑同志,听从处理。

一篇“译序”

  偶然看到一本《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卷首有一篇“译序”,既不是翻译的序文,又不是译者的序文,不知道这个标题该怎么讲?
  序文是高觉敷先生写的。一位研究弗洛伊德学说的老专家,他的序文自有分量,我不能不先拜读。
  第一句说,这个译本“译文尚通顺可读,故愿为他的译本作序”。原来高先生作序的动机,仅仅是因为“译文尚通顺可读”。
  序文的最后一句是总结评论这本书的原著者的。高先生说,著者“并没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在本书结束时,暴露出袒护托洛斯基,贬低苏联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倾向”。
  这篇“译序”作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一日,原来高先生还认为被“贬低”的人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平等的批评

  陈伯吹主张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有教育作用。另一个人狠狠的批了他一顿。陈伯吹发表了答辩,要保留他自己的意见,但又表示欢迎别人的“平等的批评”。
  林放写了短评,赞扬陈伯吹的态度。
  我读了这三篇文章,感到脑神经混乱。
  欢迎批评,必然接受批评。
  不接受批评,何必还要欢迎批评?
  如果有十种不同理由的批评,是否全部欢迎?
  欢迎批评而不接受,如何体现欢迎?
  批评有“平等”、“不平等”的区别,如何区别?
  如果是“平等”的批评,是否就不用保留自己的意见?
  一个作家,或一个思想家,既要保留自己的意见,又欢迎别人的批评,欢迎而又拒绝接受,这是不是一个真诚的、高尚的、值得赞扬的态度?

批评与自我批评

  说到批评,自然会想到四十年来,一个常常提起的口号:
  “批评与自我批评”。直到今天,似乎还是处处照行。
  在文艺界、思想界,一个艺术作品,一种思想观点,引起别人的批评,这是平常的事。人人有批评别人的自由,被批评者有接受不接受的自由,也有反驳、辩论的自由,也有“吾行吾素”,置之不理的自由。
  但是,许多国家、政党主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的结局,似必是“自我批评”。这一原则成了好些政党的党纪。这些政党党员如果有不同于党的首脑的言论、思想,公然发表,党内就会向他展开批评,各种规模的批评,可以升级为“批判”、“批斗”。面对这种批评,被批评者没有应付的自由,只有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这种“批评”,往往是谴责、训斥;这种“自我批评”,往往是“服辩”、“悔过”。
  这种“批评”,好像一律都是自上而下的。极少见过一个政党的首脑接受群众的批评,而写一份“自我批评”。倒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好像还颁过几个“罪己诏”。似乎一些封建皇帝中间,还有一小点开明意识哩。

人是政治的动物

  客问: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此话怎讲?
  动物多得很,人是哪一种?
  主答:有些人是野兽,会吃人的;有些人是家禽,被吃掉的。
  客问:这与政治有什么关系?
  主答:前者是用政治来吃人的,后者是被政治吃掉的。

人民的分类史

  汉朝把人民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士居第一类,有文士,有武士。
  唐宋以后,士只代表文士,武士的地位落在商人之下,不入流品。因此有了“贩夫走卒”这个成语。贩夫是商人,走卒即步兵。
  元朝把人民重新分类。第一等是和尚、道士,最下一等是儒士和乞丐。
  到了明朝,士获得大翻身,又成为四民之首。不少士人撅起尾巴,目空一切,造成士气嚣张的时代。《儒林外史》记录了两个商人穿了士人的衣服和头巾去上馆子,被秀才老爷痛打一顿。
  到了清朝,士又活该倒霉,有的被杀,有的充军宁古塔。不过,后来情况稍稍好转,“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解放以后,好像把人民分为两档:民和人。民有三类:工、农、兵。商人失踪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中没有商人。人分五类:地、富、反、坏、右。称为“分子”,不是民。
  拨乱反正以后,五类分子绝大多数归属于民,似乎已无大差别。现在的人民分类法是:一部分人民上升而为官。官是民的代表或曰“公仆”,不是民。民分五类:商、农、工、兵、士。不知可否说是新的“五类”。不过士的等级比元朝还低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中,似乎没有乞丐。

“文化”与“文学”

  读书七八十年,除了甲骨文还未能读通之外,从商周金文至先秦诸子,我都能读通了。偶尔有些语文障碍,还不妨事,全文主旨大意,还是能够理解的。倒是近年来一些青年理论家的文章,我常常读了四遍、五遍,还是不懂。看看每一个字我都认得;每一句的意义,我也能理解。就是读过一整段,却不知道作者在说些什么。只好自认老耄,在飞跃的新时代文风前面,显然落伍了。
  近来又发现,落伍的不单是我一个八十老汉。偶然读了一段文章,我虚心请教一位六十岁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读后,沉吟不语。我追问:“懂不懂?”他笑而不答。不敢说“不懂”,怕落伍。我又请教一位四十多岁的副教授。他读了两遍,也不做声。我再追问:“这一段文章讲些什么?”他迟疑了一下,回说:“吃不准。”
  我才得到一点安慰。看来,他们二位,至少也已经开始落伍了,不过比我好些。
  现在,把这段文章抄在这里(仅仅作为一个例子),请读者解释解释,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篇文论杂文的第一段:
  文学的危害的确在于她作为一种精神充斥着整个中国的文化空间。我们缺乏一种能力(这或许是先天的),把文化与文学有效地区别开来。因此,文以载道的罪过首先不在文学的自身。文学常常蒙冤,但文化因为已经无法在自身的内部为文学让步,所以我们便只能端出文学作为文化祭坛的作品。
  如果凭我的文化水平来译解这段文章,它们内涵的概念有以下几个:
  (一)文学的危害性是一种精神。
  (二)这种精神充斥于整个中国文化的空间。
  (三)我们(不知是谁?)是先天性的低能儿,不会区别文化与文学。
  (四)“文以载道”是一种罪过。但不是文学本身的罪过。
  (五)有人说“文以载道”是文学本身的罪过,这是冤枉了文学。
  (六)文化有一个自身。这自身有内部与外部。
  (七)文化自身的内部已经无法向文学让步。(外部呢?)
  (八)所以我们只能把文学用作祭祀文化的供品。清楚了。一句一句都弄清楚了。但是总的意念呢?

为人民服务

  大学生问古汉语教授:“为人民服务”这个“为”字怎么讲?
  教授答:有几种解释。要看这句话是谁说的,因人而异。
  大学生说:请老师举个例解释一下。
  教授说:一种讲法,为就是“给”,为人民服务,就是给人民做事。这个人做的事都是有利于人民的。
  大学生:这是谁说的?
  教授:革命家。
  大学生:还有什么讲法?
  教授:这个为字可以讲作“代替”。
  大学生:代替人民服务?是谁?
  教授:冒名顶替的壮丁,代吃官司的流氓、穷汉,考场里的枪手,多着呢!
  大学生:还有什么讲法?
  教授:为字也可以讲作“做”,就是白话文的“作为”。
  大学生:作为人民服务?什么意思?
  教授:你读错了,要加逗点。“为人民,服务!”这是说,你作为人民,就应该服务。
  大学生:这话是谁说的?
  教授:官。

子贡问政

  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以上是《论语·颜渊》的一章,我从二十岁读到今天,还是不懂。
  子贡问如何行政。孔老师说:人民有足够的粮食,国防线上有足够的武力,人民就信任你这个官儿了。博得人民信任,当然国泰民安。
  文句很明白,不容曲解。足食、足兵,是取得民信的两个条件。
  可是,子贡却问:如果有必要减去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三件中,应该首先减去哪一件?
  这样,可见子贡是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三个治国条件的。那么,这个“之”字如何讲法?这个“矣”字又如何讲法。
  奇妙的是孔老师的回答:“可以先裁军。”
  子贡又追问,留下的两个中,有必要时,可以先减去哪一个?
  老师说:“可以让人民没有饭吃。”接下去解释道:“没有饭吃,大不了饿死。死有什么要紧?从古以来,人人都要死的。只有人民的信任最最要紧,没有人民的信任,就无法立国了。”
  老百姓都饿死了,国土都被敌人占领了,还有一个人民的信任可以维持政权,怪不怪?

文学遗产

  “文学遗产”这个名词,我以为应当废除了。
  十月革命成功,苏联建国,把沙皇俄罗斯的一切,全部否定,文学也不在例外。包括普希金在内,全部俄罗斯文学,都是贵族文学、资产阶级文学、死文学、反动文学。托尔斯泰的文学,也只有一面镜子的作用。
  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对传统文化采取怀柔政策,不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了。于是,把俄罗斯文学称为文学遗产。
  人死亡后,他的财产才成为遗产。当他生存的时候,是财产,不是遗产。
  既然说是遗产,必然有继承人。继承人确定以后,取得了这份遗产,遗产就消失了,成为继承人的财产的一起分。
  可知遗产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名词。
  俄罗斯文学如果到今天,还是遗产,这份遗产似乎永远存在银行里,由律师或公证人保管着,没有继承人。
  为什么还要学习并纪念普希金?戈尔巴乔夫为什么郑重地到上海来给普希金铜像献花圈呢?
  既已接受,就不是遗产;没有继承人,也不成为遗产。
  所以我以为,文学遗产这个名词该废除了。中国文学史永远活着,永远在前进,没有死亡过。

又一份遗产

  前几天,对“文学遗产”挑剔了一下。今天展开报纸,才知道孔夫子的儒学也是一份遗产——文化遗产。
  几百个新、老、中、外儒学家,开了一个大会,讨论这一份文化遗产。讨论的结果不得而知,也不知道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孔门的子孙着实不少,如果讨论的是如何分配这份遗产,估计每人分到的不过一丝一毫,吃一碗阳春面都不够。
  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富翁不在少数,就儒、释、道三大公司而言,子公司何止百家?十多年前,法家的遗产被“四人帮”继承了去,浪费完了。现在,好像只有一份儒家的遗产。和尚道士,还在清理财产阶段。
  这一份儒家的遗产,经过十年批臭,已经没有人想要。在国产文化缺货的情况下,国际文化贸易商人引进了成批的外国文化,货源充足,市场繁荣,成为盛极一时的畅销商品。
  于是有些老冬烘看不顺眼,主张提倡国货,要用国产品白猫洗涤国民的精神。可是,资产阶级文化虽然不守四项原则,却实实在在是“拿过来”了。虽然没有过户,却也承认它是外商投资,而不是遗产。儒家思想,即孔夫子的意识形态,虽然是“珍贵的中国文化”,还只是一份没有继承人的遗产。
  现在有许多人忙着纪念孔仲尼先生二千四百五十年诞辰,为这份遗产大登广告,还吹嘘这份遗产可以用来向国外投资,帮助开发不发达国家。甚至还有人认为可以送到资本主义大国去生产文化杀虫剂。
  可是,还没有一个人敢继承过户。它还只是一份遗产。

国粹

  收到一封信,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华裔外籍学者寄来的。他(或她)买到了我编的两本《词学》集刊,来信恭维一番,说我的工作是“有保存国粹之功”。
  这封信来得正好。它提醒我:天地之间还有“国粹派”。
  这回虽然在外国发现,安知大陆上已经没有?
  遗产派,国粹派,正好是一对敌我矛盾。
  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不是遗产派,就是国粹派。
  要做“第三种人”,也不很容易。
  然而,“珍贵的中国文化遗产”,却是宣扬“中庸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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