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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友义的党性面临这样的考验


  元旦这天,王友义和方宜静商量好到宜静的父母那里去团聚一天。头天下午,他们就一起上街买了一点糕点,准备送给老人。第二天早上月刚七点钟,方宜静就把好睡懒觉的王友义从床上拉起来,催着他换衣服、刮胡子。不料正在他们要出门的时候,文协打来一个传呼电话,叫王友义到文协参加重要会议。方宜静好不恼火!她拉着王友义说:“不去!就说我们出去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一定要元旦开会?”王友义抓着自己的头皮说:“不行,不行!我已经接了电话。要是刚才是你接的电话就好了。你自己去吧!我开完会就去。”方宜静气得一屁股坐到床上说:“我也不去了!我等你。总不能开一天会吧!”王友义只得对妻子赔赔笑脸,扭扭头颈,开会去了。
  王友义赶到文协,才知道今天开的是积极分子会。参加会议的党员很少。李永利的办公室都没有坐满。而段超群却早等在那里了。这使王友义感到,会议不比寻常。
  李永利宣布会议由段超群作指示。这位文化局的“一把手”,满脸严肃地把狄化桥的批示念了三遍。她没有说这个指示批在谁写的材料上,只说是首长看了下面送上去的一些汇报后批的。但是,她的眼睛朝冯文峰看了一眼,冯文峰的小眼就顿时发亮了。
  段超群传达之后并不作什么解释和发挥,只对李永利说:“先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吧。充分发扬民主。想不通也可以谈,不戴帽子。”
  几个党员一个个面面相觑,无人说话。冯文峰有很多话要说,但暂时他还不开口。
  静场了一会,段超群把目光投向游若冰,对他点点头。
  游若冰昨天已经从李永利那里听到狄化桥的批示,把批示抄录在本子上了。他一夜没睡好,反复琢磨和领会,已经理解了这次斗争的真正含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对这个问题亲自作出批示,这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了。游若冰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的。他害怕这一天到来,所以一再劝余子期小心谨慎。可是余子期从来不听自己的劝告,既不肯放弃《不尽长江滚滚流》,又不肯放弃向南。时至今日,他游若冰也顾不了余子期了。今天的朋友和同志关系,已经远不是战争年月了。那时候,同生死共患难,利益是那么一致,可是现在,他们之间的利害常常会发生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他还觉得,这种变化从进城以后在有些人之间就开始了。他曾经研究过这种变化的原因,把它归结为争权夺利。他认为自己还是比较超脱于权利之外的,从来没有为了争权夺利而伤害过同志,相反,他总是尽一切可能保全一些同志的。可是现在,他已经丧失了保全别人的能力,他只能想办法保全自己了。这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吗?想来想去,无可指责。而且,他想到自己还是一个党员。党员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他认为,如果不服从狄化桥,也是一种错误;组织纪律上的错误。一个党员犯了组织纪律的错误,不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吗?他这样一个老党员,怎么能不讲党性呢。这样一想,游若冰更感到自己的选择又是问心无愧的了。于是,他看看段超群,又看看李永利,然后把脸转向大家,开始发言:
  “化桥同志的批示给我敲了一记警钟,起了振聋发愤的作用。对于余子期和向南的关系,我是有想法的。也跟他们谈过好几次。但是,我没有从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高度去看待这件事。因此,我总是希望通过劝解使他们清醒,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现在看来,我又右倾了。我决心认真领会化桥同志的批示精神,积极投入斗争中去,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立场,锻炼自己的党性。”
  游若冰讲完,擦擦光头顶上的汗珠,把脸转向段超群和李永利,看见段、李二人对他点头微笑,他便也如释重负地朝他们笑笑。
  王友义无声无息地坐在游若冰对面。游若冰的发言,他根本没有听进去,因为他被狄化桥的批示吓呆了,脑子里不停地转着:“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王友义同志,你有什么想法?听说你对余子期和向南的所谓恋爱一直是支持的?”
  王友义听见段超群在对自己说话,又看见段超群在含笑地看着自己。他的眼皮跳了几跳,好像受到突然的惊吓。呆了一呆,他才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句话:“过去我是认为,他们不违背婚姻法……现在,我……”
  “现在你是怎么看的?你对化桥同志的批示有什么想法?”李永利尖锐地追问道。
  “我现在没什么想法。对化桥同志的批示也没什么想法。”王友义嗫嚅地回答。
  “哼!这是什么话?”李永利不满地说。
  段超群笑了笑。她对李永利说:“今天是小范围的会议,什么话都可以说。”又看着王友义说:“友义,你也是一九五六年入党的吧?”
  王友义呆呆地点了点头。
  “我记得是这样的,我们是一年的党员。我们这些人,年纪不算大,资格也不算老。可是现在与很多新党员相比,又算是老党员了。按说,老党员应该在各方面给新党员作个表率,特别是在服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方面。可是我却常常感到自己的原则性不强,党性不纯。在向南这个问题上,我就应该检讨。在一段时间内,我被老同学、老朋友的感情蒙住了双眼,对向南身上的资产阶级倾向,采取姑息宽容的态度,这就使向南在错误的路上越滑越远。真是既害了革命,也害了朋友。更不能原谅的是,我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了,我的错误会给基层工作带来影响。我想,我就使李永利同志感到过为难吧?这些事,今天想来很痛心。我在这里做个检讨,同时,也想和友义谈谈心。友义,你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样的毛病呢?”
  段超群的这一大篇发言,使王友义诚惶诚恐、坐立不安。他与段超群也是十来年的老同事了,在一起过组织生活,也有好几年了,关系还算不错的。可是这几年,他从来没有看见段超群像今天这样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检查自己,与同志谈心。而且态度又是那么恳切!这是不是说明,今天的这件事确实不比寻常,使段超群的灵魂深受触动呢?他一下子想不清楚。他觉得从道理上讲,段超群的话句句正确。可是一联系到实际,却又不那么对得上号,因为直到现在,他的脑子还转不过弯来:为什么这两个人的恋爱成了一场阶级斗争呢?
  段超群见王友义除了不住地扭头颈以外,仍然说不出别的话来,又笑了一笑说:
  “友义,好好想想也有好处。我们的党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样的考验,是我们的前辈所没有经历过的。”说到这里,她特地看着游若冰问了声:“对吧,老游?”
  “对,对!今天的斗争比过去复杂多了!”游若冰连忙答道。
  “是呀!这是新的斗争形势下的新的考验。我们一不当心就要犯路线错误。怎么才能避免错误或少犯错误呢?我有一点经验,那就是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林副主席的那句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是避免犯路线错误的有效方法。就说眼前这件事吧!你要是扭在向南这个具体的人身上,就很难想得通:她没有恋爱自由吗?她违背了婚姻法吗?等等。这都是从向南的角度去看问题,想事情。但是站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边去想想呢?问题就不一样了。你想,化桥同志那么忙,为什么关心一个干部的婚姻问题?化桥同志是十分爱护青年的,为什么对向南的批评这么严厉?这里肯定有关系到我们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的原则问题!我们可能一下子不能理解,但执行过程中我们会理解的。友义,你说我的意见对不对呢?”
  王友义沉重地扭扭头颈,然后点点头。
  段超群满意地笑了。她对李永利说:“研究一下怎么打好这一仗吧!小冯和友义都应该发言。问题要提得尖锐,打中余子期的要害,让向南出一身冷汗。我的决心已经下了。哪怕是向南从此不理我,我也要在她背上击一猛掌!这是为了革命利益,也是为了挽救同志。”
  李永利立即表示赞同说:“超群同志今天亲自来给我们作动员,很有启发,很受教育。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我们说干就于。今天中午,大家都牺牲一下,不回家吃饭了,老陈给我们下面条。马上酝酿批判会的发言,下午分头写发言稿,写好稿子交上来回家。明天下午开会。宣布一条纪律:任何人不得走漏风声,我们要发动一次突然袭击!”
  王友义回到家里的时候,已是晚上七点钟了。李永利分配给他的发言任务是揭露向南,批判向南,指出她和余子期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个题目他实在做不出什么文章来。别的他不了解,向南是个什么人他还不了解吗?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向南爱余子期是为了钱!想来想去,他写不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样的话。他决定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方面去批判向南,把自己也摆进去。他觉得这样自己心里好过一些。把发言稿交给李永利的时候,他看也不敢看李永利,就扭头回家了。
  方宜静已经憋了一肚子火!王友义一进门,她就没好气地说:“开一天会!我没有功夫烧饭给你吃!”友义没吱声,自顾自往屋里走。
  “吃饭了没有?话都不能说一句吗?”方宜静又嚷嚷了一声。
  王友义看她一眼,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不想吃。你别管我。”停了一下,说:“老余和小向要倒大霉了。”
  方宜静听了,急切地问:“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
  王友义摇着头说:“我不想说。你也不要问我,有纪律。”说罢,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在床上躺了下来。
  方宜静听王友义这样说,心里更加不安了。她完全不顾友义的告诫,跑到他身边坐下来推着他说:“我不管你什么纪律不纪律,非问问清楚不可。小向的事我不能不问。”
  王友义终于忍不住一五一十把一天的活动告诉了方宜静。末了,他说:
  “段超群他们要考验我的党性。宜静,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要是段超群和李永利的意见,我想也不用想,就顶过去了。可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见,狄化桥亲自作的批示啊!”
  方宜静听完丈夫的叙述,一下子也懵住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该不是有什么背景吧!这几年,方宜静学会了一条:什么事都要看背景。比如,六六年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时候她想不通。可是后来一公布“背景”,她“通”了:原来这个戏反映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后来,造反派要彻底打倒他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她开始也想不通,做了“保皇派”。可是事情又是有背景的,原来这位党委书记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有关系!一件又一件事情使她懂得了,自己感到不可理解的事情,可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而这背景,她是无法了解的,只能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她就又想到这一点,便问:“友义,你看这里会不会有什么政治背景呢?”
  王友义听了,叹口气说:“我担心的也是这一点。老余的革命历史长,难免和一些大人物有瓜葛。段超群他们几次查《不尽长江滚滚流》,我本来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牵强附会。现在看来,这是化桥同志的意见。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不掌握可靠的材料会随便说话吗?所以我想来想去心里不踏实。跟吧,怕伤了好人;不跟吧,又怕保错了人,再犯一次路线错误。难呀!”
  “不能伤害小向!我们对她总是百分之百地了解吧?”方宜静立即接过来说。
  王友义烦恼地从床上坐起来说:“怎么可能不伤到她呢?”
  “和小向打个招呼,叫她先跟老余断绝关系,等问题查清了再说!”方宜静决断地说。
  “她能听吗?再说老余又怎么受得了?我真觉得老余这个人不错,可是一个好人和错误路线搭上关系,也就没有办法了。”王友义仍然拿不定主意。
  方宜静想了想,断然地站起来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找小向谈谈,叫她头脑冷静冷静,要不两个人一起完!”说着,她要走了。王友义一把拉住她说:“有纪律!不能去说的呀!”方宜静轻轻推了他一下说:“我不知道你们的纪律,我去找她。”王友义看着妻子焦急的眼睛,小声地说:“当心点。”
  方宜静去了,王友义又回到床上躺了下来。他感到心里一阵阵难过,真想哭!他想起一九五六年自己在党旗下宣誓的情景。那时,他是多么激动啊!他觉得从今以后,自己再不会迷失方向了,再不会有什么迷惑不解的地方了。党会给他指明一切的!党支部书记告诉他,做一个党员,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服从党的纪律。他含着眼泪答应着:“记得。”入党十几年来,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些话,他时时刻刻不忘记“党性”这两个字。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党性会面临今天这样的考验,尽管他可以从理论上作一番分析,说服自己,使自己相信狄化桥的批示是正确的。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被说服。因为所谓可能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背景,仅仅是“可能”,是推理,而余子期和向南这两个人,对他来说却是实在的!这是不是像段超群所说的“党性不纯”的表现呢?他不能回答。他只知道自己的感情和理智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
  “我只能尽可能地凭良心办事,不误伤好人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扭着头颈对自己说。“要是宜静能说服小向,事情也许会好一点……”
  可是方宜静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就回来了。向南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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