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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绝境 “只有在国际技术统治所偏爱的领域即经济科学领域对国际技术统治提出挑战，并同国际技术统治所利用的支离破碎的知识针锋相对地提出一种更为重视这些技术统治所面对的人和现实的知识，我们才能有效地克服国际技术统治。” ——法兰西学院教授皮埃尔·博迪 1995年12月12日在巴黎里昂火车站对罢工者的讲话 民主能承受多少市场？几年前，追问这一问题还显得是多余的。终究是在西方的民主社会中，市场经济明显地使更多的人过上了没有太大的物质忧虑的生活。市场加民主，这是胜利者的公式，它最终迫使东方的政党专制不得不就范。 但共产主义制度的终结并不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而是标志着社会变革的惊人的加速发展。从此，足足有十亿的人又纳入了世界市场经济的范围，而各国国民经济才真正地开始交织在一起。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创始人从痛苦的经验中所学到的东西现在愈加清晰地显露出来：市场经济与民主决不是和睦一致地向所有的人提供福利的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相反，西方古老的工业国家的这两重核心理想始终都是相互矛盾的。 只有当选民们感受到与了解到，每一个人的权利与利益都算数，而不仅是有经济地位的人的权利和利益才算数时，以民主为宗旨的社会才是稳定的。因此，民主派的政治家们必须谋求社会均衡，为共同福利而限制个人自由。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要取得繁荣，就无论如何都需要有企业界的自由。只有考虑到个人的利益，才能释放出人们的力量，使他们通过创新与投资创造出新的财富。正因如此，企业家与股东们向来都是在试图贯彻（资本上的）强者的权利的。西方在二战后的政策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就在于它在这两极之间成功地找到了恰当的均衡。社会市场经济的观念无非就是如此，这种社会市场经济保障了西德人享有了40年之久的稳定与和平。 但这种均衡现在已不复存在。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控制能力的丧失使天平愈来愈倾向于强者。新的全球经济的设计师们以令人惊讶的盲目无知抛弃了全球经济的成就的奠基人的观点。不断地降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削减社会福利费用，在美国甚至完全放弃了社会保障体系，据说这样能让人们“精神抖擞地”迎接全球性竞争。对于大多数康采恩领导人与自由派经济决策人来说，任何反对这项计划的作法纯属维持现状的无益之举。他们说，全球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只有工业革命才可与之相匹配。谁要想抵制这一进程，最终就会像19世纪英国那些捣毁机器的人一样自行灭亡的。 是走入30年代吗？ 可能发生的最大灾难是全球化推行者的这种类比成为现实。向工业时代的过渡，是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时期。当旧的封建立同新生资本家联合起来，借政府的暴力清除了古老的价值规范、手工业者的行会制度、维持农村居民过贫穷的但却是稳定的苟延残喘的生活的习惯法时，他们造成的不仅是几百万人的深重苦难。同时，他们还在自己的国家中唤起了无法驾驭的反对派运动，这些运动的破坏性力量最初导致尚在萌芽状态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分崩离析，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党人在东欧夺取政权。 出生于维也纳并流亡美国的社会历史学家卡尔·波兰依在其1944年出版的论述“大转折”的辉煌巨著中详尽地阐明了，用于人类劳动力的市场法则的实施以及古老社会结构的解体，是如何迫使欧洲国家越来越深地陷入非理性的防御措施的。波兰依说，建立自由的市场，“决不会取消控制与干预，相反要大大地加强控制与干预”。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伴随着景气危机越是造成破产风波与针对贫困的暴乱，统治者就越是感到有必要限制人们自由地施展力量。最初，统治者只是镇压工人的各种反抗运动，后来，他们则关闭市场，以对付过多的竞争，尤其是对国外关闭市场，而国外马上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政府的日常论题不再是自由贸易，而是贸易保护主义，它的词意即“保护政治”，这最晚起自世纪之交，而在20年代蔚然成风。最终，他们情不由衷地借越演越烈的贸易战和货币战将当时已充分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经济推入了30年代初的大萧条之中。 波兰依描述的这种对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反作用模式肯定不能生搬硬套到当今全球化的高科技经济中。他的结论也是这样。在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以为，可以用国际性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来塑造他们的社会。波兰依将这称为危险的‘乌托邦”，它必将自行失败，因为这种放任自流的政策始终会侵害社会稳定。 今天，所有那些主张修剪福利的国家、无条件地进行重新调整的人们重又沉湎于有关自我调节的市场这类乌托邦。但他们“以市场为本位的思想不过是某种形式的民主式文盲”，社会学家乌尔里希·倍克就是这样形容那些固守供求法则的所谓革新人士不顾历史的热情的。依靠社会的经济的基本权利来改善资本主义，决不是一种因其少而又少人们就可以放弃的恩惠性善举。不如说，这是对20年代欧洲深重的社会冲突与民主之失落的反应。倍克说：“只有拥有住房、稳定的工作岗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物质前途的人，才是享有民主和赋予民主以生机的公民。有一条朴素的真理讲的是：没有物质保障，就没有政治自由。这就是说，没有民主，就是新旧极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所有人的威胁。” 正是出于这一理由，即使是在90年代，市场与民主的矛盾也具有了令人苦恼的紧迫性。谁要想认识的话，早就认识到这种倾向了。欧洲和美国居民当中持久的排外浪潮就是一个确凿的标志，而政治对此早有考虑了。几乎在欧洲的所有国家和美国，难民和移民的人权由于越来越严格的移民法和越来越严厉的监视手段而明显地受到了限制。 最近的排外运动是针对社会上经济实力弱的人群的：领取社会救济金的人、失业者、残疾人和未受培训的年轻人越来越体会到，那些再一次发迹的人是如何不再同自己同舟共济的。就连平和的中产阶级市民也由于受到败落的威胁而转变成为富裕的沙文主义者，不再愿意为世界市场上的赌博中的输家支付钱财。新右翼党团的政治家们——在德国主要集中在自由民主党中——将公众对社会寄生者所抱有的不满心理表述为这样一个论点，即必须把养老、疾病和失业的预备措施重新交给个人负责。在美国，有一半的公民，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公民，已不再参加选举了，而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甚至在议会中获得了多数，他们仿照巴西的榜样，将自己的民族分成三六九等。 下面将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妇女。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制定家庭政策的人土决定，以扣除工资来惩罚开病假条的怀孕妇女，这就让人预料到，妇女的境况将会怎样。单身养育子女的母亲们指望着社会救济，她们本来就在天天为生存而挣扎了。至于还要如何排斥妇女，自由派的《金融时代》作了一番典范性的论证。一位男性评论员尖锐地分析说，随着不平等状况的日益加剧而出现的最危险的问题就是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他们由于缺乏就业机会而容易从事暴力与犯罪。他们主要是要同妇女就业者进行竞争，这些妇女已经占据了国内不熟练劳动岗位的近三分之二。因此，最好的做法莫过于“限制妇女（就业）之路，她们不会马上就成为危险的犯罪分子的”。未来的经济政策准则必须这样讲：“给小伙子更多的工作。” 这样，迄今的各个福利国家充满了日益突出的冲突，而各个福利国家及其政府很快就再也不能够缓解这些冲突了。如果不能及时地采取相应措施，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波兰依所讲的意义上的社会性自我防卫效应。可以预见，这种效应会重又带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以本国为本位的特征。 在康采恩领导人与经济学家当中，那些头脑较为清醒的人士早就看到这层危险了。不仅是资深的BDI董事长蒂尔·耐克在忧虑地说，“全球化导致的结构转变速度，有越来越多的人适应不了。我们如何才能控制这一过程，做到既保持市场开放，但又能驾驭各种变化？”在多个国家拥有1000所子公司的机械设备制造公司老板皮尔斯·巴尔耐维克甚至警告说：“如果各个企业都不能应付来自贫困和失业的挑战，则拥有财产的人与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导致明显上升的暴力和恐怖活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创立者兼领导人克劳斯·施瓦普——作为这样一个人物，他无疑具有各种社会空想色彩——清楚地看到这些征兆。“人们为全球化所付出的代价”，施瓦普警告说，已达到“这样一个水准，它使得全部民主式社会结构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蔓延开来的“无助与恐惧气氛”是一场突发的与无法控制的倒退的前兆，这是一场“无论如何都应当严肃对待的”倒退。施瓦普讲：“政治与经济的领导人需要说明，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如何运行，才能给多数人（群众）带来利益，而不仅是给康采恩的经营者与投资者带来利益。 但一味信任市场的人是不会做出这种证明的。他们随时都在论证，扩大着的国际分工如何有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繁荣。世界市场一体化在经济上效益很高，但在分配以这种方式创造出来的财富时，全球性经济这架机器则由于缺乏国家的干预，而运转得远不是那么高效了。被遗弃的人数远远超出了获益的人数。 正因如此，迄今推行的全球一体化政策是没有前途的。而没有社会与国家的保障，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则维持不下去。当然，波恩不是魏玛，除了由前南斯拉夫产生的几个国家外，今天的欧洲各国无论对内对外都比70年前无法比拟地平静得多了。没有旨在推翻现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欧洲也没有哪个将军或军火工业家想到去发兵占领邻国。但今天由于跨国市场无序发展而来的危险，是同当初完全一样的。在电脑联网的世界金融市场上进行炒作的亿万富翁们最清楚，又有一场世界范围的交易所骚乱正在酝酿之中。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各民主党派都在垂死挣扎，因为它们不知道，自己如何以及在哪里下手才能控制局面。但是，如果政府只是全力以赴地要求民众为取得某项进步而做出牺牲，而这项进步仅仅对少数人有益，那么政府就必须做好落选的打算。每增加一定比例的失业率，或每降低一定比例的工资，随之就增加一分风险：束手无策的政治家们会采用贸易保护主义这种急刹车的办法，重新挑起贸易战、货币贬值战，从而导致所有各国的经济混乱和福利损失。为此，根本无需让民族主义者或另外别的什么派别赢得选举。不，就连迄今执政的主张自由贸易的政治家们如果想赢得足够的选票，也会日渐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事情可以是这样的，但不一定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终究可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宝贵教益，即一个国家是无法自行其事地摆脱世界市场的不景气状况的。因此，我们必须探索和尝试其他出路。谁要想阻止向经济民族主义的倒退，就必须坚持借助于某种经过更新的福利国家体制来控制无限的市场，使得所有公民都可分沾这巨大的效益与盈利。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像迄今为止那样，依旧普遍地认可向世界开放的市场体制。 但是，仅靠选举出恰当的政党，借助他们政治上的意志行为在德国、法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重建经济和社会稳定，是希望渺茫的。60年代和70年代初那～段时光已不可恢复，那时，各国政府相对独立地通过税收来确保本国适度的公平分配，并通过国家的投资计划来抑制景气的危机周期。为此，经济网络化走得太远了。在争夺世界市场这块蛋糕的份额的全球性角逐中，各国都驶上了多车道高速路，直至发生大的碰撞为止，各国才会在自身面临危险时掉转车头。 掉头的做法是根本不值得寄予厚望的。世界范围的经济一体化毕竟蕴藏着无数的机遇。生产力超乎想像的增长同样可用来让越来越多的人免于贫困，并在迄今的福利国家对耗费资源的经济进行生态性改造。因此，问题似乎取决于如何将世界市场上迄今的自杀牲角逐纳入社会和民主都能承受的轨道上来，并将不合理的全球化进程转变为全球性的均衡发展。 如何抑制这种向1：5的社会（即前文所提到的20；80的社会。——译者注）发展的趋势，各种方案与战略部是现成的。而首要步骤在于，限制金融市场上的当事人的政治权力。在对外汇贸易与国外贷款进行征收营业税方面，发行货币的银行与西方七国政府没有必要再对货币交易人所提出的过分的要求作出让步。它们无需不断地靠过高的利息来遏制投资，无需同无伤大局的通货膨胀作斗争，而可以携手靠低息银行贷款来拓展企业界的自由，以此促进更多的增长与就业。 必须坚持不懈地将这些同某种生态税改革配套进行，这种生态税改革要大大地提高资源消费费用，并通过降低社会公共福利缴款来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人们继续浪费一切经济活动的生态基础，阻止人们去剥夺未来的人的机遇。 此外人们目前普遍认为有必要改善教育体制的作用与效益。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确要让位于信息社会，那么，由于各家康采恩和富有的人拒绝纳税使国库空虚，欧洲和美国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没有机会受教育，各所大学也荒废下来，这就是一件古往今来闻所未闻的丑事。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也是为了通过国家的干预而在例如像有利于环境的交通网络中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必须为国库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仅此而言，那么财产所有人的利息收入就不能再免税。同样，对奢侈品征收高额增值税就是从更多地考虑到纳税方面的公正性出发的。 危险的世界警察 所有这些设想都建立在一个目前尚不存在的共同前提上，这个前提就是：既要有有能力的政府用这些改革措施来应付这种新的全球化情况，又不致遭受资本流失的打击。唯一尚能靠自己的力量做出这一转变之举的国家，就是美国这个超级经济与军事大国。但是在目前，指望美国积极主动地对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控制以有利于各国人民，这几乎就是望梅止渴。相反，可以预料的是，未来的美国政府会更多地采用贸易保护主义这种表面上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以牺牲其他国家的贸易利益为代价来做到这一点。 这与美国的传统并不抵触。还从未有过一个无私的美国来帮助其他国家解决它们的问题。美国政府无论打什么旗号，谋求的向来只是它所认定的本国利益。只要还必须同东方的恶魔之国相抗争，就要有一个繁荣、稳定的西欧，它可以用来向共产主义炫耀资本主义美好的一面。而如今，华盛顿再不会因这一目的而需要欧洲了。当需要为了设在美国本土上的自己企业的利润而把外国产品与服务从美国市场或其他重要市场排挤出去时，美国政府在这种利益驱动下会毫不迟疑地通过政治来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1995年美元危机时，克林顿政府已经让人们尝到了未来的大西洋沿岸冲突的最初滋味。1996年8月，打击接踵而至。美国总统借口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签署了一项法令，要将所有同利比亚和伊朗做生意的欧洲和日本的企业赶出尤其是石油和建筑工业的美国市场。欧共体各国均随即意识到自己必须回敬以相应的报复措施。正是由于美国式的福利国家已然不行了，它的人民无须承受来自世界市场的危机性冲击，所以可以预料，这种针对全球化的“逆流”恰恰会来自于把对市场的绝对服从推广到全世．界的那个国家。这位北美巨人不仅作为军事上的世界警察越来越令人无法指望，作为自由的世界贸易的保护者，它也不行。 欧洲的选择 面对这种危险，欧洲各国能够也必须携手并进。但出路并不在于建起一座欧洲的壁垒来对付北美的未来壁垒。欧洲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它了解各国之间的相互经济封锁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要建立欧洲壁垒，而是要作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充满力量的欧洲式选择来代替那种具有破坏性的、盎格鲁一萨克森式的市场激进主义。借共同的币制、多灾多难但已成过去的共同历史组成一个政治联盟，会在世界政治力量角逐中毫不逊色于美国与未来的强国中国和印度。经济上的强大是世界市场上唯一重要的力量因素，多年以来，美国的贸易战略已然证明了这一点。有约4亿消费者的市场作依靠，一个统一起来的欧洲同样可以发挥出力量，首先在欧洲内部，其后在欧洲以外形成一条新的经济政策，它奉行的将是约翰·迈纳德·凯恩斯与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原则，而不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原则。只有统一的欧洲才能在没有任何束缚的全球资本主义中贯彻社会均衡的原则与生态改造的原则。 更为糟糕的是，从里斯本到赫尔辛基的政府枢纽中，许多有此信念的欧洲人迄今仅仅是在技术统治之路上推进了欧洲的一体化，他们将选民们排斥在对欧洲未来的筹划之外。其结果便形成了康采恩的欧洲，在这个欧洲，那些官员们——无所谓是谁——有无处不在的工业界的据客作顾问，他们按照美国的样式，把导致社会分化的市场计划注入欧盟法规，而没有让公民们哪怕只是认真地了解一下这种法规的优缺点。随着国内市场已开发完毕，欧洲各国都变得无法进行改革了。由于彼此依赖，它们都不能单独行事了。而这些国家都缺乏多数决策所需要的民主传统。因此，一个有生命力的欧洲联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对自己的决策过程认真地进行民主化。只有当内阁闭门造车式的立法被公诸于众，只有当欧共体的每一项立法都在各国议会中，并在有外国发言人参与的条件下，得到了讨论，欧洲的选择才有真正的机遇。只有既动员起欧洲的力量，又民主式地策划这场变革，才可恢复改革的能力。 这决不意味着要建立起再度泛滥成灾的官僚式国家体制，来管理所有的事情和每一件事情。情况有可能完全相反。在欧洲重新确立政治对经济的优先地位，就会拆除官僚主义这条九头蛇迄今赖以不断长出头来的温床。如果欧洲范围内的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基本路线是通过政治途径，而非经官僚们磋商而制定出来，在所有欧共体国家当中越来越乱成一团的纳税制度就失去了基础，而正是国际上纳税制度的漏洞使国家财政每年损失几千亿元。疯狂地膨胀起来的分发各种津贴的国家机构也是如此，之所以无法对它进行监督，是因为欧洲联盟无决策能力，它不能在各国财政之间保持简单的财政平衡。 谁说欧盟的公民还没有认可一个统一的欧洲，就是在颠倒黑白。民主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可以肯定的是，选民们对技术统治式的欧盟并不怎么满意，他们是有道理的，但多年来，他们搞垮了各个国家的国内民主，使之变得可笑了。可以肯定的还有，绝大多数的欧洲人并非情愿走美国和英国式的社会自我分裂之路。如果说民主化的欧盟是维系社会稳定、生态的未来与国家主权的唯一可行之路，那么至少在法国、南欧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这项规划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政治支持。 但果真有一种将欧盟从官僚主义的死胡同中解救出来的政治力量吗？可能还没有，也可能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的欧洲公民都在工作岗位上、在邻里交往中、在无数的社会活动与生态活动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致力于有关世界市场迷梦的选择，致力于社会合作。无论是在绿色和平组织、社区中心或妇女之家，在工会或教堂，还是在救助老弱病残的活动、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活动、或救助流亡者的组织中，每天都有许多人士在各处为作为公民参与有益于公共福利的活动而作出巨大的牺牲。这一公民群体比它的许多志愿者们所意识到的要强大得多。组织起来的工人们肯定不会听信别人说，他们反抗劳动贬值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只是在阻挠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已。正义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因此，在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群众性罢工都打出了恰当的旗号。即使这些罢工部分地有利于维护有特权的国家公务人员的利益，它们作为抗议自下而上的再分配的行动也是合法的，而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公民也是这样看的。否则群众的公开性支持不会如此广泛。在伦敦、波恩和罗马的大规模工会示威同样是一个遍及欧洲的力量的标志，而各国政府再也无法忽视它的存在了。 有许多大的基督教会的积极活动家与代表人物都在为这些同样的目的而做着努力，虽然那些态度消极的成员们脱离了教会，但教会为热心的青年人提供了更多的从事自己的社会活动的空间。如今又有许多人参与德国基督教教会大会了，这标志着在高效率的社会中，人们普遍需要引导与互助。 这期间，欧洲经济与政治界的精英人物们未雨绸缎。许多人一想到这片古老的大陆将进一步美国化就感到深深的不安，即使他们没有明言。有一些有勇气的人已开始公开地另辟蹊径了。例如，亿万富翁、欧洲工业保险业董事长罗尔夫·格尔林就同他那财大气粗的行业的其他代表人物一道，致力于对工业国家作生态改造。“我们的世界完全变了”，格尔林这样说道，他预言会有一次“类似于从中世纪到近代那样的”划时代变革。他想用自己的一部分资本促成企业创造出的的确确适应于未来的产品。与德国相比，罗马语族国家的有影响力的工业界人士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对自己国家目前的路线抱怀疑态度。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要求，必须将全球化进程塑造成“可控制的”，这反映出法国企业的领导人的日益不满，他们根本就不想降低工资档u减工作岗位。在意大利，前菲亚特首脑乌姆伯托·阿格耐力也警告说：“如果为适应世界市场而付出的社会代价是无法承受的”，那么许多国家就会重新滋长出“闭关锁国的倾向”。 几乎在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有足够的社会力量在支持民主改革，反抗市场的专制，反对分裂倾向与新右翼。迄今为止，在欧洲还未形成某种改造社会的政治力量。但这种情况会保持不变吗？欧洲的选择所带有的弱点，并不在于它缺乏选民的支持，而在于它的创造性力量分散为国家性的或地区性的。但在跨国经济的时代，局限在一国边界内的改革观点已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不能够将于百万热心的公民团结成一个可靠的同盟，给他们带来一种超越国界的、欧洲性的观点呢？欧盟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不仅是属于官僚和专家治国论者。 至于是否还来得及赶在各国公民重新分散到各国的小圈子里夫之前建立一个联盟，对此，德国关于全球化进程的讨论的结局是不无影响的。在各个党派当中，都有足够多的政治家感觉到，目前的世界市场路线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赫尔穆特·科尔与其社会民主党对头奥斯卡·拉封丹至少达成了一点共识，即欧盟为恢复各国的运作能力提供了唯～的机会。各政党是否会突破国家的樊笼，并以民主的生活来充实前人的欧洲观点，虽然木是仅仅由他们说了算，但也取决于他们。如果他们伙同自己的国外政治盟友真正致力于欧盟的民主化，那么他们所迫切盼望的泛欧洲市民社会或许就有了一线希望。只是还必须争取自由派人士的支持，至少要争取那些以公民权的卫士自居的人的支持。如果在没有国家的欧洲市场这块温床上进一步滋生出有组织的犯罪，他们是无法拿出强有力的论据，反对建立警察监控机构这一要求的。 同样受到损害的是欧洲最大的绿色革新政党的核心要求：对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改造。这肯定要富裕国家为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福利”，绿党负责税收政策的奥斯瓦尔德·麦茨格就是这样表述自己政党的宗旨的。迄今已习惯于奢侈浪费的大众消费之风的北方各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我们不得不为此做出巨大的牺牲。只有用服务经济和节能经济来克服用过就扔的经济，用便于行人的市政取代便于机动车的市政，从而减少交通拥堵，才有可能给南方国家创造生态空间，而这是它们为着自身的发展所需要的。但有利于资本雄厚的人的全球化再分配并未将这目标带近一步，反而把它推得更远了。削减工人与职员的工资消u减社会转移支付并未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只是有利于富有的、高技能的那五分之一社会成员，其他人的收入减少了多少，这五分之一的人的利息收入与薪水就增加了多少。如果大多数选民都活得惶惶不安，担心自己不久就要倒霉，那么生态式的改革规划就再没有机会在政治上获得多数的支持，即使人们只是由此而感到要放弃一些消费品罢了。地位稳定的开明中产阶级市民也许还会放弃自己的汽车，而福利沙文主义者则决不会这样的。 如果欧盟各国能争取多数的政治改革家们为了社会合作而认真对待自己的纲领中的目标，他们就必定会当真去应付国际化经济带来的挑战。因此问题仅在于以欧洲的方式发展起各种机构与机制，使得重塑欧洲的政策变得可行。赫尔穆特·科尔式的欧洲会将解决欧洲问题的钥匙即货币联盟免费送上门来。货币联盟使得在全球化的关键之处，即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推行那些促进社会福利的规则成为可能。同时，它又将欧盟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这些国家要么就制定出民主形式的共同法制，要么就彻底失败。如何利用这种机遇，关键取决于迄今尚属一国的政策是否能及时从欧洲的冬眠中苏醒过来，将任何改革之梦所及的疆域都拓展得超出各国国界之外。 有一位美国经济分析专家、华盛顿对外关系委员会负责人埃坦·卡普斯泰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卡普斯泰因于1996年5月写道：“世界正无情地接近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刻，未来的历史学家会问，为何当时没有及时地采取措施。难道经济界与政治界的精英们没有发觉，经济与技术上的转变都带来了怎样的深刻变化吗？到底是什么阻止了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避免全球性社会危机的呢？” 对于这片古老的大陆上的公民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要选择出，要由这两条欧洲遗产的主流中的哪一条来塑造未来：是由可追溯到1789年的巴黎的民主潮流，还是由1933年在柏林得势的极权主义潮流来塑造未来。结局是由我们这些选民和迄今尚多数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来决定的。市场乌托邦主义者为新右翼开辟了道路，如我们不再听凭他们来决定行动的准则，就会显示出：欧洲会做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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