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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同性恋者过着封闭孤寂的生活，他们主要的困难并不是像那些以为同性恋产罪恶的、不道德的或病态的人那样，以身为一个同性恋者而感到来自内内必自我否定的痛苦和压力，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在于身为一名同性恋者，却无法向任何人表明自己的真实性倾向，不得不过双重生活；其次在于找不到理想的伴侣，尤其是生活在中小城市及农村的同性恋者。换言之，他们所感受到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外部；不是来自痛苦的自责，而是来自对社会规范的恐惧。这类人当中也有严重的压抑和心理不适感，但其根源不在同性恋倾向本身，而在于因同性恋倾向导致的社会适应问题。 国外有人对30位同性恋男子和30位异性恋男子作过标准的心理测试，所得结论认为，男同性恋者属于心理正常之列。根据美国的一项抽样调查（样本容量在1000人以上） ，85%的男同性恋者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但心理问题却比较普遍，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说自己有压抑感， 不快乐，24%的人说，有时感到濒于精神崩溃；虽然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认为同性恋是却有43%的人看过心理医生。（拉里亚，第148-149页）可以这样说，与同性恋有关的心理问题，大多并非来自同性恋这一性取向本身，而是来自适应周围环境的困难。 在西方社会中，区分同性恋群体各种行为特征的两个最主要因素，一个是性别，即某人是男同性恋者还是女同性恋者，前者结伴长期同居的比例就远远不如后者；另一个因素是身份公开与否，即某人是公开的同性恋者还是秘密的同性恋者。人们将秘密的同性恋者的生活比喻为"壁橱里的生活"，即一种双重身份的生活；公开同性恋身份则被喻为"走出壁橱"。 那些不公开的同性恋者被公开的同性恋者讥讽为"罐头水果"，又被称为"被压扁的水果"，讽刺他们是被社会规范压扁了的人。 我们的调查对象中，除极少数人外，很少有西方意义上的"公开的同性恋者"，即使那些在社会上十分活跃甚至知名（所谓知名并非真名而是绰号）的同性恋者，也不愿让家长亲友知道自己的真实倾向。虽然与他们关系亲密的人中，有些会怀疑到他们的真实倾向（少数因与同性恋有关的行为被判刑或判处劳改、拘留的人的亲属当然能了解到），但他们绝不愿主动让人了解到这一点。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让亲朋好友了解到自己的性倾向，其中包括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同事和领导，只有个别人同事、兄弟知道实情；虽然在调查中也遇到过少量例外的情况：有人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对家里说了，并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改不了了。 许多对自己的性倾向已能坦然接受的同性恋者仍然感到深深的压抑，这种压抑不是来自自己的性倾向本身，而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这种压力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社会行为规范的压力，比如正常的家庭、婚姻、恋爱、性别角色、行为规范等；其次来自周围人群的误解、偏见、厌恶和仇视；最后来自自己无法表现真实的自我，只能作两面人所造成的不适感。 一位受过批判处分的同性恋者讲到自己和同类为什么要深深隐藏起来： "在我这一生中，除了和朋友在一起时在感觉上是平等的外，在其他的时间里，自己总是忘不了那受到批判和谴责的伤痛。公平地讲，我倦人生中走上这一步的确同我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格格不入，受到人们的藐视是应该的。但我们从人格上应该说是平等的，因而内心有时又感到十分的委屈。我们渴望能得到人们对我们宽容态度。从我的经历中，我的这种渴望一直是一种高不可及梦想而已。我的朋友们也都有和我同样的想法。我和我的朋友们生活在一个真实里却总是躲在社会人阴影中生活，这种苦恼只有我们自己能体验到。实事求是地讲，在我们朋友中间，绝大多数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正直，聪明，能干，多才多艺，在单位是大家称赞的好同志，但这都是在事情没有暴露之前。一但事情败露，我们将会一落千丈，须我们付出千百倍的努力，才能恢复人们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不要把我们当成坏人或是社会的渣滓看待， 我们不求得到社会的认可，只求得到社会的宽容和理解。应该坦率地承认，我和朋友们的心理状态是灰暗的，不管每个人的表面表现得多么坦荡，但在实际生活中都生活在社会的阴影中，生活在自我的阴影中。从整个社会交往看，我们的交往比较窄，除了有少数人在一定环境下会胆大妄为外，大多数是循规蹈矩地生活，工作，学习。因为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行为是社会、家庭都不能容忍的。为了我们的自尊，我们必须深深地隐藏自己，有时觉得藏得越深越好。" "我在周围一个同性恋都没发现过，我始终谨小慎微，把自己隐藏得特别深。" 一位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同性恋者表达出比一般同性恋者更强的压抑感，他坚定地认为， 一旦自己的性倾向暴露出来，对自己的一生都会有极大的影响："我是一个理性的同性恋者，我尽力控制住自己，在工作中和同事相处得也不错。然而我却时时感到一股性的压抑，有时特别难受。我非常渴望有一个伙伴，但是我一直未去找，也不知道如何找。我怕万一找错暴露了我的身份，万一别人知道了我是同性恋者，我就要处处受歧视了！……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地痛苦。我法律顾问称的后半生该如何去渡过，我的心在流血……我不知道我的理智能维持多久，我有时压抑得要疯！救救我！……X市这边同性恋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也不去走动，我怕暴露身份。然而我又特别希望有一个伙伴来抚慰我的心灵创伤和痛苦。您给我回信时一定要把信封粘好，地址写详，淆暴露了我可就毁了！" 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性恋者回忆和描述了自己从最初发现自己的性倾向时的感觉至位提高后将性倾向隐藏越深的过种： "刚发现时我一方面惊奇、振奋，一方面惶惑、恐惧。那时法律顾问符有什么后果，没有涉世经验。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会因为这个处处碰壁的。中学只一心读书，大学时交际生活变得重要起来，而我却无法施展。我觉得自己比程蝶衣（电影《霸王别姬》的人物--作者注）还痛苦，他对对象的爱实现不了，但还可以演戏，他的人格发展还是很自由的。我从小言行比较柔和，喜欢穿戏装（仕女装），喜欢纱衣；因为课堂回答问题声音低，'大姑娘'的绰号一直跟着我。这是我要隐藏的事，所以听人一叫这绰号就很难受，感到窘迫，脸红，别扭，压抑。我想过变性，觉得自己和女孩一样，所以我对女孩没兴趣。我要伴侣不会去找和蝶衣那样的，因为他跟我太像了；我也不会去找一个男性化的女孩，宁愿找一个比较不太阳刚的男子，他至少还是个男的。我的心理一直扭曲，免强越往上走，越觉得要压抑自己。家庭对我寄予厚望，我要考虑。对我来说，上策是在人格和情欲上取得一致；中策是人格破碎，情欲正确，也就是说，如果能改变我的情欲， 我愿意去治；像现在这样压抑，在人格和情欲上都扭曲自己。"在这位同性恋者的心目中，人格是指的他认同女性的何等；情欲是指他对性伴侣的期望。按照他的逻辑，即使治疗能改变他的情欲指向，他基本人格还是会遭到破坏的。因此，如果有一个能允许男人的女性自我认同而且允许男人去爱男人的环境，才是最理想的。 "我的生活态度消极， 主要是害怕自己的性倾向让人知道。我很痛苦，觉得不是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说不清是否先天。我觉得同性恋不是病，所以没必要知道是先天还是后天。对我来说，比较艰难的是怎样组织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怎样处理与亲戚朋友的关系。" "我常常自嘲，管我们这类人叫'永远走不出阴影的人'，是在'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春风吹不到的地方'。" "无论如何， 同性恋都压抑是大部分人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如果不改变，那结局早晚都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人在青天白日曝了光。是中国人无法不接受的。" "我感到的压力不是来自我自己的性倾向， 而是来自社会，来自不能跟家里人说，如果能公开就好了。" "压抑来自其他方面， 而不是来自同性恋倾向本身。有时我会劝自己：人生也就几十年，要达观一些。" "我很压抑，也很胆小，但我不认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也不认为它是病。" "我的不适， 更多的是来自我人格的缺陷以及社会的偏见，不宽容，而不是同性恋倾向本身，所以我需要的是一位优秀的人格治疗学专家及社会的宽容空气。" 一位大学生说； "尽管我内心十分复杂，我表面上却若无其事。学校后面有一家录像馆，周末常放黄带。我们几个男生偷偷去过瘾，而实际上我看黄带的目的和他们相反。" 一位军人说："在别人面前，我是快乐的。在业余时间，我和战友们聊天，玩，读书，打球……和别人一样，毫无二致。在谈男女之事上，我也会哈哈大笑地瞎聊神侃，所以，战友们戏谑地叫我是'色棍'--多么有趣而又可悲的绰号啊！当时也许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刻意地掩饰什么。然而，在某个不经意的日子，我会不经意间想起未来。未来会怎样？20多岁的大小伙子，总要面对结婚这一人生的转折点哪。我不能不面对着'残酷'的现实。" "同性恋者并不像社会上传说的那么可怕。 我们也是正常的人！当我上大学得知我是同性恋者后，我是多么的痛苦、消沉，以致觉得活得没意思。然而我毕竟受过高等教育，我就是我！我挺过来了！一走上工作岗位，我努力工作，然而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向我袭来。我感到了世俗的压力，前途的可怕。尽管我表面上不动声色，然而我的心在发抖，在流血。" 不少同性恋者认为， 压力主要来自文化的规范力："没有一个所谓家的地方，没有一个稳定的感情和身体上支持的来源，男同性恋者要完全对外界环境置之不顾是不可能的。比我小的同事都抱着小孩来玩了，我见了总是像犯了什么错一样很不好意思。这就是压力吧。" "我有一个看法， 即同性恋是一种性行为的变态，但变态依据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呈相对性，而不能称其为'病态'，因为称其为'病态'有强烈的主流文化中心主义者排斥非主流文化者歧视性色彩。这是不公道的，反人权，甚至于反科学。因为至今为止，关于同性恋的成因莫衷一是，尚无定论，充满了一厢情愿的瞎说，而不是真正的建立在科学试验的基础上。这些个瞎说，因了作者的文化心态而有不同倾向性。事实上，文化这种东西实在是一个怪物，站在科学一面，有时又站在反科学的一面，总之，它具有社会属性，随着社会中的人的意向而变。文化就像一只蝙蝠，给一部分人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另一部分人带去祸患。" "我觉得在中国只要不暴露身份， 不损害别人，就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没感到太大的压力。压抑主要来自传统意识和观念，不是来自政府和警察。主要的压抑是不敢告诉亲戚朋友，家人都不知道。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不能和家里人、好朋友说，他们不能分享我的快乐，分担我的痛苦。" "上大学的时候我模仿别人谈过恋爱， 交过几个女朋友，因为那时我很活跃，女孩子很喜欢我。当时十七八岁，除了模仿别人，也是尝试改变自己。当时想到过同性恋对不对的问题，知道它违背所谓的道德，不为人所接受。这种尝试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单位有人怀疑我是同性恋， 大概因为我有点女气。但我说从小学京剧旦角，就这么给搪塞过去了。" "我还是觉得压抑，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痛痛快快地说话。单位不行，家里也不行。" 一位老同性恋者将中国同性恋处境的艰难归咎于传统文化， 他说："中国再过一两个世纪能不能像美国那样都很难说，孔孟之道的束缚太深，没人敢把它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就像凤毛麟角一样。什么时候同性恋才能像西方那样登堂入室，实在太难说了。"，还有人说："人的出生是不能选择的，如果我在美国，人会无所顾已忌地毫不犹豫地追求我自己的生活；但在中国，来自各方面的束缚就多得多， 使你几乎寸步难行。"这一方论表面上有点民族虚无主义，其实却是对中国同性恋处境的真实感觉。 他还悲怆地说："一个一个结婚了，一个一个不得不同时扮演他们不愿扮演的双性恋的角色，一个一个在心、性和情感逐步枯萎中走完人生。不敢爱，没有权利爱，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地爱，这就是中国同性恋的悲哀。" "有时我在公共场合总想把手搭在性感男人的肩上， 总是克制自己这种欲望，怕人家说自己神经有毛病，其实我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倒是生活中人们对同性恋者的态度。由此我想到了西方人的生活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羡慕那里的同类，他们不必像我们这样战战兢兢、畏畏缩缩地生活着，他们可以活得很自由，也很自信。 "在这里，中国的同性恋者有一个误解，以为西方社会完全接纳了同性恋，同性恋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表露其性倾向，其实，大多数西方社会也只是部分地接纳了同性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西方社会中人对同性恋的知识比较普及，有时人们反不如在我们的社会中"自由"，比如，对于不想让人看出自己是同性恋的男人，上街就不能挽男人的手；在中国，由于大多数人对同性恋茫然无知，倒可以手挽手而不至于因此暴露性取向。当然，从目前社会对同性恋的宽松程度看，中国远远不及西方，被别人视而不见而苟且得到的自由与社会的正式接纳显然是两回事。 关于挽手的问题， 调查对象还提供了这样一个事例："我有个同事刚刚结婚，是个复员军人。他不是同性恋，可他每次跟我在一起都要挽我的手。我说你干嘛这样？ 不要这样。他说他习惯了。"改革开放之初，有西方记者到北京来，看到满大街男人搂着男人的肩膀，女人挽着女人手，大为惊异，写了篇报导说，同性恋在中国十分公开而自由。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误解：中国与西方在同性之间身体接触规范上的差异被他们误解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文化中的人当然知道，这远不是同性恋，中国人在同性恋问题上还相当innocent（天真烂漫），勾肩搭背的人们很可能不仅不是同性恋，而且可能对同性恋这回事一无所知。费孝通曾描绘过中国乡村的人特别注重"男女大防"，因此同性之间会保持一种极为亲密的关系的情形，这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比较系统思考过"公开与否"这一问题的一位"老年同性恋者"提出了"三不主义"，其中之一就是"不露"： "不轻易显露性取向。在某些性开放的国家中，人们常用单侧挂耳环来显露自己的性取向，便于人际交往。但在'谈性色变'的国度里，在艾滋病流行的时代里，同性恋者一般还是以随大流为好，不要轻率地标榜自己是同性恋者，更不要参与可能传播性病的高危活动。当然，不婚独身也是一种显露，但面对那些性无知者的挑衅，沉默不言基无可奉告是最高的轻蔑，最好的回答。对于热衷于探听和传播别人隐私的小人，只有'横眉冷对'才对得起他。" 一位大学生以社会地位作为自己不能公开身份的原因， 他说："我这样谨小慎微，并不是以自己为耻，如果我现在是一们羽翼丰满的科学家，我会毫不犹豫地公开自己的秘密，以洗刷社会对我们的误解。正因为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上有父母师长，下有同学朋友，而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我所热爱的事业要干，所以才不得不处处小心，否则我的赖以生存的小小的卵壳就会被打得粉碎，这是我最怕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另一位则是以怕亲友为此"受苦"为由决定隐瞒自己的性倾向的： "我自己不怕公开（性倾向），但要考虑父母兄弟姐妹。如果我家乡的人都知道我是同性恋，我就会觉得对不起他们，很内疚。我想保密到父母过世。在中国走这条路很艰辛，我不希望兄弟姐妹为此受苦，不希望父母为此受苦。另外还有传宗接代的压力。" "作为同性恋者， 我不太在乎别人最终看出我是同性恋，甚至有时我想故意去暴露以求一种奔放的快感。可我不能做！我有父母，他们望子成龙；有兄弟，他们还以我为榜样呢！我还有亲戚，有单位。我不仅被洗了脑，也得顾及现实，所以即使有法律保障，也不见得要自曝光于街市。" 有的同性恋者表达了渴望让家人了解自己的愿望： "听了《喜宴》 中gay boy（同性恋男孩--作者注）向母亲坦白自己性倾向的道白台词，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和激动，真想将它转录下来寄给母亲，因为至今我仍然生活在对家庭亲人老师朋友的大谎言之中。但是，我认为现在我还没有这样的勇气、决心和能力。可能在我的头脑中，最主要的勇气、决心和能力并不源于自己的内心体验，而是来源于另一个他！因为我至今还没找到Simon（《喜宴》 中的人物--作者注）这样的伴侣，以我孤身一人漂泊的身份，我根本无法面对最低限度要面对的谎言拆穿后的局面。我必须要有另一个人坚定地勇敢地和我站在一起， 而且也要像Simon一样爱得让世俗的人也不得不感叹和羡慕。" 另一位同样看了《喜宴》 ，却认为不能告诉父母，让他们分忧："我看过电影《喜宴》。也许伟同（男主角--作者注）是幸运的，他的父母可以接受现实。我不会跟父母摊牌，即使是他们觉察出有点苗头，都要抵赖。我不能把我应该承担的东西推向他们。" "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这种倾向，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增加他们的负担。我自己来承担吧。我翻来覆去想，我的一生只能是个悲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同性恋者都不会主动让亲朋好友了解自己的真实性倾向，例如，下面是一个主动寻求家人理解的事例，它说明，在有些家庭中，同性恋者主动让亲人了解自己的性倾向是一个可供选择的作法，其效果常常是好的，有助于缓解孤独感： "我22岁那年，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我以一封信的形式，向爸爸说明了我的情况。爸爸当时如五雷轰顶，天塌地陷，所受的打击极大。我和爸爸是一起哭到天亮的，那是个撕心裂肺的夜！之后的日子，他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开导我，劝解我，告诉我人生的路有很多不必强求什么，一切尽可顺其自然。不难看出，他的心和我一样痛楚，甚至还有过之。他认为他有责任，他有负疚感，我劝他不必这样想。爸爸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的心理压力。但我的压力时至今日仍很重。当然，这压力多半来自自己，似是无名的，情绪也一日三波。我承认我并不快乐。但gay中又有几人是快乐的！ "记得在我第二次去北京的前夜， 爸爸几乎一夜未睡。翌日，在我上车前，他交给我一张便条， 上面写着：'远去北京牢记：一、跟我讲的第一句话：爸爸，救救我吧！我真的格了最大的努力了！二、向我许诺的三位一体的事，现在我和你妈妈都还活着……让我们怎么活？三、我的基本看法是，你既要在能随得了的痛苦的情况下自下而上又要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采取折衷的办法，即双重性。四、我虽早已心碎，但仍充满希望！爸爸'便条的另一面写着：'祝吾儿一路平安，万事神助！'每一字都渗透着殷殷爱子之心。面对这样一颗心，谁能不为之动容。神明啊，你们若也能感知，你们会作何感想？会不会生发怜爱之心？ "我不敢轻易地取出这张纸来看它， 触摸它，这分明是一颗精疲力竭几近破碎的滴血的心灵。每当看它的时候，泪水都会模糊我的双眼。爸爸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去做你想的一切吧！只要你过得快乐，我们就快乐！有哪一位父母生育儿女是为了获得痛苦？面对这样的老人，我能说什么？你们又能说什么呢？" 他这样解释自己告诉家人的动机： "那是我毕业工作一年后，该谈婚恋了。我想如果隐瞒下去，对我会一直是个负担，家人会猜疑，以为我精神有问题。现在我爸妈哥姐都知道了，他们拿我当病人看，什么事都依着我，使我不安。我家人比我压力还大，我们家里人的关系特别好。" 另一位同性恋者也对家长说明过： "我25岁时和家长说了。有一次喝醉后特别压抑，觉得自己老这么闷着不好，就和母亲说了，她很惊讶。后来她一直希望我能改过来一点，但实在没办法也就算了。我父亲是公安局的，他早就发现了，但对我一直容忍。"他还说："既然是这种人，就不用怕，躲躲闪闪的没有必要。与其那样，还不如和家里说清楚。" 同性恋者当中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家人文化程度高些，就更能理解和容忍自己的同性恋倾向。 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讲到他的一位朋友："有个朋友告诉我说他母亲知道他的事，我说，你母亲一定是高中以上的，他说，是大学毕业。只有文化程度高的母亲才会往这方面想，才会猜测到儿子是这种人。" 另一位同性恋者对同事说明了自己的性倾向我和两个同事说了自己是同性恋，因为我觉得他们心地善良。他们现在还挺帮助我的，对我挺好的。我这样做是因为，人有与人交谈的欲望，另外我想了解一下正常的异性恋者对同性恋是怎么反应的。尽管如此，精神上的压力还是很大，在他们面前有不舒服的感觉。虽然他们可以接受我，但是仍然认为同性恋是异端，恶心。我一想到这一点就很不高兴，因为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 一位异性恋者满怀同情地描述了他的好友向他"坦白"性倾向时的情形： "我的生活中曾经有过一位很要好的朋友，除了在性取向这点上异于常人外，各方面都很优秀。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给您写这封信时，眼前仿佛又重现了那个晚上，当他嗫嚅着向我说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时，那双不知所措地颤抖的手和那双透出深深的惊恐的眼睛……" 另一类来自外界的压力是由于不敢与同类交往、不愿与同类交往或因找不到同类而造成的强烈的孤独感。这种情况在小城镇和农村比在大中城市更为严重。 下列说法把同性恋者的这种感觉表达得非常典型："您体会不到我是多么痛苦。我现在痛苦的已不再是我是个gay， 同性恋对我已无所谓。我痛苦的是我的心需要另一颗心的抚慰，我现在连个伙伴都没有，而我又找不到。" 一位小城市的同性恋者说： "我不知道我一生的幸福在哪里，难道就因为我是个同性恋者，就毫无追求幸福的权利。一个人憋在心里真难受，连个谈知心话的人都没有。有时想找几个和自己有同样性倾向的人交流交流，在我们这个小城，发现他们却是这样的难。处在异性恋中的同性恋者是最痛苦的一个群落，我真的相信这一点。" "我是一名先天的同性恋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到了寻求生活伴侣的时候，但由于我处的环境所限，无法找到同性伴侣，我又不善社交，因此到了一相无可奈何、痛苦失望的境地。这种要求无法向别人透露和提出。" 一位乡村教师在信中说： "我现在的生活环境中，无人知道我的心思，这里甚至听不到同性恋这个词，偶然听到一句，也是开玩笑时，或者是在评论一种洪水猛兽的现象。心中的痛苦和煎熬无法找到一个同伴诉说，更无法再去体验那份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发觉身为同性恋者的很多人都有社交方面的障碍， 自我孤立实在是因为这种特殊性造成。没有人会告诉我怎么去适应自己的特殊性与周围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关系。要知道不只是中小学生会划分男女界线，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自然地分成两群人：男人和女人。不只是社会规范，还有性别自身的某种东西会把他们分成两大群。可我们这些人要站到哪一个圈子里去呢？总会有某些细微的东西在提示自己不属于那个大圈子，敏感一些的人自动地和别人越离越远。而这种敏感通常是在青春期开始出现，必然要影响到以后的人生阶段，即使那些阶段性别的东西早已不那么重要和关键了。" 一位生活在一个小城市的年仅24岁的同性恋者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 "从我认清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之后，已经过了好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孤独和痛苦中渡过。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没有人会真正地了解同性恋，更不会公平地对待。所以觉得活得非常的累，非常的烦，觉得自己没什么前途，有时甚至不想活下去了。我不知道其他的同性恋是怎么过生活的，因为我从没见过第二个和我一样的人（我是不是很可怜和悲哀呢？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知心朋友 。我现在已讨厌我周围的男人，他们都是政党的男人，粗俗无礼，有着各式各样的缺点，就是没有善良的同情心，无论怎么相处我都跟他们无法合得来。他们的话题，办事态度方法，我都不喜欢，可我只有忍耐。" "想起来去年夏天在XX公园的厕所里看见一个近40岁的男人站在一个厕位， 一边masturbating（手淫--作者注）一边渴望地四望，我简直有点受不了。我当然不会去当同性恋雷锋'肋人为乐'， 我只是想起， 他的眼神跟我看见获奖新闻的一组AIDS（艾滋--作者注）病人相片中的某个人一模一样，那种渴求真的让人难受。我能想象自己会看到我自己在某个时刻也像这些人一样，眼里流露出绝望和渴求，我可受不了自己变成这样。我想尽管我很下贱，可我毕竟还有'钢琴'（指影片《钢琴课》，喻精神和艺术的追求--作者注），尽管最好是也把钢琴扔进大海。" "我所想的只是找个地方和爱人隐居， 写写作种种花，该多好呢。但我知道那太浪漫太奢求了啊，我们这种人注定要不幸。" "尽管我认定自己的倾向， 却从来没有和同性有过任何形式的性接触。我也知道自己在走一条难得要命的路。首先是没有模式可以遵循，非得两个人自己去找到能充分表达自己感情的生存方式。其次是同性恋占人口总数百分比本来就小，目前中国又没有合法与适当的途径给同性恋结识与交往，我想自己要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至少要比常人多花一百倍的精力，成功的机会也要小一百倍。有时想到自己可能会永远孤独，甚至终身也没有性体验，如果我抱定信仰爱情的话，我真的想自己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区别，这种痛苦别人是无法体验到的。自杀，我真是天天都在自杀。" 值得注意的还有我国的男同性恋者对艾滋病的看法，外界的压力和同性恋者与世隔绝的处境非常不利于对艾滋病的防治。由于世界上有过一种暖昧的说法，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这种异常性欲的惩罚，这就触动了同性恋者本来就十分脆弱敏感的神经，也涉及对同性恋现象的评价问题。使我们略感意外的是，在调查中，只要一提到艾滋病， 调查对象们总会下意识地流露出敌意。一位调查对象说："我当然怕艾滋病，但梅毒不曾经也是不治之症吗？为什么没有人因为梅毒而认为异性恋是不正常的呢？再说，就像异性性行为只是梅毒的传播渠道而不是它的病源一样，同性恋行为也只是艾滋病的传播渠道之一，而不是它的病源。如果同同性恋能在社会中公开化，那么同性恋者就会自愿去作体检，防止自己得病，也避免传播疾病。如果社会不给你好的待遇，把得了病的人隔离起来一直到死，这种作法从社会考虑是合理的，但从本人来说，与其让人发现，还不如多活几年。"另一位说："有人说艾滋病是对同性恋的惩罚，我坚决反对。我认为它仅仅是一种病，同淋病没两样。" 据世界卫生组织1995年估计，自从流行开始以来，有200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每天要新增加6000名感染者；到本世纪末，全球将会有3000万到40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 目前全球艾滋病患者已达450万人， 其中200多万人已死亡；亚洲已有200多万人感染了这种病毒。 据1994年7月8日《健康报》披露，在1992年底，我国已有艾滋病毒感染者4800人至11400人， 但到1994年底只发现了1550人，大多数感染者没有被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在中国正以每年20-30%的高速度递增。到2000年，我国至少有艾滋病毒感染者5·5万人和1·1万艾滋病串者，至多则可能有27万人被感染，5万多人发病。（萧乾，1995年） 80年代初的杭州市国家，男同性恋者一度在艾滋病例总数中占到四分之三，但其他群体也有患病的，其中包括静脉注射药物使用者、血友病患者。（韦克斯，第70页）据泰国截至1995年6月对艾滋病感染来源的分析：66·5%来自男性异性恋者；10%女性异性恋者； 7%使用针筒吸毒者；6·6%母体遗传；1%同性恋者；0·2%输血得病； 8·7%原因不明。（泰国公共卫生部，《同健通讯》1995年11月号）我国云南部分地区发现的艾滋病例，大多为吸毒注射器传染，在全国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当中，通过同性性行为感染的也只占极小的比例。 我们的问卷数据表明，对于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病，不少调查对象感到担心和害怕，但大都不敢去检查或治疗，多数人也没采用什么防病的措施。有人这样说："我不怕病，病了可以治，性方式上也可以避免一点。我知道有得了梅毒不敢去治的怕人家问他是怎么得的， 说是嫖妓女得的也不好，因为嫖妓也不合法。"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梅毒男病人中有一半是由男伴传染来的，这种传染渠道在我国也存在，值得引起注意。 有位同性恋者在回答是否担心得性病的问题时说："担心过，过去我认识的朋友和我一们，纯洁，热情，专一，未婚，因此不用担心性病；但现在的朋友尤其是陌生者，其背景、经历、生活圈子不清，担心由外面来的性病就很自然了。" 据北京的一项调查， 只有31%的同性恋男子听说过避孕套可用来预防艾滋病或性病的性传播；只有6%的同性恋男子在与同性性接触时使用过避孕套。"（万延海，1992年） 一位同性恋者关于避孕套使用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艾滋病热线给人的忠告通常是：一、尽量禁欲；二、尽量只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一、使用避孕套。从我个人的经验来年，这三条忠告都不太合适，前两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废话，第三条的局外人的想象，以为圈内人以肛交为主，其实肛交并不常见。我个人觉得如果有什么有效可行的忠告的话，那便是在无法确知肯定不会感染病毒的情形下，性行为以不交换体液的互相手淫为妥，尽量不要有口交和肛交行为。我感觉到如果说中国预防艾滋病有什么重大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没有同性恋团体，没有有实际经验的宣传教育人员。我曾问过一个澳洲男同性恋者，如何自我保护。他的原则是不suck（吮--作者注）一个陌生人。他说自己喜欢拥抱、接吻之类，并说从来不接受fuck（插入--作者注）。由于在过去的20年里，他的性伙伴人数超过1000人，我想从理论上。这些原则或许可以称为安全措施。当然，目前没有有关接吻绝对不感染的报告，该澳洲基佬也没有正面回答我他的检测结果是否阴性，我想这种安全也只算是不安全中的安全吧。通常回答自己的血液测试结果是很难的，因此提问人就显得有些弱智，因为这没有意义。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是自己知道是阳性，会道德高尚得放弃所有享乐的机会吗？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有如此高尚的道德水准。" 有些中国同性恋者对得病的可能采取了理性的态度。一位年轻的、文化水平较高的调查对象说；"总的来讲，中国大陆艾滋病还谈不上流行，人们有理由忽视它，至少不必过分重视它。从我个人的有限观察来说，我相信同性恋在中国人群中的比率最多是1%，因为中国社会太擅长压抑了。到社会上来走动的人就更少了，在加上这些人非常pichy（挑剔--作者注） ，相互感染艾滋病的机率相应是很低的。我知道很多同性恋者对艾滋病抱有一种敌意，拒绝将艾滋病与自己联系起来，可我不同意。艾滋病的威胁就摆在那里像是只地雷，你迟早会踩上去，或是你的朋友，熟人踩上去。我可不想当只驼鸟。像我这样年龄的一族，不想到艾滋是不可能的。从我开始明确意识到自己的性倾向时，艾滋就同时进到了脑瓜里了。辛格有一句名言：'人的大脑是魔鬼的作坊。'可笑的是，很多性活动频繁的人脑子单纯洁净，倒是我这种懦夫乐意打开大门把鬼请进来胡闹。有时我也特矛盾，确实不应该把自己同艾滋联系在一块，就像不必每回到街角小饭馆吃饭总担心别撞上了什么甲肝乙肝之类，这样的生活会毫无乐趣可言；可我又觉得不考虑艾滋也似不妥，毕竟我们还有点理智吧。个人赌一赌倒没什么，如果社会整体上不把艾滋放在眼里至少是有些疯狂。" 我们试探过调查对象对国家艾滋病监测中心对他们作血清监测的态度，他们大都拒绝做，原因是认为在中国查到这种病一定会关起来，受不人道的待遇。用一位调查对象的话说；"宁愿不知道，也不想去查血。""许多人害怕自己有病不敢化验，宁肯病了不知道也不想去验血。因为要是真的得了病，知道也是死，不知道也是死，不如不知道。""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又咳嗽又拉肚又发烧，病得不合医理，就怀疑是艾滋病，可他说，要是得了这个病就自杀，绝不去化验。""我朋友说总有一天会把大家抓去抽血化验，那时就自杀。他有一句口头禅：丢死人了。他总爱说：丢死人了。" 我国同性恋者这种"害怕看病甚于害怕得病的态度难免会为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的泛滥埋下可怕的伏笔。由此看来，如果真要搞血清监测以防性病蔓延，从整个社会的健康与安全出 发， 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问题。因为只要警方还在抓捕这些人，他们就绝对不会自愿来作体检，也绝不可能找到这些人；只有合法化和公开化之后，他们才有可能自愿接受检查。 这是一个两难命题，立法者只能正视它，无法回避。如果明确规定为非法，则这批人必定转入地下，多么强大的警力也是捉不胜捉的--总有绝大部分人抓不到--从而使艾滋病在这群人中的防治只能依靠侥幸（但愿不会有太大规模的流行）；如果规定合法，则这批人有可能接受血清监测，从而达到防止艾滋病在这群人中蔓延的效果。 折衷的方法我们也想过，但困难重重，前景暗淡。例如，劝他们从自己健康考虑，去作务清监测，可他们已经表明：宁愿病了不知道，也不愿暴露身份；可者从全民卫生考虑，让他们作出牺牲，可怎么能指望他们冒着暴露自己身份、被逮捕劳教之类的危险为别人作出牺牲呢？这也是极不可能实现的；或者向他们保证作血清检查的人受法律保护，不会被捕和判刑，但在法律没有明确同性恋法律地位的情况下怎么能指望他们相信这种保证呢？这就是立法者面临的两难困境。 其实， 走出困境的办法是明摆着的：给同性恋者 法律保护，使他们敢于从阴影中走出来检查身体。这是有效的也是唯一的了路。可以告慰立法者的是：这样做不会伤害任何人，也不会伤害社会，对同性恋人群、异性恋人群和整个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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