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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


  老人家听了我的话,收了折扇,用它指着子卿谴责地说:“可子卿整天到月的不着家,我像根本没他这么个儿子似的,叫享福啊?我不在乎住的多么好,穿的多么好,吃的多么好,在乎儿子心里究竟有没有我。子卿他变了。他心里开始没有我这个娘了……”
  我笑望子卿。
  子卿说:“娘,还让我心里怎么有您呀?我成年到月的在外边,又不是学放荡,是为了……”
  子卿没把话说完,接电话去了。
  他接完电话回到客厅,他母亲用折扇指着他继续数落他:“你想说是为了挣钱对不?钱、钱、钱,你心里整天琢磨的就是钱!儿呵,钱这东西,趁多少才是多呢?你想成资本家?……”
  子卿说:“娘,您不清楚现在的生活水准,也不清楚现在的消费水准,尽说些抬杠的话。就我苦心积累那点儿钱,只能说是刚脱贫,不抓紧再挣行吗?不用太久,一二十年后,准就显出咱们穷了!到那时光穷我自己呀?您不是也得跟我受穷吗?”
  老人家张张嘴,一时竟没说出话来。
  我朝子卿要了一支烟,吸过两口后,尽量用一种客观而公正的口吻说:“子卿,你这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如果你也算刚脱贫,那我不就得强调自己是穷人了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不是就等于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该唱《国际歌》了吗?……”
  子卿又笑了。不回答我的话,却冲他母亲说:“娘,我不骗您。在北方,在咱们这座城市,眼下确实还不太会有人笑话咱们穷。可要是在南方,要是在沿海一带的某些地方,我这样的人,那就得整天因为穷而自卑了……”
  他母亲愤愤地打断了他的话:“别说了别说了。越说我越不爱听!张口就是南方南方,我不信同是中国,南方就遍地金银!南方再好,你南方还有个亲娘啊?就算南方个顶个都是大阔佬,个顶个都富得钱从裤筒往地上掉,你不去又怎么样?难道南方人还会跑到北方来笑话你穷?……”
  老人家又问我:“晓声,南方是他说的那样吗?”
  我说:“不是啊大娘。在南方,很有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哪儿像他说的那样,他尽胡说!”
  老人家接着问:“我也不信一二十年后,咱们中国,就会从地球上原先差不多最穷的一个国家,变成了地球上最富最富的一个国家,富得连我们现在过这种日子,都算过不下去的穷日子了!”
  我说:“大娘啊,我也不相信的。这样想纯粹是自欺欺人,纯粹是一种梦想。”
  老人家双手一拍,极为赞同地说:“你的话大娘爱听!听了不来气!连早年‘脏街’上那种穷日子都熬过来了,过着眼前这种福日子还口口声声说刚脱贫,不是太烧包了吗?”
  我看了子卿一眼,批评道:“子卿,大娘说你烧包,我听你那些话,也觉得你有点儿烧包,你承认不承认?”
  子卿被他母亲和我说得脸上挂不住和悦了,将烟按灭在烟灰缸里,起身走入另一个房间去了。
  老人家说:“他不爱听咱俩的话,是不?”
  我说:“是啊,他不爱听呢!”
  老人家压低了声音,要求地说:“那你也得替大娘训训他。平时我一个月里难得见着他几次面儿。一句话他不爱听,转身就又走了!你有责任替大娘训训他。你们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当年亲兄乃弟般的关系,他不会真生你的气。”
  我苦笑道:“大娘,他就是真生我的气,该说我也得说啊!悠悠万事,孝敬老人是第一桩大事吗!”
  老人家就动了感情,又双手攥住我一只手,老泪汪汪地说:“他这不是等于把我当一尊菩萨似的供起来了吗?可大娘不愿当菩萨啊,大娘愿意当一个儿子的娘啊!不在眼前还则罢了。这明明知道就在身边的时候,想见都见不着,算怎么回事呢?大娘已经又十来天没见着他个影儿了!今天是因为你,他才稳下心在家老老实实等着。我还能当他几年的娘呵!一二十年后,大娘早没了,还扯什么穷啊富啊的呢?……”
  子卿母亲的话,说得我也不免伤感起来,竟顿时同情起她老人家来。
  子卿却在那间屋朝这间屋探过身,召我:“来来来,咱俩这屋聊。我娘是得了絮叨症,只要来个人,抓住人家的手,就絮叨起来没完,也不管别人烦不烦!……”
  我说:“我不烦,我不烦,我爱跟大娘聊聊家常嗑儿。”
  子卿走过来,不由分说,将我扯到那间屋里去了。
  那间屋也很宽绰。贴墙有一个巨大的鱼缸。里面养着些巨大的热带鱼。有种鱼我第一次见到,问子卿那是什么鱼。子卿说是银龙鱼。名贵得很。他鱼缸里那一对儿,是三年前八千多元买的。我不禁咂舌。说八千多元,差不多可以买一台“画王”电视机了。子卿说他买的还算便宜。三年前,上好的有三四万一对儿的呢。又说它们生的小鱼也很值钱。这城市里许多喜欢鱼倒卖鱼的人家,都是靠他卖给他们的鱼苗繁殖的。几乎可以说是他为这座城市引入了一个新的观赏鱼品种。有些倒卖观赏鱼的人,等于是他“扶贫”起来的。他说这些话时,表情相当自得。看他那意思,两条“银龙”,似乎早已为他“创收”不止八千元的三四倍了。它们都已长到快一尺长了。与其他几种我见过的观赏鱼相比,尤其显得鱼中老贵族似的,在鱼缸里游得别提有多自在。我不知供观赏的鱼究竟还有多大的。反正就我所见到的而言,它们真是够大的了。至于那框架镀成金色的鱼缸,除了水族馆里的,我也没见过谁家有三米长一米半高的。它的占地面积,折算起来,比得上我家的厨房了。可不吗,我家的厨房,也不过才三米多……
  和鱼缸相对的一面墙,是一排书橱。从烫金或烫银的精装书脊,看出至少全部书的四分之一是豪华本。其中又有不少是典类。从《西方思想宝库》到《唐诗鉴赏辞典》、《文学导论》、《文学辞典》、《中国著名文学史学家辞典》、《文心雕龙》、《禁书大观》等等。我有的,书橱里有。我早想有而不可得的,书橱里也有。其余古今中外书籍,皆用有光泽的白纸包皮,书脊上用隶书体毛笔字写出书名。我问子卿究竟是用什么纸包的书皮?他说是用挂历的反面儿包的。我问他还有时间看书吗?他说哪里还有什么时间看书!不过是喜欢买书藏书罢了。说小时候喜欢书,买不起。如今什么书都买得起了,不买则觉得对不起自己似的。尽管买了也没时间看。说不过是圆了自己小时候爱书的梦而已。在正中那排书橱的最上一格,展开陈列着他小学和中学时获得的一切荣誉证书。当年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又穷又寒酸的时代,那些证书的制作也非常粗糙。与那些精装的豪华的书典同置一橱,仿佛将两个时代拼凑在了一起。仿佛它们能加以证明的,并非它们主人的什么光荣,而是它们自身的某种“古董”价值似的。我忆起了子卿下乡前对他母亲千叮万嘱的情形。它们仿佛尤其在证明着当年一个穷孩子的母亲的责任感似的……
  我站在书橱前,满腹沧桑地说:“大娘真是有心人,你当年嘱咐大娘替你保存着,没想到大娘就居然替你保存下来了!”
  子卿说:“我下乡后,我娘就把它们缝在枕头里了。夜夜枕着睡觉,能丢吗?”
  我说:“缝在枕头里枕着睡觉,那多硬啊!”
  子卿说:“是啊。我娘的颈椎病,就是这么落下的。如今还没治好。哪哪儿的医生都说,人老了,骨质也太老了,治不好了。”
  我发现,在陈列着那些证书的下一格,在几位当代中国小说家的著作中,竟有我的十几本小说集或单行本儿。我立刻将目光移开,望向鱼缸。心里一时困惑,不知子卿怎么会将我的书也收集得那么全,而且抬举地放在他书橱最夺眼的位置。近些年来,我常常自觉地打消向别人赠自己的书的念头。商品时代,人人都忙忙碌碌于为公为私“搞活经济”,读书似乎早已不是好习惯,而是怪癖了。大概就好比当年子卿总吃臭豆腐被视为异端一样的吧?你把自己写的书签上名正儿八经地赠给别人,是不是意味着你在替自己作广告,怕别人不知道你又出了一本书呢?是不是还包含有希望别人“指正”、“批评”和“拜读拜读”的动机呢?“指正”亦即“拜读”。“批评”亦即“拜读”。不“拜读”何以能“指正”能“批评”呢?总之,你赠人家书,在人家,就等于你在暗示人家读。读书必占时间。时间就是金钱。金钱重要如生命。起码重要性仅次于生命,往往排在爱情更排在友情前头,对许多现代人是第二位重要的东西。你暗示人家挤出人家的时间读你的书,你不是强人所难吗?你不是大有谋财害命之嫌吗?……
  子卿也并没有主动告诉我他的书橱内有我的十几册书。看他的样子,似乎并不愿被我发现这一点。他不主动告诉我,我更装没发现了。
  子卿站在鱼缸那儿正喂鱼。
  他一边观赏着他的鱼一边说:“我小时候,常听我娘讲,解放后,一些过去的有钱人,就是把元宝金条什么的缝在枕头里整天枕着的。当年,对我娘来说,我的那些证书,也许就像我家最贵重的一笔财物吧!”
  我说:“子卿,你的藏书可比我的藏书多啊!”
  他看我一眼,不无自得地笑了笑:“你想要的,抽出来,走时带走。”
  我说:“君子不夺人之爱。”
  他说:“书和书橱,对于我不过是一种室内风景。多几册少几册,没什么区别。”
  他请我过去观赏他的鱼。说鱼其实和猫啊狗啊一样,也是认得它们的主人的。谁常喂它们,谁常观赏它们,它们就会对那个人脚步的轻重,那个人衣服颜色的深浅特别敏感。那个人往鱼缸前一站,它们就会浮上水面,摇头摆尾,表示它们的亲和。而不经常喂它们,不经常观赏它们的人若往鱼缸前一站,情形就很不相同了。它们就会受惊地往水底潜……
  我说:“那它们现在怎么不浮上水面啊?”
  他叹了口气,说他哪有时间常喂它们常观赏它们呢!
  我问是不是他母亲常喂?
  他说花钱雇人做这么巨大的鱼缸,养些名贵的鱼,一开始倒也不完全是图鱼生鱼可以卖钱。而是唯恐他母亲在家里感到寂寞烦闷,为他母亲做为他母亲买的。老人家倒不稀罕什么名贵的鱼不名贵的鱼,当初说养些金鱼就行的。可金鱼吃得多便得多,几天就得换一次水。这么大的鱼缸,换一次水够麻烦的。再说,来个人,一看他家养的居然是金鱼,他脸上也觉得不光彩。金鱼,现如今看来,已经被列为中国的“土”东西一类了。可这些名贵的鱼,老人家又喂不好。所以呢,不得不为它们又雇了个人,每天早晚两次,专来喂鱼。就像北京人雇“钟点家务工”一样……
  我见他比刚才在客厅里话也多了,一时不悦的情绪也过去了,趁机劝他。
  我说:“子卿,你呀,也别对你母亲的话太认真。我最知道你是个大孝子,你母亲心里还能没数吗?”
  他说:“我不生我娘的气。我怎么能生我娘的气呢?不过,我也求你,替我开导开导我娘。她得体恤我这个儿子啊!可她不,不管谁来,她总当人家面儿责怪我。你我不见外,所以我求你。实话告诉你吧,我哪有二百多万!不过才一百多万。现在这个时代,引诱人逼迫人吹牛说假话。你说你有一百多万,人家却只跟你谈二三十万的买卖。你明明真的有一百多万人家也是不信的。所以人家那儿先自给你打了折扣,只当你有五十万,所以人家只跟你谈二三十万的买卖。你说你有二百多万,说得信誓旦旦,人家给一打折扣,你在人家眼里,不过是个百万元的主儿。你有一百多万,你到处说你有二百多万,现在这就等于说真话了。因为别人一给你打折扣,正是你的实际情况。你说你有三百万,别人一给你打折扣,也算接近你的实际情况。也不算吹牛撒谎骗人。五十万左右,是在打了折扣以后的真话的‘合理浮动限数’以内,是司空见惯的说与信之间的原则。好比生产销售方面有‘合理损耗’的规定限数一样。现在哪儿有真话?没有真话!只有在合理的假话‘浮动限数’以内被认为被确信的所谓‘真话’。你明明只有一百多万,你却到处说你有五百万六百万乃至一千万,这才是吹牛撒谎骗人。才算说假话。因为大大超过了说假话的合理的‘浮动限数’。我有一百多万,我说我有二百多万,你以为听的人都会信吗?只有傻瓜才会信。他们一给我的话打折扣,得出的结论是一百多万,正是符合我的情况的事实嘛!完全等于我并没骗他们。但如果我要真话真说,说自己有一百多万呢,在他们那儿结果就是五十多万了,反而意味着我是说了假话,骗了他们。我不愿骗人……”
  他说时,我一直在非常虚心地洗耳恭听。但是却听得似明白不明白,甚至可以说听得越发地糊涂了。
  子卿问:“懂不?”
  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不懂。”
  “不懂?”——子卿抓住我手,将我扯至沙发前,样子很郑重似的问:“真不懂假不懂?”
  我说是真不懂。不是假不懂。但也不是一点儿都没懂。是似懂非懂。懂得不那么彻底。
  “坐下,”他说:“你坐下。这你不懂不行。似懂非懂也不行。必须彻底懂。不彻底懂,那就未免太幼稚了。你是作家。好作家起码应该是半个社会学家。你坐下,你坐下……”
  我坐下了。像一个小学生似的仰脸望着他。我竟很羞惭起来。竟真的觉得自己很幼稚了。
  子卿不坐。他吸着了一支烟,退后几步,靠着书橱,注视着我问:“道家的太极图,你肯定是见过的吧?”
  我说那我见过的。由两条首尾相交的抽象的阳鱼和阴鱼构成一个实心的圆。白鱼代表阳,黑鱼代表阴。隐喻阳盛极而转化为阴,阴盛极而转化为阳。道家以此图阐述宇宙规律。也叫“阴阳图”。
  子卿说:“我方才讲给你听的,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道’。道家宣布,他们那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咱们先别讨论他们那个‘道’究竟意味着什么,你也先别问我他们那个‘一’、‘二’、‘三’指的是什么。我今天只给你讲讲,从现实生活中,我悟出的‘道’……”
  我说:“你讲吧,我洗耳恭听。”
  他说:“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打一个比方,现在你回答我——一是几?”
  我说:“一就是一嘛!”
  他说:“如果现在没有人相信一就是一了呢?你能不能换几种说法?”
  我想了想,回答他:“那就说是0.5的2倍,2个二分之一。”
  他鼓励道:“对!看来你还不太笨。一就是一,这无疑是真话。是最简明的真话。可如今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几乎一切方面,恰恰是最简明的真话,变成了没谁相信的话。那么,你再说一是一,你实际上得说几呢?”
  我说:“0.5的2倍!”
  他摇头:“这样说并不简明。简明的说法应该是说2。”
  “2?”
  “2!现在,进一步打个比方——你和我谈生意,我自然要问你有多少本钱。你有一百万,你怎么跟我说?”
  “二百万!我有二百万!”
  “正确!我呢,一听,不信。认为你在撒谎。骗人。看你的样子还老实,估计你也会撒一个弥天大谎。用‘合理的谎话限数’一分析,也就是把你的话打一个对折——二分之一真话,二分之一假话,那么用你说的二百万除以二,我得出了一个判断——其实你只有一百万本钱。这并不等于你在骗我。因为无论你对我怎么说,反正我都是不会信你的。都是要用‘合理的谎话限数’来分析你的话的。你说真话也白说。非坦白说,还会使我得出错误的判断。结果是你说了真话,反而会使我们俩都陷入假话的误区。比如你若照实说你有一百万,我当然还是不信,还是要用‘合理的谎话限数’分析你的话,估计你的话有一半儿水分。那么好,我就把你照实说的一百万除以2,结果得出的结论是你不过才有五十万。结果我们俩可能做成的一笔生意,反而因为我觉得你本钱少没做成。你说这怨谁呢?”
  我说:“怨我。”
  他说:“当然怨你。《卿斋》里有一则故事是《马俊漂海》记得不?”
  我回忆了片刻,说记得的。书生马俊漂到了一个岛国。那里的人们以黑脸为美,以白净脸为丑。都觉得书生马俊丑极了,丑得像个怪物。他只好“入乡随俗”,从此也将自己的脸天天用炭涂黑……
  子卿说:“如今咱们普遍的中国人,在语言和文字表述方面所面临的窘况,和马俊的窘况是一样的。真话已经死亡。绝对的真话反而只能导至绝对的假的结果。提倡、表扬、表彰、鼓励、甚至重金奖励,都没了意义。说者早已习惯了说假话,听者早已习惯了听假话。就像《红楼梦》里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习惯了的现象,也就没什么不便没什么可怕的了。但是,没有一个相对真的标准,人们也就很难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社交方面的活动。怎么办呢?需要有一个基本公式。是我总结出来的。我叫它‘翟氏二倍法真话提取公式’。现在我再问你——你有二百万,你为了能使我相信你有二百万,你怎么对我说!”
  我张口便不假思索地回答:“四百万!”
  子卿说:“完全正确!”
  他说罢抛给了我一支烟。
  我笑了,觉得自己其实也未必那么笨。
  “有的报纸说——北京人均收入每月五百元,你应该从中得出一个什么接近真实的数据?”
  “二百五!”
  “好!很好!”
  我说:“你再试试我!”
  于是他又说:“假设今年不是1994年,而是1990年,说咱们中国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怎么理解?”
  “十年乘二,起码二十年后!”
  “某张报纸公布了十方面的统计数字,以说明国泰民康,生产蒸蒸日上,形势一派大好,你将怎么看?”
  “每个数字都起码除以二!”
  “还登载了十方面的统计数字,以说明人人心里都清楚,人人都忧患的一些事实并非杞人忧天,你又将怎么看?”
  “每个数字都起码乘以二!”
  “为什么都乘以二或除以二?”
  “因为二这个乘数或除数,可以当成是假话的‘合理限数’,可以将真话从假话中提纯出来!”
  “嗯,嗯,很好。你已经掌握了我说的‘道’,以后你这位作家,面对中国的种种现实,就不至于困惑,也不至于人云亦云,无形中做了假话的帮闲了!”
  子卿点点头,表示满意。既包含着对我的领悟力的满意,也包含着对他自己的循循善诱的讲解力的满意。
  而我,竟像一位考生,终于结束了面试答辩,从导师满意的表情中猜到自己一帆风顺,如释重负。
  这时子卿母亲跟了过来,指着鱼缸又对我絮叨:“就说养的这些鱼吧,起初把我看着喜欢的呀!活到七十多岁,以前哪儿见到过这么好看的种种鱼哇!我最爱看的是‘红绿灯’了,晚上关了灯,鱼们身上发亮光,一片片的红亮光从水里游过去,一片片的绿亮光从水里游过来,像解放前看的西洋景似的。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也都爱过来陪我看……”
  “娘!……”
  子卿皱起了眉头,不悦地制止老人家说下去。
  可老人家那天却显得相当执拗,偏继续揭儿子的短:“后来那些大鱼生了许多小鱼,生的那个多呀!鱼缸里密密麻麻的,往少了估计也得有六七百。我就赶紧往外捞。捞迟了怕被别的大鱼吞吃掉。小鱼缸里,盆儿里,桶里,瓶儿里,捞也捞不尽!我心里那个喜兴呀!不正应了‘富贵有鱼’那句话吗?我把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都找来看,看得人家也替咱们心里喜兴兴的,一个个脸上眉开眼笑。趁着我自己和人家都喜兴兴的,我就分给他们。这家十条,那家二十条。多呀,分给了她们也不见少。咱们中国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有忧自家愁,有喜邻家乐’。我和你母亲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是整天这么教育我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自己家里有了忧苦的事儿,你要尽量闷在自己肚子里,要愁就在自己家愁。别搅得四邻不安,好像人人都该跟你一块儿愁似的。可是你家里要有了什么喜事儿呢,那就不能瞒着邻居们,在自己家里独喜独乐的了。而要把喜气也分给邻居们一些,让邻居们都跟着你高兴高兴。我那些老姊妹当时一个个高兴劲儿的。都觉得我分给她们的少。都争着要呢!还开玩笑说:‘咱们也分了她家一点儿喜气,盼着今年沾光碰上什么幸运的事儿!’正分的热热闹闹的,子卿他回来了。你猜他怎么着?他当着我众老姊妹的面儿,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别分别分,快别分了!你怎么也不问问我该不该分啊?放下放下,都放下!谁也不许拿走!一条也不许拿走!’我那些老姊妹们,一听都一声不哼地放下了。都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咱家。晓声你说说看,倒是让我这当娘的脸往哪儿搁?如今,我那些老姊妹,再也没谁到咱家看鱼来了。我呢,也再不好意思到她们家串门儿去了!我还能厚着老脸去他们家串门儿吗?……”
  我说:“子卿,这件事上你做的确实不对!你应该向大娘认错儿,现在就认个错儿!”
  子卿红了脸嘟哝:“你别光听我娘一面之词!你不明白,那些小鱼的品种都挺名贵的。能买一条大金鱼的钱,也买不下一条那种刚生下的小鱼苗儿。别看刚生,可拿到鱼市去卖,几元钱一条呢!我娘她当时那哪儿是分鱼,是在分钱嘛!这年月,谁家向邻居们分钱啊?”
  “钱!钱!又扯到钱字上去!……”——老人家跺了下脚:“光钱是顶重要的吗?还是我那句话,钱这东西,多少才算是多呀?你把那些小鱼变成钱了吗?”——指着儿子转脸又对我说:“他可倒好,花钱雇了个人到集市上卖!”
  子卿不但红了脸,而且有些恼了,气乎乎地分辩:“不雇人怎么办?我自己到鱼市去卖呀!我要钱,可也要名声!我有那工夫吗?我的时间能用在那种挣小钱的方面吗?”
  我阻止道:“子卿,你少说两句吧!大娘平日心里积郁了些话,没处诉,今天我来了是大娘个机会,就让大娘说个痛快行不行?说的对或不对,咱们当晚辈的,笑呵呵地听着就是了吗!……”
  子卿还算给我面子,将头一扭,不言语了。
  老人家接着说:“结果呢,他定的价太高……”
  子卿吼道:“不高!你懂什么价高价低的?”
  我也冲他吼了一句:“子卿,你给我住口!”
  老人家一怔,又跺了下脚:“不高?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我老糊涂了!反正是十几天内,也没卖出去多少条!……”
  “那是人们不识货!”
  老人家又一怔,朝他啐了一口:“呸!就你识货!他花钱雇那个人,卖不动,不卖了,都给送家来了!那么多那么多,放鱼缸里被大鱼吃,放盆儿里桶儿里瓶儿的,是常事吗?再说我也不会侍弄,没过几天,全死光了!我那个心疼劲儿就别提了……”
  老人家愠愠地瞪着子卿,终于不再说下去……
  子卿这才把脸转向母亲,尽量平静地问:“娘,说完了?”
  老人家说:“今天想说的,说完了。”
  子卿说:“你别指望人家晓声明天还来!人家是作家了,才不会天天有空儿来听你絮叨!”
  他看看手表,站起来对我说:“走,咱俩找个地方吃点儿什么去……”
  我说:“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大娘也得吃啊!大娘一个人在家多不好,咱们做点儿吃吧?”
  老人家说:“你们去吃你们的,不用管我。子卿他为我雇了个人,天天来给我做三顿饭,收拾收拾屋子……”
  我走时,老人家双手攥住我的一只手,不舍地说:“晓声,你就今天有空儿来看大娘一次?还有空来不了?……”
  “娘!你烦不烦人啊?……”
  子卿终于发火了。
  “咱们走!……”
  他率先往外便走。
  我只好跟着往外走。一边劝老人家:“大娘,子卿并不是个糊涂人。他做的事,您若看不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常言说的好吗,儿大不由娘啊!”
  “有空儿,可一定再来看大娘啊!大娘心里常闷的慌呢!……”老人家将我送出门,站在楼梯口,依依地望着我下楼……
  在我的建议之下,那天我们没到什么大饭店去,而是选择了一家清静的私营小饭馆,点了几样家常菜,从从容容地聊着等着。
  老板娘是个比我俩年纪小的女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很有几分姿色。待客也很热情周到。听你说话时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你。仿佛你真是她的上帝,化了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亲自当面向她传经布道似的。她自己说话时,未语先笑。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可谓唇红齿白。肯定的,她知道她那么一笑的魅力。她使你觉得她对你很亲爱似的。
  怕我们等菜的时间寂寞,她笑盈盈地送来两本书给我们看。我接到手的是一本《黑衣儒侠》。梁羽生写的。翻看了两行。文字粗俗得不堪卒读。我肯定那是一种侵权行为的产物。心想我的一家子,如果亲眼读到有人冒充他的大名写出那么拙劣的东西,鼻子非气歪了不可!
  我问子卿:“你那本是什么书?”
  他朝我示了示封面——乃一本《麻衣神相》。他问:“想换着看!”
  我摇头。
  他笑了。
  我也笑了。
  只他那一笑,我仿佛觉得,往昔的子卿,我记忆里的那个子卿,和我共同在“脏街”上长大的穷孩子子卿,过去被“脏街”的所有母亲们交口称赞的拳拳孝子子卿,似乎和今天这个翟子卿,现实中这个翟子卿,坐于我面前的这个翟子卿,被叫作“华哥”或“大款”的翟子卿,使我非常想更亲近同时又使我不免感到那样陌生的翟子卿,终于是有一部分复合在一起了。
  人,尤其是人,无论变化多么大,总是会留下些和他过去相似的地方。那可能是他的笑。也可能是他的哭。还可能是他恼怒时的样子等等。我们其实正是从这些依稀的方面得出结论——某一个成年人确实是从某一个孩子长大的。否则,社会后来对某一个人的内调整加上外包装,将会使我们大大地怀疑我们小时候的一切朋友,不过都是产生于我们头脑中的梦幻罢了。
  尽管三天前我们在那家高档饭店的豪华单间里终于互相认出后,他每望我一眼也似乎总在笑,但那是“后天”的翟子卿的一种笑。准确地说更是一位被众星捧月似的口口声声叫作什么“华哥”的“大款”的笑。那笑有太多的被他们一致公认他像极了那个叫“詹姆斯·史都华”的美国佬的成份。
  尽管在他家里他也对我笑过,但那仿佛是一种主人对客人的笑。充其量表示的是欢迎,而不是亲情。笑时有“但愿你生活得比我好”的意味儿。并且,他心里显然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只怕是永远达不到他那么高的生活水准了……
  我忍不住说了这样一句话:“子卿,你笑得还像你小时候那样!”
  他的笑渐渐从他脸上消失了。
  他问:“怎样,……”
  我想了想,一时想不出一个更准确的词回答他,便岔开话,反问:“如果你现在还能挤出点儿时间看书,你希望看些什么书?”
  他说:“关于富豪人物的传记。我对虚构的书早已逆反。书摊上都在卖一本《港台十大富豪发迹秘史》,卖得挺火,再版多次,你看过没有?”
  我说我没看过。
  他说他买了一本。说很值得一读。希望我也买一本研究研究——他用手指点点那本《黑衣儒侠》:“这类书我连翻也不翻。这类书是为那些民工、农贸市场的小摊主,守电梯的女工们出的,有什么看的?纯粹浪费时间和精力!”——又点点那本《麻衣神相》:“这类书也纯粹是印满了铅字的废纸。这类书我曾研究过不少。不是看。是对比着研究过。宣传的全是尊贵贫富由命定的迷信。这本抄那本,那本抄这本。幸亏我不信,才有我翟子卿今天……”
  我注视着他说:“子卿,我应该感激你。我对文学的热爱,是由于当年受你的影响。”
  他也注视着我问:“你说的正话还是反话?”
  我说当然是正话了。干吗说反话啊?
  他沉默片刻,又像方才那么一笑。更准确地说,是又像当年那么一笑。那一种笑很天真。很无邪。仿佛是刚刚从人的心灵里诞生出来的某种带有本身光彩的东西,还丝毫也没有被我们这散布布满了尘埃、污秽、细菌和病毒的世界所污染,只有纯情少女才会那么笑。而且只有小说中的或影视中的。子卿那么笑时有几分女性化。那可以认为是一种“返朴归真”的笑。我时常觉得我们如今的人,连笑都现代化起来了。都带有“后工业”的意味了。仿佛是从工业流水线上或从电脑中借鉴到人脸上的。不论男女,从十七八岁起就已经不可能天真无邪地笑了似的。一直到死也不可能了似的……
  子卿说:“首先靠的是你的天份。当年,两个中学生,两个半大孩子,哪儿能谈得上谁影响谁啊!……”
  他将“影响”二字,说出几分强调的意味儿。仿佛他并不情愿承认。而当年的他的确影响过当年的我,尽管那可能并非是他的愿望。但那是一个事实。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要否认那样一个事实。
  先上来了一盘冷菜。他端起了啤酒。我觉得他在透过杯中泛着微小气泡的橙黄色的液体,胸有什么城府地审视着我。
  我也端起酒杯,和他的杯碰了一下,同时肯定地说:“能……”
  他向我摇了摇头:“那不过是你的主观结论罢了。”
  我们彼此对视着,各自无声而饮。
  放下杯,我又说:“你忘了?你当年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两个人,一个人一门心思挣钱,另一个人一门心思写作。后来一门心思挣钱的人,用他挣的钱盖了一座大厦,而一门心思写作的那个人,呕心沥血,写成了一部书。几个世纪过去了,大厦倒塌了,而书流传下来了……”
  他说:“我讲过的吗?”
  我说:“你讲过的。”
  他说:“我不记得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他说得那么庄重,甚至有些庄严。
  我说:“我记得。”
  他试探地问:“你后悔了吧?”
  我一怔。
  他说:“当年最想成为作家,也最有希望成为作家的是我,而如今我成了一个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儿的人,你却成了作家……”
  我说:“你可以出来。”
  他睥睨着我,似乎很困惑地问:“从哪儿出来?”
  我说:“从钱堆里出来。如果你并不喜欢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儿的话。”
  “想拯救我?”
  他又笑了。已不复再是当年那种笑。而是三天前在大饭店的豪华单间里那种笑了。
  他仿佛又变成了“华哥”。
  我也笑了。也反问:“子卿,你觉得如今你还需要谁来拯救吗?”
  他饮了一口酒,旋转着手中的杯,岔开话题说:“先不谈我了。先谈谈你自己吧。终年爬格子,卖文为生,你不至于认为我应该对你负什么责任吧?”
  我说:“不。”
  我回答得也很庄重。也庄重得近乎庄严。
  他又透过酒杯研究我。
  我说:“我明白了。”
  他问:“明白了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挺怜悯我的?是不是还因为我成了作家,觉得挺内疚的?怪对不起我?”
  他诚实地回答:“是的。”
  我低声然而含有抗议意味儿地说:“其实大可不必。正像你并不觉得整日在钱堆里打滚儿很不幸,我也并不觉得终年爬格子很不幸。我可没产生什么想拯救你的念头,你也犯不着产生想拯救我的念头。”
  我隐隐感到自己受了伤害。这伤害很轻微。如果我不是一个过分敏感的人,也可以认为它并没有构成。但我是一个敏感的人。
  于是我又说:“子卿,在你面前,我丝毫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你同情和怜悯的。我的心理也不至于失去平衡。我选择的乃是我适应的高兴的活法。让我再重新选择一次,也许我还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写作生涯。子卿,我并不嫉妒你有二百多万,真的……”
  其实我最嫉妒他的,正是他有二百多万这一点。
  “真的?”
  “真的。”
  “二百多万实际上是多少?”
  “一百万。”
  “考考你。怕你又忘了我教你的‘真话提取公式’!”
  我们互相凝视着,忍俊不禁的,忽然都大笑起来。
  这其间老板娘一盘一盘地为我们上全了菜。
  我有些饿了,抓起筷子,不谦不让地吃起来。
  子卿默默陪我吃了片刻,放下筷子,吸着了一支烟。
  “如果让我重新讲你说我当年对你讲过的那个寓言,”他以一种深思熟虑的口吻说:“我将这样来讲——几个世纪过去了,不,不需要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来证明,几年就可以了——一幢大厦拔地而起。它的建筑材料是现代的。建筑工艺是一流的。外观十分壮丽。它不是那么容易倒塌的。它能使人联想到‘永恒’这个词。几个世纪后,它肯定依然存在着。它成了一种文化。成了古迹。而那个一门心思写书的人,当他的书完成后,则须四处写信推荐自己的书。四处找门路请求出版社出他的书。而他的书并不像他们自信和以为的那样经久流传。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流传。在书店的书柜上摆着,淹没在千百种的书的海洋中削价处理也无人问津。最后被书店当废纸从书库里清除了。而在书摊上摆着的,封面积落着马路上的尘土,留下了一些翻过它的肮脏的指印……”
  我听着听着,也不由得放下了筷子。
  我说:“那是写的不好的书。正如偷工减料盖起来的楼。难道这城市里的每一幢楼都很壮丽吗?”
  他递给我一支烟,并伸过按着的打火机。看着我吸了两口烟后,又说:“不好的楼,也是楼。只要没险情,就可以住人。起码可以当仓库。而不好的书,除了送回纸厂重新打成纸浆,还能干什么用?在我家里,你可能也发现了,凡是你写的书,我差不多买全了。而且都认真读过。我不敢武断地说你的书都一点儿价值也没有。但你以为它们会传世吗?……”
  我不禁面露愧色,无言以答。
  “我反过来问你,情况好又怎么样?印一百万册,够多的了吧?开座谈会,评论文章见报,改编成影视,又怎么样?那不就是一年内的热闹吗?而今天,凡是能印一百万册的,不塞入大量媚俗的,甚至色情的,下流的,肮脏的,用你们的话叫作‘自然主义的人性描写’的内容,岂非天方夜谭吗?海明威以后,世界上又评出了那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你是搞文学的,你又能扳着手指头对我说出几个。今天,此时此刻,在这个地球上,哪儿在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戏剧?谁在读雨果或巴尔扎克的小说?有几个法国的年轻人知道乔治·桑是谁?又有多少儿童还在喜欢听安徒生或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谁还真的需要什么文学。一个现代人手捧一本小说在看的情形,你真的不觉得那是十分滑稽可笑的情形吗?比一头猩猩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滑稽可笑!……”
  我冷笑道:“你还可以顺着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那个一门心思写书的人,比如就是我,终于无法靠出卖文字养家糊口了,于是不得不去找那个一门心思挣钱并盖起了一幢壮丽大厦的人,请求他周济自己。好比他就是你。你念及过去的友情,大发慈悲,收留了我。让我当一名看电梯的员工,或者司门人。而我呢,发誓再也不对这世界上的任何人讲你当年曾给我讲过的那个寓言了……”
  我说完,默默望着他。
  他也望着我。
  他问:“生气了?”
  我说:“没有。”
  我打定主意,吃完,拍拍肩,握握手,就告别。我当然并没生气。我知道他今天抽出他十分宝贵的时间,绝非是为了有机会当面嘲笑和挖苦我。即使他认为当年我也是一个伤害过他的人,二十多年了,他也不会耿耿于怀,以这么一种方式报复我的。我只不过觉得他变的太古怪罢了。古怪得我感到无法和他交流情感。我暗想,由穷而富了的人,尤其是由穷而富了的中国人,比如子卿这样的“大款”,也许是差不多都要变得古里古怪的吧?难道普遍的中国人,在他们眼里,都是些活得迂腐,活得窝囊,活得不开窍,活得有几分可怜亦可笑可悲之人吗?大概还有几分可鄙吧?
  子卿塞了牙,向老板娘要牙签儿。老板娘转入柜台,大方地取了一袋放在我们桌角。
  子卿拿起看看,问:“地摊儿上买的吧?”
  老板娘倏地红了脸,大摇其头,说保证不是。
  子卿说:“老板娘,这骗不了我。塑料袋儿上连个字都没有,肯定是地摊儿上买的无疑。地摊儿上卖的牙签是不消毒的。提供给顾客用,太不卫生。”
  老板娘喏喏连声。
  子卿又说:“就算我给你提个建议,以后再不要买地摊儿上的牙签儿。谁会用过了这一端,再反过来用那一端剔?这种两端尖的牙签,除了中国,大概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见不着。这是典型的旧中国农民心理的体现。似乎什么东西都要省着用。老板娘你以后要买那种一端尖的。记住没有?”
  老板娘赶紧说记住了记住了。
  子卿又诲人不倦地说:“工艺品小店里就有卖。顾客吃到一半儿的时候,要主动送上来。每客一包。人家走时,也值得随手儿带走。我可不是在找你茬儿。我这个人,对牙签儿也没那么多讲究。有时削尖一根火柴杆儿,也剔。我是在教你怎么样挣钱啊!”
  老板娘嗫嚅地问:“那样的,多少钱一袋啊?”
  他说:“不贵,才一元多。”
  老板娘咂舌道:“那还不贵呀?如果十个人吃一桌,一人一袋儿,还兴带走,我们不就等于搭上十元钱吗?我们不过是一家私人小店,哪儿经得起那么做呀!”
  子卿拉过一把椅子,指着对老板娘说:“坐下!”
  老板娘犹豫片刻,自忖他不至于有什么越轨企图后,老老实实地坐下了。
  从厨房朝外递菜的小窗口,探出一颗戴着肮脏的白帽子的男人的脑袋,朝我们瞪着。从那种虎视眈眈的劲儿,我得出判断必是老板娘的丈夫无疑。
  我在桌下暗踢子卿的腿。他却理也不理我。
  他说:“老板娘,你也真死心眼儿,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假如十个人吃一桌,菜盘上刮下十元钱谁看得出来?而对于来吃过饭的人,也许就因为那一元多钱的牙签儿,下次还来,你的‘回头客’不就多了吗?人们并非都贪图你那一袋儿牙签儿。人们找的是一种感觉……”
  老板娘的丈夫,从厨房转出来了,双肘支在柜台上,两只油腻的大手托着下巴颏,旁听生似的听着。
  子卿又问老板娘:“就我们两个顾客,方才干吗不主动陪我们说几句话?”
  老板娘又红了脸,讷讷地说没这习惯。
  “要养成这习惯。”——子卿耐心可嘉地启发:“这叫感情竞争。没有这点儿竞争意识,生意能兴旺吗?”
  老板娘想了想,似乎茅塞顿开,连说多谢指教之类的话。并回头大声吩咐她丈夫:“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再给加一道拔丝土豆!”——又笑容可掬地对子卿说:“大哥,最后这道菜,算我们敬您的!”
  子卿摆摆手:“那倒不必。”
  说罢,捻出一根牙签。而那一袋儿,大大方方地揣入了西服上衣兜。
  吃着拔丝土豆的时候,子卿又说:“现在的中国,遍地都是钱,哪儿还用到外国去挣?你知道我走在路上有种什么样的感觉?脚下软绵绵的,钱铺得比三层地毯还厚。在这个地球上可能再也没有比赚中国人钱容易的事了。所以连外国人都忙不迭地到中国来赚钱!对全世界而言,想赚大钱不到中国来还能到哪去?这也许是上帝提供给外国人的最后一次赚大钱的机会了。这个机会肯定到本世纪末就为止了。”
  我问:“那么对于咱们中国人而言呢?”
  他反问:“电影《金光大道》,当年你一定看过的吧?”
  我说:“看过。”
  他说:“那里有一句话——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现在的中国,正是这么样的一个中国。现在的时代,正是这么样的一个时代。”他向我伸出三根指头,加重了语气:“三年。我的看法,今后三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三年。三年内发的,那就算发了。发不了的,那就算错过机会了。而且,可能意味着永远的错过机会了。因为,前几年发财,只有一条规则——那就是,不必讲规则。无所谓犯规。什么叫犯规?没被‘裁判’发现,那就是没有犯规。被发现了,那是运气不好,算你倒霉。何况‘裁判员’的黄牌红牌,该对你举起来的时候,因为你把他‘搞活’了,也可以对你的犯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不得以而为之的时候,该对你举起红牌,也可以只对你举起黄牌。该对你举黄牌,也许仅仅罚你‘点球’。现在情况略有不同了。开始由无规则而有些规则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白听一位“大款”给你上这么一堂课的。我竟听得有些入迷了。
  “那将意味着,个人积累财富的限制严密了,严格了。机会减少了,变得更加宝贵了。做法也不得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了。没有规则的机会摆在眼前的时候,普遍的老百姓是没胆量伸手一把抓住的。怕是陷阱。怕触犯了规则。明明毫无规则,还怕触犯了规则,这多有意思。最后老百姓也动了野心了,也都想参与着‘搞活’了。每每就在这时,那规则好像冷不丁地就出现了。在刚出现的那一瞬间,当然照例要抓几只替罪羊,或者坐牢,或者杀头。以正视听。替罪羊绝不会是他们。他们转而又去玩儿别的了,又到别的没有规则的方面去进行‘搞活’了。所以,在这三年内,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晓声,这些话,我平时,对别人是不说的。你我不是一般关系。我觉得,我翟子卿有义务点拨你个明白!别他妈爬格子了。别他妈卖文为生了。我知道你勤奋,稿费收入也还凑和。但靠一支笔养家糊口,太迂腐了吧?别他妈当什么作家了!那都是扯淡!活到四十多岁,我算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你有钱,你不漂亮也漂亮了。你没有风度也有风度了。你没有气质也有气质了。你唱歌不好听也有人替你喝彩了!你的小说是臭狗屎,也能花钱辟专栏大评特评了!也能组织研讨会了!甩出几万元就是了吗!你在电影厂,美国电影《沉默的羔羊》一定看过。女演员朱迪·福斯特,为了获影后提名,准备将《好莱坞导报》的有关版面全垄断下来。聘请职业影评家和电影海报画家为她在新片《似是故人来》中的表演进行吹捧。这叫什么?这叫‘抬高自己’。有钱你才有资格抬高自己!花钱你才雇得到人抬高你!无独有偶,《纯真年代》的女主演,也不惜一切代价来确保自已被提名,花费了一千多万美元大搞宣传竞争。雇了十九个有才干的评论家,巧妙地,恶意地贬低别的竞争对手。这叫什么?这叫‘打击别人’!有钱你就有资格打击别人!有钱你就能雇到别人替你去干你自己不能直接干的事儿!包括杀人!……”
  “你……你该不会……”
  我吃惊不小了。
  他一笑,接着说:“放心。我是绝不会花钱雇杀手的。我也没仇深似海的仇人。我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使你明白——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连鬼都可以用鞭子抽着你推磨!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比金钱的魔力更大?没有。根本没有了!……”
  他不容我插话。滔滔不绝。他已经不再动筷子。一只手握着酒杯,一只手握着酒瓶。一边大口大口地喝,一边自己为自己一杯一杯地斟满着。仿佛的,他的那些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金钱的思想,不是从他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酒瓶里随着泡沫产生出来的。只有不停地喝酒,才能不停地论说似的。他的脸已经泛红。我看出了他已醉到五六分的程度。在兵团时,逢年过节,我们免不子了也凑一起喝一回。当年是我喋喋不休,尽叙尽说,而他一个人闷着头独斟独饮。等我没什么话题可说了,他才不其然地说一句。常常出语惊人,见解刁钻,使我目瞪口呆。我没想到他如今变得口若悬河了。也许,他和他老母亲一样,平时也是太缺少向人诉说的机会了吧?
  而我自己也有些醉意醺醺了。
  我反驳他:“有的!”
  “有什么?”——他眯起眼睛凝视着我。当一位哲学家面对一个大傻瓜而傻瓜竟反驳他的时候,哲学家可能就是像子卿当时那么一种样子。
  但是我想我不是一个大傻瓜。他那一种凝视的目光使我恼火。使我的自尊心大受刺激。而一个自尊心敏感之人,半醉不醉的情况下,自尊心是更不可侵犯的。
  我说:“你也听着,听我给你朗诵一首诗!”
  “诗?哈,哈,朗诵诗!……”
  若不是在饭馆里,而是在他自己家里,我想他当时一定会大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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