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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准时得分秒不差。我穿着昂热拉挑选的米色西服和棕色凉鞋，只带着那只软包。 星期天早晨这时候，路上还很宁静。我们快速前进。我们又沿着海边行驶，经过它的沙滩、岩石和众多美食店。我们看不到几个人。我们在这次途中几乎没讲几句话。 昂热拉穿着一身白套装，没有化妆。她把车停在候机大楼前，陪我去柜台，一直走到最后的关口。她的眼睛不离开我，但是她不再讲话了。直到告别时她才说：“我在上面，在第二个参观台上。”说完她就跑走了。我接受护照和海关检查，被全身检查，因为劫机正是一大时髦。我的飞机已经在呼叫登机了，当我走向开往跑道的汽车时，我转过身，看到昂热拉就站在我上方。她站在第二个参观台上，几乎是孤身一人。她挥手，笑，我想起那位牧师三年前对她讲的有关她的面具的一切，以及她昨天夜里自己对她的亚洲人脸孔所讲的一切。我也笑，笑得很难看，往回挥手。这下她笑得更厉害，挥得更起劲了。我左脚疼。我最后一个走进汽车。它迅速开动，开往等候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当我再次下车时，我能清晰地看到穿着白套装的昂热拉。我再次挥手，她也用双臂往回挥动。我挥了那么长时间，直到空中小姐请我登机。 我盯着机外的大海。飞行员将笨重的波音飞机陡地拉高。“请勿吸烟”的牌子熄灭了。我伸手到衣袋里取药片。这时，我的手指抓到了一个小小的硬物。我把它取出来。那是我在昂热拉的藏品中欣赏过的那只可爱的乌檀木象。她一定是今天早晨把它偷偷塞进我衣袋里的。 昂热拉…… 我看到她站在我面前。她的眼睛。她的美妙的眼睛。太阳突然强烈地穿透机舱窗户，照花了我的眼睛。我不得不合上眼皮。现在，我才真正地看到了昂热拉的眼睛。我的手指握紧了那只小象。我们的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向北飞去。左脚仍在疼。 巴黎下着雨。 杜塞尔多夫下着雨。 一个可恨的寒冷的世界包围着我。我冷。这回我又穿错了西服。在巴黎的时间太短了，但我从杜塞尔多夫的洛豪森机场给昂热拉打了电话，通过自拨系统很快就通了。她马上就接了，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喂！” “我是罗伯特。” “您安全降落了！谢天谢地！” “我……我想为那只象道谢，昂热拉。您把它送给我，让我很高兴……真的，非常开心。当我这么讲时，我就把它握在手里。” “希望那只象带给您幸运。”昂热拉说，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讲法语而她说的是德语。 我感动地说：“您在讲德语！”昂热拉难为情了。 “对，”她说，“我请您原谅，罗伯特。” “请我？原谅？为什么？” “因为我……因为我的愚蠢行为。我想通了，肯定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想当兵。肯定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 “有一大批人。”我说。 “但远非全部，不，肯定不是。”她的可爱的声音说，“您，罗伯特，您肯定不是。” “不是。”我说。 “您也不愿意当兵。” “大概不愿意。”我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因为我那样太不公平，您原谅我吗？” “这还用问！昂热拉，您在家里，我听到您的声音，我高兴极了！” “我知道您降落后会打电话。我要呆在家里。我也想听听您的声音。” “可您从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我要呆在这里。可怜的劳伦特·维阿拉明天早晨就要被埋葬了。您知道，这里很热，得迅速处理。事后我马上去见她母亲。” “我可以再打电话吗？今天晚上？” “那当然，”昂热拉回答说，“那当然。请打吧。” “cover，coverage。”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他使劲挠着他那光秃秃、正方形的头颅。“就因为这个我们让您回来了，罗伯特。”我的上司这回穿着一件橙色和白色条纹的衬衫，他又是口叼一支大哈瓦纳雪茄，从一只袋子里吞食爆米花，那只袋子旁还有三袋。他已经满身碎屑，他的办公桌看上去前所未有的杂乱。他身旁的一张舒服的沙发椅里，坐着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人，衣着非常考究，安详、镇定，有一张瘦骨嶙峋、生性多疑的脸孔。勃兰登伯格向我介绍，他是联邦财政部的司长丹尼尔·弗里瑟博士。我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把弗里瑟吹来这儿的。我现在仍没意识到。在这个星期天上午，环球保险公司的高楼里恰恰是万籁俱寂。只有勃兰登伯格在工作——总是这样。我报告了一下我在戛纳的所有经历。这两个人聆听着，那脸色好像他们早已知道了一切，好像他们没什么别的期待。另外，勃兰登伯格还不时地或愁容满面或怒气冲冲地注视着我，让我摸不着头脑。 “cover和coverage这两个词为什么打动了您……”我刚开口，古斯塔夫就马上打断了我：“现在你先住口。弗里瑟先生是专门从波恩赶来参加这席谈话的。” “星期天？事情这么急？” “没有比这更急的了。”弗里瑟说。他的声音悦耳。 “弗里瑟先生对我们的案子也感兴趣。” “兴趣浓厚。”弗里瑟说。 “你在戛纳调查的那桩罪行，那艘爆炸的游艇，十二个人死亡——现在又有了第十三个人，这位专家，他叫什么？……” “维阿拉。劳伦特·维阿拉。” “这位维阿拉，我马上就嗅出来，这是一桩有着经济背景的罪行。一桩经济犯罪。一件白领兽行。其范围之广甚至连我都无法想象。我原来不知道，弗里瑟先生已经对赫尔曼和他的生意感兴趣较长时间了。现在我们决定共同合作。为了让你理解事关何事，弗里瑟先生得向你作出解释。很复杂……” “我将尽量介绍得简单扼要。”从波恩财政部来的那个人说，“您看，卢卡斯先生，我们今天有着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这已不是秘密。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控制它，将会出现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大灾难。它将至少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严重。”他讲起话来总是平静、安详、中肯，只有从他紧张的脸上才能看得出，他讲的话是多么地令他不安。“我还想事先说明，我认为，通货膨胀是世所能有的最卑鄙的盗窃，因为像我们此案里一样，对那些知情、残酷并且肆无忌惮地利用它来谋取私利的人，法律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要对付的是猪猡。”勃兰登伯格说，把爆玉米花塞进嘴里，“这就是说，我们得对付他们。” “这场通货膨胀和您所讲的危险是如何产生的呢，弗里瑟先生？”我问，很不合逻辑地想起昂热拉家厨房里的凳子。我曾经坐在那上面，看她做色拉。 “您看，”弗里瑟说，“如今全世界有高达七百亿左右的美金闲置着。七百亿！您能想象这么个数字吗？” “不能。”我说。 “谁也想象不到。可事实就是这样。这七百亿制造了这场不幸的一部分。” “首先，它们从哪儿来？”我问。 “从那边的大康采恩，从私人银行，从大银行，从最强大的投机商。它们产生于美国的所谓‘赤字消费’。” “这是什么东西？” “美国仍然是进口高于出口。因此，越来越多的美金流往国外。美金还是世界上的主导货币。长期以来，它一直就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可美国人如今很不愿意贬值。要不然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这将对俄国人有益。他们有大量的黄金矿藏，随时可以抛向市场。比方说，因此，美国人也被禁止购买美国日渐减少的金子。我们可以，瑞士人可以，美国人不允许。另外，我坚信，很快就会发生一场严重的美金危机，美金到时候必然会贬值，也许会贬值百分之十。这还远没有完！不过继续说吧：如果光是美国的康采恩或事关跨国公司，那事情就好办了。他们可以在我们这儿购买德国的股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而普通的美国人，若想得到德国的股票，就得支付百分之十二的税。” “这可真是卑鄙。”我说。 “一种完全合法的卑鄙行为。”弗里瑟说。 “到底什么是跨国公司呢？”我问。 “那些企业在所有工业国家都设有分厂，这样在哪里都不会被当成外国人——他们却不必感到对这些国家承担任何义务。正如所讲的，合法。只要这些国家本身不反对，不采取措施，我简直想讲，听任这些跨国公司勒索，闭上眼睛，它就合法。而对外国的每一位私人，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可这是些什么法律啊？”我惊愕地说。 “人人平等，”勃兰登伯格嘀咕说，满嘴爆米花，“可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那现在这七百亿闲置的美金在干什么呢？”弗里瑟强调地问，“它们存放在银行里，它们被用来在外国投资建厂或用于收购，它们总是被投到最能赚钱的地方去。也就是去那些相对来说最有金钱保障的国家，主要是联邦德国。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公正，但那是另一回事。联邦德国是较可靠、较能抗危机的安全之地，马克是最好的硬货币，比瑞士法郎或荷兰盾还要好。因此，当某个国家出现了警告现象——罢工、失业、物价和工资攀升等等，贮存在那里的美金，包括当地的货币，就以数十亿的数目汇往安全的国家，当然是通过国内支配着康尔恩或银行的那些人，完全是合法地汇的。国际货币公约虽然形式上还有效，但早已百孔千疮了，根据它，这个国家有义务接受任意一种货币，进行兑换，不管数额多高。于是通过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数十亿来到我们国家——我讲得非常简化。您听懂了，是吗？” 我点点头。 “联邦银行得把汇进来的美元换成马克。它现在可以对美国国家银行提一个要求，要求将这些美元换成黄金。可他们却不能再这么做了，因为美国人已不能拿纸币换金子了。” “统统合法，统统合法。”勃兰登伯格嘀咕说，把他的雪茄卷来卷去。虽然杜塞尔多夫天气冷飕飕的，他的衬衫腋窝里却形成了汗渍。在健康方面，这人身上一切都不正常，肯定不正常，我想。我身上有什么是正常的呢？ “完全合法，对。只不过您瞧，通过这一兑换，越来越多的马克进入了流通市场。粗略地说，联邦银行得不停地造钱，这正是通货膨胀的开始。如果像七月风暴中曾经发生的那样，停止再造钱，那就啥事没有了。可相反，却有越来越多的新钱进入流通。这得由相应的货物供应来加以弥补，但供应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大起来。结果，物质需求和金钱供应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因此，价格必须上涨。附带说一下，工会和企业主，那些深孚众望的社会合作者们，也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根通货膨胀的杠杆。” 我想起我的药店里的那位老妪。 “什么都越来越贵。简直是什么都贵。牛奶、黄油、面包、肉、邮票和垃圾运输费，随便您说什么。哎呀，天哪，是的，还有‘路易森赫’。人类竟会邪恶得这么可怕……” “这永恒的工资和物价的攀升真是发疯了。”我说。 “是的，”弗里瑟淡淡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生活在它的经济领域之中。我们面临着一场可怕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受害的首先是最小的人物，那些储户，而大人物和那些非常大的人物，他们是这一发展的获利者。这，正如我所讲的，只是这场不幸的第一部分。” 啊哈，不幸来得不似雨…… “第二部分是什么？”我问。 “我向您讲到过那七百亿美金。”弗里瑟说。 “只要它们还没被用于收购整个工业，它们就操纵在投机商的手里。这些投机商，他们无所不在，手里控制着所有的货币，可以说，他们是在用它们玩车站调车场的游戏①。比方说，他们有一种弱货币，咱们就说英镑吧，或者说里拉，那么，他们就会像烫土豆似的扔下它们，也就是说抛掉它们。这也就是说，他们将弱货币大量地卖给其国家银行，它有义务买下它，而且是以相当贵的汇率。这样，投机商们手里就拿着硬货币——咱们就说日元或者德国马克吧。这样他们就能免受任何货币的损失。但还不仅如此！这些先生让他们的遍布多国的康采恩的子公司在弱货币的国家中欠债，而且是债务累累，接近极限。这样，弱货币国家的信贷物就被抽出，导入硬货币的渠道。这些多国结构的公司以他们的数百亿、数十亿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权力因素，它们强迫政府和发钞银行采取后果有害的行动。” ①意即“倒卖”。 “后果有害，”勃兰登伯格嘀咕道，“对你那些亲爱的小人物有害。” “实际上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对大人物丝毫也没有影响，”弗里瑟说，“而只是影响小人物。他们是国家和国家银行被迫采取的保护措施的替罪羊。而投机商们所做的一切，公正和法律都拿它们毫无办法。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这些投机商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法。这是犯罪，是反道德的，是最最卑鄙的——但是它不触犯任何法律。你所处理的这个案子，卢卡斯先生，就是这么个案子。因此我来到这里。因此克斯勒先生来到这里。” “谁？” “奥托·克斯勒先生。我们部里的一个工龄最长、经验最丰富的缉税人员。他等在隔壁。我只想先向您简单解释一下，好让您理解他要讲的内容。” 勃兰登伯格摁下对讲装置上的一个按钮。他的令人同情的女秘书不得不适应她的上司的匪夷所思的工作时间。 “什么事，勃兰登伯格先生？” “请叫克斯勒先生进来。”古斯塔夫含糊地说。烟灰落到他的衬衫上，他没察觉。 门开了。 门框里站着那个身材高大、长着浅黄色短发、左太阳穴有疤的男人。在那个盛宴之夜，在“庄严”酒店的吧台旁，当我跟后来失踪的倪科尔·莫尼埃交谈时，他就坐在我身旁听。 他又出现在这里了，这个人。 我盯着他。 克斯勒向我微微点头。 克斯勒的声音听起来不同于弗里瑟——迅速、冷淡、有力，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成果。他年近六十，看上去年轻些。 “怎么回事？”我说，“一次再见。” “我已去戛纳几星期了，中间有间断。”克斯勒说，这位缉税官是财政部的一张王牌，“我住在‘卡尔顿’酒店。我当然不能让人认出我来。” “当然不能。另外，跟我坐在吧台旁的那个姑娘……” “失踪了。跟靠她养活的那个男人一道失踪了。我知道。我了解那下面发生的一切，卢卡斯先生。” “可您到戛纳干什么来了？” 克斯勒说：“我们检查了赫尔曼银行的生意，这是联邦德国的一家最有声望、最有名的私人银行。您瞧，我们当然跟其它国家的缉查人员合作。我们交换情报。数月以来，甚至数年以来，我们就在忙于赫尔曼和他跟那位美国人约翰·基尔伍德的生意。” “约翰·基尔伍德——这不就是据说来戛纳为赫尔曼庆祝六十五大寿的那些人之一吗？” “对。他是最有趣最危险的人。”克斯勒说，他摁得指关节咯咯响。他常这么做，这是他的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习惯。他从袋子里掏出一个本子，朗读道：“约翰·基尔伍德。第三次离婚。六十二岁。活着的孩子：五个。教育：耶鲁大学。生意活动：基尔伍德石油公司及其分公司。估计拥有净资产：七亿到十亿美金。” “上帝保佑他。”勃兰登伯格说。 “上帝保佑他。”克斯勒说，盯着他的本子，“基尔伍德在贝弗利山、佛罗里达、巴哈马群岛、法国、瑞士、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和英国都有房屋、地皮和住房。在英国有整整一座宫殿，两架飞机，两架波音702，在纽约的摩天大厦‘美利坚广场’有一套豪华住房。” “科德石油，”弗里瑟说，“基尔伍德的公司，在欧洲的经营几乎没有赢利，尤其是在我们这儿。” “那利润到哪儿去了？”我问。 “去了他想要它去的地方。在那些税收最低的国家。”克斯勒说，将小本子翻开一页，望着我，“您知道科德公司，是不是？” “谁不知道呢？”我说。 在黑森林有一座装配厂，在全联邦德国有分厂，在国外有配套公司。科德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设备生产公司之一。它生产雷达设备，以及电视机。新闻卫星的零件以及美国宇航仪器的设备——在电子方面没有科德不生产的东西。 “现在，”克斯勒说，给人一种自信、有经验和聪明的印象，“这家科德，黑森林的这家工厂，一九四八年时是一家整两百人的工厂。如今科德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七十五万职员——还不包括配件供应厂。就我至此向您介绍的一切，如果我对您讲，科德公司的大部分也属于基尔伍德，您不会感到意外吧。” “不，这对于我真不是什么意外。”我说。 “一九四八年，我们不得不毫无理由地以一美元比四点二马克的汇率购买美元。现在刚好升到了三点九马克。这也太高了。当时，美国人自然在德国购买他们能买到的任何东西。基尔伍德买下了黑森林的小工厂，光阴荏苒，它成了庞大的科德公司。我想，弗里瑟司长已向您解释过了，怎么干这种事——合法地干，完全合法。” “是的。” “好，”克斯勒说，“科德公司，这家古怪的企业，您估计，它每年的赢利有多少？” “数十亿。”我说。 “对，”克斯勒说，狡黠地笑了，“您知道他们在这里缴纳多少税吗？您会笑起来：在德国分文不缴！” “这怎么可能？”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这很容易做到。”弗里瑟说，“科德把货供应给列支敦士登的客户。在那个税收绿洲里几乎不需要纳税。那里的皮包公司精确地控制着赢利。账单经过列支敦士登转到巴哈马，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税，您猜得很正确的几十亿赢利，科德公司——也就是基尔伍德——在列支敦士登和巴哈马之间清算之后，就揣入了私囊，但这回是真正的！” “在德国，总该有办法阻止那些不纳税的公司的恶劣行径吧！”我说。 “这不行，”弗里瑟说，“在这个领域内，什么都是允许的，无可指摘。但是，”他头一回抬高了声音，“如果运气好，这里有我们唯一还能有所作为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证明科德公司有一点点偷税漏税，有一点点不守常规，那我们就可以破获它。为此，克斯勒长期以来一直在检查科德公司和赫尔曼银行的生意往来。” “赫尔曼银行是怎么卷进去的呢？” “哎呀，这您也不知道？”克斯勒说，“赫尔曼银行是基尔伍德在德国的家庭银行。” “真棒，罗伯特，真棒，是不是？”勃兰登伯格咂着嘴说。他嘴上的雪茄已经湿透了，嚼碎咬烂了。他靠回去，双手叠放在肚子上，眼睛狡黠地望着我们。他的猪眼睛目光狡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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