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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东·迪尔曼说：“发生的一切都有其非常特殊的意义。要我们认出这一意义常常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陷入愤怒或沮丧——就像你们现在这样，我的先生们。你们不可以这样。我来这里不是用廉价的话安慰你们或者让你们失望。我得到的任务是随时都有可能带给我自己沮丧和愤怒的。但我必须完成我的任务，因为它也有其特定的意义。我想象，一本书里的每一张纸都有两面，也包括生活这本书。它的一面由我们人类写满目标、信心、希冀、愿望和打算；而那张纸的另一面却由命运在写，是隐藏在一切背后的那个意义在写。这个意义所安排的很少是我们的近目标，但它始终是正义的远目标。”他轻轻地摸摸金黄色的头发。他高大、强壮，衣着高雅挺括，像名外衣官（他也确实是一名外交官）。他有一张红润的、无比善良的圆脸。他的眼睛和善客气，戴着一副眼镜。加斯东·迪尔曼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是带着特定的使命被派到戛纳来的，现在正向我们公布这一使命。我们围坐在警察局会议室的一张大桌子周围。我们是指警察局长、拉克洛斯、鲁瑟尔、戛纳警察局的五六名负责人、缉税官克斯勒和我。加斯东·迪尔曼轻咳一声，补充说：“尽管有时让我们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但是，这个遥远的目标终将实现。正义最终总会胜利。” 矮小的路易·拉克洛斯声音中带着极大的苦涩说：“您最终胜利，迪尔曼先生。什么时候？百年之后？千年之后？您说，这要很长时间，是一个长远目标。到那时胜利的是谁？不公正？先生，我憎恶不公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里发生着不公正，发生了犯罪，而且肯定还会发生。如果我经历不到，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不公正的胜利和罪行得不到惩罚，那正义的遥远胜利对我又有什么用？当我就职时，我起过誓，要尽全力追究不公正。我应该忘记我的誓言吗？因为巴黎的大人们跟其它什么地方的大人们商谈过，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它就无效了吗？” 加斯东·迪尔曼平静地说：“我对你们讲过，我的先生们，我是怀着什么样的感情接受我的任务的。我很理解您，拉克洛斯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那些派我来的人不是轻易采取行动的。如果对手力量强大，想战胜它，就需要很大的才智。” 这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十点刚过，一个星期五。 加斯东·迪尔曼是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一大早抵达戛纳的，下榻在“卡尔顿”酒店。昨天就通知了他要来。因此我们大家都知道，加斯东·迪尔曼想今天九点三十分在局办公室里讲话。他以他的客气、平静和坚定的方式解释了他的使命是什么：国际最高层在商谈过此案后认为，戛纳发生的事件、游艇的爆炸、人们的死以及随后的罪行，虽然要想尽一切办法侦破，但是对外界要尽量绝对保密，尽可能地保护和小心对待那群跟赫尔曼相熟的金融巨头们，必须想办法这么做。如果公开抨击这些人，就存在着刺激某些人作出轻率举动的危险。一旦这群人中有一个成员一时冲动，进行报复，就会引起雪崩效应。我们在此要对付的跨国公司势力强大，轻率的行为将会引起世界范围的不安，尤其是如果公共舆论获悉了那庞大的外汇转移和金融操作之后。其它企业、银行和投机商们到时候会作何反应，股市会作何反应？如果这个包括科德公司在内的犯罪分子辛迪加瓦解的话，极有可能发生一个“黑色星期五”，股市大瘫痪。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应该将所发生的事情和还将发生的事情只作为一堆神秘的不幸事故和罪行对待，公之于众。因此，最高层达成一致意见，由一个人来领导这种事，由他负责，向新闻界、电台、电视台以及基尔伍德死后云集在戛纳的法国的和许多外国的记者通报消息，掩盖事实真相，通过最大的外交手段阻止太接近那个“大富豪”社会里的任何一位成员，不让对他们攻击得太狠，以免惹得他们抱怨或者抗议。这一切都是加斯东·迪尔曼通知我们的。他承认，他也想象不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按部就班地进行调查。他说：“我们得一起努力，变不利为有利。” 我为加斯东·迪尔曼感到遗憾。我对他抱有好感。他的职务看来不轻松。 鲁瑟尔讥讽地说：“一目了然。一切都允许。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只有一点我们不能做。我们不能鲁莽地问这些亿万富翁，他们的亿万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是通过多少不公正和伤害取得的。那样不文雅。” “您夸张了，鲁瑟尔先生。”迪尔曼说，又摸摸他的头发，“请您指证这些人之一有罪……”他打住了，一脸不高兴。 “好，还有呢？”鲁瑟尔问。 “然后……我们会找到途径，让他承担责任。”迪尔曼说，头往后一甩。 “迪尔曼先生，”克斯勒说，他沉默到现在，此时气势汹汹，惹得众人都看着他，“我们大家都是公共舆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不对了吗？根据法律，每个人都同样享有幸福、安全、正义和信息的权利，这也不对了吗？” “它们还是对的，克斯勒先生。”迪尔曼说。此人忍耐力无限。也正因为如此，才选派他来完成这一任务。 “护士安娜·加丽娜也有这一权利。”克斯勒说，他的声音现在高昂起来，“海军少尉维阿拉同样享有这一权利。安娜·加丽娜在米兰有家属。维阿拉留下了一位老母亲。即使我们破获了这些罪行，关于他们的最亲爱的人是如何死去的，我们也要向他们过滤、删除并经过审查地公布真情，对吗？” “我对你们讲过，我们被逼进了一个麻烦、难堪的处境之中，克斯勒先生。”加斯东·迪尔曼说，挪挪他的眼镜，“可干了这些事的人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笨蛋。可惜——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几个直接的当事人不了解或至少不立即了解真相，总比全世界因为这一真相的公布被吓坏而采取无法控制的行动更好。正如弗里瑟先生向我证实过的，您也应该跟我们持同样的看法，克斯勒先生。” “我知道，”他愤愤地说，“我跟他通过电话。这真是少有的天大的丑闻，我说。我不会为此原谅我自己。我们，这些成熟的男人们，坐在这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演的什么戏，明白事关什么，为什么要演戏。无辜者或有罪者在此丧生，无所谓，失去生命的是他们，而且还将这么丧生下去。而我们，我们现在得到任务，向您，迪尔曼先生——不是针对您个人，您只是奉命行事——向您报告一切，好让您对我们讲，我们该如何继续下去，我们可以和不可以做什么。”我还从没见过克斯勒这么激动。他望望我：“您也讲点什么吧，卢卡斯！别光让我讲！” 我说：“我收到了我的公司的电报。我的公司得到了相应的指示，迪尔曼先生。我有义务照您吩咐的去做。” “可环球保险公司是一家私人企业啊！”鲁瑟尔叫道，“国家怎么能影响它？它怎么能这么做？” “它本来不可以，但是现在它显然能够。”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回答，拉克洛斯就说，“您总还可以说，我不参加。您为什么不这么讲？” “因为我跟迪尔曼先生一样，坚信正义最终会胜利，”我说，“虽然有时候要过很长时间。它最后总是胜利。我不愿意到时候我不能为这胜利作出我的贡献。”这是一个谎言，我想。事实是：如果我拒绝在迪尔曼的指挥下继续工作，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就会把我从戛纳召回，让我去办一桩新的案子。那昂热拉和我怎么办？我处于一种非逻辑的情感状态，认识到只有时间才会找到答案。我只能想到今天。只想昂热拉，只想尽可能地跟她呆在一起。然后……别的我就无法去想了。 警察局长令我意外地说：“我感谢您的这些话，卢卡斯先生。我的先生们，从现在起，我们大家全服从迪尔曼先生的指挥。” “本人绝不会专横地滥用交给我的权力。”当拉克洛斯从鼻子里鄙夷地发出一声“哼”时，迪尔曼低沉地说。 “你们继续一如既往地调查。”警察局长说，“从现在起，这些调查全由迪尔曼先生协调。” “那我现在要问迪尔曼先生一个问题。”克斯勒说，“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先生？”迪尔曼问。 “也就是那个我们当中至今没人能澄清的问题，因为这里的一切痕迹都被销毁了。赫尔曼先生，据说他坐船去科西嘉，是去阿亚科跟生意上的朋友碰头。”我看到，迪尔曼的嘴在轻轻地抽搐。“我们当中没有人认识这些生意上的朋友。他们一定是住在私人家里，在赫尔曼来访后立即离开了。这些生意上的朋友是谁，迪尔曼先生？” “法国的企业家们。”这位外交部来人说。 “什么企业家？他们叫什么？他们此刻人在哪里？” “这个，”迪尔曼低声说，“我不可以告诉您，克斯勒先生。” “为什么不能？”鲁瑟尔愕然问。他是那么惊愕，问得十分茫然。 “因为我的部里禁止我这么做，”迪尔曼说，“至少暂时如此。我只能向你们保证，这些企业家跟这一系列谋杀或其它什么不法行为无关。” “这么说要保护他们了。”拉克洛斯说。 “对，先生。”迪尔曼说。 “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 “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迪尔曼说，扫视了一圈，“对不起，咱们的工作竟会这样开场。但是我无法改变。还有人有问题吗？” 没人有问题。谈话结束了。众人离开大房间。我突然发现我站在迪尔曼身旁。他低声对我讲：“谢谢您，先生。尤其是谢谢您用您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支持了我。” 我们正沿着一条长长的过道往前走。 “什么话？”我问。 “关于正义的话，说它最后总是胜利。您真相信吗？” “不，”我说，“您呢，先生？” “我也不信。”加斯东·迪尔曼说，他的无比善良的脸一下子显得非常失落。 当我来到昂热拉家时，一个小姑娘身穿红衣服坐在她的画室里的一张小椅子上。她吻我。昂热拉穿着白罩衫和拖鞋，白罩衫上沾了许多颜料。她在红头发上扎了一根宽丝带，眼镜用一根小链子挂在胸前。 “你看，”还在前厅里昂热拉就说，让我看左手和钻石戒指，“我拥有过的最珍贵的戒指，我此生有过的最珍贵的戒指。”她让我看右手，“你看这儿。”她说。手背被太阳晒成金灰色，那白色的色素斑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这奇迹，”昂热拉说，“是你创造的。你是我生活中最伟大的奇迹。” 我们走进画室，小姑娘站起身，行了一个屈膝礼，伸给我手，说了声：“您好”。 “这是格奥吉娅。”昂热拉用英语讲，“格奥吉娅的父亲在好莱坞拍巨片。他是个著名的制片人。现在，他跟格奥吉娅在此度假。” “只有爸爸和我，”格奥吉娅说，又坐下去，“因为我们离婚了，你知道吗？”她把小胳膊交叉放在大腿间，严肃地望着我。 “这真叫我难过。”我说。 “我也是，”格奥吉娅说，“但也很激动人心。我半年呆在爸爸身边，半年呆在妈咪身边。这可是很叫人激动的！” “非常令人激动。”我说，走到昂热拉身旁，她已经又站在了画架旁。这幅画很宽。在孩子的头后面，昂热拉画了一匹玩具马灰灰的轮廓。我忍不住想起那只西西里亚小马，那只有丝线和许多闪光的金属小片的彩马。它放在杜塞尔多夫“洲际酒店”我的套房里，在一只橱上，放在两只象之间。 “心灵的残酷，”格奥吉娅严肃地说，“爸爸对妈咪心灵上非常残酷。她说的。在法庭上。登在报上。我已经能读了。心灵的残酷，这是非常严重的东西吗？” “有可能。”我说。 “这是离婚的理由。”格奥吉娅说，“但我不相信爸爸对妈咪心灵残酷。爸爸可爱慈祥。妈咪为什么立即搬去跟叔叔弗雷德同住？” “格奥吉娅，”昂热拉说，“在我工作时你不可以讲话，这你是知道的，对吗？” “对，当然，”小姑娘说，“我也已经够安静了。我只是问自己，如果我长大了，怎么半年跟爸爸半年跟妈妈过法。”格奥吉娅的脸一下子愁云密布。 “你坐吧。”昂热拉对我说。 我坐到一张凳子上，点燃一支香烟，看昂热拉作画。这时，那股甜蜜的、无法描绘的疼痛又一次流过我的全身。 “今天下午我开车去胡安派恩斯。”昂热拉说，“我买了几件衣服，它们改动过，我还得再试一下。你有事吗？” “没有，我有时间。” 我们现在讲起了德语。 “那你也一起去吗？” “当然。”我说。 她转向画，又画起来。我注视着她。 昨天很晚和今天相当早，到了好几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两封是关于全权总代表泽贝格的。他果然在法兰克福。他订了明天飞到尼斯的飞机。古斯塔夫告诉了航空公司和准备到达的时间。古斯塔夫在他的头一封密码电报里就预告了加斯东·迪尔曼会来，说到护士安娜·加丽娜的被杀。他写道，他受他的董事会指示，而董事会又听从上头的指示，最终指示我，我的一切行动从现在起要不断地向这位加斯东·迪尔曼汇报。我当然不要因此而感到受了牵制，但是在作出任何重要决定之前，都不仅要请示古斯塔夫，而且也要请示迪尔曼。好在上午的会议上我也表现得很顺从。该死的亿万富翁…… 大约两小时之后门铃响了。一位身着制服的司机出现了，来接小格奥吉娅。 “明天十一点再来。”昂热拉对司机说。 “是，夫人。” 格奥吉娅以一个屈膝礼向我告别，又在脸上吻了一下告别昂热拉。她在往外走时半是自言自语地沉思着说：“爸爸仍然很爱妈咪。妈咪跟弗雷德叔叔一起生活。到底是谁心灵残酷呢？”然后门在她和司机身后锁上了。 昂热拉就站在我面前。 我从涂满颜料的工作服上方触碰她的左乳。 她解开我的衬衫。我解开她的工作服。她在那下面只穿着一条短裤。工作服落到地上。我们没有再进卧室。直到很久之后，当我蹲在躺着的昂热拉身旁时，我才慢慢地理解了她说的话。 “……怎么了，亲爱的？我说过，像跟你这么神奇，还从来没有过，跟哪个男人都没有过。” “跟哪个女人都从来没有过。”我说。 “你怎么了？疼痛？” “一点也不。你想到哪儿去了？” “你没有听到我讲什么。”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忍不住盯着你的嘴看。”我说，“因此，我无法听到你讲什么。” 我们沿着那条跟海岸平行的路前往胡安派恩斯。这座小城现在就已经满是游客了。我看到许多德国汽车，听到非常多的德语声音。胡安派恩斯让我觉得是一座大而乱的娱乐场。饭馆挨着饭馆，商店挨着商店，一切都是匆匆忙忙、嘈嘈杂杂的，这就是胡安派恩斯。 “冬天这里冷冷清清，”昂热拉说，“夏天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我发现了一家店，它绝对是最出色的，因此我才来这儿。” 人群拥挤，汽车拥挤。我想起拉斯维加斯、圣保利①，想起淘金时代美国西部的一座小城。我们将车停在赌场前的古树下。然后我们走几步，一直走到一家叫做“老英格兰”的时装店。女店主格莱高尔夫人和女裁缝们热情地招呼昂热拉。她将我作为她未来的丈夫作了介绍。她以感人的方式善于让那只结婚钻戒进入跟她讲话的人的视线里，总是显得绝非故意似的。 ①拉斯维加斯是美国的赌城，圣保利是德国汉堡的红灯区，都很出名。 “老英格兰”不是一家大店，但我看得出来，昂热拉挑的确实是最好的。当她由一道环形楼梯被带上二楼试衣时，我坐到衣服和布料之间的一张靠背椅上。一位部门负责人端给我威士忌。当我把杯子拿在手里时，一个女学徒走下一半楼梯，说：“先生，请您到夫人这儿来好吗？她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沿着狭窄的环形楼梯走上二楼，来到一间堆满衣服的房间。它的中间有点空位。昂热拉站在这里，只穿一条小三角裤。她的金棕色的、丝一样软的皮肤在光线下闪亮。一位女裁缝正好拿来一件衣服。 “我订了三样东西。我想要你全都看看，因为我只想穿你喜欢的衣服。”昂热拉说。 她十分自然地几乎全裸着站在那里。我，一个男人，坐到一张沙发椅上，手端威士忌杯子，店里那些围着她忙的女人也一点没觉得有何不妥。昂热拉身后有一扇窗户。我望向下面的街道，能认出赌场前的古树和昂热拉的车子。 头一身衣服是绿色的麦斯林纱做的，高领，袖子又长又宽，各有两排褶儿。这身拖地的衣服下面打着许多褶儿。 “你喜欢吗？”昂热拉问。 “非常喜欢，”我说，“绿色配你合适极了。”女裁缝们将别针别在衣服的某些地方，仍然不是太合身。我喝了一小口威士忌，望着昂热拉。 她又脱去，我又看到了她的裸体，感觉到渴望。第二身衣服是黑色的，高只齐膝，真丝的，高领，脖子周围有褶儿，好像脖子是从褶儿里长出来的花萼。那布一直到乳根都是透明的。长袖，底下又有许多褶儿。褶儿似乎挺时髦。 我突然发现一个身穿米色西服的男人，他走近昂热拉的梅塞德斯车，在左前轮旁跪下来。我站起身，走向窗户，向外张望。那人还年轻，我无法认清他的脸。他正在摸前轮。我正要出声喝止，这时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在观察他。他闪电般起身，跳了两步就消失在古树的树干后面了。 “有什么事吗？”昂热拉问，背朝窗户。 “没有。”我说。但是我呆在那儿，想看看那家伙会不会再来。 第三身衣服长可曳地，是橙色的麦斯林纱做的，带有微偏的钟形荷叶边，一个套着一个。我很喜欢这身衣服，就说了出来。 “但最美的是那件短黑的！” “那我就在我们的生日那天穿它。”昂热拉说，“六月十三日是我们的生日，罗伯特。” 她脱去这件晚礼服，又穿上这天下午她的那套运动衫。那是纯丝的，白底上有紫色和金色的纹状图案。 那些衣服还得作些改动。他们要给昂热拉送到戛纳去。我要求发票。当我付钱时，外面有三个男人脸色通红，穿着黄花衬衫和麻布短裤摇摇晃晃地走过。他们喝醉了，彼此挽肩搭背。他们怪声怪气地高声唱着：“莱茵河畔为何如此秀美？” 傍晚了，天色发暗了。我们坐在“福姆福姆”旁边，这是一家著名的喧闹的夜总会。我们坐在一家街头咖啡馆的小桌旁，喝着香槟，打量从我们身旁经过的许多人和汽车。我不时地望向梅塞德斯车，但先前的那个人不再露面了。这时我感到昂热拉在往我手里塞钱。 “这是干什么？” “你为那些衣服付的钱。”她说。 “那些衣服由我买。” “绝对不行！它们是我订做的，是一种工作服，你知道。我在店里让你付钱，因为你是我丈夫——不过，现在请你收回这些钱。” “不！” “收回吧！我坚决要求！” 这样推让了一会儿，最后昂热拉赢了。我收起钱。昂热拉顿时显得非常满意。我注视她良久，问：“你在想什么？” “想圣诞节。”昂热拉脱口而出。 我盯着她。 “什么？” “我一直在想圣诞节，罗伯特。”她笑，“我疯了，这你是知道的！” “谢天谢地，”我说，“要不然咱们相互怎么合得来？圣诞节怎么了？” “我想，你今年会在这里过圣诞节。你会在这里过——对不？”她的声音突然颤抖起来，万分害怕地望着我。 “那当然。”我说。我这么说时对此坚信不移。不管届时会发生什么事——圣诞节时我想呆在昂热拉身边。 “那将是我生命中最美的圣诞节。”昂热拉说，“过去我总是害怕这些日子。” “不总是。”我说。 “对，”她说，“有时候也有人陪我——但这一切就好像遮在一股烟后面，你知道吗？圣诞节时这里常常还很暖和，你可以坐在室外的阳光下。我记得，两年前下过一点雪。当时，照相馆突然连一个胶卷也没有了，因为所有的人都抢着买胶卷拍雪景，真是轰动事件！”她抓住我的手，“咱们将互赠礼物，对不？纯粹是小礼物。我……我……别笑话我，罗伯特……我想放一棵树在平台上，装饰起来。你喜欢那样吗？那样太假吗？” “这只能证明你品味高。”我说。 “咱们穿得漂漂亮亮，好吗？然后咱们互赠礼物。咱们不唱圣诞歌曲，你别怕。然后咱们去‘大使饭店’，也就是‘保安警’赌场里的那家饭店，好不好？” “好，昂热拉。”我说，心想现在才是六月。 “我得及时向马里奥订张桌子。他是饭店的头儿。一张两人桌。一张情侣桌，给世界上两个爱得最深的人。你知道，圣诞节在法国是个快活的节日。人们又跳又笑，有五彩纸屑和纸条，把它们从一张桌子抛向另一张桌子。咱们也要跳舞，对不？” “我们将做你希望做的一切。” “除夕时你也在。”她说，“除夕时咱们再去‘大使饭店’。半夜时，就像圣诞节一样，他们关熄灯，让人们好接吻。噢，咱们将相互接吻，罗伯特！然后燃放一个爆竹。就在窗外！真是难以描述，你就坐在一座火山中央。前几年，当我跟一个我不爱的男人出去时，每当放爆竹时我总是忍不住流泪。或者当朋友们带上我时——去年是特拉博夫妇——那时候我总是得迅速找一个借口，说流泪是因为一只爆竹照花了我的眼睛或类似的什么。新年伊始，对于我一直是个严重的瞬间。这你能理解吗？” “能，昂热拉，”我说，“这我很能理解。那对于我也一直是个严重的瞬间。我经常想把它睡过去。” “但今年不。今年咱们俩在一起。咱们不会伤心，因为今年是咱们的年，对不对？” “咱们的年，肯定的。”我说。 “我当然先得好好地哭个够。”昂热拉说。 两个衣着褴褛的人在我们的桌子近旁相遇。他们俩都挂着牌子。 一个人挂的牌子上写着：每星期二晚上在卡格奈斯—苏梅尔赛马！ 另一块牌子上写着：后悔吧，你们这些罪人！世界的末日来临了！ 挂着牌子的这两个人彼此认识。他们相互握手，交谈起来。我看到他们在笑。 虽然没有一丝风，天气和暖，这天夜里大海很不安。我们坐在“乳房”餐馆，喝着普罗旺斯鱼汤。当我们驱车离开胡安派恩斯时，昂热拉说，她饿了。“你想尝尝普罗旺斯鱼汤吗？” “很想。等等，那我们最好是去……” “去‘乳房’餐馆。”我迅速说，因为我想起来，我头一次到达时送我从尼斯开往戛纳的那个出租车司机推荐过这家饭店。“在‘乳房’餐馆有海岸边最好的普罗旺斯鱼汤。”我说。 昂热拉从旁边惊讶地望着我。 “你怎么知道的？” “每一位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这个。”我说，我们笑了。“乳房”餐馆所在的木棚，直接傍水而修，朝着海滩，紧靠路边。那是一个简易棚，里面非常干净，漆成了白色，但也还是一个棚。昂热拉对我讲，店主们挣钱挣得很笨很蠢。大房间里所有的桌子都满了，里面很热。太阳一整天烤着木头。紧挨餐厅建有一个带玻璃窗的小阳台。由于紧靠水，它已经是修在柱子上了。这里凉爽些，我们在此找到了位置。我们将车停在了对面，停在路的另一侧，停在一块空地上。空地上撑起的柱子上挂着草席，好让车子白天不致被晒得太烫。 阳台窗户有一扇窗开着，大声的哗哗声钻进来。这是海浪引起的。我看到，它就在我们的脚下冲上沙滩。远方还有带着白色泡沫的波涛。浪头真的是在咆哮，这令我吃惊。月光照在海上，因为大海动荡不安，光的反射在黑色的水面上飞速起舞。 “海浪为何如此呼啸？”我问。 “它总是这样呼啸。” “不，我是指，在这里也这么响，这些小波浪，它们快没了。” “这些小波浪，”昂热拉说，“看上去一点没有危险。但它们来势是那么迅捷凶猛。你要是陷在了里面，它们会很快将你卷走。这里不美吗？” “美，”我说，“可只要你在我身边，到处都美。” 过了一会儿，鱼汤来了。我们先吃了新鲜的带黄油的棍式白面包，喝了冰镇的啤酒。跟往常一样，我们相挨着坐在一起。我长时间地摩挲昂热拉的右手，那上面的色素斑消失了。 “这是我生活中的谜。”她说，“我给一位我认识多年的医生打过电话。他说，他不敢相信这块斑消失了。他不得不相信，但是他无法解释。” “咱们有一个解释，对不对？”我说。 “是的。”昂热拉说。她凝视着我，在她棕色的大眼里，金色的亮点在跳跃。“咱们俩，咱们知道情况。” 我吻那只手。 昂热拉举起杯。 “干杯。”她说。 我也说声“干杯”。 我们喝酒。啤酒浓度高、苦涩、冰冷，刺激得牙齿都疼了。 “我老是想，咱们俩直到现在才相识，这是多大的不幸啊。如果咱们十年或十五年前相识……” “对，如果。”我说。 “可那时我就会改变我的主意了。你知道，罗伯特，那样咱们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不会这样子。十年、十五年前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经历过，我们还有许多事不懂。我必须走过我的路，犯过我的错误，有过我的忧愁，你也一样。这些年，各走各的路，不幸或相信是幸福的，最后才断定是上当了。这整个漫长的岁月，是它们将我们变成了我们今天这样子，是它们让我们能够经历我们的伟大的爱情。你不信吗？” “信，肯定是，”我说，“只不过咱们不能相遇得再晚。我当时快垮了。” “那时刻正合适，”昂热拉说，“是上帝这么安排的。一定有一个上帝。不是那个长白胡子的老头。某种……你怎么认为？” “一定有某种东西，肯定的。”我说，“而现在，当我们找到了对方时，我们寄希望于这种东西。我们请求它帮助我们，我们向它祈祷。” “向亲爱的上帝。”昂热拉说。 “对，我们就这么称呼它。”我说。我们讲得很大声，因为涛声很大。那是永不间断的雷霆。一位年龄较大的女侍者，端上了普罗旺斯鱼汤。她似乎一直在笑。这是一套大菜。先是清汤盛在一只汤罐里。各种鱼和海产品用一只大盘子端上来了。第三只盘子里是龙虾。一只小篮子里盛着烤过的白面包片。昂热拉告诉我，我应该用桌上一种金黄色像芥末的汁涂在我的面包上。它叫“绵羊汁”。 昂热拉把鱼放在我的汤里，当然是切成了小块。我把烤面包片放在上面，等它吸满了。当我将第一片面包放进嘴里时，我倒抽一口冷气。这“绵羊汁”是我吃过的最辣的东西，我赶紧喝啤酒。我们如狼似虎地吃。 这普罗旺斯鱼汤真可口，出租车司机讲得对。我看着昂热拉吃。我眺望窗外狂野的漆黑中泛着银色的海，水的轰隆声在我的耳朵里像是音乐。 “再来点汤，再来点鱼吗？”昂热拉问。 “行。”我说，看着她盛满我的盘子。 “你的脚怎么样了？” “一切正常。” 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脚确实一切正常。 ------------------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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