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 　　这位老头子在十二岁上就已经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他个儿很矮，皮肤很黑，体格很瘦削，原来住在西西里一派摩尔风貌的古怪的考利昂村。他生下来取的名字是维托·安杜里尼，但是当几个人先杀害了父亲又想来杀害儿子的时候，母亲就把他送到了美国，住在朋友家里。到了陌生的国度，他就把姓改成了考利昂，为的是同自己的故里保持某种联系。但那是他在感情方面所作出的很少的几次表示中的一个例子。 　　在西西里，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黑帮组织俨然是第二政府，远比罗马的官方政府要强大得多。维托·考利昂的父亲同另一个村民结下了世仇，这个村民就向黑帮组织告了状。父亲不屈服，而且还在一次公开争吵中一怒之下杀死了当地黑帮组织的头头。一星期之后，有人发现他一命呜呼了，身上给角铁打得千疮百孔。安葬后的一个月，黑帮组织派了几个带枪的队员打听那个年轻娃娃维托。他们断定，他接近于成年了，将来说不定哪一年会给他父亲报仇。十二岁的维托由亲属设法隐藏了起来，并偷运到了美国。在美国他就寄宿在阿班旦杜家里，阿班旦杜的儿子劲科就是后来老头子的参谋。 　　年轻的维托来到纽约阴间厨房地区的第九路的阿班旦杜食品杂货店工作。维托到了十八岁，就同刚从西西里来的意大利姑娘结了婚。这个姑娘当时只有十六岁，做得一手好菜，也是个挺能干的家庭主妇。他俩把家安在第十路靠近第三十五街的大杂院里的一套房间里，这儿离维托工作的地方只隔几个街区。两年之后，他俩就得了个头生子，取名桑迪诺。因为桑迪诺对父亲表现了特殊的心悦诚服的态度，所以亲戚朋友都管他叫桑儿。 　　邻居中有一个人名叫法怒其。他是个身体很结实，而样子很可怕的意大利人，平时身穿很昂贵的浅色服装，头戴奶油色的浅顶软呢帽。这个人是出了名的“黑爪”，是黑帮组织里面一个分支的成员。这个分支组织就是专门用暴力手段从住家户和商店勒索钱财的。但是，因为附近居民大多数也都是靠行凶过日子，所以法怒其也只能对那些没有男孩子保护的、上了年纪的老两口子起作用。有些商店老板权当行个方便，也付给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钱。不过，法怒其是个连罪犯也不放过的饥不择食的人，就是那些非法贩卖意大利国家奖券的人和在自己家里私摆赌场的人他也不放过，阿班旦杜食品杂货店就是按时给他进一点贡的。尽管年轻的劲科提出了反对，说要收拾法怒其，但进贡还是没有停止过，他父亲禁止他去闯祸。这一切，维托·考利昂都看在眼里，但感情上一点儿也没有介入。 　　有一天，法怒其遭到了一伙年轻人的突然袭击，他们在他的咽喉处划了一道很长的口子，从左耳下面一直划到了右耳下面，虽然划得不够深，还没有达到致命处，但却足以把他吓一跳，也使他流了许多血。维托亲眼看到法怒其为了摆脱那三个想惩罚他的人而竭力逃命，那道半圆形的长口子在流着血。他从来没有忘记法怒其逃命时的那副狼狈相，手捧着那顶奶油色的浅顶软呢帽，端在下巴底下，一面跑，一面用帽子接着流下来的血。好像他是不愿意让自己的衣服给血弄脏，或者不愿意在地上留下可耻的血迹。 　　但是这次袭击对法怒其来说，也真是侥幸。原来那三个年轻人并不是真的想杀他，他们只不过是几个性格倔强的小伙子而已，本来只想教训他一下，使他不再敲诈勒索。而法怒其自己却证明自己是个谋杀犯。几星期后，那个拿刀子的青年就被击毙了，另外两个青年的家属给法怒其付了一笔补偿金，要求他发誓不再报仇。这一下，贡款越来越多了，法怒其也就成了主办街道赌场的一个合伙人。说到维托·考利昂，这一切都不关他的事，他很快也就把这件事忘记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进口的橄榄油缺乏的时候，法怒其不但向阿班旦杜食品杂货店供应橄榄油，而且还供应进口的意大利香肠、火腿和乳酪，因而获得了店里的部分股权。接着他就把自己的一个侄子安插在店里，维托·考利昂稀里糊涂地失了业。 　　这时，第二个孩子弗烈德里科已经生下来，维托·考利昂有四张嘴巴向他要饭吃。直到这时，他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非常能忍的年轻人，有什么想法总是压在心里。食品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年轻的劲科·阿班旦杜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维托因为他朋友的父亲的行为而责怪起他的朋友来了，这一点维托自己和他的朋友都感到诧异。劲科羞红了脸，对维托发誓说：维托不必为吃的发愁，他还说，他打算从食品店里偷东西来保证他的朋友的需要。不过，这种毛遂自荐遭到了维托的断然拒绝，因为太可耻了，当儿子的竟然偷起他的爸爸来了。 　　可是从另一方面讲，年轻的维托对令人望而生畏的法怒其却从心底产生了一股无法遏制的愤怒。他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流露过这种愤怒，但是他一直在等待着时机。他在铁路上干了几个月。不久，战争就结束了，工程进度缓慢下来，他一个月只能挣几天的钱。还有，大多数工头都是爱尔兰人和美国人，经常用不堪入耳的臭话来辱骂工人。维托一直忍着，面不改色，好像他听不懂似的，其实尽管他口音不纯，听力还是很好的。 　　一天傍晚，维托正在同他家里的人吃晚饭，忽然听到有人敲窗子。窗子外面是一道狭窄的里弄，里弄那边就是另一栋房子。维托拉开窗帘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邻居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彼得·克莱门扎从里弄那边的窗口探出身子，递过来一个用白布裹的小包。 　　“嗨，伙计，”克莱门扎说，“给我把这东西保管起来，等我要的时候再说，快，接住。” 　　维托机械地把手伸去接住了小包。克莱门扎的神色很紧张，很焦急。他遇到了某种麻烦，维托的帮助也是出于本能。但是他把小包拿到厨房打开一看，是五支擦了油的枪。他把枪放在他卧室的壁橱里，看有什么动静。后来他得知克莱门扎被警察抓去了。 　　维托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当然罗，他那个给吓坏了的老婆即使在闲谈中也不敢信口开河地乱说，深怕害她的丈夫去坐牢。两天之后，彼得·克莱门扎又回来了，见了维托随随便便地问道：“我的货还在你那儿吗？” 　　维托点了点头，他有个沉默寡言的习惯。克莱门扎来到维托家里，主人给他端来了一玻璃杯葡萄酒，同时从卧室的壁橱里翻出了那个小包。 　　克莱门扎一面喝酒，一面和善而机警地注视着维托。 　　“你看过里面吗？” 　　维托毫无表情，摇摇头。 　　“我这人对与我无关的事情向来不感兴趣，”他说。 　　接着，他俩就一起喝酒，直到天色黑下来。他们发现互相志趣相投。克莱门扎健谈，维托·考利昂善听。他俩随随便便地就交上了朋友。 　　几天之后，克莱门扎问维托·考利昂的老婆，她是否想要一张精致的地毯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他拉着维托去帮他抬地毯。 　　克莱门扎领着维托来到一栋公寓，门廊有两根大理石柱子，台阶也是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他用钥匙打开门，走进一套奢侈豪华的房间，克莱门扎说：“到那头去，帮我把这东西卷起来。” 　　地毯是羊毛织的，颜色是深红色的。维托·考利昂对克莱门扎的大方感到惊奇，他俩一道把地毯卷成一捆，克莱门扎抬这头，维托抬那头，他俩抬起来，向门口走去。 　　恰在此刻，公寓的门铃响了，克莱门扎丢下地毯，大步走到窗口。他把窗帘拉开一点点儿，朝外一看，立刻抽出枪来。直到此时，惊得目瞪口呆的维托·考利昂才恍然大悟：他们是从陌生人的住所偷地毯。 　　门铃又响了，维托走到克莱门扎身边，这样他也能看到外面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门口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他俩看见，警察又按了一下门铃，然后耸耸肩，下了大理石台阶，向大街走去。 　　克莱门扎满意地哼了一声，说：“来，抬起来，咱们走吧。” 　　警察刚刚拐过弯，他俩就抬着地毯，侧着身子慢慢走出了厚实的橡木门，到了大街上。三十分钟之后，他俩就按维托·考利昂家那套房间的起居室来剪裁地毯。剩下来的也足够卧室里用，克莱门扎是个熟练工人，在他那宽大得不合身的上衣（即使当时他并不怎么胖，他就爱穿宽大的衣服）衣袋里，装着必要的地毯剪裁工具。 　　光阴在流逝，景况却并没有好转。考利昂一家总不能吃漂亮的地毯嘛。没有工作，老婆孩子就得饿死。维托从他的朋友劲科那里也接受过几包食品，但他在考虑今后的出路。最后克莱门扎和邻居中另一个小流氓忒希奥上门找他来了，他们俩对他的为人和作风印象很好，他俩了解他是个亡命之徒。他们向他提出的建议是要他参加他们专门拦路抢劫装满丝绸衣服的汽车的抢劫队。汽车在第三十一街的工厂装货之后，就在中途拦路抢劫。这并没有危险，卡车司机都是很明智的工人，他们一看到枪，乖得就像天使一样，在人行道上等着，让抢劫的人把汽车开走，把货下到朋友的库房里。有些商品可以卖给意大利批发商，有些商品可以拿到意大利的移民聚居区挨门挨户地去零售——譬如布朗克斯区的亚瑟路，曼哈顿区的桑树街和切尔西地区——卖给那些等着买便宜货的贫寒的意大利人家，这些穷人家的姑娘平时是根本买不起如此精美的衣物的。克莱门扎和忒希奥需要维托来开车，因为他俩知道他曾经在阿班旦杜食品杂货店的运货卡车上当过司机。当时，熟练的汽车司机是很稀罕的。 　　维托·考利昂违背自己更为明智的分析判断，勉强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确定：他参加干，至少得挣一千美元。但是他那两个年轻伙伴给他的印象是冒失，计划不周，赃物的推销简直是蛮干，实在大草率了。但是他认为他们人品好，也可靠。早已表现出了心宽体胖特点的彼得·克莱门扎赢得了他一定的信赖，而瘦削阴沉的忒希奥赢得了充分的信任。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当那两个小伙子亮出枪逼着装满丝绸衣服的汽车司机下车时，维托·考利昂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这使他自己也感到非常奇怪。另外，他对克莱门扎和忒希奥这两个人表现出来的冷静沉着，也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俩并不紧张，而是同司机开起玩笑来了，说什么如果他表现得很好，他们还打算给他老婆也送几套衣服。因为维托认为自己出面拿着衣服到处叫卖是愚蠢的，所以他把自己分得的全部衣服一下子卖给了专门经营赃物的人。他只得了七百美元，但是，这在一九一九年却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 　　第二天在大街上，维托遇到了那个身穿奶油色衣服、头戴白色浅顶软呢帽的法怒其，并拦住了他的去路。法怒其根本没有把他那半圆形伤口遮掩一下，白白的圆形伤口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眉毛又浓又黑，面容很粗鲁，当他笑的时候，显得有点古怪，又有点和善。 　　他说起话来，带有很重的西西里土腔土调。 　　“啊，年轻小伙子，”他对维托说，“听说你发大财了。你，另外还有你的两个朋友。但是，难道你不觉得你们待我太吝啬了吗？再说，这个地段也算是我的，你们起码得给我点酒钱嘛。” 　　他说出了黑帮组织最爱用的一句西西里谚语：“鸟儿长尖嘴，就是要吃。” 　　所谓尖嘴，意思就是要求分赃。 　　维托·考利昂按照自己的习惯，没有回答。他其实早就懂得引用那句谚语的意图，他在等待对方提出明确要求。 　　法怒其对他微笑了一下，露出金牙，他那像绞架上的套索一样的伤痕紧紧地绷在脸庞下面。他用手帕把脸擦了一下，把上衣钮子解开，好像是为了使自己凉快一下，其实是想亮一亮他那插在裤腰带上的枪。然后他叹了口气，说： 　　“给我五百美元，我就忘记这种侮辱。年轻人嘛，还不懂该向我这样的人表示什么礼貌。” 　　维托·考利昂向他微微一笑，尽管是一个手上没有沾过血的年轻人，他的笑里仍然流露出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森之气。法怒其怔了一会儿又说下去： 　　“不然的话，警察就会来找你的麻烦，你老婆孩子也要受到连累，弄得缺吃少穿。当然罗，如果在你得到的钱数上我的情报不准确，那我也可以少捞一点。但是，不能少于三百美元。可别想骗我。” 　　维托·考利昂开口了。他说话的语气人情入理，一点儿也没有气愤的样子。他表现得很谦恭，很适合一个年轻人在向法怒其这样显赫的人说话时应有的礼貌。他轻声细气地说：“我的那一份钱在我的两个朋友那里放着，我得给他们说一说。” 　　法怒其感到放心了。 　　“你可以告诉你那两个朋友，就说我希望他们能让我润润嘴唇。别怕，就这样告诉他们好了。”他以消除对方疑虑的语气补充说，“克莱门扎同我互相都很了解，他懂得这些规矩。你就听他的好了，他在这类事情上经验要多些。” 　　维托·考利昂耸耸肩，故意装出尴尬的样子。 　　“当然，当然，”他说，“你知道，干这种事我完全是个生手，谢谢你，你像教父一样的在开导我。” 　　法怒其得到了深刻的印象。 　　“你是个挺好的小伙子。”他说，同时抓住维托的手，用他自己那毛茸茸的双手紧紧地握起来： 　　“你懂得尊敬长辈，”他说，“这在年轻人身上是个美德，下次见了我，可要先说话呀，嗯？也行，你有什么打算，我还可以帮帮你的忙。” 　　过了几年之后，维托·考利昂才明白，当时他之所以能在法怒其面前表现得那么老练而有策略，就是因为他的父亲由于性情暴躁而被黑帮杀死在西西里。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的全部感觉就是盛怒。这个人要抢他冒着生命、冒着坐牢的危险所赚来的钱。他当时也并不怕，他认为法怒其是个发了疯的傻瓜。凭着他对克莱门扎的观察，这个身体结实的西西里人宁愿不要命，也不肯把自己抢到手的钱丢掉一分半文。为了偷上张地毯，克莱门扎竟然准备杀一个警察，而身体瘦削的忒希奥，像毒蛇一样，也能吓死人。 　　当天晚上，在通气道那边的克莱门扎的房间里，维托·考利昂在他刚刚开始的训练过程中又上了一课；克莱门扎破口大骂，忒希奥愁眉苦脸。但后来，他们两个都议论起法怒其只收到两百美元是否会心满意足，忒希奥认为他是会满足的。 　　克莱门扎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行，那个疮疤脸狗杂种，一定会打听出咱们得了多少钱。法怒其要三百，少一毛也不会干。我们得付足数才行。” 　　维托感到很惊讶，但却很小心，没有使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咱们干吗一定得给他钱？他能把咱们三个怎么样？咱们三个总比他一个强嘛，何况咱们还有枪。咱们干吗要把挣来的钱拱手交出去？” 　　克莱门扎耐心地解释了一下：“法怒其有一帮人，那些人都是些真正的野兽。他在警察局也有后门，他想要咱们把计划告诉他，，这样他就可以让警察来收拾咱们，顺便也可以博得警方的欢心，而警方也会感激他。他就是耍的这种把戏，他直接从马兰扎拉那里领到了特许证，负责这个地区。” 　　马兰扎拉是个经常上报的大坏蛋，是专门敲诈、摆赌、武装抢劫的犯罪集团的头头。 　　克莱门扎把自己做的酒端出来给大伙喝。他老婆端来了一盘意大利香肠，还端来了橄榄果和一块意大利面包。她把东西放在桌子上，就带着椅子下去同女伴们坐在房子门前。她是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女郎，来到美国也只有短短几年，因此还不大能听懂英语。 　　维托·考利昂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喝酒。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地使用过自己的推理分析能力。他对自己的思路如此条理清楚也感到很诧异。他把他所知道的法怒其的情况全面回顾了一下。他回想到那天法怒其的咽喉给人家划了个长口子，他捧着浅顶软呢帽接着淌下来的血，沿街跑过来。他回想到拿刀子划法怒其咽喉的人遭到的暗杀，回想到另外两个年轻人用支付补偿金的方式取消了可能要受到的刑罚。蓦地一下，他认定法怒其没有大后门，也不可能有大后门。一个向警察告密的人，不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甘心接受收买而有仇不报的人，也不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真正的黑帮骨干分子，就会把另外两个人也干掉。法怒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只是碰上运气罢了。他杀死了一个，就知道另外两个人有所提防，杀不成了，因此他甘愿接受收买。只是因为他有一股蛮劲，才能向商店和在大杂院里摆赌场的庄家勒索贡金。但是，维托·考利昂知道至少有一个赌场从来都不向法怒其纳贡，而那个赌场的主办人一直安然无恙。 　　这样看来，法怒其是孤立的。或者说得明白一点，他只是在严格的现金交易的基础上，为了执行具体任务而临时雇了几个带枪的刺客而已。这种推理分析，对维托·考利昂起了另一种决定作用，决定了他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 　　从这个经验里产生了他的口头禅：一个人只有一个命运。那天晚上他也可能决定给法怒其纳贡，这样他也就可能重新当一个食品杂货店的职员，过上几年之后，自己开办自己的食品杂货店。但是，命运决定他要当一个老头子，命运把法怒其送到他身边来推动他踏上自己的命运之路。 　　当他们三个喝完了那瓶酒之后，维托对克莱门扎和忒希奥两个人说：“如果你们两个愿意，不妨每人给我两百美元，让我转交给法怒其，这不就得了吗？我保证，我就给他这些钱，他也是会收下的。然后，一切都由我负责，我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得使你们两个都满意。” 　　克莱门扎的眼睛闪了闪，流露出怀疑的神色。 　　维托冷静地对他说：“我绝不欺骗我已经接受为我的朋友的人。明天你自己直接对法怒其说吧，他向你要钱就让他要，但你可别给他，也别同他发生任何争吵。你就告诉他说，你先得把钱搞到手后，交给我，由我转交给他。让他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他要多少你们也是愿意付多少的，别同他讨价还价，具体数目由我负责跟他蘑菇。如果他真是一个如我们所说的那种危险人物，那么刺激他发火也就毫无道理。” 　　他们谈到这里就结束了。第二天，克莱门扎直接同法怒其谈话，想落实一下维托所说的是否属实。然后克莱门扎就来到维托的家里，交给了他两百美元。他一面凝视着维托·考利昂，一面说：“法怒其告诉我说，少于三百美元不行，看你有什么办法能使他接受少于三百这个数目。” 　　维托·考利昂理直气壮地说：“这就同你无关了，只要记着我给你们立了一功就行了。” 　　不久，忒希奥也来了，他要比克莱门扎含蓄一些，狡猾一些，聪明一些，而表现得也不那么锋芒毕露。他觉察到有些什么不对头，不十分妥贴，有点担心。他对维托·考利昂说：“同那个‘黑手’老杂种打交道，可要当心，他说话像牧师一样靠不住。你交钱给他的时候，要不要我在这儿当个证人？” 　　维托·考利昂摇摇头。他甚至觉得用不着回答。他对忒希奥只简单地说：“请转告法怒其，我打算今天晚上九点钟在我家里把钱交给他：我打算先敬他一杯酒，然后同他谈判，讲道理，劝他少拿点钱。” 　　忒希奥摇摇头。 　　“你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法怒其向来是不让步的。” 　　“我要同他讲道理，”维托·考利昂说。 　　他说的这句话，在今后几年里就变成了一句名言，变成了进行一次致命打击之前的信号。后来他当上了老头子，邀请对方坐下来同他讲道理的时候，他说出这句话，他们就明白，这是不流血而又解决问题的最后机会。 　　维托·考利昂告诉他老婆，要她在晚饭后把桑儿和弗烈特领到街上去玩，而且，没有他的允许，绝不可让他们回来。她的责任就是在公寓大门口放哨，他同法怒其有些事情要办，中间不许别人来干扰。发现她面有惧色，他很生气，耐着性子平心静气地对她说：“你以为你结婚时结了个笨蛋，是不是？” 　　她不吭声。她之所以不吭声，是因为她已经给吓慌了，不是怕法怒其，而是怕她丈夫。他在她的眼前明显地在变，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在变，变成了一个散发着危险魔力的人。他一向是沉默寡言的，一旦说话，也始终是文质彬彬、通情达理的。这种性格，在年轻的西西里男人中也实在是凤毛麟角。她如今眼睁睁地看到的是他身上的那层与世无争的无名小卒的保护色正在脱落。现在他要跨上他的命运之途了。他在开始跨上自己的命运之途时显得晚了。他现在已经二十五岁了，但他一开始就引起了轰动。 　　维托·考利昂打定主意要暗杀法怒其。这样他又可以给自己的存款里额外增加七百美元。他自己答应要给那个“黑手”恐怖分子交付的三百美元，加上忒希奥拿来的两百美元和克莱门扎拿来的两百美元，正好七百美元。如果他不干掉法怒其，他就不得不付足七百美元现金。对他来说，法怒其活着，根本值不了七百美元。他当然不愿意支付七百美元来保住法怒其的狗命。如果法怒其要动个手术抢救自己的生命而急需七百美元，他是不愿意替法怒其给外科医生交付七百美元的。他不曾受过法怒其个人恩惠，他俩也并不是亲骨肉，他也并不爱法怒其。那么，他凭什么要给法怒其交付七百美元呢？ 　　下一步不可避免的发展局势是法怒其想用武力从他手中抢去七百美元，他干吗就不该杀掉法怒其？毫无疑问，少了法怒其这样一个人，地球照样会转动。 　　当然罗，还有些现实情况必须考虑进来，法怒其可真的有几个很厉害的同伙要为他报仇，法怒其本人也是个危险人物，要杀掉他并不那么容易。另外，还有警察和电椅。但是维托·考利昂自从他父亲遭到谋杀以来，就一直是在死刑判决之下活过来的。还是十二岁的时候，他就从他的死刑执行人的手中逃脱了，漂洋过海，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取了一个陌生的姓。经过几年冷静的观察，他确信，他比别人有更多的智慧和勇气，不过他却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然而，在走向自己的命运的第一步之前，他却犹豫起来了。他甚至把七百美元钞票另外包成了一个小包，装进一伸手就能掏出来的裤包里，但是他把钱装进了左边的裤包里。在右边裤包里，他装的是克莱门扎给他的、让他在抢劫卡车时使用的手枪。 　　法怒其晚上九点准时来了，维托·考利昂把克莱门扎送给他的一缸自家酿的葡萄酒端了出来。 　　法怒其把自己的白色浅顶软呢帽放在桌子上的酒缸旁边。他把他那宽宽的、花花绿绿的领带放松了，番茄汁沾上的斑斑点点隐藏在五颜六色的图案里，不大看得出来。夏天的夜晚很闷热，煤油灯也不那么亮，公寓里鸦雀无声。但维托·考利昂却冷若冰霜，为了表明自己守信用，他把那卷钞票递了过去，然后全神贯注地望着法怒其。他先点点钱数，然后取出宽大的皮夹子，把钱塞了进去。法怒其端起玻璃杯呷了几口酒，说：“你还欠我两百美元。”他那浓眉大眼的脸毫无表情。 　　维托、考利昂用冷静而通情达理的语气说：“我手头有点不便，一直失业，就让我拖欠几周吧。” 　　这是一个可允许的解决办法，法怒其已经把大部分钱拿到手了，是可以等一下的。甚至还可以说服他：要么不再多要了；要么再多等几天。他一面喝酒，一面笑着说：“啊呀，你是个很精明的小伙子，怎么搞的，我以前还没见到过你。你这个小伙子大默默无闻了，对自己很不利。我可以找些工作让你做，是个非常有油水的肥缺。” 　　维托·考利昂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还从紫色酒缸里给那个大玻璃杯又斟满了酒，以表示他对那个人所说的话很感兴趣，但是法怒其本人认为他自己下面还有更为重要的话要说，从椅子上站起来，握握维托的手。 　　“再见，小伙子，”他说，“别感到心疼嘛。有什么事要我办，就来告诉我一声好了，你今天晚上为自己办了一件很漂亮的事。” 　　维托没有动，让法怒其下了楼梯，出了大门。街道上成群结队的人群都是见证人，他们可以证明法怒其安安全全离开了考利昂家，维托从窗口注视着。他看到法怒其转过街角，到了第十一路，断定他是要回自己的公寓去的，也许是要把钱放在家里，然后再上街，也许还要把他的枪也放下。维托·考利昂走出自己的家，上了楼梯，爬到了屋顶。他走过了那个街区的房顶，沿着一座空厂房的消防梯下去，到了后院。他一脚踢开后门，走了进去，又从前门出来，跨过街道就是法怒其的大杂院式的公寓住宅。 　　这片大杂院式的公寓居住区，向西也只伸延到第十路。第十一路主要是些仓库和厂房，这些仓库和厂房全是由依靠纽约中枢铁路公司运货的商行租用的，这些商行需要就近利用这些堆货场，这些堆货场把第一路到哈得逊河之间点缀得像蜂窝一样。法怒其住的公寓是这一空旷地区留下来的几栋房子中的一栋，里面住的大都是火车乘务员中的单身汉，堆货场的工人，还有最廉价的妓女。这类人物不像意大利人那样老实，他们是不坐在大街上聊天的；他们都坐在啤酒馆里，把他们的钱大吃大喝地花个精光。因此，维托·考利昂很容易地就溜过了冷冷清清的第十一路，钻进了法怒其所住的公寓的门厅，就在这儿，他抽出了他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枪，等着法怒其。 　　他透过门厅的玻璃门在注视着，预计法怒其会从第十路走回来。克莱门扎曾经把枪上的保险机指给他看过，他没装子弹，试扳了一下扳机。当年在西西里还是个不足九岁的小娃娃时，他常跟着父亲出去打猎，也常放那种当地叫做“狼枪”的笨重的滑膛枪。就是因为他小时候有使用“狼枪”的本领，所以那些谋杀他父亲的人才给他判了死刑。 　　这会儿，他躲在门厅暗处，看到法怒其白色的身影跨过马路，向大门走来。维托往后退了几步，肩膀紧紧靠着通向楼梯的门，他端起枪，准备开火。他那只拿枪的手伸出去，离外面的门只有两步远。门朝里一转，开了。法怒其，身上白白的，宽宽的，散发着臭气，出现在从门里透进来的方形亮光里，维托·考利昂放枪了。 　　枪声通过开着的门传到了大街上，枪声把楼房震得抖动莱起来。法怒其抓住门边，拼命想站直，伸手掏自己的枪。他挣扎时用力过猛，把上衣的钮扣都挣脱了，上衣敞开了，他的枪亮了出来，但是他衬衣前襟上蜘蛛网似的血迹也淌出来了。维托·考利昂非常注意，仿佛是要把针插进血管似的，对准网状血迹，打了第二颗子弹。 　　法怒其腿一弯，跪了下去，把门撑开了。他发出了可怕的一声“啊”，维托把枪抵着法怒其那冷汗横流的板油似的脸颊，稍稍朝上对准脑壳开了一枪，不到五秒钟，法怒其颓然倒下去，死了，他的身子把开着的门堵住了。 　　维托非常沉着地从死人的上衣口袋里掏出宽大的皮夹子，揣进自己的衬衫里。然后他横跨街道，进了对面的空厂房，穿过厂房到了后院，爬上消防梯，来到屋顶。他从屋顶上俯视街道，法怒其的尸体仍然躺在门口，还看不到另外的人影。公寓里有两个窗子推开了，他可以看到几个脑袋伸了出来，但是既然他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他们肯定也看不清他的面容。而这种人是不会向警察提供情况的。法怒其的尸体可能要在那儿躺到天亮，或一直到夜间巡逻的人不小心绊倒在他的身上。那栋公寓肯定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自我麻烦，让警察怀疑或盘问；他们必然会锁起门，装做什么也没有听见。 　　他不慌不忙地走过一个屋顶又一个屋顶，最后来到了自己屋顶的天窗，下去就是自己那套房间。他开了门，走进去，随手又锁上门。他把皮夹子翻开搜查了一遍，除了他交给法怒其的七百美元，里面只有几张一元的钞票和一张五元的钞票。 　　藏在皮夹盖子里的是一块古老的五美元的金市，这很可能是吉利钱。如果法怒其是一个有钱的坏蛋，他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家底带在身上。这一情况证实了维托的一部分猜测。 　　他明白他一定得把皮夹子和手枪甩掉（当时他还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把那块金市留在皮夹子里一起甩掉）。他又上了屋顶，走过几段屋脊，把皮夹子朝下甩到一个通气道里去了，然后把枪的子弹退出来，把枪筒子在屋脊上拼命地砸，但怎么也砸不坏。他把枪调过头来，又把枪托在烟囱壁上拼命地砸，枪托喀嚓一下成了两截、又砸了几下，手枪的枪筒和枪柄裂开了，成了互不相连的两截。他把枪筒甩进一个通气道，把枪柄甩进另一个通气道，枪筒和枪柄从五层楼落到地下并没有发出多大的响声，而是陷进了下面稀软的垃圾堆里了。明天早晨，会有更多的垃圾从窗子里倒出来，会把什么都盖起来的，真是侥幸。维托回到了自己家里。 　　他有点儿发抖，但却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他换了身上的衣服，惟恐穿着的衣服溅上血。他用碱水和很浓的褐色洗衣肥皂水把衣服浸湿，把衣服放在洗涤槽下面的金属洗衣板上刷干净。然后他又用碱水和肥皂水把桶和洗涤槽冲洗干净。他在卧室的一角发现了一堆刚洗好的衣服，就把自己的衣服也混杂在这一堆衣服里，然后穿着干净衬衫和裤子下楼来，到公寓门前同老婆孩子和邻居一起谈笑风生了。 　　其实这一切措施都证明是不必要的。警察在天亮发现了那具尸体之后，也从来没有盘问过维托·考利昂。更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根本还不知道法怒其在击毙的当天晚上曾经来到过他家。他原来预计这就是一种“不在出事现场”的证明：法怒其是活着离开这栋公寓的。他后来只听说警方对法怒其被谋杀一事倒感到很高兴，而并不急于追查凶手。他们认定这又是一起歹徒凶杀案，所以只查问了那些有敲诈记录的和有暴行历史的流氓。因为维托从来没有犯过案，所以他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但是，假使他已经智胜了警察，那么他的同伙却是另一个问题。彼得·克莱门扎和忒希奥两个都在事后一两周内躲着不见他的面，然而在一个傍晚他俩上门找他来了，是带着明显的敬意来的。维托·考利昂很礼貌，但却毫无表情地接待了他俩，还给他们端来了酒。 　　克莱门扎首先开口说话。他轻声地说：“没有人再在第九路商店老板那里征收贡钱了，没有人再在附近玩纸牌和摆赌场的人那里征收保护费了。” 　　维托·考利昂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两个人，一言不发。忒希奥开口了。 　　“咱们不妨把法怒其的生意接过来，原来给法怒其交钱的人也会给咱们交钱的。” 　　维托·考利昂耸了耸肩。 　　“这个问题干吗找我？对这类事我不感兴趣。” 　　克莱门扎放声大笑，即使在年轻时候，他一笑起来就有心宽体胖的那种爽朗劲儿。他对维托·考利昂说：“为了抢卡车上的丝绸衣服，我给你的那支手枪现在怎么样啦？如今你不再需要了，就还给我吧。” 　　维托·考利昂非常沉着，胸有成竹地从衣袋里掏出一迭钞票，抽出了五张十元的钞票。“拿去，我给你钱。在抢卡车后我就把那支枪甩掉了。”说罢，他笑眯眯地瞅着这两个人。 　　在当时，维托·考利昂自己并不理解那种笑眯眯的客观效果。正因为没有威胁之意，所以才真正令人不寒而栗。他笑眯眯的，好像是随便开开玩笑而已。但是，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才流露出那种神情。他一向是通情达理，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因此突然一下揭开面纱，露出自己的内在本质，真也令人生畏。 　　克莱门扎摇摇头。 　　“我不要钱，”他说。 　　维托又把钱揣进自己的衣袋。他等着，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他俩知道他干掉了法怒其，虽然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几周之内附近一带居民全都知道了。维托·考利昂被大家尊之为“值得尊敬的人”。但是他并没有试图把“法怒其保护费和贡款”接过来。 　　随之而来的事态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一天晚上，维托的老婆把邻居一个寡妇领到了家里。这个妇女是个意大利人，论为人，是无可指责的。为了给自己那几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维持一个温暖的家庭，她受尽了千辛万苦。她那个十六岁的儿子把自己的工资袋原封不动地带回家，按照意大利的方式交给她；她那个十六岁的女儿是个裁缝，也是把领来的工资原封不动地交给她。全家在晚上都加班加点干活。把钮扣缝到纸板上。他们像奴隶一样辛苦，却赚不了几个钱。这位妇女的名字叫哥伦布太大。 　　维托·考利昂的老婆说：“这位太大有件事想求你。她无可奈何。” 　　维托·考利昂一听，还以为人家想向他要些钱，钱他是准备给的。但是，实际情况看来是这样的：哥伦布夫人有只狗，她的幺儿子喜欢极了。有人埋怨说，那只狗晚上老是叫，就告诉哥伦布夫人，要她把狗搞掉，她满口答应了。后来房东发现她骗了他，非常生气，就通知她搬出去。她答应这次真的把狗搞掉，而且确实已经把狗处理掉了。但是，房东仍不肯收回催她搬出去的通知。她务必自己主动搬出，不然警察就会受命前来撵她出去。而当她把那只狗送给住在长岛的亲戚时，她那可怜的幺儿子哭得像什么似的。一切都白费劲，她眼看没有地方住了。 　　维托·考利昂态度很谦和地问她：“干吗找我帮助你呢？” 　　哥伦布夫人向他老婆那边点了点头：“是她叫我来求你的。” 　　他大吃一惊。暗杀法怒其的那天晚上，他换下来的衣服是自己洗的，老婆可从来没有问过他呀。在他失业的时候，家里那么多钱是从哪儿来的，她也从来没有问过。即使现在，她的面容仍然毫无表情。维托对哥伦布夫人说：“我可以给你些钱来帮助你搬家，你要我办的也就是这个问题吧？” 　　这位妇女摇摇头，她两眼泪汪汪的。 　　“我的朋友都住在这儿，同我一起在意大利长大的娘儿们也都住在这儿，我怎么能搬到别的地方同生人住在一起？我想要你给房东说说，允许我继续住下来。” 　　维托点点头。“那就行了，你用不着搬家，明天早上我就给他说说。” 　　他老婆对他微笑了一下，他表面上没有理睬，但心里却很高兴。哥伦布夫人看上去心里仍然不踏实。 　　“你有把握让房东答应吗？” 　　“房东是罗伯图先生吗？”维托问，“当然他会答应，他那个人心肠很好，我把你的处境给他一解释，他就会同情你的。如今你不必为这件事伤脑筋了，也别这样心神不安。为了自己的孩子，还是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吧。” 　　房东罗伯图先生每天都要查看一下那排主权属于他的五栋公寓房子。他原是人贩子，专门把刚刚运来的意大利工人卖给大公司。他用赚来的钱把这几栋公寓买了下来。他是意大利北方受过教育的人，始终瞧不起这些来自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没有文化的南方人。这些人像蝗虫一样挤满了他的一栋栋楼房，把垃圾向通气道里乱丢，听任蟑螂和老鼠一口一口地把他的楼房的墙壁啃掉，但他们总不肯用举手之劳来保护他的房产。他并不是坏人，是个贤夫良父，但时刻都在担心自己的投资，担心自己赚来的钱。还担心自己成了有产业的人之后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开支。这种担心把他的神经折磨得疲惫不堪，因而他的心情经常是烦躁的。当维托。考利昂在大街上见到罗伯图先生，要他站住说一句话的时候，他表现得有点烦躁，但还不能说是粗鲁。因为这些南方人中的任何一个，一旦惹毛了的话，就可能捅你一刀，虽然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倒像个安分守己的人。 　　“罗伯图先生，”维托·考利昂说，“我老婆的朋友，一个没有男人照顾的寡妇，告诉我说，不知什么原因她接到通知说要她从你的房子里搬出去。她绝望了，没有钱，除了住在时近的几个朋友之外，她也没有别的朋友。我告诉她说，我要同你谈。我还说，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要她搬家是由于一些误会引起的。如今她已把引起麻烦的那条狗搞掉了，怎么反而又不让她住下呢？我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向你这个意大利人求求情。” 　　罗伯图先生把他面前这个年轻人仔细端详了一番。这个人，中等个子，长得很结实，像农民而不像土匪，不过他自己却非常滑稽可笑地自称是意大利人。罗伯图耸耸肩。 　　“我把那套房间已经租给另一家了，房租也高一些，”他说。“我总不能为了你的朋友使那家人失望嘛。” 　　维托·考利昂点点头，表示理解和同意。 　　“他每月能多出多少钱？”他问。 　　“五美元，”罗伯图说。 　　这是假话。铁路工人公寓，四间昏暗的房间，租给那个寡妇每月是十二美元！他从新住户那儿根本得不到比这个更高的房租。 　　维托·考利昂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迭钞票，抽出三张十元的钞票。 　　“这里先付给你六个月房租的增长总数。这你就不必给她说了，她是个很有自尊心的女人，六个月过后，你就再来找我要钱吧。当然罗，你可得让她养她的狗。” 　　“真是活见鬼，”罗伯图先生说，“你是什么东西，竟然给我下起命令来了！注意你自己的礼貌，不然就把你这个西西里人的屁股脱光，把你揪出来在大街上示众。，， 　　维托·考利昂惊讶地举起双手。 　　“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并不牵涉别的问题。一个人事前不可能知道他什么时候需要一个朋友，这话对不对？接住，把这些钱接住，权当是我善意的表示，至于事情，由你作主决定吧。我不会贸然对你的决定提出异议。”说着，他就把钱塞在罗伯图先生的手里。“我只求你这一点点小事，把钱收下，把问题重新考虑一下。明天早上如果你想把钱还给我，那就请便吧。如果你要撵那个女人出去，我怎么能阻止你呢？那毕竟是你的财产嘛。如果你不想要那只狗留在那儿，我能够理解，我本人也不喜欢狗呀猫呀的。”他拍了拍罗伯图先生的肩膀。“就做这一件好事吧，嗯，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在这一带居民中找你朋友打听打听我的为人吧，他们会告诉你，我这人一向有恩必报。” 　　罗伯图先生当然早已开始醒悟了。当天晚上他就打听了一下维托·考利昂家的为人。他发现，等不到第二天早晨，当夜他就去敲考利昂家的门，说这么晚还来访问，心里感到抱歉什么的。考利昂大太端来了一杯酒，他也接过来喝了。他又对维托·考利昂说，那个问题全是误会，还说哥伦布大太当然可以继续住下去，也可以继续养她那只狗。那些倒霉的房客付这么低的房租凭什么埋怨一只可怜的狗呢？临结束，他把维托·考利昂交给他的三十美元甩在桌子上，用最真诚的态度说：“你帮助这位穷寡妇的善心，相比之下，使我感到很惭愧。我现在希望表明自己也有基督徒之间的友爱之情。她今后的房租将同原来的一样。” 　　凡参加这出喜剧演出的人都表演得很漂亮。维托又是斟酒，又是叫人拿糕点来，紧紧地握着罗伯图先生的手，还满口赞扬他待人热心。罗伯图先生一面感叹，一面说什么同维托·考利昂这样的人结交，恢复了他对人性的信心。最后，他们俩人依依不舍。罗伯图先生，他死里逃生，吓得全身的骨骼都快变成了冻肉似的。他搭上电车，直接回到布朗克斯区家里，马上就上床了。他一连三天没有在那几栋公寓露面。 　　如今维托·考利昂成了这一地区“值得尊敬的人”了。他被认为是西西里黑帮组织的成员。有一天，一个在摆家具的屋子里主办纸牌赌博的人前来找他，为了对他的“友谊”表示感谢，每周自愿给他交付二十美元。他每周只消到赌场来一两次，照个面就行，好让赌徒们明白他们是在他的保护之下进行赌博的。 　　商店老板给小流氓纠缠得头痛，也要求他出来说说情。他照办了，事后也得到相应的报酬。不久，他在这个地区的收入就高达一百美元。既然克莱门扎和忒希奥这两个人都是他的朋友，他的伙伴，他就得给他俩每人一点钱，没有人向他要，是他主动给的。最后，他决定同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劲科·阿班旦杜一道进行橄榄油进口生意。劲科可以掌握业务，从事从意大利进口橄榄油的种种工作，以适当的价格买进，在他父亲的仓库里把货存放起来。劲科有这方面的经验。克莱门扎和忒希奥这两个人可以当推销员，他俩就到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布朗斯区的每家意大利人经营的食品店去，劝说店主人在进货时，就买“劲科纯净”牌橄榄油（维托·考利昂以自己特殊的谦逊态度拒绝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牌名前面）。维托当然是这个公司的头头，因为大部分资本是他提供的。遇到特殊情况就要请他出场，比方店主人拒不接受克莱门扎、武希奥为推销货物而发表的高谈阔论，这时，维托·考利昂就会亲自出乌，发挥他那种可怕的说服力。 　　随后连续几年，维托·考利昂过的是个小商人的那种完全满意的生活。他在一种有活力的发展的经济体系中，全力以赴地致力于创建自己的商业企业。虽然他是一个贤夫良父，但是他忙得简直没有时间顾家。随着“劲科纯净”牌橄榄油演变为美国最畅销的进口的意大利橄榄油，他的组织系统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了。像任何一个称职的推销员一样，他懂得了削价同对手竞争的好处，用说服店主人少买进其他牌子的货这种办法来堵塞对手的销售渠道。像任何一个称职的商人一样，他把目标集中于垄断，一方面把对手从这个领域中排挤出去，另一方面把对手并入自己的公司。不过，因为他开张时在经济上比较而言是没有人帮助的，因为他不相信广告宣传而只依靠口头说服。还因为（如果把实情捅出来的话）他的橄榄油并不比他的竞争对手的橄榄油好，所以他不能使用那种在合法商人中司空见惯的公开卡脖子的竞争形式。他只得依靠自己人格的力量，依靠自己作为“值得尊敬的人”的威望。 　　甚至在年轻的时候，维托·考利昂就被认为是“通情达理的人”。他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威胁的话，他始终使用的是不可抗拒的逻辑。他办事终归要根据的原则是：别人也得到了应得的一份利益，各方都不吃亏。他为达到这个目的，采用的是公开的手法。他像许许多多的天才商人一样懂得：自由竞争是浪费的，垄断是有效的。因此他追求的目标就是要达到那种有效的垄断。布鲁克林区有几个橄榄油批发商，秉性暴躁，头脑固执，不讲道理，即使在维托·考利昂以最大耐心把一切都解释得一清二楚之后，他们还在采取视而不见的不承认态度。对这种人，维托·考利昂只好举起双手，表示绝望，于是就派忒希奥到布鲁克林区建立一个司令部来解决问题：一座座仓库给放火烧掉了，一卡车一卡车茶青色的油给倾倒在用大鹅卵石铺的沿河大马路上。有个冒失鬼，是个傲慢的米兰人，对警察的信仰超过一个圣人对基督的信仰，认真地向当局告状，控诉他的意大利朋友，这就破坏了十个世纪以来黑帮组织的“缄默法”。于是，在案件还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那个批发商就失踪了，再也不见人影了，留下了无依无靠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接管他的业务了，就与“劲科纯净橄榄油公司”妥协了。 　　但是，伟大人物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伟大的，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变得伟大的，维托·考利昂就是这样。当禁酒法通过之后，含有酒精的饮料就禁止出售了。维托·考利昂跨出了最后的决定性的一步，从一个十分普通的、有点冷酷无情的商人一跃而成为违法企业世界的伟大的老头子。这个转变并不是在一天内完成的，也不是在一年内完成的，但在禁酒时期的末尾，在大萧条时期的开始，维托·考利昂就已经成为教父，成为老头子，成为考利昂老头子了。 　　事情开始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在这时候，“劲科纯净橄榄油公司”有一支由六辆运货卡车组成的运输队。通过克莱门扎的介绍，有一群专门从加拿大走私酒精饮料和威士忌的意大利移民来找维托·考利昂。他们需要卡车和送货员把他们的货分散到纽约市的各个角落去。需要为人可靠、作风谨慎、又有一定的决心和力气的送货员。他们使用维托·考利昂的卡车和人员也愿意会钱，付的钱很多。维托·考利昂干脆大大削减自己的橄榄油生意，简直等于把自己的卡车全部供给违禁贩酒的走私商随便使用去了。尽管这些先生们在提出他们的建议的同时也附带提出了一个软绵绵的威胁，维托·考利昂还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为在当时，维托·考利昂已经是一个十分老练成熟的人了，他并不因为对方提出了威胁而感到受了侮辱，也不因为对方提出了威胁就勃然大怒，而拒不接受有利可图的建议。他把对方提出的威胁掂量了一下，发现没有实际内容，蠢到了在不必使用威胁的问题上，竟使用威胁。这是值得在适当的时候认真思考的有用的情况。 　　他又发财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从中得到了知识，门路和经验。他高高地堆叠起可靠的契约，就像银行家高高地堆叠起证券一样。经过随后几年的演变，事情很清楚：维托·考利昂不仅是一个有才能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特殊天才。 　　他自愿充当那些在自己家里私开酒店的意大利家庭的保护人，这些非法酒店以一玻璃杯十五美分的高价把威士忌卖给单身汉工人。在哥伦布夫人的最小的儿子举行坚信礼时，他当了这个孩子的教父，还拿出一块二十美元的金市这样可观的礼物。同时，因为他的一些卡车给警察局拦住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劲科·阿班旦杜就雇了一个在警察局和司法部门都有很多后门的高明律师。走后门塞包袱的系统建立起来了。不久考利昂组织就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发报酬的“清单”，其实就是每月应领报酬的官员的名单。当律师因花费太大而感到抱歉，并竭力想把名单压缩下来的时候，维托·考利昂一再要他放心。 　　“不要压缩，不要压缩，”他说，“把能放上去的人都放上去，哪怕有些人眼下帮不了咱们的忙也要。我是相信友谊的，我也愿意首先表示我自己的友谊。” 　　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利昂帝国越来越大，卡车越来越多，“清单”也越来越长。另外，直接为忒希奥和克莱门扎两员干将工作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了，整个机构变得过分庞大而难于控制。维托·考利昂终于炮制出来了一套组织体系。他给克莱门扎和忒希奥都送了个“司令”的头衔，而在他俩手下工作的人员都分别授予不同的军衔。他把劲科·阿班旦杜任命为参谋。他在他自己和任何具体活动之间安插了好些绝缘层，他要下一道命令时，就单独下给劲科或两个司令中的任何一个。他在给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下达命令时，旁边难得有第三个人作见证。然后，他把忒希奥这一帮人分出来，让他们负责布鲁克林区。他还要忒希奥本人从克莱门扎那里边分出来。几年来他的具体作法表明：除非绝对必要，他不愿意这两人互相交往，哪怕是一般社交上的交往也罢。他把这一点向比较有头脑的忒希奥解释了一下。忒希奥马上明白了他的意图，不过维托解释说这是一种免得触犯法律的安全措施。忒希奥明白，维托不愿意他的两个司令有任何机会串通在一起来反对他；同时忒希奥也明白，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恶意，仅仅是一个战术预防措施。从另一方面说，维托让忒希奥在布鲁克林区独立活动，而却把克莱门扎的布朗克斯封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克莱门扎这个人尽管表面上嘻嘻哈哈，但他有勇无谋，也比较残酷，因而需要严加管束。 　　大萧条增加了维托·考利昂的实力。实际上也大致在这个时期，他获得了“考利昂老头子”这个称号。老实人在全市到处求爹爹告奶奶地想找个老实工作，结果到处碰壁，讲究体面的人也降低了自己及其家属的身份，去从一个可鄙的官僚机构那里接受官方的施舍。但是，考利昂老头子的人，昂首阔步，在大街上耀武扬威：他们的衣袋里塞满了钞票，也不怕失业。甚至考利昂老头子本人，虽然一向是最谦虚的，也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自豪情绪。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的世界，他自己的人民。他对于那些依靠他的人，为了给他效劳而汗流浃背的人和冒着坐牢、冒着生命危险的人，向来是有求必应的。当他的一个雇员由于某种不幸而被捕下狱时，这个不幸的人的家属就会得到生活补贴：不是勉强施舍一点点小恩小惠，而是这个人被捕前的原工资。 　　当然罗，这不是纯粹的基督教慈善救济。若不是最了解他的知己朋友，人们真会把考利昂老头子叫做下凡的圣人。这种大方行动的背后是有私心的。被关进监牢的雇员心里明白：只要他守口如瓶，他的老婆孩子就会得到照顾。他还明白：如果他不向警方吐露真情，那么等到他出狱时，就会受到热烈欢迎。家里也会有宴会在等着他，有山珍海味，还有家里做的小包子、葡萄酒、各种糕点；他所有的亲戚朋友也会聚集在那儿，欢庆他恢复了自由。在夜间的什么时候，劲科·阿班旦杜参谋，或者老头子本人，也会登门拜访，向这样的忠诚战士表示敬意，为他的健康干一杯，临走时还会留一大笔钱作为礼物，这样他就可以同他的全家安安逸逸地过上一两个星期，然后再上班干活。这就是考利昂老头子对人的无限的同情和入微的体贴的表现。 　　就是在这个时候，老头子有了一种看法，认为他管理他自己的世界，比他的敌人管理这个更大的世界要管理得好得多，而这个更大的世界却连续不断地挡着他的路。这种认识是附近一带经常找他帮助的穷人培育起来的。比方找他帮忙给小孩安插一个工作，或把小孩从监狱搞出来，或借一点钱以解决燃眉之急，或向那些毫不讲道理的、硬向失业的房客催收房租的房东说说情。 　　维托·考利昂老头子对他们全都帮过忙。不光是帮忙，而且还是怀着善意去帮助他们的，每次总要说些鼓励的话，以打消他所给的救济对人的自尊心的刺伤。当这些意大利人对于该选谁到州立法机关、市政机关或国会去当他们的代表的问题感到为难而拿不定主意时，就来征求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教父考利昂老头子的意见，这是挺自然的了。这样，他也就成了政治上的权威人士，许多讲究实际的政党头目也都来征询他的意见。他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权威地位：他帮助出身于穷苦的意大利家庭的聪明孩子上大学，这些孩子将来就是律师，地方代理检察官，甚至也可能是法官。他以一个伟大的领袖所应有的那种高瞻远瞩的气魄，为自己帝国的发展提出了宏图远景。 　　禁酒法的撤销，使这个帝国受到了一蹶不振的打击，但是他早就采取了预防措施。一九年，他派密使去找控制着曼哈顿全部赌博活动的权威人物：此公的名字就叫萨尔瓦多·马冉查诺，是纽约地下世界的大亨、超级重型大炮、或者重型炮弹。考利昂集团密使向马冉查诺提出建议，要建立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平等的伙伴关系。维托·考利昂凭着他的组织系统，在警察部门和政界的后门，能够向马冉查诺的活动提供强大的保护伞，并使其具有新的力量向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这两个区扩展。但是，马冉查诺是个目光短浅的人，对考利昂的建议竟嗤之以鼻。赫赫有名的阿尔·凯普是马冉查诺的朋友，而且他也有自己的组织系统，自己的人马，再加上雄厚的战争基金。他容忍不了这个暴发户。这个暴发户，就他的声望来说，与其说是一个黑帮干将，还不如说是议会里善辩的议员。马冉查诺的拒绝触发了一九三三年的大战。这次大战改变了纽约市地下世界的全部结构。 　　乍看双方实力，似乎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萨尔瓦多·马冉查诺有强大的组织，又有强大的武工队员。他同芝加哥方面的凯普是朋友，可以指望那里的支援。他同塔塔格里亚家族的关系也很好，这个家族控制着全市的明娼暗妓和当时还很薄弱的毒品贩运活动。他也同强大的商业界领袖人物有政治联系，这些领袖人物利用他的武工队员去胁迫服装业的犹大联合工会会员和建筑业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工会会员。 　　面对这一强大的敌人，维托·考利昂只能投入分别由克莱门扎和忒希奥率领的两支很小的、但组织得极好的队伍。他在政界和警方的后门，把支持马冉查诺的商业界领袖人物抵消了。对他有利的是，敌人缺乏有关他的组织的情报。地下世界也都不知道他的军队的真正实力，甚至错误地认为忒希奥在布鲁克林区是个独立的单干户。 　　但是，尽管有这些情况，仍然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直到后来维托·考利昂使出了自己巧妙的一着，才把力量对比拉平了。 　　马冉查诺捎信给凯普，要求他的两个枪法最好的人到纽约来，把这个暴发户消灭掉。考利昂家族在芝加哥有朋友，也有耳目，他们传递来的消息说：那两个带枪的刺客将乘火车到达。维托·考利昂立即派路加·布拉西去收拾他们。按维托的指示，这个怪人可以把自己最残暴的本性发挥出来。布拉西和他的人在火车站上接待了从芝加哥来的恶棍。布拉西搞到的一辆出租汽车开来了，当这两个恶棍上了车之后，布拉西同他的另一个伙伴也跟着挤了上去，手上端着枪，逼着那两个芝加哥小子躺在汽车底板上。出租汽车开到了靠近码头的一个仓库里。 　　那两个人，脚手都给捆了起来，还用小毛巾塞到他们嘴里，以防他们呼救。 　　然后，布拉西拿起斧头，对着一个就砍起来。他先把这个人的两只脚砍掉，接着又从膝盖上把腿砍断。再接着又从大腿与身子连接的地方把大腿砍了下来，布拉西是个力气极大的人，但是他也得把斧头抡好几下才能完成任务，当然那个倒霉蛋早已命归西天了。被砍下来的碎肉和流出来的血，把仓库地板弄得滑溜溜的。当布拉西回头准备收拾第二个的时候，他发现没有必要再劳神了。原来另一个刺客，由于恐惧而把（说起来简直不可能）嘴里的毛巾吞了下去，给噎死了。当警察力确定死因而进行尸体解剖时，才发现那个人的胃里有毛巾。 　　几天之后，凯普家族在芝加哥收到厂维托·考利昂发来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是：如今你知道了我是怎么对待敌人的。为什么一个那不勒斯人要干预两个西西里人之间的争执？如果你希望我把你当作朋友，那我就谢谢你，你有何要求，我都愿意为你效劳。像你那样的人一定懂得：如果能有一个朋友，他不要求你帮忙而能够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务，同时又准备在你将来遇到麻烦的时候帮你的忙，那就要有利得多。如果你根本就不希望同我交朋友，那就随便吧。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本市的气候是潮湿的，对那不勒斯人的健康是不利的。因此奉劝你千万不要来这里访问。 　　这封信里的盛气凌人的语气是精心设计的。老头子小看凯普一家，认为他们是愚蠢的、明码标价的亡命之徒。他得到的情报也表明，由于凯普明目张胆地飞扬跋扈，由于他爱炫耀自己的罪恶财富，早就失去了政治后台：老头子懂得，实际上也确信，失去了政治后台，失去了社会掩护，凯普的世界同别的势力一样，是很容易被消灭的。他知道，凯普正在走向毁灭。他还知道，凯普的势力尽管在芝加哥很可怕而义无孔不入，却没有超出芝加哥的范围。 　　这个战术是成功的，之所以成功，与其说是因为战术本身的残忍程度，还不如说是因为老头子的反应迅猛神速而令人胆寒。凯普，如果他的智力还管用的后，本该明白：进一步采取任何行动都是充满危险的。接受友谊，顺便还接受信中暗示要付的报偿，要明智得多。凯普送来信息说，他们不想再进行干预。 　　如今势均力敌了。维托·考利昂由于使凯普家族蒙受了耻辱，因而在美国地下世界赢得了极大的“尊敬”，六个月来，他运筹帷幄，从战略上打败了马冉查诺。他袭击马冉查诺保护的掷骰于赌场，查出了他在哈莱姆地区把赌注押在数字上的彩票赌博庄家，使他整整一天不仅赌不成钱，而且连唱片也没有放成。他全线出击，袭击敌人。甚至在服装中心，他也派克莱门扎及其部下去支持工会会员反对受雇于马冉查诺的武工队员以及服装公司的老板。他那出类拔萃的深谋远虑的将才和组织能力，使他在各条战线上都是胜利者。克莱门扎那种表面上嘻嘻哈哈，而实际上凶恶残暴的作风，由于考利昂利用得很妥善，也有利于扭转战局。接着，考利昂老头子把忒希奥兵团这支保留下来的后备力量派出去，专门收拾马冉查诺本人。 　　这时，马冉查诺速遣密使前来求和。维托·考利昂拒不接见，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把他们推开了。马冉查诺的士兵丢下他们的领袖四散逃命，都不愿意去为节节失败的事业白白牺牲。主办赌博的庄家和敲诈勒索的放债者都纷纷向考利昂组织交纳保护费。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最后一仗是一九三三年除夕之夜打的。忒希奥打进了马冉查诺个人防御圈，马冉查诺手下的文官武将急于休战，同意把他们的头头引向屠宰场。他们告诉他说，同考利昂的会谈已经安排好了，在布鲁克林区的一家饭店举行，他们陪着他，给他当保镖。他们让他坐在一张有格子花布的桌子旁边，愁眉不展地在啃一块面包。当忒希奥率领四个人一进来，他们就一个个溜出了饭店。处决进行得迅速而稳妥，马冉查诺的嘴里嚼碎了的面包尚未咽下去，他就给子弹打得满身窟窿。 　　战争结束了。 　　马冉查诺帝国并入了考利昂的势力范围。考利昂老头子建立起一套纳贡系统，让全体人员都留在他们各自的、分散在各处的赛马赌博登记站和把赌注押在数字上的彩票赌博点上。作为额外收获，他在服装中心的各个工会里也得到了立足点，这种立足点在随后的几年里终于证明是极其重要的。目前老头子总算把事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但他的家里却遇到了麻烦。 　　桑迪诺·考利昂，也就是桑儿，当时已经十六岁了，个儿高得出奇，足足有六英尺，肩膀宽阔，浓眉大眼，显得很有肉感，但却一点也不文静。目前，尽管弗烈特是个本本分分的孩子，迈克尔当然还是个刚学走路的娃娃，桑迪诺却经常闯祸，老是同人打架，学习成绩也不好。最后，克莱门扎因为是桑儿的教父，有管教的责任，在一天傍晚来找考利昂老头子，向他反映说，他的儿子曾参加过武装抢劫。这种愚蠢勾当，很可能演变到不堪设想的地步。桑儿显然是那一伙人的头头，参加抢劫的另外两个孩子是他的随从。 　　维托·考利昂很少发脾气，这次却忍不住了。汤姆·黑根在他家已经生活了整整三个年头了。他问克莱门扎，这个孤儿是否也卷进去了。克莱门扎摇摇头。考利昂老头子派了一辆汽车把桑迪诺接到他在“劲科纯净橄榄油公司”的办公室里。 　　老头子第一次遇到了失败。他大发雷霆，用西西里土语咒骂呆头呆脑的桑儿，发脾气使用这种土语比使用别的任何土活都更令人感到过痛。末了，他提了个问题： 　　“你哪儿来的权利去干这样的事？什么东西使你想去干这样的事？” 　　桑儿站在那儿，气鼓鼓的，拒不回答。老头子以轻蔑的语气说：“真愚蠢。那天晚上你抢了多少钱？每人五十美元？二十美元？你为二十美元去卖命，嗯？” 　　桑儿好像没有听到这些话，以对抗的态度说：“我见你枪杀了法怒其。” 　　老头子“啊”的一声倒在椅子上，他等待着。 　　桑儿接着说：“法怒其离开了公寓大楼之后，妈妈说我可以上楼回家了，我见你在上屋顶。我跟在后面也上去了。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守在屋顶上，眼看着你把皮夹子和手枪丢掉了。” 　　老头子叹了口气。 　　“好吧，那我就不能给你谈怎么做人了。难道你不想完成学业？难道你不想当个律师？要知道，带着公事包的律师比一千个带着枪和面罩的强盗都能窃取到更多的钱。” 　　桑儿对他龇牙咧嘴地笑了，然后躲躲闪闪地说：“我想进入家族业务。”他看到老头子的脸上仍然毫无表情，对他开的这个玩笑也没有耻笑，便马上又补充说：“我可以学着卖橄榄油嘛。” 　　老头子还是没有吭声，未了，他耸耸肩。 　　“每个人只有一个命运，”他说。 　　他没有补充说明：目睹法怒其遭枪杀这一事实，早已决定了他儿子的命运。他只转过脸，不动声色地说：“明天早上九点钟到这儿来，劲科会给你安排工作。” 　　劲科·阿班旦杜具有一个参谋必须具有的那种敏锐的洞察秋毫的能力，明白老头子的真正愿望。交给桑儿的主要任务是给父亲当保镖，这个职位也便于他学习当一个老头子的诀窍。这一措施把老头子的。教师爷的本领发挥出来了：他常常唠唠叨叨地说如何才能把他的大儿子培养成才。 　　老头子除了一再重复他那个“每个人只有一个命运”的理论之外，经常责备桑儿，说他动不动就勃然大怒。老头子认为，使用威胁乃是最愚蠢的自我暴露，事前不想一想就大发脾气乃是最危险的任性表现。谁也没有听到过老头子脱口而出地说过一句赤裸裸的威胁的话，谁也没有看到过他发脾气发得不能控制。就这样，他竭力把自己的戒律教给桑儿。他认为：人生中除了有一个敌人过高估计你的缺点，就再也没有更大的自然优势了。 　　兵团司令克莱门扎手把手地教桑儿打枪，挥舞绞刑刑具。桑儿不大喜欢使用意大利绳子，他美国化的程度太深了。他偏爱的是使用起来简单、直截了当、与人力无关的盎格鲁撒克逊枪炮，这使克莱门扎很伤心，但是，桑儿已经成了他父亲欢迎的伴侣了，为他开汽车，还帮他办很多小事。在随后的两年里，他显得好像是自然形成的、进入自己父亲业务的儿子了。他不大颖脱，不太急切，却满足于一个不费气力的工作。 　　同时，他那个少年时代的伙伴和半结义兄弟汤姆·黑根却要上大学了。弗烈特仍然在高中念书，幺弟迈克尔在念小学，最小的妹妹康妮还是一个刚学走路的四岁小女孩，全家早就搬到布朗克斯区的一栋公寓里去了。考利昂老头子正在考虑在长岛买一栋房子，但是他想把买房子的事同他正在拟定的计划协调起来。 　　维托·考利昂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美国所有的大城市都给地下世界的斗争打得个稀巴烂。好几十个地方爆发了游击战，野心勃勃的流氓一个个都拼命想割据，建立小帝国。像考利昂这样的人都在竭力保卫自己的“边疆”，保卫自己的生财之道。考利昂老头子发现报纸和政府机构正在利用这种乱砍乱杀的局面设法推行越来越严厉的法律，设法采取越来越残酷的警察手段。他预料，公众义愤很可能导致民主程序暂时停止执行，这对他和他的臣民可能是个致命的打击。他的帝国就内部而言，是稳固的。他决定先给纽约市，然后再给全国所有卷入战争的派别带来和平。 　　他对这个任务的危险性并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把第一年用于同纽约帮派的头目会谈，做做准备工作，摸摸他们的底，建议划分势力范围，并由一个组织松散的联盟协调会批准后，大家共同遵守。但是当时帮派大多，互相冲突的特殊情况也大多了，要达成一致协议是不可能的。就像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统治者和法典制订者一样，考利昂老头子认定，除非把独立统治的国家的数目压缩到一个容易处理的小数目，不然秩序与和平是不可能的。 　　有五六个“家族”实在太强大了，无法消灭。但是其余的，例如街道“黑手”恐怖集团，各行其是的敲诈勒索的放债集团，还有那些尚未得到司法当局的适当保护（也就是说还没有买通有关当局）的、强暴的赛马赌博登记者集团，都得统统滚蛋。于是，他发动了一场实质上是殖民地侵略性质的战争来对付这类人物，把考利昂组织的全部人力、物力都投入到这场战争里去了。 　　纽约地区和平局面的取得，花了三年时间，并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开始却有点倒霉。原来老头子早就决定要消灭的一群死心塌地的爱尔兰强盗，凭着他们拼死拼活的蛮劲，差点获得全胜。一个爱尔兰匪徒，凭着自杀的牺牲精神，有一天由于偶然的机会冲进老头子的警戒圈，瞄准老头子的胸膛打了一枪。刺客立即给子弹打得千疮百孔，但他造成的损失却成了既成事实。 　　不过，这一下却给桑迪诺·考利昂造成了机会。由于父亲动弹不得，他直接抓军队，组成自己的兵团，军衔是司令。桑儿就像一个年轻的、没有经过宣扬的拿破仑，表现出了领导城市战争的军事天才。他还表现了一种冷酷无情的作风，没有冷酷无情的作风是考利昂老头子作为统治者的唯一缺点。 　　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桑儿·考利昂获得了地下世界从来没有过的最狡猾、最残忍的刽子手的名声。然而，单纯就恐怖程度而言，同那个名叫路加·布拉西的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比较起来，他却大为逊色。 　　跟踪残余的爱尔兰匪帮，并单枪匹马地把那一伙扫除干净的就是布拉西。当那五六个强大的家族中的一个家族企图干涉，并充当那些零散的帮派的保护人时，为了杀一儆百而杀死这个家族的头头的，也是布拉西。另外，老头子伤好了，恢复了健康，就同这个家庭讲和了。 　　到一九三七年，除了小的事件和误会（当然这些小的事件和误会有时也会造成毁灭性的严重后果），总的来说，纽约市的气氛是平静而和谐的。 　　就像古代城邦国家的统治者用焦急的目光注视着野蛮部落在他们城墙周围游来荡去一样，考利昂老头子也密切注视着他自己那个小世界外面的事态发展。他注意到希特勒的上台，西班牙的陷落，德国在慕尼黑对英国进行的威吓。他没有受到外部世界的蒙蔽，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他明白这场战争的影响。他自己的世界将更加强大，坚不可摧，不仅如此，那些善于随机应变的、有远见的人们可以利用战争的机会大发横财。但是，要发横财，在他自己版图以内必须洋溢着和平气氛，而同时外部世界战争却疯狂进行。 　　考利昂老头子带着自己的信念走遍了美国。他风尘仆仆地到处奔走，与同舟共济的人们会谈，时而在洛杉矶、旧金山，时而在克利夫兰、芝加哥、费城，时而在迈阿密，时而在波士顿。他是地下世界的和平使者，到一九三九年，他比任何教皇都成功，在全国最强大的地下组织之间，达成了切实可行的协议。这项协议，像美国宪法一样，充分尊重每个成员在其本州或本市内的权威。协议包括的内容只是共同遵守势力范围，一致维护地下世界的和平。 　　因此，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于一九三九年爆发的时候，当美国于一九四一年参战的时候，维托·考利昂老头子的世界仍然处于和平、有秩序的状态，充分准备着同美国的其他工业部门，在平等的条件下共同收获金色的果实。考利昂家族插手向黑市供应国家物价管理局的食品印花、汽油印花，甚至旅游优先证。这个家族还可以帮助那些因得不到政府合同，因此就得不到原料供应的各被服公司搞到军方合同，同时又帮助他们搞到黑市原料。他甚至还能够给自己组织内部应征的全体青年弄到免役证，使他们不到海外去打仗。他是在医生的协助之下做到的，医生出点子，在体检之前先吃些什么药。另一种办法是把青年人安插在军事工业部门的免役岗位上。 　　因此，老头子有理由对自己的统治感到自豪。他那个世界对宣誓忠于他的人来说时安乐窝。他那个世界以外的那些相信法律和秩序的人们在成百万地死去。但美中不足的是他自己的儿子迈克尔·考利昂拒绝走后门，志愿为自己的国家去服役。使老头子感到诧异的是，他组织里面的另外几个年轻人也是这样。其中有一个小伙子试图向他的司令解释清楚，说：“这个国家一直待我很好。” 　　这，本来可能使这些青年要倒大霉。但是，他既然已经原谅了自己的儿子，他也就必须原谅别的年轻人，尽管这些年轻人错误地理解了他们对老头子和对他们自己的义务。 　　在第二世界大战结束时，考利昂老头子认识到他不得不再一次改变策略，不得不使自己更加适应外部世界的情况变化。他相信他自己能够在利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抱这种信念也是有理由的。使他走向正确道路的，是他体验过的两桩个人遭遇。在他的事业开始的初期，当时还很年轻的纳佐林也还只是一个烤面包师傅的助手，正计划着要结婚，前来要求他帮助。纳佐林同他未来的新娘（一个端庄的意大利姑娘）共同存了些钱，向家具批发商预付了三百美元。这个批发商让他们任意挑选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摆在漂亮而朴实的卧室里的两个装有镜子的衣柜，加上各种灯具，还有起居室需要的一套垫得很厚的沙发和扶手椅，上面蒙的是鲜艳的金钱花布。纳佐林同他的未婚妻花了整天时间在堆满家具的巨大的仓库里，高高兴兴地挑选他们中意的东西。批发商收了钱，他们的三百美元血汗钱揣进了批发商的口袋，他答应把挑选好的家具于本周内送到他俩已经租好了的一套房子里。 　　恰巧就在那一周，家具公司破产了。堆满了家具的巨大的仓库查封了，东西全给债主抵债。批发商躲开了，债主们对着空气发脾气吧，纳佐林，也是这样的债主之一，去找律师。律师告诉他说，若法院作了判决，所有的债主都能得到钱，不然，毫无别的办法可想。也许需要三年，到时候纳佐林的每一美元能收回十美分，还算是幸运的。 　　维托·考利昂以感兴趣但不相信的心情听完了这个故事，法律竟会允许这种抢劫行径，这是不可能的。那个批发商有宫殿似的豪华住宅，在长岛有房地产，还有一辆豪华汽车，而且还在供自己的几个孩子上大学。他怎么能够把贫穷的面包师傅的三百美元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又不把家具交给人家？为了把事情搞清楚，维托·考利昂叫劲科·阿班旦杜带着代表“劲科纯净”公司的律师们去了解一下。 　　了解的结果证实了纳佐林的故事。那个批发商把自己全部财产早就登记在他老婆的名下了。他那个家具店是个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他个人对公司没有法律责任。他明明打算申报破产，却收了纳佐林的钱，这表明他不讲信义，但是这种做法却是司空见惯的。根据法律，这是毫无办法的。 　　当然罗，在老头子手里，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地处理妥贴了。考利昂老头子派他的参谋劲科·阿班旦杜去找那个批发商谈话。正如所料，批发商马上明白了来意，于是安排让纳佐林去拿家具。下过，这件事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维托·考利昂来说，不啻为上了一堂亡羊补牢的课。 　　第二桩事更加具有深远的反响。一九三九年，考利昂老头子决定把自己的家搬出城市。像任何当父母的人一样，他也想要自己的孩子上比较好的学校，同比较好的朋友来往。就他个人来说，他想过郊区那种默默无闻的恬静生活，在郊区也便于隐姓埋名。他买下了长滩镇的林荫道房地产，当时也只有四栋新建的房子，但足够更多的人住。桑儿同桑德拉已经正式订婚了，不久就要结婚，其中一栋房子就是打算分给他住的。另一栋老头子自己住，还有一栋归劲科·阿班旦杜和他那一家人，还剩一栋，空着没人住。 　　搬到林荫道一周之后，三个工人开着卡车来了，看来是老老实实的三个人。他们声称是长滩镇的锅炉检查员。老头子的几个年轻保镖中的一个让那三个人进来，并领他们到地下室去看锅炉。老头子、老伴和桑儿正在花园里休息，欣赏那有海洋特点的空气。 　　令老头子感到非常扫兴的是，他的保镖喊他回去。那三个工人都是又高又大的粗壮小伙子，围着锅炉。他们把上面的零件已经拆下来了，摆得地下室的水泥地上到处都是。他们的组长是个爱指手画脚的人，粗声粗气地对老头子说：“你这个锅炉出毛病了。如果你要我们把锅炉修好，把零件都装配上去，那你得付一百五十美元的工钱和零件费；我们也就认为你的锅炉经过检查是合格的。” 　　说着，他掏出一张红纸标签。 　　“我们把这个签条贴上去，瞧，就这样贴上去，然后县里就不会再有人来找你的麻烦了。” 　　老头子感到很有趣。这一周是无聊的，平静的。他丢下正事，专门料理搬家到一个新地方所引起的琐碎家务事。他用音调不纯的英语问道：“如果我不给你开钱，我的锅炉会怎么样呢？” 　　那组长耸耸肩。 　　“那就让锅炉这样摆着，我们不管了。”说着，他指了指撒了满地的金属零件。 　　老头子胆怯地说：“你等一下，我取钱去。” 　　说罢，他去花园对桑儿说：“你听着，有几个人在修锅炉，我听不懂他们在要些什么。你去把这个事情处理一下。” 　　这不单纯是一个玩笑：他正在考虑把儿子培养成为自己的副帅。这是一个业务总管必须通过的几种考验之一。 　　桑儿的处理并没有使他父亲完全满意。方式也太直来直去了，大缺乏西西里式的微妙手腕了。他用的是大棒，而不是软而锋利的轻剑。桑儿一听那个组长的要求，马上就叫几个保镖把枪口对准那三个人，用棍子痛打他们的脚底。然后，又强迫他们把锅炉重新安装好，还把地下室打扫干净。他搜了他们的身，发现他们实际上受雇于一家总部设在萨福克县的住宅设备改良公司，他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公司的老板的名字。然后，他脚踢拳打地把那三个人送上了他们的卡车。 　　“下次让我在长滩镇再看到你们的话，”他警告他们，“我要把你们的睾丸割下来挂在你们的耳朵上。” 　　这就是桑迪诺的典型作风，后来他变得更冷酷、更无情了，把他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了他所居住的那一地区的全体居民。桑儿亲自访问了那个家用设备改良公司的老板，告诉他别再派任何人到长滩镇。考利昂家族同当地警察部队建立了经常性业务联系之后，他们就知道了所有这类控诉以及职业犯罪分子的罪行。在不到一年，长滩镇就成了美国同样规模城镇中犯罪活动最少的城镇，各种死心塌地的犯罪分子和巧取豪夺的职业诈骗分子受到了同样的警告，别在长滩镇招摇撞骗。第一次初犯，可以受到宽免；二次重犯，他们马上就会从人间消失。那些胡言乱语的打着家用设备改良招牌的骗子，那些走家串户的诈骗犯，也都受到了很有礼貌的警告：他们在长滩镇是不受欢迎的，如果某些有恃无恐的诈骗犯对警告置若罔闻，就会给打得几乎丧命。住在当地的无视法律和权威的小流氓受到了严父般的忠告：离开家乡，到别处去流浪。这样，长滩镇就变成了模范城镇。 　　使老头子印象深刻的是兜揽买卖的诈骗活动的合法性。显然，在这个诈骗猖獗的新天地里，是有他这样能干的人活动的余地的。而当年他还是一个老老实实的青年时，这个新天地对他是封闭的。他采取适当步骤，准备进入这个新天地。 　　就这样，他一直幸福地生活在长滩镇的林荫道，同时在不断地加强和扩大他的帝国版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土耳其人”索洛佐破坏了和平，把老头子的世界推入战争，把老头子本人送到了医院的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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