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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米利根先生没有在红狮院露面，至少可以说，尽管我们监视得十分严密，还是连他的影子也没有见着。 圣诞节一过，又应当白天出门了，这样，机会就更少了；只有星期天我们还有些希望，因而在这个本来是娱乐消遣的日子，我们也不得不留在家里，不能出去散步。 我们在等待着。 马西亚虽没有把我们的忧虑向他的朋友博勃全盘托出，但还是把我们正在等候米利根先生这件事向他的朋友说了，问他是否有办法了解到那个始终陪伴着她的残废儿子的米利根夫人的地址，或者能了解到詹姆士·米利根先生的也行。博勃回答说，应该先知道这个米利根夫人是谁，或者知道米利根先生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也可以；因为伦敦有很多人都姓米利根，在英国姓这个姓的人就更多了。 我们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我们只知道有一个米利根夫人，她就是阿瑟的母亲；有一个詹姆士·米利根先生，那就是阿瑟的叔父。 马西亚于是又开始跟我唠叨，说我们应该回到法国去，我们的争吵厉害起来了。 “你想放弃寻找米利根夫人了？”我问他。 “不，当然不放弃。但没法证实米利根夫人还在英国。” “但更没有根据说她在法国。” “我看有的。既然阿瑟有病，她母亲就会把他带到一个气候对恢复他的健康有好处的国家去。” “也不见得只有在法国才能找到这种有利健康的好气候。” “阿瑟在法国已经痊愈过一次，他母亲就会再把他带到法国去疗养；再说，我希望看到你离开这里。” 唉！尴尬就尴尬在这里。我不敢追问他为什么非要我离开这里不可。因为我害怕他回答的正是我不敢听到的。 “我害怕，”马西亚接下去说，“你瞧着吧，我们将要遭到大祸。我们走吧！” 但是，尽管我的家庭对我的态度没有改变。尽管我的祖父依然狠狠地冲着我啐唾沫，尽管我的父亲对我开口就是命令，尽管我的母亲从不正眼看一看我，尽管我的兄弟们无休止地搞些恶作剧来阴损我，尽管安妮只要有机会就向我表示她对我的憎恶，尽管卡特只是在我给她糖果的时候才对我显出热情，但我还是既下不了决心去听从马西亚的建议，也不敢相信他所断言的，说我不是德里斯科尔老板的儿子。怀疑嘛，我也怀疑的，但要我肯定自己是或不是德里斯科尔家的人，那我办不到。 时间慢慢地在过去，过得很慢，但毕竟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了，我们举家离开伦敦到英国各地去奔跑的日子到了。 两辆车子都重新上过漆，它们都已经被装下了可能装得下的所有准备在销售旺季里卖出去的百货。 那么多的东西，居然能够全部装在两辆车子上，不能说不是奇迹：布匹、针织品、帽子、头巾、手绢、袜子、衬裤、背心、钮扣、线、棉花、零头毛料、绒线、针、剪刀、刮胡刀、耳环、戒指、肥皂、香脂、鞋油、烙铁、给马和狗治病的药粉、去污粉、牙痛药水、生发水和染发水等。 人们当着我们的面，把一捆捆并不是从商店直接来到红狮院的包裹，从地窖里取出来，装上了售货车，而这些东西，通常都应该是从商店卖出来的。 车终于装满了，马也买来了，但马是从哪儿买来的，是怎样买来的，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到马被牵了过来，因而知道出发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 我们怎么办，他们会让我们干些什么？是和祖父一起留在伦敦的红狮院里，还是象阿合和南德一样去做送货上门的生意，或者跟在这两辆车子后面，于我们乐师的本行，在沿途的村庄和城镇继续演我们的节目？ 我父亲早就发现我们可以用小提琴和竖琴给他挣大钱，所以决定让我们跟着车辆当乐师，但他直到出发的头天晚上才向我们宣布他的这个旨意。 “回法国去，”马西亚对我说，“一有机会我们就逃走。” “为什么不在英国作一番旅行呢？” “因为我已经对你说过，大祸就要落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但是在英国我们有机会找到米利根夫人。” “我相信在法国也会有这个机会，而且可能性更多。” “不过还是先在英国试试。下一步再说吧。” “那你就要自作自受了，知道吗？” “不知道。” “我是说，我要不管你了，我将一个人回法国去。” “你是对的，我还要鼓励你这样做。我知道我没有权利留住你；我也知道，你是非常乐意和我在一起的。但是，走吧。你看到丽丝的时候对她说……” “我看到她的时候要对她说，你又傻又坏，居然认为在你不幸的时候我会离开你！因为你现在是不幸的，非常不幸。但我干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竟使你有这种想法？你说吧，我对你犯了什么过错？什么也没有，对吗？那么好吧，我们跟着他们一起上路吧。” 我们于是又重新走上了大路。但是这一次，该去哪里不该去哪里，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都不能再由我来做主了。不过离开伦敦还是使我有一种脱离苦海般的感觉；我可以不再看见红狮院，不再看见地窖的那块翻板。这块翻板，尽管我不愿意看到它，我的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去看看它。不知有多少次，我总是突然从半夜的熟睡中被惊醒，因为我在梦里、在梦魇中看见一束红色的亮光从我的小窗户外面射进来。这当然是一种梦幻，但是，难道因为它是梦幻就不要紧了吗？尽管这种亮光我只见到过一次，但已经够了，我老是感到它在我眼前晃动，好象一团炙人的火焰。 我们跟在车辆后面走着。现在我们呼吸的已经不再是贝司纳尔格林区的那股对健康有害的臭气，而是沿途美丽田野的清新好闻的空气了。这些田野，它们在自己的名字上也许并不带着“格林”这个字眼，但却能让你的眼睛看到绿色，让你的耳朵听到鸟儿的歌唱声。 在我们出发的当天，我看到了父亲是怎样叫卖他的标价极贱的东西的。 我们来到一个很大的村子，先把车辆停放在大广场上，然后放下车身后面的挡板，所有的货物就很快摆开在好奇的顾客面前了。 “请来看看价钱，请来看看价钱！”我父亲大喊大叫，“不管天南海北，反正不会再有比这更便宜的价钱啦！我进货不付钱，卖货就几乎不要钱。这不是卖，是奉送！看看这价钱，看看这价钱！” 我听见那些看了价钱的人一面走开一面说： “这些货该不是偷来的吧？” “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倘若他们朝我这边看一眼，我那个羞得通红的脸就会让他们明白，他们的估计是多么有道理；假如他们没有看到我这一脸害臊的神色，那么马西亚是看到的；因为当晚他就跟我谈到这件事情，而通常他总是避免太直率地提到这个问题的。 “你能一直忍受这种耻辱吗？”他问我。 “如果你不想让这种耻辱更增加我的痛苦，那最好别跟我说了。” “我可不愿意你痛苦。我愿意我们回到法国去。我一直跟你说，有灾难要降临；我还要对你说，我预感到这个灾难很快就要降临了。你应该知道，总有一天警察会想到该了解一下为什么德里斯科尔老板把他的东西卖得这样便宜，到了那个时候。事情会怎样呢？” “马西亚，我求你不要……” “你自己不愿意想这个问题，那我就来替你想：无论我还是你都没有干坏事。但迟早人家会把我们统统逮起来。到那时候，怎么证明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将怎样为自己辩护呢？我们吃的面包不就是用这些贼赃换来的钱买的吗？” 这种想法还从来没有在我脑子里出现过，我感到好象有人在我头上重重地敲了一锤。 “面包是我们自己挣的。”我尽力为自己辩解。马西亚说这样的话，当然并没有恶意，但我反对这种说法。 “你说的是事实。”马西亚回答说，“但我们已经参与了那些不干活就有面包吃的人的勾当了，这，同样也是真实。警察会这样来看待我们，而且也只能是这样看待。我们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了，所以我们也将跟那些人一样被判刑。一想到我将被当作一个小偷来判刑，我心里是极痛苦的；但是，如果你也落了个这样的下场，那我的痛苦就不知还要大多少倍。我嘛，我不过是个倒霉的穷小子，吃官司不吃官司，都永远是一样；可是你，你要是吃过官司了，将来你找到了你的家，你的真正的家，这对你的家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悲痛；对你自己也将是一个多么大的耻辱。再说，我们被关了进去以后又怎么再去寻找你的家、发现你的家呢？又怎样再去通知米利根夫人说詹姆士·米利根先生要加害她的儿子小阿瑟呢？趁还来得及，我们赶快逃走吧！” “你自己逃走吧！” “你总是说这样的蠢话。我们要么一起逃走，要么一起被抓走。很快就会有人来抓我们了。告诉你，你把我也拖进了监狱，你是有责任的；你马上会看到，这个责任还是不轻的。如果你认为他们需要你，你对他们有用处，所以你坚持要留在他们身边；那么你这样坚持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许还是一种美德。可是他们根本不需要你；没有你，他们过去生活得不错，将来也会生活得很好。我们还是尽快逃走吧！” “这样吧，让我再考虑几天。我想再看一看。” “要抓紧一点。吃人妖魔已经闻到肉香了，我已经嗅到危险了。” 马西亚的话，他讲的道理和提出的恳求，从来没有这样深地打动过我的心；当我把他的话又从头至尾细想一遍之后，我对自己说，我的迟疑不决是一种懦夫的表现，我自己应该知道，我该干什么，不该于什么，我应当拿出一个主意来。 后来发生的事情，成全了我自己不敢去做的事情。 离开伦敦好几个星期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市镇，它的郊区将要举行一次赛马会。在英国，一个地方的赛马会总是当地的一个盛大的民间节日。这种时候，作为赛马场的荒野和沙丘，就不单是赛马表演的场地，而且总是在好几天以前，就有许多江湖艺人、波希米亚人和流动商贩赶到那里去举办热闹的集市。所以我们也就急匆匆地赶去，要在这个集市上占一块地盘；到了那里以后，我和马西亚将是乐师，德里斯科尔一家将是商贩。 但是，我父亲并没有去赛马场，他却在城里安顿了下来；很可能他是想在城里做点什么更好的买卖。 我们到得很早，在陈列货物的时候用不着我们干什么，我和马西亚就决定出城去赛马场看看。赛马场离城只有一箭之地，那里原来是一片长满石榆树的荒地，现在那上面已经支起了许多帐篷。从远处就可以看到的那一条条袅袅向上的、细细的烟柱，正好向我们指出赛马场的位置和界线。我们很快从一条低洼路来到了荒地，平常这里想必是光秃秃什么也没有的，但现在却出现了许多里面开设着小酒店、甚至小旅店的木板棚和木屋商店；售货帐篷和售货车；还有东一块、西一块的燃着黄火的露营地；正是在这些露营地的周围，挤满了穿着五颜六色、衣衫褴褛的人群。 我们正好从上面吊着一只锅子的一堆篝火前经过，认出了我们的朋友博勃；他看到我们后显得非常高兴，他和他的两个伙伴是来赛马场表演力量和技巧体操的。但是答应同他们合作的那两个乐师不守信用，没有赶来；因此他们明天的进帐将不会象他们原先希望的那样丰裕，甚至很可能会糟得叫人丧气。博勃希望我们能帮他们一把，代替那两个乐师；演出的收入将在我们五个人中间平分，甚至卡比也可以分到一份。 马西亚向我看了一眼，我马上明白我的同伴是极愿意接受博勃的建议的。由于我们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带回一笔可观的收入，除此而外，我们干什么都行，因此我同意了博勃的建议。 事情就这样约定了，我们第二天将来到博勃那里听他和他朋友的安排。 但是回城以后，当我把这一安排告诉我的父亲时，却碰到了难题。 “明天我需要卡比，”他说，“你们不能把它带走。” 一听这话，我的心一下子就抽紧了，感到非常着急，他是不是又要指使卡比去干什么不体面的勾当？但父亲立即驱散了我的疑虑。 “卡比耳朵灵，”他说，“它什么都听得见，有看家的本领，给我们看守车辆很有用。这里人多太乱，会有人来偷我们的东西的。你们自己跟着博勃去表演，卡比留下来。如果你们演得很晚，这是很可能的，你们就到大橡树客店来找我们；我们将在那里过夜，我想在明天天黑时离开这里。” 我们昨天在那里过夜的那个大橡树客店，离赛马场只有一里路，完全是在乡下，在一个荒凉得使人感到阴森森的地方。客店的东家是一对夫妇，他们两人的相貌都有一种叫人信不过的样子。我们在赛马场演完节目，要在夜里找到这家客店倒是再也容易不过的，因为从赛马场到它那里，路是笔直的。这家客店对我们来说，除了因为劳累了一天，不免嫌它路远了一点外，倒也没有其他不合适的地方。 这种看法是不应该在我父亲面前讲出来的，他从来容不得别人的意见，他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不能商量也不能反驳。 第二天早上，带卡比遛过步，给它吃饱喝足、相信它什么也不缺之后，我亲手把它挂在要它看守的车子的车轴上；然后，我就和马西亚奔向赛马场。 我们一到那里就开始演奏，一刻不停地一直演奏到晚上。我的手指尖都疼得好象有千万根针在往里面扎一样；马西亚吹短号吹到后来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尽管如此，还得一直演奏下去。看到博勃和他的伙伴们的演出劲头还很足，丝毫没有松劲厌倦的样子，我们也就只好和他们一样豁出命去干了。到了晚上，我以为总该歇息了；不，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帐篷又来到了一个大木板棚的下面；技巧表演和音乐演奏又重新开始，而且表演得更激烈因而演奏得也只好更兴奋。就这样，一直延续到半夜才停止。如果说我当时还能用我的竖琴奏出一点声音来的话，那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演奏的是些什么，而马西亚也当然不比我好多少。博勃曾宣布“这是最后一个节目”不下二十次，我们重新表演也不下二十次。 如果说我们是累了，那比我们付出了更多气力的博勃他们就完全筋疲力竭了，因而他们在表演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当场失手的尴尬场面，其中最不幸的一次，是那根供他们表演用的大木杆在倒下的时候正好打在马西亚的脚上，以致马西亚当时疼得尖叫了起来；我以为他的脚骨一定被压碎了，幸亏还好，伤得不算重，只是受了挫伤，皮肉绽开了，骨头并没有砸断，不过马西亚已经不能走动了。 于是决定把马西亚留在博勃的车里过夜，我一个人回大橡树客店去。难道我不应该回去看一看德里斯科尔一家，了解一下他们第二天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吗？ “你别去，”马西亚一连对我说了好几遍，“我们明天一起回去。” “明天回去是不是太晚了呢？我们回去了一个人也找不到怎么办呢？” “那更好，那样我们就自由了。” “我要是想离开德里斯科尔一家，也不该这样离开；再说，你以为他们不会很快就重新找到我们吗？凭你这两条腿，你能跑到哪儿去呢？” “那好吧，如果你要去，我们明天去！但今天晚上别去，我害怕。” “怕什么？” “我不知道，我是为你担心。” “让我走吧，我向你保证，我明天一定回来。” “要是他们拦住你不放呢？” “为了不让他们拦住我，我把竖琴给你留下，我总该回来找我的竖琴吧。” 不管马西亚害怕些什么，我还是上路了，我一点儿也不怕。 我怕谁？怕什么？别人能向我这样一个穷鬼要什么呢？ 但是，如果说在我心中感觉不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恐惧的话。至少我是非常紧张的。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孤身一人走夜路，没有了卡比，没有了马西亚，我感到了一种孤独感。我感到这种孤独感在向我逼近，使我一听到那种只有夜间才有的神秘的、异样的声音，就感到慌张不安，甚至那注视着我的苍白的月亮也使我深深地感到忧伤。 尽管累，我还是走得很快，终于到了大橡树客店。我白白地寻找了一阵我们的车子，哪里也没有找到。我看到的只是两三辆可怜的布篷手推车、一个大板棚和两辆带篷的四轮马车。当我走近一辆马车的时候，从里面发出几只猛兽的叫声。德里斯科尔家的颜色锃亮的漂亮的车子却无影无踪。 我在客店周围转了一圈，看见窗户上面的那几块楣窗玻璃上还有着亮光，我想店里的人都还没有睡，就敲了敲门。是我头天看见的那个脸色阴沉的老板自己给我开的门，他的手提灯照亮了我的脸部，我发觉他认出了我。可是，他不但不让我进去，反而把灯放在背后；他朝周围看了又看，听了又听，足足有几秒钟之久。 “你们的车子走了！”他说，“你父亲嘱咐你赶紧到‘路易斯’去找他，要走一整夜呢。祝你一路平安！” 他一句话也不肯多说，劈面把门关上了。 自从来到英国之后，我学了不少英语，我是能够听懂这一个短句的，但是有一个字，一个最重要的字的意思我没听真：“路易斯”。老板说的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呢？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其实这是因为我不知道“路易斯”是英语“刘易斯”的发音，而“刘易斯”是我早就在地图上看见过的一个城市的名字。 再说，即使我知道刘易斯在哪里，我也不能丢下马西亚不管就立刻赶到那个地方去。哪怕再疲劳，也应该先回到赛马场去。 我又开始往回走。一个半钟头以后，我已经爬进博勃的车子里，躺在马西亚身边的一堆麦秸上了。我只用几句话向马西亚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只一会儿工夫我就累得睡死过去了。 几个小时的睡眠恢复了我的体力。早晨一醒来，我就准备去那个地方，但这还要看看马西亚的脚能不能跟我一块儿走才能决定。但马西亚还睡得很香，没有醒。 走出车子，我径直朝我的朋友博勃走去，他比我起得还要早，正在那里生火。他趴在地上，对着一口锅底下的火种使劲吹着。我正看着他，忽然似乎认出了卡比，它被一个警察带着正朝我们这边走过来。 我十分惊奇，站在那里发呆，心想达到底是怎么回事。卡比认出了我，使劲挣脱了警察手里的绳子，几跳就跑到了我的身边；再一跳就跳进了我的怀里。 警察走了过来。 “这狗是您的，对吗？”他问我． “是的。” “那好，您被逮捕了。” 他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警察说的话和警察的动作使博勃站了起来，他向前移动了几步。 “您为什么要抓这个孩子？”他问。 “您是他的哥哥吗？” “不，是他的朋友。” “昨天夜里，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用梯子从一扇窗户钻进了圣乔治教堂，他们随身带了这条狗，让它在万一有人来的时候好给他们报信；事情也正是这样发生了，它给他们报了信。他们慌慌张张跳窗逃跑的时候，来不及把这条报信狗带着一起走。我们是在教堂里发现它的。我想，用这条狗肯定可以找到小偷；可不就透着了一个。现在那个父亲在哪儿？” 我不知道这是问博勃还是问我，我没有回答，我已经懵了。 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发生的事情了，至少我已经猜着了。并不是为了看守什么车辆，而是因为卡比听觉灵敏，可以在他们行窃时候给他们放哨，所以才要我把它留给他们的。还有，他们也不光是为了好玩，才去大橡树客店过夜的，他们是想让车子连夜就出城；毫无疑问，这都是他们早已策划好的。要说车子没有在这家客店停留，那是因为行窃已被发觉，必须尽快逃走。 但我应该想到的，不是那些作案的人，而是我自己。看来他们是谁并没有关系，因为我无需指控他们，也能为自己辩护。我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只要讲清我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就行了。 我的头脑正在这样那样作出一些推理的时候，马西亚听到了警察的说话声。或者是听到了围着警察看热闹的人的吵闹声，他走出车子，一瘸一拐地跑到我跟前。 “请您跟他解释，我不是罪犯，”我对博勃说，“我和您一起待到凌晨一点，然后我就去大橡树客店，在那里我和老板说过话，又马上回到了这里。” 博勃把我的话翻译给警察听，正相反，警察并没有象我所希望的那样显出相信的样子。 “贼是在一点一刻的时候钻进教堂的。”他说，“这孩子是一点或一点缺几分的时候从这儿出发的，这是方才他自己说的。那他就有可能在一点一刻的时候和那些偷窃的人一起在教堂里。” “从这里到城里需要比一刻钟更多的时间。”博勃说。 “啊！可以跑着去嘛。”警察反驳说，“再说谁给我证明他是一点钟出发的？” “我证明！”博勃喊了起来。 “啊，您吗？”警察说，“该看看您的证词有多大价值。” 博勃发火了。 “请注意，我是英国公民。”博勃庄重地说。 警察只是耸了耸肩。 “您要是侮辱我，”博勃说，“我就向泰晤士报写文章。” “在等着读您文章的时候，我先把这孩子带走，让他到法官面前去解释吧。” 马西亚扑向我的怀里，我以为他要拥抱我，然而马西亚在用感情来安慰我之前，先用实用的话来叮嘱我。 “你要鼓起勇气，”他对着我的耳朵说，“我们不会抛弃你的。” 于是，他紧紧地拥抱了我。 “你把卡比留下。”我用法语对马西亚说。 警察听得懂我的话。 “不，不！”他说，“这条狗我留下了。它为我找到了这一个；它还会帮我找到别的那几个。” 这是我第二次被警察拘捕，但是这一次我蒙受的耻辱，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深切的苦楚，是远远超过了以往那一次的。因为这一次的问题同那次由奶牛事件引起的愚蠢可笑的指控完全不同。就算我在这场官司中以清白无辜而被释放，难道我能毫无痛苦地看着那几个所谓是我的同谋犯的人被法庭判刑吗？ 我由警察押着，通过了那道围着看热闹的人墙。这里的人并没有对着我吆喝或者做出威胁的样子，也没有谁尾随我们，这同我在法国遇上的完全不一样。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农民，几乎全是些从战争年代生活过来的人；他们是些江湖艺人、小酒店老板、波希米亚人和一些邋遢的、有时也向人乞讨施舍的流浪汉。 关押我的监牢，一点也不象我以前见过的堆了洋葱头的可笑的牢房，而是一所真正的牢狱，它有一个用粗铁条做栅栏的窗户。这个窗户，你只要看它一眼，就休想再萌越狱逃跑的念头。牢房的全部陈设是一条板凳和一张吊床。 我倒在板凳上，感到疲惫不堪；我的精神和肉体都被摧垮了。我在板凳上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杂乱无章地思索着自己的遭遇，但我的头脑已经麻木迟钝，不可能再把两种思想连贯在一起、有条不紊地从这一种转到另一种。 现实是何等可怕，未来又是多么叫人寒心！ 马西亚对我说“你要鼓起勇气，我们是不会抛弃你的”，但象马西亚那样一个孩子能干得了什么？如果博勃愿意帮马西亚，象他那样的人又能做些什么？ 当你被投进了监狱，你的头脑里就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固执地一刻也不肯离开你的思想，那就是想尽办法要从监狱里跑出来。 马西亚和博勃将怎样才能不抛弃我，怎样才能尽力帮我的忙，怎样才能把我从这间牢房里救出去？ 我朝窗户走去，然后把窗子打开，试探性地摸了摸那些粗大的铁条，它们是交叉着从外面把窗口堵死的；铁条的下端被牢牢地砌在石头里面。我又审视了一下墙壁，这堵墙壁差不多有一米厚。地上是宽大的石板，门上包了一层铁皮。 我又回到窗前，这窗户开向一个狭长的小院子，尽头有一堵至少四米高的大墙挡着。 即使有了可靠朋友的帮助，我也肯定不能从这座监牢里逃出去。忠诚的友谊对着这样严酷的现实又有什么用呢？忠诚是钻不透厚实的墙壁的。 对我来说，目前唯一的问题，是需要知道在出庭受审之前，我到底还要在这间牢房里呆多久。 尽管在教堂里发现了卡比，我是否还有可能向法官表白自己是无辜的呢？ 我是否有可能为自己辩护，而又不让罪责落到我不愿意也不应该指控的那些人的头上去呢？ 总之，对我来说，这就是关键；而且正是在这方面，也只能是在这方面，需要马西亚和他的朋友博勃的帮助。他们的任务是去搜集能证明半夜一点一刻我不在圣乔治教堂里的证据。如果他们能够证实这一点，我就得救了，尽管可怜的卡比这个不会说话的见证对我不利。这些证据，我似乎觉得是可以找到的。 唉，要是马西亚的脚不受伤，他是会去找这些证据的，是会为了这些事情操心奔走的；可他现在成了这副样子，能走出车子吗？博勃愿意代替他办这些事情吗？ 虽然头天晚上我已疲惫不堪，而且还一直没吃过东西，但内心的焦虑加上我所碰上的种种苦头，使我既不想睡觉，也不想吃狱卒给我送来的饭食。不过，不想吃并不等于不想喝。我口渴，渴得连嗓子都要冒烟了。整整一天，总是等不到片刻工夫，我就要急促地走向那只盛水的陶罐，把它抱起来喝上几口；即使那样，也并不能解渴，也减轻不了我那满嘴苦涩的味道。 一看见有个狱卒进来了，我心中似乎刹那间被希望的亮光照亮了一下，因为自从我被关进来以后，一直有一个我不断自问但又总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在折磨我，使我的头脑象患热病的人一样发胀发疼。我对狱卒提出了这个问题。 “法官什么时候才能审问我呢？我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辩护呢？” 我过去听人讲过，说有的囚犯被抓进监狱以后，常常一押就是几个月，既不提审，也不判决；而我才关了一天，那我还要等多久呢？其实这只是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英国的法律的缘故，在英国，一个人从他被拘留到公开受审，是不许超过一天、至多也不能超过两天的。 我要等多久才能出庭受审？这是我自己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我向这个看上去不象凶神恶煞的狱卒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他表示愿意回答我，说我第二天准可以上法庭。 但我的提问也引起了他向我提问的兴趣。既然他回答了我，我不也该回答他才公平吗？ “那您是怎样进教堂的？”他问我。 我的回答实际上是一种异常激烈的无辜者的抗议，他看看我，耸了耸肩。后来，因为我反复地向他重复我压根没有进过教堂，他便向门口走去，又瞧瞧我，用压低的声音自言自语说： “伦敦的这帮小子确实堕落了！” 他的话使我感到惊慌不安。虽然这个人不是审判我的法官，但是我很想让他从我的声明、从我的眼神中相信我是个无辜的人，他本该看出我不可能是个作案的人！ 要是连他都说服不了，那我还能说服法官吗？幸亏我有见证人，他们会替我说话。如果法官不听我的，至少他得听证人的话，相信能证明我无辜的证词。 我必须有旁证，我能弄到这些旁证吗？ 在我知道的关于囚犯的故事中，有一个说到人们用各种办法和被关押的人取得联络：他们把纸条藏在从外面带进去的食物中。 马西亚和博勃，他们可能会采用这种办法。当这种想法在我头脑里闪过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掰碎了我的面包，可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和面包一起送进来的还有土豆。我也把土豆捣得稀烂，仍然连一点碎纸片也没有见到。 显然马西亚和博勃并没有什么事要对我讲，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不能对我讲什么。 我只好等到第二天了。我尽可能地使自己不要太悲伤。不幸的是，我无法做到。哪怕我寿命再长，到了我头发、胡子都雪白的时候我也决不会忘记我所度过的这一夜的可怕情景，它将如同刚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唉！我是多么愚蠢，竟然不相信马西亚的预感和担忧！ 第二天一早，狱卒进了我的牢房，送来了一罐水和一个脸盆。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建议我梳洗一番。他告诉我，根据他的看法，出庭的时候，有一副体面的样子，是被告替自己辩护的最有效的手段。 我梳洗完毕，再也不能老待在原地不动了，我象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在牢房里转来转去。 我本该好好准备我的辩护词和马上要当庭口答的问题，然而我思绪太乱，我所想到的都不是我此时此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仍然是各式各样的使我感到痛苦的、自己做下的愚蠢得可悲的事情，它们在我的头脑里旋转，象魔灯上的怪影一般。 狱卒又回来了，让我跟他走。我走在他的旁边。在穿过好几条走廊之后，我们来到一扇小门的面前，他打开了门。 “进去。”他对我说。 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我听见了一片混杂的嗡嗡声。进了门，我被带进一个很小的讲台里面，我终于在法庭中间了。 尽管我被一种恍惚的、不知所措的神思所困扰；尽管我感觉到额角上的青筋在暴跳，好象就要崩裂似的；但我还是向四周扫视了一眼，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地看见了我周围的一切：审判厅和满厅的人群。 这个厅很大，天花板很高，窗户也很宽敞。大厅分成用本栏杆隔开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法庭；另一部分是好奇的听众席，也就是旁听席。 法官坐在最高的那只台子上。在他前面稍低一点的台子上，坐着另外三个人，我后来才知道，他们中间一个是书记官；一个是处理罚金的财务官；另外一个也是法官，这种法官在法国叫做检察官。在我站立着的小台子前面，有一个穿长袍、戴假发的人，那是我的律师。 我怎么会有辩护律师的呢？他是从哪儿来的？谁给我请的？是马西亚和博勃替我请的吗？现在不是推敲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有了一个辩护律师，这就行了。 在另外一个台子上，我看见了博勃和他的两个伙伴，还有大橡树客店的老板和几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在这个台子对面的一个台子上，从好几个人中间，我认出了逮捕我的那个警察。我明白了：这两个台子都是证人席；那么，我站立的那个小台子一定是被告席了。 被木栏杆隔开的旁听席里已经坐满了人，在这排木栏杆上面，我看见了马西亚的面孔，我们两人的目光对叠在一起、吻合在一起了，我立刻感到有了勇气。会有人来替我辩护的，现在我不该自暴自弃，这是我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了。我再也不会被从四面射来的目光吓倒了。 检察官讲话了。他的话极为简短，神色非常匆忙。他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在圣乔治教堂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作案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他们是打碎了一扇窗户用梯子爬进教堂的。他们随身带了一条狗放哨，一有危险，狗就为他们报警。深夜一点一刻整，一个夜归的行人看到教堂里有一团微弱的亮光；他吃惊地停下来听了听，听到了一种敲打东西的声音，他马上城醒了教堂执事。好几个人一齐都向出事的地方奔去，狗就大声狂吠起来，小偷们惊吓得从窗户逃走了，狗不会爬窗户，被他们扔下了。警察杰里把狗带到了赛马场，赛马场那边的人都对杰里的机警和热忱称赞不绝。就在赛马场上，狗认出了他的主人；这主人不是别人，正是现在出庭的被告。至于第二个小偷，我们正在跟踪追捕。 在列举了几条表明我有罪的看法后，检察官不讲话了。有一个尖利的嗓子对着旁听席叫喊：“安静！” 法官问我的姓名、年龄和职业，他的脸根本不对着我，看去象在一个人自言自语。 我先用英语回咎，说我叫弗朗西斯·德里斯科尔，住在伦敦贝司纳尔格林区红狮院我父母家里，然后我请求允许用法语解释，因为我是在法国长大的，来到英国只有几个月。 “别以为能骗我，”法官严肃地说，“我懂法语。” 我于是用法语叙述，解释我在一点钟的时候不可能在教堂里，因为那时我还在赛马场，二点半的时候我在大橡树客店。 “一点一刻的时候您在哪里？”法官问道。 “在路上。” “这是需要证实的。您说您是在去大橡树客店的路上，起诉书却指控您是在教堂里。说您在一点差几分的时候离开赛马场，来到教堂的墙根底下与您的同谋碰头，他拿着一张梯子在那里等您．您是在行窃不成之后才去大橡树客店的。” 我想竭力证明这个指控是不可能成立的，但我看得出来，法官并不相信我。 “您如何解释您的狗在教堂这一事实？”法官问我。 “我解释不了，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的狗没有和我在一起。我是在早上把它拴在我们的一辆车子上的。” 我如果再要往下说，那就不合适了，因为我不愿意给别人提供对我父亲不利的材料。我看了看马西亚，他示意我继续说下去，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轮到传证人到庭作证了。法官先要这个证人手按福音书起誓，说他将不偏不倚地讲真话。 这是一个肥胖矮小的老头，尽管他有一张红面孔和一个发蓝的鼻子，神情却是令人惊异地庄严。在起誓之前，他向法官席弯下腰来鞠了一个躬，然后又昂首挺胸地站直了身子。他就是圣乔治教堂的执事。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当时人们是如何突然把他叫醒的，又如何对他说教堂里发现了小偷，他又是如何的惊慌和愤怒；他的第一个想法是认为人们在拿他开玩笑，捉弄他。可是人们是不会跟他这样的人开玩笑的，他明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他于是匆忙地穿上衣服，以致背心上的扣子都绷掉了两颗。他终于向教堂奔去，把教堂的门打开了。他到底发现了谁，或者看见了什么？原来是一条狗。 对他的证词，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但是我的至今不吭一声的律师却站了起来，他晃了晃他的假发，用手在肩上把长袍拉拉整齐，讲话了。 “昨天晚上是谁关的教堂的门？”他问道。 “是我。”教堂执事回答，“这是我的职责。” “您能肯定这点吗？” “我自己做的事情，我就能肯定是我做的。” “如果您自己没有做过呢？” “我就能肯定我没有做过。” “很好。那么您能起誓您没有把这条狗关在教堂里吗？” “如果有狗在教堂里，我一定会看见的。” “您的眼睛管用吗？” “我的眼睛和所有的人一样。” “六个月以前，您没有撞进吊在肉店门口的一头开了膛的牛肚子里去吗？” “我看不出对一个象我这样神志健全的人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执事喊了起来，他的脸已经气得发青。 “如果这问题真正是重要的，您是否愿意费心来回答呢？” “我确实在那里撞过一头寄生，但那是因为有人把它挂得碍手碍脚的缘故。” “那您没看见啰？” “我当时心里有事。” “当你关教堂门的时候是刚吃过晚饭吗？” “当然啰。” “那您撞在牛肚子上的时候，也是刚吃过晚饭吗？” “但是……” “您是想说没吃过啰？” “吃过了。” “您喝的是淡啤酒还是浓啤酒？” “浓啤酒。” “喝了几品脱①？” ① 品脱：英国容量单位，合O.568升。 “两品脱。” “从来不多喝吗？” “有时三品脱。” “从来不喝四品脱、大品脱吗？” “很少。” “您在晚饭后不喝点掺热糖水的烈性酒吗？” “有时候喝。” “您喜欢冲得浓点还是冲得淡点的呢？” “不是很淡的。” “您喝几杯呢？” “这得看情况。” “您能不能起誓说，哪怕在偶然的情况下，你也决不会一次喝三杯，甚至喝四杯呢？” 已经气得脸色发紫的教堂执事不回答了。律师于是坐了下来说： “这一质询，就足以证明狗可能是被证人自己关在教堂里的。他在吃过晚饭以后，还总是这样牵肠挂肚地操心着他的工作，连挂在那里的整只的牛都看不见。这就是我要弄清楚的事实。” 如果我有胆量的话，我真要上去拥抱我的律师，我得救了。 为什么卡比不会是被关在教堂里的呢？这是可能的。如果卡比是这样被关进去的，那就证明不是我把它带进去的了，我也就不是罪犯了，唯一对我不利的证据也就不存在了。 在教堂执事以后，又听了所有跟随他进教堂去的人的证词。他们除了看见那扇开着的窗户外，别的什么也没有看见，但他们听说小偷是从这个窗口逃走的。 后来，法庭也听了我这一方的证人的证词，他们是：博勃、博勃的伙伴和客店老板。他们全都证明了我那天晚上的作息时间。但只有一点还不清楚，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离开赛马场的确切时间。 审问结束的时候，法官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还预先告诉我，如果我认为没有必要，也可以保持沉默。 我回答说我是无辜的，我相信法庭的公正。 法官于是把我刚才听到的审讯记录读了一遍，然后宣布我将被转到郡监狱，以便在那里等候大陪审团的裁决，看看是不是要让我上重罪法庭。 重罪法庭！ 我倒在被告席上。我为什么不听马西亚的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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