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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纪念屈原


  众女兴谣诼 高文见苦辛
  哲王终未悟 浊世若为亲
  九死三湘水 千秋一放臣
  平生怀美政 何意作诗人
  这首五律是前年偶读离骚时作的。自从诗人节被规定下来之后,屈原之为诗人,在历史上又多了一个证件。年年今日,文艺界的善男信女又得忙着开会纪念,给一些从来不关心于文艺的达官贵人,贩夫走卒,豪商富绅,劳农织女,乃至走私运土,侑觞卖笑之流,大声疾呼的提醒一下: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啊!
  汉魏时代,知道屈原的人不多,但每人皆知道屈原是一个在政治上不能见容于楚国的忠直之臣,他的所以为诗人,只是在无可奈何中“援天引圣,以自证明”而已。所以提起屈原,“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话必须从他的行事与辞赋同时提到,清高第一,文采第二。晋宋而后,直至明清,屈原虽然始终是一个未曾过时退色的大文豪。而且知道屈原的人也格外多了,但他的离骚却成为风流才子的下酒物。“嘉其文采”也已经走进了邪路,“慕其清高”者也就渺然了。现在呢,印刷既方便,宣传又热烈,知道屈原的人可谓已经遍地皆是。“屈原是我们的大诗人,等于人家的檀丁,莎士比亚,歌德”,人人会这样说。不错,人家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于是屈原在二十世纪也还是一个挺时髦的人物,他是被用来作为替中国争取文化上的国际地位的帮闲诗人了。
  呜呼,诗人节愈热闹,诗人却愈孤独了。
  我怀疑屈原是否愿意与檀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同坐在一个国际享堂里共受膜拜。屈原从来没有自居于一个诗人。也没有写万行长诗的企图。也从来没有像杜甫那样地悲呼“文章憎命达”。他是因为命蹇才写文章的,并不是写文章以求命达的。屈原一生,始终在希望自己国家政治修明,至少要能够与暴秦抗衡,不受侵略。纵然自己不能执政当权,一展其抱负,也希望在位者能砥砺奋发,不贪污,不腐化。然而他终于失望了。失望之后,才写文章。这些文章是他的“苦果”,不是他的“武器”。所以这些文章当然也不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于是他只好自杀。
  屈原的自杀,是以一个被放逐的忠臣的身分自杀的,一点也不是一个失意诗人: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他自己说得很明白了。我的诗意只在指明这一点,故曰:“平生怀美政,何意作诗人?”屈原既不自认为诗人,我们为什么把他硬拉在一批逢人送行卷,或栖栖遑遑专找公爵伯爵做护法主人的无聊文人队伍中去呢。
  把屈原的诗人身分提高,无形中就是把他的忠臣身分掩没了。大家闹嚷嚷地纪念屈原,很可能把他变做头戴月桂冠的楚国朝廷里的弄臣,屈原之灵有知,也该后悔当初干脆不必写下那些抒哀的辞赋了。
  一个积极地与黑暗政治环境斗争的文人,当他知道终于不能获得胜利的时候,这悲哀是何等地深沉,何等地可怜。一人之得失成败,所关系者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从此被决定了覆亡的命运,这可不是细事。屈原之自杀,不是为了他个人之失败,而是为了他不忍看见楚国之日趋于覆亡之途。有心人在这样的场合,当然非自杀不可。但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能了解此意义者,似乎很少。儒家虽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积极态度,但孔子也还说过一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孔子而为屈原,我想也许还不至自杀,而宁愿遁迹海外的。司马迁对于屈原的了解,又更远了。他说:“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原自令若是。”啊呀,这样说来,屈原之自杀,竟是傻透了,在楚国做不到官,难道不能到齐秦三晋去钻营吗?中国士大夫的见解和抱负,从汉以来就这样地只关心着自己一身之得失,则虽为名臣廉吏,亦尚且不足以接武前修,屈原的悲哀,到底有几人能了解呢?
  如果我们真能了解屈原,真在衷心地纪念屈原,我们第一要决不把他看做一个诗人,第二要赶紧使现代的屈原不再自杀。愈把屈原标榜作我们的民族诗人就是愈侮辱了屈原。只管纪念死了已久的屈原而不去援手一个快要自杀的屈原,就是丝毫没有纪念屈原。屈原早已死了,楚国也早已亡了。历史上的陈迹是无法翻案的。每一个时代的人都纪念死去的屈原,而同时又都嫉忌他同时代的屈原,这史实也重复地显现到如今,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解呢?“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治。”愿纪念屈原者,三复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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