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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向南怎样完成段超群交给她的任务


  第二天上午,向南找段超群开了个证明,就和王友义一起到劳教所去了。劳教所里关的都是问题严重的审查对象,规矩极严,就是专案人员,也必需两个人同来,才能和对象接触的。向南和王友义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心情不免有点紧张。进门办了登记手续,便被带到一个房间里等着。
  余子期被一个人带了进来。好像进行什么交割手续一样,那人指着余子期问向南他们:“是这个人吧?”向南点点头,那人才走出去,并且关上了房门。
  余子期刚刚在这里住了两天,已经是眼圈发黑,面颊下陷了。前天,他刚刚上了吉普车就被戴上了手铐,这是向南没有看见的。没有说明原因,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就被逮捕了。这叫余子期多么震惊!他要被带到什么地方去呢?坐牢吗?果然,他从吉普车的浑浊的镜子里看到门口挂着“滨海劳教所”的牌子。他被分配在三楼尽头的一间屋子里,屋子的号码是“334”,于是他的名字也就变成了“334”。“这算什么?这不是国民党特务的做法吗?我这个共产党员怎么竟成为无产阶级监狱里的一个犯人呢?”余子期不能不产生一系列问题。
  当天夜里,他没有睡,也睡不着。他想,向南他们会把自己的这种变化告诉他家里的人吗?如梅她们知道了又该多么担心!不应该告诉她们!就让她们以为自己还在文协机关里住着吧!等自己出去了再告诉她们也不迟。他想找个人关照一下,不要把他被抓到这里来的事通知家属,可是,关照谁呢?周围没有一个人。忽然,他听到一阵车轱辘响,心里高兴了一下,有人来了嘛!可是车轱辘的声音响响停停,停停响响。他等呀,等呀,一直等到一个小时之后,才听见响声来到自己门口,同时听到一声喊:“三百三十四号,领饭!”他愣了一下:“是叫我吗?不错,昨天已经交代过了;我是三三四号。”于是他答应了一声,前去开门。一个人把一份简单的饭食递给了他,叮嘱他:“吃完把碗放着。”说罢,就要离开。余子期连忙放下饭食叫道:“同志,我可以给机关打个电话吗?”那人奇怪地看着他:“他们没有把这里的规矩告诉你?”
  “我有急事想和单位里联系,怎么办呢?”余子期间。
  “你写个条子,交给看守。”那人说着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你以为这是招待所?”
  余子期写了一个字条:“请不要把我的新住址告诉家属。”交给看守的时候,他特地加了一句:“谢谢你,今天就转给我的专案组。”看守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这两天,余子期真是度日如年啊!今天听到有人喊:“三三四!提审!”的时候,他开始对“提审”两个字不习惯,可是一想到毕竟有人来问问自己的事,自己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就有点高兴起来了。他一看见来的是向南和王友义,就更高兴了,因为他觉得这两个专案人员还比较讲道理。在他们面前,他可以讲真话。他没等招呼,就在一个方凳上坐下来,急急地问:
  “你们没有把我现在的情况告诉我家里吧?”
  向南和王友义互相看了一眼,对余子期摇摇头。
  “那就不要告诉她们了吧!不要让她们为我担心了吧!我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余子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的神色。
  向南和王友义又互相看了一眼。只听余子期又说:
  “听说你们今天来提审我。我欢迎提审!因为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一个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的罪犯是痛苦的。请提审吧!”
  余子期一面说,一面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准备作记录。
  向南和王友义仍然不开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本来,今天这场谈话应当怎么进行,他们在路上已经商量好了。王友义是一位工人出身的青年诗人。对于余子期的遭遇,他和向南一样充满同情。因此,他对向南说:“不能一下子把消息告诉他,先谈谈形势吧。告诉他当前形势大好,要朝前看,振作精神。然后慢慢告诉他。”向南点头同意说:“你看他会不会和妻子走同样的路?听说他们夫妻关系非常好。”王友义说:“不会吧?余子期的性格比较开朗。不过我们还是把工作做细致点好。”总之,准备得够细致的了。可是现在一见到余子期,准备好的一切一下子都冲跑了。他们感受到余子期对妻子的感情,又怎么忍心对他兜头浇下一盆冷水啊!所以,向南为难地看着余子期,王友义则不时回避余子期的目光,把脸转向窗外。
  余子期感到了他们不正常的神态,便合上笔记本问:“今天不是来提审我的吗?”
  向南朝他摇摇头。王友义温和地说了一句话:“今天就是来看看你,在这里生活得怎么样。”
  余子期不相信他们是来看看他的。但是自己是阶下囚,人家不提,又怎么好问?他只能等着。
  向南感到一阵燥热,她向房子四面看看,原来窗子全部关着。她把窗子打开,站在窗口向外面望过去。院子里倒也长了不少树木花草。眼下正是万物向上的季节,可是,这里的树,并不给人欣欣向荣的感觉。树叶子密密层层,勾肩搭臂地遮盖着天空,叫人看了倍觉沉闷。窗子外面是一块二尺见方的小花圃,种的是鬼脸花。向南最不喜欢这种花了,它的颜色那么艳,艳得叫人觉得它是专门用娇艳的颜色装扮了鬼脸来骗人的。看吧,它们现在一个个挑着两道紫色的眉毛,闪着褐色的眼睛,摇着黄色的面孔,骗人说:“我是蝴蝶,美丽的蝴蝶!”向南实在不愿看这些鬼脸了。她把眼光收回,收到窗子两旁的墙壁上,疙疙瘩瘩的墙上爬了两棵迎春花,树藤那么细柔,歪歪扭扭的挺不起身,花呢,又小又黄,像个病人。简直没有一点春天的气息。唉!一切都叫人心烦!向南不得不关上窗子,离开窗口,重新在余子期面前坐下来。
  余子期已经有些不祥的预感了。一年多来,他和向南接触的过程中,了解了这个女同志的性格:坦率、急躁。开始,他真受不了她那种火辣辣的问话。可是慢慢地,她似乎了解了他,这样的问话也就少了。他对她也开始有了一点好感。今天为什么她这么吞吞吐吐?莫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他忍不住要试探一下了。他努力捕捉向南和王友义的眼光,低声地问:“我家里的人都好吗?”
  王友义似乎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没有什么。”
  可是几乎在同时,向南也脱口而出:“你爱人——”她说了半句,马上收住口。
  余子期吃惊了。向南和王友义也被自己弄得不知所措。倒还是余子期首先镇定了自己,他诚恳地对向南、王友又说:“有什么事,你们就直说吧!我受得了。”
  向南看看王友义。她对他皱皱眉头,咬咬下唇,王友义知道,这表明她下了个什么决心,便静静地看着她。只见她把头慢慢转过来,正对着余子期,两眼盯住余子期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你曾经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考验。今天,你面临一个新的考验。你的妻子,柳如梅,死了。”
  余子期的眉毛急促地跳了几下,嘴角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身体在凳子上摇了摇。王友义站起来想走过去,但是,余子期立即用坚固的牙齿咬住发颤的嘴唇,仍然直挺挺地坐稳了。王友义重又坐下,嘴张了几张,才挤出了几个字:“你要冷静。”
  余子期好像没有听见王友义的话。他的眼睛直直地朝前看着,眼光好像越过王友义和向南,透过墙壁,穿过院落。他在看什么呢?他在想什么呢?向南和王友义都猜不透。停了很久很久,余子期才开口说一句话:
  “她是不会死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余子期并没有把目光收回来,他似乎不希望听到回答,只不过是把心里想到的一个意思说出来罢了。
  尽管这样,向南和王友义还是向他点点头。他似乎感觉到了他们的回答,便又说了一句话:
  “她是坚强的。”
  余子期的目光仍然望着远方。但他还是感觉到了向南和王友义对他的点头回答。他又咬住自己的嘴唇了。突然,他把目光从远方收回,直对着向南和王友义的脸,像是要对他们喷出火来。他的嘴唇急促地颤动着,张了几张,才像开闸的洪水一样迸发出话来:
  “那么,你们老老实实告诉我,如梅是怎么死的?她没有病,她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为什么会这么突然死去?一定是有人害她通她,你们对我说真话!说真话!”
  这时候,两行热泪才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来。
  王友义张嘴想说什么,向南用眼色制止了他。她怕王友义再说些无用的安慰话。她要对他说实话。她相信,他自己会分析这一切,比她的分析清楚得多。她用明确的语言,低沉的语调,把她从几个人那里听到的柳如梅跳楼的过程说了一遍。最后她对余子期说:“你应该坚强。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余子期挺直了身体坐着,一动不动地听着。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膝上,微微颤抖。泪,不住地流,顺着面颊,滴在衣襟上、手上、膝上。但是没有哭声,没有抽泣,没有一点声音。等到向南讲完,他才擦擦眼泪,站起身,走到向南刚刚站过的窗前,隔着玻璃向外面望去。良久,才低声地问了一句:“孩子们呢?”眼睛依然望着窗外。
  段超群曾经告诉向南,余子期的孩子立场十分坚定,对于母亲的死不掉一滴眼泪,还表示要坚决和“叛党分子”划清界线。这是真的吗?她很后悔昨晚没有向游云多打听一些情况。现在,她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孩子们还好。组织和同志们会照顾她们的。”她一面讲,一面心里想:“应该设法打听一下孩子们的情况。”
  到这时,屋子里三个人谁也说不出一句话了。向南和王友义都觉得,该走了。他们无法安慰余子期,还是让他一个人去痛痛快快哭一场吧!王友义首先站起来,走出去,他要去通知看守人员来把余子期带走,同时交代一下要注意余子期的动静,防止发生意外。
  在余子期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门口的时候,向南突然叫住了他,激动地说:
  “余子期,你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糊涂啊!你有孩子,你懂不懂?一切问题都会弄清楚的,你要有信心啊!”
  余子期低声地回答说:“谢谢同志们。我挺得住。”
  从劳教所回来,向南和王友义立即向段超群汇报:余子期表现还好。关于揭发柳如梅的事,他答应想一想,因为没有思想准备。他们从段超群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正好碰上冯文峰,冯文峰酸不酸苦不苦地说:“去完成重大使命了?”向南和王友义都没有回答。冯文峰似乎还不甘心,便又挖苦说:“怎么样?二位没有一掬同情之泪吧?”向南忍不住顶他一句说:“我们陪着余子期痛哭流涕了,你再写个小条子或者大字报吧!”冯文峰瞠目结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等脑子转过弯来,向南他们已经下楼了。他不由得愤愤地骂了一句:“两个新老保!”
  余子期回到自己的“三三四”就失声痛哭了。几天来接二连三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故,实在叫他难以忍受啊!如梅,和自己做了二十年夫妻的如梅,就这么和自己永别了。他和她几个月以前的分别竟成了永诀!
  那一天,他被“勒令”回家取被子衣物住到机关里。柳如梅很快给他收拾好一切,温柔而平静地对他说:“不要挂牵家,都有我呢!”他要走了,突然想起来:“不知要几个月才能回来,我身上没有你的照片,把那一张你最早送给我的照片给我带着吧!”她立即开了抽屉,拿出一个皮夹,从里面找出了那张照片,交给他。他朝发黄的照片看了一眼,又看看她,把照片装进一本语录本的塑料封皮里。她接过语录本,替他装进上衣的口袋里,提醒他说:“换衣服的时候,别忘记把语录本掏出来,不然……”他笑笑:“我懂!”她送他下了楼,一前一后地走出公寓大门。他们在公寓门口一起站住,互相深深地看了一眼,分手了,就像当年从延安上前线一样的分别。
  这竟是诀别!诀别啊!现在,他的手举到胸前那个装着语录本的口袋上,慢慢地掏出语录本,从中抽出那张照片。可是还没等他看上一眼,就听到门外一声叫喊:“三三四!今天该你劳动!”他赶紧把照片重新装进语录本,擦把脸走了出来。一个看守冷冷地看看他发红的眼睛,鼻子里哼一声,把手一招,叫他跟着走。他被带进一间小小的理发室,看守命令他:“把这里的头发扫干净,门窗擦干净。”他点点头,默默地做起来。
  他把头发扫在一起了。他第一次发现人们的头发竟是这么不同!颜色、粗细、软硬都不一样。他看着这些头发,想象着关在这里的都是什么人:“花白头发最多,说明这里关着的大多是中年以上的人;这一堆银丝一样的白发该是什么人的呢?看样子这人该有七十岁了;还有不少长长的花白头发,显然是女同志的。少数粗黑的短发,大概是一些年轻人的了。这些人都是为什么关到这里来的呢?关了多久呢……”他想象不出来,也想象不下去。因为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他的脑海:会不会他们都是和自己一样被冤枉的人?那么这种冤枉又说明了什么?!这个念头没有在他的脑子里停留多久,看守催促他快点干,吃饭的时候到了。他麻利地擦好门窗,跟着看守回到自己房间,一堆乱麻一样的头发,从此留在他脑子里,再也赶不走,理不清了。
  又一天过去了,黑夜再次降临。整个楼里更是死一般的沉静。人们是睡了吗?余子期不知道。但是他没有睡,一点睡意也没有。他再次拿出那张发黄的照片,凑近窗口看一会儿。窗外的灯光是黄的,照片也是黄的,看不真切。但是如梅的年轻的容貌已经活跃在他眼前了,他的耳边又响起了她的清脆的歌声:“哎呀来——”
  “这歌声就是我和她的媒灼。”他想起了他和她的初次见面。那是延安的一次中秋节军民联欢会上。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大大方方地走到大家面前,微微一笑,亮起嗓子唱起山歌。她的歌喉响亮,但不够柔润,而且因为没有训练过,有时有点离板。但是她的翩翩风度一下子把他吸引住了。她长得那么美!白里透红的方脸,明亮而沉静的长眼,光彩照人。一首歌没听完,”他就耐不住向旁边的同志们询问:她是谁?干什么工作?有爱人吗?仅仅过了两天,他就把她的一切打听得一清二楚。于是他向同志们宣布:“我爱上了柳如梅。我一定要娶她做妻子。”有同志和他开玩笑:“你这是野地里烤火一面热呀!”他却认真地回答:“你们不相信吗?你们看吧,我的妻子如果不是柳如梅,我就把余子期三个字颠倒过来写!”不知是谁把他的誓言传到了柳如梅的耳朵里。柳如梅竟然很喜欢他的誓言,找了个借口来看看这个余子期。于是他们恋爱了。
  他又拿起那张照片看了看:“这照片就是我们第一次约会时她送给我的。”他记得,那是一个晚上,他约她到自己居住的窑洞里。同住的同志们一见她来,一个个笑嘻嘻地走了出去,他和她坐在一盏油灯下。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觉得她的脸在油灯的映照下更美了。“你能天天来看我就好了。”他深情地对她说。“几里路呢!工作又忙,哪能天天来呢?”她低着头回答他。“给我一张照片,不行吗?”他热切地要求她。于是她拿出了这张照片。他要她在照片上写几个字。她拿着笔凝思了一会儿,噗哧笑了起来。她问他:“余子期三个字是颠倒着写呢,还是——?”他两眼直直地盯着她说:“随便你。”她抿嘴笑笑,写上了:“余子期同志留念”几个字。余子期三个字写得恭恭正正,没有颠倒!于是,他拥抱了她,叫了她一声“亲爱的如梅。”从那以后,这张照片就没有离开过他。
  “亲爱的如梅”终于做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的妈妈。晓京诞生的那一天,他到医院里去看她。他们一起端详着婴儿的小脸。婴儿的小嘴一动,她突然哭了起来,她把脸靠在襁褓上哭了。同产房的几个女同志都惊奇地看着他们。一个年纪大的产妇责备他说:“你惹她了吗?”他对这位女同志幸福地笑笑:“不,不,我自己也直想掉眼泪啊!我们做了爸爸、妈妈。”如梅抬头看了那位女同志一眼,笑了,但眼泪却流得更欢。
  “她多么辛苦啊!结婚多少年来,我在外的日子多,在家的日子少,她把家里的一切都承担起来了。特别是生了晓海以后——”
  生晓海的时候他不在滨海。他有要紧的事赶不回来。她安慰他说:“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妈妈了。”他要她孩子一落地就打电报告诉他:是男是女?像谁?可是,她没有给他拍电报。孩子降生三天后,她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永远使他难忘的信。那是用文字和图画组成的信。为了使他明白新生的女儿多么像他,她在信上画出了小女儿的形象,他一看就知道:“像我!像我!”为了让他相信她生活得很有条理,很愉快,她在信上画出了为了适应新生活房间布置上的变动。晓京的小床放在哪里,自己的床头增加了什么,而且没有忘记画上床头柜上他和她的结婚照片。这幅画很不高明,没有什么立体感。但是,在他的脑子里却是立体的、活动的、充满生气的。当时,他曾把这封信拿出来向同志们夸耀:“看,我老婆写给我的信!”打那以后,他也常常给她和女儿们写这样的信了。可惜这些信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抄去了。
  于是,他的思路又跳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们都受到冲击,但是他们的家庭仍然是充满生气的,因为他和她互相鼓励和支持。一九六七年底那一段时间里,他常常被拉去游街。为了不使她担惊受怕,他每一次都装作没事人的样子回到家里。她也从来不问他什么。可是每次他游街回来,他都能吃到特别好的饭菜,洗澡水也总是烧好了等在那里。她什么都知道啊!有一个星期天,他又被拉去装在一部卡车上游街了。而且就在长江路上,从他家门口经过。他的头一直被人按着。卡车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他忍不住猛然抬头朝自家的窗口看看。他的头立即又被接了下去,什么也没看见。他希望她不知道这件事。天黑透了,他才回到家里,路上还特地买了一大包苹果带回去。他告诉她,今天文协开会,所以回来迟了。她仍然是什么话也没说,但是却立即在他面前放了一套干净衣服,叫他把身上的衣服换下。他脱下身上的衣服一看,背后粘满了浆糊,造反派把标语贴在他的背上了。他朝她笑笑,她也朝他笑笑。不懂事的晓海跳过来抱住他的膝弯,带着哭脸说:“爸爸,我和妈妈看见他们打你了,痛吗?”他几乎掉下眼泪,但是她紧紧握住他的一只手,上住了他的泪。
  “如梅,你真像一枝傲霜斗雪的腊梅啊!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啊!”他想到这里,忍不住失声哭了。无论如何,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如梅不在了。他把和她共同生活的二十年岁月前前后后想了一遍,他觉得她没有死,不会死,也不能死。他想起他与她恋爱的那些日子,他不相信:这样年轻而又朝气勃勃的如梅死了?他想起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和老首长告别的情景,他不相信,这样热爱革命和生活的如梅死了!他想起他和她一起经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的情景,他不相信,这样坚韧沉静的如梅死了!不!不!他不信!他不信啊!
  然而,这是确实的,王友义和向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她死了。
  那末,她是为什么死的?向南和王友义都没说。只是说,她是抱着他的长诗稿跳下楼的。那末,是为了他的长诗吗?不,他想不通。这是确实的:她是把他的全部作品当做他的生命的一部分热爱着的。他的全部诗作,署名只是余子期。可是哪一首哪一行没有妻子的热情贯注呢?她是他的读者、评论者,更是共同创作者。可是,为了这些,她必须死吗?不!不!为了这,她更不该死,不能死啊!
  然而,这是确实的,她死了。她抱着《不尽长江滚滚流》的手稿死了,她的血流在手稿上。这又是为什么?
  不对!不对!那只铁箱子里不只有手稿,还有更宝贵的东西,老首长的那些信!向南为什么没有提起这些信?难道事情出在这些信上面?向南和王友义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问呢?
  都是问题啊!余子期迄今为止的生活和斗争的经历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有谁能回答?党,只有党。他,一个贫苦农民的遗腹于,十五岁投身到党的怀抱里,他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他安排的。今天,他多么想和党和毛主席面对面地谈一谈啊!然而,他的周围只有死一般的沉寂。夜间是不许开灯的,他的眼前黑乎乎,只有手里的香烟发出一明一灭的小火。这可怜的小火,使他想起延安窑洞里的灯光,滨海马路上的路灯,还有高悬中天的太阳和月亮。他怀念灯光,怀念光明。
  夜,终于过去了。天亮了。他拿出纸和笔,飞快地写起来。痛苦是要倾吐的。他有满腔的痛苦要倾吐啊!要写“思想汇报”吗?这就是他的“思想汇报”。他不知道什么人看他的“思想汇报”,但是他自己心里这样想:我是写给党的。
  他写得很快,很快。可是当他签上自己名字的时候,一个问题闪了出来:这能到党手里吗?他摇摇头。于是他又把刚刚写好的几张纸揉成一团,压在枕头底下。
  “但是,我要求看看孩子。”他最后这样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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