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不可免的事已臻成熟 　　拉拉半清醒半昏迷地躺在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卧室里的床上。斯文季茨基夫妇、德罗科夫医生和仆人在她周围低声谈话。 　　斯文季茨基家这幢空荡荡的房子沉浸在一片寂静、昏暗之中，只有在门对门的两排房间当中的一个小客室里，墙上挂着的一盏昏黄的灯照亮了过道的前前后后。 　　在这个地方，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不像在别人家里做客，倒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迈着沉重的步子走来走去。有时他朝卧室里看一眼，想知道那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然后又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经过那棵缀满了串珠的枫树，径直来到餐室。餐桌上摆满了没有动过的菜肴，每当窗外街上有马车经过或是～只小老鼠从盘盏当中溜过去，那些绿色的酒杯就轻轻发出一阵叮当的碰撞声。 　　科马罗夫斯基处于盛怒之下，各种相互抵触的情绪在心里翻腾。多么丢脸，多么荒唐！他怒不可遏。他的处境发发可危。这件事毁了他的名声。不过还来得及弥补，要不惜任何代价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必须快刀斩乱麻，如果风声已经传开，就得压住，得趁着种种流言刚一冒头就绪回去。另一方面，他再次感到，这个绝望、发疯的姑娘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与众不同。在她身上永远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然而，无论多么让人伤感和无法挽回，看来正是他毁了她的一生！她拼命挣扎，无时无刻不在反抗，一心要按自己的意志改变命运，开始全新的生活。 　　需要从各方面帮助她，也许应该给她租间房子，但千万不能再把惹她，恰恰相反，要避开她，躲在一边，不露任何痕迹，否则，她那样一种性格，还会干出可怕的事来！ 　　往后麻烦事还多得很呢！眼前这事木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法律是不宽容的。天还没亮，事情才发生了两个小时，警察已经来过两次了。科马罗夫斯基在厨房里和警察分局长作了解释，才把事情平息下来。 　　不过越往后越复杂。需要证明拉拉开枪打的是他，而不是科尔纳科夫。但是只凭这点，事情还不能了结。拉拉可以减轻一部分责任，其余方面还要受到法庭的审讯。 　　不用说，他正千方百计设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要是立了案，那就必须弄到一份可以说明拉拉行凶时已经丧失了自制力的精神病鉴定，争取把此案撤销。 　　经过这一番盘算，科马罗夫斯基才平静下来。黑夜过去了，白昼的光线从屋子的这一间照到那一间，就像一个小偷或者像当铺的估价人朝桌子和沙发椅下面察看似的。 　　科马罗夫斯基走进卧室，看到拉拉的情况并没有好转，便离开斯文季茨基家，坐车去找他熟识的律师——一位在俄国居住的政治侨民的妻子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沃伊特一沃伊特科夫斯卡哑。她那套有八个房间的住宅已经超出需要，经济上也无力维持，就租出去两间。不久以前有一间空出来了，科马罗夫斯基就替拉拉租了下来。几小时以后，仍然半昏迷的、浑身发热的拉拉便被送到那里。她由于神经受刺激而患了热病。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是个思想先进的妇女，反对一切偏见。照她所想和所说的来看，她对世界上～切“正当的和有生命力的”事物都同情。 　　她在五斗橱里保存了一份有制定者签名的《爱尔福特纲领昨。挂在墙上的许多照片当中有一张是她丈夫的，她称他为“我的善良的沃伊特”。这照片是在瑞士的一次群众游乐会上和普列汉诺夫一起拍摄的。两个人都穿着有光泽的毛料上衣，戴着巴拿马草帽。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一见拉拉便不喜欢这位生病的房客。她觉得拉拉是个装病的泼辣女人。她高烧时说的胡话，在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看来完全是假装出来的。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随时可以发誓，断定拉拉扮演的就是“狱中的格蕾欣”的角色。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有意作出种种过分活跃的举动，以此表示对拉拉的鄙视。她把门弄得砰砰响，大声唱歌，像一阵风似的在自己住的房子里走动不停，而且整天开着窗户透气。 　　她的住宅位于阿尔巴特街一所大房子的最上层。这一层的窗户，从冬天太阳偏转过来的季节开始，一直对着澄澈明朗的蓝天，宽阔的蓝天有如汛期的一条大河。整个住宅半个冬天都洋溢着未来春天的气息。 　　南方吹来的暖风透进气窗，在车站那一边拼命响着火车的汽笛。病中的拉拉躺在床上，用遥远的回忆消磨自己的闲暇。 　　她常常想起七八年前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的第一个夜晚。那是难以忘怀的童年。 　　当时，他们坐了一辆出租马车沿着无数条昏暗的街巷穿过莫斯科全城往旅馆去。迎面越来越近的和抛在后面渐渐远去的街灯，把佝倭着上身的车夫的影子投到房屋的墙壁上。影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很不自然的程度，遮住了路面和房顶以后便消失了，接着又重新开始。 　　昏暗中，天空响起莫斯科各处教堂的钟声，地上雪橇的滑轨响亮地驶向四方，就连那些吸引人的橱窗和灯火也同样让拉拉觉得震耳，它们似乎也和大钟、车轮一样发出声音。 　　房间里桌子上摆着科马罗夫斯基向他们祝贺乔迁之喜的大得出奇的西瓜，还有面包和盐，使拉拉眼花绦乱。她觉得这西瓜就是科马罗夫斯基权势和财富的象征。当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一声脆响把这带着冰渣和大量糖分的深绿色圆圆的怪物用刀切开的时候，拉拉伯得气都不敢出，但也不敢拒绝不吃。她费劲地咽着一块块紫红色、香喷喷的瓜瓤，因为激动有时就卡在喉咙里。 　　这是一种在着移的饮食和首都的夜景面前表现出的惶恐，不久后她面对科马罗夫斯基的时候又常产生这种惶恐，这使是以后发生的那种事的主要谜底。不过现在他已经完全变了，没有任何要求，丝毫不让拉拉想到他，甚至根本就不出面，而且总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极高尚的方式尽力帮助她。 　　科洛格里沃夫的来访，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让拉拉觉得非常愉快。这并不在于他那高大而匀称的身材，而是因为他身上带有一股活力和才华。这位客人用他身上的一切，包括炯炯的眼神和聪颖的微笑，占去了大半个房间，屋子都显得狭小了。 　　他坐在拉拉的床前，搓弄着两只手。他在彼得堡参加有一些大臣出席的会议的时候，和那些身居高位的老头子们谈起话来，就像面对一群调皮的预科学生一样。但是，现在他面前躺着的却是不久前他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一个如同自己女儿一样的人，对她也和对家里其他人一样，经常是忙得边走边交换一下眼色或者说几句话（这种简单而又很有表现力的交往方式，是特别令人神往的，双方都能体会）。对待拉拉，他不能像对成年人那样严肃和漠不关心。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同她谈话才能不惹她生气，只好像对待一个小孩子那样微笑着对她说： 　　“天哪，您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有谁要看这出传奇剧？”他停住了，开始端详天花板和糊墙纸上的斑驳水迹。过了一会儿，他略带责备意味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杜塞尔多夫有个国际博览会开幕了，是绘画、雕塑和园艺方面的博览会。我准备去看看。这屋里可是有点儿潮湿。您在天地之间还要闲逛多久？这里可不是舒服的地方。我只想告诉您，这位沃伊特太太是个十足下贱的人，我知道她。换个地方吧，您也躺够了。您病了一场也就算了，现在该起来了，另外换个住处，复习一下功课，把师范专修班读完。我有个朋友是画家。他要到土耳其斯坦去两年。他的画室用板壁隔成了几部分，依我看简直就是一套住宅。他似乎想连家具一起转让给一位合适的人。我可以替您办，您愿意吗？还有一件事，您得依照我的意思办。我早就想，这是我的神圣职责……自从莉帕……这是一点小意思，作为她结束学业的酬金…… 　　别这样，木行，请让我……您别拒绝……不行，请您原谅。” 　　不论她怎么谢绝，流泪，甚至像打架一样推推擦澡，他走的时候硬是让她收下了一张一万卢布的银行支票。 　　拉拉恢复健康以后，搬到科洛格里沃夫极力称赞的新住处。地点就在斯摩棱斯克商场附近。这套住房在一幢古老的两层石砌房子的楼上。楼下是商店的栈房。这里住着运货马车的车夫。院子是小鹅卵石铺的地，上边总有一层散落的燕麦和乱扔的稻草。许多鸽子在院子里到处走，发出咕咕的叫声。它们成群地扑响着翅膀从地上飞起来，高度不超过拉拉的窗户，有时还会看到一群大老鼠沿着院子里石砌的水沟跑过去。 　　帕沙非常痛苦。拉拉病重的时候，人家不让他到她跟前去。他该怎么想呢？照帕沙的理解，拉拉要杀的那个人对她是无所谓的，可是后来又处在她谋杀未遂的那个人的庇护之下。而且这一切就发生在圣诞之夜他和她在烛光下那次具有纪念意义的谈话之后！如果不是那个人，拉拉准会被逮捕并受到审判。他使她摆脱了危在旦夕的惩罚。因为他，拉拉才能留在师范专修班里，丝毫没有受到伤害。帕沙既苦恼又困惑不解。 　　拉拉病情好转后，把帕沙叫来，对他说： 　　“我不是好女人。你还不了解我，以后有机会再跟你细说。我难于开口，你看，眼泪让我端不过气来。你把我丢开，忘掉我吧，我配不上你。” 　　然后便是一幕比一幕更令人心碎的场面。那时拉拉还住在阿尔巴特街，所以沃伊特科夫斯卡妞一看到满面泪痕的帕沙，就急忙从走廊回到自己住的房间，倒在沙发上哈哈大笑，笑得肚子发疼，同时嘴里不住地说：“哎哟，受不了，我可受不了！这可真是…哈、哈、哈！真是个勇士！哈、哈、哈！” 　　为了让帕沙从斩不断的柔情当中解脱出来，彻底结束痛苦的折磨，拉拉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帕沙的爱情，说是并不爱他，但是说的时候又哭得那样伤心，让人无法相信。帕沙怀疑她所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不相信她的每一句话，打算诅咒并憎恨她，但依然发狂地爱看她，对她的每～个念头、对她喝水用的林子和她睡觉的枕头都感到嫉妒。为了不致发疯，必须迅速地采取果断行动。他们决定不再拖延，考试结束以前就结婚。本来准备在复活节后的第一周举行婚礼，但由于拉拉的要求又延期了。 　　三一节后的第一天，也就是圣灵降临节，他们举行了婚礼，那时他们已经确切地知道他们可以顺利结业了。婚事是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切普尔柯替他们办的。她是和拉拉同班毕业的同学杜霞·切普尔柯的母亲。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是个颇有姿色的女人，胸脯高高地耸起，嗓音很低，会唱歌，对什么事都喜欢添枝加叶。真实的事和迷信的传说，只要她一听到，便要添油加醋，把自己想象的东西添加进去。 　　城里热得怕人。当把拉拉送上“婚礼的圣坛”的时候，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面给她做临行前的打扮，一面用茨冈歌手潘宁娜那样的低音哼着曲子。教堂的级金圆顶和游艺场各处新铺的沙土，显出耀眼的金黄颜色。三～节前夕砍过的白禅树，枝叶上蒙了一层尘土，无精打采地垂挂在教堂的墙头，像被烧焦了似的卷成圆筒。炎热使人感到呼吸困难，阳光刺激得眼睛发花。四周仿佛有成干对的人举行婚礼，因为所有的姑娘都卷了头发，穿上鲜艳的衣服，年轻的后生们为了过节也都往头发上擦了油，穿着笔挺的黑西服。人们的情绪是激动的，大家都觉得很热。 　　拉拉另一个女友的母亲拉果金娜，在拉拉踏上通往圣坛的红地毡的时候，朝她脚下撤了一把银币，祝她日后生活富足；为了同一个目的，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告诉拉拉，当她戴上婚礼冠的时候，千万不要伸出裸露的手臂画十字，而要用一角技纱或者袖口的花边把手遮住一半，跟着又告诉拉拉应该把蜡烛举得高高的，日后可以当家做主。但为了帕沙的幸福，拉拉宁愿牺牲自己的前程，于是她尽量把蜡烛放得很低，不过还是没有用，因为不管她怎么想办法，她的蜡烛总比帕沙的高。 　　从教堂里直接回到由安季波夫一家人重新布置好的那间画室举行酒宴。客人们不断地喊：“苦啊，喝不下去。”另一边的人就大声应和着：“给点儿甜的。”于是这一对年轻人便含羞带笑地接吻。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为他们唱了喜歌《葡萄》，把当中的叠句“上帝赐给你们爱情和忠告”重复了两次，又唱了一首《松开你的发辫，散开你那淡褐色的秀发》。 　　人们散去之后，只剩下了他们两个，帕沙在这突然来临的寂静中感到不知所措。院子里正对着拉拉的窗户的柱子上亮着一盏灯。不管她怎么拉窗帘，仿佛一块劈得很薄的板子似的一线亮光还是从两扇窗帘的夹缝当中照了进来，宛如一个人在偷看他们。帕沙奇怪地发现，他的心思都在这盏灯上，甚至比想自己、想拉拉、想对拉拉的爱还多。 　　在这永恒之夜，被同学们叫作“斯捷潘妮达”和“红颜女郎”的不久前的大学生安季波夫，既登上了幸福的顶峰，也沉入了绝望的深渊。他那疑团丛生的猜忌和拉拉的坦率承认相互交替。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而随着拉拉一次又一次的回答，他的心一次比一次更往下沉，仿佛跌入万丈深渊。他那遍体鳞伤的想像力已经跟不上她所吐露的新情况了． 　　他们一直谈到天明。在安季波夫的一生当中，没有比这一夜的变化更惊人、更突然的了。清早起来，他已经全然变了一个人，自己几乎都奇怪为什么人们还像过去那样称呼他。 　　十天以后，朋友们还是在这间屋子里为他们送行。帕沙和拉拉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接到了到乌拉尔同～个械市工作的聘书。明天一早他们即将起程。 　　大家照例喝酒，唱歌，高声谈笑，不过这次清一色的都是年轻人，没有上年纪的。 　　在那道把作为寝室的一角并把客人同整个画室隔开的间壁后面，放着拉拉装东西的一大一小两个网篮、一只皮箱和一个盛食具的木箱。屋角的地上还放着几只口袋，行李不少，有一部分第二天早晨作为慢件托运。所有东西差不多都收拾妥当，但还没有完全装完。皮箱和木箱的盖子敞开着，里面还没有装满。隔一会儿，拉拉就又想起一件什么东西，于是把它拿到间壁后面放到篮子里，再把上边摆平整。 　　拉拉到专修班去取出生证和其他证件的时候，帕沙在家招待客人。院子的守门人陪她一起回来，带了一张包装用的银皮席和一大卷第二天捆东西用的结实的粗绳。拉拉打发走了守门人，在客人面前转了一圈，同这个握手寒暄，同那个互相亲吻，然后便到间壁的那边去换衣服。她换好服装出来的时候，大家拍手叫好，随后都入了座，像几天前在婚礼上那样的喧闹开始了。活跃的人忙着给邻座斟伏特加酒，无数只举着叉子的手伸到桌子当中去拿面包和盛冷热菜肴的盘子。大家纷纷祝酒，发出满意的嚷嚷声，争先恐后地说俏皮话。有的人很快就醉了。 　　“可真把我累死了。”和丈夫挨着坐在一起的拉拉说，“你要办的事都办完了吗？” 　　“办完了。” 　　“不管怎么累，我觉得精神很好。我感到幸福。你呢？” 　　“我也一样。我也觉得很好。说起来，一两句话说不完。” 　　科马罗夫斯基例外地被允许参加这群年轻人的晚会。快结束的时候，他想说这对年轻朋友走后自己会感到孤苦伶什，在他眼中莫斯科就会变成撒哈拉沙漠，可是心里一阵发酸，便咽起来，不得木重新开始被激动所打断的话。他请求安季波夫夫妇允许他给他fi］写信，允许他到他们尤里亚金的新居去拜访他们，如果他忍受木了分离的痛苦的话。 　　“那倒大可不必。”拉拉若无其事地高声回答，“什么通信啊，撒哈拉沙漠啦，这些话都用不着说。至于到那个地方去，您干脆连想也别想。没有我们，上帝也会保佑您日子过得一样好，况且我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帕沙，你说是不是？您运气好，一定能找到代替我们的新朋友。” 　　拉拉仿佛完全忘了正在和谁谈话和谈的什么话，似乎又想起了一件事，急忙站起身来到间壁那边的厨房里去了。她在那儿拆开绞肉机，把零件放进食具箱的几个空着的角里，再用稻草塞好。拆绞肉机的时候，她差一点让箱子迈上的一根大刺扎破了手。 　　她忙着装东西，又忘记自己还有客人了，对他们的声音也是充耳不闻，直到后来间壁那边爆发了一阵特别响亮的喧闹声，才提醒了她。拉拉这时想到，喝醉酒的人总是喜欢竭力模仿醉汉，显出那种既俗气又有意夸张的更厉害的酸态。 　　这时，从敞开的窗子传来院子里一个特别的声音，引起她的注意。拉拉撩开窗帘探出身子去。 　　一匹拴着绊腿绳的马正在院子里一瓶一颠地跳着。这匹不知是谁家的马可能走错了路，走到这个院子里来了。天色已近黎明，不过离日出还早。仿佛沉睡的阅无人迹的城市笼罩在清晨淡紫色的寒气中。拉拉闭上了眼睛。这阵异乎寻常的马蹄声，把她带到遥远的迷人的乡村里去。 　　楼下响起了门铃声。拉拉侧耳细听。有人从餐桌边走去开门。来的是娜佳！拉拉忙不迭地向她跑过去。娜佳是直接从车站来的，她是那么鲜嫩迷人，浑身似乎散发着杜普梁卡的铃兰花的芳香。这一对朋友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只是放声大哭，紧紧拥抱，几乎都让对方喘不过气来。 　　娜佳结拉拉带来了全家的祝贺、送别的话和父母赠送的贵重礼品。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用纸包着的首饰匣，打开裹着的纸，掀起盖子，递给拉拉一串精美出奇的项链。 　　响起了一片惊叹声。一个已经有些清醒的醉汉说： 　　“这是玫瑰红的风信子石。没错儿，紫色的，你们说是不是？这可是不亚于钻石呀。” 　　可是娜佳分辩说，这是带黄色的宝石。 　　拉拉让她坐在自己身边的座位上，把项链放在自己的餐具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放在紫色衬垫上的宝石光华夺目，烟娼生辉，有时像流动的水珠，有时又像一串纤巧的葡萄。 　　桌边有的人醉意已经慢慢消失了。因为娜佳人席，酒醒过来的人又喝了起来。大家很快也把娜佳灌醉了。 　　没过多久，整个屋子里的人都沉入了梦乡。多数人第二天还要到车站送行，所以留下来过夜。一半人随便往一个角落里一倒便打起鼾来。拉拉自己也不记得怎么和衣躺在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的伊拉·拉果金娜的身边。 　　耳边一阵很响的说话声把拉拉惊醒了。这是从街上到院子里来找那匹走失的马的陌生人的声音。拉拉睁开眼睛一看，觉得很奇怪——帕沙可真是闲不住，那么大的个子站在屋子当中没完没了地翻腾什么呢？这时，被当成是帕沙的那个人朝拉拉转过身来，她才看清不是帕沙，而是满脸麻子、从鬓角到下巴有一道伤疤的人。她明白了，这是贼溜进屋里来了，于是想喊叫，可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突然她想起了项链，悄悄地用手肘支起身子往餐桌上看了看。 　　项链就放在一堆面包屑和吃剩下的夹心糖中间，这个迟钝的坏家伙在杯盘狼藉的桌面上没有发现它，光是拿那些已经叠好的被单和衣服，把收拾整齐的行装弄得一塌糊涂。拉拉的酸意还没有完全消失，看不清当时的情况，只是特别可惜整理东西费的功夫。她气得想喊叫，可还是张不开口。她就用膝盖使劲顶了一下睡在身边的伊拉·拉果金娜的心口。随着伊拉·拉果金娜疼得变了嗓音的一声喊叫，拉拉也嚷了出来。小偷扔下裹着衣物的包袱，慌慌张张地从屋里跑出去。跳起来的几个男人好不容易弄清出了什么事之后，跑出去追赶，可是贼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场慌乱和事后的议论，成了大家都得起床的信号。拉拉剩下的～点点酒意已经完全消失了。不管大家怎么要求让他们再睡一会儿，躺一躺，拉拉坚决让他们都起来，然后很快给他们煮了咖啡喝，请大家都回家去，等到开车前在车站见面。 　　客人散去以后，拉拉就忙了起来。她麻利地收拾好一个个行李袋，把枕头塞进去，扎紧带子，央求帕沙和女看门人千万别帮忙，免得碍她的事。 　　一切都及时准备停当了。安季波夫夫妇一点也没有耽误。仿佛同送行的人手中摇动帽子的动作相配合，火车徐徐开动了。当人们不再挥手并从远处第三次向他们喊叫的时候（可能喊的是“乌拉！”），火车加快了速度。 　　一连三天都是坏天气。这是战争开始后的第二个秋天。第一年取得战绩过后，情况开始不利。集结在喀尔巴吁山一线的布鲁西洛夫的第八军，本来准备翻过山口突入匈牙利，结果却是随全线后退而后撤。我军让出了战事开头几个月占领的加里奇亚。 　　他过去叫尤拉，如今大家越来越多地用本名和父名称呼他为日瓦戈医生，此时正站在妇产医院产科病房门外的走廊里。刚由他送来的他的妻子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住在这间病室里。他同她告别后，正在等着助产士，想告诉她必要的时候怎么通知他，以及他如何从她那儿了解东尼妞的健康情况。 　　他很忙，急等着回自己的医院去，在这以前还要到两个病人家里出诊，可现在却在这里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眼看着窗外被一阵阵秋风搅乱的左右歪斜的雨丝，仿佛是风雨中田野里东倒西歪的麦穗。 　　天还不很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眼前看到的是医院的后院、洁维奇田庄几所住宅的有玻璃棚顶的凉台和一条通向医院楼房后门口的电车线。 　　尽管风很大，仿佛被落到地上的从容流淌的雨水激怒了似的，这愁人的秋雨却只管不紧不慢地下着。阵风不时地撕扯着凉台上爬满了的野葡萄藤上的嫩枝，似乎要把它连根拔起，在空中抖一抖，再像奶一件恶心的破衣服那样扔到地上。 　　从凉台旁边朝医院驶来一辆挂着两节拖车的铁路压道车。一些人开始从车上往医院里抬伤员。 　　莫斯科的所有医院都已人满为患，特别是卢兹克战役之后，伤员都安置在楼梯拐角的平台和走廊上。城里各家医院已经超员的情况也开始影响到妇产科病房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转过身来背向着窗户，疲倦地打了一个呵欠。他已经不能集中思考，但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所红十字医院的外科，几天前死了一个女病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断定她得的是肝胞虫病。可大家都不同意他的看法。今天就要进行尸体解剖，查明病因。不过，医院解剖室主任是个狂饮无度的酒徒。天晓得他会怎么办。 　　夜幕很快降临了。窗外已经分不清任何东西。接着好像魔杖一挥，家家窗内亮起了灯光。 　　产科主任医生、妇产科专家从隔开走廊和东尼姬病房的小风门里走了出来。他每逢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总是眼望天花板，耸着肩膀。这些动作再加上说话时的表情，仿佛在说，我的老兄，不管知识多么渊博，总有些连科学也解不开的谜。 　　他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边走过的时候，微笑着点点头，用掌心很厚的胀鼓鼓的两只手摆动几下，意思是说，一切都得听其自然，耐心等待，然后就到候诊室吸烟去了。 　　这时，这位沉默寡言的妇科专家的一个女助手从里面出来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跟这位专家完全相反，很喜欢讲话。 　　“我要是您的话，就回家去了。明天我给您往红十字会打电话。在这以前恐怕不会出什么事。我相信是顺产，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不过，她的骨盆稍微狭小，胎位仰面向上，产妇没有痛感，子宫收缩也不明显，这倒值得注意。不过现在还不能下断语。一切都看临产时她的肌肉紧张程度如何了。过一段时间会看出来的。” 　　第二天，医院里接电话的传达人员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要挂上，然后就跑去查问，足足让他等了十分钟，最后只说了一点笼统的、没头没脑的情况：“让我转告您，您把太太送来得太早了，应该接回家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了他的话气得不得了，要求我个了解情况的人来听电话。“还没有临产的迹象，”护士对他说，“请您这位医生别着急，恐怕还得等一天。” 　　第三天他才知道，临产是夜间开始的，天亮的时候出现了羊水，剧烈的阵痛从早晨起一直没停止过。 　　他急忙赶到医院，穿过走廊的时候从一扇没完全关好的门里听到了东尼娜令人心碎的叫声，仿佛是从车轮下边往外抬的一个压断了肢体的人喊出来的。 　　他无法到她身边去，把弯起来的一根手指咬得快出血了。他走到窗前，外面下着雨，像前两天一样。 　　助理护士从产房里走出来，门里传出初生婴儿尖细的哭声。 　　“她没事儿了，没事儿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高兴得自言自语地说。 　　“是个儿子。顺顺当当地生下来了，给您道喜。”助理护士拖长声音说，“现在不能看。到时候才能让您看呢。您可要舍得为产妇花钱。她真受了不少罪。这是头胎，头一股总免不了吃苦。” 　　“得救了，终归得救了。”高兴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明白助理护士说的话，也没有理解到她说这些话是把他当成刚刚发生过的这件事的一个当事人。可是这跟他有什么相干呢？父亲，儿子——他看不出在这轻而易举取得的父亲身份当中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也丝毫感受不到这天生的亲子之情。这些都是他所意识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东尼妞，这一度受到死亡的威胁而又幸运地避开了它的东尼妞。 　　他有个病人就住在产院附近。他到这个人家里去了一会儿，半小时后又返回来。从走廊穿过风门和从风门通向病房的两扇门都半开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便溜进了风门。 　　那位穿白大褂的妇科专家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迎着他叉开双手。 　　“到哪儿去？”为了不让产妇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低声说，拦住了他。“您发疯了？她有伤口，出了血，还要防止感染，更不用说精神上的刺激。您可倒不错！亏得还是个医生呢。” 　　“我并不是……我只看一眼。就从这儿，从门缝看一眼。” 　　“哦，那倒是另一回事啦。就算是这样吧。您可瞒不过我！…… 　　看看吧！要是让里边发现了，我可轻饶不了您，准叫您身上没好地方。” 　　产房里背朝门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女人：助产士和卫生员。卫生员手里有个发出尖细声音的娇柔的小生灵，像一块深红色的橡皮在蠕动。助产土正在往脐带上缚线，好使胎盘脱落。东尼妞躺在屋子中间一张用托板支起来的手术台上。她躺的位置相当高。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因为过度兴奋把什么都看得过大，所以觉得她躺的高度同人站在前面写字的那种高腿斜面写字台一样。 　　有时候把死去的人头部垫高，而东尼妞现在躺着的姿势比这还要高，头朝上脚朝下地斜躺着，像是跑得疲惫不堪的人那样浑身冒热气，正在享受经过痛苦折磨以后的休息。她高高地躺在产房中间，仿佛港湾里刚刚下旋就已卸去了重载的一艘帆船；它跨过死亡的海洋来到了生命的大陆，上面有一些不知来自何方的新的灵魂；它刚刚把这样一个灵魂送到了岸上，如今抛锚停泊，非常轻松地歇息下来；和它一同安急的还有那折损殆尽的桅墙索具，以及渐渐消逝的记忆，完全忘却了不久前在什么地方停泊过，怎样航行过来又如何停泊抛锚的。 　　谁也不了解它悬挂的旗帜所代表的是哪个国家，因此，也不知道对它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 　　他回到自己的医院，大家抢着向他祝贺。“他们知道得好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惊讶。 　　他来到主任医生办公室，大家都把这儿叫小酒馆和脏水坑，因为医院拥挤，已经超员，现在都在这间屋子里换衣服，穿着套靴来来去去，有的人把从别的房间带来的不相干的东西忘在这儿，而且到处都是烟蒂和废纸。 　　窗前站着脸上皮肤松弛的解剖室主任，他举起两只手对着亮光从眼镜上面观看瓶里的混浊液体。 　　“恭喜你。”他说了一句，眼睛始终朝着原来的方向，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连看都不看一眼。 　　“谢谢。我非常感动。” 　　“不必谢我。这和我没关系。是波楚什金解剖的。但大家都大吃一惊，原来是水胞虫。大家都说，这才算是诊断医师呢！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 　　这时候医院的主任医生走了进来。他同他们两人寒暄后说： 　　“真见鬼。这儿简直不是主任医师办公室，是个过道，真不像话！不错，日瓦戈，您知道了吧，是水胞虫！我们都诊断错了。祝贺您。可是，还有一件木太愉快的消息。对您的专业类别又重新审查过了。这次可留不住您了。军医人员奇缺。您不得不闻闻火药味儿了。” 　　安季波夫夫妇在尤里亚金安顿下来，竟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可得记住吉沙罗夫的好处，他使拉拉减少了在一个新地方安家立业必然会遇到的困难。 　　拉拉完全被辛劳和操心的事占据了。她要照管一个家和三岁的小女儿卡坚卡。不论在安季波夫夫妇这里帮忙的长着火红色头发的玛尔富特卡怎么尽力，靠她帮助还是不够。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得参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所有事务。她自己还在女子中学教课。拉拉毫不懈怠地工作着，感到很幸福。这正是她渴望的那种生活。 　　尤里亚金这地方很得她的喜爱。这是她感到亲切的城市。它坐落在中、下游都通航的雷尼瓦河边，同时又在乌拉尔的一条铁路线上。 　　在尤里亚金，冬天临近的标志就是有船的人家都用大车把船从河里拖上来运到城里去，放在各家各户的院子里过冬，直到第二年春天。在尤里亚金许多院落深处反扣在地上的白色的船只还意味着另一件事，那就是此时在别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南飞的鹤群，或是降了初雪。 　　安季波夫夫妇租住的这家院子里，也有这样漆成白色的一只船，底朝天扣在那里，卡坚卡在它下面玩耍，就像在花房的圆顶底下一样。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心里喜欢偏远的地方，包括当地那些穿着毡靴和暖和的灰法兰绒上衣、操着浓重的北方口音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那种对人的纯朴的信任。拉拉总是眷恋着土地和普通的老百姓。 　　奇怪的倒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作为莫斯科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却是一个很难改变的、习惯于首都生活的城里人。他对待当地的尤里亚金人要比妻子挑剔得多。他们的蛮性和没有礼貌使他感到恼火。 　　如今回过头来看已经很清楚，他在博览群书过程中具有非凡的汲取和积累知识的本领。过去常常是在拉拉帮助之下他才读了许多书。在外地深居简出的这几年，他的求知欲更加旺盛，以至于拉拉在他眼中都是学识不足的人了。他在自己那些教育界的同事中间已经出人头地，而且抱怨与这些人为伍感到郁闷。他们那些在战争时期时髦的爱国主义的言谈举止，总是带着官样文章和一些酸溜溜的味道，和安季波夫的爱国思想的复杂形式不相适应。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是古典语文学校毕业的。他现在教的课是拉丁文和古代史。可是在他这个过去的职业学校学生的身上，突然恢复了已经荒疏的对数学、物理和其他精密学科的极大兴趣。经过自学，他在这些课程方面已达到了大学的程度。他期待着一有可能就参加州一级的考试，重新确定一个数学方面的专业，然后把家搬到彼得堡去。夜间紧张的学习影响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健康，他开始失眠。 　　他和妻子的关系很好，不过也十分不寻常。她以自己的善良和关心体贴他，而他也决不许自己对她有半点伤害。他谨小慎微，唯恐在他毫无恶意的言辞之间让她凭空觉得隐含着什么责备——比如说她门第高贵，而他出身微践，或者在他之前她曾经属于别人。唯恐她怀疑他持有这种不公正的荒唐想法使她伤心，以致这种担心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某种做作的成分。他们相敬如宾，结果倒使情况复杂了。 　　安季波夫夫妇的客人当中，有几个和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同事的教师，拉拉工作的那所学校的女校长，还有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曾经担任过一次调解人的仲裁法庭的一位成员和另外一些人。所有这些男男女女在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眼中都是蠢才。他奇怪拉拉能如此热情地和他们周旋，而且不相信她当真喜欢其中的任何人。 　　客人告辞以后，拉拉要用很长时间开窗换空气，打扫房间，和玛尔富特卡在厨房里洗餐具。她做完这些事以后，确信卡坚卡盖好了被子，帕维尔也睡了，自己才赶快脱了衣服，关上灯，像是让母亲抱到床上去的孩子那样自然地躺到丈夫身边。 　　安季波夫装作睡着了的样子，其实并没有入睡。近来常犯的失眠症又发作了。他知道，这样辗转反倒还要持续三四个小时。为了引起睡意和躲避客人们留下来的烟草气味，他悄悄起身，在内衣外面穿上皮大衣，戴了帽子，然后来到院中。 　　这是个寒冷清澈的秋夜。松脆的薄薄的冰面在安季波夫的脚下发出碎裂的声响。群星点点的夜空仿佛是燃烧的酒精火焰，用蓝色的反光照出冻结了许多脏土块的地面。 　　安季波夫夫妇的住房坐落在和码头的方向相反的城市的另一部分，在一条街的末端。再往前去就是一片田野，有条铁路穿过，铁路边是个值班房，横跨铁轨有过路的通道。 　　安季波夫坐在翻过来的船底上，望着星光。这几年他已习以为常的一些想法，令人不安地充满他的心中。他觉得迟早要把这些想法彻底弄清楚，而且最好就在今天。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这么想，“早就应该预见到的，如今发现得迟了。为什么拉拉能把他当成孩子，并能随心所欲地左右着他？为什么当初在冬天他们结婚以前她也曾坚持这一点的时候，没想到拒绝她？难道不知道她对他并不是爱，而是对他承担一种高尚的责任，是她自己所体现的一种英雄行为？这种感人至深而又值得赞誉的责任感，又和真正的家庭生活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最糟的是直至今天他仍然一往情深地爱着她。她依然那样不可思议的美好。也许，他心中怀有的也并非爱情，而是拜倒在她的美和宽容面前的怅然的感念之情吧？唉，你呀，把这弄清楚吧！连魔鬼也无能为力。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把拉拉和卡坚卡从这种虚假当中解脱出来？这恐怕比他自己解脱更重要。可是用什么方式呢？离婚？拔河？——呸，这太丑了。”他生自己的气了。“我可永远不能走这条路。不过，为什么心里又产生出这个卑鄙念头呢！” 　　他看了一眼天上的群星，似乎向它们要求答案。那些疏密相间、大小木一、蓝色的和闪耀着虹彩的繁星，无言地眨着眼。突然，闪起了一道晃动着的耀眼的亮光，扫过星空、房屋和院落、那只小船和上面坐着的安季波夫，像是有人从那片田野朝大门跑来，手里举着燃亮的火把。原来这是一列向西行驶的军车经过岔道口，穿过火红的烟雾向天空投去的一道黄色光柱。从去年开始，不计其数的军车日夜不停地从这里经过。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微微一笑，从小船上站起来，回去睡觉了。理想的出路找到了。 　　听到帕沙的决定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呆住了，起先还以为是听错了。“鬼念头。又是照例的古怪想法。”她这么认为，“不去管它，到时候他自己就全忘了。” 　　可是事情越来越清楚，丈夫已经准备了两个星期，报告已经送到兵役局，学校里也安排了接替的副职，而且从鄂木斯克已经送来通知，那里的军校同意录取他。出发的日期迫近了。 　　拉拉如同农村妇女一样嚎陶大哭，扯着他两只手，躺在他脚下。“帕沙，帕申卡，”她不住地喊道，“你把我和卡坚卡丢给谁呀？你别这么办，可别这么办！现在还不晚。我能给你想办法。你都没好好让医生检查一下你的心脏。什么，害羞？你把家庭当作发疯的牺牲品，难道不害羞吗？志愿兵！原先总是嘲笑罗佳太庸俗，可忽然又羡慕起他来了！帕沙，你是怎么回事，我都认不出你了！你换了一个人，还是发疯了？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实话，看在基督的份上，别打官腔，难道俄国真需要你这样的人入伍吗？” 　　她一下子明白过来了，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善于揣摩细节的她，这次却抓住了要害。她猜到帕图利亚大概误解了她对他的态度。他不了解她对他永生永世倾注的脉脉温情中掺杂着的母性的感情，他也想象不到这样的爱情是超出一般女人所能给予的。 　　像挨了打的人一样，她咬紧嘴唇，把一切都深藏在心中，一言不发，默默地咽下泪水，开始为丈夫准备上路的行装。 　　他走了以后，拉拉仿佛觉得全城都变得静悄悄的，连天上飞的乌鸦都稀少了。“太太，太太。”玛尔富特卡得不到回答他呼唤她。“妈妈，妈妈。”卡坚卡没完没了地叫着，扯她的衣袖。这是她生活当中最沉重的打击，她那最美好、最光明的希望破灭了。 　　从西伯利亚来的信件中，拉拉可以知道丈夫的一切情况。他很快就清醒了，十分想念妻子和女儿。几个月以后，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获得准尉军衔，提前毕了业，而且出乎意料地被派往一个作战的军里服役。在紧急奉调的途中，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尤里亚金，在莫斯科也没有来得及和任何人见面。 　　他开始从前线寄信来，已经不像在鄂木斯克军校时那样伤感，而是写得颇有生气了。安季波夫很希望能有所表现，为的是作为对一次军功的奖励或者是因为受点轻伤，就可以获得一次回家探亲的假期。确是出现了这种机会。就在后来被叫作布鲁西洛夫战役而出了名的那次突破之后，这个军转入了进攻。安季波夫的信收不到了。开始，这并没有使拉拉感到不安。她觉得帕沙一时没有消息是因为军事行动正在展开，行军途中不可能写信。 　　到了秋天，这个军的行动暂时停止。部队开始构筑阵地。可是安季波夫依然沓无音信。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开始担心，就设法打听，先是在尤里亚金当地，之后就通过莫斯科的邮局，并且按帕沙所在部队先前的作战地址往前线写信。到处都不知道消息，得木到答复。 　　正像县里许多善心的太太们一样，从战争一开始，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就在尤里亚金县医院扩建成的陆军医院里尽自己的力量服务。 　　如今她十分认真地学习医务方面的基本知识，而且已经通过了医院里取得护士资格的考试。 　　她以护土的身份向学校请了半年的假，把尤里亚金的房子托付给玛尔富特卡照管，就带着卡坚卡到莫斯科去了。在那儿她把女儿安置在莉帕奇卡家里，她丈夫弗里津丹柯是德国籍，已经和其他平民俘虏一起被拘禁在乌发。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确信这种远距离的寻找是不会有结果的，就决定直接到帕沙参战的地方去。她抱着这个目的，在经过里斯基市驶向匈牙利边境梅佐一拉勃尔的一列救护火车上当了一名护士。帕沙发出最后一封信的地方，就叫这个名字。 　　一列救护火车向师司令部前线驻地开来。这是由塔季扬娜伤员救援会赞助者出资装备起来的。在这一长列由许多短小而难看的加温车组成的列车上，有一节头等车厢，里面坐着从莫斯科来的客人——社会活动家，他们带着赠给士兵和军官们的礼物。戈尔东也在他们当中。他听说，他童年时代的朋友日瓦戈所在的师部医院就设在不远的一个村子里。 　　戈尔东取得了在前线附近活动的许可，拿到了通行证，于是搭了一辆朝那个方向去的军用四轮大车，就出发去看望朋友了。 　　马车夫木是白俄罗斯人就是立陶宛人，俄语讲不好。由于担心敌人的好细摘的侦察活动，所以谈的话不外乎是事先可以猜得出的那些规定的内容。这种十分做作的谈话激发不起谈兴。一路上，大部分时间坐车的和驾车的都默木作声。 　　在那习惯于调动整个军的行动、动辄以几百俄里的距离来计算行程的司令部里，大家都肯定地说，这个村子就在附近二十或二十五俄里的地方。 　　整个路途中，从前进方向左侧的地平线上传来不怀善意的沉闷的轰响。戈尔东有生以来不曾经历过地震，可是他能够断定，远处这种依稀可辨的敌人大炮凛然的闷响完全可以和火山造成的地下震动和轰鸣媲美。暮色苍茫的时候，那个方向的天际出现了不断闪动的火光，直到黎明。 　　马车夫载着戈尔东经过了许多被毁的村庄，其中一部分已经圆无人迹，另一些地方的村民都躲在很深的地窖里。这样的村落看上去只见一堆堆的垃圾和碎土丘，但却整齐地排成一行，好像当初的房屋一样。在这些被战火夷平的村庄里，有如置身于寸草木生的沙漠中，从这一头可以一直望到那一头。那些劫后余生的老年妇女，每人都在自己的废墟中间搜挖着，翻拨着灰烬，不停地把一些东西收藏起来，似乎周围还是墙壁，所以外人看不见她们。她们迎送戈尔东的目光似乎是在探询：这世界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而有秩序的生活？ 　　深夜，这两个驾车赶路的人迎面碰上了一个侦察班。于是命令他们从这条大路上退回，再从乡间的小道绕过这里。马车夫不认识那条新路。他们毫无头绪地乱走了两个小时，天亮前来到了一个村子，它的名字正是戈尔东想要找的那个。可是村子里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师部医院。后来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区有两个同名的村子，那个村子才是他们要找的。大清早他们到达了目的地。当戈尔东经过散发出一股药用除虫菊粉和碘酒气味的村口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不在日瓦戈这里过夜，只停留一个白天，晚上赶回火车站去找留在那里的同伴们。但是，情况使他滞留了一个多星期。 　　这些日子，战线有所移动，发生了一些突然的变化。在戈尔东抵达这个村子以前，我方一个兵团的部分兵力进攻得手，突破了敌人固守的阵地。突击队一面扩大战果，一面向对方纵深挺进。跟着它扩大突破口的辅助部队，渐渐落在先头部队的后面。结果出现了人员被俘的事。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安季波夫准尉在损失了半个连的士兵以后也被俘了。 　　关于他，有各种各样矛盾的说法。大家都认为他是被土埋在一个弹坑里，已经死了。按照他同一个团的熟人加利乌林少尉的话来说，好像是在观察所从望远镜里亲眼看到了安季波夫率领自己的士兵进攻时阵亡了。 　　加利乌林眼前出现的是突击部队已经习以为常的场面。他们的任务是以接近跑步的速度通过两军之间的一片田野，那里漫生着迎风摇曳的干艾蒿和纹丝不动的挺拔的刺蓟草。突击队应该以勇猛的动作迫使对方短兵相接，或者使用集束手榴弹把固守战壕的奥地利人就地消灭。这片田野似乎也在奔跑，一眼望不到头。脚下踏过的像是松软的沼泽一样的地面。准尉开始在前面，随后忽前忽后地和士兵跑在一起。他挥动举在头上的手枪，嘴张得不能再大地喊着“乌拉”，可是他这喊声无论是自己还是周围跑着的士兵都听不见。按照准确的间隔，跑动的人一会）L卧倒，一会儿又猛然站起来重新喊叫着继续向前冲去。每一次和他们一起前进，总有几个中弹的人，就像被砍伐的高高的树木一样，整个身子异样地倒下去，再也站立不起来。 　　“超越了目标。给炮队打电话，”不安的加利乌林向站在身旁的炮兵军官说，“嗅，不。他们干得木错，是在延伸火力。” 　　这时，突击队已经接近了敌人。炮火停止了。在突然到来的一片寂静中，站在观察所里的人，心跳明显加快了，仿佛同安季波夫一起身临其境，领着大家冲到奥地利人的避弹壕跟前，接着就该让机智和勇敢大显身手了。就在这一瞬间，前面接连炸开了两颗十六时的德国炮弹。两股黑色的烟柱遮住了一切。“真主保佑！完了！全完了！”加利乌林颤动着发白的嘴唇喃喃自语，认为准尉和他的士兵都已阵亡。第三发炮弹就落在观察所旁边。大家都把身子弯向地面，急忙从里边撤到远一些的地方去。 　　加利乌林和安季波夫曾住在一个掩蔽所里。团里觉得他被打死，不会回来了，于是就委托了解安季波夫的加利乌林保存他的遗物，以便日后转交给死者的妻子。在安季波夫留下来的东西当中，有许多张妻子的照片。 　　志愿入伍的加利乌林不久前提升为准尉，原先是个机械师，是季韦尔辛那个院子的守门人吉马泽特金的儿子。早先他是个钳工学徒，常常受工长胡多列耶夫毒打，他能有出头之日，还得算是过去这位虐待徒弟的人的功劳。 　　当上准尉以后，加利乌林并非出于本人的志愿，不知为什么被派到一个后方卫戍部队所在的气候温和、偏远幽静的地方。他在那地指挥一队半残废的士兵，每天早上由那些差不多同样衰弱的老教官对他们进行那已经忘记的队列操练。除此而外，加利乌林还要检查他们是不是准确地在兵站仓库布置了哨位。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因为上级对他再没有更多的要求。突然之间，他非常熟悉的彼得·胡多列耶夫，随着一批从年限很长的后备役军人和莫斯科入伍的士兵当中补充来的人员一起，也来到了。 　　“啊，咱们是老熟人了！”加利乌林脸色阴沉地冷笑着说了一句。“是，准尉大人。”胡多列耶夫回答，立正敬了个礼。 　　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地了结。就在第一次出现队列疏忽的时候，准尉对他大声斥责，而当他觉得士兵行礼时不直接望着他，却望着旁处时，就举手打了他几个嘴巴，并命令送到禁闭室关押四十八小时。 　　如今，加利乌林的一举一动都带着要算老账的味道。在棍棒体现的隶属关系之下，这种报复的方式简直就是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未免不够高尚。究竟该怎么办？两个人已经不可能继续留在一个地方。可是除了送到惩罚营以外，一个军官又能用什么借口把一个士兵从规定的服役部队改派到别的地方去呢？从另一方面来说，加利乌林自己能提出什么理由要求调动呢？于是，以后方卫戍勤务过于单调和无所作为为理由，他被批准调往前线。这就使他赢得了一个良好的表现，而且不久以后在另一桩事情上他又显露了自己另一方面的才能，说明他是个出色的军官，因此很快就被提升为少尉。 　　早在季韦尔辛家里的时候，加利乌林就认识了安季波夫。一九O五年，帕沙·安季波夫有半年的时间住在季韦尔辛家里。那时候尤苏普卡就常去找他，过节的时候在一起玩耍，当时也有一两次在他那里见到过拉拉。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听说过他们两人的情况。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从尤里亚金来到他们团以后，这位老朋友身上发生的变化很使加利乌林吃惊。过去像姑娘似的腼腆、爱整洁达到了可笑程度而又很调皮的一个人，如今成了一个神经质的、知测良广博而又鄙视一切的忧郁的人。他聪明，勇敢，沉默寡言，好嘲笑人。有时，加利乌林望他一眼就乐意发誓说，在安季波夫深沉的目光里，仿佛在一扇窗的深处还有他的另～个化身，似乎可以看到藏在他心中的思想，他对女儿的思念，他妻子的面庞。安季波夫几乎是神话当中着魔的人物。可是突然之间这个人消失了，加利乌林手中剩下的只是安季波夫的一些证件和照片，以及他身上发生的变化的秘密。 　　拉拉的查询或迟或早都会追寻到加利乌林这里。他已经准备好了对她的回答。然而正是事情刚刚发生不久时，他没有勇气把实情原原本本地说出。他希望先让她对即将承受的打击有所准备。因此，他准备写给她的一封经过仔细考虑的信就拖了下来，可是现在，他却不知道该把给她的信往什么地方投递了。 　　“怎么样？今天有马吗？”当日瓦戈医生中午回到他们住的这间小屋子吃饭的时候，戈尔东问道。 　　“哪儿来的马呀！现在是前进不能，后退无路，你还要到哪儿去？周围的情况完全弄不清楚。任何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在南边的几个地方，我军迂回过去，或许突破了德军防线。不过听说我们也有几支分散的队伍也落到了敌人口袋里。在北边，德国人已经渡过了一向认为在这一段不能越过的斯文塔河。这是一支骑兵部队，人数相当一个军团。他们正在破坏铁路，摧毁仓库，而且据我看还正在对我军形成包围圈。你看，就是这个形势。可你还在说什么马。好吧，卡尔片柯，快点开饭，动作麻利点儿。咱们今天吃什么？啊，牛蹄，太妙啦。” 　　卫生队、医院和其余的师属单位都分散在这个奇迹般保存下来的村子里。村里那些仿照西方样式在墙上装有许多双扇窗户的房屋，一所也没有毁坏。 　　正是暗和的秋季。金色的秋天最后几个温暖晴朗的日子就快过去了。中午，医生和军官们都开了窗子，扑打着那些在窗台上和低矮的屋顶婊糊纸上成群爬着的苍蝇，解开制服和军便服的扣子，满头大汗地喝着热汤或者茶；晚上，他们还要蹲在炉门前把点不着的湿柴下面快要熄灭的炭火吹旺，一面被烟熏得眼睛流泪，一面骂着不会生炉子的勤务兵。 　　这是个安静的夜晚。戈尔东和日瓦戈面对面躺在相对的两侧墙边的长木凳上。他们中间是一张吃饭用的桌子，另一面是一扇从这头直通到那一头的长条形的窗子。屋里炉子烧得挺热，抽烟抽得雾气腾腾。他们把长廖两头的气窗打开，呼吸着在玻璃上蒙了一层哈气的秋夜里清新的空气。 　　他们仍是按着这些日子白天和晚上的习惯谈话。像往常一样，前线那边的地平线上闪耀着淡紫色的火光。每当这种一分钟也不停的均匀的射击声中落进几响低沉的、每一次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有分量的打击声的时候，地面似乎都被移动了，又像是远处有人在地板上略微向一旁移动沉重的铁皮箱似的。这时，为了表示对这种声音的尊重，日瓦戈暂时把谈话停止一会儿，然后说：“这是德国人的十六时的大炮，六十普特重的大家伙。”接着想继续无前的谈话，可是又忘了刚才说的是什么。 　　“村子里好像总有一股什么气味？”戈尔东问了一句。“头一天我就发现了。有点儿甜腻腻的讨厌的气味。好像老鼠的气味。”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是大麻。这儿有不少大麻田。大麻本身就散发出一种使人很难受的烂果子的气味。另外，在作战地区还把敌人的死尸扔到大麻田里，日子长了没人发现就腐烂了。这一带到处都有尸体气味是很自然的。又是大炮，你听到了吗？” 　　这些日子，他们几乎把世界上的事都谈遍了。戈尔东完全了解自己这位朋友对战争、对当代形势的看法。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他讲了自己是多么难于习惯这种一定要相互消灭的血腥的逻辑，而且不忍心去看那些受伤的人，特别是可怕的现代的战场的创伤，也更难于习惯那些被最新的战争技术变成一堆丑陋不堪的肉块的残存下来的畸形人。 　　戈尔东每天都陪着日瓦戈出去，所以也亲眼看见了一些情况。当然，他也意识到，无所事事地从旁看着别人表现的英勇行为，看着人家如何以非人的力量战胜可怕的死亡，并为此付出多么大的牺牲，冒多么大的风险，是很不道德的。可是，对这些只能发出几声无能为力、毫不起作用的叹息，他觉得也没有丝毫高尚的意味。他认为，待人接物要适合现实生活为你安排的环境，要诚实而自然。 　　有一次到西边离火线很近的战地包扎所的红十字支队去，这时候他就亲身体验到有些伤员的模样确实可以使人晕倒。 　　他们来到一半已经被炮火轰倒了的大森林中间的空地上。在被毁坏和践踏过的灌木丛里，头朝下躺着几辆被打坏的炮车。有一棵树上挂着一匹战马。远处可以看到有一幢林务所的木头房子，房顶被掀去了半边。包扎所就设在林务所办公室和林子中间的两座灰色大帐篷里。两座帐篷搭在经过林务所的那条路的两边。 　　“把你带来可真没有必要，”日瓦戈说道，“差不多紧挨着战壕，离这儿只有一里半或者两里，可是咱们的炮队就在那边，在林子后头。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别硬充英雄好汉了，我不相信你是好汉。你现在准保吓得要死，这很自然。情况每分钟都可能变化。这里会落炮弹的。” 　　在林中道路两旁，一些满身尘土、疲惫不堪的年轻士兵叉开穿着沉重的皮靴的两腿躺在地上，有的面朝下，有的面朝上，军服上衣的前胸和肩肿骨部分都被汗湿透了。这是严重减员的一个班剩下来的人。他们从接连三天三夜的战斗中撤下来，到后方稍微休息一下。士兵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像石头一样，连笑一笑和说几句下流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当树林深处的路上响起了急速跑来的马车声音的时候，他们连头都没有回。这是几辆没有弹簧的双轮轻便马车，向上颠动着急驶过来，给包扎所送来了伤员，把这些木走运的人的骨头架子差不多都颠散了，五脏六腑都要翻个个儿。包扎所只能作些简单处理，很快打上绷带，有些特别紧急的也只能作些简单的手术。这些伤员都是半小时以前炮火稍停的时候，从堑壕前面的开阔地上运下来的，数量多得吓人，其中半数以上昏迷不醒。 　　把他们运到办公室门廊前的时候，卫生员带着担架从屋子里出来开始卸车。一个护士用一只手从下边撩开帐篷的底边儿，向外观望。现在不是她值班，闲着没事。帐篷后面的树林里有两个人在大声争吵。苍翠高大的树木用很响的回声把争吵的余音传播开来，不过具体的话却听不清。伤员运到的时候，争吵的两个人从树林里来到路上，朝办公室走去。那个怒冲冲的年轻军官朝医疗分遣队的医生不住地叫嚷，一定要从他那里打听到原先驻扎在树林里的炮兵辎重队转移到哪里去了。医生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这和他毫无关系。医生请那位军官等一等，不要喊叫，伤员已经运到了，他有事情要做。可是军官仍旧不肯罢休，把红十字会、炮兵机关和世界上的一切都大骂一通。日瓦龙来到医生跟前，两个人寒暄过后，就沿台阶进入林务所。那个军官带点动靶人的口音继续在骂，一边解下拴在树上的马，跳上马背往树林深处跑去了。那个护士一直在看着。 　　突然，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子。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发疯了？”她朝两个不用人扶、自己走在担架中间往包扎所去的轻伤员喊着，一面从帐篷里跑出来，直奔路上追了过去。 　　担架上抬着一个伤势特别吓人、血肉模糊的不幸者。一块炸开的炮弹壳碎片把他的脸炸得不成样子，嘴唇、舌头成了一团血酱，可是人还没死，那块弹片牢牢地卡在削掉了面颊的那个部位的颌骨缝里。这个重伤员发出轻微的、断续的呻吟，完全不像是人的声音，听到的人都会觉得这是在请求尽快了结他，解除这不可想象的拖长的痛苦。 　　护土仿佛看出，旁边走着的两个轻伤员在这种呻吟声的影响下，正准备徒手从这人的面颊上把那块可怕的铁片拔下来。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能这样？这得外科医生来做，要用专门器械。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必要。” 　　戈尔东在心里说：“上帝啊，上帝，请把他召去吧，可别让我怀疑你的存在！” 　　眨眼之间，就在上台阶的时候，这个血肉模糊的人喊叫了一声，全身一抖，就断了气。 　　死去的这个五官残缺木全的人是预备役的士兵吉马泽特金，在树林里吵嚷的那位军官是他的儿子加利乌林少尉，护土就是拉拉，戈尔东和日瓦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们都同在一个地方，彼此就在近旁，可是互相都没有认出来，其他人更是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事永远无法确定，有些事只有等下一次机会，等另一次萍水相逢，才会知道。 　　这一带奇迹般地还保存下来几个村庄。在这一片毁灭的海洋之中，它们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劫后余生的小岛。傍晚，戈尔东和日瓦戈回到住的地方去。太阳已经落山了。在他们路过的一个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在周围人的哄笑声中，把一枚五戈比的铜币抛起来，强迫一位穿长袍的白胡子犹太老人用手去接。老人总是落空，铜币每次都擦着他那双可怜地叉开的手掉到泥地上。他一弯腰去捡铜币，哥萨克就打他的屁股，围着的人从两边扶着他，笑得哼哼哟哟地直喘气。这是最让大家开心的地方。虽然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恶意，可是谁也不能担保这样下去不会变得更严重。这人的老伴儿从对面的小屋子里跑到路上，叫喊着向他伸出双手，可是因为害怕，又躲了起来。两个小女孩哭着从屋子里看着窗外的祖父。 　　赶车的士兵觉得这很好笑，就让马一步步慢慢地步，好让车上的老爷们开开心。可是日瓦戈把那个哥萨克叫到跟前来，骂了几句，让他停止这个恶作剧。“是的，老爷。”那人很顺从地回答说，“我们不懂事，只是为了开开玩笑。” 　　后来，一路上戈尔东和日瓦戈都沉默着没有讲话。 　　“这真可怕。”看到了他们住的那个村子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了口。“你大概想象不到，在这次战争里犹太居民遭到什么样的苦难。打仗的地方正好是在指定的犹太人居住区。除了受罪、交纳种种苛捐杂税和倾家荡产以外，还得应付许多不合理的摊派，忍受侮辱和责难，说他们缺乏足够的爱国心。要是在敌人那边可以享受一切权利，在我们这边受迫害，他们的爱国心又能从哪儿产生呢？归根结底，就是对他们怀着强烈的憎恨心理。他们贫困、吝啬、软弱和不会抵抗，这本来是应该同情和体谅的，反而让人生气。真弄不明白，这里边似乎有点儿宿命的味道。” 　　对他的这番议论，戈尔东什么也没说。 　　他们又是各自躺在那扇狭长的窗子的两头。已经是夜里了，两个人还在谈话。 　　日瓦戈向戈尔东讲他如何在前线看到了沙皇。他说得有声有色。 　　那是他在前线度过的第一个春天。他被派去的那个部队的司令部设在喀尔巴吁山的一个盆地里。部队的任务是封锁从匈牙利方面通往盆地的人口。 　　盆地底部是个火车站。日瓦戈给戈尔东描述当地的地形，那些长满了粗壮的枫树、松树的高山顶端镶着朵朵白云，森林中隐现的灰色板岩和石墨岩峭壁像是浓密的毛皮当中磨出的秃疤。那是天还没有亮的四月里的一个清晨，潮湿而又灰蒙蒙的，就像那岩石一样；四周让高山围着，所以一切都显得是凝滞不动的，非常闷热。地上蒸发的水汽笼罩了盆地，不断形成一股股气流向上升腾，中间还夹杂着从车站来的火车头的烟气，湿淋淋的草地是灰色的，山也是灰色的，衬托着苍黑的森林和片片乌云。 　　这些天，沙皇正在巡视加利奇亚地区。突然有通知说，他要到由他担任名誉长官的驻守在这里的部队来。 　　他随时都可能抵达。站台上布置了欢迎的仪仗队。人们疲乏地等候了一两个小时。然后，接连通过了两列豪华的火车。又过了一会儿，沙皇的专车开到了。 　　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爵的陪同下，陛下检阅了这支由近卫军组成的精锐部队。他那嗓音不高的每一句问候的话，仿佛是摇荡着一桶桶的水一样，激起了一阵阵雷鸣般的欢呼。 　　带着腼腆笑容的沙皇，给人的印象似乎要比纸币和勋章上的肖像显得苍老和没有精神。他面容倦怠，略有点浮肿。他不时像带点儿歉意似的侧过头来看一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在这种场合要求他作出什么表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毕恭毕敬地弯身凑到他的耳旁，用不着说话，只是通过眉头或肩部的动作就让他摆脱了窘迫。 　　在这个灰蒙蒙的湿热的山区的清晨，让人感到沙皇也很可怜，而且一想到那种怯生生的矜持和拘谨可能就是这位统治者的本来面目，决定生杀予夺的就是这种软弱性格，简直使人不寒而栗。 　　“他本应当讲些这类的话，比如说：‘我，我的剑和我的人民…… 　　’就像威廉皇帝那样，总之是这方面的话。不过一定要提一提人民，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你要知道，他天生是俄罗斯化的，可悲的是还要更加鄙俗。问题在于这种矫揉造作在俄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本来就是装腔作势，难道不是吗？如果说是凯撒治下的那些民族，像高卢人，或斯维夫人，或伊利里亚人，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从那个时期往后，这个名称只不过是个虚构，为的就是让那些皇帝、政客和王公在演说时可以这样讲：人民，我的人民。 　　“这么一来，前线上的采访人员和新闻记者可就多得成灾了。写出了各式各样的‘见闻’，记录了种种的名言警句，探视了伤员并且提出了有关民意的新理论。这简直就像达利先生再世，同样是精于杜撰的、有文字痹的、追求文章辞藻的写作狂。这是一类。还有另一类，最喜欢用不连贯的词句，精雕粗刻，又带有怀疑和厌世的味道。比方说，我曾读过的，有一位就写了这么一段有深寓意的文字：‘天色阴沉，宛如昨日。一清早就开始落雨，遍地泥泞。临窗眺望大路，那是鱼贯行进着看不到头的俘虏。车上运的是伤员。大炮正在射击。今天又在射击，和昨天一样，明日仍如今朝，每日每时，周而复始……’你看，这够多深刻，多俏皮！不过他为什么要迁怒于大炮？要求大炮打出花样来，太自命不凡了！为什么对大炮感到奇怪，而不对他自己每天发射大量的用远号隔开的流水账似的词句觉得奇怪呢？为什么不停止这种像跳蚤蹦跳一样匆忙发射出来的字面上的仁慈呢？他应该明白，不是大炮而恰好是他才应该有新面貌，不要旧调重弹；靠笔记本记下大量言之无物的东西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内容；如果没有自己的见地，如果缺乏那么一点奔放的天才或是某种传奇的色彩，事实也就失去了意义。” 　　“非常正确，”戈尔东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要说说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场面。这个拿一位长者嘲笑取乐的哥萨克，完全同无数类似的情况一样，是最普通的一种卑劣下贱的举动。很清楚，对这种举动用不着讲大道理，抽他的嘴巴就行了。要是说到整个犹太人的问题，就需要哲学，而且它会出乎意料地翻个个儿。不过，我也提不出任何新的见解。你我的这些思想，都是从你舅舅那儿来的。 　　“人民是什么？——这是你刚才问到的。对他们是不是需要过分迁就照顾？凡不是存心打算取悦于人民，而是用自己的丰功 　　伟绩使万民趋之若骛并受到颂扬而留芳百世的人，这不就是他应有的本分吗？哦，这是当然的。话说回来，在基督教的时代还需要谈什么民族呢？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民族了，而是被说服和教化过的，所以关键在于转变，而不在于恪守；目的基础。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新约》。它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呢？首先，《新约》并不曾规定：要这样，要那样。它只提出一些朴素的、稳重的主张。它提出：你愿不愿按照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的方式生活，愿不愿得到精神上的幸福？结果，上下几千年所有的人都采纳了这个建议。 　　“当它谈到天国里既没有古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的时候，难道仅仅说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不是的，只为这个也不需要《新约》，在这以前，希腊的哲人、罗马的圣贤和价日约》的先知早就了解这个道理。不过它说的是这个意思：在深思熟虑的心灵里，在新的生活方式当中，在被称作天国的新的交往范围里，没有民族，有的只是个人。 　　“你刚才说过，如果不加进某种思想的话，事实也是毫无意义的。基督教和个人奉行的宗教仪式，正应该加进事实中去，从而才使它对人具有意义。 　　“我们已经谈到了那些对生活和世界总体上说无所贡献的庸才，那些眼光狭小的二流货色，他们感兴趣的就是总要有那么一种关于人民的话题，人民最好还是弱小的，所以就要受苦受难，因此也就听任对他们的摆布，同时在他们身上还可以满足大发善心的欲望。这种灾难的独一无二的、百分之百的牺牲者就是犹太人。民族的意识已然规定他们必须麻木不仁地永远充当百姓，世世代代都不可改变，可是在这期间他们当中产生的一股力量却把整个世界从这种卑微的任格之下解救出来。多么奇怪！这又怎么发生的呢？这个欢欣鼓舞的节日，这种从平庸混沌状态之中的解脱，这种克服了终日碌碌无为的飞跃，所有这一切就诞生在他们的土地上，使用的是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属于同一个种族。他们难道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白白放过了？他们不可能让自己的精神失去如此引人入胜的美德和力量，他们木可能同意在这股力量取得胜利和左右一切的地位的时候，心安理得地继续充当已经被他们抛掉的这种怪事的徒有其表的外壳。这样自讨苦吃究竟对谁有利，究竟是谁需要世世代代忍辱负重，让那些绝对无辜的、对善与爱能够如此体贴入微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流淌鲜血！为什么这个民族的精神主宰不远远地甩开这种过分廉价的举世闻名的受苦的方式和有讥讽味道的智慧？为什么不肯冒险放弃自己的这项不可更改的职责，而像锅炉在巨大压力之下爆炸一样，把这支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正在挣扎和受到残害的队伍释放出来？为什么不说：‘你们清醒清醒吧，够了。别再这样了。不要像过去那样自命不凡了。别再抱成一团，散开来吧。你们应该和所有的人一样。你们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基督徒。你们当中那些最低级的、最软弱的，才是你们的对立面。’” 　　第二天，日瓦戈回来吃午饭的时候说： 　　“你不是总说急着要走么，这话可应验了。我决不能说‘你真走运’，咱们又被包围了，这还算什么运气？往东去的路还通，可是又从西边朝我们压过来了。已经命令所有的医疗单位收缩集中。我们明天或者后天就要开拔。到哪儿去可不知道。卡尔片柯，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的内衣还没洗好吧。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光说是干亲家、干亲家，你要正经问他是怎么个干亲家，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糊涂虫。” 　　他根本没去听勤务兵如何东拉西扯地为自己辩解，也没有注意因为临走不得木穿上日瓦戈的内衣而不大痛快的戈尔东，继续说： 　　“唉，咱们这个行军当中的家，算得上是个吉卜赛人的窝，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不顺眼，炉子放的不是地方，天花板太低，而且又脏又闷。可是现在，你打死我也想不起来在这以前还住过什么更好的地方。看着炉子角上的磁砖反射的阳光和路边那棵树的影子在它的上面晃来晃去，似乎就在这儿住一辈子也可以。” 　　他们开始不慌不忙地收拾东西。 　　夜里，喧嚷、喊叫、射击和奔跑的声音把他们惊醒了。村子被不祥地照得很亮。窗外人影憧憧。一墙之隔的房主人也醒了，翻着身。“卡尔片柯，快到外边去问问，怎么这么乱糟糟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道。 　　很快就都清楚了。急忙穿好衣服的日瓦戈，亲自跑到师部医院想去证实这是谣传，结果却是实情。德军在这一地段突破了俄军的抵抗。整个防线向村子这边推进，越逼越近。这个村子已在炮火射程之内。师部医院和机关不等撤退命令到来就匆忙开始撤离。估计天亮以前撤退完毕。 　　“你随第一梯队走，有一辆敞篷马车立刻就走，我已经告诉他们等你一下。那就再见吧。我送你去上车。” 　　他们朝医疗队正在装车的村子另一头跑去。跑过一幢幢房屋的时候，他们弯着腰，凭借墙角的掩护。子弹在街上懂懂叫着飞过。在田野里几条路交叉的道口上，可以看得见榴霸弹爆炸的火光，像撑开的伞一样。 　　“你怎么办？”戈尔东边跑边问。 　　“我随后走。还得回去取东西。我和第二梯队一起走。” 　　他们在村口告别了。几辆大车和一辆敞篷车组成的车队出发了，一辆挨着一辆，然后逐渐排成一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向远去的朋友挥着手。一座烧着的木板棚的火光照出了他们的身影。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尽力靠着房檐屋角的遮避，赶忙往回跑。就在离他的住处还差两幢房屋的地方，一股爆炸的气浪把他掀倒在地，一颗开花弹使他受了伤。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跌倒在路中间，流着血，失去了知觉。 　　撤下来的陆军医院孤单地设在西部边区铁路线上的一座城市里，和大本营相邻。正是二月底的温煦的日子。在身体快要复原的军官病房里，依照正在那里治疗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要求，靠近他病床的一扇窗是开着的。 　　快要吃午饭了。病员各以其力所能及的方式在消磨饭前的这段时间。他们被告知说，医院里新到的一个护士今天第一次要到这儿来查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面躺着的加利乌林正在翻看刚刚收到的《言语》和《俄罗斯之声》，对新闻检查官给开的天窗十分愤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读野战邮局送来的东尼娜的信，一下子就积压了一擦。微风掀动信笺和报纸。这时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信纸上抬起眼睛。拉拉走进了病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少尉都认出了她，可是彼此并不知道这一点。她对他们俩都不认识。她说： 　　“你们好。为什么开着窗？你们不冷吗？”她说着，走到加利乌林跟前。 　　“什么地方不舒服？”她一边问，一边拉住他的一只手，准备量脉搏，可是立刻又把手放开了，自己也坐到床边的椅子上，显出很窘迫的样子。 　　“可真没想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加利乌林回答说，“我和您的丈夫在一个团里，我认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还为您保存着他的东西。” 　　“不可能，不可能，”她重复地说，“这真是巧得出奇。这么说您认识他？请快告诉我，全部经过是怎样的？说是他牺牲了，让土给埋住了？什么都不用隐瞒，您不用担心，因为我都知道。” 　　加利乌林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证实她从种种传言当中得到的这种情况。他决定哄骗她，让她安下心来。 　　“安季波夫被俘了。”他说，“发起攻击的时候，他带领自己那部分人在前面跑得太远，结果就剩下一个人。他被包围了，不得不投降。” 　　可是拉拉并不相信加利乌林的话。由于这番话让人吃惊地感到突然，她非常激动，控制不住就要涌出来的热泪，也不愿意在不相干的人面前哭泣。她急忙站起身，走出病房，想在走廊里镇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外表已经平静了。她有意不往加利乌林那边看，为的是不要再忍不住哭出来。她径直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床前，心不在焉地、例行公事地说： 　　“您好，哪儿不舒服？”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到她的激动和眼泪，想问问她发生了什么事，也很想说出曾经有两次和她相遇，一次是他还在中学的时候，另一次是已经上了大学，但又觉得这样有点儿失礼，会让她认为举动有失检点。接着他突然想起当初在西夫采夫的时候，故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睡在棺材里的模样和东尼哑的哭喊，于是就忍住了，反而说了一句： 　　“谢谢您。我自己就是医生，自己会给自己看病。我什么也不需要。” 　　“他为什么生我的气？”拉拉心里想，奇怪地看着这位翘鼻子的、其貌不扬的陌生人。 　　接连几天都是多变的、不稳定的天气，一到充满了湿润的泥土气味的夜晚，就刮起飒飒作响的温暖的风。 　　这些天不断从大本营传来一些奇怪的消息，从家里、从内地也传来了令人不安的谣传。和彼得堡的电讯联系已经中断。各个角落都在谈论政治性的话题。 　　每一次值班，护士安季波娃早晨和晚上都要查一次房，这时就和病房的其他伤员，也和加利乌林以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交谈三言两语的闲话。“真是个奇怪的耐人寻味的人，”她是这么想的，“年轻轻的就对人把不怎么客气。长了个翘鼻子，根本说不上漂亮。是个正经的聪明人，头脑灵活机敏，让人有好感。不过问题不在这上面。要紧的是尽快完成自己在这里的责任，然后调到莫斯科去，和卡坚卡离得近一些。到了莫斯科就要求解除护士的工作，然后回尤里亚金，到学校去工作。因为关于可怜的帕图利亚的情况都弄清楚了，一切希望也都落空了，所以没有必要再继续充当什么战地女英雄，而她正是为了找他才让人家给宣传了这么一阵子。” 　　不知道卡坚卡现在怎么样？可怜的失去了父亲的孤儿（想到这里她又哭了）。近来的变化太大了。不久前还～心想的是对祖国的神圣责任，是军人的英勇和崇高的公德。可是仗打败了，这才是最主要的灾难，因此其余的一切也就失去了光彩，丝毫神圣的意味都没有了。 　　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样儿，言论变了，空气也变了，既不会思考，又觉得无所适从。仿佛有生以来就像个孩子似的让人牵着手走，如今骤然把手放开，要自己学着迈步了。而且周围既没有亲人，也没有权威人士。于是便想信赖最主要的东西，即生活的力量、美和真理，让它们而不是让被打破了的人类各种法规来支配你，使你过一种比已往那种平静、熟悉、逸乐的生活更加充实的、毫无遗憾的生活。不过在她这种情况下——拉拉及时地醒悟到这一点——无可置疑的唯一目的就是抚养卡坚卡。帕图利奇卡已经不在人世，如今拉拉只是作为一个母亲而活着，要把一切力量都倾注在卡坚卡这个可怜的孤儿身上。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接到信说，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未经他同意就把他的书出版了，很受欢迎，预示他在文学上大有前途。还说到目前莫斯科的形势既使人感兴趣，也令人不安，下层干民中隐伏着的激愤情绪日益增强，大家似乎处在某一重要事件的前夕，严重的政治事件迫近了。 　　夜已经深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断地克制着难耐的困倦。他一阵阵地打着脑儿，心想在这样紧张的一天过后，他不可能睡熟，而且现在真没睡着。在窗外，睡意惺松般的微风似乎轻轻打着呵欠。如泣如诉的风声仿佛在说：“东尼娘，舒罗奇卡，多么想念你们哪，我是多么渴望回家去工作啊。”在这微风的喃喃低语声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时睡时醒，短暂而又令人不安地交迭着苦乐不同的心境，恰似这多变的天时和今晚这个捉摸木定的黑夜。 　　拉拉想的是：“他表现出这么大的关心，怀念并且保存着可怜的帕图利奇卡的遗物，可我简直蠢得像猪，连人家是谁、是哪儿来的人都没问。” 　　第二天早上查房的时候，为了弥补前几次的疏忽并遮掩一下自己的失礼，她仔仔细细地询问了这位加利乌林的情况，其间不住地发出惊叹声。 　　“上帝，您真是太圣明了！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季韦尔辛一家，一九0五年革命的那个冬天，尤苏普卡？不认识。对不起，木知道尤苏普卡，也许是不记得了。可是就在那一年，那一年和那个院子！啊，不错，是有这座院子，也正是在那一年！”嗅，她一下子就把这一切都回忆起来了！还有当时的那些枪声，还有（是什么来着，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了），还有《基督的意愿》！啊，小时候初次感受的力量真大，印象真深哪！“对不起，请原谅，少尉，您怎么称呼？嗅，对，对，您已经告诉过我了。谢谢，太感谢您了，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您唤醒了我的多么美好的回忆和思念啊！” 　　一整天她心中就装着“那座院子”到处走动，不断地叹息，而且几乎要说出口来似的盘算着。 　　“想想看吧，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又是枪声，木过这回更可怕得多了！这可不是那些‘男孩子们在放枪’。那些男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都在这儿——都在军队里，全部是来自同样院落、同样村庄的普普通通的人。太惊人了！太不可思议了！” 　　拉着手杖和架着拐的人走进房来，邻近病房那些伤残而不需要人扶的人跑了进来，大家争先恐后地喊着： 　　“最重要的事件发生了。彼得堡街上已经开始骚动。彼得堡卫戍部队站到了起义者一边。革命了。” 　　这个小城叫作梅留泽耶沃，它坐落在一片黑土地带。漫天飞的蝗虫像整块的乌云悬在城市房屋的上空，部队和辎重车队潮水般地穿城而过，扬起黑色的烟尘。从战场撤下来的和开往前线的，这两个方面的人流和车辆从早到晚不曾中断。谁也说不准仗是在继续打，还是已经结束了。 　　像雨后春笋一样，每天都会冒出～批新的职务。这些都得选一些人去担任，其中包括他、加利乌林中尉和护士安季波娃，还有他们那一伙儿的另外几个，算是寥寥可数的来自大都市的见过世面的人物。 　　他们占据了市自治机关的几个职位，同时还兼任分驻在几处小地方的部队和医疗队的政委。对待这些需要不断轮流处理的公务，他们都抱着像在户外玩捉人游戏似的娱乐消遣的态度。然而他们始终索索于怀的，就是尽快摆脱这种把戏，赶回家园从事各自长远的事业。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日瓦戈和安季波娃时常见面。 　　乌黑的烟尘被雨水搅拌成咖啡似的茶色泥浆，覆盖在城里的街道上。 　　这座城市很小。在任何地方只需稍微顺着街角向外一走，放眼望去就是一片忧郁的田野和阴暗的天空，那里就是正在进行战争和革命的空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给妻子的信是这样写的： 　　部队里仍然存在溃散和混乱现象。正在想办法加强士兵的纪律，提高他们的战斗力。我曾经巡视过驻地附近的几支部队。 　　最后，想说的是，也许我早已告诉过你了——在这里直接和我一起工作的就是那个从莫斯科来的护士、乌拉尔人安季波娃。 　　还记不记得，就在你妈妈去世的那个可怕的晚上，在圣诞晚会上朝检察官开枪的那个姑娘？后来好像还审判过她。记得当时我对你说过，这个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生当初还在中学的时候，我和米沙就曾经在一个蹩脚的小旅店里见过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是为了什么事和你爸爸一起到那儿去的了。那个晚上冷极了，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就是在普列斯纳发生武装起义的时候。她就是安季波娃。 　　好几次想尽一切办法回家。不过，这事可不简单。主要还不是被工作耽搁了，要办的事可以移交给旁人，丝毫不会有什么影响。困难在于交通。要不就是火车根本不来，要不就是人多得挤不上去。 　　不过，看来也不会永远这样下去，所以，有几个已经伤愈的、退役的和辞去职务的人，其中就包括我、加利乌林和安季波娃，下决心无论如何在下星期一定出发，而且为了坐车方便，一个一个地分别在不同的日子起程。 　　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到家，就像一片雪花飘落到头上一样。不过，我还是力争事先能发个电报。然而，就在动身之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却赶上了收到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一封回信。 　　在这封由于痛哭而顾不上推敲字眼、纸上的泪痕代替标点的信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极力劝说丈夫索性不回莫斯科，不如直奔乌拉尔去追踪那个不同寻常的女护土，因为她经历当中那些传奇性的遭遇，决不是东尼娜那种平庸的生活道路能比得上的。 　　“不要担心萨申卡和他的未来，”她写道，“你也不必为了他而觉得羞愧。我保证一定按照你从小在我们家看到的那些规矩来养育他。”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忙不迭地提笔回信： 　　你简直是发疯了，东尼证，这是多大的疑心病啊！难道你还不知道，或者还没有足够理解，正是因为有了你，有了对你的思念，有了对你和家庭的忠诚，才把我从死亡和这两年战争期间所有那些可怕的、毁灭性的遭遇当中挽救出来？其实，说这些也是多余的。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重新开始过去的生活，那时一切都会清楚的。不过，你能给我写这样的回信，倒引起了我另一方面的担心。如果我当真给了你这封回信以某种口实，可能我的举止确实有轻率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女人面前我是惭愧的，因为这会让人家感到迷惑不解，应该向她表示歉意。等她从附近几个村子巡视回来，我一定这么办。过去只是省、县才有的地方自治会，如今在更低一级的机构，在乡里，也都在建立。安季波娃是去帮助她的一个女朋友，那人的职务就是指导这些新设的法定机关的视导员。 　　虽然和安季波娃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可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她住在哪个房间，而且也从来也没想到这一点，这可真是妙极了。从梅留泽耶沃往东和往西，有两条大路。一条是土路，穿过森林直通济布申诺。那是一个买卖粮食的小镇，行政区隶属梅留泽耶沃，可是其他方面都超过了后者。另一条是碎石路，它穿过一片到夏季就干涸的沼泽草地通往比留奇。那是离梅留泽耶沃不很远的两条铁路交汇的一个枢纽站。 　　六月间，在济布申诺曾经出现了一个独立的济布申带共和国，只存在了两个星期。这是由当地的一个磨坊工人布拉热依柯宣告成立的。 　　共和国依靠的是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部分逃兵。他们携枪离开了阵地，经过比留奇来到济布申诺的时候，正赶上革命。 　　共和国不承认临时政府，而且也脱离整个俄罗斯。年轻时曾经和托尔斯泰有过通信关系的教派分子布拉热依柯，宣告在济布申诺建立永世不变的统治，实行集体劳动和财产共有制，把原来乡的行政机关改叫作使徒会。 　　济布申诺从来就是种种奇谈怪论的发祥地，它坐落在一片难于通行的密林当中，混乱时代的文献里边就有关于该地的记载，后来又因为周围不断出没的强人而出了名。人们茶余酒后常常提到的，是此地有不少殷实可靠的商家，再有就是它那神话般肥沃的土质。这临近前线的西边地带，有些风俗信仰和方言特色正是从济市申话传来的。 　　如今风言风语的一些谣传，都是关于布拉热依柯的那位主要助手的。人们都一口咬定说，那个天生的聋哑人借着一股灵气就能开口说话，灵气一过就又成了哑巴。 　　六月间，济布申诺共和国垮了台。效忠临时政府的军队开到了这个地方。那股逃兵从济布申诺被赶了出去，朝比留奇的方向追去。 　　离比留奇有见俄里远的铁路线以外，周围是一片砍伐过的森林残址，现在那里剩下来的树桩上已经长满了革莓，一半的地面上是没有运完的拆散了的柴垛，还有些当初的季节性伐木工住过的已经坍塌的地窖。那些逃兵就在这里扎了营。 　　日瓦戈医生先前在那里养伤、后来就留下来工作、如今又要离开的那所陆军医院，就设在扎布林斯卡哑伯爵夫人的别墅里。主人从战争一开始就把它献给了伤兵。这座两层楼的别墅修建在梅留泽耶沃最好的地点，坐落在城里那条主要街道和中心广场的交叉点上。人们把这片广场叫作操场，因为从前士兵们在这里出操，现在晚上用来开群众大会。 　　由于这里处于路口的位置，在几个不同的方向上从别墅向外望去，视野都很开阔。除了那条主要的街道和广场以外，还可以看到紧相邻的一所院落。那份寒酸的外乡人的家当，简直和一家农村住户毫无二致。别墅后墙之外就是伯爵夫人的旧花园，那里有一道门也可以通到邻家的院子。扎布林斯卡姬从来没把这幢房子当作一份了不起的产业。在县里她还有一片叫作“逍遥津”的领地，这房子只作为进城办事时的一个落脚点，同时也是夏天从四面八方往领地去的客人聚集的地方。爵夫人已经出嫁的两个女儿的老家庭教师弗列里小姐，另一位是皮肤白皙的女厨师乌斯季尼姬。‘弗列里小姐是个头发花白、面色红润的老太婆，脚上拖一双便鞋，身上穿一件肥大的道邀遍遇的长衫，就这样衣冠不整、蓬头散发地在整个医院里走来走去地照料着。她对医院已经有了好感，就像当初对待扎布林斯基一家那样，逢人就用那半通不通的俄国话说点什么，把每个词的尾音都按照法语的习惯咽掉了。谈话时她总爱摆姿势，不停地摇动着两只手，咕叨到最后就会爆发一阵嘶哑的笑声，结果则是忍不住的一次长时间的咳嗽。弗列里小姐对护士安季波娃的底细了如指掌。她觉得医生和护士本来就应该相互倾心。出于深深扎根于浪漫天性的撮合男女私情的病好，这位老小姐总要高高兴兴地促使这两个人呆在一起。凡是这种时候，她就意味深长地用手指比划着恫吓人的样子，一边像调笑似的朝他们眨眼睛。安季波娃觉得莫名其妙，医生则很恼怒，可是老小姐也同所有脾气古怪的人一样，总是把自己的误解放在首位，无论如何也不肯丢掉它。 　　乌斯季尼娜古怪的天性更有过之。这个女人生就一副不匀称的上窄下宽的身材，活像一只正在抱窝的母鸡。她为人枯燥乏味但又精明到狡诈的程度，不过，在这个清醒的头脑里却掺杂着极强的幻想力，特别是有一种控制不住的迷信的倾向。 　　乌斯季尼妞通晓许多民间的咒语，每逢离家外出的时候，如果不对着钥匙孔念几句咒语，说几句祈求炉火安全和自身避邪的话，她是一步也不肯迈的。乌斯季尼姐是济布申话本地人，据说是个乡村巫师的女儿。 　　只要那股莫名的激情不曾压倒她，乌斯季尼姐就可以整年一言不发，而一旦爆发就无法遏止，一心想的只是要为真理而战。 　　济市申诺共和国失败以后，梅留泽耶沃的执委会就开展了反对各地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运动。每天晚间，操场上都自然地形成平静的集会，人数并不多，无事可做的梅留泽耶沃的居民就信步到这里来，像往年夏天到消防队门前露天闲坐一阵一样。梅留泽耶沃的文教干事很赞赏这种集会，经常从自己那里或是过往的人员当中派些人来进行指导。他们认为最荒唐无稽的就是关于济布申诺的那个会说话的聋哑人的传说，于是都在发言中不断地加以揭露。可是梅留泽耶沃当地的小手工业者、士兵和过去老爷家里的使女，却另有看法。他们觉得一个聋哑人会说话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纷纷为之辩护。 　　在人群中为聋哑人进行的乱糟糟的辩解当中，常常会听到乌斯季尼姐的声音。起初她还下不了决心抛头露面，女人的羞涩心理起了牵制作用。但是她逐渐有了勇气，用一些在梅留泽耶沃并不受欢迎的想法来挑剔讲话的人。她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成了讲台上的一个饶舌妇。 　　通过敞开的窗子，在别墅里可以听得到操场上混成一片的说话声，要是在十分寂静的夜晚，甚至可以零零星星地听出个别人讲话的内容。逢到乌斯季尼娜发言，弗列里小姐就经常会跑到房子里来劝说大家仔细去听，一边颠三倒四地、高高兴兴地学着说： 　　“说不过了！说不过啦！像连珠炮似的！喊了一声！哑巴！变了，又变了！” 　　这位老小姐心里却暗暗地把这个伶牙俐齿的泼辣女人引为骄傲。女人家总是体贴入微地表现得彼此息息相关，但是也会永无止境地互相呼叨和埋怨。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按部就班地做着起程的准备，应该告别的人家和单位都去了一遍，必要的证明文件也领到了。 　　这时，前线这支部队的一位新政委到军里去的途中，在城里停留下来。关于此人，已经有些传闻说他还是个毛孩子。 　　那时正是准备一次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子，尽力想办法提高部队的士气。部队已经集结，成立了革命军事法庭，恢复了不久前取消的死刑。 　　起程之前，医生需要到城防司令那里办理注销手续。担任这城防司令职务的是军事长官，大家都随便地叫他“县长”。 　　他那里经常拥挤不堪，令人望而生畏。无论是走廊里还是院子当中，甚至办公室几扇窗外的半条街上，都是乱哄哄的。要想挤到他的桌子跟前根本不可能，而由于几百个人同时都在讲话，结果谁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这一天不是接待日。在那间空荡荡、静悄悄的大办公室里，对越来越复杂的公文程序感到不满的几名文书，默默地写着，不时互相交换几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眼色。从首长办公室传出欢快的笑语声，那里的人肯定是敞开制服领子，正在舒舒服服地享用清凉饮料。 　　加利乌林正好到外间屋来，一看到日瓦戈，他做了个准备跑开的动作来招呼医生也到里面去分享那里的欢乐。 　　医生反正是要到办公室去找首长签字。到那里，他才看到一个最不成体统的场面。 　　伊然成了这个小城镇当前第一号风头人物的新政委，并不急于去上任，反而逗留在这间同司令部当前急务毫不相干的办公室里，站在这几个部队文读人员的面前口若悬河地讲个不停。 　　“这是我们的又一位明星，”“县长”这样说着把医生介绍给政委，可是政委完全陷于自我陶醉的境地，对他一眼也不看。为了给医生递过来的文件签字，“县长”改变了一下坐的姿势，随后又恢复了原样，接着就用一个亲切的手势给日瓦戈指了指屋子当中一个低矮的软坐凳。 　　在场的只有医生一人端正地坐着，其余人的姿态一个比一个放荡不羁。“县长”用一只手托着头，仿效皮却林的模样半躺在写字台旁边；他那位身躯肥硕的助手坐在对面沙发的扶手上，曲起两腿，胯下仿佛是一具女用鞍具；加利乌林反身骑在一把椅子上，两手拢着符背，头靠在上边；年轻的政委一会儿用手撑着窗台，一会儿又跳下来，像是一头刚出洞的狼意，一刻也不停歇，踏着细碎的脚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一口气地说着，讲的是比留奇逃兵的事情。 　　关于这位政委的传闻得到证实。这是个身材瘦削、匀称而尚未发育成熟的少年，却表现得像是一支燃放出最崇高的理想之光的小蜡烛。据说他出身于富有的门第，父亲似乎做过枢密官。二月间，他是第一批率领自己的连队转向国家杜马方面的军官之一。他大概是姓金茨或者金采，因为给他们两个人作介绍的时候医生没有听清。政委讲的是一口纯正的彼得堡话，吐字非常清晰，稍稍带一点波罗的海东部沿岸的口音。 　　他穿着一件紧身的直领上装。由于这么年轻，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大自在，而为了显得年长一些，就硬板起面孔作出长篇大论讲话的模样，同时有意地摆出拱肩驼背的姿势。为此他把两手深深地插到马裤的裤兜里，缀着挺括的新肩章的肩头向上耸起，完全是一副标准的骑兵架式，从两肩到双脚可以由上到下划出两条在地面相交的直线。 　　“离这里只有几站远的铁路上有一个哥萨克团。是个可靠的红军团。如果把他们调过来，对暴乱分子实行包围，事情就解决了。军团司令坚持要尽快解除他们的武装。”“县长”向政委介绍情况说。 　　“哥萨克？无论如何不行！”政委勃然变色。“现在早就不是一九O五年了，说的都是老掉了牙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您的那些将军们过于自作聪明了。” 　　“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目前只不过有这种打算。” 　　“同军事指挥员达成协议，我们不干预作战部署和命令。我不能取消对哥萨克团的调动。就让他们这么办好了。不过，在我这方面要按照明智的启示采取措施。他们已经在那边宿营了？” 　　“这要看怎么说，不过设防还是相当牢靠的。” 　　“那好。我到他们那里去一次。请把这个危险的地点，这伙绿林好汉呆的地方指给我。尽管他们是暴乱分子，甚至是逃兵，然而仍旧是老百姓。诸位，别把这一点忘记了。对待老百姓就像对待婴儿一样，应该了解他们，掌握他们的心理，这就要用特殊的方法。要善于触动他们最美好的、最敏感的心弦，才能发出音响。 　　“我一定要到那个砍伐过的林场去，同他们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您等着看吧，他们会老老实实地返回放弃了的阵地的。想不想打个赌？您不相信？” 　　“不见得。木过，但愿上帝保佑！” 　　“我要对他们说：佛兄们，请看看我吧。我是个独生子，是全家的希望，可是我一切都在所不惜，牺牲了家庭门第，牺牲了父母的爱，为的是给你们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享受不到的自由。无数这样的青年和我一样，就是这么做的，当然更不用说那些老一辈的光荣的先驱者们了。也无需再说那些备受苦难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意派了。这样奋斗莫非是为了自己？难道我们需要这样？现在你们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士兵，而是世界上第～支革命队伍里的军人。你们不妨扪心自问，是不是配得上这个崇高的称号？正当祖国的身上流淌鲜血，使出最后的力气摆脱缠在身边的毒蛇一般的敌人的时候，你们居然甘心受那伙来路不明的过路人的蒙蔽，把自己变成了毫无觉悟的败类，成了一群放纵的、贪得无厌的恶棍。’这简直就像把猪养在桌子底下，猪爪子当然要扒到桌面上来——哼，我可把这帮人看透了，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羞耻！” 　　“不，不行，这太冒险。”“县长”试着提出不同意见，一面偷偷地和助手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 　　加利乌林一再劝说政委放弃他那种极不合理的新奇想法。加利乌林很了解第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那伙胆大包天的人，因为他曾经在该团隶属的师里服过役。但是政委根本不听他的话。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直想起身走开。政委那番天真幼稚的表演使他感到难为情。不过，“县长”和他的助手尽管善于冷嘲热讽，满腹诡计，可是卖弄的聪明把戏也并不比他高明多少。这种愚蠢和这种狡诈恰好相互抵消。所有这些都是靠着连篇累牍的废话表现出来的，既无任何存在的价值，又缺乏明确的含义，生活本身正是迫切需要摆脱这一切。 　　啊，有时候真是多么希望能远远地离开这些平庸的高调和言之无物的陈词滥调，在貌似无声的大自然的沉寂中返朴归真，或者是默默地长久投身于顽强劳作，或者索性沉捆在酣睡、音乐和充满心灵交融之乐的无言之中！ 　　医生这时才又想起了将要向安季波娃作的绝非愉快的表白。为了必须和她见面，他感到高兴，尽管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过，她是不是已经回来了，还很难说。抓住头一个方便的机会，医生站起身来，不让人注意地走出了这间办公室。 　　原来她已经回来了。这个消息是家庭教师小姐告诉医生的，她还补充说，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到家的时候显得很疲乏，匆忙用过晚饭就到自己房里去了，嘱咐不要惊动她。“不过，您可以去敲敲门。”老小姐建议道，“她大概还没睡。”“她的房间在哪儿？”医生这一问，使老小姐大感意外。原来安季波娃就住在楼上走廊的尽头，左右几个锁着的房间存放着扎布林斯卡娜在此地的全部家具，医生从来不曾朝那里看过一眼。 　　天色很快暗了，街上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房屋和篱墙在傍晚的暮色中融为一体。庭院深处的树木在灯光下仿佛缩短了和窗口的距离。这一晚十分闷热，稍动一动就会出汗。落到院子里的煤油灯的光带，像是几条脏水顺着树干流下去。 　　走到楼梯的最后一级，医生停住了脚，心里在想，在旅途劳顿的人的房门上哪怕只是轻叩一下，也是不合时宜而又把人讨厌的。最好把谈话推迟到明天。怀着由于改变初衷而带来的怅们，他顺着走廊踱到另外的一头。那边的墙上有～扇面对邻家庭院的窗子。医生从窗口探出身去。 　　沉寂的夜有着众多诡秘的音响。走廊附近可以听到水池的滴水声，间隔许久才均匀地滴答一声。什么地方的窗内有人唱唱交谈。菜园里有人在浇黄瓜畦，从一只桶往另一只桶里倒水，伴随着从井中提水的铰链发出的声音。 　　空气中散发着各种花草的芳香，仿佛大地白天只是无知无觉地沉睡，如今由于这些气味才恢复了神智。公爵夫人的古老的花园到处都是倒了的树的枝挪，难于通行，一株年深日久的柞树繁花初放，它那浓雾般的香气从园中升起并且浮动着，像一堵高墙。 　　从右面篱墙外的街上传来喧嚷的人声。那是些度假的人在磅笑玩闹，其中有人不断地用力开门关门，还可以听到几句零星的歌声。 　　在公爵夫人花园里一株树上的乌鸦巢的后方，露出来一轮大得出奇的暗红色的圆月，初时很像是济布申诺的那座砖砌磨坊的蒸汽磨粉机，之后颜色变黄，又仿佛是比留奇火车站上的那个供水塔。 　　窗下的院子里，仿佛睡美人呼出的气息中还混合着有如花茶一般的新鲜麦草的幽香。在那儿有一头不久前从很远的村子里买来的母牛，路上它被牵着整整走了一天。这头牛也疲倦了，它怀着离群的忧伤，不肯吃还不熟识的新的女主人手里的饲料。 　　“晴，晴——别使性子，鬼东西，不许顶人。”女主人轻声说着，可是母牛却生气地一会儿把头摆来摆去，一会儿伸长了脖颈，闷声闷气而又哀怜地眸叫。在梅留泽耶沃那一排黝黑的仓房后面闪烁着一片星光，好似从那里引来无数看不见的同情之线，传送着另一个世界的牲畜家族对它的怜悯。 　　周围的一切有如一块神奇的酵母在不停地发酵，胀大，升起。对生活的深切感受犹如一阵轻风，掀起广阔的浪潮向前滚去。它漫无目的，沿着田野和城镇，穿越墙垣和篱栅，透过树木和人体，让路上的一切都感受到它的颤抖。为了胜过这股洪流的影响，医生走向广场，想听听集会上的谈论。 　　月亮高高地悬在中天，万物之上都洒满了它那仿佛是用白色颜料灌注的浓重的光辉。 　　在广场四周几幢带廊柱的公家的石砌房屋的阶前，宽大的阴影仿佛给地面铺了一条黑毯。 　　集会是在广场的另一侧。如果愿意细心倾听的话，隔着广场也可以分辨出那边所说的一切。不过，医生却被眼前壮观的景物吸引住了。他坐在消防队大门附近的一条长凳上，没有去注意街对面传来的人声，开始环顾四周。有几条荒僻的小巷通向广场的一侧，巷子的尽头隐约可见几幢歪斜破！日的小屋。小巷泥泞不堪，难于行走，仿佛农村的土路。泥泞的地面上立着柳条编的长长栅栏，像是翻到池塘里的篓子，又像是沉到水里捉螃蟹用的篮筐。 　　几幢低矮的房屋敞着窗，污暗的玻璃映射出一些亮光。小圃里栽种的玉米朝窗内探出了儒湿的长着淡褐色毛须的头，晶莹的花序和花穗仿佛涂了油似的。一排苍白消瘦的锦葵从歪斜的篱栅后面凝视着远方，像是被炎热从小屋子里赶出来的庄户人，只穿了件汗衫到外面吸几口凉气。 　　沐浴在月光中的夜色是奇妙的，仿佛洋溢出某种预感的温馨和慈祥的爱抚。就在这神话般清明澄澈的宁静中，突然传来非常耳熟的、像是刚刚听到的一个人均匀而又断续的讲话声。这个悦耳的嗓音带着满腔的热望和自信。医生仔细倾听，立刻就分辨出是谁来了。那便是政委金茨正在广场上讲话。 　　一定是地方当局要借助他的权威取得支持。他激动地指摘梅留泽耶沃的人缺少组织性，责备他们轻易地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并一再让大家相信后者才是造成济布申诺事件的真正罪人。本着这个精神，他用了同军人讲话的口气谈到残酷而又强大的敌人以及祖国面临的考验。讲到中途，大家开始打断他的话。 　　在要求不要打断发言的呼喊声中，照样有不同意的喊叫。反对的声浪～阵紧似一阵，声音也越来越大。陪金茨一起来的人这时担当起大会主持者的角色，喊叫着不许随意发言，让大家遵守秩序。有些人要求让人群里的一位女公民讲几句，另～些人就发出嘘声，希望不要干扰金茨讲话。 　　一个女人挤过人群朝那个底朝天倒放着权充讲台的大木箱走来。她并不想到台上去，只是紧靠着它站在一旁。大家都知道这个女人，立刻静了下来。她成了人群注视的焦点。她就是乌斯季尼姬。 　　“您提到济布申诺，政委同志，接着又提到了眼睛。您说，大家应该把眼睛睁大，不要受骗上当。我可是用心听您讲话的，您只知道翻来覆去地数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除了这些，别的什么也没提到。不过，最要紧的还是不要再打仗了，彼此应该以兄弟相待，这是本着上帝的慈悲，可不是孟什维克；大大小小的工厂应该交给穷人，这也算不上是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凭着人的怜悯之心。至于说那个聋哑人，我们用不着您也挨够了骂，已经听厌烦了。他简直成了你们的一块心病！不过他究竟在什么地方让您觉着不合心意？难道就因为一直是个哑巴，没征得您同意就突然开口讲话了？好像这是从来没见过的怪事。怪事还多得很呢！比方说，瓦拉穆的驴就口吐人言，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它说：‘瓦拉穆呀，瓦拉穆，真心实意地求您别往那儿去，到那儿要倒霉。’对吧，大家都知道，他听不进去，结果还是去了。您说的聋哑人，和这个也差不多。他心里想的是：为什么要听它的，一头驴，是个畜生。可别看木起畜生。到头来可要后悔的。您大概也知道结果是怎么回事。” 　　“结果怎么样？”人群里头有人好奇地问。 　　“算了吧，”乌斯季尼姐反唇相讥地说，“操心太多老得快。” 　　“不行，这不行。你说，结果怎么样？”那人并不罢休。 　　“结果，结果，你这解不开的榆木疙瘩！碰个钉子吧。” 　　“别运啦，亲爱的。那是洛特的故事，‘洛特的老婆’。”远处有人这么喊道。大家都笑了。主席让大家守秩序。医生回去睡觉了。 　　第二天晚上他见到了安季波娃，是在储藏室找到她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面前摆了一堆已经熨好的衣服。她还在继续熨着。 　　储藏室是楼上最后一排房子里的一间，面向花园。屋子里放着几个茶炊，从厨房用手摇升降机送上来的食物分盛在许多盘子里，用过的脏餐具从这里放下去送到洗碗池。医院的物品账也存放在这间储藏室。人们在这里对照账册清点食具和卧具，空闲的时候到这儿来休息和聚会。 　　朝向花园的窗户是敞开的。屋子里闻得到柞树花香，还有那种古老的花园里才有的混合着兰芹干枝的苦味。两只熨斗发出淡淡的炭火气，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轮换用它们熨衣服，一会儿把这一只、一会儿把那一只放到蒸气管子上去加热。 　　“昨天您为什么不来敲门？老小姐都跟我说了。不过您做得对。我已经睡下了，无法请您进来。怎么样，您好吧。小心别弄脏了衣服，那儿撒了点煤。” 　　“看得出，您是给整个医院熨衣服。” 　　“不是，这里也有不少是我的。您总笑我永远也别想从这里脱身。这次可当真要走了。您看，我这木是正在打点行装嘛，收拾好了就动身。我上乌拉尔，您去莫斯科。今后要是有人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听说过梅留泽耶沃这个小镇吗？’‘我想不起来了。’‘安季波娃是谁？’‘一点也不知道。’” 　　“唉，就算是如此吧。您到各乡走了一趟，有什么感触？乡下的情况好吗？” 　　“这可说来话长。——熨斗凉得真快！如果木费事的话，请递给我一只热的。就是管子上放着的那只。这只拿回去，放在管子上。对啦，谢谢。——各个村子的情形不一样。全看村子里住的是什么人了。有的地方老百姓勤快、能干，情况还过得去。有些村子简直清一色是醉鬼，地都荒了，看着都可怕。” 　　“傻话，哪儿来的醉鬼？您其实是了解许多情况的。问题是根本找不到任何人，男子汉都被征去当兵了。好，不谈这些了。新的革命的地方自治会怎么样？” 　　“关于醉鬼的问题您说得不对，我还要跟您辩论。地方自治会？自治会的事要长期伤脑筋。许多规定不能落实，乡里找不到可以共事的人。当前农民只关心土地。我顺路到拉兹多利诺耶去了一趟。真是个漂亮地方！您真应该去一次。春天的时候被烧掉了一部分，抢走了些东西。仓房烧了，果树光秃秃的，大门有一部分让烟熏坏了。济布申诺没有去成。可是到处都断定那个聋哑人的事并非杜撰，还形容了他的外貌。据说是个年轻人，还受过教育。” 　　“昨天，乌斯季尼娜在广场上还替他说过好话呢。” 　　“我刚一回来，从拉兹多利诺耶就运来一大车破烂的废物。已经请求过多少次，让他们别动这些家具。我们自己还不够用呢！今天早晨，卫戍司令部又派人送来‘县长’的一张条子。他急着要用那套银茶具和装酒的水晶瓶。说是只用一个晚上，用后归还。可是谁都知道所说的归还是什么意思。半数的东西都无影无踪了。所有拿走的都说过是要归还的。听说是要举行晚会，好像是来了什么人。” 　　“啊，我猜到了。来了一位前线部队的新政委。我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见过他。打算处置那些逃兵，实行包围和缴械。政委还是个毛孩子，办事的新手。这里的人建议调动哥萨克，可是他想要靠眼泪解决问题。他说老百姓就如同是婴儿，还有其他等等类似的意思，认为这一切不过是哄小孩子的把戏。加利乌林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这样干，说这是养虎为患，不过这种人一旦打定了主意，是不可能说服的。您听着，把熨斗暂时放一放，请听我说。这儿很快就会出难以想象的乱子，我们无力去制止。我希望您无论如何要在出乱子之前离开！”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您过分夸大了事态。何况我正准备离开。不过，总不能匆匆忙忙地甩手一走了事。应该对照账册把物品做个交代，不然的话好像是我偷了什么东西。可是向谁交代呢？这就是问题。为了管理这些物品，我操够了心，换来的却是无数的怨言。我把扎布林斯卡妞交给医院的财产全部登了记，因为这是法令规定的精神，现在却落得仿佛我假装这样做，用这种办法替伯爵夫人保护财产。这够多么卑鄙！” 　　“唉，您就让这些地毯和瓷器见鬼去吧，这些该死的东西。居然为这件事影响情绪！嗅，对了，昨天没能见到您才是最大的遗憾呢，我简直是受了最大的打击。本来可以全都向您说清楚，使所有恼人的问题都有答案！这是当真的，不开玩笑，我恨不得把满腔的话都说出来。谈谈我的妻子、儿子，说说我的生活。真见鬼，莫非一个成年男人就不能和一个成年女人谈一谈，否则就会被怀疑有什么‘勾当’？呸！让魔鬼把这些破布呀、衬里呀统统扯碎吧！ 　　“您继续熨阳，只管熨您的衣服吧，别管我！不过我还是要说，要说很长时间。 　　“您也许在想，如今是什么时候！可是我和您正是生活在这种时候！这是史无前例的机遇。请想想看：整个俄国仿佛被撤掉了屋顶，我们和所有的老百姓都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人再需要偷着看我们。真是天大的自由！这绝非口头上的和书面要求中的自由，而是真正的、从天而降的意外之物。不过，这也是偶然之间和无意之中的自由。 　　“一切的一切都变得如此出奇的巨大！您没发现？仿佛每个人都被他本身、被他自己显露出来的威力制服了。 　　“我说我的，您只管熨吧，不用开口。您不感到乏味吧！我给您换熨斗。 　　“昨天我看到了晚间的集会，真是大开眼界。我们的俄罗斯母亲行动起来了，到处行走，坐立不安，而且有说不尽的话。讲话的不单单是人。满天的繁星和树木也在娓娓交谈，夜间的花草探讨着哲理，一幢幢的石砌房屋同样参加了集会。完全像是福音书上说的那样，难道不对吗？仿佛又回到了使徒们的时代。还记得保罗的话吗？‘要开口讲话，发出神启。要为布道的才能祈祷。”’ 　　“您说地上的树木和满天的星星也参加了集会，这我理解。我知道您想说的是什么，我也有过这种体验。” 　　“战争只做了一半的事，剩下的由革命完成了。战争是人为地使生命得到暂时的休息，完全像是可以把生存推迟一个短时间一样（真是废话！）。革命违反着意志奔腾而出，仿佛是一股被阻滞得过长的空气。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苏醒了，获得了再生，一切都发生了转化、转变。也许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两种革命，一种是自身的，另一种是共同的。我觉得，社会主义宛如一片海洋，所有个人的、单独的革命应该像无数溪流一样汇聚其中，这就是生活的海洋，自存自在的海洋。我所说的生活的海洋，指的是那种值得用绘画表现的生活，是经过创造而丰富起来的充满智慧的生活。可是，现在人们决心不在书本上去体验它，而是通过自身的行动，不诉诸于抽象，而是仰仗实践。” 　　出乎意料的声音的颤抖，暴露出医生的意志开始发生动摇。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一时之间停止了熨衣服，严肃而又好奇地望着他。他显得很窘，忘记了自己正在说什么。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开始讲起来，不假思索地信口说了下去。他说道： 　　“这一个时期始终渴望能够生活得忠诚而有成效！我非常希望能成为这种昂扬振奋精神的一部分！就在这席卷一切的欢乐之中，我发现您那教人猜不透的侵郁寡欢的目光，那仿佛是不知失落在何方的一种神色。我宁愿付出一切，但求没有它，希望在您的神态上能看到对自己的命运是多么心满意足，而且在任何方面对任何人都无所需求。我甚至希望有一位您所亲近的人，朋友也好，丈夫也好（最好是军人），能握住我的手，要我不要为您的遭遇担心，也不必用自己的关心给您增添烦恼。不过，我肯定会把手挣脱，而且摆着手表示不同意……唉，我真有点忘乎所以啦！请原谅。” 　　医生的嗓音又一次失去了控制。他摆了摆手，怀着无可挽回的窘迫的心情站起来，走到窗子跟前。他背朝房间，两只手掌托着脸颊，两肘支在窗台上，～双失神的、寻求内心平静的眼睛凝视着沉浸在暗夜中的花园深处。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绕过一头搭在椅子上、另一头靠在另一个窗台上的熨衣服用的木板，在离医生背后几步远的房间中央站住了。“天哪，我多么害怕这种事！”她像自言自语似的轻轻说。“这是多么致命的迷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别说了，别这样。哎呀，您瞧，我因为您干出了什么事！”她大声喊着朝工作台跑过去，忘记拿开的熨斗下面，一件被烤焦的女上衣冒起了一股刺鼻的轻烟。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气恼地把熨斗砰的一声放到炉盖上，继续说下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应该清醒一下，到老小姐那儿去呆一会儿，喝点水，亲爱的，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我希望看到的平常那种样子。听见了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我知道您是能做到的。一定要这样，我请求您。” 　　这样的表白心迹，在他们两人之间就再也木曾发生过。一个星期之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离开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日瓦戈也开始收拾行装准备上路了。临出发的前一天夜里，在梅留泽耶沃下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 　　狂风的咆哮和暴雨的轰鸣交织在一起，雨水一时倾泻在屋顶上，一时随着改变了的风向沿街洒去，似乎是用它那汹涌的水流一步步地夺路前进。 　　隆隆的雷声不间断地汇成一片均匀的轰鸣。在紧密的闪电照耀下，不时地显现出一条条向远处躲去的街道和弯着腰朝同一个方向奔跑着的树木。 　　深夜，弗列里小姐被大门外可怕的敲门声惊醒。她害怕地从床上坐起来，仔细倾听。敲门声仍然不停。 　　她想，难道整个医院就没有一个活人出去开门，莫非就该她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吃苦受累，只因为她天生的正直和肯负责任？ 　　好吧，就算扎布林斯基一家是有钱人，是贵族。不过这医院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是人民的。那么现在又把它扔给谁了呢？比如说，我真想知道。那些卫生员都跑到哪儿去啦？无论是负责人、护土，还是大夫，都逃命了。可是医院里还有伤员，两个没有腿的在楼上的外科手术室里，就是原先用作客厅的那个房间，楼下的储藏室里还有一屋子伤号，就在洗衣房旁边。乌斯季尼妞这个妖婆又外出串门子去了。这个傻瓜眼看要有大雷雨，可还是鬼迷心窍地走了。这回算是有了过硬的借口，可以在外边过夜了。 　　“啊，感谢上帝，雨总算停了，风也不刮了。人家准是看到不开门，摆摆手就走了。这种天气还来敲门也真是见鬼。不过，会不会是乌斯季尼娜？不会，她自己有钥匙。哎哟，我的老天爷，真可怕，又在敲了！ 　　“不过总还是太作贱人啦！对日瓦戈倒是没什么可责怪的。他明天就要走了，心早飞到莫斯科或是路上去了。不过，加利乌林可真不像话！他怎么能这么贪睡，或者居然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听人敲门，指望着到我这个弱不禁风的孤老太婆爬起来，在这可怕的夜里和吓人的地方给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去开门？” 　　“加利乌林！”她突然想起来了。“哪儿来的加利乌林？”就因为还没有完全睡醒，才会有这个荒唐念头！怎么还会有加利乌林，他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难道不就是她自己和日瓦戈把他藏起来，给他换了便装，讲清了周围的道路和村庄，让他知道往哪儿逃的吗？当时是在火车站上执行了私刑，打死了金茨政委，并从比留奇到梅留泽耶沃一路开枪追赶加利乌林，搜遍了全城。哪儿还会有加利乌林！ 　　如果不是那批装甲兵，城市就彻底被摧毁了。当时正好有一个装甲师路过这里，保护了老百姓，遏制住了那伙恶棍。 　　暴风雨的势头已经减弱，逐渐远去。远方还隐隐地听得见稀疏的雷声。雨还继续在下，雨水顺着树叶和屋檐轻轻地流淌着。无声的闪电不时照到老小姐的房间和她身上，稍稍停留一会儿，似乎在搜寻什么。 　　停了许久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仿佛是有人求救似的拼命敲打。风又刮了起来，接着又是倾盆大雨。 　　一来啦！”老小姐不知冲谁喊了一声，这一声连她自己也感到害怕。 　　一个意外的念头提醒了她。她把两脚从床上伸下来，穿上便鞋，披了一件长睡衣就跑去招呼日瓦戈，免得一个人更加害怕。他同样听到了敲门声，于是拿了一支蜡烛从楼上下来，正好和她相遇、两个人的猜测是相同的。 　　“日瓦戈，日瓦戈！外面有人敲大门，我一个人不敢去开。”她用法语大声说，接着又讲起了俄语，“您得出去，大概是拉里莎或者加利乌林。” 　　这阵敲门声也惊醒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他想，这一定是自己人，也许是中途受阻的加利乌林又回到这个藏身之地，或者是路上碰到了什么困难而折回的安季波娃。 　　在过道里，医生让老小姐拿着蜡烛，自己走过去扭动门扣，拉开了门栓。强劲的阵风把门从他手中吹开，烛火熄灭了，冰冷的雨点溅落到两个人身上。 　　“是谁？是谁呀？有人吗？”老小姐和医生在黑暗中争先恐后地喊，但是没有回音。突然，他们又听到在另一个地方响起了先前那样的敲门声，似乎是在后门那边，可是一下子又觉得像是从花园里敲窗子。 　　“大概是风。”医生说，“不过为了安全，还是到后门去看看，弄清楚到底是风还是人，我在这儿等一等，免得真有什么人，或者还是别的原因。” 　　老小姐回到屋里去，医生来到大门外的遮檐下。他那已经适应了黑暗的眼睛，立刻分辨出天将破晓的征兆。 　　大团的乌云仿佛逃避追赶一般发疯地掠过城市上空。低飞的云絮几乎擦到朝一个方向倾斜的树梢，恰如无数把弯曲的条帚在给天空清扫。打在房屋木板墙上的雨水由灰白变成了黑色。 　　“怎么样？”医生间转回来的老小姐。 　　“您猜对了。什么人也没有。”她告诉他在屋子里查看的结果。储藏室的一扇窗玻璃被一节柞树枝打碎了，地板上积了一滩水；拉拉原先住的房间也如此，地上简直是一片汪洋。 　　“那里的一扇百叶窗脱掉了，拍打窗框。您看，就是这么回事。” 　　他和她又谈了一会儿，然后锁上大门，各自回去重新睡下，但心中都为这场虚惊感到遗憾。 　　原先以为只要把门一开，进来的一定就是那个已经十分熟悉的女人，浑身湿透，冻得发僵，在她拭擦身上雨水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她发出一连串的问题。然后，她换过衣服来到厨房，借着炉子里昨天剩下来的余火烤烤身子，会一边用手拢着头发一边笑着，向他们叙说自己遭到的那些磨难。 　　他们对此确信不疑，所以关上门以后，这种确信不疑的痕迹仍留在外面的墙角屋边，从这个女人身上滴落的水迹或者她的影像继续在他们脑海里回旋。 　　比留奇的报务员科利亚·弗罗连科被认为是这次车站兵变的间接肇事人。 　　科利亚是梅留泽耶沃一个有名的钟表匠的儿子，当地人眼看着他长大。小时候他曾经寄养在伯爵夫人“逍遥津”女仆那里，和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一起在家庭教师的照管下玩耍。弗列里小姐对科利亚很了解。他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了一点法语。 　　在梅留泽耶沃，人们惯常看到的科利亚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得很单薄，不戴帽子，脚上是一双夏季穿的帆布鞋，骑一辆自行车。他不扶车把，挺直上身，双手交叉在胸前，就这样骑车跑在公路上和城里，不断地朝电线杆和电线看几眼，检查线路的情况。 　　城里有几幢房子是通过铁路电话的一条支线和车站连接的。这条线路由科利亚在车站的服务机房负责。 　　他在站上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铁路电报、电话，如果站长波瓦利欣短时间木在，信号和扳道的事也归他管，因为这部分设备也在报务机房里。 　　由于必须同时兼顾好几件设备，科利亚养成了一种独特的言语方式，所说的话隐晦而且句子不完整，令人费解，尤其是他不愿意回答或者没有谈话兴致的时候，更是如此。人们都说，在出事的那天他滥用了自己的职权。 　　由于他避而不接电话，的确让从城里打电话来的加利乌林的一片好心落了空，而且无意中对后来的事态发展起了不祥的作用。 　　加利乌林要求把正在车站或者在车站附近的政委找来听电话，要告诉他自己立刻出发到伐木场！日址去和他见面，请务必等一等，在这以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科利亚拒绝了加利乌林请他去找金茨的要求，借口说当时线路正在给驶往比留奇的列车传送信号，同时又以种种真假参半的理由让这一列车滞留在附近的会让站上，但车上运载的正是调往比留奇的哥萨克。 　　等到列车终于开来的时候，科利亚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 　　机车爬行般地缓缓驶进月台乌黑的遮檐下面，恰好停在报务机房那扇大窗前面。科利亚一下子拉开了那幅织着两个代表铁路的缩写字的深蓝色呢窗帘。石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托盘，上面是一只盛着水的大凉瓶和一只普通的厚玻璃杯。科利亚往杯子里倒了点水，喝了几口，一面朝窗外看了看。 　　司机看到科利亚，从司机室里友好地向他点了点头。“哼，败类，臭虫！”科利亚心里满怀仇恨地这么想，一面朝司机吐舌头，同时用拳头做出威吓的样子。司机不但明白科利亚做出这种表情的意思，而且自己也耸了耸肩，把头朝车厢那边一扭，意思是说：“有什么办法？你自己试试看。人家有力量。”科利亚的表情作了这样的回答：“不论怎么说，反正是下贱，坏蛋！” 　　开始从车厢里往外牵弓吗匹。它们蹭着碗子，不肯走。马蹄踏在木跳板上发出的空闷音响不断换成踩在站台石头地上的镀铝声。不断扬起前腿的马匹让人牵着走过几道铁轨。 　　线路的末端已经生锈并且长满了青草的轨道上停放着两列报废的车厢。由于雨水冲蚀而油漆剥落以及虫蛀和湿气的损害，这些破旧的车厢又恢复了和列车另一侧的原始林木原先的亲族关系，那些白棋树树干上长满了多孔菌子，森林上空聚集了团团乌云。 　　在一片林间空地上，哥萨克们按照命令上了马，驰向伐木场的残址。 　　第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那些拒不服从命令的人，被包围起来了。骑马走在林子里要比在空旷的田野上显得更加高大、威严。他们让躲在土窖子里的那些士兵吃了一惊，虽然后者的手中也都有枪。哥萨克们投出了马刀。 　　在骑兵的包围圈里，金茨跳到一堆码放得坚实平整的木垛上，向周围的人讲起话来。 　　他仍旧照自己的习惯谈起了军人的天职、祖国的意义和另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些概念在此时此地却得不到同情的反响。聚拢来的人为数很不少，他们备受战争的折磨，已经变得粗野而又疲惫。金茨说的这些话，早已磨破了他们的耳鼓。四个月以来，右的和左的甜言蜜语已经把这些人引入了歧途。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讲话的人的非俄罗斯的姓和波罗的海东岸一带的口音，也让他们听得扫兴。 　　金汉也觉察到自己的话说得太长，感到懊丧，但转念一想又认为这可以让听众更容易接受，不过后者对他并不感谢，反倒显得无动于衷和含有敌意的厌烦。人群越来越被激怒，他于是决定采用更为强硬的口气，说出了准备好的威胁性的言词。这时他已经听不到逐渐增大的怨声，只是提醒这些士兵不要忘记已经成立的军事法庭正在执行任务，并且以死亡威吓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为首的人。金茨还提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证明自己是叛徒、麻木不仁的蠢货和不知天高地厚的下流坯。但是这些人已经听惯了这种口气。 　　响起了几百人愤怒的喊声。“你该说完了吧，够了！”人们异口同声地喊叫着，但还没什么恶意。可是，接着又响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叫喊，声音非常之高，带着满腔的恼恨。大家都注意地听。他们叫喊的是： 　　“听到了吧，同志们，他骂得多么粗野？全是过去的那一套！旧军官的习气丝毫也没改！说我们是叛徒？尉官大人，你自己又是什么人？和他用不着客气。难道还看不出，他是个德国佬，是派进来的？喂，把证件交出来，你这个老爷！你们这些来弹压的为什么站在这儿发呆？来，让你们捆吧，把我们都吃了吧！” 　　金茨这番不得体的话，就是哥萨克们也越听越不顺耳。“都是些下流坯和蠢货，这帮老爷！”他们互相耳语着。开始是个别人，然后大多数都把马刀入了鞘，一个接一个地下了马。当这些下了马的哥萨克达到了相当数量的时候，就乱糟糟地向空地当中的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人移动过去。大家混到了一起，开始了友好的交往。 　　“您应该想法不让人发觉地走掉。”惊慌不安的哥萨克军官们这样告诉金茨。“您的车就停在铁道过路口。我们派人去通知，把它开到近处来。请快走吧。” 　　金茨就照这个意见采取了行动，但他觉得悄悄地离开有失体面，因此放松了应有的戒备，几乎是毫不掩饰地朝车站走去。他在精神极度惊恐紧张的情况下走着，但是高傲的心理迫使他迈着安详的不慌不忙的步子。 　　离车站已经不远了，再过去就是紧邻的一片森林。在一处林间空地上铁路已然在望，这时他才第一次转回头去看了一眼。许多持枪的士兵尾随在后面。“他们要干什么？”金茨这样想着，同时加快了脚步。 　　追上来的人也如法炮制，同他之间的距离保持不变。前方出现了两堵墙似的破损的火车车厢。绕过它们以后，金茨跑了起来。载运哥萨克来的列车已经编发到调车场，线路是空着的。金茨奔跑着越过去。 　　在跑动中他跳上高高的站台。这时，追赶他的士兵从几辆破损的车厢后面跑了出来。波瓦利欣和科利亚朝金茨喊了些什么，打着手势让他到车站里面去，在那里可能使他得救。 　　然而，仍旧是那种在城市里经过几代人培养出来的、但在此时此地行不通的带有献身精神的荣誉感，挡住了他的求生之路。他以超人的意志力设法控制住快要炸裂的心的颤抖。应该大声告诉他们：“弟兄们，你们会明白过来的，我算是什么好细？”他这样想着，“应该说几句有清醒作用、打动人心的话，才能把他们控制住。” 　　近几个月以来，一种功勋感和发自内心的要高声呼喊的欲望在他身上已经不自觉地与木板搭成的讲台或者椅子联系在一起，只要一站到它们上面，就能向聚拢来的人群发出某种号召，煽动性的言语就会脱口而出。 　　站房门前那座车站用的钟下面有一只很高的消防水桶，严严地盖着。金茨跳上桶盖，面对走近前来的人们断续地讲了几句感人的、超人的话。在咫尺之内几步就可以跑进去的门旁，他做出了一个愚蠢而勇敢的举动，使追上来的人目瞪口呆地站住了。士兵们把举在手中的枪枝放了下来。 　　这时，金茨走到木桶的边缘，踏翻了盖子。他一只脚踩到水里，另一只是到桶边上，整个人跨在桶边上。 　　他这副狼狈相引起士兵们一阵大笑，站在最前面的一个朝他颈部开了一枪，把这个可传人送了命，其余的赶上来向死者捅了一阵刺刀。 　　弗列里小姐给科利亚挂了电话，让他尽可能妥善地把医生安置到车上，否则就要揭穿会使科利亚木愉快的事。 　　科利亚一面回答老小姐的话，一面像往常那样接着另外一个电话，从他口中夹杂着带小数点的数字来判断，是在向另一个地方传送电报密码。 　　“普斯科夫，接线员，听得见吗？什么暴乱分子？一只手？您这是怎么回事，小姐？什么手相术，一派胡言。行啦，把电话挂上吧，您妨碍我的事。普斯科夫，接线员。三、六、小数点、O、O、心。唉，真该让狗把您叼了，我的电报机上的带子都搞断了。什么？什么？听不清。又是您，小姐？我已经对您清清楚楚说过了木行，我办不到。您应该找波瓦利欣。看什么手相，胡说八道。三O、六……啊，见鬼……算了吧，别妨碍我了，小姐。” 　　可是老小姐却说： 　　“什么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你瞒不过我的手相术，我已经把你看透了。明天你得把医生给我送上车去，我也就不再同任何杀人犯讲话了，你这个出卖上帝的小犹大。”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起程的时候，天气闷热。像前天一样，又要有一场雷暴雨。 　　在乌黑的酝酿着雷雨的天空的凝视下，吐得满地是葵花籽壳的车站旁边的小镇上，低矮的土坯房屋和受惊的鹅群现出一片白色。 　　和车站紧相连接的是一片向两侧展开的宽广的草地。地上的青草坡践踏得凌乱不堪，数不清的人群一连几个星期在这里等待开往不同方向去的火车。 　　人群里那些身穿原色粗呢外衣的老年男子，从这一堆挤到那一堆去探听各种谣传和消息。一些年龄大约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侧身用手臂支着头躺在地上，手里拿着去掉了叶子的树枝，仿佛还是在放牧牲口。年纪更小一些的弟妹们撩起衬衣在他们脚边走来走去，露出啡红色的脊背。那些当妈妈的伸出并拢的两腿坐在地上，怀里抱着用褐色粗呢外衣斜裹起来的吃奶的婴儿。 　　“只要枪炮声一响，就像羊群一样四散奔逃。他们不习惯！”站长波瓦利欣不怎么友好地说着，一面和医生一起在车站内外地上一排排躺着的人们中间曲折地穿过来。 　　“这儿露出空地来啦！算是又看到了土地是什么样子，真叫人高兴！整整四个月没有见到，让这一大群人给遮住了——简直都快忘记了——他当时就躺在那儿。说来也真怪，战争中看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早就应该习以为常了，可这一回真教我觉得可怜！主要就是因为——毫无道理。究竟为了什么？他对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难道这些家伙还算得上是人？现在清往右拐，对，对，往这边来，请到我的办公室。这～趟车您就不必指望啦，能把人挤死。我安排您上另一次车，是区间的。这是我们自己编组的，现在就开始挂车。不过，直到上车之前您别吱声，对谁也别说！要是露了风声，车来不及挂就会给拆开。夜里您在苏希尼奇换车。” 　　当这次保密的列车编组完毕，倒退着从机务段朝站上开来的时候，草地上的人全部挤成一团，从斜刺里向慢慢退过来的列车跑去。人们飞快地从土丘上滑下来，冲上路基。他们互相推搡，有的在跑动中跳到车厢之间的缓冲器或者踏板上，也有的爬进了车窗，上了车顶。眨眼间这列还在开动的火车就挤满了人，等到停靠在月台旁边的时候，已经水泄不通，从上到下都是要赶路的人。 　　医生奇迹般地被挤进车厢门口那一小块可以站立的地方，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被拥到里边的过道上。 　　一路上他始终被挤在过道里，直到苏希尼奇都是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墨黑的雷雨云早已消散。洒满了炙热的阳光的田野上，到处都不停地响着压倒列车行进声的震耳的蝈蝈的叫声。 　　站在窗前的人遮住了光线。地板上、椅子上和两排座位之间的隔板上，落下他们长长的身影，两三个人的重叠在一起。这些影子在车厢里也找不到容身之处，从对面的窗口被挤了出去，于是和前进中的整列车的影子在一起，在路基另一侧的斜坡上跳跃式地奔跑着。 　　周围是一片嘈杂喧闹声，有的唱着歌，也有的一边笑骂，一边打着牌。停车的时候，站上候车的人群的喧嚷又和车内的嘈杂汇合在一起。这么多人的言谈笑语声达到了海上风暴那种震耳欲聋的地步。也正像航行在海上一样，中途游泊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不可思议的片刻的宁静。这时，可以听到人们在站台上沿着列车匆匆走过的脚步声，有人赶到行李车附近并且发生了争吵，不时还从远处传来送行的人几句断续的话，鸡的轻声啼叫，其中掺杂着车站小花园里树木的籁籁响动声。 　　这时，就像是一封在途中拍发的电报，或者又像是从梅留泽耶沃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带来的问候，一缕熟悉的香气从窗外飘来。它有时悄悄地在你身边的什么地方变得十分浓郁，有时又似乎是从田野和花圃里的鲜花达不到的高处降落下来。 　　因为拥挤，医生无法走近窗前。但他无须用眼去看，在想象中就见到了这些树木。它们大概就生长在附近，安详地向车顶伸出落满风尘的枝条，浓密的叶子宛如一幅天幕，点缀着许多晶亮的眨眼的小星。 　　这景象一路上不断重现。到处是喧嚷的人群，到处是开着花的搬树。 　　这股无所不在的香气似乎赶过向北方行驶的列车，又像是乘车的人所到之处都会听到的那种有根有据的传闻，不胫而走地散布到各个大小车站和道口的守望点。 　　夜里到了苏希尼奇，一个老式打扮的殷勤的搬运工带着医生走过一条没有灯火的路，从后倒把他送上了一列刚刚到达而行车表上找不到车次的列车的二等车厢。 　　搬运工用乘务员的钥匙勉强打开了后侧的车门，把医生的东西放到门里那一小块可以站人的地方，正准备和立刻要把行李推下去的列车员抵挡一番的时候，后者似乎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发了善心，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列有特殊任务而不为人知的客车，行驶的速度相当快，短暂停车时还设置了警戒。车厢里几乎是空荡荡的。 　　日瓦戈进去的那间包房，被小桌上一支滴着油的蜡烛光照得很亮，从稍稍放下一点的窗口吹来的风，使烛焰不住地晃动。 　　蜡烛的主人是包房里唯一的一位乘客。他是个淡黄头发的年轻人，从修长的双臂和两腿来看，身材肯定很高。他那四肢的关节似乎相当松散、灵活，仿佛是一件折叠物品的没有连结牢靠的部件。这位青年靠窗坐在沙发长椅上，随便地向后仰靠着，一看到日瓦戈走了进来，客气地欠了欠身，由半躺的姿势改成较为雅观的端坐。 　　在他所坐的长椅下面有一堆毛茸茸的碎布之类的东西。这堆东西的一头突然动了起来，从长椅下面急匆匆地爬出来一条耷拉耳朵的猎狗。它围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脚下又闻又看，然后就在包房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跑来跑去，几只爪子灵活地伸来伸去，正像它那位两腿交换着叠起又放下的高个子的主人一样。不久，它就听从主人的吩咐急忙钻到椅子底下，又变成了先前那种像一团拖布的模样。 　　这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看到包房里的衣钩上挂着一杆装在套子里的双筒猎枪，一条皮革的子弹带和紧紧地塞满了禽鸟的狩猎网袋。 　　这青年原来是个猎人。 　　他非常健谈，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急不可待地同医生攀谈起来，说话时，两只眼睛始终紧紧地盯着医生的嘴。 　　这个青年人有一副不中听的高嗓子，每当说话的声音达到最高点后，便又降下来变成带点金属味道的假嗓音。还有另一种怪现象：他虽然完全是个俄国人，可是唯独把“y”这个元音说得很古怪，发出的音软化得像是法语的“11”，又像是德语里的变元音“u”。除此之外，这个发不准的“y”对他来说也比较困难，要费很大的力气，尖声尖气地才能说出来，比其他的音都要高。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几乎就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吃了～惊： 　　“昨天弯（晚）上我就打到了一些亚（鸭）子。” 　　“这是怎么回事？”日瓦戈心里在想，“好像在什么书里看到过，有这个印象。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知道，只不过，一时想不起来。大概是大脑方面的某种原因，造成语音上的缺陷。不过，这种啤叫似的声音太可笑了，让人无法严肃地对待。简直不可能和他谈下去，最好还是爬到铺上去躺躺吧。” 　　医生果然就这样做了。他在上铺安顿好以后，年轻人就问是不是把蜡烛吹灭，木然也许会影响他休息。医生感谢地表示同意。这位同车的旅伴把蜡烛熄掉，周围变得一片漆黑。 　　车窗开了一半。 　　“要不要给您关立窗子？”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道，“您不怕小偷吗？” 　　同伴没有回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大声问了一次，那人还是毫无反应。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于是划着了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位同伴是怎么回事，也许从包房里出去了，或者更有可能是已经睡着了。 　　然而都不是，那人睁大眼睛依旧坐在原地，微笑地看着从上面俯下身来的医生。 　　火柴熄灭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点燃了一支，就着它的光亮第三次重复了一遍所要问的话。 　　“随您的便吧，”猎手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偷。不过最好还是不必关窗。有点闷。” 　　“真没料到！”日瓦戈心里思忖着。“看来是个怪人，只能在有亮光的时候讲话。你看他现在的发音多清楚，一点错误也没有了！莫名其妙！” 　　由于过去这一个星期发生的种种事件、临行前心情的波动以及收拾行装和凌晨就上了车，医生觉得全身好像散了架一样。他以为立刻就会沉入梦乡，于是让身体躺得更舒适一些。然而事与愿违。过度的疲劳驱走了睡意，等到他睡着的时候，已经天将破晓。 　　在这之前的漫长时间里，无论在他脑际一幕幕涌现的种种思绪多么纷繁杂乱，实际上只是构成两个时分时合、纠缠不开的圆周。 　　一个圆周的内容是对东尼娜、家庭和过去的生活的思念，想的是那充满诗情、虔诚而圣洁的日子。医生对这种生活感到惊喜，切盼它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如今在这夜间飞驰的列车上，急不可耐地想要重新投入阔别两年的它的怀抱。 　　对革命的忠诚信念和赞赏也在这个圆周之内。这里所说的革命，指的是中产阶级所接受的革命，同时也是一九O五年那些对布洛克无限崇拜的青年学生所赋予的含义。 　　这个亲切而又熟悉的圈子当中，也包括战前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在俄罗斯的思想界、艺术界以及整个俄国和日瓦戈本人命运中出现的那些新的征象和预兆。 　　战后情不由己地想要重新捕捉这股潮流，为了求得它的再现和延续，思乡的心情竟是如此的强烈。 　　第二个圆周也有着某种新的思念，然而却是异样的，同时又是那样美妙！但这并非自己所熟悉的推陈而出的新意，却是一种本能的、由现实所决定而又像大地震动那样来得突然。 　　战争、流血、恐惧以及它带来的家园沦丧和斯文扫地，这就是新的因素。战争的考验以及从中获得的精明的生活本领，也是这种新的成分。战争把他带到的这些边远小城镇和接触的那些人，同样是新鲜的。革命也是新的因素，当然不是一九O五年前不久大学里谈论的那种理想化的革命，而是现在这种诞生于战争之中并且带着血腥气的士兵们的革命。它在善于驾御这种自发力量的布尔什维克的指引之下，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 　　护士安季波娃同样也是这个圈子里的新内容，天知道战争会把她和她那具有神秘色彩的生活抛向何方，但她与人与事无争，几乎对自己的痛苦从不表露，她那沉默尽管令人不解，然而却又如此强劲有力。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竭力不去爱她，正像他竭力去爱所有的人，更不用说去爱自己的家庭和亲人了。 　　火车正在全速前进。从放下的车窗迎面吹来的风掀乱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鬓发。夜间停车的各个小站，重复着日间同样的景象，嘈杂的人群伴随着籁籁作响的柞树。 　　偶尔从黑夜的深处向车站传来磷饼的马车声。这时，人们的话语、车轮的响动和树木的沙沙声便交织在一起了。 　　在这样的时刻，究竟是什么迫使夜间的树影婆婆舞动和相互点头致意，究竟它们彼此之间通过梦中沉甸甸的叶子低声倾诉些什么，都变得可以理解了。这原来就是在上面的卧铺辗转反侧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所思考的，是关于越来越广泛地席卷整个俄国的信息，是关于革命及其面临的不祥而艰难的时刻，关于这场革命可能取得的伟大结局。 　　第二天，医生醒得很晚。已经是十二点钟了。“侯爵，侯爵！”同车的旅伴压低了声音在招呼他那条不住翻身的狗。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奇怪的是，包房里依旧是他和那个猎手两个人，路上没有第三者上车。途经的车站名称，都是从小时候起就熟悉的。列车已经穿过了卡卢加省，正在向莫斯科省驶去。 　　在带有战前的那种设备的洗脸间里完成了旅途中的激洗以后，医生回到包房接受了这位颇使人感兴趣的旅伴提供的早餐。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才能更好地对他端详一番。 　　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出奇地喜欢讲话而且好动。他之喜好讲话主要还不是为了交谈和沟通思想，而是在舌头动作和吐字发声本身。他边说边像坐在弹簧上一样全身上下颠动着，无理由地哈哈大笑，同时由于感到满足而飞快地搓动双手，如果觉得这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就用两个手掌敲打膝头，笑得流出眼泪。 　　谈话的内容是从昨天见到的那些怪事开始的。这位邂逅相逢的伙伴讲话之颠三倒四，实在令人吃惊。他一会儿滔滔不绝地做着谁也不曾要求的自我介绍，一会儿又毫不在意地提出一连串无需回答的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 　　他所讲的关于自己的一大堆情况，都是难以置信的，而且内容毫不连贯。看来他的一大弱点就是喜欢撒点小谎。观点的极端和对一切公认事理的否定，在他看来无疑是最能说服人的。 　　所有这些都令人想起那种重弹的旧调。发表这类激进主义言论的，原本是上个世纪的虚无主义者，稍后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的人物，一直延续到不久前他们的那些追随者，也就是俄国整个受过教育的外省知识界。他们常常要走在首都的前面，这是因为偏远省份古板正经的作风，更能保存在京城已经陈旧过时的流行观点。 　　这个年轻人谈到他是一个知名的革命家的侄子，而父母却是坚决的顽固分子，用他的话说就是死硬派。他们在离前线木远的某地有一片相当可观的领地。年轻人就是在那里长大的。父母和叔父一向针锋相对，但叔父不念旧恶，如今正是靠他的影响才使他们免去了许多麻烦。 　　这位喋喋不休的旅伴自称在信仰方面是追随叔父的，无论对生活、政治以及艺术，都是极端主义者。从这番表白当中又让人嗅到彼坚卡·韦尔霍文斯基的味道，不过并非指那些左的观点，而只是表现为思想的堕落和大言不惭的浮夸。“他现在一定会标榜自己是未来主义者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这样想，果然话题就转到这上面。“现在大概要谈体育运动。”医生继续提前一步进行猜测。“可能要说起赛马，或者是滑旱冰，或者是法国式摔跤。”木出所料，话题果然转到了狩猎上。 　　年轻人讲到他在家乡的时候就开始行猎，自吹是个相当了不起的射手，只不过因为生理缺陷没有能够成为～名士兵，否则在战争中一定会弹无虚发而出人头地。 　　看到日瓦戈那种疑问的眼色，他惊讶地大声说道： 　　“怎么？莫非您没注意到？我以为您已经看出了我的缺陷。” 　　他于是从衣袋里拿出两张纸片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看。一张是他的名片。他原来是复姓，全称是马克西姆·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克林佐夫一波戈列夫席赫，但他要求简称为波戈列夫席赫，表示对同样如此自称的他的叔父的尊重。 　　另一张纸片是个分成许多栏目的表格，画着手指按不同方法交叠起来的各种各样的手势。这是聋哑人的手语符号。一切立刻就明白了。 　　波戈列夫席赫原来是加尔特曼或者奥斯特罗格拉茨基学派的一个罕见的有才能的学生，他以不可思议的完美程度不靠听觉而仅凭视觉来根据教师喉部肌肉的动作学会了说话，并且同样能理解对方的话。 　　把他从什么地方来并且在哪一带打过猎的情况在心里盘算过以后，医生就问： 　　“恕我直言，不过您也可以不回答——您同济布申诺共和国以及它的建立有没有关系？” 　　“您是从什么地方…··精允许我……这么说您知道布拉热依柯？……有，有关系！当然有。”波戈列夫席赫高兴得像放连珠炮似的说，一边哈哈大笑，整个身子左右摆动起来，两手用力拍打着膝头。接下去又是一派胡言乱语。 　　波戈列夫席赫谈到，布拉热依柯使他有了一个借口。济市申诺不过是表现他个人想法的一个无所谓的地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难于自始至终地注意听他的叙述。波戈列夫席赫的空论一半是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另一半完全是一个狩猎者的信口开河。 　　波戈列夫席赫以一个先知者的心安理得的语调，断定不久就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社会震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内心也同意这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小青年不紧不慢地做出这种预言时表现的目空～切的镇定自若，破坏了他的想法。 　　“您听我说，请等一下，”他不无胆怯地反驳说，“所有这些也许是可能发生的。不过我觉得在我们这一片混乱和破坏的情况下，在步步紧逼的敌人面前，进行这种冒险性的试验不合时宜。应该让国家有一段清醒的时间，从一个转折走向另一个转变之前要有喘息的机会。需要等待出现某种平静和秩序，哪怕只是相对的也好。” 　　“这太天真啦。”波戈列夫席赫说道，“您所说的破坏，正像您赞不绝口和喜爱的秩序一样，也是正常现象。这些破坏却是更广阔的创造性计划合乎规律的先行部分。社会发展得还很不够。应该让它彻底垮掉，那时候真正的革命政权就会在完全另外的基础上把它一部分一部分地重新组装起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就走到过道里。 　　列车全速驶近莫斯科。迎着车窗一刻也不停地飞快闪过一片片的白摊林和一幢紧接一幢的别墅。狭长的露天站台连同那些到别墅度假的男男女女一闪而过，在列车掀起来的尘雾中仿佛被旋转木马带到另一边。火车一声接～声地拉响汽笛，空旷飘渺的林间回音携带着汽笛声传向远方。 　　这些天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突然第一次完全明白了是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以及一两个小时以后迎接他的是什么。 　　三年间的各种变化，失去音讯和各处转移，战争，革命，脑震荡，枪击，种种死亡和毁灭的场面，被炸毁的桥梁，破坏后的瓦砾和大火——所有这一切霎时都化为毫无内容的巨大空虚。长期的隔绝之后头一件真实的事就是在这列车上令人心荡神驰地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家，那是地上的每一块小石子都无限珍贵的、至今还完好无缺地留在世上的自己的家。来到亲人面前，返回家园和重新生存，这就是以往的生活和遭遇，就是探险者的追求，也就是艺术的真谛。 　　树林已经被甩在后面，列车从拥挤的林木当中得到了解脱。一片缓斜的草地从谷底向上延伸到远方成为宽广的丘陵地带。它上面纵向排列着一条条墨绿色的马铃薯田城。在草地丘陵顶部马铃薯田的尽头看到的是地窖温室的玻璃窗。草地的另一侧，在奔驰的列车尾部方向，一团紫黑色的云悬在半空。阳光从乌云后面向四方辐射开来，落在温室的玻璃窗上，燃起耀眼的光芒。 　　突然，从云层里斜飘着洒下一阵晴日阵雨，阳光下可以看到闪烁的雨滴。急骤的阵雨的节拍正好和前进的列车轮声、车身的震颤相吻合，似乎是要竭尽全力地赶上，唯恐落后。 　　医生还没有来得及注意这一切，前方的山后已经出现了救世主基督大教堂的轮廓，接着就是它那穹窿形的屋顶、市区的房屋和林立的烟囱。 　　“莫斯科。”他一边说着，就走回了包房。“该收拾东西啦。” 　　波戈列夫席赫一下子跳起来，在狩猎袋里翻了翻，拿出一只最大的鸭子。 　　“拿去吧，”他说。“留个纪念。和您相处这一整天，我非常快活。” 　　无论医生如何谢绝，还是无济于事。“好吧，”他不得木表示同意，“我把它收下，算是送我妻子的一件礼物。” 　　“妻子！妻子！给妻子的礼物。”波戈列夫席赫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似乎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同时扭动全身哈哈地大笑，让从座位下面跳出来的“侯爵”也分享他的快乐。 　　列车驶向月台。车厢里像到了夜间一样变暗了。这位聋哑人把那只野鸭递给医生，外面包了半张不知是什么内容的铅印传单。 　　莫斯科宿营地 　　一路都静静地坐在狭小的包房里，所以觉得只有火车在行驶，而时间是停滞的，现在最多也不过刚到中午。 　　当马车载着医生和行李吃力地一步步从斯摩棱斯克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挤出来的时候，却已是日近黄昏了。 　　也许当初就是这样，或者是医生往日的印象又加上一层后来岁月的经验，不过事后回想起来，他觉得当时人们一群群地拥挤在市场上并没有什么必要，而只不过是出于一种习惯。因为空空如也的货摊都放下了遮阳的檐板，甚至还上了锁，况且在这片久已不打扫的肮脏的广场上，也没有可以买卖的东西。 　　他仿佛觉得当时还看到衣帽整齐、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蜷缩着瘦削的身体站在人行道上，用隐含责备的目光迎送着身边往来的行人，向他们兜售无人问津的、谁也不需要的东西：人造的假花、带玻璃盖和汽哨的煮咖啡用的圆形酒精炉、黑色细纱的晚装和已经撤销的政府机关的制服。 　　人们买卖的净是些简单实用的东西：定量配给的、很快就变硬的面包头，用嘴咬过的德湿、肮脏的糖块，从一整包切成一半又一半的只有几两重的马合烟草。 　　市场上流通的就是这类来路不明的、没多大用处的东西，价钱却随着在人们手上周转而上升。 　　车夫把车拐到和广场相通的一条巷子里。～轮落日从后面直射到他们的背上。前面有一辆隆隆行驶的空空的大车，掀起的一股股灰尘被夕阳染成青铜色。 　　最后，他们终于超过了挡在前面的大车，于是加快了速度。让医生觉得奇怪的是，大路和人行道上处处都可以看到一堆堆从房屋和围墙上扯下来的旧报纸和广告。风把它们吹到一边，马蹄、车轮和来往的行人又把它们踩到另一边。 　　过了几条横巷不久，在两条街的拐角上出现了自家的那幢房子。车夫停了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四轮轻便马车上下来的时候，感到呼吸急促，心口怦怦跳，急忙向大门走去，按响了门铃。铃声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于是又按了一次。当这次又毫无结果的时候，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就用很短的间隔一次又一次地接着门铃，直到随着向一侧打开的大门，看见把手伸开支在门上的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为止。由于出乎意料，刹那间两个人都呆住了，谁也没有听到对方的惊叫。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手扶着敞开的门，张开双手让他拥抱，这才使他们摆脱了木呆呆的状态。两个人像发疯似的一下子扑到一起。过了一会儿，他们同时开了口，彼此打断对方的话头。 　　“先告诉我，全家身体都好吗？” 　　“好，好，你只管放心，一切都好。我在信里写了些蠢话，对不起。这事以后再说吧。你为什么不拍个电报来呢？过一会儿马克尔就来给你提东西。啊，我明白了，叶戈罗夫娜没来开门，你就不放心了，是不是？叶戈罗夫娜到乡下去了。” 　　“你瘦了，但显得多么年轻苗条啊！我马上把车夫打发走。” 　　“叶戈罗夫娜搞面粉去了。别的佣人都辞退了。现在只用了一个新女仆，她叫纽莎，你不认识，是个姑娘，让她照看萨申卡，另外就没人了。所有的熟人我都打了招呼，说是你该到了，大家都焦急地盼着。戈尔东，还有杜多罗夫，所有的人。” 　　“萨申卡怎么样？” 　　“上帝保佑，挺好。他刚刚睡醒。你要不是才从外边回来，现在就可以去看他。” 　　“爸爸在家吗？” 　　“信上不是写了嘛。一天到晚都在区杜马，当了主席。这你就可以明白啦。付了车钱没有？马克尔！马克尔！” 　　他们提着网篮和皮箱站在人行道中间，挡住了路，行人从他们身边绕过，从头到脚地上下打量这两个人，然后又久久地望着渐渐走远了的马车和敞开的大门，等着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这时候，马克尔从大门口朝这对年轻的主人跑过来。他身穿印花布衬衣，外面套了一件背心，手里拿着一项园丁帽，一边跑一边喊： 　　“感谢上帝神力无边，一定是尤罗奇卡吧？那还用说，就是他，这只小雄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可爱的人，总算没忘了我们这些为你祷告的人，飞回老案来啦。你们还要怎么样？啊，还想看什么？”他讥讽地朝那几个好奇的过路人说，“走开吧，可敬的先生们。别把眼珠子看得掉出来！” 　　“你好，马克尔，让咱们拥抱一下。你这个古怪人，干吗穿背心。怎么样，有什么新鲜事儿和好消息？妻子和女儿们都好吗？” 　　“没什么可说的，都长得挺好，谢谢您的关心。至于说新鲜事嘛，你在外边干大事，可我们也没闲着打瞌睡。如今到处都弄得又脏又乱，叫人恶心，简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街道不打扫，房顶不修缮，从没油饰粉刷过，真像吃斋茹素的一样，一干二净，一丝一毫分外的东西也没有。” 　　“马克尔，我可要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面前告你的状。尤罗奇卡，他总是这样，净说傻里傻气的话，简直让我受不了。大概是冲着你才这么卖力气，想让你满意。不过，他自己也有心里的打算。住口吧，马克尔，不用辩白了。马克尔，你真是个不开窍的人，该变得聪明点儿啦。你大概还没同那些小摊贩混在一起吧。” 　　马克尔把东西拿到屋里，砰的一声把前门关上，接着就放低声音十分肯定地说：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发脾气，这你也听见了。她总是这样。她常说，马克尔，你从里到外都一片漆黑，简直像是烟囱里的油烟子。她还说，你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就算是一条小狮子狗或者哈巴狗，也该通人性了。当然，这么说也木一定对，尤罗奇卡，信不信由你，可是只有知情人才见过那本书，一个了不起的共济会会员写的，整整压了一百四十年不得见天日。可是我觉得目前我们是被出卖了，尤罗奇卡，你难道还木明白，一个小钱、一撮鼻烟都不值地就把我们卖了。你看，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又不让我说话，在那儿摆手哪。” 　　“当然要摆手。好了，好了，把东西放在地板上，谢谢，马克尔，开步走吧。需要的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会喊你的。” 　　“总算把他摆脱了。你要信他的话就只管信好了。纯粹是演戏，在别人面前总装出痴呆的样子，可是自己偷偷地磨刀以备万一。只不过还没决定要对着谁，这个假装可怜的人！” 　　“唉，你也是太过分了！依我看，他只不过是喝多了，所以才这么扭怩做作，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么你说说看，什么时候他清醒过？算啦，让他见鬼去吧。我担心萨申卡恐怕又没睡着。要不是铁路上流行这种伤寒病…… 　　你身上没有虱子吧？” 　　“我想没有。路上坐的车很舒服，跟战前一样。不过还是要洗一洗，稍微洗～下，用不了多长时间，以后再好好洗。你要上哪儿去？怎么不从客厅穿过去？你们现在走另一道楼梯？” 　　“啊，对啦，你还不知道呢。我和爸爸想了又想，还是把楼下的一部分让给了农学院。不然冬天自己连暖气都烧不过来。楼上也太空，还提出来再让给他们一部分，暂时还没接受。他们在这儿安置的是研究室、植物标本和选出来的种子。就是别养老鼠，种子倒无所谓。不过他们把房间保持得不整洁。现在都把房间叫居住面积。往这边来，这边来。看你多笨！从后边的小楼梯绕过去。明白了吗？跟我来，我带路。” 　　“你们把房子让出去，做得太好了。我工作的那个医院也是设在一幢贵族家的住宅里。楼上楼下一排排望不到头的门对门的房间，还保留了一部分镶木地板。养在木桶里的棕桐，支支楞楞的枝叶晚上从病床上看去就像一个个幽灵。那些从火线下来的见过世面的伤员都觉得害怕，做梦还会喊起来。当然，他们的神志也不太正常，受过震伤。结果，不得不把这些树搬出去。我想说的是，有钱人家的生活当中的确有些不健全的东西，多余的东西简直数也数不清。比如家里那些多余的家具和房间，多余的细腻的情感，多余的表达方式。住得挤一点儿，这太好了。木过还不行，应该再挤一点儿。” 　　“你那纸卷里露出来的是什么？嘴像鸟，脑袋像鸭子。真好看！野鸭子！从哪儿来的？简直不可思议！这在当前就算是一笔财产！” 　　“在火车上人家送的。说起来话长，以后再谈。你看怎么样，把它拿出来放到厨房去？” 　　“那当然。马上就让纽莎腿毛、开膛。听说到了冬天会有各种可怕的事，要挨饿、受冻。” 　　“不错，到处都这么说。方才在车上我看着窗外还在想，有什么能比家庭的和睦和工作更可贵？除此以外，一切我们都无法掌握。说真的，看起来不少人面临着不幸。有些人想往南方逃，到高加索去，希望远走高飞。这可不合我们的习惯。～个男子汉应该能咬紧牙关，和自己的乡土共命运。我觉得这个道理很明显。至于你们，另当别论。我多么希望保护你们躲过这场灾难，送你们到更安全的地方，也许到芬兰去会好～些。不过，我们要是在楼梯上站半个小时，恐怕永远也到不了楼上。” 　　“等一下，你听我说，还有一件事。是什么来着？一下子我都给忘了。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了。” 　　“哪一个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科利亚舅舅。” 　　“东尼娜！这不可能！怎么来的？” 　　“你看，就这么回事，从瑞士绕道去伦敦，然后经过芬兰。” 　　“东尼娜！你不是开玩笑吧？你们见到他了？他在哪儿？能不能尽快找到他，现在就去？” 　　“真是急性子！他住在城外一个熟人的别墅里。他答应后天就回来。他变得很厉害，你会失望的。中途他在彼得堡逗留了一阵子，受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爸爸和他争得面红耳赤。真的，咱们为什么走一走停一停？走吧。看来你也听说今后的情形不妙，净是困难、危险和本知数暧？” 　　“我自己也这么认为。算了吧，我们是会斗争的。绝不会所有的人统统完蛋。看看别的人怎么办吧。” 　　“听说劈柴、水、照明都会没有。货币要取消，供应也要停止。我们又站住了，走吧。你听我说，人家都夸阿尔巴特街的一个作坊制作的方铁炉子好。用报纸烧火就能做一顿饭。我已经知道了地址，趁着还没抢购完，想买一个。” 　　“对，一定买。东尼娜，你真聪明！可是科利亚舅舅……科利亚舅舅怎么办！你想想看！我简直安不下心来！” 　　“我有个打算。把楼上的一边再腾出一角来，我们和爸爸、萨申卡，还有纽莎，搬到尽头的两个或者三个房间去，不过必须是连通的，整幢房子的其余部分都不要了。这样刚好和临街的一面隔开，当中的一间装上这种铁炉子，烟筒从气窗伸出去，洗衣、用餐、烧饭和起居会客都在那里，别白烧这个炉子。也许上帝保佑能让我们度过冬天。” 　　“那还用说！肯定能过冬，毫无疑问。你想得真周到，好样儿的。你想到没有，为了表示采纳你这个方案，把那只鸭子烧好，请科利亚舅舅一起来庆贺我们乔迁。” 　　“好主意。我还可以让戈尔东拿点酒精来。他能从一个实验室里弄到。现在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房间。我挑选的，你觉得怎么样？把皮箱放到地板上，下楼去把网篮拿上来。除了舅舅和戈尔东之外，还可以把因诺肯季和舒拉·施莱辛格也请来。不反对吧？咱们的洗脸间在哪儿，还没忘记吧？到那儿去用消毒水洗一洗。我到萨申卡那儿去看看，让纽莎到楼下去。什么时候能看他，我再喊你。” 　　对他来说，在莫斯科最主要的新鲜事儿就是这个男孩。萨申卡刚一落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被征召入伍了。关于儿子他能知道些什么？ 　　已经接到动员令并且在快出发之前，有一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医院去看望东尼娜。正好碰上给婴儿哺乳的时间，没让他进去。 　　他就坐在走廊里等。在这一段时间里，和产房以及产妇的那一排病房尽头成直角拐过去的婴儿室的那条走廊上，传来十几个新生儿连成一片的啼哭声；为了不让襁褓里的孩子受凉，保育员匆忙地走着，两边的臂肘下面各挟着一个婴儿，仿佛刚买来的一小捆物品似的，把孩子送到母亲那里去喂奶。 　　“哇，哇！”小家伙们的哭声都是一个调子，几乎不带任何情感成分，似乎是在完成应尽的责任。不过，在这齐唱当中有一个嗓音比较突出。他同样是“哇、哇”地哭喊，同样让人听不出有什么痛苦，不过好像并非出于本能，而是带着某种蓄意把声音降低的成分，颇有点阴郁和木大友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决定给儿子取名为亚历山大，以纪念自己的岳父。不知为什么，他当时就认定自己的儿子一定是这么个哭法，而且脸上还伴随着预示一个人未来性格和命运的表情。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想象中，哭声本身就包含着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的声音成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猜错。后来知道当时正是萨申卡在哭。这是他对儿子所了解的头一桩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他的进一步了解，是根据寄到前线的信里附的照片。在那上边看到的是个活泼可爱的胖小子，头很大，撅着小嘴，叉开两腿站在铺开的毯子上，两只小手向上举着，仿佛是在做蹲跳动作。那时他刚一周岁，刚学走路，如今已经满了两岁，开始学说话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地板上拿起皮箱，松开皮带，把里面的东西摆放到窗前的一张呢子铺面的桌上。从前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用的？医生已经记不起来了。看来东尼哑把里面的家具搬走了，或者重新粉刷过了。 　　医生打开箱子，想从里边找出刮脸用具。窗口对面的教堂钟楼的柱子当中，高悬起一轮明亮的圆月。月光洒在放在箱子里面的衣服、书和漱洗用具上，房间仿佛被照成另一种样子，医生这时却认出了它。 　　这是空出来的去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储藏室。过去她把坏桌椅和没用的过时的杂物都放在这儿。这里还存放着她家族的文件，有几只大木箱是夏天盛放冬季用品的。死者在世的时候，屋里四处的东西堆得几乎碰到天花板，而且一般是不让人随便进来的。不过在几个大的节日，孩子们来做客的时候，允许他们在楼上到处玩耍，也把这个房间的门打开。孩子们就在这儿玩捉强盗游戏，躲在桌子下面，用烧焦的软木塞把脸涂黑，仿照假面舞会的样子化装。 　　医生在这儿站了一会儿，想起了这些，然后才到楼下的前室去取网篮。 　　在下面的厨房里，腼腆的、怯生生的纽莎姑娘蹲在灶前，在摊开的一张报纸上收拾那只野鸭。一看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手里提着很重的东西，她的脸一下子涨红了，麻利地站起身，一面拂掉沾在围裙上的鸭毛，招呼了一声就要去帮忙。但是医生谢绝了她的好意，说他自己可以把篮子拿上去。 　　他刚刚走进安娜·伊万诺夫娜过去的那间储藏室，就听到妻子在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房间里面喊他： 　　“可以来啦，尤拉！” 　　他于是朝萨申卡的房间走去。 　　现在的儿童室就是早先他和东尼哑学习的地方。睡在小床上的男孩子，原来并不像照片上那样漂亮，不过他活脱脱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去世的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比她身后留下来的所有肖像更酷似。 　　“这是爸爸，你的爸爸，把小手伸给爸爸。”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一边放下床旁的栏杆，让做父亲的更便于把孩子抱起来。 　　萨申卡让这个陌生的、没有刮脸的大人走到跟前，也许是由于后者惊吓和触碰了他，所以当后者刚朝他弯下身的时候，这孩子猛地从床上站起来，抓住妈妈的短上衣，恶狠狠地照他脸上打了一巴掌。萨申卡对自己的勇敢也害了怕，立刻扑到母亲怀里，把脸用衣服挡住，大声哭起来，孩子气的辛酸痛苦的眼泪夺眶而出。 　　“哦，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轻声地责怪他，“不许这样，萨申卡。爸爸会想，萨沙不好，是个坏孩子。来，让人看看你会不会亲，亲亲爸爸。别哭啦，有什么可哭的，傻孩子。” 　　“东尼娜，让他安安静静呆着吧。”医生用请求的口气说，“不要难为他啦，你自己也别不高兴。我知道你又会胡思乱想，觉得这不是好兆头，一定是个不好的兆头。这都是无稽之谈。本来很自然嘛，孩子从来没见过我。明天和我一熟，用水都泼不开。” 　　但是他自己也很沮丧，从屋子里出去的时候，怀着某种不祥的预感。 　　在此后的几天里，他才领悟自己是多么孤独。他并不责怪任何人。显然，这是他自己希望并且争取得到的。 　　朋友们都变得出奇的消沉了。每个人似乎都失去了自己的天地、自己的见解。在记忆中，他们的形象原本是更加鲜明的。看来从前他对他们的评价过高了。 　　只要清理上还允许有钱人靠剥削穷人而任性胡为，那么，就很容易把这种怪事以及多数人受苦而少数人享乐的权力当成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天经地义的道理！ 　　不过，一旦底层的人抬头，上层的特权被取消，这一切就会黯然失色，大家也毫不可惜地彻底同任何人显然都不曾有过的独立思考分手了！ 　　如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最亲近的只是那些可以无言相对和缺少激情的人，此外还有妻子、岳父，再加上两三个一起共事的医生和几位谦虚谨慎的普通职员。 　　按照事先的打算，准备了野鸭和酒精的晚餐聚会在他回来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如期举行了。在这之前，他已经同所有被邀请的人都见了面，所以，这天晚上不能说是他们的初次会见。 　　在闹饥荒的日子里，这只肥鸭变成了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可是搞不到能够佐餐的面包，这又使出色的菜肴失去了意义，甚至令人感到愤意。 　　戈尔东拿来的酒精是盛在一个药房用的带磨口瓶塞的玻璃瓶里。当时，酒精是投机小贩最喜欢使用的一种交换手段。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牢牢地把瓶子掌握在手里，根据需要渗上水，分成几小份，随着情绪的变化有时调制得酒性过烈，有时又过淡。原来，通过酒液的变化而使人产生不均匀的醉意，效果要比烈性酒和度数稳定的酒的作用更大。这同样也令人懊丧。 　　最引人伤感的莫过于他们的聚会和现时的条件完全不和谐。不能设想街巷对面那一幢幢房子里此时此刻人们也会有吃有喝。窗外就是黝黑沉寂的、饥饿的莫斯科。城里的小吃店空空如也，像野味和伏特加这类东西，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看来，只有和周围的生活相似并能不留痕迹地融合其中，才是真正的生活；单独的幸福并不成其为幸福，因为鸭子和酒精在全市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所以也就失去了鸭子和酒精的滋味。这是最最令人烦恼的。 　　客人们同样有了种种不愉快的思绪。戈尔东的情绪还不错。他吃力地动着脑筋，忧郁而又不连贯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他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最好的朋友。在中学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他。 　　但是现在，他对自己也感到厌烦，于是就想对自己的精神面貌做些未见得成功的修正。他强打起精神，硬着头皮装出无忧无虑的样子，不停地讲俏皮话，常常使用些“有意思”和“很有趣”这类并非他惯用的字眼，因为戈尔东从来不善于从消遣的意义上去理解生活。 　　在社多罗夫到来以前，他给大家讲的就是自认为可笑的杜多罗夫的婚事。这在朋友们当中已经有所传闻，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还不知道。 　　原因就是杜多罗夫婚后将近一年又和妻子分了手。这件意外的事令人难以相信的症结是这样的： 　　由于差错，社多罗夫被征去当兵。在服役和等待把问题搞清楚这段时间，又因为粗心大意和在街上不向上级敬礼，他大部分时间干的是惩罚性的勤务。解除兵役以后的很长时期，只要一看到军官，他的手便不由自主地还要举起来，两眼发花，仿佛到处都是闪亮的肩章。 　　那段时间，他无论做什么都不顺当，出了种种差错和纸漏。正是处于这种情况，他大概是在伏尔加河的一个码头上遇见了两个姑娘。她们是两姐妹，和他等的是同一条船。也许是因为周围有数不清的军人走来走去而引起精神恍惚，同时又勾起了当兵的时候和敬礼有关的感受，他看都没有看仔细就爱上了那位年轻的妹妹，匆匆忙忙地向她求了婚。“有意思吧，是木是？”戈尔东不止一次地问大家。说到这里，他不得不草草结束这段描述，因为门外传来了故事主人公的声音。杜多罗夫走进房间。 　　在他身上发生的是相反的变化。先前一个不稳重的、任性的轻浮人，变成了一个神情专注的学者。 　　少年时期由于参与一次政治犯的逃亡被中学开除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在几个艺术学校之间转来转去，最后终于被严肃的专业吸引住了。杜多罗夫在战争年代才从大学毕业，比同伴们都晚多了，然后就留在俄国史和世界史两个教研室里。他在俄国史方面写过有关伊凡雷帝的土地政策的著作，在世界史方面从事圣茹斯特的研究。 　　如今他对一切问题都很有兴致，说话时声音不高，略带伤风似的喀哑，有所期待的目光凝视在一点上，眼睛既不低垂也不抬起，仿佛是在讲课。 　　这次晚间聚会快结束的时候，舒拉·施莱辛格终于忍不住开始了抨击性的谈话，而大家的情绪正好也处于昂奋状态，于是争先恐后地大声喊叫起来。从中学时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以“您”相称的因诺肯季，这时一连几次地问他： 　　“您读过《战争与和平》和《脊柱横笛碑没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早就对他说过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大家争论得厉害，社多罗夫并没有听清，所以过了一会儿，他又问： 　　“您是不是读过《脊柱横笛》和《人》？” 　　“我可是已经回答您了，因诺肯季。没听清楚是您的过错。好吧，就依着你，我再说一遍。我一向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这好像是阳思妥耶夫斯基的某种继续。更确切一点说，整个作品仿佛是由他创造的某一个年轻有为的人物所写成的一部抒情诗，比如说伊波利特·拉斯科利尼科夫，或者《少年》里的主人公。天才的力量简直所向披靡！这真是一语道破，说得多么斩钉截铁和直截了当！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他把这一切都那么勇敢地一下子甩到社会的脸上，抛到更遥远的宇宙空间！” 　　当然，聚会的中心人物还是舅舅。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错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并没有到别墅去。外甥到家的那天他就回到城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见过他两三次，两个人说也说够了，笑也笑够了。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灰蒙蒙的一个阴天的晚上，空中飘着细微的雨丝，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径直来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房间。当时的饭店已经只能根据市政当局的指示接待客人。不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到处都有熟人，他还保持着不少老关系。 　　饭店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木过是一幢逃走的经理人员所抛弃的黄颜色的房屋。里面空空如也，杂乱无章，楼梯和走廊偶尔才有人收拾一下。 　　没有整理过的这个房间的一扇大窗，俯瞰着一片在当时那个发疯似的年代变得国无一人的广场。它空旷得有些吓人，似乎只有在梦中才会见到，并非当真就展现在眼前饭店的窗下。 　　这次见面是激动人心、令人难忘而又值得纪念的！他童年时代无限崇拜的人，少年时期左右他思想的人，现在又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 　　斑白的头发给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增添了风采，一套国外缝制的衣服非常合身。在他那个年龄来说，他看上去还很年轻，还是个美男子。 　　当然，与周围发生的巨大变化相比，他显得黯然失色。一系列事件都把他甩到了一边。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丝毫不想用这种尺度去衡量他。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安详、冷漠，谈到政治话题时用的那种玩世不恭的口气，都使他感到吃惊。他那自我克制的本领已经超过了俄国现实的可能。在这点上，恰好表现出他这个外来人的特征。这个特点太引人注目，显得不合时宜而且令人感到不自在。 　　啊，不过他们见面之后最初一段时间想的并不是这个，也不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哭着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急切、热烈的谈话常常陷于停顿。这是由家族的亲缘关系连接着的两个具有创造力的个性的相逢，尽管往事的云烟再度升起而又获得了活力，种种回忆纷至沓来，分别期间发生的一桩桩的事也浮现在眼前，但是只要话题一转到主要方面，接触到具有创业精神的人都熟悉的事情上，两人之间除了唯一的亲缘关系以外的一切联系都消失了，舅舅和外甥的身份隐退了，年龄的差距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有彼此几乎相当的气质、能力和基本信念。 　　近十年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始终还没有机会，这样与自己的思想合拍地评论一个作家的扭力和创作使命的实质，自己也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感到适得其所。另一方面，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一向没有听到过如此透彻、精辟的意见，这一番如雷贯耳的分析的确使他折服。 　　因为双方的想法是那样不谋而合，两个人不时发出大声的感叹，两手抱头在房间里快步走来走去，或者跑到窗前，一言不发地用手指轻轻敲着玻璃，为相互这样理解而感到惊讶。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不过，后来医生又在社交场合见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几次，和其他人在一起，他的表现却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 　　他已经觉察到自己在莫斯科只是个过客，也不想抛弃这种感觉。他会不会认为彼得堡或者另外什么地方才是自己的家，始终是个不解之谜。他安于扮演一个政治上能言善辩、社会上有迷人勉力的角色。也许，在他的想象中，莫斯科也会开放一些政治沙龙，就像在巴黎的国民议会开始之前罗兰夫人家里举行的那种沙龙。 　　他不时到莫斯科僻静的小巷走走，看看自己那些慷慨好客的、相好的女人，亲密无间地同她们以及她们的男人开开玩笑，嘲弄她们那种半新不旧的思想、落后的生活和坐井观天地判断事物的习惯。现在，他可以尽情炫耀大量的报纸上的新闻，简直就像从前的俄耳甫斯派教徒在宣讲伪经一样。 　　据说，他在瑞士还有一位新的年轻女伴以及未了的事务和尚未脱稿的著作，这次只不过暂时投入祖国沸腾的漩涡，以后如果能完好无损地脱身出来，他还是要返回阿尔卑斯山脚下。 　　他拥护布尔什维克，常常提起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名字，引为知己。其中一位是新闻记者，笔名米罗什卡·波莫尔；另一位是政治评论专栏作家，笔名西尔维亚·科捷利。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用不满的口气责备他说： 　　“简直是可怕，您都走到什么地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的那个米罗什卡，简直是坑人！再加上那位利季亚·波克利。” 　　“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纠正道，“科捷利，西尔维亚。” 　　“反正都一样，不论是波克利还是波普利，名字不说明问题。” 　　“对不起，木过总还得是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很有耐心地坚持着。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进行着这样的交谈： 　　“咱们有什么可争论的？这些道理根本值不得论证。这是起码的常识。多少世纪以来，基本的人民群众的生存简直不可思议。可以拿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来看一看，不管叫作封建主义还是农奴制，叫作资本主义还是工场化的工业，这种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和不公正老早就被发现了，早就在准备着可以把人民引向光明、使一切都各得其所的变革。 　　“您也知道，对旧的只做部分修补是行不通的，需要根本破除。也许这会招来整个建筑的垮台。那又怎么样？难道因为这很可怕，就该做的都不做，该发生的都不让它发生？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个道理能推翻吗？” 　　“唉，我们谈的不是一码事儿。难道我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生气了，争论更加激烈。 　　“您的波普利和米罗什卡之流，都是昧良心的人。他们说的是～个样，做的又是一个样。这难道合乎逻辑？言行毫无一致可言。对了，请等一下，我现在就证明给您看。” 　　他开始翻找一本登载了自相矛盾的文章的刊物，推推拉拉地把写字台的抽屉弄得很响，似乎要用这种声音激发辞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喜欢在谈话时从旁能有些闲事干扰，以此来证明他慢条斯理的停顿和哼啊、哈呀的口气是有道理的。每当他在找一件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在光线不足的前厅过道里找另一只套鞋，就会诱发浓厚的谈话的兴致，或者肩膀上搭着毛巾跨在浴室的门槛上，要不就是在餐桌上传送丰盛的菜肴，或者给客人们往杯子里斟酒的时候，也会如此。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非常爱听岳父讲话。他喜爱这种十分熟悉的老式莫斯科腔，尾声拖得比较长，带点轻轻的鼻音，同时也和格罗梅科家族的人一样，卷百音和木卷舌音分不大清。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留着经过修剪的小胡须，上唇稍稍超出下唇。他胸前系的蝴蝶式领结也这样稍稍向前凸起。嘴唇和领结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使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增添了几分更加动人的、可亲的稚气。 　　深夜，就在客人们将要离开的时候，舒拉·施莱辛格来了。她是直接从一个集会上来的，只穿了件短上衣，戴一顶工人的便帽，大步走进房间，挨个儿和所有的人握手寒暄，一边不住地责备和埋怨。 　　“你好，东尼娜。你好，萨汉奇卡。不管怎么说也是不像话，你们说是不是？到处都听人说他回来了，全莫斯科都谈论这事，可是从你们这儿我最后才知道。见你们的鬼去吧。显然我不配知道。他在哪儿，这个让大家左盼右盼的人？请让我过去。围得像堵墙似的。啊，你好！好样儿的，真是好样儿的。我读过了。虽然一点也不懂，可是也感觉到真有才气。这是明摆着的。您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马上就回到你这儿来，尤罗奇卡。我有话要专门找你好好谈一谈。你们好，年轻的小伙子们。啊，你也在这儿，戈戈奇卡？鹅呀，鹅呀，嘎、嘎、嘎，你想吃，是吧？” 　　最后这个惊叹句是针对格罗梅科家那位勉强算得上的远亲戈戈奇卡说的，此人最看重的是新露头的势力，由于他愚蠢可笑，大家都叫他阿库利卡，又因为他身材瘦长，又被人叫作“绦虫”。 　　“你们不是在这儿又吃又喝吗？我也决不落后。喂，先生们，先生们。你们简直一无所知，什么都不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情况！在发生什么事！你们应该到任何一个真正的基层集会上去看看，撇开书本去会会那些实实在在的工人和士兵。可以在那里把你们反对把战争打到最后胜利的主张提出来试试看。那儿的人一定会给你们点厉害看！我刚刚听过一个水兵的发言。尤罗奇卡，要是你就一定会发疯！那感情多么热烈！逻辑多么严整！” 　　舒拉·施莱辛格的话好几次被打断。所有的人都自管自地大声喧嚷。她坐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身边，握住他的一只手，凑到他脸前，为的是压倒其他人的声音，像是对着话筒一样用不高不低的嗓音喊道： 　　“还是跟我去吧，尤罗奇卡。我给你介绍一些人。要知道，你十二万分需要像安泰那样去和大地接触。你干吗瞪眼睛？难道我的话让你吃惊？莫非你不知道我是匹识途的老战马，当年贝斯上热夫女子高等学院的学生，尤罗奇卡？我坐过班房，参加过街垒战，那还用说！可你想的是什么？哦，我们不了解人民！我就是刚刚从那里来，从他们当中来。我正在帮助他们整顿一个图书馆。” 　　她已经喝了不少，显然有了醉意。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头也在嗡嗡作响。他已经搞不清舒拉·施莱辛格怎么会跑到房间的另一头，他自己却在这一头的桌子边上。他站在桌旁，从一切迹象来看，出乎自己意料地讲起话来。 　　“先生们……我想……米沙！戈戈奇卡！……这怎么办，东尼娜，他们都不听？先生们，让我谈几句。闻所未闻的、史无前例的事件正在逼近。在它还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以前，对你们各位提一点希望。当它到来的时候，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彼此不要失掉联系，也不要灰心丧气。戈戈奇卡，你先别忙着喊万岁。我还没说完哪。角落里的请别讲话，用心听听吧。 　　“战争进行到第三年，老百姓逐渐相信前方和后方的界限迟早要消失，血的海洋会逼近到每个人的脚下，溅在所有企图逃避、苟且偷安的人身上。这场血的洪流就是革命。 　　“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我们在战场上一样，你们也会觉得生命大概已经停止，属于个人的一切都将结束，除了残杀和死亡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如果我们还能活到可以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并且看到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五年或十年当中的感受，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 　　“我还说不清楚，究竟是人民自己以排山倒海之势挺身而起，还是这一切仅仅是打着他们的招牌。这样大规模的事件不需要那种装腔作势的论证。用不着这个我也相信。在巨大的事件中寻找起因未免失于浅薄，而且也不会找到。家务事的争吵倒有它的根源，不过发展到两个人互相揪起头发、摔盘子砸碗的地步，也就难断定哪一个先动了手。总之，真正宏伟的事物是没有起点的，这也像宇宙一样。它一下子就出现在你面前，仿佛一向就有或者从天而降。 　　“我也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当这件事成为现实的时候，它会使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怅然若失，一旦清醒之后，也就永远不能追回已经丧失的那一半的记忆。我们将会忘记许多事件的发生孰先孰后，也不再为这空前的变化寻求解释。已经确立的制度就像大地上的森林或者天空的云絮那样把我们团团围住，无所不在地受它的包围。没有任何其他的结局。” 　　他接下去又说了些什么，不过酒意逐渐消退了，但是仍旧像先前那样听不清周围人讲的话，回答得也文不对题。他看到了大家普遍对他表露的爱戴，可是无法驱除让自己感到无所适从的那种忧伤。于是他说： 　　“谢谢，谢谢。我理解你们的感情，可是我担当不起。不要因为担心今后不会再有更强烈的爱的机会，就这样匆忙而毫无保留地放任这种感情。” 　　全体都放声大笑并且鼓起掌来，觉得这是故意说出来的尖刻话，不过他却觉得不知所措，因为已经有了很强的不幸的预感，已经意识到将来的无能为力，尽管他一心渴求善良并且能够争取幸福。 　　客人开始散去。由于困乏，每个人的面孔都拉得很长，加上不住地打呵欠又使他们的颌骨时开时闭，所以显得更像是一张张马脸。 　　告别的时候，拉开了窗帷，敞开了窗。晨爆带了一点淡黄色，湿涌浪的天空飘浮着污浊的土褐色的云团。“方才我们高谈阔论的时候，肯定是下了一场雷阵雨。”有人这么说。“我到这儿来的路上就赶上了雨，好不容易才走到。”舒拉·施莱辛格证实道。 　　在空荡荡而且仍然昏暗的巷子里，树上残存的雨水滴落声夹杂着被雨淋湿的麻雀坚韧不拔的调脉。 　　一阵雷声响过，仿佛是一架犁钟从天空犁了过去，接着一切又都归于沉寂。在这以后才传来四声沉闷的雷鸣，像是秋天收获的松散堆起的大块马铃薯用铁锹翻动时散落的声音。 　　雷雨使整个充满烟草雾气的房间有了清新的气息。突然，生活的所有组成部分，水和空气、欢乐的愿望、大地和天空，都像电的激发一样让人可以感觉到了。 　　小巷里响起一片散去的人们的话语声。他们还都像方才在屋子里一样继续高谈阔论地议论着什么。人声逐渐远去，一点一点地消失沉寂下来。 　　“时间真不早啦，”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道，“我们去睡吧。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我爱的只有你和爸爸。” 　　八月过去了，九月也到了末尾。流逝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冬天的脚步逐渐临近，而人世间到处关心和谈论的，就是类乎动物界冬眠之前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需要作御寒的准备，也要储存食物和劈柴。但是在这唯物主义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物质变成了概念，粮食和燃料问题代替了食物和劈柴。 　　城市里的人是无助的，仿佛一群孩子面对日益迫近的毫无所知的未来，后者在自己前进的路上推翻了所有既定的习惯，身后留下来的是一片空虚，尽管它本身也是城市的产儿，是由市民所创造的。 　　周围全是些不可靠的指望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还在一瘸一拐地挣扎着，勉强按照老习惯朝着什么方向走下去。不过，医生看到的生活是未经渲染的。生活的判决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看到自己和自己的环境是注定要完蛋的。面临的考验甚至可能就是毁灭。他剩下的屈指可数的日子就在眼前一天天地消融下去。 　　要不是还有日常的生活琐事、劳动和操心忙碌，他可能会神智失常。妻子、孩子和必须挣钱，就是他的救星——迫切的、恭顺的事，日常生活，职务，给病人看病。 　　他十分清楚，在未来这个怪异的庞然大物面前，自己是个侏儒，心怀恐惧，然而又喜爱这个未来，暗暗地为它自豪，同时又像告别那样，最后一次用深受鼓舞的热切的眼光凝视着天上的浮云和成排的树木，看着街上的行人，以及这座在不幸中的俄国城市。他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为的是让一切都好起来，但是无论什么都无能为力。 　　每逢从旧马厩街拐角上的俄国医师协会的药房附近穿过阿尔巴特街的时候，他最经常看到的就是这一片天空和过往的行人。 　　他重新回到自己先前的医院上班。尽管圣十字会已经解散，但医院仍旧照老习惯叫圣十字医院。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名称。 　　医院里已经开始分化。对那些迟钝得让医生感到愤怒的四平八稳的人来说，他显得是个危险分子；在那些政治上走得很远的人看来，他的色彩还不够红。他就是落到这样一种不上不下的处境，他对这部分人显得落后，对另一部分人又难以接近。 　　在医院里除了直接的职责以外，院长还让他管理一般的统计报表。他看过各式各样的调查表、意见书和表格，填写着应有尽有的要求严格的申报材料。死亡率，患者的增加数字，职工的财产状况，公民意识和参加选举的程度，燃料、食品、药物短缺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是中央统计局关心的，都要求作出回答。 　　医生就在主治医师办公室窗边自己的那张旧桌子上做这些事。他面前的一侧放着成堆的格式和大小不一的各种带格的纸张。除了自己的定期的医疗工作记录以外，他还抽空在这里写自己的那本《人间游戏》，也就是当时岁月的日记或者札记，里面有散文和诗，还有各式各样的随笔杂感，都是在意识到半数的人已经失去了本来面目，而且不知道如何把戏演下去的启示下写出来的。 　　这间阳光充足的明亮的主治医师办公室，四壁粉刷得雪白，洒满了金色秋天圣母升天节以后这段时间才有的那种奶油色的阳光。在这个季节，清晨已经让人感到微冻的初寒。准备过冬的山雀和喜鹊，纷纷飞向色彩缤纷、清新明快的已渐稀疏的小树林。这时的天空已经高悬到了极限，透过天地之间清澈的大气，一片暗蓝色冰冷的晴朗天色从北方延伸过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提高了能见度和听闻度。两地之间声音的传播十分响亮、清晰，而且是断续的。整个空间是如此清明透澈，似乎为你打开了洞穿一生的眼界。这种稀薄空寂的感觉，如果木是如此短暂，而且只是在秋季短短的一天的末尾、接近提早到来的傍晚时刻出现的话，那真是难以忍受的。 　　映照在主治医师办公室的，正是早早衔山的秋田阳光。它是那样鲜明，有着琉璃般的光洁和润泽，仿佛是成熟的白浆苹果。 　　医生坐在桌前，用笔尖蘸着墨水，边想边写。几只飞鸟悄悄地在近处从办公室的几扇大窗外面掠过，把无声的阴影投在室内，刹那间遮住了医生执笔的手、堆放着表格的书桌、地板和墙壁，接着又无声无息地飞走了。 　　“柞树开始掉叶子啦。”走进来的解剖室主任说。这个先前身体肥胖的男人，如今由于消瘦，松弛的皮肤像口袋一样垂了下来。“风吹雨打都没摧垮，可是一个早晨就成了这个样子！” 　　医生抬起头。果然不错，先前在窗外飞来飞去的不知名的鸟，原来是酒红色的柞树的落叶。它们一旦飞离开来，先是平缓地在空中飘荡，然后就落到树旁医院的草坪上，撒上点点橙色的星星。 　　“窗缝腻好了吗？”解剖室主任问。 　　“没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边说边写。 　　“怎么回事？已经到时候了。” 　　专心在写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回答。 　　“唉，塔拉修克不在。”解剖室主任接着又说。“那真是个难得的人。能够修鞋，还会修钟表。什么都能干，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是该腻窗户啦，该自己动手了。” 　　“没有油灰。” 　　“您可以自己配。这是配方。”解剖室主任接着就讲起了怎样用油灰和白努粉调制腻子。“看来，我打扰您了。” 　　他于是走到另一扇窗前去摆弄自己的那些瓶瓶罐罐和药剂。天色逐渐暗下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您会把眼睛看坏的。光线太暗，可是还不给电。回家吧。” 　　“再干一会儿，二十分钟。” 　　“他的妻子就在医院里当卫生员。” 　　“谁的？” 　　“塔拉修克的。” 　　“我知道。” 　　“可是不知道他本人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人到处找营生。夏天曾经见到过两次，也到医院里来过。如今可能是在哪个乡下安排新的生活。他就是您经常在城里的林阴路和火车上看到的布尔什维克派士兵当中的那种人。您不想听个究竟吗？比如说这个塔拉修克？那就听听吧。这人是个多面手，干什么都不会出纸漏。只要他一着手，事情就顺当。战争时期他也是这样。对于打仗，他也像对待一种手艺那样用心。结果成了一名出色的射手。无论是在堑壕里还是在哨位上，眼光的锐利和手上的功夫都叭叭叫。他得的所有的奖章都不是因为勇猛，而是由于战斗中准确无误地执行任务。您看，就是这么个人物。任何事情都能激起他的满腔热情，对打仗也有感情。他看出武器的力量对他很有吸引力。自己也想成为一股力量。人一旦武装起来，就不同凡响。要是在过去，弓箭手往往就会变成绿林好汉。现在要想从他手里夺掉武器，您试试看。要是突然喊上一声‘掉转枪口’之类的口令，他就会把刺刀转过来。整个故事给您讲完了，这也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 　　“而且千真万确，完全来自生活本身。您想的是什么？” 　　解剖室主任又回到自己的窗前，翻检他的那些试管，过后又问道： 　　“炉子怎么样？” 　　“谢谢您的介绍。这人真是有意思。将近一个小时谈的都是黑格尔和克罗奇。” 　　“那还用说！人家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炉子怎么样？” 　　“别提啦。” 　　“是不是倒烟？” 　　“就是这个毛病。” 　　“烟筒装得不对。插到炉子上的地方应该糊住，那才正好把烟从气眼拔出去。” 　　“是把它装到炉口上了。可是总冒烟。” 　　“那就是没找准烟道，排到风道里了。也许是进了通风口。唉，塔拉修克不在！您只好忍耐一阵吧。这也非一日之功。生炉子这事可比不得您弹钢琴。劈柴准备了吗？” 　　“到哪儿去弄啊？” 　　“我把教堂的更夫给您派来。他搞木柴有门路，能把篱笆墙拆了当柴烧。不过事先提醒您注意，应该跟他讲价钱。他漫天要价。或者我把治虫子的老太婆找来。” 　　他们下楼来到门房，穿上外衣，然后走到街上。 　　“找治虫子的干什么？”医生说。“我们那儿没有臭虫。” 　　“这和臭虫有什么关系？我说东，您就说西。不是臭虫，是劈柴。这个老太婆很会做生意。整幢的房子和屋架她都能当烧的东西买下来，能提供相当可观的数量。当心，别绊倒，太黑了。在这一带，过去蒙上眼睛我也能走。每块石头我都清楚。我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自从把篱笆墙都拆掉了以后，我睁着眼也认不出来，仿佛是到了陌生的地方。露出来的这一片成了什么样子！风格古朴的几幢小房子周围长满了灌木丛，花园里用的圆桌，已经朽了一半的长椅，就躺在那儿。前几天我在三条巷子的交叉路口就路过这么一处荒废的地方。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用手杖在地上挖掘，我就说：‘上帝给您帮忙，老奶奶。您是不是挖蚯蚓，想钓鱼吧？’当然，我这是开玩笑。可她却一本正经地说：‘不是挖蚯蚓，老爷，是找野蘑菇。’说得真不错，在城里就跟在森林里一个样，到处闻得到发霉的树叶和蘑菇气味。” 　　“我知道这个地方。就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之间，对不对？我从那儿路过，总有些意外的发现。要么是碰上一二十年没见过面的熟人，要么是找到点什么东西，据说在拐角的地方还有抢劫的事。这也不奇怪，那里四通八达。到斯摩棱斯克那些残留下来的黑窝去的路，到处都是。抢了东西再扒衣服，然后逃之夭夭，你连个影子也找不到。” 　　“灯光也太暗啦。难怪都把路灯叫作紫斑。真是恰到好处。” 　　的确，无奇不有的意外的事，都在前边提到的那个地方让医生遇到了。深秋，就在十月战斗发生前不久一个寒冷漆黑的晚上，他在这个拐角的地方碰上一个人，横躺在人行道上，神智不清。这人伸开两臂躺着，头靠在石柱上，两腿搭在路边。他不时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呻吟。对医生试着让他恢复知觉而大声提出的问话，这人只低声含糊地吐出几个不连贯的字，又一次昏迷过去。他的头被打破了，染满鲜血，经过匆忙的检查，看来颅骨还是完好的。这个躺倒的人毫无疑问是一次武力抢劫的牺牲品。“皮包，皮包。”他轻声说了两三次。 　　医生用附近阿尔巴特街药房的电话叫来了派到圣十字医院赶马车的老头，把这不知名的人送到医院。 　　这位遇到不幸的人原来是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医生治好了他的伤，而此后多年他就成为医生的一个庇护人，在那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年代，让医生免受了许多麻烦。 　　那是个礼拜天。医生空闲无事，因为他不需要去上班。他们已经按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设想的那样，在西夫采夫街家里的那三个房间住下来准备过冬。 　　天气寒冷而多风，预兆要降雪的低垂的乌云，颜色是墨黑的。 　　从早起就开始生火，不住地冒烟。对如何生火一无所知的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断给纽莎出些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帮倒忙的主意，而后者已经让这些潮湿得点不着的劈柴弄得狼狈不堪。医生看到这些，而且知道应该怎么办，就试着要插手，可是妻子一声不响地扶住他的肩膀，边送他走出房间边说： 　　“回你自己房里去吧。本来就够头疼的啦，还来碍事。你就是有个说话打搅我的习惯。难道还不明白，你的主意只能是火上加油？” 　　叫奥，油，东汉奇卡，这可太好啦！炉子一下子就能着起来。糟糕的是，我既看不到油，也看不到火。” 　　“现在不是说俏皮话的时候。你要明白，有的时候根本顾不上这些。” 　　生火的失败破坏了礼拜天的计划。大家原希望在天黑前把必需的事做完，到晚间就空闲了，但现在都落了空。午饭推迟了，想用热水洗洗头和做点其他事的打算也都办不到。‘烟很快就冒得让人没法呼吸，大风把烟倒灌到屋子里。房间里弥漫着烟熏的黑雾，如同神话中的死沉沉的林妖。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所有的人赶到隔壁房间里去，打开了气窗。他从炉子里掏出一半木柴，在剩下的一半当中用细柴和禅树皮铺了一条引火道。 　　新鲜空气从气窗夺路而入，摆动着的窗帘向上飘了起来。从写字台上飞走了几张纸。风把远处的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在各个角落里回旋，像猫捉老鼠似的追赶残存的烟雾。 　　燃着了的木柴迸出火焰，僻僻啪啪地响着。小炉子像是被旺盛的火呛得不住喘息。铁皮炉膛上出现了一圈圈炽热的斑点，仿佛是肺结核病人脸上的红潮。屋子里的烟变得稀薄了，最后终于消失得干干净净。 　　房间也变得更加明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前不久照解剖室主任的指导腻好的几扇窗，这时都蒙了一层水汽，暖烘烘的油灰气味一阵阵袭来。炉旁烤着的劈碎的木柴也散发出气味：苦辣辣而呛喉咙的是云杉皮，清香得像化妆水味道的是白杨。 　　这时，仿佛从气窗吹来的一股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飞快地跑进来对大家说： 　　“街上开了火。支持临时政府的主官生和站在布尔什维克一 　　边的卫戍部队的士兵采取了军事行动。到处都有冲突，起义的据 　　点不计其数。到你们这儿来的路上我两三次遇到了麻烦，一次是在德米特罗夫卡大教堂的拐角上，另一次是在尼基塔城门附近。已经没有直通的路了，我是绕道过来的。赶快，尤拉！穿上外衣，咱们走吧。应该去看看，这是历史性的事件，一辈子只能碰上一回。” 　　可是，他自己却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坐下来吃午饭，等到要回家的时候，准备技上医生一同出去，但是戈尔东来了以后把他们劝止了。戈尔东同样是飞快跑来的，带来的消息”也一样。 　　在这段时间里，事情又向前发展了。又有了一些新的细节。戈尔东讲的是射击越来越猛烈，行人被流弹意外地击毙。据他说，城里的交通已经中断，能够走到他们这个巷子里来简直是奇迹，不过回去的路已经断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听劝告，试着到外面去探探情况，但很快就返了回来。他说，巷子根本出不去，子弹呼呼地飞，不少角落打下一块块砖头和墙皮。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人行道也断了交通。 　　萨申卡这些日子着了凉。 　　“我说过无数次了，不要把孩子抱到生了火的炉子跟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了气。“受热要比着凉更有害。” 　　萨申卡的嗓子出了毛病，开始发高烧。这孩子的脾性很特殊，特别害怕恶心和呕吐，仿佛时时刻刻要出现这种反应。 　　他推探开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拿着喉镜的手，闭上嘴不让把它放到嗓子里去，喊叫、挣扎。无论怎么劝说、恐吓，都不起作目。突然，萨申卡不小心张大了嘴舒舒服服地打了个呵欠，医生借这个机会动作飞快地把小汤匙伸到儿子口里，压住舌头，赶忙查看了一下萨申卡紫红色的喉腔和化了脓的肿大的扁桃体。看到的情形很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吃惊。 　　过了不多一会儿，医生用同样的手法从萨申卡嘴里取了一个涂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有一台显微镜。他拿了徐片，自己勉勉强强地作了检视。幸好不是白喉。 　　但在第三天夜里，萨申卡突然出现了假性格鲁布喉炎的症状。他发着高热，端木过气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可怜的孩子，但自己又无法解除他的痛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孩子就要死了，把他抱在手上在屋子里来回地走，而萨申卡却开始感到好了一些。 　　应该搞到牛奶、矿泉水或者苏打水进行灌救。不过，这时正是巷战的高峰。挑射的枪声和炮击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即便尤里·安得烈耶维奇敢于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交火地带，在火线的那一边也不会见到一个活人，因为在情况彻底明朗以前，城里的生活已经完全停顿了。 　　不过局势很快就清楚了。到处传来的消息说，工人已经占了上风。被分割开来而且和自己的指挥部失去联系的一群群士官生，还在个别地抵抗。 　　西夫采夫这个区处在从多罗戈米罗夫方向朝市中心进逼的士兵的行动范围以内。对德战争的士兵和少年工人坐在街巷里挖成的堑壕当中，他们已经熟悉了附近房子里的居民，不时和那些从大门向外探望或者走出来的人像邻居似的开开玩笑。市区这一部分的交通已经恢复。 　　作了三天俘虏的戈尔东和在日瓦戈这里被困了三昼夜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候都走了。在萨申卡生病的艰难日子里有他们在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感到很高兴，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也原谅了他们忙中添乱而额外增加的麻烦。为了表示对招待的感谢，他们两个都觉得有义务不断地和主人谈话，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却被这三整天的无聊空话搞得如此疲倦，以至于和他们分手时感到很庆幸。 　　得到的消息说他们都平安地回了家，不过，根据这一次的实际检验而作出敌对行动已经全面停止的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不同的地点仍有军事行动，某些区还不能通行，医生暂时还不能到自己已在想念的医院里去，那儿的桌子抽屉里还放着他的《游戏人间》和业务札记。 　　只是在个别市区内部，人们才在清早外出到离家不远的地方买面包，路上遇到拿着瓶装牛奶的人，就有成堆人围上去打听人家是从什么地方搞到牛奶的。 　　有时全市又恢复了射击，再一次吓跑了群众。大家都猜测双方之间在进行某种谈判，进展得顺利或者不顺利就反映在枪炮射击的时强时弱上。 　　有一次是在旧历十月末的一天晚上九点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快步走在街上，想要到住在附近的一个同事那里去，不过也并没有什么特殊要办的事。这一带往日是比较热闹的，但现在人烟稀少，几乎见不到行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走得挺快。天上飘起初降的稀疏雪花，风却越刮越猛，眼看着变成了一场大风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一条小巷拐到另一条小巷，自己也记不清转了多少次弯，雪也下得更加稠密，开始变成了雪暴。这样的暴风雪在空旷的田野会打着呼啸遍地弥漫开来，在城市狭窄的死巷子里却像迷了路似的反复盘旋。 　　无论是精神世界还是物质的人间，在近处或远方，或大地或天空，发生的事似乎都是类似的。一些地方不断传来已经减弱的最后抵抗的枪炮声。一处地平线上忽明忽暗地闪现着一簇簇火灾现场反映的淡淡余光，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脚下，在潮湿的路面和人行道上，风雪卷起雾腾腾的一圈圈漩涡。 　　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一个报童日里喊着“最新消息！”从他身边跑过，腋下挟了一大卷刚印出来的单张报纸。 　　“不用找钱啦。”医生说道。这男孩子吃力地从纸卷上分出潮忽忽的一张塞到医生手里，接着就和方才突然冒出来一样眨眼就在风雪中消失了。 　　医生走到两步之外的一盏亮着的路灯跟前，想就地立刻扫一眼主要的内容。 　　这份只印了一面的号外版，内容是来自彼得堡的关于成立人民委员会、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公告。接下去就是新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电报、电话传来的种种消息。 　　风雪吹打着医生的眼睛，沙沙响的灰色雪粒不时地盖住报纸上的行行字迹。然而，妨碍他读下去的并不是这些。这一伟大和永恒的时刻震撼了他，使他无法清醒过来。 　　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消息看完，医生于是四下里张望着，想找个亮一些的避雪的地方。原来他又回到了自己也搞不清的那个十字路口，站在谢列布良内和莫尔昌诺夫斯卡的街角上，旁边就是一幢正门镶了玻璃的五层高楼的人口，楼里宽敞的前厅亮着电灯。 　　医生进了楼房，在尽里边的灯下全神贯注地读起了电讯消息。 　　在他头上响起了脚步声。不知什么人从楼梯走下来，中间似乎犹犹豫豫地常常停住。果然，往下走的这个人猛然改了生意，转身又向上跑去。什么地方的一扇门开了，传出两个人说话的声浪，不过回声太强，听不清讲话的是男是女。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关了门，先前下楼的那个人脚步十分坚决地跑了下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两只眼睛和整个心思都贯注在报纸上。他不打算抬起眼来看这个不相干的人。但是那人跑到楼下就站住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抬头看了一眼这个从楼上下来的人。 　　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年，身上是一件在西伯利亚常穿的那种里外翻毛的鹿皮袄，头上戴了顶同样的皮帽。这男孩脸色黝黑，长着两只窄细的吉尔吉斯人的眼睛。他脸上有某种出身高贵的气质，聪明灵活的神态一闪而过，还隐藏着一种似乎是从遥远的异国他乡带来的、在混血人脸上常见的那种纤细的表情。 　　这男孩子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认成了另外的什么人，明显地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腼腆而又慌张地看着医生，仿佛知道这是谁，但又迟疑着没有开口。为了解除这个误会，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用冷淡的表情打消了他想走近的念头。 　　男孩子发了窘，一句话也没说就朝大门走去，在那儿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打开那扇沉重的、已经有些松动的门，接着哗啦一声把它关上，走到了街上。 　　过了十分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随着出去了。他已经忘记那个男孩和本来要找的那位同事，满脑子装着刚刚读到的东西朝回家的方向走去。路上遇到的另一个情况，一件在当时来说意义非同小可的生活琐事，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碰到了一大堆靠着马路边沿横放在人行道上的木板和圆木。那儿的巷子里有个什么机关，大概是把郊区的一栋圆木房子拆掉运来作公家的燃料。圆木在院子里放不下，所以挡住了一部分街道。一个在院子里走动的持枪的哨兵看守着这一大堆东西，不时走到巷子里来。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假思索地抓住了哨兵返回院子、刮来的一股风在空中卷起浓密的雪花的短暂时机。他从灯光照不到的有阴影的一边走到这难木料跟前，慢慢摇动着从最底下松动了一根很重的短粗木桩。他吃力地把它从这一堆下面抽了出来放到肩上，并不感到有多么重（自己愿担的担子就不觉得重），然后就悄悄地顺着阴影下的墙扛回西夫采夫街自己的家。 　　刚好家里的木柴已经用完了。把这一大段木拉锯开，劈成了很不小的一堆碎柴。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蹲下来生炉子。他一声不响地蹲在不断颤动而发出声音的炉门前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把扶手椅推到炉子跟前，坐下来烤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上衣一边的口袋里掏出报纸递给岳父，一边说： 　　“看过吗？欣赏一下吧，您看～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没有站起来，一边用小火铲拨弄炉子里的木柴，一边大声自言自语地说： 　　“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 　　“关键是毫不使人恐惧地把这一切做完，这里边有一种很久以来就熟悉的民族的亲切感，是一种来自普希金的无可挑剔的磊落光辉，来自托尔斯泰的不模棱两可的忠于事实。” 　　“普希金的？你说的是什么？等一等。我马上看完。一下子又看又听我可办不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打断了女婿的话，错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自言自语当成是对他说的。 　　“主要的是应该看到这绝妙的英明表现在什么地方。假如说让谁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开创新纪元，他一定需要首先清理出相应的地盘。他肯定要等着旧时代先行告终，而为了着手建设新的世纪，他需要的是一个整数，要另起一段，要的是没有涂写过的一张白纸。 　　“但现在却一航而就。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是不顾熙熙攘攘的平庸生活的进程而突然降临的新启示。它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半路杀出，不是在预先选定的时刻，而是在奔腾不息的生活的车轮偶然碰到的日子里。这才是最绝妙的。只有最伟大的事情才会如此不妥当和不合时宜。” 　　正如事先估计的那样的冬天来到了。它还不像后来接连的两个冬天那样叫人害怕，然而是类似的，同样缺少照明和饥寒交迫，一切都处于所有习惯的生活基础正在破坏与改造之中，都拼命要抓住即将逝去的生活。 　　如此可怕的三个冬天接踵而来，一个跟着一个，而且这一切也并不是像从一九一七年跨入一九一八年的人那样觉得都发生在当时，有些或许是稍后才发生的事。因为这三个接连的冬天已经融为一体，很难把它相互区别开。 　　旧的生活和新秩序还不合拍。两者之间还没有产生像一年以后内战时期那种强烈的敌意，不过已经缺少联系。这已是分开来的对立的两方，但谁也还不能压倒谁。 　　在房产方面，在各个组织当中，在公务上，在为居民服务的各个单位里，到处都在进行管理机构的改组。它们的成员改变了。所有的地方都在开始任命权力大得无边的委员。他们都是。些具有钢铁意志的人，身穿黑色短皮外衣，以种种恐吓手段和手枪为武器，很少刮脸而且更很少睡觉。 　　他们很了解小市民的脾气和中等的拥有小面额国家证券的那种卑躬屈膝的俗人，毫不怜惜地面带挖苦的微笑和这种人讲话，就像对待捉到的小偷一样。 　　这些人就像纲领规定的那样掌管一切，一次又一次的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联合，就渐渐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圣十字医院现在改叫第二改良医院，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员被解雇了，更多的是自愿离开的，认为继续供职并不划算。这都是些挣了大钱的掌握最新临床技术的医生，是能言善辩的天之骄子。他们决忘不了把自己为了个人私利而离职装作是抗议的行动，有着文明的理由，而且开始看不起留下来的人，几乎要和后者断绝来往，日瓦戈也在这后者之列。 　　晚上，这对夫妇常常进行这样的对话： 　　“星期三别忘了到医师协会的地窖去取冻土豆。那儿有两口袋。我一定问清楚几点钟能下班，好来帮忙。用小雪橇也要两个人拖。” 　　“好吧。还来得及，尤罗奇卡。你还是快点睡下吧。已经很晚啦。反正你也不能一下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你需要休息。” 　　“传染病流行起来了。普遍的体质衰弱影响了抵抗力。简直都不敢看你和爸爸。应该想点办法。不过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自己注意得也不够。要多加小心。你听我说。睡着了吗？” 　　“没有。” 　　“我并不担心自己，我身体壮。要是万一我垮了，你千万别糊涂，不要把我留在家里。应该立刻送医院。” 　　“你这是怎么啦，尤罗奇卡！上帝保佑你。干吗老早就说不吉利的话？” 　　“你要记住，已经没有什么正直的人和朋友啦。更谈不上医术高明的。要是一旦发生什么事，可以信托的只有皮丘日金一个人。当然，要是他还平安无事的话。你睡了吗？” 　　“没有。” 　　“这帮鬼家伙，自己占尽了便宜，如今反倒像是表现了凛然正气和原则性。见面的时候勉勉强强地伸出一只手来。‘您还在给他们服务？’接着就把眉毛一场。‘是还在服务，’我说，请您别见怪：对我们的困境我感到自豪，并敬重那些让我们变得光荣、向我们奉献了贫穷的人。’” 　　很长一个时期，大多数人的日常食品就是黄米粥和青鱼头煮的汤。青鱼的中段用油煎一煎就当作第二道菜。营养靠的就是没有磨过的黑麦和带壳的小麦，用它们煮粥。 　　一位熟识的女教授教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屋子里的荷兰式壁炉炉底上烤制烫面面包。其中的一部分像从前一样拿出去卖，吃水以后面包就增加了分量，再加上卖来的钱就可以抵消使用这种瓷砖壁炉的开支。这样就可以木再用那个只冒烟、火不旺、不保暖又折磨人的小铁炉子。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面包烤得很好，只不过靠它做的生意却毫无所得。于是，不得不放弃原先那个实现不了的打算，重新启用退了役的小铁炉。日瓦戈夫妇又开始受罪了。 　　一天早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照往常那样出去上班。家里只剩了两块劈柴。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穿上那件就是在暖和天气也因为身体虚弱而冷得发抖的皮大衣，上街去“采购”。 　　她在附近的几条街巷里徘徊了半个来小时，因为市郊农村的农民有时带蔬菜和土豆到那里来卖。这些人需要去捕捉。带货物的农民是受人拦截的。 　　很快她就捕捉到了自己搜寻的一个目标。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陪着一个身穿一件粗呢上衣的壮实的青年人，旁边带了一辆像玩具似的小雪橇，绕过街角朝格罗梅科家的院子走来。 　　韧皮编的雪橇车里的一张蒲席下面有一堆禅树原木，粗细不超过过去照片上那种老式庄园围墙的栏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很了解它的价值——禅木徒有其表，当劈柴不经烧，何况是新砍下来的，没法用来生炉子。但是没有另外的选择，不可能仔细盘算。 　　这个青年农民来回搬了五六次，替她把木柴送到住人的楼上；作为交换，他连拉带背地从楼上弄下来的是安东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一个带镜子的小橱柜，放到雪橇上带回去给自己的女当家，出来的时候边走边说定了下一回捎些土豆的事，他的衣角还被立在门旁的钢琴挂了一下。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来以后并没有品评妻子买的东西。其实把送给人家的那个小柜子劈成细柴更合算，不过他们都不忍心下手。 　　“你看到桌子上的字条了吗？”妻子问了一句。 　　“医院院长写的吧？跟我说过，我知道。是请我去出诊。一定去。休息一会儿就去。不过，路相当远。好像是在凯旋门附近。我记下了地址。” 　　“要给的报酬可是真奇怪。你看到了吗？你还是看看吧。出诊费是一瓶德国白兰地酒或者一双女人的长袜子。真有点儿诱惑力。会是个什么人呢？财大气粗的口气，而且似乎全然不了解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大概是个什么暴发户。” 　　“对，很像是个采办员。” 　　那些私人小业主的头衔就是这种采办员、合同承包人、代办人的称呼。政府取消了私人商业以后，在经济紧张时期稍稍给点松动，就和他们签定各式各样的供销合同和契约。 　　这些人当中已经没有那些被整垮的老字号的大老板。后者由于受到打击已经无法东山再起。如今的这些都是借着战争和革命从底层浮上来的投机一时的生意人，没根没底的外来户。 　　喝了些带点儿牛奶的乳白色的糖精开水，医生就出门去看病人。 　　从街道这一面的整排房屋到另一面的建筑物之间，人行道和桥面都埋在深雪里。有些地方积雪达到第一层楼的高度。在这片宽阔的空间里默默地移动着半死不活的身影，自己拖着或是用雪橇拉着一点可怜的食物。几乎见不到乘车的人。 　　间或有几处的房子上面还残留着原先的招牌，下面已是换了内容的消费品门市部和合作社，但都锁了门，窗户加了栅栏或者用木板钉死，里面空空如也。 　　这些空着销起来的店铺不完全是因为没有商品，而是由于包括商业在内的生活的全面改组还只是最普遍性的一般化阶段，还触及不到这类关了门的私人小店。 　　请医生出诊的这一家，原来是在布列斯特街的尽头，靠近特维尔城门。 　　那是一栋式样早已过时的砖砌的营房式建筑，院子在里面，有三层木走廊连通沿后院墙排列的房屋。 　　这儿正在召开全体居民会议，有区苏维埃来的一位女代表参加。突然间来了一支军事巡察队，要检查经过允许保存的武器，未经允许的要没收。指挥检查的队长请那位女代表不要离开，保证说检查用不了多长时间，完了事的居民们陆续回来以后，中断了的会议很快就能继续。 　　医生来到大门口的时候，检查已近尾声，下一个该轮到的住户就是请他看病的那一家。在一条走廊的楼梯口放哨的士兵，背着用绳子挽住的步枪，无论如何也不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进去，可是巡察队长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他没有给医生制造困难，同意在他诊治病人的时候检查暂停一会儿。 　　接待医生的这家年轻的主人温文有礼，他那没有什么光泽的微黑的脸上，衬着两只乌黑忧郁的眼睛。妻子的病，即将开始的搜查，以及对医学和医务人员超乎寻常的尊重——这些都让他非常激动。 　　为了减轻医生的负担和节省时间，主人想尽可能把话说得简短，但正是由于这么着急反而讲得又冗长又杂乱。 　　住宅里的陈设是奢侈品与便宜货的混杂物，显然是为了让迅速贬值的钱有个牢靠的去处才匆忙购置的。配不成套的家具也是用凑不成双的单件充数的。 　　这家的主人认为他妻子是由于惊吓得了神经系统的病。他抓不住正题，绕来绕去讲的是有人很便宜地卖给了他们一座坏得早就不能走的老式八音钟。他们是当作一件稀罕的钟表工艺品买下的（男主人还把医生领到隔壁的屋子里去指给他看）。夫妇两个甚至不相信还能不能修好。可是这座多年没上发条的钟突然自己走了起来，里面的那些小钟奏了一段法国的小步舞曲，然后又停住了。做妻子的吓坏了，说是敲响了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现在就这么躺着说胡话，不吃也不喝，连他这个做丈夫的也认不出来。 　　“您认为这就是神经受了震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问话的口气是带着怀疑的。“带我去看看病人吧。” 　　他们走进隔壁的房间，屋顶上挂着技形吊灯，一张宽大的双人床的两边摆了两只红木矮脚凳。床的一侧躺着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毯子盖过下巴，露出两只黑色的大眼睛。一看到进来的人，她摇着从毯子下面抽出来的两只手要赶开他们，宽大的睡衣袖子一直滑落到胶窝。她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似乎也不觉得屋子里还有人，接着就开始轻轻地唱起～支不知是什么名字的忧伤的歌。歌声是那样让她顾影自怜，接着就哭了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抽抽搭搭，请求允许她回到什么地方的家里去。医生不论从床的哪一边想走到她身边，她都不让检查，每次都把后背掉过来。 　　“应该给她检查一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不过就这样我也清楚了。是斑疹伤寒，而且症状相当重。她受的痛苦可不算小，够可怜的。我建议送她到医院去。这倒不是为了给她提供什么方便，只是在发病后的几个星期必须有经常的医疗照顾。您能不能保证搞到交通工具，找个出租马车车夫或者至少请个院子里的搬运工，好把病人送去？当然，事先得把她好好裹起来。我马上就给您开个就诊证明。” 　　“可以。我尽力去办。不过请等一等。莫非真是伤寒病？这太可怕啦！” 　　“很遗憾，就是。” 　　“要是把她送走，我害怕失去她。您能不能尽可能地增加出诊次数，在家里治疗？我可以给您任何一种报酬。” 　　“我已经跟您说清楚了。重要的是不间断地对她进行观察。请您听着，我有个好主意。哪怕是从地底下您也要找个马车夫来，我给她开个就医证明。这事最好通过您这里的住宅委员会去办。证明需要盖章，还有其他一些手续。” 　　经过询问和检查的居民披着暖和的披肩，穿着皮大农，一个接一个地回到居委会所在的这间没生火的房子里来。这里原先是存放鸡蛋的库房。 　　房间的一头放了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这当然不够那么多的人坐。于是，另外在四周底朝上摆了些长条的空鸡蛋箱子代替长凳。这种箱子在屋子的另一头一直堆到了天花板。那儿的角落里，碎鸡蛋的蛋黄粘成一论培地冻结在墙下。一群老鼠在那里叫着乱窜，有时候跑到空着的砖地上来，然后又藏到那堆碎鸡蛋渣子里去。 　　每逢这个时候，一个全身长了一层肥油的大嗓门儿的女人就尖叫着跳到一只箱子上。她卖弄地翘起小手指头掀开衣服下摆的一角，穿着时髦的高腰皮鞋的两只脚跺着碎步，存心装出喝醉酒的哑嗓子喊着说： 　　“奥莉卡，奥莉卡，你这几净是大耗子跑来跑去。瞧，跑过去一只，这脏东西！哎、哎、哎，还懂话呢，小畜生！哟，哪牙啦。哎呀，往箱子上爬哪！可别钻到裙子底下。真吓人，我害怕！先生们，请扭头看看。对不起，我忘记了，现在已经不兴叫先生，应该称呼公民同志。” 　　这个吵吵嚷嚷的婆娘穿的是一件肥大的卡拉库尔绵羊皮大衣，敞着扣子。她那像果子冻似的肥厚的叠了三折的下巴颤动着，滚圆的前胸和肚子紧裹在一件绸连衣裙下面。看得出，当初在那些三流的买卖人和账房伙计们中间，她一定是个出名的交际花。眼皮微肿的两只猪眼只睁开了一条缝。记不清从前是什么时候，一个情敌朝她甩了一瓶硫酸，但是没打准，只在左脸上溅了两三滴，在左嘴角留下两道不怎么明显却有点儿迷人的浅浅的疤痕。 　　“别嚷啦，赫拉普金娜。都没法儿工作了。”坐在桌子后边的区苏维埃来的女代表说话了，她是这次开会选出来的主席。 　　这里的老住户很早就认识她，她对他们也很了解。开会之前，她非正式地小声和管院子的女工法吉玛说了一会儿话。法吉玛从前和丈夫一起带着孩子凑凑合合地住在肮脏的地下室里，如今和女儿两个人搬到二楼的两间敞亮的屋子里。 　　“怎么样啊，法吉玛？”女主席问她。 　　法吉玛抱怨说她一个人照顾不了住这么多人的大院子，又找不到帮手，分给各户的打扫院子和街道的任务没有人认真对待。 　　“别发愁，法吉玛，会给他们点颜色看的，你放心吧。这算个什么居委会？怎么让人理解？这儿窝藏有刑事犯，还有缺少证件的品质可疑的人。要把他们都赶出去，重新选举。我自己来当住宅管理员，你别灰心。” 　　管院子的女工恳求女主席别这么办，不过后者根本听不过去。她看了看室内的情况，发现人已经到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大家安静，接着用几句开场白宣布开会。批评了原来的居委会无所作为以后，她提议确定选举新居委会的候选人，接着又谈了另外几个问题，讲过了这些，她就说： 　　“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咱们说话应该直截了当。你们的房子容量很不小，适合做宿舍。有时候各地来开会的代表就没有地方安置。已经作了决定，把这房子收归区苏维埃支配，给外地来的人住并且用季韦尔辛同志的名字命名，因为他在流放前就住在这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反对的吗？下面就说说腾房子的事。这还不是马上就要办的事，你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劳动人民成分的住户我们提供搬迁后的居住面积，对于不是劳动人民的，现在就预先告诫你们，得自己找住处，给你们十二个月的期限。” 　　“我们当中谁是不劳动的？我们这儿没有不劳动的！大家都是劳动人民。”各个角落都喊了起来。其中有一个人的嗓音盖过所有的人：“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现在是各民族平等。我知道您暗指的是什么！” 　　“不要一齐说！我简直不知道该回答谁才好。什么民族？这和民族有什么关系，瓦尔德尔金公民？比方说，赫拉普金娜根本谈不上什么民族不民族，可是也得搬出去。” 　　“搬出去！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搬出去。你这个烂床垫子！占了十个茅不拉屎！”赫拉普金娜在争吵的高峰喊叫着给女代表送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外号。 　　“真是条毒蛇！是个恶魔！你一点也不知道羞耻！”管院子的女工气愤地说。 　　“你不用插嘴，法吉玛。我自己能对付。你住口，赫拉普金娜。抓住点机会，你就想骑到人家脖子上！闭嘴吧，我说，要不然马上就把你送到一个机关去，用不着再等着人家抓你私设烧锅和窝藏赃物。” 　　吵闹的声音已经达到了顶点，谁也没法子讲话。在这个时候医生走进了这间库房。他请在门边碰到的第一个人给指点一下谁是居委会的、哪一位都行。那人就把两只手放在嘴边拢成个喇叭筒的样子，压住大家的吵嚷声一字一板地喊了起来： 　　“加——利——乌——林——娜！到这儿来，有人找。” 　　听了这个姓名，医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走过来的是个瘦瘦的、背有点驼的妇女，就是那位管院子的女工。母亲和儿子的面貌如此相似，让医生感到吃惊。不过，他并没有让这种感觉流露出来。他说：“你们这儿有位居民得了伤寒病（同时说了她的姓名）。需要注意，免得传染。另外，应该把病人送到医院去。我可以给她开个诊断单子，由居委会证明一下。这事要到哪J［去办？” 　　管院子的女工把这话理解为只是送病人去医院，而不是办证明手续，于是就说：“一会儿区苏维埃有辆马车来接杰明哪同志。杰明哪同志是个和善人，我跟她一说，会把车让出来的。别发愁，医生同志，一定把你的病人送走。” 　　“哦，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只是问什么地方办入院就诊的证明。不过如果还有马车的话…··精原谅，您是不是加利乌林·奥西普·吉马泽特金诺维奇中尉的母亲？我和他一起在前线服过役。” 　　女工全身一抖，脸色变得煞白。她抓住医生的一只手，说道： 　　“刚］到外面去，到院子里谈。” 　　刚刚迈出门槛，她就开了口： 　　“小声点，上帝保佑别让人听见。别坑害我。尤苏普卡不走正道。你自己说说，尤苏普卡是什么人？他原本是学徒出身，有手艺。尤苏普卡应该明白，普通老百姓现在的日子好多了，这是瞎子都能看清的事，用不着多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也许你还没什么，可是尤苏普卡是有罪的，上帝也饶不了他。尤苏普卡的父亲当了兵，给打死了，连个完整尸首都没留下。” 　　她已经讲不下去了，摆着手等待心情平静下来，然后又接着说： 　　“走吧，现在就去找马车。我知道你是谁了。他在这儿呆过两天，都说了。他说，你认识拉拉·吉沙洛娃。那是个好姑娘。记得过去常到我们这儿来。谁知道现在怎么样了。难道说先生们也能你反对我、我反对你？尤苏普卡真作孽。走吧，咱们要车去。杰明哪同志一定会给的。你知道杰明娜同志是谁吗？就是奥莉妞·杰明娜．在拉拉·吉沙洛娃妈妈的作坊里打过工的，也是从这儿出去的，就是这个院子。走吧。” 　　天已经全黑了，夜色笼罩着周围的一切。只有杰明娜手电筒的那一小圈光亮在五步开外的一个个小雪堆上跳跃移动，不仅不能给走路的人照亮，反而更让人摸不准方向。四周是漆黑的夜色，那座房屋已经落在身后。当她还是个小女孩子的时候，住在那里的许多人就知道她。听人家说，她后来的丈夫安季波夫也是在那儿从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的。 　　杰明娜用一种宽容、戏弄的口气对他说： 　　“再往下走您当真不用手电能走到家吗？啊？要不我把电筒给您，医生同志。是的，那时我们都还是小女孩呢，我真的迷恋过她，爱得忘乎所以。她们家有个缝纫作坊，我是她们那儿的徒工。今年我还见到过她。她到我这里来过，是中途路过莫斯科的。我跟她说，你真傻，还要到哪儿去呀？留下来吧，我们住在一起，再给你找个工作。都白说！她不乐意。这是她自己的事。她嫁给帕什卡是凭着理智，可不是顺从自己的心意，从那以后就变得喜怒无常。她到底还是走啦。” 　　“您对她是怎么想的？” 　　“小心，这里很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门前倒脏水，可是丝毫不起作用。我对她是怎么想的？我能想什么？有什么可想的。没有时间。我就是这么活着。我没敢告诉她，她那当军人的弟弟，好像是给处决了。至于她母亲，也就是我先前的老板娘，我还是要帮助的，给她帮点忙。好啦，我到了，再见。” 　　他们于是分了手。杰明娜的电筒的亮光扫到一条窄小的石砌楼梯，接着往前照亮了逐级向上的肮脏剥蚀的墙壁，把黑暗留给了医生。右边是凯旋花园路，左边是篷车花园路。在远处漆黑的雪地上，这两条夹在石砌楼房当中的街道已经不像是通常意义的路面，倒仿佛是乌拉尔或西伯利亚人迹罕至的密林里的两条林间小道。 　　家里是又明亮、又温暖。 　　“怎么这么晚？”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问了一句，不等他回答就接着说： 　　“你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出奇得无法解释。我忘了跟你说。昨天爸爸把闹钟弄坏了，懊丧到了极点。家里就剩这一个了。他翻来覆去地修，怎么也修不好。街角上的修表匠开口就要三磅面包，真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价钱。该怎么办呢？爸爸简直绝望了。可是突然之间，你想想看，就在一小时以前，清脆震耳的铃声响了！拿过来一看，它又走起来了！” 　　“这是敲响了我要得伤寒病的钟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玩笑地说，接着就给家里人讲了那位女病人和座钟的事。 　　不过，他是在这以后又过了很久才得伤寒病的。在这中间，日瓦戈一家的困窘达到了顶点。他们缺吃少穿，身体也快垮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找到了那位曾被他救过的遭了抢劫的党员。那人尽其所能为医生做了一切。但是，内战开始了。他的这位庇护人经常出差在外。而且，这个人根据自己的信念认为当时的种种困难是很自然的，但绝不对人说他也在挨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试着去找过住在特维尔城门附近的那位来办员。但是，近几个月来此人踪迹沓然，关于他那位病愈的妻子也得不到一点消息。那栋房子里的住户也完全变了。杰明娜上了前线，想找管房子的加利乌林娜也没有找到。 　　有一次他得到了按官价配给的劈柴，要从温达夫斯基车站拉回来。沿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梅山斯卡亚大街，他一路走着伴送车夫和那匹拖运这笔意外财富的劣马。医生突然间觉得梅山斯卡亚大街变得不是原来的样子，自己的身体也跌跌撞撞，两腿支持不住。他知道这下子完了，事情糟了——伤寒病发作。车夫把这个倒下去的人救了起来。医生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勉勉强强把他放到劈柴堆上拉回家去的。 　　整整两个星期他断断续续地处在塘妄状态中。在幻觉中，他看到东尼哑把两条大街摆到书桌上，左边是篷车花园路，右边是凯旋花园路，然后把他那盏温热的桔黄色台灯朝它们跟前推了推。于是街上就变得明亮了，可以工作了，他就写作起来。 　　他写得兴味正浓，而且十分顺手，内容都是一向想写并且早该写成的东西，只不过从来没有能做到，但现在却一航而就。只是偶尔有个男孩子来打扰他，那孩子长着两只窄小的吉尔吉斯人似的眼睛，穿了一件在西伯利亚或者乌拉尔常见的那种两面带毛的鹿皮袄。 　　完全没错地，这个男孩子就是他的死神，或者简单说就是他的死亡。不过，这孩子还帮助他写诗，怎么能是死神呢？莫非从死亡当中还能得到好处，死亡还能有助于人？ 　　他的诗写的不是复活，也不是收殓入棺，而是在这两者之间流过的时光。他写的诗题为《失措》。 　　他一直想写出，在那三天当中，一阵掌生了蛆虫的黑色泥土的风暴如何从天而降，冲击着不朽的爱的化身，一块块、一团团地甩过去，就像是飞涌跳跃着的潮水把海岸埋葬在自己身下。整整三天，这黑色泥土的风暴咆哮着，冲击着，又怎样退去。 　　随之而来的是两行有韵脚的诗句： 　　接触是欢悦的， 　　醒来也是必须。 　　乐于接触的是地狱，是衰变，是解体，是死亡，但和它们一起乐于接触的还有春天，还有悔恨失足的女人，也还有生命。而且，醒来也是必须的。应该苏醒并且站立起来。应该复活。 　　他开始逐渐好起来。最初好像还有些痴呆，他还找不到事物之间的联系，一切都随意放过，什么都不记得，对什么也不感到奇怪。妻子给他吃的是抹了黄油的白面包，喝的是加糖的茶，还有咖啡。他忘记了这些东西现在是不可能得到的，像对待一首诗歌和一篇童话那样欣赏可口的美食，似乎在康复期是理所当然的享受。但是刚刚开始恢复意识，他就问妻子：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些？” 　　“都是你的格兰尼亚。” 　　“哪个格兰尼亚？” 　　“格兰尼亚·日瓦戈。” 　　“格兰尼亚·日瓦戈？” 　　“不错，就是在鄂木斯克的你的弟弟叶夫格拉夫。你的异母兄弟。你昏迷不醒的时候，他总是来看我们。” 　　“穿了一件鹿皮袄？” 　　“对，对。这么说，你在昏迷当中看到了？我听说，他在什么地方的一幢房子里的楼梯上遇见过你，他说过。他也认出了是你，本想自我介绍一下，可是你让他觉得非常可怕！他很崇拜你，到了迷恋的程度。是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这些东西！大米、葡萄干、白糖。他已经回自己家去了，还让我们也去。真是个让人猜不透的怪人。我觉得他似乎和当权的人有些瓜葛。他说，应该离开大城市到别的随便什么地方去，销声匿迹地呆上一两年。我和他商量过克吕格尔家那地方怎么样。他极力推荐。因为那里可以种菜园子，附近就是森林。决不能就这么像绵羊一样窝窝囊囊地坐以待毙。”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日瓦戈全家出发去遥远的西伯利亚，到尤里亚金市附近原先的领地瓦雷金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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