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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西北黄土高原这个山区县份和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摇撼着整个社会。
  城镇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声明、勒令、通令、通缉令以及“红都来电”和“中央首长讲话”;铅印的或油印的传单像雪片一样在街头巷尾飘飞。墨汁、纸张、浆糊如同粮食和菜蔬,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邮路中断,班车停开,商店关门……
  有些家庭分裂了,有的父子决裂了。同志可能变为分敌,冤家说不定成了战友。过去的光荣很可能成为今天的耻辱;今天引以骄傲的,也许正是过去那些不光彩的事。看吧!许多过去有权力和有影响的人物,正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敲打着破铁桶或者烂马勺,嘴里嘟囔着自己的“罪行”,正一溜一串地游街哩;而另外一些普通的群众,正站在权力的讲坛上大声演说着,号召着,命令着……
  乡村里,有的人离开了自己耕种的土地,也被吸引到了革命最激烈的地方——城镇。这些人有的是专门去闹革命的,有的是乘机去做黑市生意的;有的既闹革命,也做黑市生意。那些企图反对这些外流“革命家”和生意人的队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纷纷被城里来的“点火队”宣布为“假洋鬼子”,一律靠边站了。社会变得一反常态。可是时令却一如既往:“寒露前后,秋风飒飒地吹落了第一批枯黄的树叶。山头上,川道里,一层薄薄的秋庄稼不几天就收割完毕;那斑斑驳驳的大地躺在浅蓝色的天幕下,猛一看,好像瘦了许多……”
  城市在动荡中……乡村在动荡中……全国的运动看来很不平衡。当上海的“一月风暴”刮到这个县的时候,已经到了十月。
  本来早已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被本县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总司部”(红总)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红指)所属各系统、各单位的战斗队,不费吹灰之力,一天之内就你抢我争地夺了权:把那些权力的象征——
  钢的或木的,大的或小的图章拿来一封存就行了。然后各自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利,分别嬉开庆祝大会,锣鼓声震天动地,鞭炮的灰白硝烟弥漫了整个县城的上空……
  无产阶级自己建立的政权又大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下被砸烂了。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叫人多少不可思议!
  失去了阶级的统一意志,权力马上出现了真空。现在,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
  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将统辖全县的十三万人口呢?
  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两派人搅混在一起,唾沫星子乱了飞,没没黑地辩论着:证明自己革命,对方反革命。到处都是讲坛,到处都在进行着唇枪舌战。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蜂窝。嗡嗡声整天不断。各处论战的双方都在引经据典,马、恩、列、斯、毛主席、鲁导的话被整段整段地引用背诵;这些神圣而庄严的经典也可能立刻又被淹没在一片讽刺、挖苦和辱骂声中。一旦嘴这种武器不得力的时候,就开始打肩胛、动拳头,直到打得鼻子口里血直淌!真理的谬误混杂在一起,舌头的拳头交替着使用,华丽的词藻和骂娘的粗话都能博得欢呼……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红总总部所在地人委和红指指挥部所在地县委,总司令、总指挥分别和他们的常委们以及对方骂作“狗头军师”或“黑高参”的智囊人物们,也各自正在没是没黑地开会,以便策划下一步的行动。在他们的各自的会议上,拍桌子、掼板凳、摔茶杯,争辩、论战、好说、臭骂……刺耳的声浪把会议玻璃窗震得咝咝价响!
  两地大门口和围墙周围,站着和走着一些立眉竖眼的人。这些人手里提着棍棒,腰里别着刀子,像御林军守卫着皇宫,神色庄严而骄横。这是两派首脑部门直属的组织,跨行业组成,打人、抄家、给“走资派”上刑都由他们管。红总叫“孙大圣”战斗队;红指叫“千钧棒”战斗队。这些人一般白天睡觉,晚上活动……而这时,两派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无不围绕着他——县委书记马延雄而进行。
  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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