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谋杀


  谈判并没有很快就作出决议。我只好静心等待,一等就是几天、几个星期。勒菲蒂来到了荷里得,我和罗西开车把他送到迈阿密,他要在那里找人谈话。
  他说:“我想把那些老家伙全摆脱掉,他们不可能对我们干出什么好事。他们一个个七老八十,也不想惹那么些麻烦。孙尼叫我要他们歇着吧。我们也不要理他们。我们不能叫他们退休,那不好。他们失去了威信,我们还是他们的人。”
  勒菲蒂由孙尼指定为代理副官,他抓住了家族的权力。我尽量以个人的身份向他灌输点东西。我对他说:“杰里·吉利站在凯撒一伙人那边,是吗?”
  “那兄弟俩都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了,”他是指乔·吉利和杰里·吉利两兄弟。
  “谁是他的头?和哪些人在一起?”
  “和孙尼·雷德的一个叫特雷尼的人在一起,”他指的是反对派副官“阿尔奉斯·孙尼·雷德·英德利卡托”和“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一个给特雷尼一星期1,000块,另一个给3,000块。所以,他们得了势,就他们俩。这帮兄弟赚了大量的钞票。我们按规矩办事,未捞到钱。这是别人对我们说的。”
  “乔伊·马西诺还在搞咖啡买卖?”
  “是在搞。乔伊·马西诺有一帮好朋友,他们对我都很好。我们一起长大,一起共事。他知道哪一处势力大。”
  “乔伊去拜访勒斯蒂,是吗?”
  “啊,那是,他肯定会见他。他不知道墨拉目前的情况。他不能干涉。乔伊·马西诺在一两个星期以内要到那里去,他要把情况向勒斯蒂报告。”
  “那么说,孙尼会做正确的事。我看,谁也不会要对孙尼干什么不像话的事。”
  他对墨拉还大声责骂了一会。
  我说;“那末,他要反对你,不会是一对一地顶着干吧,这你是了解的。”
  “纽约城里的那个混蛋不会和我个对个地对干,因为我同他对个地干我会不顾一切的。就在南大街上,彼此就隔一个街区。你想要几支枪?两支?我们就上阵,对干。不是我死就是你死,要么两个都死。我一定会这么干,决不会后退一步,你可得记住。我要和孙尼在一起,表示敬意。”
  “那么勒斯蒂是知道的。”
  “嗨,我对你说吧,我们在打仗,是布拿诺家族成员之间的打仗。勒斯蒂是我的司机,因为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个二老板,开车的时候还得听我说:‘快往这边开……让我的窗户开着。’他开车还开得挺不错的。”
  但是,勒斯蒂还是很厉害的老板。勒菲蒂接着说:在家族之间打仗的时候,勒斯蒂在加拿大,打电话给勒菲蒂,叫他到那儿去。他连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告诉勒菲蒂,只是叫他去。
  “我有4个兄弟。他说:‘把箱子包装好。’我就去包箱子,上了飞机。带了两支手枪,到了加拿大,订了房间。他说:‘我要和那边拐角上3个人相见,注意观察动静。如果我发生什么情况,就冲上去,拐角上有警察,把他们干掉。’”
  “他让我在那儿一待就是6个星期,不准给家里打电话。幸好,那时候我那前妻对此表示了理解,从来不问我出了什么事或类似这样的问题。6个星期啊。现在我对新娶的老婆露易斯说:‘注意,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没看到我回家,不要向什么人大声嚷——他只是没有回家,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你想哭,你就哭你的好了。不要向什么人打听我在哪儿。也不要问我的妹妹,只管说:我丈夫就这么交待我的,这是他的命令。这就行了。’”
  “勒斯蒂知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对吗?”
  “啊,那是。他什么事儿都知道。这很麻烦。大家对此全都了解。”
  “多尼,注意听我说。汽车,你朋友的汽车。明天在福特·劳得戴尔酒店那里见我。”勒菲蒂说。是4月11日,星期六晚上。平时我这时已挂好了电话。
  “为什么,有什么事吗?”
  “你就少插嘴不好吗?我立刻就能把你取消掉。我要你一个人来。我不知道这么做以什么名义。我要和某个人一道。你能不能弄到那辆车子?”
  这是指罗西的四门林肯牌车子。“我想可以吧,为什么?”
  “多尼,不要说什么‘可以吧,为什么?’要直接说行,你到劳得戴尔那里见我。”
  “我当然弄到车。”
  “我本可以叫斯巴格提,可是我朋友和我都想要你来。我在设法与尼克接触,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冷淡下去。我在那旅店里还得待一天,然后从那儿走,好吗?”
  “好的。”尼克是勒菲蒂朋友,悌维尔旅店经理。
  “就这么定了,朋友。待会儿我再详细告诉你。我朋友想要你来,你和我们一道。我有事要干。如果你不愿意,不想来,也行,没问题。你回家去。不过,我还想叫你参加,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到了一些事,与你与我有关,知道吗?”
  “我知道你们谈些什么。”
  “我已经买了飞机票,10点钟起飞,德尔塔航空公司1051班机,一等舱,从肯尼迪机场起飞。明天下午12点半到达那里。你提前6个小时动身,从坦帕那里开车,驾驶那辆大车。到机场那里接我们。不要提前两个小时就到机场,我不想让人看到你。你好好计算一下时间,一直要到时候才进机场,不要早进去。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
  “我们一上车就走。现在,你想好了吗?我对你说过,如果你不想来,不想干,没问题,回去好了,没人说半个不字。我对你说,两个人,我和他,想叫你来,我完全负责。他问过我是不是想要你来,好不好?”
  “就这么办吧。”
  几年前,勒菲蒂就答应过,在适当的时候,他要带我一道搞谋杀。现在真的要动手了。
  近几个星期,我和他多次谈话。我把谈话内容串联在一起,把布拿诺家族相互仇恨的派别理了理,看看他们之间的摩擦会有什么不祥之兆。与勒斯蒂·拉斯苔尼结盟的有:萨利·法努吉亚,斯蒂夫·坎农顾问,孙尼·布拉克副官和乔·马西诺。反对勒斯蒂的有:凯撒·帮万特副官,“菲力普·腓利·鲁克·加科”副官,“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副官,“阿尔奉斯·孙尼·雷德·英德利卡托”副官以及他的儿子安托尼·布鲁诺·英德利卡托。
  孙尼像平常一样,对任何事都采取谨慎的态度,特别是有关对我的问题的谈判还在进行,他什么话也不同我讲。尽管他和我关系很亲近,但是他把家族的事放在首位,严格遵守纪律。如果我现在待在纽约,或许我会多了解一些情况。打电话时,个个都很谨慎地谈话。勒菲蒂一再向他暗示,事情全都要通到头头那里,使他懂得了:孙尼是各派力量的关键人物,尤其是他现在和桑多·特拉弗坎特结了盟。反对派的副官们担心孙尼的势力越来越大。
  我担心的有两大问题。第一,作为一个特工,我不能实际参与谋杀活动,不仅如此,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地阻止这样的事发生;可是,作为一个党徒,要你参加谋杀,你如果拒绝就一定失去自己的可靠性。
  另一个问题是:我并不住在佛罗里达的荷里得寓所里,根本也不在佛罗里达的任何地方,我是在家里。我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这几年来,家里的孩子们许多大事我大都没能参加。这个周末,我最小的女儿要施坚信礼。我的工作暂时都还很平静,所以我溜回家度周末。这天是星期六晚上,明天施坚信礼,星期天正是佛罗里达那里搞谋杀的日子。
  重要的事先办。我得去参加谋杀活动。从技术上看,我不是入盟党徒,可以拒绝参加,那么做无可指责;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如果拒绝,那么我自从1976年以来与党徒之间所建立的信誉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我尽管不去,他们的谋杀照样进行。我不知道谋杀的对象是谁,估计可能是反对派中的某个老练党徒,说不定是4个副官中的某一个。但究竟是哪一个,我摸不清,联邦调查局也提供不了情况。我不知道谋杀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时间。他们有可能直接下手,也可能先溜达一下,观察形势,等待时机。如果我和他们一道,至少我可以提前知道谋杀的对象是谁,这样好向我们的人通风报信,他们可以在大街上先把那人给逮起来。
  我给在坦帕的案件特工吉姆·基尼打了电话。他认为:我们唯一可以干的是,从我到达迈阿密的时候起就派一个监视组对我监视。我和勒菲蒂及其一伙混在一起,如果在了解谋杀的对象是谁以后,时间允许或许可以打个电话。要么,如果不能立即知道谋杀对象,监视组可以尾随我们,直到最后可能的机会,等我发个信号或什么的,他们就可以以违反交通规则或别的随便什么理由来阻止我们。他们可以说,他们认识我们这些党徒,问我们这些人在一起行动,要干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干扰党徒的活动很正常,随时都这么做。这样,党徒们就不会怀疑有人告密,而又可能干扰他们,使他们取消谋杀。
  基尼要尽快建立一支监视组。我要尽快乘飞机赶到迈阿密。这个局面很难预料会有什么结果。监视组可能盯住我们,也可能跟踪不到。跟随勒菲蒂的人个个都带有枪,执行开枪的任务有可能落到我的头上。如果监视组没有跟踪到我们,我们去干谋杀,开枪的任务由我来执行——我可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面临过这种形势。
  但是,在很久以前,我曾经想过,一旦面临这种可能出现的形势,我就自己做出一个决定:不论纪律怎么要求,如果对象是歹徒,在他和我之间,只能是他死。
  我给罗西打了电话,把情况向他做了说明:我要乘飞机到迈阿密,他要把大车开到迈阿密,把汽车留给我用。然后,他再乘飞机返回到坦帕。
  现在我不得不把情况告诉家里:我不能参加女儿的坚信礼活动。家里将有一屋子的亲戚和朋友,亲戚们来自各地。就是我妻子也不知道,我现在卷进布拿诺家族的风波已有多深。
  我先要向妻子说明情况:我接到了电话,要我立即赶到迈阿密。我没有对她说明详细情况,因为我不想给她增加顾虑,她本来就已经够担心的了。但是,她听到了我和特工基尼的谈话,因此知道歹徒要我去杀什么人。
  我对她说:我涉及到的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一定要去,因为有人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只要有可能就要阻止谋杀发生。这次行动中,有许多人在对我抱着希望——这是老生常谈。除此以外,我能劝她的就是要她别担心。在这样的时刻、谈这样的事.我一向连话都说不好。
  她既愤怒又害怕,对我大声吵嚷、哭哭啼啼。她恨联邦调查局,怎么能把我放在那样的位置上?谁去那儿保护我?为什么要我去干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不叫没有老婆孩子的人去干?她浑身在哆嗦。
  自从车祸以来,这是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我最小的女儿这年14岁。我和她坐在一起,对她说:我不能参加她的坚信礼庆祝活动,因为我工作中有事要干,我有责任去工作,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她哭着说:“爸爸,我希望你别走,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当时她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要是走,她会发狂的;不过至少还有爷爷在她身边保护她。
  我要立刻赶到机场,我实在别无选择。
  我到了迈阿密,驾着罗西送过来的汽车,开往福特·劳得戴尔机场,按规定,再过5分钟勒菲蒂乘坐的飞机就要到达。飞机到了,人们一个个地出了机场。我没有见到勒菲蒂,什么人也没见到。
  我给在布鲁克林的孙尼打了电话。“怎么回事,孙尼?他们一个也没有来呀。”
  “我们取消了。”
  “你说的取消是什么意思?”
  “你给另一个伙计打电话,他会向你解释的。”
  “他在哪儿?”
  “他在家,多尼。”
  我驾车回到了荷里得的寓所里,肚里的火气三天两夜也没法消除。我女儿在举行坚信礼,我都没有参加,而谋杀一事却完全是无稽之谈。
  我给勒菲蒂打了电话,他对我说:他去了机场,又应要求回到了孙尼那里。孙尼说取消了。他说:“因为太晚了,没来得及告诉你,因为你已经开车出了坦帕。”
  本来的谋杀对象是腓利·鲁克。他们取消了计划,因为腓利是一个人来的。他们想把3个副官集中在一起干。如果一次干一个这个做法不明智。
  “对不起,朋友,”勒菲蒂说。
  “这没什么。怎么搞的,你也没能和我通一下气,竟然发生这种事。”
  “我知道,就这样吧。”
  “顺便问一下,如果有这事,会成功吧,对不对?”
  “这事儿我不能说。”
  “我只是说——”
  “不,这事儿我不能说。如果他们要我干,你知道……。”
  “勒菲蒂,下一次叫我干什么可不要说:‘你不一定非干不可’这样的话。我们要有什么事要干,我就干。不要有这种感觉:我会不干什么事。”
  “不过,你有选择的余地。”
  “有什么选择?我们在一起干嘛。我可不想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安托尼·菲什先生·拉比托”是个胖乎乎的老练党徒,身高大约5英尺9,体重250磅,一脸的肌肉。他曾经营过海味食品饭店。他是个单身汉,在曼哈顿东五十三大街411号有个寓所。其他的党徒常常带着女朋友到他寓所里逗留一两个小时。他是孙尼的朋友。孙尼说:当你处在,比如说,打仗的时候,你在街道上有事情要干,那么你和拉比托这样的伙计有接触,和他在一起,总是有好处。
  流产的谋杀两天过去以后,这天是4月13日,勒菲蒂给我打来了电话。
  “多尼,注意听我说,好好听。我要和人出门,连电话也不能打。如果一切进展很顺利的话,你在纽约就是响当当的了。懂吗?”
  “是,我懂。”
  “你不懂什么意思。”
  “我刚刚说懂,你就——”
  “这次出门可能要两个星期,也可能很短。这是我出门前最后一次对你说话了,马上我就要上车。不要给另一个人打电话。”
  “好的,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他只要我给一个人打电话,那就是露易斯。他要我一天给她打两次,以免她有什么问题。一次打电话在下午6点,即她下班回家的时候;另一次在晚上11点,她睡觉的时候。还要我给她1,000美元,作为她生活费用。
  “你务必要帮我的忙,尽量别走远,这样一旦真有什么事,我们可以知道在哪儿和你联系。换句话说,比如我有事要用一下俱乐部。明白吗?”
  “明白。”
  “因为我要出街道搞工作。”
  我提醒了在纽约的案件特工杰里·罗尔。一个监视组看到了勒菲蒂和露易斯离开了寓所,上了车,开往拉比托的住所大楼。勒菲蒂提着棕色纸袋下了车,进了拉比托寓所。露易斯开车走了。
  一直等了5天,勒菲蒂才有电话来。我终于了解到:他们的会谈让我过了关。
  “我刚刚从布鲁克林回来,”勒菲蒂说,“一切都很好,我们没事,我们胜利了。”
  “好呀,太好了。”
  “可是,这些狗娘养的,一个个都在饮酒作乐。他们以为我的力量削弱了,你知道吗?我什么时候有损失?这帮混蛋弄得我精疲力竭。因此,个个都在庆功。”
  “他们是疯了还是怎么的?”
  “连迈克·沙贝拉也是。他不知道我了解情况。他还在说:‘真可惜。不过我接受了他妻子的珠宝。’”
  勒菲蒂把他妻子的珠宝作为抵押贷款。
  “他会大吃一惊吧,唔?”我问。
  “真想不到,这些混帐。等我明天和布拉克斯坦再谈。他知道他们以为我的力量削弱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事儿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布拉克斯坦就是孙尼·布拉克。
  勒菲蒂说:“他们不知道,再过一两个月,他们自己会大大吃惊的。我把消息告诉你,朋友。谁也不会再找你麻烦。等那人一出来,你就会是好样的。”
  “啊,是吗?”
  “我始终和你在一起。说来实在令人惊讶,他也站在你这一边。”
  “是布拉克斯坦?”
  “是他。”
  “真好。”
  “由于我这一个星期做了努力,到今天晚上,你的情况大大地好多了。”
  “比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好多了,是吗?”
  “局势的变化是没有完了的时候,我不能说得太详细。现在你到处转转,你想打谁的嘴巴,你就打好了。打谁都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打谁都行?”
  “对,打谁都行。我到了你那里,你打了谁就把他指给我看。多尼,你现在可真让人刮目相看啊。布拉克斯坦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他要我在迈阿密那里接他。在那里他可以把会谈的结果情况向我作更多的介绍。
  “帮我一个忙,”他说,“叫托尼给我带一条领带,一件衬衫。不能穿得像宾夕法尼亚州的乡巴佬,我要穿得笔挺笔挺的。”
  他让露易斯接过电话。
  “你好,多尼,明天打算干什么?”
  “像往常一样过星期天。”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晚餐吃点什么?”
  “还不知道呢。”
  “明天是复活节呀。”
  “我知道。可是,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再在一起过复活节呀,你知道吗?”
  “啊,我们来安排。”
  我对最近一些电话的内容开始作一番思考。如果勒菲蒂或孙尼再把事情凑到了一起会出现什么情况?在P.J.克拉克饭店那一回,我和拉里·基顿在一起的时候,拉里被人识别出来,暴露了特工的身份,这事有人告诉了勒菲蒂;什么时候他们会得到芝加哥党徒的消息,说托尼·坎特是个特工呢?回头再想一下,在布鲁克林的吉里店铺里,我曾经逮捕的那个家伙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在大街上碰到我把我认出来呢?还有代号ABSCAM行动中的那艘船,目前又有罗基这件事。
  在党徒里,正是亲密的朋友会杀掉你。我成天和勒菲蒂待在旅馆里,一天24小时不离,稍有一点疏忽就会被觉察。我好比在枪林弹雨之中,时刻要巧妙地躲开。
  我和罗西在迈阿密机场接到了勒菲蒂。在谈判中,墨拉及其一伙失利,我很顺利。
  “事情了结了,”勒菲蒂说,“不再谈了。他们失败,到处都是失败。纽约、迈阿密、芝加哥——到处都失败。注意罗,我花了5天时间,干了我该干的事,就是为了这个。”
  “太好了。孙尼现在高兴吗?”
  “别提,高兴得像鲁娜公园大放光彩。是啊,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大家都很满意,我很高兴。”
  “对了,勒菲蒂,我们忙这么多日子,不就是为了有这么一天吗,对不对?”
  “我们受些损害,就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钱不多。但是,我们今天有了权力。我宁可要权而不要钱。这些家伙都弄到了钱,可是他们不知道要钱干什么。他们到哪儿?谁也不受他们管。他们还有他们的副官。可是副官们又找谁啦?”
  “那帮人仍然归勒斯蒂管吗?”
  “谁都归勒斯蒂管。全国都是这个章程,到处一样。老板只能有一个。”
  “是这样吗?”
  “谁也代替不了他。”
  我们到了悌维尔旅店的钢琴酒吧。勒菲蒂对我们说:他、孙尼、乔伊·马西诺以及尼基·桑多拉在纽约“为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他说:他们把各方“拧在了一起”;作为回报,委员会对他们明确表示,勒斯蒂将继续当家族老板。
  勒菲蒂在那5天中,他究竟“为街道工作”、或是为委员会或者是为类似这样的工作干了些什么,我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派了监视组对他监视了两三天,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因此他们取消了监视——他们的人力有限,并不能对每个人进行长期地监视。我估计这可能与谋杀有关,因为他们所干的事处处都是典型的谋杀做法:街道上行动的诡秘,所有重大问题在会谈中提了出来,然后全都报到了头头那里,并且在事实上得到了解决。最后,整个决定都得到了代表各家族的委员会的认可。我认为,勒菲蒂进拉比托寓所夹带的纸袋里面装着枪支——以这种方式带枪是很普通的做法。
  我不好直接问他们。作为一名联络党徒,我大概也有足够的经验,对某些事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分析出别人对我所说的话,而且正如勒菲蒂喜欢说的那样“别理它”。
  尽管事事所指都与谋杀有关,但是我并没有想到有什么人失踪,也没有有关尸体的任何消息。
  我们坐着听勒菲蒂说话。他谈到家族中各派之间的麻烦事儿,大骂墨拉,以及党徒中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暴力事件。
  “勒菲蒂,”罗西说,“我知道大家都想赚钱,可是当一名老练党徒究竟有什么实惠?”
  “你在开玩笑?什么……多尼,难道你什么都没有同这位伙计聊过吗?托尼,当了老练党徒,你可以撒谎、可以欺骗、可以偷盗、还可以杀人——这一切统统都是合法行为。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任何人都不能说三道四。哪个不想成为老练党徒啊?”
  纽约那伙人中,有几个到这边来玩一玩。罗西想用投币式公用电话,没有零钱。他问一位伙计,是纽约一个退休的侦探,问他有没有1个美元的零钱。
  “就用这些,”那位前警察递给罗西4枚紫铜色金属圆片,大小和25美分硬币相同。“这东西很管用。”他说:纽约那里有几个伙计有大量的这种假货币,全是10美分一枚,多达550美元。
  罗西打电话时用了1枚,后来把剩下的3枚交给了联络特工。
  第二天下午,我们坐在悌维尔旅馆的游泳池旁。勒菲蒂对我们抱怨不停,说我们工作进展不快。他想在海滩那里搞个娱乐场子,显示气派。他说:“我们立即就动手,因为我老了,累了。”他对什么都埋怨。“答应要搞个赛马场,可是自己给自己下不了台,吹了;答应要搞拉斯维加斯之夜,砸了锅;答应要搞个宾戈赌场,见了鬼。”
  罗西到里面去了以后,勒菲蒂抱怨说:罗西工作不带劲,我没有很好地对他督促。他又连续谈了一个小时。大约在4点的时候,他说:“我要上去休息一会儿,这样晚上出门时还有精神。”
  几分钟以后,罗西回来了。“你想不到我干了些什么。我打开了空调,把开关切断了。”
  “简直是胡闹,”我说,“等会儿他会一路跑一路大吵大叫到这儿来。我又不到他那上面去,因为他又要罗哩啰嗦一大堆。”
  勒菲蒂不喜欢开空调。夏天里,无论是在纽约,或是坦帕,无论在汽车里还是在旅馆里,他都不许我开空调。他经受不了空调吹进的冷风。在最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开车到处跑,只是开车窗。我们经常争执。我要把空调开着,他就要关。我身上大汗淋漓,他根本就没有汗。我说:“待在车里,你怎么就不出汗呢?”他就回答说:“啊,只把车窗开着,用不着开空调。”
  住旅馆时,我们总是住在同一套房子,他总要得感冒。有时候,即使是在夏天,他也要把房间的暖气打开。他总是说:“这儿太潮湿。”我说:“勒菲蒂,你妈的真怪,这简直是要人命。我要调个房间。”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英国奥佛香烟。如果他高兴,你可以把房间的窗户打开。
  这一次,我们住在顶层公寓的一套房间里,3个人住在一起。后来,我和罗西进了房间。
  “多尼,你真混蛋!这是你干的好事!”房间里很凉爽很舒服,可他跺着脚在骂。
  “你说什么啦?”
  “你把这鬼空调打开了,而且又关不住!”
  “勒菲蒂,下午出去以后我根本就没有进房啊。”
  “你他妈的偷偷溜进来,干这桩好事,就要弄得我不快活。快叫修理人员来把它关掉!”
  “你干吗不关?”
  “开关不知弄哪儿去了!”
  罗西笑得不亦乐乎。勒菲蒂对我而不是对他大声斥责,他显然看不下去了。
  勒菲蒂还在数落:“我简直一刻也不能睡,两个小时冷得我上牙咬下牙!”
  “你自己怎么不叫人来修?”
  “因为这是你干的事!”
  “好,我去叫。”
  “今晚你别跟我一起吃饭。”
  “不去了,我自个儿吃。”
  这时候,罗西爬在地下,从沙发椅子下面把开关拿了出来,说:“在这儿。”他把开关放还原位,关了空调。
  房间里烟味太浓,勒菲蒂的盛气太浓,我无法忍受。我出了房间,罗西跟着我也出了门。我们站在大厅里。我说:“托尼,我回去,把那个混蛋一刀捅死。”
  “嘿,多——”
  “我实在对他忍不下去了。我要把他捅死,然后我们到游泳池那儿去,让别人发现那儿躺着个尸体。他们发现的是个党徒的尸体,谁管啦?”
  “咦,多尼,不能性急。”
  我有许多事心烦,平时每天还受这种窝囊气。罗西以为我真会那么干。我和勒菲蒂就这么在一起混日子。
  5月5日这天早上,我和勒菲蒂通了电话,这是例行公事的电话。从他说话的口气说明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完全属于正常的闲聊。说完就再见。
  到了晚上,我按惯例打了电话。露易斯说:勒菲蒂不在,她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第二天早上我又打了电话。露易斯说勒菲蒂还没有回家。她仍然一无所知。
  我给在纽约的案件特工杰里·罗尔打了电话,对他说:勒菲蒂不知去向。他说:他们接到两个知情人的报告说:3个布拿诺副官头天晚上被打死。3个人是:腓利·鲁克、孙尼·雷德和比格·特林。
  这3个人显然是应召到布鲁克林参加“和平会谈”,以弥补分歧,地点在一家有饮食服务的商业单位。我们的情报表明:3个人正是在这儿被害。目前尚未发现尸体。
  反对勒斯蒂·拉斯苔尼和孙尼·布拉克的核心人物突然一下子被干掉了。另一个主要反对派凯撒·帮万特由于受到武装指控而被关押在纽约纳塞县的监狱里。不过,有消息说:他已决定怎么也要投向孙尼那一边,而且还连同拉链分子一道投过去。
  3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勒菲蒂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刚刚到这里来了。”
  “同露易斯谈过吗?”
  “今天早上给她打了电话,谈了两分钟就行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因为她昨晚把我的衣服全都送了过来,满满一箱子。她把短裤给漏掉了。一开始她还哭。我说:‘哭什么,我已有了衣服。’”
  “我给了她1,000块钱,你看,因为我不知道究竟要待到什么时候。”
  他躲在拉比托的寓所里。他说:“在这儿还要待些时候,不过我先给你透点风声。”
  “我在听,你说吧。”
  “万事如意啊,我们胜利了。有几个小混蛋跑了,不过他们还回来。他们回来,我们给他们圣所。”
  “是吗?”
  “我们要你干的是:我们还打算再干一次。我和那个家伙日夜在一起,稍微耐心一点。”
  “是啊,我估计有什么事要干,所以我不停地给露易斯打电话。你不知道要外出多久?”
  “不知道。今天晚上我特别困。今天晚上余下的时间我要在家里待着。”
  “那么,你就待在家里?”
  “啊,一直待到有电话来叫我。你知道我说的话是关于哪一方面情况吗?”
  “知道。”
  “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那两个家伙外出到海滨去了——别提他们的名字。”
  “好的。”那是指乔·普玛和史蒂夫·玛鲁卡。
  “他们现在是我们的人了。多尼,现在你不要和我说话,想一想发生了什么事。”
  “是,好的,”我想象到谋杀。
  “你明白吗?”
  “我明白你所讲的意思。”
  “现在他们归我们了。那边天气怎么样?”
  “天气很好。什么都清清爽爽的,你可以过来。”
  “啊,我还要看看有什么情况。目前还不能去。我还得待在这儿。有什么事吗?”
  “你知道,我正在注意某些事,说不定值得干一下,可能弄到10,000块什么的。”
  “哈哈,那太好了,朋友。我们可以用一用。我正要付清那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所以我估计一下,要送去1,000块。”
  “她很感谢。”
  “我看,你可能还要出去再待五六天。”
  “那倒可能更长一些日子。因为明天是母亲节,大家都想回家,个个都闲着。明天早上我要去见他。”
  “你还得有一次行动。”
  “对。好了,再见。”
  3名副官被谋杀以后过了6天,“菲力普·腓利·鲁克·加科”的妻子向纽约的苏福克县警察局作了报告,提供了她丈夫失踪的情况。
  5月12日,星期二,勒菲蒂打电话对我说,孙尼要立刻见我。我对他说,我还有一两天时间清理一些业务,然后才能去见他。勒菲蒂说:“这事儿非常重要,你一安排好就尽快告诉我。”
  我在佛罗里达并没有什么业务要清理。但是,尽管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想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孙尼要召见我,有一两个原因。要么我去了被他们干掉,要么是同我谈谋杀的事,或许还有“另外一次行动”,仍然等着有人去负责执行。
  无论是哪一种使命,对我来说作一次安排都是至关紧要的,时间不能拖得太久。
  5月14日下午,我乘飞机到了拉瓜迪亚机场。一下飞机,我立刻就看到了我要找的特工比利·弗利恩。我默默地跟着他到了男卫生间,他悄悄送给了我一个装着发射机的袋子。我塞进了运动上衣的口袋里就走了出去。
  我租了一辆车,开到布鲁克林的格拉汉姆大道与威瑟斯街道那里。车子就停在影院俱乐部对面威瑟斯街道上,到达的时间大约是3点30分。我没有把车停在俱乐部前面,因为我想走一段路,观察一下街区的形势。
  近几个星期,我和总部的朱利斯·波拿伏龙塔保持了定期的电话联系。我和朱利斯在纽约曾一起搞过街道工作。搞隐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内部要有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他能对你以及你所处的形势有所理解。你不仅把他作为知己,和他谈心,而且他还有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为你周旋。对我来说,朱利斯正是这样的朋友。他能处理内部的一些政策,让我得以授权并得到支持。每遇到挫折我总是给朱利斯打电话,而且在碰到某种刻板的态度时,我总要说:“真令人难以相信。”
  在联邦调查局方面,他们在明白情况以后,经常能和我们的思想方法相一致。
  最近,朱利斯不断地注意我的情况。“你累了吗?常回家吗?你以为很快就能撤回来吗?”
  现在,对于谋杀方面的事,总部感到很紧张。他们得知我要和孙尼相见,有一两个人以为这是孙尼在对我设圈套,可能要加害于我。我说:“我是孙尼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害我?要我挺住的人当中,孙尼是其中之一。”朱利斯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孙尼并不会对我有什么企图。
  不过,大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紧张情绪。孙尼现在是反对派报复的对象。我紧跟着孙尼——因此,我也就成了一个被报复的对象。
  他们不仅要派一个监视组跟踪我,这倒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他们还想把特种武器袭击队的队员隐藏在屋顶上。我说:“你们这是疯了吗?在那个里弄里,孙尼住的里弄,你们能把持枪的队员送到屋顶上吗?我觉得,把队员们分散到街道上倒还可行。”
  技术安排的实际协调者是吉米·卡利斯特罗姆。这个安排包括监视组。我特别提出来,要求帕特·科尔根作为街道行动的督学员,负责监视组的工作。
  监视组在进出行动中并不仅仅处于被动地位,一旦出现了麻烦,他们就可以主动打入。这些特工大多数不认识我,只是见到过我的照片。他们不了解我的谈话方式,也不了解孙尼的谈话方式,再加上静电和干扰使传话不确切,监视组可能对谈话引起误解,过早地采取行动,对我们进行搜查,从而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
  对我来说,设立监视组比根本没有监视组更具有危险性。如果他们分散在那个里弄的街道上,某个队员要向某人通风报信,他首先到什么地方去呢?他首先就直接到影院俱乐部去告诉孙尼·布拉克,因为他是这个里弄的主要人物。
  我来到街区,朝影院俱乐部那里走。我知道监视组的人就在附近一带。我在注意他们,肯定他们已经各就各位。我受过训练,也有经验,能够看清大街上这一类的行动。我仔细观察,知道他们已经到位。我从来不认识他们,根本没有见过他们。他们一个个都是好样的。
  孙尼在酒吧间等候。外场上显得很平静。布比在玩电子弹球机;查利在酒吧后面;吉米·莱格斯也在那里。还有一个我不曾见过的伙计。他叫雷,我后来才知道他叫雷·威恩,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知情人,和乔伊·马西诺及孙尼在一起于事。1980年,那次对伊朗国王妹妹的住宅进行的偷盗活动流了产,其实正是威恩开枪打伤了自己的手。当时我们彼此并不了解对方的真实身份。
  我走进去,同孙尼·布比和吉米分别接吻拥抱——这都是正常的问候。“你怎么样?”“佛罗里达怎么样?”一切都很正常。孙尼要我到后室去。我们坐在牌桌旁。
  他开头就说:“你知道,我们已经干掉了3个家伙。他们完蛋了。迈阿密那里有可靠的人吗?”
  “有。怎么?”
  “因为有个家伙跑了。是布鲁诺。你知道安托尼·布鲁诺那家伙吗?”
  安托尼·布鲁诺·英德利卡托是孙尼·雷德的儿子。“我可能见过他,记不得了。”
  “我以为他到了迈阿密,因为他吸可卡因成瘾,每天要花费3,000美元的可卡因。他和那里的科隆坡家族成员有联系。我要你找到他,一旦找到就把他干掉。要当心一点,他一旦吸了可卡因,很疯狂。赤手空拳他算不了什么,可是他一旦有枪,你知道……。”
  “好的,我明白了。”
  “他在那儿可能和他叔叔J.B.在一起。如果你碰到他们俩,干脆两个都干掉,尸体就扔到大街上。要不要我派勒菲蒂和你一道去那里?”
  “你开什么玩笑?我宁可一个人干,动作还利索些。”
  “那两个家伙在海滩那儿,就是普玛和史蒂夫,你可认识他们俩?”
  “我认识。”乔·普玛和史蒂夫·玛鲁卡。“海滩”这个术语,他们用来指迈阿密一带。
  “你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样?”
  “乔·普玛,我见过几次,能说什么啦?他给我的印象并不是个敢说敢干的人。”
  “他们现在在那一带,心里很害怕。这对他们太难过了。他们的日子到了。我有许多事要做。”
  “孙尼,你了解我,我不提什么要求,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一带有两处倒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我要和我熟悉的几个朋友联系一下。一旦做好了安排,我们就能注意观察几天,看看有什么动静。”
  “好,你觉得什么方法好就怎么干。那末,我去那儿以后,你能在那儿弄到枪吗?我在那一带行动不能没有枪。我要两支。你能弄到两支枪吗?”
  “能,我们有两支枪。不过有一件事要求,我要了解一下那家伙的基本情况。”
  “我知道他,但我不能说得那么详细。他大概体重140至150磅,比你块头小,瘦削的脸,皮肤黝黑,样子像个意大利人。头顶光秃,他老是为此而抱怨。二十八九岁,小脸盘,是个最轻量级拳击运动员。是个危险的小子。他一吸了可卡因,简直就跟疯了似的。”
  “是个高手偷儿,嗯?”
  “喜欢女人。”
  “如果我碰到他,对吧?就找机会带他出去。我不一定要告诉你,征求你意见?”
  “不要,不要——当然是你行动你的。你带着他,就把他扔在大街上。”
  “那好,不用担心,我会干好的。”
  “我大概在下个星期或者什么时候到你那儿去,然后还得和老人谈一谈。那边你能找到合适地方?”
  “那边合适的地方很多。有悌维尔旅馆,有女人。那儿有一大批女人。”
  “那好,去那边的事就由你办。”
  “乔和史蒂夫现在和你在一起,是吗?”
  “是这样,因为干掉的伙计是他们的人(指腓利·鲁克)。这完全是在兜圈子。我们要把那一带封锁起来,局势很严峻。我有许多事要干。无论出现什么情况,能下手你就下手。这事儿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决于你。”
  我们到了屋顶喂鸽子。那儿已有个伙计在为孙尼牵拉电线。“今天把电视机搬上来。”他说。像所有别的老练党徒一样,他也非法安装了窃听装置。他有95只鸽子。他说:“95只当中,大约丢失了4只。今年冬天,我就要弄只取暖器,冬天就不再有鸽子会冻死。”
  他提到了安眠酮的事。他想要我带些样品到佛罗里达,看看有没有销路。他这些毒品每颗花费80美分,要求我们每颗卖到1个美元。
  我们下了楼,那个叫雷的伙计已经走了。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他是去给帕特·科尔根打电话去了。帕特是他和联邦调查局的联络人员,正巧也在负责跟踪我的监视小组。他给帕特打电话说:那个叫多尼的家伙刚刚从佛罗里达赶来,显然是孙尼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在一起又接吻又拥抱,很亲热。那家伙显然是大贩毒分子。
  我和孙尼过街到了卡布里咖啡馆,想喝清咖啡,吃奶油甜馅煎饼卷。我们坐在后面一张桌子旁。
  孙尼说,他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正在组建一队人马,这些人你可以睡在一起,完全信赖。”
  我问到了迈克·沙贝拉。
  孙尼说:“他以为我要削弱他的力量,但是我们在一起诚恳地谈了心。他说,他站到了另一方,是因为他们对他进行威胁。我对他说:‘你现在是我的人了。’他很高兴,会效忠我们。”
  孙尼说,谋杀的头一天,托尼·墨拉还说他要站到反对派那一边。谋杀的当天,孙尼给墨拉的叔叔阿尔·沃克打了电话,叫他到影院俱乐部来。他们让他坐下,每边站了一个伙计,吓得他一身冷汗,到后来听说了谋杀的消息。孙尼说:“他听到消息时,脸上吓得惨白,以为我们也要对他下手。但是我只当他面骂托尼,说托尼不是好东西,他最好要认清这一点,要亲自管教管教他。多尼,他表示同意了。”
  我问孙尼:由于乔·普玛和史蒂夫·玛鲁卡都是老练党徒,而我还不是。我现在让他们坐下来,对他们谈条件,他们对我会有什么感觉呢。
  “这一点不用担心。这么长时间你都是作为我的代表,他们会听你的话。我还要你见一见另外一个伙计,我要派他和你一道到那边去,以防你需要什么帮助。待会儿要不要见一见勒菲蒂?”
  “要去见。”
  “告诉勒菲蒂,叫他给萨利·喷特格拉斯打电话,让他10点钟到俱乐部来见我。你也来。”
  “萨利·喷特格拉斯·多塔维尔”是他们一伙人中的入盟成员。他有了“喷特格拉斯”这个称呼,是因为他办了两处汽车车身修配厂①。
  
  ① 喷特格拉斯:原文是paintglass,意为油漆玻璃。

  我离开布鲁克林,前往曼哈顿。车子开过大桥的时候,我后面有尾巴跟踪。那辆车子没有标记,车上一个黑人、一个白人。我感到很奇怪,但是我并不想摆脱他们。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估计他们是警察。我要到尼克鲍克村庄去。他们并没有任何行动,我也不再看到他们了。
  直到两年以后我在作证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是纽约警察部门的车子,警察在从事有组织的犯罪破案工作,而且自从谋杀事件发生以后,就一直对孙尼的俱乐部进行监视。当时他们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因此,他们和联邦调查局都同时在监视影院俱乐部,但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执行任务。
  勒菲蒂待在家里,感冒病了。我们坐在沙发椅上,我把和孙尼谈话的内容告诉了他。
  他说:“孙尼要你干什么,我已经知道了。他现在已经控制了家族。多尼,他让你去削弱布鲁诺家族的力量,我真感到高兴,因为老板们看到你能干一些工作这实在是好事。这是一份好差使。”
  “是啊,我也很高兴,勒菲蒂。”
  “那家伙可能还在那儿。他没有露面,是因为可卡因吸得太多,太厉害。”
  他给萨利·喷特格拉斯打了电话,安排了他和孙尼的会面。我说在回到布鲁克林以前,我还打算花一点时间去看看我那边的女朋友。
  “好吧,”他说。“我想和你一道到布鲁克林那边去。可是我病成了这个样子。”
  我真的回到了新泽西。在经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到80号公路对面的荷里得旅店那里,我碰到了特工吉米·科斯勒、杰里·罗尔和吉姆·基尼。我把这天下午发生的情况全都告诉了他们。从道理上说,谈话的内容发射机全都接收到并且录了音,但是我们对此并不抱多大希望,因此我想尽快把情报转述过去。我把发射机交给了他们,因为电池怎么说也用完了。
  我心里很高兴。我虽然还不是入盟党徒,但是我却分配到谋杀一个入盟党徒的任务。我要到迈阿密去告诉另外两个伙计,因为他们现在已属于孙尼管束。所有的老练党徒都看得分明,我和孙尼是多么亲近。在家族里,除了还在牢房的勒斯蒂·拉斯苔尼以外,孙尼正逐渐成为实力派。
  10点1刻的时候,影院俱乐部里的人济济一堂。孙尼把我介绍给萨利。他说:“萨利,多尼和我在一起。你怎么信任我,就可以怎么信任他。”
  萨利·喷特格拉斯身高大约5英尺9,身体很粗壮,可能比我大5岁左右。他肌肉结实,看样子脂肪过多,下巴倒很瘦弱。我们同意在3天以后,即5月17日,在哈伦代尔市的小意大利区乔·普玛饭店里会面。
  孙尼说:“十多年来,家族都由委员会控制,这是第一次我们自己掌握了家族的大权。多尼,注意那个家伙的行动。我要干掉他,否则他就要干掉我。如果不把那家伙除掉我睡觉都不得安宁,到哪儿去心里都不踏实。他现在是我们唯一的障碍。”
  第二天,我来到了影院俱乐部。我穿的还是在佛罗里达经常穿的棕色粗花呢甲克。
  “多尼,那身甲克就别穿了?”
  “怎么啦?”
  “看上去像个旅游者,就是在佛罗里达穿那种衣服我也觉得不好。到衣店里买点合身的衣服。”
  他带我到了一家衣店,店老板是他的朋友。我买了两件甲克,还买了几条宽松裤。孙尼说:“现在我觉得舒服些。”
  布比对尼基·桑多拉说,我要带一些安眠酮样品到佛罗里达去。到了俱乐部,尼基说他当天下午要就此事去见一个伙计。我正要出门去乘飞机时,布比说样品已送到布茨那儿,街对面卡布里汽车服务部。
  我们到了那里,布比从桌子里拿出一小包棕色纸袋给我。我揣在口袋里,去了机场。
  在布鲁克林——奎英斯公路上,有一辆车停在我的车旁。那是负责监视组的特工帕特·科尔根。他招招手,要我跟在他后面。我们停在靠近机场的路旁,我掏出了纸袋,打开一看,药片放在纸袋里的一只塑料袋子里。我们数了一下,共有25颗。我们在袋子上草签了姓名的首字母,注明了日期。科尔根带走了,交到了上面。
  我去了拉瓜迪亚机场,飞往坦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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