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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治什么“学”


  《书林》杂志有一个《治学篇》专栏,去年,编者就来找我,要我给这个专栏写一篇文章,谈谈我的治学经验。我当时贸然答应,毫不考虑。现在编者又来敦促,要我践约交稿,我这才想起,我这一辈子到底“治”了些什么“学”?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我自己反省,弱冠以来,迄今五六十年,我的确“治”过不少“学”,几乎每年每月每日都在“治”,可是我“治”得了什么“学”呢?没有!我完全无“学”,因而至今是“不学无术”。
  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就是在四年制中学第三四年级的时候,中、英语文阅读及写作能力,已有相当好的基础。中文是家学,我父亲教我从《古文观止》读到《昭明文选》。英文得力于叶颂藩老师的文法课,他教授《纳氏文法》第四册,使我能基本上懂得英文的语法结构。这两种语文基础,是我的有利条件。中学毕业后,报考东南大学国文系,同去应考的有四个同学,只有浦江清一人被录取,我和其他二同学均名落孙山。于是去报考之江大学,因为听说教会大学容易考。果然被录取了,就进之江大学去读英文。在之江,没有钻研中国文学的条件,我就钻进了英国文学。一年之间,我读了英国文学史、英国散文和诗歌。对英国文学刚才懂得一些皮毛,可是因为参加非宗教大同盟,不能不退学了。
  第二年,我到上海进上海大学,读中国文学系。陈望道老师讲修辞学,沈雁冰老师讲西洋文学史,俞平伯老师讲诗词,田汉老师讲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这些课程都对我有相当影响。西洋文学史的教材是周作人编的《欧洲文学史》,这部书的内容,实在只讲了希腊、罗马部分,我以为不足,就自己去找英文本的欧洲各国文学史看。俞平伯老师讲过《诗经·卷耳》,指导我研究《诗经》的路子。于是我找到一部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通读之下,豁然开朗,才知道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在上海大学读了两年,又转到大同大学读英文,在叶上之、胡宪生老师的指导下,读了司蒂文生的散文《骑驴旅行记》和沙克莱的小说《亨利·爱思芒》。同宿舍的同学有许思玄,读英国文学书甚勤奋,我和他对床而坐,颇受他的影响。以后又转入震旦大学读法文,随即便爱上了法国诗,从龙沙、维雄到雨果,似懂非懂地乱读了一阵。中国古典文学,就此放下了。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做亭子间作家。职业是书局编辑,业余工作是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阅读的也多是外国文学,偏重于苏联、东欧诸国和美国。读书没有计划,得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知识面广了,眼界开了,可就是说不上研究。在周作人、林语堂的影响之下,也曾有一二年热中于明人小品文,把公安、竟陵派的几十部诗文集看了一遍。
  一九三七年秋,到云南大学文史系教书,系主任分配给我的课程是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历代诗选、历代文选。我战战兢兢地接受了任务,努力备课,编讲义。上了几个月课,才知道过去光是读书,纵然读得很多,全不顶事。有许多古典作品,过去读过几十遍,自以为懂了,没有问题。可是拿到课堂上去一讲,经学生一问,就觉得有问题了。怎么办?要解答,就得研究。从此开始,我的读书方法才深入了一步。
  在云南大学三年,有条件阅读了许多云南古代史文献,写下了一些札记。在向觉明的影响下,看了许多敦煌学文件,校录了十几篇变文。一九四一年,到福建厦门大学任教,于是云南古代史和敦煌学的兴趣消散了。在厦门大学五年,由于厦大图书馆的藏书毫无损失,全部内迁,我着实看了许多书。给学生开了一门专书选读课,讲了一年《史记》,自己也写了许多《史记旁札》。读了七八十种宋人笔记及野史,抄录了所有关于词的资料,打算编一本《宋人词话总龟》。这两部没有完成的手稿,都在“浩劫”中损失了。
  解放初期的五六年间,我的业余时间都花费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前后译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东欧、北欧及苏联小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才重又回到古典文学的阅读和研究,主要是对唐诗宋词做了些考索工作。但就在同时,我的兴趣又转移到金石碑版。陆续写成了《水经注碑录》、《诸史征碑录》、《唐碑百选》、《北山楼碑跋》等十多种著作。这些手稿,在“浩劫”中也损失了一大半。
  以上是我生平治学的一个大概情况。如果说“治学”就是“研究”学问,那么我实在没有“治”过任何一种学问,因为我的研究工作实在做得太少。不过我以为“治学”这个名词,意味着一整个过程。任何人都不会一上手就研究一门学问,必须有一个逐渐走向研究工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浅尝到博览。对某一门学问开始感到兴趣,渐渐地一本一本找这方面的书看,熟悉了关于这一门学问的各方面情况,这是第一个阶段。既已熟悉了关于这门学问的各方面情况,在更广泛的阅读与思考之际,必然会发生问题。碰上了问题,就要自己去求解决,这才走上了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入门”。入门之后,你会觉得欲罢不能,索性把一切弄不清的问题弄弄清楚。于是不能不展开更深入、更广泛的探索,这样才到达第三个阶段,开始做研究工作了。
  由于我个人性情急躁,没有耐性,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再加上生活条件的不稳定,我治过许多学,可是都只走了两段路,没有完成治学的全程,因此,至今不名一家,在文学研究工作者中间,我只是一个“三脚猫”。
  我把我的经验贡献给青年学者,祝愿他们审慎决定研究课题,一段一段地走完治学的全程,不要像我一样的见异思迁,半途而废。近来有不少青年学者,随便找一个课题,一上手就做研究工作,对这个课题的各方面情况,全未了解。这是没有基础的研究工作,不可能取得正确的成果。他们的毛病,恰恰和我相反。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于华东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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