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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和法国的文化交流协定，一九八二年新年伊始，中央歌剧院首次把法国著名歌剧《卡门》搬上中国舞台，轰动了北京。法国《世界报》发表之章说：“中国人用毛泽东的语言演唱的《卡门》，一月一日在北京首演获得了罕见的成功。”《费加罗报》评论称：“《卡门》在紫禁城获得了凯旋般的胜利。”此后，歌剧《卡门》不时在中国舞台上演，在电台、电视台播出，有关唱片、录像带和激光盘在中国音像市场畅销不衰。 乔治·比才作曲的歌剧《卡门》，是由剧作家享利·麦牙克和吕多维克·阿来维根据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四幕歌剧的。歌剧《卡门》与小说原著在艺术上可谓珠联璧合，交相辉映，都是世界文化瑰宝，一部是不朽的音乐名著，一部是不朽的文学名著。 凡是世界名著，大都给读者、观众或听众留有无限开放的欣赏时空，也就是说，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观众和听众，都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得到艺术的熏陶和享受。 中国读者对卡门这个艺术形象并不陌生。梅里美的小说在中国早就有译本。现在观众和听众熟悉的吉卜赛女郎卡门，就是读者早就熟悉的嘉尔曼。卡门就是嘉尔曼，都译自法语“CARMEN”。为了把小说与歌剧加以区别，我们还是主张保持小说原来的译名嘉尔曼。 梅里美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少而精”，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人都是精雕细刻之作。《嘉尔曼》就是作家经过十五年长期生活、知识和艺术积累精心构思的结晶。 梅里美年轻时不仅爱好文学创作，而且热衷于学术研究，对考古、社会调查有浓厚的兴趣。一八三○年，梅里美到西班牙旅行，结识了蒙蒂若女伯爵，并成了她的终身朋友。女伯爵向她讲述了西班牙北部山区一个纳瓦人爱上一个波希米亚女郎，结果为爱情杀了情敌又杀了情人的故事。梅里美曾到西班牙古战场进行考古调查，听到大量关于强盗何塞·玛丽亚的侠义与罪恶活动的故事。有一次，他在穆尔维德罗附近住进一个乡村野店，受到一个叫嘉尔曼西塔美丽姑娘的接待，目睹了她的巫术表演。他观赏过西班牙斗牛的壮烈，也领略过刑场行刑的悲惨。作家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大都通过书信形式在法国文学刊物发表。嘉尔曼的艺术形象一直在他心头萦绕，多次呼之欲出，但迟迟不肯进入小说角色。直到一八四四年，梅里美完成了对波希米亚流浪民族广泛的社会调查，收集了大量有关波希米亚的风俗习惯和生动谚语，并且写成了学术论著。最后，他在研究唐佩德罗国王历史时，发现玛丽亚·帕迪利亚女王是“波希米亚人的伟大女王”，即波希米亚巫术的老鼻祖。于是，梅里美终于给嘉尔曼找到了“灯街”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活动基点。一个在世界文坛、乐坛、影坛大放异彩的波希米亚女郎形象终于脱颖而出，倾倒了无数的隔世读者、听众和观众。作家掌握的原始素材，本来足可以写出洋洋百万言的鸿篇巨制，但梅里美硬是把长篇小说的题材高度浓缩成短篇小说，可见作家苦心孤诣、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和惜墨如金、刻意求工的语言风格。古人云，山不在高在于仙，水不在深在于龙，读过梅里美的小说，我顿时想添一句：文不在多在于精。《嘉尔曼》正是梅里美细针密缕的艺术精品。 嘉尔曼是一个普通的西班牙波希米亚女郎。她聪明伶俐，能歌善舞，机灵泼辣，野性十足而又妩媚动人。从表面上看，她卖弄风骚，打架斗殴，走私行骗，甚至卖弄色相，鸡鸣狗盗的营生几乎无所不为；但实际上，她不过是罪恶土地上开出的一朵“恶之花”。 嘉尔曼生活的时代，正是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时代，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已经熄火，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财富占有欲，就连女人和爱情也沦为商品，成了占有的对象。统治阶级总爱标榜为自己服务的法律、道德和自由。但他们的法律、道德和自由，都是以财富占有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谁占有财富，谁便有了自由，也就因此可以侈谈道德，也就因此理所当然受到法律的保护。谁被剥夺了财富，谁就被剥夺了自由，自然谈不上道德，也就理所当然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和自由的虚伪面目已经暴露无遗。对资产阶级革命曾经抱有强烈幻想的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大失所望，便从反封建的立场转入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在文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浪潮。梅里美加入了这个行列。他虽然不像雨果、司汤达和巴尔扎克那样锋芒毕露，波涛汹涌，但其艺术功力却也木入三分，可以滴水穿石。 梅里美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是通过嘉尔曼这个艺术形象来表现的。嘉尔曼天生爱好自由，过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根本无视国家法律的存在，也不受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向来我行我素，后来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她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死。她追求爱情，但一旦发现爱情使她沦为奴隶，便断然牺牲爱情；她热爱生命，但一旦发现生命失去了自由，便断然选择了死亡。嘉尔曼不干涉别人的自由，但也绝不允许别人干涉她的自由，包括她的情人唐何塞在内。唐何塞爱嘉尔曼，为了占有她，不惜执法犯法，杀害了自己的上司，继而又杀害了嘉尔曼的丈夫。嘉尔曼发现唐何塞为了占有她，处处干涉甚至剥夺她的人身自由，便明确对他表示不再爱他了。唐何塞得不到嘉尔曼的爱，竟举刀毁灭了自己的所爱，向现存的法律投降，向社会道德忏悔，心甘情愿走上了绞刑架。唐何塞追求爱情不惜剥夺爱人的自由和生命，而嘉尔曼追求自由宁可牺牲自己的爱情和生命，两种人生哲学水火不相容，爱情悲剧不可避免。 评论家用“恶之花”形容嘉尔曼的确十分精当。我由此联想到美丽而有毒的罂粟花。罂粟花俗称鸦片花，如果人们不去招惹她，让她在野外的天然环境里自由生长，她该是多么天真烂漫，可亲可爱。但社会如果强迫她到灯红酒绿的世界里卖弄，她便不得不强化花果诱人的妖艳和毒性，以暴露和对付既要吸毒又要禁毒的法律和道德的虚伪。 梅里美创作《嘉尔曼》表现出“十年磨一剑”的非凡“慢功”，不惜花费十五年的构思培育出一朵“恶之花”；那么，他创作《高龙巴》，则表现出神奇的“快功”，一气呵成一朵“善之花”。一八三九年，梅里美作为历史文物总监，到科西嘉岛检查历史文物状况，顺便对科西嘉民情风俗进行了考察，听到不少血亲复仇的动人故事。梅里美创作灵感一触即发，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于一八四○年就完成了中篇小说《高龙巴》的写作。《高龙巴》的艺术成就和对当时法律、道德的批判，与《嘉尔曼》有异曲同工之妙。 高龙巴是科西嘉山区土生土长的一个聪明、美丽、善良、机智、勇敢、强悍的山村姑娘。她的父亲戴拉·雷比阿上校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位立过战功的军官。滑铁卢失败后，法国王朝复辟，雷比阿上校退役回乡，处处受到老冤家、新镇长巴里奇尼律师的欺压，一天突然惨遭谋杀。高龙巴凭着她的敏感和直觉认定是冤家巴里奇尼一家所为，但她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在科西嘉，血亲复仇是代代相传的老传统和旧风俗，儿子如果不报杀父之仇必被公众耻笑为孬种。但高龙巴的哥哥戴拉·雷比阿中尉长期在欧洲大陆接受“文明”教育，已经淡忘了科西嘉传统，满脑子是“文明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观念，对官方提供的“证据”深信不疑，相反对妹妹的“猜疑”则横加指责，一再主张与世仇和好。高龙巴为了报仇雪恨，不仅要同武装的敌人斗智斗勇，还要同当权的法官和省长斗智斗法，还要对忘本的哥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谋，激之以恨，做耐心细致的开导说服工作。结果是，一个没有受过资产阶级文明教育的尚未完全开化的野姑娘，竟然以惊人的胆魄和智慧，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一步步引导哥哥走向有理、合法、成功的复仇之路，并戏剧性地帮助哥哥赢得了一个英国高贵小姐的纯真爱情。高龙巴惩恶扬善的高明与成功，艺术地反衬出欧洲“文明”社会法律和道德水准的低下。不仅巴里奇尼律师不是她的对手，就是省长、国王检察官在她面前也黯然失色，她的哥哥、绿林好汉、英国军官和贵族小姐，对她也由衷地钦佩。 梅里美不愧是世界级的故事大师。他讲述嘉尔曼和高龙巴的故事，娓娓道来，悬念迭出，高潮突起，惊心动魄，引人入胜，既叫你莫测高深，又让你感同身受，读时爱不释手，读后拍案叫绝，而且回味无穷。 杨松河 一九九四年十月卅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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