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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鸨儿的影册是否又是幸运的雏菊花环上的一环；但不久，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决定结婚。有规律的生活，自家烧出的菜香，婚姻的全部协约，能预防疾病的床第间活动方式以及，谁知道呢，一些道德价值或精神代替品的最终成熟，我想，即使不能涤除我可耻的危险欲望，至少也许能帮我将它们控制在平和状态。父亲死后，给我名下留的一笔钱，加上我的引人注意、即使有几分野蛮也还漂亮的面孔，能准许我镇定自若地着手我的探寻。经过相当深思熟虑，我的选择落在一位波兰医生的女儿身上：这个好人正巧给我治疗晕眩症和心跳过速。我们下棋；他的女儿从她的画架后面朝我张望，又把向我借来的眼睛和肘放进她立体派艺术家的那堆垃圾里，那会儿画完的是少女，而不是紫丁香和小羊羔。让我再平静地重复一遍： 除去我的不幸，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英健出众的男性；稳健，高大，柔软的黑发，有一种抑郁但格钟诱人的风度。特别的男子气质在病症上则表现出某种阴郁、充血、他必须要隐匿的某些情状。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非常知道，啊，我能轻而易举她获得我选中的所有成年女性；实际上，我几乎养成了不过意留心妇人的习惯，以免她们飘飘然、满面通红地坐到我冰冷的腿上。如果我是个普通的法国人，对华而不实的女人有鉴赏力的话，我就能在众多如痴如醉的美人中，很容易找出比瓦莱里亚更有媚力的生命体。但是，驱使我做出选择的是深思熟虑了谁是令人怜悯的牵累，而我对此发现得太晚了。所有这一切都将证明可怜的亨始特在性问题上总是多么不幸和愚蠢。 尽管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寻求一张给人安慰的面容，一名光荣的热衷家务者，一副生命力旺盛的阴部，而瓦莱里亚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她摸仿小女孩的才能。她模防并不因为她推测出了我的隐私；那就是她的风格——而我感觉到了。实际’上，她至少快三十岁了(我从来也没能弄清她确切的年龄，因为她甚至连护照都说了谎)并丧失了童贞．我，在我这方面，倒象个性变态者似地坦白无遗。她的脸上满是绒软汗毛，一副嬉笑摸样，穿得象个娃娃，还慷慨地露出大半条光滑粉腿，很知道怎么用天鹅绒拖鞋的黑色大大地突出她赤裸脚面的白，并且撅起嘴，弄出酒窝，顽皮地乱跑乱叫，她会以能想象到的最装模作样、最陈旧的姿态把她浅黄色的小卷发甩来甩去。 在市政府举行过简单仪式以后，我带她去我新租的寓所，出乎她的意料，我在碰她之前，竟让她穿上一件普通的女孩睡衣，那是我设法从一所孤儿院的亚麻布衣橱里偷出来的。 结婚当夜，我得了些乐趣，太阳升起时，这白痴歇斯底里大发作。现实很快就要求维护它自己的权利。褪了色的小卷毛露出黑色的发根；细软的汗毛变成利净皮肤上的尖刺；孺湿而多动的嘴，无论我怎样用爱情去填塞，也总是屈辱地泄露出和她那死去的貌似蟾蜍的母亲在一帧肖像里的对应部分的相似；而现在，亨伯特·亨伯特的手中不再是一个白皙、顽皮的小女孩，而是一个大个子、胖鼓鼓、短腿、巨乳、头脑不着边际的罗姆酒水果蛋糕。 这情状从一九三五年持续到一九三九年。她唯一有价值的是逐渐和缓的天性，这确实有助于在我们又小又脏的套房里建立起一种临时的舒适感：两间屋，一间窗外是模糊的景色，另一边是一堵砖墙，一间小厨房，一个鞋形木浴盆，坐在里面，我觉得自己象马拉，只是没有一个粉颈少女来刺杀我。我们曾经一起有过极少温暖安逸的夜晚，她沉醉于她的《巴黎晚报》，我则伏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上工作。我们去看电影，骑自行车看拳击赛。我很少向她不再鲜嫩的肉体求欢。 除非在特别焦灼和沉痛失望的时候。对面的店铺商有个小女儿，她的情影令我发疯；好在有瓦莱里亚的帮助，无论如何，我狂热的心境还是得到了合法的疏泄。至于做饭，我们默默地放弃了蔬菜牛肉汤的小锅伙食，大半去波拿巴街一处拥挤的地方进餐，那儿的桌布上到处是葡萄酒污迹，还有许多外国口音噪嗓不休。隔壁，一位艺术商在他杂乱的橱窗里陈列了一幅华丽、明艳、涂满大绿大红、金灿灿墨蓝蓝的古代美国钢版画——一辆火车头带一只巨型烟囱，巴洛克式怪状大灯，还有一架巨大的排障器拖着它淡紫色的客车厢穿过风雪漫天的大草原之夜，闪烁着火星的浓烟混入电闪雷鸣的锦云中。 这些都统统打破了。一九三九年夏天，我的美国叔叔去世，留给我每年几千美元的收入，条件是我移居美国，并对他的企业感兴趣，这期望倒甚合我意。我感觉到我的生活需要骚动一下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婚姻安乐的丝绒布上开始出现蛾子洞了。近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注意到我的胖瓦莱里亚不象过去的她了，老是陷在某种奇怪的不安静状态；甚至表现出象最对时间的不满，这和她从前模仿的血统特点是极不相称的。当我告诉她不久我们就要乘船去纽约时，她神态焦灼又迷惘。她的证件还有点儿麻倾。由于她丈夫是瑞士公民，因此护照不能轻易办出；我于是决定有必要到省政府和其它一些手续处去排队，这弄得她无精打采，尽管我耐心地给她描述美国，一个拥有玫瑰般儿童和大树的国度，在那生括不知比枯燥、肮脏的巴黎要好多少呢。 一天上午我们从一家办公大楼出来，她的证件基本办妥；在我身边蹒跚的瓦莱里亚，突然剧烈地摇动起她狮子狗一样的脑袋，却又一言不发。我让她持续片刻，然后问她是不是心中有事，她回答说(我把她的法语翻译过来，我想，必然就是一句斯拉夫人的陈词滥调)：“我生活中还有另一个男人。” 在现在的丈夫听来，这是最丑陋的语言。它们使我晕头转向，我承认。若象一般诚实的粗夫，就在街上随便什么地方揍她一顿，但这并不可取。多少年来的隐痛已经教会我超人的自制。所以我把她招进一辆已经在路边缓行多时的出租车，在这种较为秘密的地方，轻声建议她解释一下她的粗话。 一股突增的愤怒使我窒息——并非因为我对那个可笑形象，亨伯特夫人，有什么特殊兴趣，而是因为合法与不合法结合的事应完全由我一人决断，而她，瓦莱里亚，是喜剧妻子，如今竟厚颜无耻地准备按她的方式来摆布我的安逸和命运。 我要她情人的名字。我重复一遍我的问话；但她坚持象滑稽表演似地嘟哝着，论述她和我在一起的不幸福，申明她立刻离婚的计划。“他到底是谁？”我终于吼出来，用拳头猛击她的膝盖；而她；毫不退缩，盯着我，好象答案太简单，根本用不着说，然后迅速地耸耸肩，指了指出租车司机的胖脖子。 他在一家小咖啡店停下车，作了自我介绍。我记不清他可笑的名字了，只在这么多年过后，仍然很清楚他的样子——一个结实的前白俄上校，胡子蓬乱，留平头；这样的人，在巴黎总有成千上万，经常从事这种傻瓜生意。我们拣张桌子坐下；沙皇分子要了葡萄酒；瓦莱里亚在膝上放好一张潮湿的餐巾后，又开始说起来——指着我，而不仅是朝着我；我从来没料到她会有如此雄辩的口才，语言能注在这样尊贵的容器中。并且还时不时向她不动声色的情人发射一串斯拉夫语。情况真是荒谬透顶，尤其当那位出租车上校以自得的微笑打断了瓦莱里亚，并开始陈述他的观点和计划时，情况更是荒谬不可言。他用他那夹杂着劣质口音的精确法语描述了爱情和工作兼有的世界，并决定同他的娃娃妻子瓦莱里亚手拉手地走进去。这会儿她开始修饰自己了，坐在他和我之间，涂抹她干皱的嘴唇，又搔首弄姿，挑剔她宽松衬衣的胸襟等等，他谈论着她，就象她根本不在眼前，又好象她是一个受监护的孩子，为了她的利益，从一个聪明的保护者转移给另一个更聪明的保护人；尽管我无望的愤怒已经夸大并且破坏了某种印象，我仍敢起誓他实际上是在向我咨询有关她的情况，诸如减肥饮食、经期、衣服以及她读过的和应该读过的书目。“我想，”他说，“她会喜欢《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吧？” 噢，他简直是个学者了，达霍维奇先生。 我打断这番叽哩呱拉的言语，建议瓦莱里亚收拾她那点财物，不得延误，对此，平庸乏味的上校勇敢地提出可以把它们搬上车。于是他又恢复原职，载着亨伯特夫妇去他们的寓所。一路上，瓦莱里亚都在说着，而倒楣的亨伯特却在和小亨伯特商讨着亨伯特·亨伯特是否应该杀了她或她的情人，或俩人一起，或一个也不。我记得曾经玩过一个年轻同学的一支自动手枪(我没有提过这事几，但无关紧要)，那会儿我竟产生了先享受一下他的小妹妹，一个最最透明的性感少女，有一头卷曲的黑发，然后再自毙的念头。我现在怀疑瓦莱契卡(上校这样叫她)是否真地值得击毙，或勒死，或淹死。她长着非常脆弱的腿，我决定，一旦就剩下我们两人时，我要予以猛击。 但我们再也没有这机会了。瓦莱契卡——这会儿飞流而下的眼泪把她彩虹摸样的粉妆染得乱七八糟——已经装满一只大木箱，两个小皮箱，一个鼓胀的纸盒。那位该诅咒的上校一直在旁边踱来踱去，时而穿着我的登出靴，时而朝她屁股飞踢一脚，这真叫我无计可施。我不能说他的表现有什么无礼，或傲慢之处；相反，象是在一场把我编入其中的附加戏中，他处处展示出旧时代的贤明谨慎之礼，每一举动都先附上各种各样发音错误的道歉(我请求原谅——对不起——我是否能——我能不能——等等)，当瓦莱契卡从浴盆上方的晾衣绳上倏地拽下她粉色内裤，他机敏地转过身去；但是立刻他好象就占据了房间的每个角落，这个无赖，认为他的骨胳正适宜这套房间的构造，坐在我的椅子里读我的报纸，解开一根系著的绳子，点起一支烟，数数茶匙，参观了洗澡间，帮助他的娇妇包起她父亲送她的电扇，然后，把她的行李朝街上抬去。我半个屁股坐在窗台上，交叉双臂，痛恨、厌倦得要死。最后，两人双双走出了这振动的房间，——我在他们身后撞上门，门的震颤仍然敲着我的每根神经，这撞门就可怜巴巴地代替了那反手一拳，按照电影规则，我应该把它打在她的颧骨上。拙劣地演完了我的戏，我一脚踏进洗澡间，想查看一下他们是否裹带走了我的英国香水；他们没有；但是我一转身，突然一阵强烈厌恶袭来，我发观这位沙皇政府前幕僚，在彻底舒服了他的膀胱以后，竟没有冲刷马桶。那个庄严的池膛里，一汪异邦人的尿，温和着一只粘湿、黄褐色的烟蒂，在里面膨胀，这真象奇耻大辱重重打击了我，于是我疯狂地四处找寻武器。实际上，我敢说，这并没什么，不过是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礼貌(或许还带有东方风味)激励了那位好心的上校(马克西莫维奇！他的名字突然用计程车送还了我)，一个象其他人一样非常严肃正经的人，把他个人的需要压抑在彬彬有礼的无声状态，让他所有的急流紧搂着他自己肃静的细流直泻而下，以便能不突出他主人住所的狭小。 但那一时刻，这想法并没出现在我的脑中，带着愤怒我搜遍厨房，想找一件比扫帚更好的东西。马上，我又放弃了搜索，冲出房间，勇敢地决定赤手空拳同他搏斗，我虽然身强力壮，但毕竟不是拳击家，而那个矮墩墩、宽肩膀的马克西莫维奇看上去象是铁铸一般。街上空旷旷的，没有任何我妻子离去的踪迹，除了她掉在士里的一粒莱茵石扭扣，她曾把它保存在破盒子里，虚掷了三年。这一切避免了我那时的鼻破血流。但没关系，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实现我的报仇雪恨的。一位从舶沙第纳来的先生有一天告诉我，出生于佐波洛夫斯基的马克西莫维奇，其太太在一九四五年前后不幸死于生产；夫妇俩不知怎么去了加利福尼亚，在那儿被美国一位显赫的人种学家用于她主持的一次一年之久的实验，报酬甚丰。这次实验研究的是人类长期服用香蕉食物并始终处于爬行状态，会有何反应。我的报告人是位医生，起誓说他曾亲眼目睹瓦菜契卡和她的上校，那时已经是鬓发斑白，体态拥肿，在一套灯火通明的房间里(一间是水果，第二间是水，第三间是草垫席等等)，和其它九个雇佣的赤脚兽一起在扫得干净的地板上刻苦匍匐，他们都是从穷困无路的人中挑出来的。我想到《人类学评论》杂志上查找出这些实验的结果；但好象尚未公布。 这些科学结果当然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产生。我希望发表时，能附有精美照片做些说明，不过一所监狱图书馆恐怕不可能收藏这类学术书籍。这些天拘留我的这所监狱，就是个绝好例证；尽管我的律师十分欣赏它，它采取的却是监狱图书馆选择书籍最愚蠢的管理方法，这些选出的书有《圣经》，这当然，还有狄更斯；还有《儿童百科全书》，还有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凶杀暴露》；但是他们也有这样一些才华横溢的无聊作品，比如波西.埃尔芬期通所著《一个流浪汉在意大利》，以及较新的(一九四六年)一部《文艺名流辞典》——演员、制片人、剧作家和许多静态场景的照片。看完最后的这本书，昨晚我被一些令人困惑的巧合吸引了，这些巧合逻辑学家一定厌恶而诗人一定喜欢。 我的爱人的名字，竟跟在某位女演员老巫婆的后面，看到这，我虽无望痛苦却仍倍感震惊！或许她也当过女演员。 生于1935年。参加演出(我注意到我在前一段里的笔误，但请不要改正它吧，克拉伦斯)《被谋杀的剧作家》。贱人奎因。犯下谋杀奎尔蒂的罪。噢，我的洛丽塔，我只有这几句台词！ 离婚手续延误了我的行期，又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已经在地球上笼罩，此后在萄萄牙又度过了一个患肺炎的倦怠冬天，这才终于抵达了美国。在纽约我急不可耐地接受了命运提供给我的一件轻松工作：它的要务是开动脑筋编写化妆品广告。我喜欢它散漫的特性和伪文学性的外表，只要没有更好的事做，就去干这活。另外，我受纽约一所战时大学的敦促，着手完成专为英美学生编写的法国文学比较史。第一卷的编写费了我几年的工夫，每天工作量很少，在十五小时以内。当我回首这些日子的时候，我看见它们整齐地分裂成宽裕的光亮和狭窄的阴影：光亮是属于在宏大的图书馆进行研究所得的慰藉，阴影则是属于我那些恼人的欲望和失眠症，这些已经说得不少了。到现在为止，了解了我，读者能很容易想象到，当我急于瞥见一个在中央公园里嬉闹的性感少女时(啊，通常离得很远)，我会是多么烦困和燥热；而当那些除过臭的职业女郎，被某间办公室里某快乐汉不断往我身上推卸时；我又会怎样被击退。让我们跳过这一切吧。一次我病倒了，险些要命，这使我在疗养院住了一年多；我又回去工作，结果是又住进了医院。 需要体力的户外活动，好象对我很有裨益。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医生，一个很有魅力爱讽刺的家伙，留着浓浓的褐色胡子，他有个哥哥正要带领一支探险队赴加拿大北极地区。 我被委派作它的“医药反应记录员”。我与两位年轻植物学者和一位老木工偶尔分享到(从未很成功)我们的一位名为阿尼塔．绚翰逊的营养学家的厚顾——他不久就飞回国了，我很高兴这样说；关于探险队此行的目的我所知甚少。根据投入的气象学家的人数判断，我们可能在追踪那个摇摆不定的北磁极，一直追到了它的巢穴(在威尔士王子岛的什么地方，我想。)有一小组，与加拿大人在麦尔维尔海峡的皮尔方位会合建立了一座气象台。另一小组，也同样误入歧途，收集起浮游生物。第三组则在冻原地带研究起肺结核病来。伯特，一位电影摄影家——一个不可靠的小伙子，我曾经和他一起奉命分担一大堆仆人的工作(他，精神也有点毛病)——坚持认为我们队伍里的大人物，那些我们从未见过的真正领袖，主要从事的是考查天气改良对北极狐皮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宿在花岗岩后寒武纪世界中，住的是预先建造的小木屋。我们的供应充足——《读者文摘》，冰激凌搅拌器，药物卫生纸，圣诞节的纸帽。我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好转了，也许正因为缺乏幻想，日子空虚。周围都是萎靡的植物，比如矮柳灌木丛和青苔，我猜想，它们又被狂吼的大风渗透吹净了；在完全透明的天空下(然而，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靠天空显现)坐在一块大鹅卵石上，我奇异地感觉到肉体疏远了我自己的灵魂。没有诱惑物使我发疯。那些脏乎乎又红光满面的爱斯基摩小姑娘，一身鱼腥味，满头乌黑吓人的头发，豚鼠一样的脸，对我激起的欲望甚至比约翰逊医生还少。在极地周围，性感少女是不会出现的。 我把分析冰河堆积物、椭圆形冰丘、小妖精、俄国城堡的工资交给了我的长辈，一度曾试图草记下我愿意认为是“反应”的东西（比如，我注意到在深夜太阳底下梦见的事物易于高度着色，我也认为有必要就许多重要问题测验一下我的各类同伴，比如怀乡病、对无名动物的恐惧、幻食症、梦遗、爱好、收音机频道的选择、表情的变化等等。所有人对此都厌腻透顶，于是我只好立刻彻底扔掉了这一项目，不过，在二十个月冷劳动(一位植物学家这样命名)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又虚构了一份精心伪造且非常富有情趣的报告，读者可以在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六年的《成人精神物理学年鉴》上读到它，同时在《极地探险》杂志为那次远征所发的专号上也有刊登；总之，那次远征与维多利亚岛上的铜翅蝴蝶之类并无真正关系，这是我后来从我和蔼的大夫那儿获悉的；它真实的本质是被喻为“秘而不宣”的，所以仅让我加上一句，无论它是什么，目的是极好地达到了。 回到文明世界不久，我的精神失常(如果是忧郁症或一种不堪忍受的压迫感，用这残酷的字眼很适宜)又发作了一次，读者一定会为我感到遗撼。我又彻底恢复了我在先前那所极其昂贵的疗养院治病时发现的一件事。我发现戏弄精神病医生真是乐趣无穷：狡猾地引他们误入歧途；永远不让他们看出你知道玩这花样的门道；为他们编造复杂的梦境，纯古典式的(这使他们，梦境勒索者自己也做梦，并尖叫着醒来)；用虚构的“原始场景”愚弄他们；永远也不让他们瞥见一点点一个人真正的性欲状态。通过贿赂一名护士，我得以接近一些档案，欢欣地发现一些卡片上说我是“潜伏性同性恋”以及“完全没有性能力”。这场游戏真是太棒了，它的结果——就我而言——是使我在痊愈以后(睡觉很香，胃口象女学生)，还整整多呆了一个月。而后我又加了一星期，只为了一位强壮的新来者，他是个被免了职的(当然，也是精神出了问题的)大名人，出名是因为他很有窍门令病人相信他们能化想象力为具体现实；跟他较量我可得了不少乐趣。 签字出来后，我想在新英格兰乡下或某个沉睡的小镇(榆树林、白色教堂)找一处地方，整整一夏天都能靠收集来的一箱笔记专心致志于我的研究工作，并且还可以在附近湖泊里洗澡。我的工作又提起了我的兴趣——我指的是我的学术努力；而对叔叔逝后留下的香水事业绝少过问，我的利润分享已被削减到最小数。 他从前的一位雇员，是某显赫家族的后裔，建议我到他的穷亲戚麦库先生家住上数月，麦库先生已经退休了，他妻子想把他们已故姨妈住过的二楼出租出去。他说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还是婴儿，一个十二岁了，有座美丽的花园，不远处还有个湖，我说，听起来相当不错。 我和他们通了信，他们满意我的良好习惯；于是，在火车上过了充满幻想的一夜，想象着我将施予那象迷一样的性感少女的全部细节，用法国方式训练她，用亨伯特方式抚爱她。我提着那只贵重的提包从车上下来，玩具般的小车站上无人接候，打电话去也没人接；最后，一位心神不安、浑身湿透了的麦库出现在绿紫色的拉姆斯代尔唯一一家旅店门口，带来消息，说他的房子刚刚烧毁了——很可能，起因于整夜在我心头蔓延的熊熊大火。他说，他家人乘飞机去他的农场了，小汽车也正用着；不过他妻子有位朋友，一个高贵的人，住在草坪街342号的黑兹夫人，愿意留我宿下。住在黑兹夫人对面的一位妇人把她的轿车借给了麦库，一辆非常漂亮的老式方顶轿车，司机是个快乐的黑人。现在，我到这里来的唯一意义已经彻底丧失，上边说的安排听起来就很荒谬。是啊，他的住宅会完全修复的，那又怎么样？他不是充分保证了吗？我气愤、失望、感到无聊，但作为有礼的欧洲人，我不能拒绝被那辆丧车送到草坪街去，不然，我觉得麦库就会想出更绝妙的方法抛掉我。看着他急匆匆地跑走了，我的司机摇摇头轻轻地笑起来。汽车开动时，我对自己发誓，任何情况下也绝不梦想呆在拉姆斯代尔，我要在当天就飞到百慕大或巴哈马或布勒兹。五光十色的海岸上可能遇到的鲜香过去一直在我脊骨上缓缓流动，而麦库的表亲实际上已经用他原本好心好意、但现在却是完全无意义的建议，强硬地扭转了我一系列的思绪。 说到强硬的转弯：当我们驶上草坪街时差点撞上一条爱管闲事的乡下狗(就是那种睡着懒觉等小汽车的)。不远处，黑兹住宅，一副自构架的惨状出现了，又脏又旧，与其说白色，不如说是灰色——那种地方，你知道，得在浴盆水龙头上加一条橡皮管以代替莲蓬喷头。我塞些小费给司机，希望他能立刻悄悄地按原路把我带回旅店，让我拿上行李；但他却只是穿向马路的另一边，朝一位站在阳台上招呼他的老太太驶去。我还能怎么办？我按了门铃。 一名黑女仆把我领进去——丢下我自己坐在席垫上，她又跑回厨房，好象有什么不该糊的东西糊了。 前厅装饰着门铃，装饰着一位有墨西哥商人血缘的白眼睛呆傻家伙，他正是这班附庸风雅的中产阶级中一个虽琐碎但还可爱的人，另外还装饰着凡．高的《阿尔风景》。右边一扇门半掩着，能瞥见里面是卧室，角柜里摆着更多的墨西哥废品，一只镶条纹的沙发立在墙边，走廊尽头有楼梯，正当我站在那儿擦着额角(只在这时我才发觉屋外是多么热)，四处寻视，看见了一只放在橡木箱上的灰色旧网球，黑兹夫人的女低音突然从上边降落，她靠在栏杆上优美地问道：“是亨伯特先生吗？”接着，一丝烟灰也跟着落了下来。之后，那妇人自己——凉鞋、栗色宽松裤、银黄色衬衣、近似方形的脸，就以这样的秩序——款款走下楼，她的食指仍然弹着烟卷。 我觉得我最好直截了当地描述她，可以清晰易解。可怜的妇人三十五六了，她的额头很有光泽，眉毛剔过，五官端正但不动人，或许能形容为玛雷娜的一次不稳固分解。她拍着铜褐色的卷发，领我走进客厅，我们聊了一会麦库的火灾，以及在拉姆斯代尔居住的特权。她那特别大的海绿色眼睛非常有意思地在你周身上下移动，又小心翼翼地避开你的目光。她的笑只是一条眉毛挑逗地猛跳一下；一边说着，时面在沙发里伸展一下身体，时而朝三个烟灰缸和身旁的炉围(那上面放着一只褐色苹果核)冲击，而后又落座，一条腿压在另一条腿下。很显然她是那类妇女，她们经过修饰的谈吐颇能代表一家图书俱乐部或桥牌俱乐部或任何古板聚会的风格，却永远不能反映她们的灵魂；一批毫无幽默感的妇人；在内心深处对客厅交谈的所有主题完全漠然，但对这种谈话的形式却甚为讲究。透过太阳光下的玻璃纸，她的失意一目了然。我非常明白无论多么偶然我成了她的房客，对于我，她会有步骤、有头有尾地做完能对宿客做的一切；我于是就又会陷入一张肮脏交易的网，这些我知道得很。 但我住下来是毫无问题的。对那种每张椅子上都堆着邋遢杂志的家务事，以及在所谓“实用的现代家俱”喜剧与老朽的摇椅、患佝偻病的台灯桌上摆着摇摇欲坠的台灯的悲剧之间发生的可怕的杂交现象，我不能感到快乐。我被领上楼，向左——进入“我的”房间。我透过绝对抵触的心情审视它；但我确实在“我”的床上方辨认出勒内。普里耐的“克莱采奏鸣曲”。她管那间佣人的屋子叫“小工作室”！当我试图慎重地考虑我狡黠的女主人对我的食宿收取那么低的价钱，是多么荒唐且更显不吉利，我对自己坚定地说，还是让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但是，旧时代的彬彬有礼强迫我继续这场痛苦的考验。 我们穿过楼梯顶端的走廊，来到住宅的右半部(“我和洛的房间”在那儿——洛被推测为那位女仆)；当投宿者情人，一个非常苛刻的人，被准许预先查看了唯一的一间浴室后，便根本不能隐瞒他的颤栗了，那是个很小的长方形，就在我和“洛的”卧室之间，有一团柔软、湿德源的东西悬在用途不明的马桶上方(桶里有一根头发弯成的问号)；不出所料桶里还有橡皮蛇似的一团发卷，以及桶的附属品——一个紫红色棉垫羞答答罩在马桶盖上。 “我看出你没什么太好的印象，”妇人说着，让她的手在“我的袖上停留片刻：她把一种冰凉的大胆——我所谓“均衡的泛滥——和一种羞怯、一种忧伤结合起来，后者决定了她遣词造句的脱俗，就象一位教授作“演讲”时的语调那么不同自然。“这个家称不上干净，我承认，”注定要失败的可怜人继续道：“但我向你保证(她看着我的嘴唇)，你会非常舒服的，非常舒服，千真万确，让我带你去花园吧(最后一宇更响亮，带着一种迷人的震颤)”。 我没奈何又跟她下了楼；而后穿过大厅末端的厨房，来到住宅的右半部——这部分也是用饭间和走廊的所在(“我”房下的那个左半边没什么，只有个汽车间。)厨房里，那个脏乎乎的年轻女黑仆，一边从通向后门廊的门把上取下她黑得发亮的提包，一边说：“我这就走了，黑兹夫人。”可以，露易丝，”黑兹夫人叹口气答道，“星期五我会和你解决的。” 我们又走过一间很小的食品室，进到用饭间，它和我们已经称赞过的走廊是平行的。我看见地板上有双白袜子。黑兹夫人吐噜了一句道歉的话，立刻弯下身，随手把它扔进边柜里，我们草草地检查了中间摆着一只果盘的红木餐桌，果盘里只有一个还发着亮光的李子核。我在兜里摸索着火车时刻表，偷偷掏出来，以最快的速度找出了一趟车。穿过用饭间，我仍跟在黑兹夫人身后，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绿叶——“游廊，”我的指引者唱道，然后，未经半点提示，一排蓝色的海浪便从我心底涌起，在太阳沐浴的一块草垫上，半裸着，跪着，以膝盖为轴转过身，我的“里维埃拉”之恋正透过墨镜向我窥视。 那是—个同样的孩子——同样的少女，同样蜂蜜样的肩膀，同样象绸子一样柔嫩的脊背，同样的一头栗色头发。一条圆点花纹头巾系在她胸间，她的胸躲开了我苍老而贪婪的双眼，却躲不开我年轻回忆的注视，那对青春期的乳房我曾经在—个不朽的日子抚摸过。仿佛我是神语中小公主们(失踪了，遭绑架了，被发现时穿着吉普赛人的破衣烂衫，她赤裸的身体在衣服下对着国王和他的猎犬微笑)的保护人，我发现了她胁上一个微小的沉褐色黑痣。带着敬畏和喜悦(国王乞求享受，喇叭嘟嘟响着，保护人酩酊大醉)，我又看见她可爱的绷紧的小腹。我的嘴刚刚还停在上面；还有那不成熟的小屁股，我曾吻过她短裤的带子留在上面的那块扇形印迹——这就是在“罗彻斯玫瑰”后面最后那个疯狂而不朽的日子。那以后生活的二十五年，就惭渐缩小成一个颤栗的点，以致终于消失了。 我发现要恰如其份地表现一刹那的那种颤栗、那种动了感情发现的碰撞，真是最为困难。在太阳投射的时刻，我的目光滑过了跪着的孩子(她的眼睛在那副严肃的墨镜后闪烁——小大夫会治愈我所有的疼痛)，我从她身边走过，打起成人的伪装(一个高大、漂亮的东欧人，电影圈里的绅士)，但我灵魂的真空却把她闪光的美丽每一处细节都吸在眼里，又把它和我死去的心爱人一一对比。当然，片刻之后，她，这个新人儿，这个洛丽塔，我的洛丽塔，便要彻底遮蔽她天体的原色。我想强调的是，我对她的发现乃是在扭曲的过去里建筑的那座“海边王国”的致命后果。在这两件事之间的一切只是一系列的摸索和失策，以及误入歧途的享乐。 但是，我没有错觉。我的判断仅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作由一位癖嗜未成熟果子的狂人演出的一场哑剧。说实在的，对我来说全都一样。我所知道的是，当那叫黑兹的女人和我走下楼梯，走进透不过气的花园时，我的双膝便象潺潺微波中那双膝盖的倒影，我的唇便象沙，还有——“那是我的洛，”她说，“这些是我的百合花。” “是的，”我说，“是的。它们很美，很美，很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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