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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亚妮具有把秘密玩弄于掌股之上的魔鬼般的才能，她永远知道在恰到好处的时刻出现在什么地方。她精力过人，不声不响，又聪明又温柔。然而，在关键时刻，尽管她内心痛苦，却表现出钢铁般的性格。她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动过肝火。她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扫清阶梯——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用血去洗——让阿里萨爬到他不自量力的位置上去。出于不可遏制的权欲，她不择手段地那么干着，但她实际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报恩。她的决心如此之大，使阿里萨本人也被她的手段搅得晕头转向了，在一个不幸的时刻，他曾经想去挡住她的道儿，因为他以为她在挡住他的道儿。卡西亚妮使他重新清醒过来。 “您别搞错了。”她对他说，“您要我走，我就离开这里，不过请您好好想一想。” 阿里萨的确还没有想过。于是，他尽可能前前后后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终于向她缴械投降。实际上，在公司内部危机四伏的那场肮脏的战争中，在提心吊胆的寻花问柳的灾难中，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对费尔米纳的幻想中，面对那个在白热化的明争暗斗中弄得屎一身、爱一身的泼辣的黑姑娘，阿里萨的冷漠的内心没有一刻平静过。他曾多次黯然伤心，因为她实际上不是他认识她那天下午所想象的那种贱人，否则他会把自己的原则忘得一净，哪怕是火炭般的金元宝，他也要跟她睡上一觉。卡西亚妮仍然跟那天下午在驿车上的时候一样，依然满不在乎地穿着那身野妓式的衣服，裹着疯子的头巾，戴着骨雕的耳坠和手镯，戴着那串项链，根根手指上都戴着假宝石戒指。总之，还是流浪街头的那个卡西亚妮。时光在她的外貌上留下的一丁点儿痕迹，更使她平添了几分颜色。她熟透了，女性的妙处更加使人销魂，她那非洲女人的温热的身体，随着成熟显得更加丰满了。阿里萨在十年中没有向她作出任何暗示，以此来为自己在初次见面时所犯的错误赎罪。她呢，在各方面都帮了他的忙，唯独在这方面没有帮过他。 一天晚上，阿里萨工作到了深夜——母亲去世后他经常如此——正要出门的时候，他看见卡西亚妮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他没敲门就推了进去。她果然在那里，独自坐在写字台前，出神地沉思着，表情严肃，新配的眼镜使她带上了学究的气息。阿里萨心里激起了一阵幸福的颤栗：就他们两人在楼里，码头上空无一人，城市已进入梦乡，漆黑的夜色笼罩着墨一样的海，一艘轮船发出凄凉的呻吟，它还要再过一个小时才能到港。阿里萨双手拄着雨伞，跟他在那条名叫麦仙翁的小巷子里挡住她的去路时一模一样，但这次是为了不让她看出他的膝盖在微微发抖。 “告诉我，亲爱的卡西亚妮，”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她并不感到意外，异常镇静地摘下眼镜，阳光般的笑声使他目瞪口呆。 她还从来没有用“你”称呼过他。 “唉，阿里萨呀，”她对他说“十年来，我一直坐在这里等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太迟了：在骡马驿车上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后来她一直坐在那张椅子上，但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真的，帮他干了那么多的鬼鬼祟祟的卑鄙勾当之后，为他忍受了那么多的无耻行径之后，她在生活中已经超过了他，尽管他比她年长了二十岁：她为了他而衰老了。她深深地爱着他，她情愿继续爱他而不是欺骗他，虽然不得不突如其来地让他知道真相。 “不行。”她对他说，“我会觉得我是在跟我幻想中的儿子在一起睡觉。” 最后的否认不是出自自己之口，这一点使阿里萨觉得芒刺在背。他历来以为，当一个女人说“不”的时候，是在等待别人再坚持，然后才作最后的决定，但跟她打交道却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不能冒犯第二次错误的风险了。他轻轻松松地走了，甚至还带了一点颇为难得的痛快。从这天晚上以后，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阴影都顺顺当当地冰释了，而且阿里萨也终于明白，他可以成为一个女人的朋友而不必跟她睡觉。 阿里萨只向卡西亚妮透露了他跟费尔米纳的秘密。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知道这个秘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已开始把这件事置之记忆之外了。其中有三个已铁定地进了坟墓：一个是他母亲，她在去世之前很久就把这个秘密从记忆中抹去了；第二个是普拉西迪姬，她长期侍候那个几乎被她视为女儿的人，直到高寿才与世长辞；第三个是那位终身难忘的埃斯科拉斯蒂卡，她曾经把他这一生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失在祈祷书里递给了他，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也不可能还活在世上。至于洛伦索·达萨，当时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为了女儿不被开除，也许曾经向修女德拉鲁丝透露过，但修女不大可能扩散这个秘密。还有伊尔德布兰达以及费尔米纳其他一些野里野气的表姐妹们。 阿里萨不知道，乌尔比诺医生也应该包括在这张知情人的名单之中。伊尔德布兰达在头几年十分频繁的来访中，有一次曾经向医生透露过这个秘密。不过，她是非常偶然地在一个很不适当的时候提到这件事的，而乌尔比诺医生并非如她想象的那样，左耳进，右耳出。伊尔德布兰达是把阿里萨作为一个据她认为可能在猜灯谜时独占鳌头的隐姓埋名的诗人而提到的。乌尔比诺医生半天没想起阿里萨是谁，她便对他说——其实并不是非说不可，但她说这个的时候没怀一点儿恶意——阿里萨就是费尔米纳出嫁以前唯一的情人。她对医生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心里确信这件事是完全无可非议而且又是昙花一现的，甚至可以令人惋惜。乌尔比诺医生瞧都不瞧她就反唇相讥说：“我不知道这个家伙还是一位诗人哪。”随即把他从记忆中抹去了，跟其它事情一起抹去了，因为他的职业已经使他养成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事情随见随忘的习惯。 阿里萨发觉，掌握这个秘密的人，除他母亲之外都是属于费尔米纳那一方的，而在他这一方却只有自己一人。他独自背着这重如大山的包袱，许多次需要有人助他一臂之力，但当时谁也不配得到这种信任。卡西亚妮是唯一可信赖的人，只差选定方式和时机了。就在他思索这个问题的那个赤日炎炎的下午，偏巧乌尔比诺医生爬上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陡峭的楼梯上来了。为了战胜下午三点钟的闷热，他爬一级歇一会儿，走到阿里萨的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汗水把裤子都湿透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看一场飓风就要来了。”阿里萨在那里见过他好多回，每回都是来找叔叔莱昂十二的，但过去哪一次也没有这一次这么明显地感觉到这个不速之客跟他的生活有某种关系。 那段时间，也正是乌尔比诺医生度过了职业难关，几乎象个叫化子似的拿着帽子挨门挨户地为他的艺术活动寻求资助的时候。他的最牢固而慷慨的赞助者之一自始至终是莱昂十二，后者当时正巧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的弹簧靠背椅上刚刚开始睡每天不可缺的十分钟午觉。阿里萨请乌尔比诺医生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坐一会儿，他的办公室紧挨着叔叔莱昂十二的办公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叔叔的办公室的前厅。 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打过照面，但从来没有面对面地呆过，阿里萨又一次恶心地感到自愧弗如。漫长的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他站了三次，希望叔叔能提前醒来，并且喝下了整整一暖瓶纯咖啡。乌尔比诺医生一杯也没接受。他说：“咖啡是毒药。”说完又继续和另一个人接着谈论别的问题，并不担心他的话被旁人听见。阿里萨如坐针毡。医生天生俊逸，谈吐流畅而精确，身上隐隐散发着一股樟脑味儿，他英气逼人，谈话左右逢源而高雅，甚至最轻薄的言辞，从他口里说出来，也变得庄重了。突然，医生冷不丁儿把话锋一转： “您喜欢音乐吗？” 阿里萨感到措手不及。说真的，城里演出的音乐会或歌剧，他场场必到，但他觉得自己无法象行家那样谈论音乐。对流行音乐，”尤其是对伤感圆舞曲，他是心领神会的，这些音乐跟他年轻时的所作所为，跟他偷偷写的诗比起来，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这不能否认。他只要随便听那么一遍，就连上帝的威力也无法把整夜整夜浮现在他脑子中的旋律抹掉。但这不成其为对一位内行提出的十分严肃的问题的严肃的回答。 “我喜欢加德尔。”他说。 乌尔比诺医生心里有数了。“不错，”他说，“现在正时髦。”他向阿里萨强调，现在能弄来的节目，同上个世纪那些精彩的节目不可同日而语，真令人寒心。事情是这样的：为了请肖邦三重奏乐团到喜剧剧院来演出，他兜售长期票已经一年了，但政界诸公，谁也不知道那三位名人是何许人也。而就在那个月里，拉蒙·卡拉尔特匪警剧团、马诺洛·普雷萨小歌剧说唱剧团和桑塔内拉斯家庭剧团的票都卖光了，这些剧团都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哑剧——滑稽剧杂拌儿剧团，演员们就在舞台上利用灯光暗转的一瞬间换衣服。连那个自称可以和过去的女舞蹈家怫列斯·贝格雷媲美的丹伊塞·德阿尔泰剧团，乃至那令人作呕的乌尔苏斯剧团——演一个中了邪的巴斯克狂人赤手空拳地斗一条吕底亚公牛的事——的票都卖光了。然而，这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欧洲人现在不是正在又一次进行野蛮战争吗？我们在半个世纪内经过九次内战以后却开始过上太平日子了。九场内战，说到底，只是一场，始终是那一场。这篇引人入胜的演说，最引起阿里萨注意的地方，不是别的，而是有可能恢复猜灯谜，那是乌尔比诺医生发起的最轰动、影响最深远的一项活动，阿里萨不得不咬住舌头，免得忍不住开口告诉医生说，他本人正是那一年一度的比赛的参加者，这项比赛当时已经开始吸引从国内到加勒比地区其它国家的许多大名鼎鼎的诗人。 谈话方兴未艾，空气中的热浪突然凉了下来，一场钻来绕去的大风暴把门窗吹得乒乒乓乓，办公室从地基开始咯吱咯吱乱响，仿佛飘在水面上的一叶扁舟。乌尔比诺医生似乎没有察觉这个情况，他顺便提了几句六月份疯狂肆虐的强台风后，就冷不丁风马牛不相及地谈起了他的妻子。他不仅把她视为最热心的合作者，而且把她视为他的动议的灵魂。他说：“没有她我将一事无成。”阿里萨冷漠地听着这一切，微微颔首表示赞同，担心自己的声音失态，什么也没敢出口。不过，听了两三句话之后，他就全然明白了：乌尔比诺医生尽管参加了许许多多劳神费力的活动，却仍然有用不完的时间来崇拜他的妻子，热烈的程度几乎和他相同，这个事实使他迷惘了。但他没有作出反应，因为从他的心里冒出了一股傻气。他的心告诉他，他和他的情敌是同一种命运的牺牲品，共同遭受爱上同一个女人的不幸，他们是挂在同一个车套里的两头牲口。在过去的漫长的二十七年当中，阿里萨第一次觉得心里被刀扎了似的痛楚。为了让自己得到幸福，那个令人崇拜的男人必须死去。 飓风刮到远处去了，在仅仅十五分钟以内，它已把濒湖的几个区夷为平地，把半边城市吹得房倒屋塌。乌尔比诺医生再次对叔叔莱昂十二的慷慨捐献表示满意，没等风雨完全停息就告辞了。因为心不在焉，他将阿里萨借给他的那把个人专用的雨伞也带走了。阿里萨不但毫不介意，而且还暗自高兴，他在捉摸，如果费尔米纳知道雨伞的主人是谁，将会作何感想。卡西亚妮经过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沉浸在同医生会见的激情之中，他觉得这是向她吐露秘密的唯一机会了，跟捅掉使他不得安宁的燕子窝一样，要么现在就下决心，要么永远也别捐。他先问她对乌尔比诺医生的印象。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这个人揽的事很多，也许有点过分，不过我想，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停了一会儿，她又沉思了一下，用她又尖又大的牙齿——高个儿黑女人的牙齿——把铅笔的橡皮头一块块地啃下来，最后耸了耸肩膀，打算把这件与之无关的事情一笔勾销。 “也许他所以干那么多的事儿，”她说，“就是为了免得去想。” 阿里萨试图打断她的话。 “可惜的是，他必须死掉。”他说。 “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她说。 “不错，”他接口说，“但这个人比所有的人都更应该死。” 她压根没弄明白，又耸了耸肩膀，没有答腔，走了。这时，阿里萨明白了，在将来的某个还说不准的晚上，当他有幸和费尔米纳躺在一起时，他就可以对她说，他甚至对这位唯一有权知道的人也没透露过他的爱情的秘密。不，永远也不能透露，连向卡西亚妮也不能透露，这倒不是他不愿意向她打开珍藏这个秘密的匣子，而是直到那个时刻他才察觉，打开匣子的钥匙被丢掉了。 然而，那天下午最使他震动的还不是这件事。回首青年时代，往事历历在目，每年四月十五日，喧声震耳的灯谜赛会都在安的列斯大厅里举行。他始终是主角之一，但也象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一样，他始终是个不露面的主角。二十四年前，从开幕比赛起，他参加过好几次，他从来没中过奖，哪怕中个末等奖。不过，他不在乎，他参加并非出于获奖的野心，而是因为灯谜赛对他具有额外的吸引力：第一次比赛就是由费尔米纳负责打开那些火漆封口的信套，由她宣读比赛获奖者的名单，从那时起，他就决定要参加以后每年的竞赛了。 第一次灯谜竞赛的那一天夜里，阿里萨躲在半明半暗的靠背椅子后面，焦虑的心情使那朵插在西装翻领扣眼儿里的鲜艳的山茶花也在微微颤抖。他看见费尔米纳正站在古老的国家剧院的舞台上，打开那三个火漆封着的信套。他在心里琢磨，当她发现他是“金兰花”奖的获奖者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胸有成竹，她准能认得出他的笔迹来。到了那一瞬间，小公园杏树下面度过的那些如花似锦的黄昏，书信里的振子花的芳香，微风轻拂的早晨为戴王冠的仙女演奏的只有他们两人才听得懂的圆舞曲，都会一齐涌上她的心头。可惜，那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是，“金兰花”奖——全国诗歌奖中的最高奖，被一个中国移民夺走了。 促使作出那非同小可的决定的雷鸣般的欢呼声，使人对竞赛的严肃性产生了怀疑。但评判是公正的，评奖委员会一致认为那是一首出类拔萃的十四行诗。 没有一个人相信，获奖的那首十四行诗的作者竟会是个中国人。他是上个世纪末在修筑两洋运河期间为了逃避吞噬巴拿马的那场黄热病横祸，和其他许多中国人一起到这里来享其天年的。他们说的是中国话，他们在此地生存着、繁衍着，他们内部完全一模一样，谁也分辨不出他们之间的区别。起初总数不到十人，其中有几个带着妻子儿女和准备食用的狗，但没过几年，这些悄悄地越过海关入境的中国人已挤满了港口附近的四条小巷。他们中间的年轻人匆匆忙忙地变成了儿孙满堂的风烛残年的家长，谁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有时间衰老的。人们凭直觉把他们分成两类：好的中国人和坏的中国人。坏的中国人躲在港口的阴暗角落里，象国王似的吃喝，或者坐在桌子上对着一盘葵花籽烩老鼠肉较然死去，人们怀疑他们是些拐卖女人和无所不卖的人贩子。好的中国人是那些开洗衣店的，他们继承了一种神圣的科学，把旧衬衣退还顾客时洗得比新衬衣还要干净，领口和袖口熨得就象刚刚摊平的圣饼。在灯谜赛上击败七十二名训练有素的对手的，就是这些好中国人中的一员。 费尔米纳头昏脑涨地念出那个名字的时候，谁也没听懂。不仅因为那是个闻所未闻的名字，而且说来说去谁也拿不准中国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好在大可不必为此荣神，那位获奖的中国人已经从包厢后面出现了，脸上挂着中国人提早回家时那种会心的微笑。他对获胜十拿九稳，特意穿着那件过春节时才穿的黄色丝绸衬衣去了。在不相信他是作者的人们的震耳嘘声中，他接过那朵十八K的金兰花幸福地吻了吻。他在中央站了一会儿，象他们的圣母——显然不如我们的圣母那么做作——的使徒那样镇静自如。当起哄声第一次停下来的时候，他把获奖的诗句念了一遍。谁也没有听懂。但当又一阵嘘声停歇时，费尔米纳用动人的失了音的嗓子冷静地重新朗读了一遍，第一句诗就使人惊叹叫绝。那是一首最正统的高蹈派十四行诗，完美无缺，通篇贯穿着一股沁人肌肤的灵感，仿佛是一位高手帮他捉刀的。唯一有点道理的解释是，某位大诗人有意要同这个灯谜赛开个玩笑，而这位中国人则抱着至死不泄露秘密的决。已去帮他开这个玩笑。商报——我们的传统报纸，试图挽救公民的声誉，发表了一篇与其说是引经据典不如说是生吞活剥的关于中国人的悠久历史，他们在加勒比地区的文化影响以及他们有资格参加灯谜赛的杂文。杂文的作者毫不怀疑十四行诗的作者就是那位自称是作者的人，他直截了当地从题目开始引证： 《中国人人皆诗人》。阴谋的策划者们——如果有过阴谋的话——就跟这个秘密一起烂在坟墓里了。获奖的这位中国人活到东方人的天年后死了，至死没有作出交代。他和那朵金兰花一起，装进棺材埋葬了，但也带着没有获得有生之年唯一渴望的东西的痛苦，他唯一的渴念是诗人的令名。为此之故，报界又抛出了早已被忘却的灯谜事件，并配上由手捧金杯的臃肿少女组成的插图，再版了那首十四行诗，诗界的守护神借此机会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新的一代觉得那首十四行诗味同嚼蜡，由此证明那首诗的确出自这位已故的中国人的手笔。 在阿里萨的记忆中，始终把那天坐在他旁边的一位浓妆艳抹的陌生女人和这幕闹剧联系在一起。竞赛开始的时候他还注意过她，后来由于在胆战心惊地等待，又把她忘记了。她那珍珠母般的白皙皮肤，富态女人身上飘出来的馨香，她那用一朵假洋玉兰花遮掩着的女高音歌唱家般的巨大的胸部，引起了他的注意。她身穿一件把身体裹得很紧的黑天鹅绒长袍，黑得跟她那急颠颠。热辣辣的眼珠似的。她的头发更黑，用一把吉卜赛女郎的梳子别在后颈上。耳朵上垂着耳环，脖子上挂着跟耳环风格相同的项链，根根手指上戴着一模一样的戒指，所有的首饰都是用闪闪发亮的泡泡钉做的，右脸颊上有颗痣，用口红涂抹过了。在最后那阵嘈杂的掌声中，她带着发自内心的抑郁，看了看阿里萨。 “相信我吧，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她对他说。 阿里萨浑身一震，倒不是被这种应该得到的同情所感到，而是由于有人洞悉他的秘密而吃惊。她向他说明： “我在开奖时发现，当时你领口上的那朵花在不住地颤动。” 她拿出手中的长毛绒出茶花向他示意，并向他敞开了心扉： “因此我才把我那一朵摘了下来。”她说。 本来阿里萨眼看就要因受挫而掉泪了，但出于夜生活狩猎者的直觉，精神陡然一振。 “让咱们找个地方去同声一哭吧。”他对她说。 他陪她回家。走到剧院大门口时，差不多已是午夜。街上人迹责无，他劝说她请他去喝杯白兰地，一起欣赏她提到过的十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关于社交活动的剪报和照片集。这种花招在当时已经不新鲜了，但这一次他是被动的，因为在他们离开国家剧院的时候她就谈起她的影集。他们进了她的家。阿里萨在客厅里首先观察到的是，卧室的门正敞开着，床很大，铺设华丽，古铜色的床上铺着织锦锻床罩。他惶然了。她大概察觉到他的神情，赶快抢在他前面穿过客厅，关上了卧室的门。然后，请他在一张用印花家具布做的长沙发上坐下，沙发上有只猫在睡觉。她把那叠影集放到客厅中间的桌子上。阿里萨慢条斯理地翻着影集，一边在看眼前的东西，一边主要在思考着下几步的行动。他突然抬起视线，看见她两眼已经泪汪汪。他劝她爱怎么哭就怎么哭吧，不必害臊，因为哭最能减轻痛苦，但又建议她松开乳罩再哭。他忙不迭地去帮她，因为乳罩是用一条长长的十字带缝制的，紧紧地捆在背上。他还没来得及帮她解完带子，乳罩就由于内部的压力而自行松开了，高耸如山的奶头自由自在地呼出了一口气。 就是在最顺手的场合也从来没有消除初次恐惧心理的阿里萨大着胆子用手指轻轻地摩掌她的脖子，她发出一声惯受溺爱的小姑娘的呻吟，扭了一下身子，但没有停止哭泣。他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地亲了一下，但不等他亲第二日她就把身子转了过来。她的身子硕大无朋，如饥似渴，热气烘烘，两人搂抱着在地上打起滚来。沙发上的猫被惊醒了，一下跳在他们身上。他们象初出茅庐心慌意乱的雏儿一样，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躲避那只狂怒的猫上，而没有去注意他们正在做的这件事所可能带来的灾祸上。从第二天晚上开始，他们又继续在一起厮混，持续了好几年。 他爱上她的时候，她已经四十周岁了，而他还不满三十岁。她叫萨拉·诺丽埃佳，年轻时曾以一本关于穷人的爱情诗集在某次竞赛中获奖，尽管有过一刻钟的春风得意，那本诗集却始终没有出版。她在公立学校里以讲授礼仪和公民课为生，住在泥沙混杂的格茨玛尼老区“请人巷”的一幢租来的房子里。她曾经有过好几个逢场作戏的情人，但那些情人都没有和她缔结姻缘的幻想，因为在她那个环境和她那个时代，男人很少会想到同跟他睡过觉的女人订亲。自从她的第一个名正言顺的未婚夫——她曾以一个十八岁姑娘的全部痴情去爱过他——在预定的举行婚礼的一周之前逃避了自己的诺言，把她置于被遗弃的未婚妻——或者按照当时的术语，叫做“被用过的未婚姑娘”——的尬尴境地之后，她自己早就不抱这种幻想了。这第一次经历虽然残酷而短暂，但给她留下的并不是苦恼，而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信念：不管是嫁人还是不嫁人，不管是没有上帝还是没有王法，要没有个男人在床上，就不值得活下去。 虽然她和他一样无拘无束，也许还不反对把他们的关系公开，但阿里萨从一开始就把这设计成了一种偷鸡摸狗的关系。他从侧门溜进去，几乎每次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又在黎明前跟着脚尖儿溜出去。他和她都明白，在那座住户众多的房子里，不管怎么防范，邻居们表面上似乎不大知情，实际上相当了解底细。然而，阿里萨还是要维持那种表面形式，他有生之年和所有的女人也都是这么搞的。他从来没有失误，不管是和她还是和任何别的女人，都没有留下过什么把柄。确实只有一次，他留下过可能招致后患的痕迹，或者说，留下了书面的招供，几乎使他因此送命。他一直把自己装成是费尔米纳的终身伴侣，一个不太忠实但换而不舍的丈夫，他不断在为摆脱夫妻枷锁奋斗，但又没有背叛过她。 这种偷偷摸摸不可能不出差错、一帆风顺。特兰西托本人至死都确信这位在爱情中产生又为了爱情而被抚养大的儿子，以为他既然在年轻时遭受过第一次挫折，就不会在任何形式的爱情面前动心。然而，许多和他很接近的而又不怀好意的人，却了解他的鬼鬼祟祟的性格和他对奇装异服以及对各种稀奇古怪的洗涤剂的爱好，于是不约而同地怀疑，他并非对爱情不动心，而是对女人不动心。阿里萨知道他们对他有这种看法，但从来没作任何辩解。萨拉·诺丽埃佳对此也不在意。和阿里萨爱过的无数其他女人一样，甚至和那些并不爱他但使他心满意足而且和他在一起自己也心满意足的女人一样，她知道他只不过是个露水男人而已。 后来，他爱什么时候到她家里去就什么时候去，尤其喜欢在礼拜日早晨去，礼拜日早晨环境更安静。她停下手里的活儿，不管是要紧的还是不要紧的，全身心地在那张历史悠久的宽大的床上使他满意。那张床总是铺得好好的在等着他。在那张床上，她从来不许讲究礼仪形式。阿里萨怎么也想不透，一个不是过来人的未婚女子，对男人的事情为什么能无所不知。他也琢磨不透，她怎么能那样风情万种、胜任愉快地使唤自己那大海豚似的柔软的身体，仿佛是在水中移动似的。她辩解说：说到底，爱情是一种本能，要么第一次就会，要么就一辈子也不会。阿里萨顿觉兴味大减，心里想，她或许比此时装出来的样子更要久经沙场了。但他又不得不表示，他相信她的话，因为他对她说过那句他对所有的情人说过的话：你是我唯一的心上人。他们最不喜欢的许多事情之一，是不得不让那只狂怒的猫呆在床上。萨拉·诺丽埃佳常常给猫修剪指甲，免得他们被猫爪抓个稀巴烂。 然而，几乎跟她喜欢在床上闹到精疲力尽一样，她还喜欢把疲乏奉献给对诗歌的崇拜。她不仅对那个时代的爱情诗记得惊人的清楚——新出版的爱情诗，手工装订的小册子，卖二文钱一本——而且还把她最欣赏的那些诗钉在墙壁上，随时放声朗读。她把礼仪和公民课教材编成十一音节的对偶诗，就跟正字法教材一样，可惜没得到官方批准。她朗诵成癖，有时在倒凤颠鸾那一刻还在继续喊叫着朗诵。阿里萨不得不使出全身力气在她嘴上一吮，就象制止小孩啼哭一般。 在他们水乳交融那个时候，阿里萨们心自问过：哪种状态可能是所谓爱情，到底是在那张巨大的床上呢，还是在礼拜日的宁静的下午？萨拉·诺丽埃佳以一个浅显的理由使他心安理得：不穿衣服所做的事情都是爱情。她说：“心灵的爱情在腰部以上，肉体的爱情在腰部往下。”萨拉·诺丽埃佳觉得这个定义适用于那首叫做不同的爱情的诗。那首诗是他们用四只手谱写的，她拿这首诗参加了第五届灯谜竞赛，满以为别人拿不出这种别出心裁的诗参加灯谜。但她又一次榜上无名。 阿里萨送她回家的时候，她怨气冲天。她心里有股无名火，断定是费尔米纳搞了鬼，使她的诗不能中奖。阿里萨没有睬她。从发奖开始，他就心情沉郁，他很久没有见到费尔米纳了，那天晚上，他觉得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次一眼就看得出她是为人之母的人了。这对他来说并不是新闻，他知道她的儿子早就上学了。不过，从年龄上看，过去还不太明显，而那天晚上，她的腰身粗了，走路有些气喘吁吁，念获奖名单时的声音也显得底气不足。 他想清理一下记忆，在萨拉·诺丽埃佳进厨房拾掇的时候又浏览了一遍灯谜的影集。他看了杂志的图片，在门洞里作为纪念品出售的发黄的明信片，仿佛是在回顾假想的自己的一生。到那时为止，他一直想当然地觉得，世界在变，风俗、时尚在变，一切都在变，就是她没有变。但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意识到，生活在费尔米纳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当他自己只顾守株待兔的时候，生活也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从来没同任何人谈过费尔米纳，因为他知道，当他提到她的名字的时候，没法不使嘴唇失去血色。但这天晚上，他跟过去许多次一样，在浏览影集的时候，萨拉·诺丽埃佳心里突如其来地产生了一个能使热血变得冰凉的结论。 “她是个婊子。”她说。 她走过阿里萨的身边，看见一副费尔米纳在一次面具舞会上化装成黑豹的图片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不用提任何人的名字，阿里萨就会知道她指的是谁。担心她揭出搅乱他的生活的老底来，阿里萨急忙进行了有分寸的辩护。他提醒她说，他只是拐了几个弯才认识费尔米纳的，他们从来没超出过点头招呼的界限，他对她的私生活一无所知，但他肯定说，她是个受人尊敬的女人，是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而登上龙门的。 “通过和一个她所不爱的男人的利害关系的婚姻和施舍。”萨拉·诺丽埃佳截断了他的话，“这是当婊子的最下贱的做法。” 阿里萨的母亲为了安慰他的失恋，也对他说过同样的话，虽然没有这样粗鲁，但说得同样斩钉截铁。阿里萨一阵慌乱，直透骨髓，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反驳萨拉·诺丽埃佳的尖酸刻薄的话，直想绕开话题。但萨拉·诺丽埃佳怒气未消，不让他打岔。因为某种说不清道不白的直觉，她认定费尔米纳是阻挠她得奖的阴谋的罪魁祸首。这一点当然没有理由成立，因为她们互不相识，从来没见过面，而且就算费尔米纳了解竞赛的幕后情况，也无权作出授奖的决定。萨拉·诺丽埃佳不容置辩地说：“我们女人的感觉是很灵的。”说完就停止了争论。 从这时起，阿里萨就对她另眼相看了。对她来说，岁月也在流逝。她的丰腴的身体不知不觉地枯萎了，她的情欲在抽泣中姗姗来迟，她的眼皮也开始出现陈年痛苦的阴影。她已经是人老珠黄了。另外，因失败面怒火中烧，她没有留意喝下多少杯白兰地。她已经不是五年前那天晚上的模样了。两人正在吃椰油炒饭，她试图细算那首两人合作但后来没有中选的诗到底谁写了几行，以便一旦知道获奖，两人该各分几片金兰花的花瓣。做这种无聊的游戏对他们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但阿里萨却利用这个机会去舔刚裂开的伤口，他们在这场鸡毛蒜皮的争论中纠缠不休，各自爱情的五年来的积怨终于解决了。 差十分十二点的时候，萨拉·诺丽埃佳爬到椅子上去给挂钟上弦，把闹铃对好了。也许她是想无声地告诉他，他该走了。阿里萨觉得，他必须赶紧把这种没有爱情的关系一刀两断，他在伺机采取主动，这是他一贯的做法。他祈求上帝：让萨拉·诺丽埃佳请他躺到床上去，对他说别走吧，我们中间的一切误会都已经烟消云散了，等上完弦以后，她就会请他去坐在她身边。可是，她却离得远远的，在会客用的椅子上坐下了。阿里萨把被白兰地浸湿了的食指伸出去，让她吮，往常他总爱这么做。这次她躲开了。 “现在不。”她说，“我在等一个人。” 自从被费尔米纳拒绝以后，阿里萨就学乖了，使总是使自己处在作最后决定的主动地位。如果是在不那么痛苦的情况下，他肯定会去纠缠萨拉·诺丽埃佳，确信会和她到床上去搂抱打滚，度过那个夜晚，因为他相信，一个女人和男人睡过一次党，她就会继续在这个男人愿意的时候和他睡，只要这个男人懂得返她就行。基于这个信念，他忍受了一切，就是在最肮脏的爱情交易中，他也一切都在所不惜。只要是能不给生下来就是女人的女人以下最后决心的机会，但那天晚上他觉得自尊心受到了忍无可忍的伤害，便把白兰地一饮而尽，尽可能表现出怒气冲冲的样子，不辞而别了。他们再没有见过面。 萨拉·诺丽埃佳虽然不是阿里萨那五年中唯一的女人，但却是和他保持最长久最稳定关系的女人之一。他发现，跟萨拉·诺丽埃佳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在床上的时候过得痛快，但永远无法用她来替代费尔米纳，便又开始去干独来独往地在夜间猎取女人的勾当。他把时间和最大限度的精力安排在每天晚上。萨拉·诺丽埃佳一度创造了使他减轻对费尔米纳的思念的奇迹。至少，不看见费尔米纳他也可以活着。这跟过去是不同的，过去他随时会停下手里干着的事情，到他预感她有可能出现的那些靠不住的地方，到最意想不到的那些街头巷尾，甚至到现实中并不存在，她也根本不可能涉足的地方去找她，为了哪怕看她一眼，他漫无目的地逛来逛去，心里急得跟猫抓似的。同萨拉·诺丽埃佳决裂之后，对费尔米纳的思念又苏醒过来了，使他坐卧不宁。他又一次觉得，仿佛自己又坐在小公园里，看着永远看不完的书。但这一次，这种感觉因盼望乌尔比诺医生立即一命归阴而更加强烈了。 很久以前，他就知道，命中注定他会把幸福带给一个寡妇，而寡妇也会把幸福带给他，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做好了准备。在独来独往地猎取女人的生涯中，阿里萨对寡妇们了若指掌，他知道到处都是幸福的寡妇。他见过她们表示愿意装进丈夫那口棺材里活活埋掉，免得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去对付今后的恶运，但随着她们对新的处境的逐渐适应，她们又返老还童了。起初，她们象幻影般地住在空荡荡的住宅里，向女佣们倾诉衷曲，俄沂地躺在枕头上不想起床，在无所事事地囚禁了多年之后依然无所事事。为了消磨时间，她们在已故的丈夫的衣服上钉上过去从来没言时间去钉的扣子，为领口和袖日上蜡，把它们熨得平平整整。她们继续在浴室里为丈夫摆上肥皂，铺上带有丈夫姓氏缩写的床罩，在饭桌上丈夫坐的地方摆上刀叉盘子，好象他们会死而复生，没有通知就突然返回家来，就跟他们活着的时候经常这么做似的。然而，在不仅忘却了丈夫的姓氏，而且也忘却了自己的身分之后，她们在独自去做弥撒时又慢慢觉得自己成了自我意志的主宰了，而这一切都是以一个信念——一个在处女时代就存在的幻想——作为交换条件的。只有她们才知道，她们发疯地爱着的那个人——也许他也爱着她们——的分量，但她们得继续抚养他，给他喂奶，给他换湿了的尿布，用母性的语言哄他们，鼓励他们早晨出门的时候别胆怯，直到最后一息。然而，当她们看见他在自己的怂恿下真的出去闯荡世界的时候，她们又提心吊胆起来，害怕他永远也回不来了。这就是生活。爱情，如果真有爱情的话，那是另一回事，另一个生命。 在孤独的寂寞中，相反，寡妇们发现，老老实实地生活全凭身体的指挥，饿了才吃，不用说假话而爱，不必因逃避被人指摘不遵妇道而装睡，有权占有整张床席，没有人同她争一半床单，一半空气。一半属于她的夜晚，甚至睡梦也是自由自在的，该醒的时候就醒了。在外出偷情的黎明，阿里萨碰见寡妇们做完五点钟的弥撒出来。一身黑衣，肩上披着寡妇的黑纱。晨曦中，他看见她们穿街过巷，迈着碎步从一条人行道走上另一条人行道——那是小鸟般的步伐，因为单是贴近男人身边走过，就会玷污她们的名誉。然而他坚信，没有慰藉的寡妇，更甚于任何其他女人，是很容易把幸福的种子撒到她们心中去的。 他一生中接触过许许多多寡妇，从纳萨雷特的遗孀开始，使他懂得，结过婚的女人，在丈夫亡故之后是何等幸福。到当时为止对他来说还纯粹是个幻想的东西，亏了这些寡妇，把它变成可以用手捕捉的可能性了。没有理由认为，费尔米纳和其他寡妇有什么不同，生活教育了她，她会接受他的，不管他是什么样子，她心中不会有对死去的丈夫犯罪的阴影，她将毅然决然地和他去发现两度幸福的另一种幸福，一种是能把生活中的每时每刻变成奇迹的普通的爱情，另一种是因死神的豁免，出污泥而不染地洁身自好地保留下来的爱情。 要是他怀疑过费尔米纳在他的如意算盘中离得是多么遥远，也许他不会那么热情贲涨。费尔米纳还只刚刚看见一个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恰恰没有突变的世界在她面前展现。在那个时代，做个有钱人有许多好处，当然也有许多坏处。但普天下有一半人梦寐以求的是尽可能永远做个有钱人。因为不成熟，费尔米纳拒绝了阿里萨，她马上就追悔莫及，可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抉择是正确的。当时，她闹不清是理智中的哪些隐藏的原因使她心明眼亮了，但许多年之后，也就是在行将进入暮年之前，她突然在一次偶然提及的关于阿里萨的谈话中发现了。参加谈话的人都知道，阿里萨是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继承人，所有的人都振振有词地说自己见过他许多次，甚至跟他打过交道，但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是副什么模样。这时，费尔米纳发现了妨碍她爱他的没有意识到的原因。她说：“他好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影子。”是的，他是某个人的影子，而这个人从来就没有人了解过。不过，当她在抵御乌尔比诺医生——医生是个和他恰恰相反的人——的追求的时候，她却被罪过的阴影弄得心神不定：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唯一的一种感觉。当她觉得这种感觉向她袭来的时候，她被一种慌乱抓住了，只有碰见能减轻她良心的压力的人才能控制住这种慌乱。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在厨房里打碎了一只盘子，或者看到有人跌跤，或者自己在门缝里挤了一根手指头，她总是惊慌失措地跑到离她最近的大人跟前，归咎于他：“都是你。”虽然她对谁是肇事者并不关心，也并不确信自己是无辜的，反正能把罪过推开就够了。 这个阴影非常明显，势将危及家庭的和谐，乌尔比诺医生及时地发现了。他发现后，就赶忙对妻子说：“别难过，亲爱的，那是我的错。”他最担心的，莫过于妻子作出突然的、不可更改的决定，而且他深信，发生这种事情的根源都是因为一种罪过的感觉。然而，理清阿里萨这团乱麻，不是一句宽心话就能解决的。长达好几个月之久，早晨，费尔米钢打开阳台的窗户，就得使劲赶走脑子里那个坐在幽静的小公园里偷偷看她的人的影子，她看见了曾经属于他的那棵树，那条不大显眼的长凳子，他正坐在那里看书，思念她，为她受煎熬。她不得不把窗户关上，长叹一声：‘可怜的人。”甚至她还伤心地抱怨过，阿里萨怎么没有她想象的那样顽固呢，当时，后悔已经太晚了。有那么几次，她还亡羊补牢地期待着一封永远没有收到的信。当她必须作出嫁给乌尔比诺医生的决定时，她发觉，既没有充足的理由拒绝阿里萨，也没有充足的理由要挑上他，心里更是七上八下。实际上，他对医生和对阿里萨同样不大喜欢，而且对医生更缺乏了解，医生的信没有他信里那种火热的感情，也没有象他那样做过那么多令人心醉的表白。的确，乌尔比诺医生的追求，从来不是以爱情的语言来表达的。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只向她奉献尘世间的东西：保障，和谐，幸福。这些数字一旦相加，也许等于爱情，近乎是爱情吧？但是，这些又不是爱情。这些疑虑使她心乱如麻，因为她也并不坚信爱情是她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 说来说去，她对乌尔比诺医生反感的主要原因是，他太象而不是太不象她爸爸梦寐以求地为女儿找的那个人。不可能不把他看成是词父亲狼狈为奸的小子，虽然实际上他不是，费尔米纳确信，自从看见他第二次走进她的家门，不请自来地为她诊断的时候起，就已经是了。同表姐伊尔德布兰达的谈话，使她心里更乱了。处在自己的牺牲者的地位上，表姐倾向阿里萨，甚至忘记了也许洛伦索·达萨把她请来是为了让她扩大有利于乌尔比诺医生的影响。只有上帝才知道，当表姐到电报局去找阿里萨的时候，费尔米纳作了多大努力才没有跟她一起去。她也想再见他一次，把疑虑澄清，同他单独谈谈，深刻地了解他，以便确信她在冲动中作出的决定不会把她推向一个更严重的境况，即在同父母单枪匹马地进行的战争中投降。但她投降了，在一生中的关键的一分钟里投降了，她一点儿也没考虑那个追求者的英俊的外貌，他的祖传的财富，他少年得志的声誉，以及他实际美德中的任何一点，而是因为担心错过机会。她眼看就要满二十一岁了。二十一岁是向命运屈服的秘密界限，这一点使她慌了手脚。这空前绝后的一分钟，就足以使她作出了上帝和人的金科玉律中规定的决定，至死方休。于是，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了，她毫不内疚地做了理智向她指示的最正经的事情：用不带泪水的海绵在对阿里萨的记忆上一抹，把它全部擦掉了，在这个记忆原先占据的地方，她让它长上了一片茂盛的罂粟花。唯一做了的另一件事是，她比平常更深地叹息了一声——最后的一声：“可怜的人！” 然而，最可怕的疑虑从旅行结婚回来就开始出现了。他们还没打开箱子，家具包装还没拆开，准备供她做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主妇之用的十一箱东西还没取出来，她就差点儿昏死过去，因为她发觉，她成了这个错误家庭的囚徒，更糟糕的是，和一个不是囚徒的人关在一起。六年之后她才出了牢笼。这六年是她一生中最不幸的六年，她绝望地忍受着婆婆的刁难，小姑的愚昧——她们没有在这个牢笼中活活烂掉，是因为关进牢笼已经成为她们心中的天经地义的事了。 甘心屈服于家庭礼教的乌尔比诺医生，对她的恳求装聋作哑。他相信，上帝的智慧和妻子的无限的适应能力将会使一切就绪。母亲的衰老使他心疼，营堂健在的喜悦，换个时代的话，会使最没信心的人也会产生求生的渴望的。不错，那位漂亮、聪明、在她那个环境里少见的敏感的女性，将近四十年来一直是她的人间天堂里的灵魂的主宰。编局使她痛苦到了只相信自己的地步，而且使她变得刻薄尖酸，视所有的人为敌。她的退化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她因丈夫睁着眼睛在一次黑人起义中丢了老命而怨恨——她自己就这么说，而本来唯一正确的牺牲应该是为了她而生存下去。说到底，费尔米纳的美满的婚姻，就只维持到结婚旅行那段时间，而那个唯一能帮助她免遭最后的灭顶之灾的人，又在母亲的威严面前吓得噤若寒蝉。对那个所谓母亲不久人世的欺骗，费尔米纳怪罪的是他，而不是那几个呆头呆脑的小姑子和那疯疯癫癫的婆婆。她到此时才发现，在学术权威和陶醉尘世乐趣的背后，她竟嫁了个不可救药的懦夫——一个因自己姓氏的社会分量才显得轩昂不凡的可怜虫，但已为时太晚了。 她把希望寄托在初生的儿子身上。感觉到他从自己的身体里出来的时候，她为摆脱某种不是自己的东西而觉得轻松。但是当助产婆把赤条条的、浑身是粘液和血的肮里肮脏的脖子上缠着脐带的儿子抱给她看，她自己觉得对那个从自己肚子里生出来的小惠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时，竟把自己也吓坏了。可是，在独坐宫殿的孤寂中，她渐渐认识了他。母子相互认识了，她欣喜若狂地发现：儿女不是因为是儿女，而是因为爱怜和抚养才成为亲人。在那个不幸的家庭里，除了儿子之外，她谁的气也不能忍受。寂寞，公墓似的花园，没有窗户的巨大的房间里凝滞不动的时间，都使她感到压抑。漫漫长夜里，从邻近的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叫声，使她觉得自己也要疯了。每天都要布置宴请用的桌子，铺上绣花台布，摆上银餐具和灵堂里的蜡烛，让五个鬼影子似的人坐下来用一杯加奶咖啡和奶酪饼当晚饭吃的习惯，使她觉得羞耻。她诅咒傍晚的念珠祈祷，诅咒饭前经，诅咒对她拿刀叉的姿势、象街上的女人似的撩开神秘的大步走路、穿得象马戏团演员、对待丈夫的热情方式、乃至不用头巾遮住胸部就给小孩喂奶等等没完没了的指责。当她刚刚按照英国的新派做法，邀请人们下午五点来喝茶、吃皇家饼干和花味甜食的时候，婆婆唐娜·布兰卡就扬言，反对在她家里用药来代替奶酪巧克力和木薯面包圈儿发汗。连做梦都免不了挨骂。一天早晨，费尔米纳说她梦见一陌生男人赤身裸体地在宫殿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撤及，唐娜·布兰卡涩声涩气地打断她的话说： “正经女人不可能做这种梦。” 除了始终觉得是寄人篱下之外，还有两件更倒霉的事。其一是，每天吃茄子，各种做法的茄子。唐娜为了表示对已故的丈夫的尊敬，不准改变这一习惯，而费尔米钢又拒不食用。她从小就讨厌茄子，在尝茄子味道之前就讨厌，因为她觉得茄子的颜色跟毒药似的。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不得不承认，无论如何，在她的生活里有一点变得对她有利了，在她五岁的时候，她在吃饭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她父亲强迫她吃下了整整一锅为六个人准备的茄子。那一次，她以为她要死了，起先是没完没了他呕吐嚼碎了的茄子，后来又被灌了一碗罐油，来治她吞下大量茄子可能招致的疾病。记忆中，两种东西只是同一种泻药，不仅害怕它们的味道，而且害怕它们都是毒药，使她把茄子和德油混为一谈了。在卡萨杜埃罗侯爵府的催人呕吐的午餐上，她只好移开视线，免得想起程油使她吐得死去活来的情景。 另一件倒霉事是竖琴。一天，善于洞察媳妇肺腑的唐娜开口说道：“我不相信正经女人不会弹钢琴。”对这道慈谕，甚至她的儿子也想提出异议，因为他童年最贪玩的那些年头，就是在钢琴课堂这个牢笼里度过的，尽管他长大成人之后曾经感谢让他上了钢琴课。他难以想象，年已二十五岁，又是那么一种性格的妻子，关在钢琴课堂上怎么受得了。但母亲思准的仅仅是，把钢琴换成竖琴，其不近清理的理由是，竖琴是天使的乐器。于是，从维也纳运来了一架精美绝伦的竖琴，跟黄金做的一样，能发出金子般的声音。后来，一场火劫之后，这架钢琴成了市博物馆最珍贵的文物之一，费尔米纳忍受了这种无形的监禁，试图以最后的牺牲来阻止关系的恶化。起初，她向一位专门从蒙波斯请来的教师学琴，十五天后，这位教师猝然长逝，她又跟着培训班的乐师学了几年，教师嘴里喷出的坟墓里的气息，使竖琴学生们掩口不迭。 她对自己的逆来顺受感到惊讶。虽然在内心深处，在同丈夫调情逗趣或发生龈塘中她都不承认这一点，但她还是比自己想象还要更快地适应了对新处境的既妥协又不满的矛盾状态。她曾经有一句标榜自己我行我素的口头禅：“刮风的时候就让扇子见他妈的鬼大吧。”但后来，她一方面出于对自己轻而易举地取得的优越地位的珍惜，一方面又担心出丑和横遭讽刺，便决心忍受一切，包括羞辱，只希望上帝终有一天大发慈悲接唐娜归天。而唐娜则在祈祷中不遗余力地恳求上帝让死神同她见面。 乌尔比诺医生借口处于危机时刻，为自己的懦弱自我解嘲，甚至没有把心自问，母亲和妻子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和她们所信仰的宗教背道而驰。他不承认和妻子冲突的根源是家庭中缺乏和睦气氛，他认为那是婚姻的本质造成的：婚姻是个只有靠上帝的无限仁慈才能存在的荒唐的创造。两个还不大了解的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性格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甚至连性别也不同，突然就要在一块儿过日子，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共同面对两种也许是大相径庭的命运，这是大悖科学常理的。他说：“夫妻之间的疙瘩每天晚上消失了，但每天吃早饭之前又必须重新制造。”据他说，他们夫妇间的问题更是如此，那是在两个有着天渊之别的阶级之间产生的，而且又是在一个依然梦想回到总督时代的城市里产生的。唯一可能抹上的一点稀泥，如果存在这种稀泥的话，也是跟爱情同样不可靠而又脆弱的。而在他们夫妇之间，成婚的时候是没有这种稀泥的，当他们正要创造这种稀泥的时候，命运除了把他们推向现实之外没伸出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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