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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市场亿万富翁的竞争 “我们要的是民主，我们得到的却是证券金融市场。” ——波兰某地墙上涂鸦语 米歇尔惊德苏无疑是一位有权势者。他的讲话没有过分华丽的修饰，他说的话几乎不容任何异议。从设在美国首都西北方向的第七号大街钢筋水泥建筑的第13层大楼的大办公桌上，这位法国官僚精英指挥着一个争议最多、然而显然又是不可缺少的世界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WF。当越来越多的政府无法偿还债务，或者没有国际援助就无法消除经济危机，寻求外国财政部长和银行帮助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依靠康德苏和这个拥有3000多名工作人员的庞大的世界金融机构。 在这位已经走马上任十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头目面前，俄罗斯、巴西或印度等伟大民族的代表都变成了普通申请人。在有时持续数年的谈判中，他们必须保证承担义务，要不断地推行严厉紧缩计划，大力精减国家官僚。然后康德苏才向这个基金组织的富有的出资国家，首先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代表提交利息优惠的数十亿贷款的协定文本，征得他们同意之后，他才在协定上签名，放发贷款。 然而在1995年1月30日，这个寒冷的星期一夜晚，这个行之有效的习惯程序已经不值分文了。大约在21点，康德苏收到一个消息，令他不寒而栗。现在每分钟他都要单独承担责任，避免一场以前他一直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大灾难。陷入极度紧张的他已无法在写字台边坐下去。他收起文件，穿过巨大的、用桃花心木作护墙板的总裁办公室，进入更大的会议大厅。往常货币基金组织的24位执行理事要在这个大厅里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货款投票表决。而现在，康德苏身边只有一部电话。事后他回忆说：“我努力寻求对于一个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应该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铁的法律失去效力吗？没有任何前提条件、没有协议。没有贷方的投票同意，他的组织能够发放50多年历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贷款吗？康德苏抓起了电话听筒，在这几个小时之内，这位权力意识浓厚的，世界最大贷款组织的总裁萎缩成了一个提线木偶，而操纵他的这些线正掌握在他从不认识的那些人手中。 “保卫比索”的行动 危机开始的时候，政治城市华盛顿适逢冬季作假。距圣诞节还有4天，墨西哥政府突然宣布，必须使本国货币自7年以来再度贬值。1个比索要相当于5美分，就是说，要在迄今为止的水平上再贬值记％。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纽约华尔街银行大楼，以及与它们有联系的投资基金机构中，在私人货币投资管理者之间开始蔓延惊慌失措的情绪。他们曾向墨西哥政府提供贷款，并以股票、债券的形式向这个国家投资500亿美元。在这以前，就墨西哥声誉来说，毕竟还是一个金融比较稳定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整顿国家机构。整顿经济的所有条件都能够满足。而现在，国外投资者的财产面临大规模贬值的危险。他们要尽可能地从墨西哥撤资。仅仅3天之内，不仅比索贬值15％，而且它与美元的比价下跌了30％。 对于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和白宫工作班子头目利昂·帕内塔，还有他们的许多工作人员来说，圣诞节几乎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过去。一个紧急处理危机的班子被组织起来，从中央银行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政府所有部门都有代表参加，这个班子致力于研究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政府的一项最重要计划，即帮助南部邻国实现经济稳定正面临失败的危险。大量的贫苦移民以每年100万人的规模，年复一年地挤进美国联邦各州。于是鲁宾和帕内塔开始了一次拯救行动。《华盛顿邮报》把这次行动称作是继海湾战争开始“保卫沙漠”行动之后立即进行的“保卫比索”行动。 在同墨西哥政府持续3周的谈判之后，问题似乎开始得到解决。墨西哥总统欧内斯托·塞迪略牺牲了他的财政部长，许诺立即整顿国家金融。克林顿政府宣布，他的政府将以高达400亿美元的信贷保障援助墨西哥。这样，任何人就都不应再担心墨西哥政府会拖欠国外债权人的债务不还。 使处理危机的官员们大吃一惊的是克林顿的表态并没有使情况缓解，形势继续恶化。现在投资者不再仅仅是预感到墨西哥已把美元用尽，他们知道情况已确实如此。而且尚不清楚克林顿能否从美国国会中由共和党新近组成的、对他怀有敌意的多数派那里得到批准而拿到他许诺的这笔款项。虽然墨西哥货币发行银行每天拿出5亿美元收购比索，汇率依旧不断下跌。这对墨西哥是很大的威胁，因为进口商品突然昂贵得无法支付。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美国有成干上万的劳动岗位依赖于与墨西哥的贸易。此时世界其余地区似乎还没有受到比索下跌影响的冲击。 而这种情况在1月12日以后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天，当克林顿和塞迪略公布他们的财政双边决定的时候，开始了一种谁也没有料到的可怕发展。在全世界所有重要的交易所，从新加坡、伦敦直至纽约——几十种货币同时陷入巨大压力之下。波兰的兹罗提、泰国铁、阿根廷的比索都在迅速贬值。在世界南方的、中欧的所有正在崛起的门槛国家中，在所谓“新兴市场”中投资者突然地要把他们手中的股票和债券迅速脱手。由于他们要把所有收益反过来兑换成美元、德国马克、瑞士法郎、日元等坚挺货币，于是他们要抛出的货币汇率与有价证券的汇率一起同时下跌。各种各样的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如匈牙利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彼此之间经济上本来没有任何联系。南亚国家货币发行银行的首脑有史以来第一次坐到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在一种本不应由他们承担责任的外来力量推动下，他们必须通过大幅度提高利润，人为地使他们的货币升值，以便使投资者保持信心。阿根廷、巴西和波兰也都紧随其后仿效这种做法。 1月20日，危机的第四周周末，美元汇率继续向谷底下跌。这时艾伦·格林斯潘，这位在银行家圈子内由于他百折不挠的毅力而深为人们钦佩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发出了警告。他在美国参议院声称，“世界范围内相对坚挺的货币如日元、德国马克的资本外逃”，威胁到“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全球发展趋势”。他同克林顿的人一起在国会强迫自己党内朋友要投票支持总统建议，并向墨西哥提供必要的信贷担保。形势又平静了两天。南方与东方的新增长国家的信任危机似乎已接近结束——直至1月份最后一个寒冷的星期一。di 1月30日晚上，刚过八点，就有两个人打电话给克林顿班子的头目帕内塔：即新任墨西哥财政部长吉尔莫·奥尔蒂茨和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领导人纽特·金里奇。这位墨西哥人报告说，他的国家要完了，最后的美元储备已经花光，资本外逃并没有停止，他不得不对于比索的兑换进行限制。十年以来费了很大气力推进的墨西哥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由于这一次打击而结束。金里奇的消息也不令人乐观：这位共和党人向白宫的政治对手说，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国会多数派不会投票支持向墨西哥提供贷款。他说，总统必须单独承担责任，他不能指望国会的支持。 如帕内塔事后报告的，克林顿和他的班子只剩下一份事先拟定的“B号计划”。处理危机的班子不得不动用以200亿美元建立的、供美国总统在紧急情况下自由支配的政府危机基金。他还必须请求其他金融机构给予帮助，因为在今后事态发展中，这笔庞大的款项很可能不够。第一个呼救信号发给了附近的第七号大街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心。而令米歇尔。康德苏头痛的时刻早已开始了。 在一次前所未有的紧急行动中，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目已经在前两周内挥鞭指挥决策委员会向墨西哥一次性提供多达对亿美元的援助。这是现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所允许的最大数目。然而，这项措施是无结果。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很不够的。为了防止墨西哥破产，至少还需要100亿美元。 但是，他能够把所保管的钱就这样都掏出去吗？美国人的希望、墨西哥人的迫切需要是很清楚的。而把这笔紧急贷款再次升级，增加100亿，难道不是会牵涉到许多出资者。其中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利益吗？按规定要求的正式协调磋商已经来不及了。在波恩和巴黎，此时正是凌晨3点钟。而决策必须在这天深夜作出。到了第二天早上，克林顿计划在国会的失败将众所周知。 康德苏回忆说，他又一次想起前几天“纽约的重要银行家和投资信托公司经理打来的警告电话”。他们对他预言说，墨西哥市场的总崩溃是不可阻挡的。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于发生类似危机的恐惧将导起一连串连锁反应，最终将出现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破产。 康德苏与九个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中的各国政府的代表们进行联系。他向所有接电话的人只提一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完全独立行动，您的意见如何？”令人吃惊的是所有参与协商的人都对他表示支持和信任，然后康德苏起草了一项个别决议，比尔·克林顿午夜前从一次晚宴回到白宫时就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位法国人把基金组织的所有规定放到一边，拿自己的工作职务和他所领导机构的声誉孤注一掷，他转告克林顿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再拿出100亿美元，这样总计为177亿美元。 此后不久，作为主管全世界货币发行银行联合机构的国际清算银行高级经理安德鲁·克罗克特，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风险。当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询问他，国际清算银行是否参加这项援助协定的时候，在这个机构总部巴塞尔正是早上七点钟。克罗克特说，迄今为止只是讨论了这家银行能否拿出100亿美元来帮助中央银行。这使华盛顿方面打电话的人感到十分满意。 鲁宾和帕内塔冷静地把他们的“B号计划”付诸实施。他们的总统只睡了4个小时，11点07分带着一条轰动性的新闻出席了在华盛顿马里奥特饭店举行的美国州长年会。克林顿向目瞪口呆的听众宣布，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加拿大政府的援助，被危机震撼的邻国同样在没有取得美国国会投票同意的情况下就可以立即获得一笔500亿美元以上的援助性贷款，墨西哥政府将偿还它的一切债务。 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这6个人把所有的议会和国会的监督都丢到一边，用西方各工业国家的税金，启动了这项自1951年以来数量最大的国际援助性贷款计划。只有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援助西欧重建的马歇尔计划的贷款超过了它。康德苏面对所有援助计划的参与者自然不免要用夸张性的语言为这次紧急行动辩护。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位法国的世界公民宣布说，墨西哥事件“是我们市场全球化的新世界所遇到的第一次大危机”。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直接行动。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场真正的世界大灾难。” 然而大量的批评者对于这数百亿美元的贷款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没有参与墨西哥经济繁荣的摩根投资信托银行的经济学家里默·迪·弗里斯公开说，这是一次帮助投机失败的投资者摆脱困境的行动。德意志银行的首席国民经济学家诺贝特·瓦尔特批评说，“真弄不懂，为什么纳税人必须保障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债务证书获得高额利润？”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威廉·比特尔评论说，整个行动不是别的。而是纳税人对于富人的一种馈赠。 这些指责自然没有驳倒康德苏、鲁宾及其战友们的论据。因为这笔支援墨西哥的贷款具有两面性的意义：也许是经济史上一次最勇敢的防御灾难的行动，同时也是一次为了保护少数富人的利益而对出钱的国家的税金的最厚颜无耻的掠夺。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在回答批评者时说，这笔数百亿贷款当然会对投机者有好处，他公开承认，“世界就掌握在这些家伙的手里。” 墨西哥危机极其清楚地显示出全球化时代新的世界秩序形象。在这一次危机中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以前从没有显示过全球经济一体化以何种力量改变了世界的权力结构。这些因素似乎被看不见的手所操纵，超级大国美国政府，一度无所不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所有欧洲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都不得不服从于一个具有无可估量的摧毁力的更高权力的命令，这个更高的权力就是国际金融市场。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自由投机 在交易所，在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交易场所，在投资基金和退休养老基金保险机构，一个新的政治阶级登上了世界权力舞台。任何国家、任何公司企业、甚至任何一个纳税公民都无法摆脱这个政治阶级的影响：这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的商人们。他们能够指挥逐日增长的自由投资资本，因而决定整个民族的祸福兴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家的控制。 “拯救比索”行动不过是一个突出事例。全世界的政治家和他们的选民们越来越经常地注意到，那些金融市场的匿名活动家如何控制他们的经济，而政治只扮演了一种软弱无力的观众角色。1992年9月，几百家银行和投资基金机构的经理们仿效金融领袖乔治·京罗斯，凭借数十亿美元迫使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贬值。英格兰银行和意大利银行尽管投入全部美元和德国马克的外汇储备进行支持性收购，也无法阻止汇率下跌。这两国政府最终不得不从由于实行固定汇率而在经济上获得很大好处的欧洲货币体系中退出。 1994年2月，美国联邦政府提高了指导利率，美国资本市场陷于萎缩，德国联邦政府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看，德国公司不得不为美国贷款偿付突然大幅度提高的利息，虽然通货膨胀很低，联邦银行还是以一种很低的贴现率向各家银行提供原来就十分廉价的货币。1995年上半年，当美元汇率跌到1美元兑换1．35德国马克、73日元的历史最低点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德国政府同样无力维护自己选民的利益，眼看着本国出口工业被迫屈膝投降。 被那些无把柄可抓的商人们逼入困境以后，许多政府首脑出于无奈和恼怒开始咒骂。英国首相约翰·梅杰1995年4月诉苦说，金融市场上事情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完全不受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控制。”意大利前任总理兰贝托·迪尼，至少是本人作为意大利货币发行银行前任总裁，对梅杰的意见表示赞同：“不应允许市场暗中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认为整个金融行业都是卑鄙的，他直截了当地把这个行业的商人特权阶层的称为“世界经济的爱滋病毒”。 然而，这种臆想的阴谋活动是不存在的。并没有一个追逐利润的银行家卡特尔在这里进行活动。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秘密小集团在隐蔽的秘密房间中开会，密谋削弱这个国家的货币，或者把某个交易所的汇率抬上去。金融市场上所出现的，遵循的完全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理解的逻辑，是各工业大国的政府自把其祸。它们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市场的神圣经济学说的名义，自70年代初以来系统地拆毁原来用以控制和掌握货币与资本跨越边境流通的一切限制。现在它们像束手无策的学习魔法的小徒弟一样，抱怨说，它们再也无法驾驭和制伏自己和师父用咒语呼唤出来的魔鬼。 使货币摆脱国家支配的限制是从1973年取消各大工业国家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以后开始的。在此以前实行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在这个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山村里，二次大战的战胜国于1944年7月通过了关于建立一种国际货币秩序的条约，它保障了几乎30年的稳定。所有参加国的货币都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也要保障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与此同时，外汇交易要处于国家监督之下，巨额款项的交换与划拨在多数国家必须经过政府批准。这个体系是针对20和30年代的混乱发展所作出的对策。这种混乱发展是在狂热的民族自卫行动、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最后的世界大战中宣告结束的。 然而，狂热膨胀的工业和大银行都把这种官僚主义的控制看作是讨厌的绊脚石。美国、联邦德国、加拿大和瑞士自力年代以后开始放弃对于资本流通的控制，堤坝就这样崩溃了。“投机者”，即根据各种不同投资机会评估货币价值的商人们，彼此之间通过谈判确定汇率。固定汇率体系彻底崩溃了。 与此同时，其他所有坚持控制的国家都承受到很大压力。它们的康采恩抱怨它们得不到利息优惠的外国资本。1979年英国取消了最后限制，一年以后日本也紧紧跟上。剩下的国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共同体负责完成。欧洲共同体的领导人坚信自由跨越边境的经济活动会扩大福利，他们在这种信仰的指导下，自1988年以后建立起欧洲内部大市场。如欧共体委员会委员彼得·施密特胡贝尔所说的“在这个经济史上最大的非调控化计划”付诸实施的过程中，法国和意大利在1990年开始解除对货币与资本流通的限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则一直坚持到1992年。 西方七大工业国家为自已经济空间所作的决定正逐步渗透到世界其余地区。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个理想的工具。在这个组织的监事会中七个工业大国具有很大权威。在以往十年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权人经常发放贷款的地方，他们总是要把这些贷款与附加条件联系起来，即要求这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这个国家要对国际资本流通实行开放。 只是由于多数民主选举的政府和议会推行一种目标明确的政策和法律，在这条道路上逐步发展起独立的金融市场经济体系。现在，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个体系具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民众文化、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甚至世界上各民族国家的生态都无法像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信托基金公司等以电子技术联成网络、遍布世界的货币机器那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追求利润增长的光速度 在这种世界范围自由的基础上，世界金融业的业务在近十年内迅速膨胀。自1985年以来，外汇与国际有价证券交易的营业额增加到了10倍，今天平均一个交易日交换的货币总量大约1．5万亿美元，这是国际清算银行通报的数字。这个拥有12个“0”的总数，接近于目前德国经济年产出的等量价值，或者说，相当于全世界每年用于原油开支的4倍。而股票、康采恩债券、国家债券和大量的各种专项契约，即所谓金融衍生物的营业额也正以同样的数量规模向前推进。 10年以前，在法兰克福有一个专门经营联邦德国债券的市场，在伦敦有一个美国股票市场，在芝加哥有一个期货交易市场，这些市场遵循各自不同的法律。今天，所有这些市场直接联合到一起。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内都可以查询到所有交易场所的全部汇率数据，并且可以通过受话器进行买卖，而这些买卖的市场价格又立即会变为电子计算机的数据发送到全球各地。所以，如果美国利率下跌就会使世界其他角落，如马来西亚等地的股票价格被抬上去。如果对美国债务证书的投入没有回报，投资者就会把资金转向国外股票。如果日本中央银行向东京金融大楼以低廉价格出借货币，可能因此会使联邦德国债券价格上涨。这些廉价的日元被换成德国马克，投资于利息很高的德国有价证券，于是廉价的日元贷款就会变成有保障的、没有任何风险的收益。正因为如此，每一个想借钱或者想接受资本的人，无论是政府、康采恩公司还是房地产建筑商人，都立即会与所有潜在的债权人之间展开世界范围的竞争。无论是德国的景气状况还是联邦银行本身都不能决定德国资本市场的利率。这完全取决于专门从事货币交易的商人们的判断，他们像一支“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军队”（以《经济学家》杂志语），为了进行更好的金融投资，每天24小时不停地在全球赛跑。 这些追求利润的人，当他们在一个由许多分支机构组成的世界数据网络内进行工作的时候，以光学速度向前运动。这个网络是一个电子技术构筑的乌托邦，它的复杂性比作为具体交易活动的基础的复杂的数字还令人难以琢磨。把美元兑换成日元，接着换成瑞士法郎，然后再回过头来换成美元——在几分钟内，外汇交易者可以从一个市场跳到另一个市场，从一个纽约贸易伙伴再转向伦敦或者香港的另一个贸易伙伴，缔结上亿美元金额的交易。同样投资信托基金公司的经理们经常在几小时内把数十亿美元的款项推销给那些从事各种不同投资、处于各种不同市场中的顾客。经过电话和电子计算机键盘就可以把美国国家债券交换成英国债务证书。日本股票、或者土耳其政府发行的有固定利息的西德马克长期证券。除了各国货币以外，还有7 多种各种不同的有价证券正在进行跨越所有国界的自由交易——这是一个拥有无限机会和无限风险的梦幻般的市场。 为了对源源不断的大量数据进行加工，每个交易商人都实现了高效率的信息处理。29岁的帕特里克·斯洛就是他们其中之一。他同400多位同事一起，每天10小时毫不间断地在伦敦巴克利·德·佐特·韦德投资信托银行的交易大厅里，主管瑞士法郎的交易，简称“SWiss”。 他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3米宽的落地式工作台，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被喧哗声和不断的咆哮式的命令声所包围。在这个狭窄的工作面上安装着3个荧光屏幕和2台扩音器，它们用光学和声学手段无休无止地提供着各种最新数据。右上方是路透社的彩色屏幕，路透社是电子金融业务方面的市场向导。这家公司从一家普通的新闻通讯社发展成为电子化市场的主要组织者，因此每年赢利10亿马克。路透社通过固定线路，通过自己的卫星频道和设在伦敦多克地区的一台巨型电子计算机使斯洛与2 多座金融大楼和世界上所有的大交易所保持着紧密联系。 在屏幕上同时出现最近的3个关于瑞士法郎的报价或者对瑞士法郎的需求的情况，最近1小时内所有货币的最高汇率或者最低汇率，以及来自货币世界的最新新闻。与此同时，斯洛可以通过输入一个简单的符号告知每个参与交易的人，并且迅速缔结一项交易。然而此后他还不能离开，他必须注意他的两名经纪人，即独立的中间交易人通过扩音器向他报告的汇率行情。他自己要每两分钟向外公布一次自己的报价，一次是通过电话，一次通过电子计算机键盘。如果另一位顾客方面的经纪人接受了报价，接着就要打一个电话。 价格巡视员个人与路透社、EBS即一家国际银行财团竞争公司的电子经纪人系统相互之间展开竞争。这个电子经纪人系统接受任何报价，并且立即匿名地输送显示到荧光屏幕上。在“实时”内，也就是说立即地并且“在线上”，斯洛从他左边的EBS屏幕上随时获悉这个系统提供的用瑞士法郎买进美元或德国马克的最高收购价格和最低售出价格。重要的。因而在黄色的背景下用黑色大字显示的小数点后面的第三位和第四位数字不断变化。斯洛按一下身边键盘，计算机即可揭示出报价者的身份，并且自动地接通联系。 1996年1月的这个星期四，斯洛抱怨说：“市场变得神经兮兮。”从工作开始，他就着手研究交易所大楼的国民经济部信息处发布的（每日消息）。最重要的消息是法兰克福召开的联邦银行董事会会议结果。如果联邦银行继续降低主要利息的利率，美元和法郎可能继续上涨。问题是德国人能否承受得住，他们已经债务堆积如山。联邦银行家害怕通货膨胀是因为外汇交易已达到一个很大的固定数目。交易所大楼的经济学家们因此推测利率木会发生变化。斯洛赞成这种看法，他支持一种坚挺的德国马克。 半个小时以后，他开始对市场进行测试。在瑞士银行联合会那里，用瑞士法郎购买“德国马克”。他用电子笔，以很快的速度经过工作台上的接触点，把这笔交易的信息输入交易所大楼内部电脑联网系统：按1马克换0．81575法郎的价格兑换7000万德国马克。在他无意地大喊一声‘镇便宜”之后不久，汇率下跌了百分之一，斯洛——目前暂时——损失了70万瑞士法郎。而布巴帮了他的忙。德国利率依旧毫无变化。德国马克开始升值。由于这个消息，在几秒钟之内这笔损失又变成双倍的利润，斯洛核对数字准确无误，立即抛出，在一分钟内松了一口气。 他称这个使人神经紊乱的工作岗位是“受过训练的投机”，一场遵循铁的规则，并且达到很高水平的比赛，并认为自己是受市场驱赶的一名小卒。“即便最大的炒家”，如纽约城市银行“也无法单独推动汇率”，斯洛肯定地说：“这个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外汇交易者干的还比较简单，他们算计的仅仅是现在。在大厅的另一端坐的是推销金融衍生物生意的同事们。他们是与未来作交易，准确地说是以大多数市场参与者所预期的股票、债券或者货币在3个月或12个月后，1年或5年后的价格进行交易。他们的产物被称作互换信贷和泡沫，期货和预期，野狗和斑马。每个月都会有新的花样出现在市场上。所有金融衍生物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价值都是推导出来的（衍生的），也就是建立在今天或者将来对现有有价证券与外汇进行支付的汇率基础之上。 例如，人们打算以德国经济为赌注，不一定要直接购买德国股票。顾客还可以就德国股票指数签署一份期货合同，它——与保险金相反——如果指数上升超过协议价格的话，许诺支付一笔差价款项。对于这种情况，银行必须再通过另外一项合同，或者通过自己的现有股票进行担保。如果顾客愿意的话，他可以及时地通过另外一份期权交易保护自己免受德国马克汇率变动的影响，通过利息互相信贷，用他的长期贷款的利息来交换向银行支付的短期利息，或者相反。这种交易令人吃惊的效果在干，它把一种汇率下跌，或者一种负债者拖延还债的风险与购买现有有价证券或外汇分离开来，这个风险本身又变成了交易商品。 从前这种期货交易与风险交易只是为了对实物经济作出安全保障。出口商人可以因此保证他的贸易伙伴不会受到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自从电子计算机的容量实际上无限扩大以来，金融衍生物交易就变成了一种完全独立的交易，并且如国际清算银行前任总裁亚历山大·兰法路西兴高采烈地描写的，宣告了一个“金融革命时代”的开始。长期以来，所有大型交易场所都建立了自己专门的期货交易所。从1989年至1995年，所有两年期的期货合同的名义价值都翻了一倍。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了无法想像的庞大数目：41 亿美元。di 仅仅这个数字就已成为货币交易戏剧性变化的信号。这些交易中只有2％至3％用于直接保障工业和商业活动。所有其他期货合同都是市场竞争者彼此之间按照打赌模式进行的有组织竞争。“这个赌博是一年之内道琼斯指数将在今天水平基础上再向上增长25％，否则的话我来掏钱…”与赌场下注相比，这种打赌自然具有一种巨大的好处：在缔结一项合同的时候，他们必须支付的只是一笔数目很小的赌注。只有在必须实际兑现合同的时候，才去履行誓言。在这里，多数情况下要通过相应的另一份合同对于他们可能遭受损失的风险进行限定。因此金融衍生物的实际市场价值只是它的名义总数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们却从根本上使市场上的事情发生改变。资本结构的微小变动常常会引发大幅度汇率变动。结果，商人们的集体期待立场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有形的压力。 托马斯·费舍作为德意志银行贸易领导人，多年来从事营销活动。他认为，由于金融衍生物的交易，“金融世界从实物经济领域中脱颖而出”。客观的经济关系，主要利率与债券汇率之间的联系日益失去重要意义。人们算计的，也就是人们预期“别人会做什么。重要的不是为什么提高汇率，而是为什么这一种汇率能够提高”，从而预先采取措施。例如德意志联邦债券的价格发展不是由德意志银行息金债券交易商决定，而是很久以来就受到伦敦Liffe 期货交易所形形色色投机商人的制约，有三分之二的“联邦期货合同”是在这家交易所缔结的。由于这样一种机制，所有汇率波动的幅度，即用金融界行话来说的“挥发度”急剧扩大。 这种只是通过金融衍生物交易本身产生的巨大风险，首先使大银行财源茂盛、生意兴隆。仅德意志银行每年金融衍生物的交易就有10亿马克。在结算中显示出这项交易的重要性不断扩大，它证明了在全球化的世界金融业中，银行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储蓄存款的管理、贷款的发放都失去了重要作用。许多康采恩公司很久以前就拥有自己的银行。在这一方面西门子股份公司是首屈一指，独一无二的。它从事金融货币交易挣来的钱大大超过用它的世界著名产品所换来的收入。上百家大型公司目前正经营着自己的信贷业务，他们自己发行一种世界范围内通用的债券。除了纽约和东京的实际上从事全球经营的金融巨人以外，多数金融大楼只履行市场传送带的职能。它们的贸易分部只是电子化金融大军的一名小卒。那些发号施令的人指挥着所有其他高层机构。他们坐镇在投资信托基金或保险基金公司管理中心总裁办公室里。在以往十年内，这些机构以两位数的增长比例成为真正的世界资本聚积处。仅仅美国基金公司就管理8 亿美元的储蓄金和养老归还准备金，并因此成为无穷无尽、无止无休的资本涌流的巨大泉源。 简易房屋——白宫 在这种生意中，斯蒂弗·特伦德属于精英之列。他同另外两名经理一起，领导着一个所谓“赫奇基金会”。这是一种特殊业务公司，它的投资者通过特别明智的、然而也是十分冒险的投资方案，定期获取两位数的、有时还是三位数的投资回报率。在华盛顿康涅狄格大街到第八大街的拐角处有一个用红棕色的西班牙大理石和时髦的贵重木材装饰着的豪华降望台，特伦德和他的同事们从这里观察世界。这个新时代有什么特征？几年以前，在美国首都这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出现了一幢平安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大楼。几十年来热心于社会福利的美国人把目光转向了全世界，它的工作可以与德国的发展服务相比。当北美城市中心在80年代重新繁荣起来时，昂贵的房地产廉价卖给了投机活动家，一幢贵族气派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该大楼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建筑设计奖，就像美国代表队囊括了几乎所有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一样。在底层是豪华饭店椭圆形厅，其意在于与传奇式的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相媲美。 在同一层楼中，如金融大亨特伦德一样，媒介巨人《醒世时报》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眺望到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景色。从他们彩色的办公室窗户向外望去，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比尔·克林顿的住宅就像是一幢简朴的简易房屋。规模上与白宫不相上下的美国财政部的大片楼群，从金融大王和媒介大王的视野看上去就像一个招人喜欢的玩偶之家。纪念美国富有的第一任总统的华盛顿纪念堂高大的大理石纪念碑，至多不过表示一种尊敬。 特伦德在他的跨国媒介公司房间内轻松地但精力集中地关注着世界上的各种事件，以便把他的顾客们的20亿美元的资金引入正确渠道。他那里也装有一个路透社的荧光屏幕，还有他的机内通话装置，即配有一个微型话筒的扩音器，就像电视屏幕和电子计算机屏幕之间的一架台灯安放在那里。遍布世界的近百名工作人员，都能听到他的声音，首先当然是他的那些在东京、伦敦和纽约交易所中的交易员们。几秒钟之内他可以不引人注意地、但很有效率地调动数十亿的资金。 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另一端的美国国会正在开会。特伦德不断用眼睛盯着电视实况转播。如果他要描写他的工作，那么他不像伦敦的帕特里克·斯洛的情形那样，他所关心的不是每天在交易所和外汇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的人的目前的利润。特伦德是要及时地对世界范围的形势作出判断，而这正是各国政府让他们的秘密侦探和总参谋部所做的事情。 一年中，他要五至十次地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地区和增长地区进行为期一周或两周的旅行。在那里，他要对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可能想到的方面进行侦察。对于他来说，几乎没有一个大门是关闭的。他的那些来自工业界、政府和货币发行银行的谈话伙伴都知道，这样一种投石问路对于跨国资本的流动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在谈话中，特伦德寻找的并不是数据和数字计算为基础的形势预测。他教训人们说：“目前的数据每个人都可以从计算机中获取”，“要计算的是人们的情绪，正在孕育中的各种冲突”。而历史总是不断重演的。谁要懂得一个国家的历史，他就能够很好地预见到“从目前危机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位投机家精确、冷静地寻找迷信电子计算机的竞争者所作的错误估计和各国政府所犯的战略性错误。这样一种漏洞终于在1994年秋季被他找到了。当时世界范围的景气形势不断高涨，关于德国的形势预测也是很乐观的，因此市场要再一次提高利率。“这是很愚蠢的”。特伦德今天很高兴地说：“我们知道，德国未能控制过高的劳动成本问题，我们也还知道，德国的中等规模公司把所挣来的每块美元都兑换成德国马克，以便填补本公司的成本。所以比安索主张德国马克升值，使宏观经济迅速降温，继续降低利率。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并且成功地进行了“最近几年来最成功的一次投机活动。”这个基金公司以低廉价格大规模地收购德国马克和德国马克的期货债券。这些合同必须在3个月、6个月，甚至12个月以后才能兑现，特伦德认为，在几个月内将升值10％以上。 这么大数目的一笔钱，自然只有那些——如赫奇基金会——不是仅仅把他的全体当事人的资本投入进去，而且还要通过短期贷款使投入的资金成倍翻番的人才能挣到。风险是很大的，但是如果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话，投资者的利润将从10％迅速增长至50％。这个基金公司的经理在几周之内将会捞到相当于一年的收益。如果其他的基金公司和银行实行同样的投资战略，在这条道路上将导致他们所预见的汇率发展，那么，最终会从中获得数十亿。在以往的年代里，特伦德和他的同事们经常如愿以偿。他们基金公司的一张股票的价值从1986年至1995年期间增长1223％，股东的财产平均每年翻一番。 结果恰恰就是投机者（如财政部长特奥·魏格尔所说）在1992／93年期间彻底改造了欧洲货币体系。当时专门从事以钱生钱的人投入的主要是借来的货币。现在他们又获得了在物质经济中无论如何也无法取得的如此巨大的利润。竞争对手不仅有其他的市场参与者，而且还有15个欧洲国家政府，涉及的不仅仅是货币，而且还要比以前更多地涉及到市场与国家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 每分钟数亿美元 一种稳定的货币对于任何国家的国民经济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优势，这种稳定的货币使人们在从事进出口交易时能进行可靠的估算，并降低为了确保汇率波动风险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早在1979年西欧各国政府就已联合起来，把当时所有欧共体国家的货币彼此紧密地联结起来。至少在欧共体内部抵消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统治的丧失而造成的消极后果。这还有利于经济上欠发达地区进行经济赶超活动，逐渐形成“趋同”局面。负责保障汇率稳定的是货币发行银行，它在任何时候都会使里拉、比塞塔或英镑以固定价格与德国马克相兑换。多年来，对于货币投资者来说，欧洲货币体系本身就是一笔很好的生意。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国家，如意大利、英国或者爱尔兰，对于国家或私人贷款提供的利息高于美国和德国，而且汇率风险是很小的，反过来兑换成德国马克或美元也是受到保障的。 然而德国统一却使这个体系陷入了混乱。通过与东部的货币联盟，联邦德国政府赊购了民主德国，即事实上一个破产的工业国家。德国马克的货币流通总量迅速膨胀，并没有一种商品和设备的相应等价物，而且面临通货膨胀率增高的威胁。联邦德国银行以大幅度提高利率来对付这些危险，所有其他欧共体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也不得不紧紧跟上，以便使自己的货币相对于德国马克的实际价值保持稳定。然而这种做法在总体经济上看还是很成问题的。高利率就会使投资窒息。德意志联邦银行在欧洲范围内突然受到袭击，大型康采恩公司开始把他们的结存款项分别兑换成里拉、英镑和比塞塔。因为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些货币即将升值。尽管如此，欧洲联盟的掌权者还是犹豫不决，不敢贸然放弃欧洲货币联盟。最后，整个欧洲一体化的主张都受到影响，他们希望立即结束德国统一危机和高利率危机。两年之后，甚至这个希望也化为泡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两年就是很长的时间了。 在欧洲货币体系的这场危机中，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即以美国百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财产为基础创建的量子基金会的首领，嗅到了他飞黄腾达的巨大机会。德鲁肯米勒是人格化的美国之梦。在大学的时候他屡经失败，甚至70年代才通过银行学徒的招工考试。然而他作为出奇制胜勇敢下注者的名声使他在匹兹堡一家小银行谋得一份股市行情分析的工作，然后在德雷福斯王朝充当财产管理人，最后作为乔治·索罗斯的接班人，登上了这家基金公司的宝座。自此以后，原籍为匈牙利的索罗斯通常只作为富有鞋力的公司广告人物发挥作用。他还作为东欧经济改造的促进者和资助者贡献了他的力量。如北美经济杂志《商业周刊》关于索罗斯报道的标题所说的，他是“推动市场的人”，而量子基金会的真正领导人则是德鲁肯米勒。 1992年8月，德鲁肯米勒最早认识到，欧洲货币体系保卫者们的形势实际上是如何棘手。从斯德哥尔摩到罗马，各国政府的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几乎每天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将坚持既定的兑换汇率。但是与此同时却又泄露出消息说，货币比较疲软的国家准备接受德国马克贷款，以便补充自己的货币储备。 对于向欧洲货币体系发起攻击的人来说，关于货币发行银行的德国马克储备的数据是十分珍贵的，这就像在战争中获得一座被围困城市的食品和饮用水储备情报一样。用这些数据武装起来的德鲁肯米勒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他的战略十分简单，每天不断地借来大量英镑，只是为了在英国各家银行中立即兑换成德国马克，这些货币机构再向英格兰银行要求提供德国马克。越来越多的模仿者也照此办理，他也就越来越有把握迫使英格兰银行倾尽全部储备。最后，英格兰银行作为以现行高额市场汇率进行支付的最后买主，将无力支付，从而不得不让英镑贬值。量子基金会此后以不断下跌的汇率重新购买英镑，同时又还清贷款。即使英镑只下跌了10％，这笔生意就可以从每英镑赚到25芬尼的利润。 直到9月的第二周，英国人还对德意志联邦银行抱以希望。英国人凭借无限的德国马克资金储备从理论上是能够保护英镑抵御这场攻击的。为了对付规模越来越大的投机浪潮，德意志联邦银行不得不向市场投放数十亿马克。法兰克福的货币守护者们相信，这种投放将激起通货膨胀。9月15日，德英两国的团结互助走到了它的极限。当时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赫尔穆特·施莱辛格在一次报界联席会议上顺便解释说，欧洲货币体系需要作出一些“适应反应”。这个表态在几分钟内传遍全世界。后来，金融专家在送交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中判断说“这等于发出一份建议广告，让人们‘购买英镑’！” 通过协议和法律迫使自由的资本流通遵守规则的约束，伦敦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就只剩下这一个武器了。他可以提高利率，让攻击者为他们——借来的——赌注上税。在施莱辛格背叛的第二天，他在上午11点和下午2点，两次提高银行新出手货币的利率，每次提高2％。然而预计从英镑贬值所获得的利润大大超过了提高了的利息成本。拉蒙特自卫措施的唯一结果就是投机者依旧大笔大笔地借款和兑换。到下午4点，英格兰银行全部储备的一半都已赌输并且支付出去。几个小时内，英镑贬值9％，攻击者获得梦幻般的利润。仅仅德鲁肯米勒就为量子基金会挣到10亿美元。索罗斯事后公布了这个数字。 在以后的几天，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重复上演了这场戏剧。为了防止遭到同样命运，瑞典人和爱尔兰人进行了强硬的紧急自卫。他们一下子把利息提高到500％和300％。但是投机者非常准确地把这种自卫解释为一种虚弱的表现。他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他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坚持不了多久，如果他们不想扼杀自已经济的话。瑞典人到11月终于罢手，重新恢复正常利率，瑞典克朗贬值9％，爱尔兰到第二年2月也紧紧跟上，货币贬值10％。 围绕欧洲货币体系的这场斗争远没有终结，坚挺的法郎还在坚持着。与其他国家情况不同，法国货币从来没有受到人们过高评价。1993年初，这个欧洲第二大国的国民经济甚至比德国还要好。从以往年代所取得的成就中已使那些追逐利率的人尝到甜头。仅仅波恩和巴黎所宣布的要保持对德国马克的平价并且在没有英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下也要拯救欧洲货币体系的政治意志就足以挑起新的投机浪潮。巴黎的货币发行银行在数月时间内进行了支持性购买的一切努力，并试图强迫法兰克福的同事最终降低利率，以便减轻欧洲货币体系的压力。德意志联邦银行在7月29日星期四的董事会会议上并没有满足这个愿望，此后再次掀起大规模投机浪潮。第二天在巴黎的法国财政部匆忙召开的解决德法危机的紧急会议上，法兰西银行总裁雅克·德·拉罗西埃要求他的法兰克福同事们极尽全力予以支持。在代表团辩论的时候，他们实际正经历欧洲货币体系的总崩溃。仅仅一个数字就可以证明这场针对法国的世界范围的投机活动所取得的十足优势。在第二天上午投机活动达到顶峰的时候，一时间巴黎中央银行几乎每分钟即损失1亿美元。到交易所关门的时候，拉罗西埃的工作人员已抛售了500亿美元，这些总数的一半处于投机家的手中。 施莱辛格和他所指定的接班人汉斯·蒂特迈耶尔并不想承担罪名，也不想为估计还将继续下去的投机活动承担责任，他们建议法国人放弃努力。而这些法国人相反地把整个问题的起因都推到德国头上。星期日深夜，拉罗西埃和他的政府还在徒劳地向德国人施加压力，直到星期一清晨1点钟，在东这一过程的关键。在追求最大利润的驱使下，世界的储蓄财富应当不断地流向能得到最佳利用的地方。货币主义者认为，这种最佳利用当然就是指能带来最大收益的投资。因此来自资本雄厚国家的金钱在充满投资机会的地区就能够使储蓄者收获到最大限度的利润。相反地，接受贷款的人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选择那些利息最低的贷款人，从而不必在国内屈服于本国银行卡特尔或者说不必向本国银行交纳高额利息，以致于他们在国内用于投资所需要的储蓄大幅度减少。从这种资本流动中获益的——至少从理论上说——是所有民族。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最佳投资会带来最高的经济增长率。 这样，货币主义者就使金融市场所发生的事情具有了更高的理性。正如蒂特迈耶尔原来在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会中的同事、今天在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中任职的格德·豪斯勒所说的，这种理性的体现者只不过是“用货币贬值和提高利率的手段对政治上的错误施加惩罚的仲裁人”。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金融市场是评判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法官和陪审员”。对于民族国家来说，丧失权力只能是一件好事。政府失去的只是滥用权力，只是过度征税和提高债务导致通货膨胀的机会。这是强制性的“正常纪律”。 这个没有国界的金融市场真的能成为福利的总源泉，成为经济世界的理性守卫者吗？这种说法不仅会发生误导，而且还是很危险的。类似的说法使人们看不到与此相联系的政治风险。因为国家越是依赖于投资者的良好愿望。政府也就越是毫无顾忌地对于那些本来已经特权化的少数人即货币财富的占有者实行优惠政策。而他们的利益总是相同的：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他们货币的稳定的表面价值，对他们的利息收入尽可能减少征税。这些市场崇拜者不断地把这些目标等同于共同福利。而且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中由此形成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各国之间金融经济的短路迫使他们争先恐后地减少征税、降低国家开支，放弃社会福利平衡，其结果不是别的，而只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再分配。谁能够为（资本的）强者创造良好条件，谁就会受到奖励。而违犯这条热带丛林规律的政府就会受到惩罚。 国外的无政府主义 放弃资本流通中的（国家边界）控制就会使一种灾难性的、自私自利的推动力发挥作用，它将系统地挖掉民族主权的基础，并且长期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国家失去了它的征税主权，政府听任人们敲诈勒索，警察当局面对刑事犯罪组织软弱无力，因为它们抓不住这些组织的资本。 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所谓的驻海外金融机构的发展更能说明世界金融体系敌视国家的趋势。从加勒比海、列支敦士登，直至新加坡，今天已经有100多个机构分散到全球各地。这些银行、保险机关和投资信托基金机构管理着富有顾客的资财，并且有计划地逃避这些资财所属国家的干预活动。港口经营者援引逃资的计划到处都是一样的。他们许诺对外国人的投资实行低税率，或者干脆木征税；对于任何泄露涨户身份的行为都要严加惩罚，即使是在国家官方询问时也不能泄漏。 在逃税场所中，属于所谓的英国“属地”的加勒比海开曼群岛是市场的领先者。在这块面积14平方公里，1．4万居民的领地上有500多家银行注册营业。金融行业所有有地位。有名气的公司都有代表在这里，其中包括10家大型德国金融公司。甚至国有银行，如西德州银行或黑森州银行也都要在开曼群岛上获得外逃资金。它们的欧洲顾客在偷税漏税的时候，当然不会依靠加勒比海。他们在欧洲的泽西岛、根尼岛以及在德国的利希腾斯泰因和卢森堡的侯爵领地上都可以找到同样的服务部门。 近几年来，直布罗陀一跃成为新的吸引资本的磁石，被委婉地称作“绿洲”，变成国际逃税犯罪中心之一。已经有10万名富人把他们的财产表面上转移到这里。顾问们，如阿尔贝特·科赫，玛丽娜海湾咨询公司的老板，负责居间介绍逃税者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从建立一个匿名的皮包公司到伪造的移民证。德国商业银行通过简短的广告用语——“聪明的投资者现在正驶向直布罗陀”——正在为向南部逃税大作广告。在接近西班牙南端的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迈伊大街，德国商业银行的分支公司的20名职员欢迎一切逃税者。至少10万马克才能开设一个定期储蓄户头。谁希望一种能带来利息的财产管理，必须要投入50万马克。分公司领导人贝尔恩特·冯·厄尔芬兴高采烈地说：“这里具有一种真正的银行秘密。” 这个海外系统酿成的损失几乎无法测量。对于这种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来说，几乎再也没有比它更好的温床了。对他们非法所得的财富进行追踪调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是否有从各种各样的犯罪中获得的利润通过驻海外机构被偷偷地塞进合法的货币循环，有多少这样的利润，是无法掌握的。在联邦信贷监察局工作的米夏埃尔·芬代森承认，“对此没有什么经验材料”。瑞士联邦警察估计，自1990年以来，仅仅从俄国就向西方转移了非法来源的500亿美元。各种俄国黑手党的金融技术桥头堡是塞浦路斯海外中心。在那里300多家俄国银行维持着表面上的分支银行，年营业额达120亿美元。芬代森肯定说，这些银行也同德国的电子支付系统联了网。不管内务部长和与银行有关的人士如何保证，德国对于这些靠犯罪得来的钱敞开了大门。奥地利的情况也是如此。维也纳安全专家估计，黑手党在该国银行中存入的资产有2000亿先令，约合190亿美元。 与这种合法的、有组织资本外逃使国家金库遭受的毁灭性损失相比，跨国犯罪组织渗透的危险已经黯然失色。德国富豪们仅仅在德国金融行业在卢森堡的分支机构和投资信托基金公司中就存放了2000亿马克。因此每年大约有上百亿的收入逃过财政部，大约相当于政府从纳税人的社会互助附加税中所获收入的一半。基金管理人员把大部分外逃资金再反过来投资德国，甚至多次投资于国家公债。因此国家又变成了骗取它的税款的人的债务人，甚至还要支付利息，这种利息是赠给债权人的一种免税的附加收入。 在这里，设在卢森堡的改头换面的金融机构只是一个使政府财政资金源源不断外流的渠道。把所有资金外逃的地点加起来计算，谨慎估计德国政府每年税收损失高达500亿马克，接近于联邦政府每年新增加的债务。对于共同体来说，如果所有国家损失加到一起，相当于一种持续性金融灾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在所有海外分支机构旗帜下管理的资金总计为2万亿美元。对此国家无法进行干预，而这笔钱又在这些国家内通过经营而谋取利润。仅仅开曼群岛近10年以来，来自外国人的银行存款就已超过德国所有金融机构。人们远不能掌握所有外逃资金的情况。国际收支结算年复一年地显示出数百亿的赤字。这也就是说，货币的流出还是登记的，但是——从统计数字上看——流向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因为海外交易场所的许多银行从不公布用于统计目标的数字。早在1987年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和欧洲货币体系的专家们计算，在这个世界经济黑洞中所隐藏的财富已达到1万亿美元。 很奇怪的是，所有这些交易中绝对没有一个现实存在的，把自己的旗帜交给金融世界支配、甚至出让民族国家主权的政治人物或政治组织进行活动。事实上几乎没有人提着装满现金的皮箱千里迢迢来到加勒比海或者列支敦士登。在那里几乎没有货币保管所必需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也完全不必要。一个信箱，一名总代表或信托人就已经足够了，其余的由电子计算机承担。因为这种资本外逃的生意是在银行和公司的电子计算机网络上实现的。而这些网络中心是在德国、英国、日本或美国土地上。在它的网络上金融行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大部分硬盘存储数据报告给海外地区。 因此，对于税收机构和警察局来说，堵住资本外逃渠道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无需去占领任何国家。但是，这种行为又是与自由的资本流动相矛盾的。迄今为止，金融康采恩公司为了阻止对于自身“秘密”的任何侵犯，只要指出这种侵犯有可能导致把生意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就足够了。 1996年初，联邦德国再次演出了一场闹剧。由于日益上涨的财政赤字，德国税务调查员第一次在大银行进行了一些搜查行动。德累斯顿银行的老板于尔根叶枝青和他的许多同事当场表示抗议，认为这种行动对于提高人们的纳税道德是很不相宜的，而且会有损于德国的金融地位。就像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逃税能力，德意志银行此后不久提交了一份年度总结，其中他们以42亿马克的经营结果显示了所取得的历史上第二个最高利润，但是他们上交的税金与去年相比，却减少37700万马克。 浮士德契约 根据这个原则，民族国家和它们的政府简直可以被任意敲诈勒索。在有组织的金融工业压力下，它们几乎要在世界范围内遵循由德累斯顿银行的扎拉青和他的同事在1996年重新规定的道路：降低财产税和资本投资税，对一切金融服务部门放松控制，节省对于国家服务部门和社会福利任务的开支。因此，如扎拉青所说，高额税率会“助长人们的绝望情绪，并挑起反抗，导致逃税活动。政府的财政预算过了一年又一年，颁布了一个又一个税法，伴随全球化的发展，社会不平等日益加深，无论文化与社会价值会如何不同，到处都是一样。 这种强迫政策步调一致的机制是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发挥作用的。美国《新闻周刊》杂志评论说，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对于有关国家来说犹如一纸‘提士德契约”。首先它使政府对于可供全球支配的资本储备实行门户开放。国家可能由于国外资本的投资而背上很高的债务，这时的债务将大大高于它仅仅依靠本国储蓄者和富人的时候。这种诱惑对于任何野心勃勃的政府都是不可抗拒的。就是德国统一，如果没有外国人购买联邦德国债务，在财政上也是无法维持的。今天德国的政府债券有三分之一握在外国人手里。然而进入世界金融领域必须要付出高昂代价，向利率等级制法则屈膝投降，交出权力。而多数选民对此几乎毫无异议。 最有影响的、体现金融市场世界统治权力的匿名代办处是纽约教会大街99号的一幢笨拙的、11层高楼的砂岩建筑。在世界贸易中心两个塔楼的阴影中，世界最大的、最受欢迎的资本投资评估代办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的300名高薪分析专家在紧张地工作。在大门上方，一个12平方米的、金箔镶嵌的浮雕向人们宣布了这家公司的哲学和兴趣：“商业信贷，这是现代化的创造。只有那些具有很高悟性、管理出色的民族才有权使用它。信贷是现代贸易自由体系维持生命的呼吸。它对各民族财富所作的贡献，要比世界上所有金矿的贡献大上千百倍。” 在这个金色信条后面呈现出一个具有权力和严守秘密的地方。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看守如此众多国家和公司的秘密。外面的来访者，无论什么等级，都不能进入工作人员的工作场地。客人们被直接请进一个铺着厚厚地毯的接待室。会议讨论全在第11层的豪华会议室中进行。 创业于本世纪初的这家公司的副总裁文森特·特鲁格亚仅仅声明，什么事情是穆迪公司所不能做的：“不，我们不对整个民族作出判断。我们的评价不是道德上的，不议论一个国家的真正价值。不，我们不议论各国政府，至于它们必须做些什么，我们也从不提任何建议。”然后，依据实践来看，这种保证其实是一种韬晦之计和伪装。因为特鲁格亚本人就是穆迪公司民族评估部门的头目。在他的主持下，这家代办公司把世界上各民族的信贷声誉作了排队比较。只有那些金融经济精英，如美国、日本和欧洲联盟中比较稳定的国家，如德国和奥地利才会获得“Aaa”，即所谓“3A”称号。而盛产石油的挪威却不得不屈于“Aa”的称号。因为据穆迪公司解释，在那里，资本投资的“长期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而负债累累的意大利只获得一个“入’的称号，因为它“对于未来的衰落缺乏防御能力”。波兰获得“Baa”称号，是比较差劲的。这家机构估计在这里只有“某种程度上的金融安全”。在匈牙利（Ba），连这种金融安全都是“很成问题”的了。 这种评估具有直接作用。投资基金公司和银行的商人们会把这种评估自动地翻译为关于购买各国国家债券的风险参考附件。通过穆迪公司的评估，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市场形象。穆迪公司的评估是不能忘记的，在创业几十年以后就开始颁发这种评估。阿根廷被无可更改地贴上“B”类国家的标签，因为在以往年代里，由于混乱的金融政策，通货膨胀率达到三位数，打破历史纪录，有时甚至不能按期为它的债务支付利息。但是今天阿根廷拥有南美最稳定的货币。至少近五年以来，货币发行银行始终保持了对美元的汇兑平价，通货膨胀率也并不高于美国。目前由于僵化的经济政策，这个国家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结构危机。居民们为了稳定货币而作出的牺牲并没有从金融市场那里获得酬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不得不向汇率稳定的德国马克贷款支付3。8％的利息，这个利率比获得“3A”称号的德国自己的利率还要高。 对于特鲁格亚和他的小组来说，这一切都是彻底运用经济标准的结果。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贿赂的声誉，穆迪公司的工作人员只能外出旅行两次，即应某一国家财政部邀请，检查该国金融财政。这位穆迪公司的副总裁保证说，每名分析员必须按月公布他自己的投资，不允许任何人在公布判断以前抢先行动，参与投机活动。即使政府施加压力也毫不姑息。“我们只承认投资者的利益，我们不搞政治。” 然而，结果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这家代理公司的判断也许会使有关国家付出增加数十亿利息负担的代价，还会对各国的选择施加影响，并影响到整个民族的自尊感情。1995年2月，加拿大元陷入跌势，在市场上已被当作“北方的比索”。琼·克雷蒂安总理设法借助一项新的预算计划和削减开支来阻止资本外逃。然而，这项计划刚刚拿到议会辩论，穆迪公司就评论这次削减“‘是很不够的”，并宣布有可能把加拿大债券降为“Aa”级。此后反对派领导人据此津津有味地谴责政府推行了一种不适当的金融政策。克雷蒂安的当选机会直线下降。（纽约时代）杂志讽刺地评论说：“穆迪公司的这个人统治着世界”。类似事件不断重复出现。1996年，又是大选前夕，这家代理公司对加拿大的信贷等级进行复审评议，悉尼各大报的通栏标题是（阴云覆盖下的政府）。工党竞选失败。 没有法律的法庭 市场逻辑自上而下地垂直渗透绝不仅仅是那些可恶的国外投资者造成的。凡是资本市场已经国际化的地方，本国财富占有者立即晋升为国家审查员。他们可以最终把自己的钱投向别的什么地方。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瑞典那样，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最初，由于它被奉为榜样的社会福利政策而被人们交口称誉，这个国家努力尽可能实现一个社会公正的资本主义。但是所有这些在今天已经所剩无几。康采恩公司和财富占有者自80年代末期以来，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岗位和储蓄资本转移到国外。尽管国家征税收入有所减少，政府还是降低了对高额收入的征税。财政预算赤字日益膨胀，政府被迫对大量社会福利计划进行限制。 然而，这些还不能很快地满足市场要求。1994年夏季，工业大王斯卡尼亚卡车公司的主要股东彼得·瓦伦贝尔格威胁说，如果政府——当时还是一个保守党联盟执政——不把国家赤字降下来，他就要把康采恩中心转移到国外。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保险公司斯堪的亚公司的老板布耶尔恩·沃尔拉特甚至要求联合抵制瑞典的国家债券，直到以欧洲平均利率进行交易为止。第二天，斯德哥尔摩的定息证券就卖不出去了。瑞典克朗的汇率与它的股票价值一起同时下跌。政府和所有接受瑞典克朗贷款的人，今后对于所借的钱必须以4％的利率进行偿还，这比德国马克的利率还高。这个国家深陷债务之中，大幅度削减预算已不可避免。今天瑞典对穷人的救济缩减得比德国还要少。 就这样，瑞典走上反社会福利的路线，这个原来被奉为楷模的国家现在又在为一个高值货币和相对优惠汇率而得意洋洋。威胁自然依旧存在。1996年1月社会民主党总理格兰·佩尔松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危险。在竞选斗争中他公开建议，他对失业和患病的救济提高到原收入的80％。两天以后，穆迪公司公布了它的报告，据称瑞典国家稳定金融财政的措施是很不够的，它必须“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第二天，定息证券和股票汇率下降30％至100％。瑞典克朗的表面价格也在直线下滑。 在德国，人们也正在按照同样的脚本拆毁试图通过高额累进税限制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福利国家。保守党一自由党联盟政府遵循工业界和银行界的要求逐步改进税收体系。最近他们又两次降低公司所得税纳税标准，因而使大企业获利。最大公司纳税比例下降了5％。此外，对于独立经营者的折旧优惠大幅度上升。相反地，由于德国统一而增加的所有负担都完全落到群众性征税上面，首先是工资税和增值税。结果不言自明：1983年，赫尔穆特·科尔就任联邦总理上台执政时，公司和独立经营者承担全部纳税负担的13．1％。13年以后，这个比例减少一半，降到5．7％。1992年在布鲁塞尔办公的欧洲联盟的一个高级专家小组确认，在向公司征税方面，德国已落后于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平均水平。联邦德国至少在税收方面，长期屈服于全球范围内对社会福利国家的攻势，而且在资本市场能够利用高利率对它进行惩罚之前，就已经投降了。 就是美国政府目前也正顺从地遵循那些操纵资本流动的金融界人土的判断。1992年比尔·克林顿进入白宫。他曾向选民们许诺实行一个内容广泛的改革纲领。处于衰落中的各州公立学校应当重新振兴成为一个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教育体系，每个美国人未来都将获得疾病医疗保险，但是，不增加国家开支这个方案就无法实现。大选以后，美国债券汇率开始下降。投资的银行家们公开结成反对改革的统一阵线。克林顿就职几个月以后，也就是早在他失去议会多数以前，改革计划就已被迫搁浅。多年担任克林顿顾问的詹姆斯·卡维勒灰心丧气地宣布：“以前我希望，如果能够再降生一次，下辈子我要当总统或教皇。现在我希望，若重新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像息金市场一样，一个人要能使每个人都感到威胁。” 由于屈从金融市场的统治，结果就会造成对民主的沉重打击。今后虽然每个公民都有一张选票，政治家也总是要在所有社会阶层之间寻找利益平衡，以便获得多数。无论是在瑞典、美国或者德国，都是如此。但是在选举以后，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却是金融学家所称的货币投票权。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职业的货币管理人员所履行的只是他们的委托，这种委托要求为被托管的资本带来尽可能高的利润收益。今天他们凭借自己的优势力量，可以向百年以来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平衡改革政策千辛万苦所争得的一切成果提出挑战。 在这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控制资本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今天却又在全球范围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不断提高工资和国家组织的社会福利测器保护使得近50年内出现了一个中间等级社会，现在金融市场也在办理中间等级的储蓄存款工作。在以往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所拥有的收入大大超过维持日常生活的必需开支。由于他们在保险公司、银行、基金公司的储蓄而给别人提供了向工会和社会福利国家发动猛烈攻击的材料。德意志银行调查部估计，世界范围内投资资金仅为7万亿马克，其余10万亿马克则由养老储蓄方案的设计者如由德国的各种保险公司管理。工薪优厚的中间等级公民因此经常身兼牺牲者与实行者、赢利者与失败者的双重身份。当他们的资本——人寿保险利率提高的时候，他们的收入由于税赋的加重而蒙受部分损失。他们把自己的储蓄交给投资基金公司，而这些投资基金公司的经理作为他们雇主的最大股东明天就会在那里成立一个董事会，该董事会——为了资金投资者的利益，会无情地推行合理化，剥夺他们的劳动岗位。 关心债券汇率与货币稳定的各国政府因此完全有理由要求为福利社会一部分人的目标服务。只有那些不再拥有值得一提的储蓄存款或被迫失业的人并且已无法再进行储蓄的人才会从炉子的铁罐子缝中漏下去。国家通过市场所作的“盲目惩罚”远远不像货币主义者要人们相信的那么“健康”。这种惩罚不仅否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政治不但要服从于市场法则，还要服从另外的法则，而且还把各民族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拉平，制造出一种可怕的日益增长的潜在冲突。 瑞典的大多数人时至今天也不希望他们的社会单纯追求资本利润的目标。只是由于这一点，瑞典政府才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国家。而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在1995年春季没有选择继续缩减国家财政预算的作法，此时此刻他的最重要目标是必须保护国家不要分裂，法语省份魁北克正在用要求分离出去的全民投票威胁着这个国家。他曾经削减划拨给这个省政府的经费，结果只是使分离主义分子有了更多的追随者，使他的国家蒙受更大的经济损失。1992年，意大利政府也不再如一些教授和投机分子嘲笑的那样从官僚主义的愚昧出发反对里拉贬值，而且他们还要保护数百万——根据银行建议——通过抵押楼房住宅换取资金的家庭。这种抵押是以欧洲联盟的货币欧元来结算的，由于欧洲货币体系的总崩溃，他们的欧元收入贬值大约三分之一，他们不得不把30％的收入返还给抵押银行，否则的话他们的房子就只值1个里拉。因此投机者被巧妙地送到讨厌的右翼政党联盟“自由联盟”的手中。它的激进传道者、新法西斯分子贾恩弗兰索·菲尼表现出维护占便宜的抵押债务人利益的代言人的特点。 而在各民族之间关系中，金融市场也在挑起冲突，这些民族越来越多地被剥夺政治调控能力。被迷信市场的经济学家称作世界金融法庭的外汇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经常作出极不公正的判决，它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律，只会制造经济混乱，而不是公正。 这些追逐利润的人在贸易空间中原则上首先选择经济大国，而不是首先选择小国，完全不管国家金融和国民经济的状况如何。像爱尔兰、丹麦、希腊或者泰国，对它们实际支付利息不超过2％，因为它们是小国。从市场技术上有一种绝对化的思想，即认为市场越小，风险越大，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就找不到买主。1995年以前担任德意志银行外汇主管人的克劳斯·彼得·默利茨解释说：“这就像电影院失火以后，所有的人都想逃出去，但是出口不够。”这种“退场风险”值得人们去上一笔风险保险。但从国民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个原则还是很荒唐的，它使投资成本昂贵。 与此同时，大国远远不像小国那样害怕市场的判失。从这种判决中捞取好处的首先是美国。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像美国那样动用别人的储蓄资本为自己服务。近10年以来，美国统计显示出一种负数的国际收支，这也就是说，消费者。公司和政府从国外借来的钱远远超过了他们对世界市场的投资。自1993年以来，这笔亏空总计占全部社会生产的1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尽管如此，美国公司或者建筑商人绝对不偿付过高的惩罚利息。这个纯粹的市场大国只关心如何使美元投资相对安全，并因此保持吸引力。此外，还关心如何使美元今后继续成为世界范围的储备货币。在各国货币发行银行的全部硬通货储备中60％以上都是美元，全部私人储蓄中几乎有一半是美元。而且一位中国农民或者一位俄罗斯工人都要把他们的美元盈余保存积攒起来，虽然美国实际经济成就不到女界生产的五分之一。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知道，如果牵涉到他们货币的稳定，就会有一半世界站到他们方面。 作为武器的美元 巨大的木平衡使得世界经济的很大部分依赖于美国国内发展。自1990年以来，商人们和国民经济学家都注意到，归根结底，唯有美元区的情况决定世界范围利率的发展。1994年春季，在德国一切迹象都显示出宏观经济衰弱。根据流行的国民经济法则——由于信贷需求减弱——必须要明显降低利率，这是启动投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然而美国经济却显示出上升的增长势头，美国国内市场利率突然暴涨。欧洲也迅速地把利率提高7％，在经济预测专家的行话中这被称作“宏观经济的毒药”。一年半以后，联邦德国又滑入衰退，而当消息报道美国工厂正在满负荷运转时，同样的戏剧又再度重演了。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低额优惠利率近10年毫无变化。德国货币保护者努力从银行借出更多的钱，德国公司企业也尽可能地借钱。1995年与上一年相比贷款增加7％。然而这笔廉价资本立即流向国外可获高额利润的市场。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赫尔穆特·黑塞清醒地判断说：“货币发行银行单独降低利率的能力，很遗憾，已经消失了。” 对美元区的依赖性为华盛顿金融与货币政策专家们创造了一种权力地位，这种地位越来越多地把他们引上了同其它民族发生冲突的路线。在围绕金融经济统治权力所进行的隐蔽战争中，判断力量对比的标准就是外汇汇率。1995年的前四个月美国货币对日元、德国马克的比价下跌了20％，全球经济机器陷入混乱，在欧洲和日本引起一场新的衰退。夹着公事包的战略家们惊慌失措地改变他们对于德国马克和日元的投资结构。结果木仅美元，所有欧洲货币对于法郎和德国马克的比价都在下跌。德国公司的国外收入突然贬值，大大低于所估算的数字。戴姆勒公司、空中客车公司、大众汽车公司和其它上干家公司都出现了赤字，它们宣布，将来要优先进行国外投资。一些专业报刊，如《商业周刊》、《商报》或者《经济学家》再次写道：“货币发行银行面对数以万亿计的外汇交易市场上的汇率下跌显得十分软弱无力”，这个外汇交易市场每天营业额几乎是世界各国发行货币银行全部外汇储备的两倍以上。 客观上汇率的迅速下跌似乎是很不合理的。1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与其说是交易中的1．36马克，不如说是1．80马克。货币市场上的美元利率，即短期信贷的利率要比上升为优质币的德国马克和日元还要高出1％。各派的经济学家都束手无策。柏林的德国经济调查研究所的货币专家默尔策尔·施特雷梅认为“没有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国民经济学家迈克尔·马萨只能得出结论说：“市场发疯了。” 真的不合逻辑吗？这荒谬吗？货币竞争的主要健将们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德意志银行外汇交易部主任克劳斯·彼得·默里茨，直接地把美元下跌解释为“美国人所希望的政治战略”。出口衰退的美国经济想借此获得推动，使他们能够在国外市场上廉价提供自己的产品。美元汇率成为与日本和德国争夺世界市场份额的斗争武器。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阴谋理论，然而却十分可信。金融市场上大多数国际炒家都是在世界各地建有基础设施的美国金融机构。这些机构肯定不是按照美国政府的笛声跳舞，但是他们却非常乐意秉承联邦储备银行和它的总裁艾伦·格林斯潘的旨意办事。这家世界上最大的货币发行银行无法阻止那些跨国的金融投机家，因为后者的美元储备是无限的。默里茨认为，只要联邦储备银行的一名经理向一位国会议员打一个电话，宣告美国对美元的币值稳定不感兴趣，这就够了。其余的由不久之后了解底细的商人们来做。两个最强有力的美国男人间接地证实了这一战略。1995年4月，世界范围的美元危机期间，美国总统克林顿散布说“不要为了阻止美元下跌而去做什么事情”。而在这不久以前，联邦储备银行经理格林斯潘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甚至提出降低最低利率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后来并没有付诸实施。在这两个事例中，对于市场所发出的信号是明确无误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政府都希望美元汇率落下来。而法兰克福的经济学教授威廉·汉克尔认为美元下跌只不过是“美国一种机智的货币政策”。他认为，在一个深受通货膨胀困扰的货币虚弱的世界内，美元本身面临大幅升值的威胁。华盛顿的货币保护者暗中商定，“他们把问题转移到其他国家身上”。作出如此理解的恐怕还有赫尔穆特·科尔的经济顾问。这位德国总理一反往常对于大西洋彼岸伟大兄弟的克制态度，对于华盛顿政府嫁祸于人的货币政策表示了个人的抗议，并且公开把这项政策说成是‘岸人无法接受的”——这个表态取得了相应的效果。 1995年的经济统计证明了美元战略的胜利。在德国，预计的经济增长减少了一半，美元疲软成为大规模解雇的理由。日本人受到更大冲击。他们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仅在12个月内就减少了四分之三，这个国家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失业人数成倍增加。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长鲁宾直到1995年秋才放弃他们的强硬路线，此时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已经确保无虞了。9月以后，这三个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重新开始共同支持性收购美元，汇率停止下跌，并且开始缓慢上升。直到1996年夏季，重新恢复了1美元兑换1．48德国马克的比价。 外汇市场绝对没有发疯，它是按照艾伦·格林斯潘的节拍运作的。专家们对于这种现象束手无策只不过表明，他们的理论忽视了在世界金融网络中也有拥有权势利益或者说不得不屈从于权势利益的人们在活动。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对于市场的莫洛赫神都同样的软弱无力。某些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不仅不软弱，而且还被列入一个明确的实力排行榜，居于首位的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处于第二位的是日本银行和联邦德国银行，它们分别在日元区或德国马克区统治着它们的邻居。 金融界的热带丛林游击战 至少在金融市场上，迄今为止具有重大意义的与其说是全球化，还不如说是世界的美国化。商业活动家默里茨认为，这是正常的情况：“也许这是我们为美国在巴尔干为我们进行干预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依赖性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同样是十分巨大的，而且对于美国来说也并非毫无风险。这位使用霸权的美国巨人越是残酷无情，就越会产生攻击性的反抗行动。如果一些政府感到自己在这种反抗中能占到便宜，将会发生什么事呢？正在崛起的马来西亚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任职多年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总理领导下，这个国家发展成为除了新加坡以外，最成功的亚洲崛起国家。此外，马哈蒂尔特别喜欢做的是，不断地对西方的傲慢自大、颓废堕落和帝国主义观点发动攻击。1988年他准备在与自身利益最关切的领域即货币市场上对他的敌人发动打击。 在此以前，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即内加拉银行不得不忍受相当大的损失。里根政府多年推行的高利率政策把美元汇率推向顶点。然后，美国人与日本、英国和联邦德国在纽约普拉扎饭店举行一次秘密会谈，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共同干预再把汇率降下来，并由此造成灾难性下跌30％。内加拉银行总裁雅法尔·侯赛因，以前曾是证券交易所经济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非常愤怒地注意到，马来西亚辛辛苦苦挣到的美元外汇储备，并非由于自己过错而大幅度贬值。他在印度新德里的一次谈话中愤怒地指出，由于普拉扎协议，“根本改变了由的私人仿效者所搞倒。当欧洲货币体系陷入虚脱的时候，雅法尔错误地估计形势。英国人很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使他大吃一惊。内加拉银行在1992年和1993年损失几乎60亿美元。雅法尔不得不为反对派领导人所称的“马来西亚最大金融丑闻”承担责任，失去了他的职位。他的接班人此后再也不敢冒这种风险了。 内加拉银行投机活动证明，结成网络的金融世界对于自身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是如何无能为力。由于市场爆炸性地增长，今天若想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威胁，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国家肯定是太小了。但是“美元火山”（汉克尔语）却可以喷出越来越多的美钞，从而使得在美国本土之外流通的美元总量迅速膨胀。亚洲的货币发行银行已经控制了世界硬通货外汇储备的一半。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已有700亿美元，小小的台湾岛也不相上下，日本所拥有的外汇储备是这个数目的2倍。在美国和它的亚洲贸易伙伴之间矛盾日益增加的背景下，这个数目提供了“制造一次金融风险的充分材料”。1995年《经济学家》杂志曾发出上述警告。” 迄今为止，敌视美国的亚洲国家未必会用大规模抛售的办法破坏美元地位，并从而破坏世界金融体系。而且这些国家对于市场，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有着很大的依赖性。但这些并非永远不变。亚洲各国的增长趋势正在使权力平衡的格局向着有利于亚洲的方向移动。 另一方面，在欧洲，与计划者的意图——动摇美元霸权地位——相反，这一计划正变成一场没有喜剧结局的笨拙肥皂剧。在那里，两个欧盟大国——德国与法国政府为了实行一种共同的欧洲货币而相互争斗。在“获得伟大成就”（科尔语）的同时，他们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使欧洲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欧元的冒险：围绕货币联盟的斗争 自1991年12月11日以后，荷兰的小城市马斯特里赫特肯定要被写进历史书。在那里，在这个星期三的晚上，当时的欧共体12国政府首脑在一份条约文本上签了字。在未来几十年的欧洲历史进程中，这份文件将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关于建立欧洲联盟并为它的成员国创造一种共同货币的条约。欧洲改革并没有改变西欧国家联盟的政治结构与管理技术结构。关于未来货币联盟的协定证明了各国领导进行改革的果断决心，这在现在民主制度中还是很罕见的。正在所有国家等待批准的这项协议规定，自1999年初，大多数欧盟国家都要把它们的货币同固定的兑换比例联结起来。两年以后，由于一种名叫“欧元”的、事实上的共同体货币的问世，欧洲货币的旧名称即将消失。如果按计划实行的话，自2002年1月1日起，所有工薪、收入、支付和税收都要以欧元计算。它的价值要与1999年后市场结算的兑换比例相一致。 这些步骤的结果是不容忽视的。未来的欧洲国家将克服迄今为止货币分裂所造成的诸多不便。小市场的息金补贴将像迄今为止的高额银行兑换手续费一样被取消。首先是这些国家之间的所有贸易将摆脱汇率突然变动所造成的代价高昂的风险。在共同市场内所有价格都将直接进行比较。但是与此同时，欧盟国家将面临一种巨大的政治风险。他们将不再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发行银行，而且，原来的货币发行银行也将把它们的主权转交给未来欧洲中央银行。这家欧洲中央银行将在迄今为止的更大范围内把欧洲国家彼此紧密联结起来。这个货币联盟的成员，如果无法维持自己的出口经济，将再也不能采取货币贬值的紧急刹车措施。这些加入欧盟的国家再也无法直接决定本国财政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如果货币计划真正付诸实施，那么，建立一个能够迅速而又仍然是民主地作出决策的真正政治联盟就将是一个继续生存的问题了。 然而，用这种广泛意义来衡量，协议签字五年以来，人们对于这项至关重要的欧洲政治方案的公开讨论还处于一种很可怕的水平。人们或者说，欧洲货币联盟会保障“不再从德国的土地上产生出战争”（科尔语）；或者说欧洲货币联盟将对“欧洲再度分裂”承担责任（美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语）。此外，正如1996年3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高级候选人狄特·施玻利在巴登一符腾堡竞选演说所说的，欧洲货币联盟又是“对于德国劳动岗位的威胁”。 在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辩论由于蛊惑宣传和虚假情报而陷入一团迷雾之中时，人们于1996年1月18日在法兰克福听到了令人顿开茅塞的语言。欧洲财政基金会，一个银行界的院外政治集团同法国财政部长让啊尔蒂举行一次辩论。金融行业所有有地位、有名望的人都被邀请到会。阿尔蒂首先提出了一些技术性建议，讨论了汇率目标区和过渡步骤。接着在自由发言中他大致描述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真正目标。阿尔蒂认为，这个计划一旦成功，“欧元就可能上升为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它得到有4亿公民的、世界规模的欧洲内部大市场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上欧洲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欧洲联盟通过控制汇率将获得一种“贸易政策手段”，它比任何种类的进口关税都更加重要。 出席会议的大金融寡头代表们的反应十分尴尬。尽管美元危机、欧洲货币体系崩溃，在德国的金融与经济舞台上，阿尔蒂所说的反对市场力量的自由作用的国家干预还是被看作是一种亵渎行为。准确地说，是否应重新恢复国家控制金融市场的能力已成为围绕货币联盟斗争的真正核心。这位巴黎政治家用手掩着嘴悄声许诺说，欧洲货币联盟就是要结束“美元的专制统治”。 对此应当补充的是，欧洲人将为此付出昂贵而痛苦的代价。因为为了对市场施加强制，必须先使市场平稳下来。在所谓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后面隐藏的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在条约草案辩论期间联邦德国银行代表所强加的东西。众所周知，只有那些政府债务不超过全国年度创造价值，年度赤字不超过社会总产品3％的国家才被允许进入欧洲货币联盟俱乐部。而且，参加国货币应当在3年以前事先与德国马克建立一种稳定的兑换比例。具体比值是随意选择的，不过要与谈判中估计的德国在1999年的水平相适应。德国货币保护者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使欧元从一开始就像德国马克那样安全可靠，从而使投机性攻击行动不会捞到什么好处。 这个方案在理论上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但它又是如此迅速地被现实所超越。条约签字4年以后，这个计划简直变成了妇女紧身胸衣，弊端超过了益处。首先是法国，自1994年以后被迫模仿德国货币政策，建立一家独立的货币发行银行。它的最高长官让一克洛德·特里谢实行铁的“法郎壁垒”政策，在长达4年的期间内法国的债务人和企业家们不得不支付比德国人高出3％的利息，以便抵抗不断出现的新的投机浪潮，保住汇率。最后直到1996年夏季，这两个国家的利率水平才大致相等。与此同时，所有欧盟国家都开始着手减少赤字。在收入增加时期，赤字水平比较稳定。但是随着景气形势的短期中断，自1993年起，欧洲联盟陷入衰退，征税收入急剧下降，1995年，就连德国也不符合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 此后，紧缩路线与任何经济政策理性都格格不久。在企业和康采恩为了节省成本而使几百万人失业之时，迫切需要国家充当投资者和雇主的角色。由于加剧危机的紧缩措施，欧洲货币联盟计划在法国变得声名狼藉。1995年秋季，法国儿家工会共同组织了一场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长达数月之久的反对紧缩方针的罢工。在抗议浪潮的压力下，法国工业界，如标致公司总裁雅克·卡尔韦和对欧洲联盟绝对不会抱敌对态度的前任总裁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唐都要求修改马斯特里赫特计划。在德国，反抗活动也在增长。德国经济调查研究所分部领导人海纳·弗拉斯贝克与他的多数同事观点一致，他提出警告说，急剧压缩国家开支会使整个欧洲不稳定，这就像当年德国总理亨利希·布吕宁，用他的压缩开支做法把魏玛共和国1930年危机变成一场真正的大灾难一样。 1996年夏，所有的人都主张把货币联盟推迟到更好时机，至少推迟两年。然而欧洲联盟领导人，首先是欧洲先知赫尔穆特·科尔并没有作出这种决策的自由。因为所有那些出于利己的原因多年来长期反对欧洲货币联盟计划的人，如伦敦商业中心和美国华尔街的商业家们，都期盼着这样。瑞士银行巨头瑞士银行联合会驻纽约外汇机构的负责人米歇尔·斯诺夫对自己的对手毫不隐瞒地说：“这会夺走我们的工作和赢利机会，我们当然持反对立场。”盎格鲁．撒克逊和瑞士的货币金融机构自1995年夏以来就系统地向投资者散布不安情绪。他们在广告宣传和公开谈话中直接散布德国马克股票可能贬值的警告，劝诱广大顾客购买瑞士法郎股票，虽然它的利息收入已接近于零。只有德国和法国的大型银行尚能防止大规模损失。他们支持欧元计划，因为随着统一货币问世，小范围的市场即将消失，而迄今为止在其余欧盟国家中大量小银行居主导优势。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交易所大厅欧元反对者可以结成广有影响的联盟。在伦敦，政府和“商业中心’即伦巴第大街附近的银行区结成了一条战线。因为他们从传统的自我意识出发，他们不想参与合作，而且也不想依附别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高级货币政策专家报告说，躲在幕后的英国大臣和官僚们“为了把这件事情弄垮，是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的”。对于电子化交易市场上的这种情绪来说，十分重要的是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蒂特迈耶尔向欧元反对者所提供的支持。因为他认为，他所信仰的货币主义学说的圣杯，独立的德国货币发行银行正在受到威胁。1996年3月他在波恩外交部举行的一次欧洲讨论会上对金融界肯定地说，欧洲货币联盟“在经济上并不是绝对必要的”。 脆弱的货币结构在投机活动的压力下总是要冒发生偏颇的危险，在这种货币结构的背景下，欧洲政策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倒退。德意志联邦银行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汉斯·于尔根·科布尼克警告说：“对马斯特里赫特计划的任何修改都将受到市场的无情惩罚。”1996年1月《法兰克福总汇报》获悉：“大型投资基金公司已经公开作好准备，争取尽可能抢先从欧洲货币联盟的推迟中获得某种结果。”至于这种结果如何实现，伦敦巴里巴斯银行资本市场专家保罗·哈梅特解释说，“十分简单”，如果统一货币延期推迟，“那么就实行B号计划：收购德国马克”。这样，推迟削减国家开支的经济命令就会被金融世界电子货币机器颠倒过来。哈梅特估计，1美元将可兑换1．35德国马克。德国，这个欧洲经济火车头，将再次受到货币升值浪潮的冲击，恐怕又要有100万劳动岗位作为代价被牺牲掉。 所以科尔和他的伙伴希拉克除了顽固坚持他们的欧元计划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他们宣布，谁要在1999年以后加入货币联盟，就要根据协议在1998’年春天作出决定，一切按计划进行。1996年上半年，波恩、布鲁塞尔和巴黎几乎每周都发布出这样的保证，这类保证当然就像漆黑的大森林中的哨声一样。距决定日期越近，情况越明显，除卢森堡以外，没有一个欧盟国家符合加入货币联盟标准。尽管如此，欧元的计划者还希望，1999年以后把欧洲汇率最终固定下来。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的戏剧性事件再度大规模重演。法兰克福银行家煽动说：“市场活动家们将对这项决议的坚固性进行测试。”1996年2月《经济学家》预言说：“如果相对多的有钱人认为货币联盟将要失败，那么这种意见肯定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会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他们的预言。” 征税帮助调控：托宾税 我们看到欧洲联盟各国政府在与外汇交易商人及投资基金公司顾客们的较量中又一次冒着毁灭性失败的危险孤注一掷——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玩火游戏。一旦货币方案失败，失败的将不仅仅是欧洲经济。在不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一体化方案也将变成靠不住的事情。这块古老大陆将丧失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迫切需要的东西：共同行动能力。这种把欧洲引入死胡同的做法表现出担负领导责任的政治家及他们的议会监督者的令人吃惊的愚蠢。他们在金融市场面前的软弱无力完全是自愿选择的结果，绝对不是被迫的。其实，无需时钟倒转，重新实行布雷顿森林条约构筑的世界体系，人们完全能够驯服用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商人大军的破坏力量。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在70年代制定了一个相应的计划。托宾论证说，放松控制的资本流动与突然的方向变化和灾难性汇率浮动一起将对物质经济造成损害。他建议，“给我们过度赢利的国际货币市场制造一点麻烦”，对所有外汇交易征收1％的税金。这个税率似乎比较低，但是具有决定性作用。首先由于各种不同市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率差额，这种生意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会捞得利润。为了把利率较低的德国马克兑换成回报较高的美元进行投资，投资者必须事先估计到，他的投资资本的2％要上交国库，因为他必须进行两次交换。在今天流行的3个月汇票投资中要首先交出这笔税款。因为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率差额——在一年之内——总计为8％。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若进行长期投资，利润会更高，但是也会有风险，利率差额和由此形成的投资价值都有可能再降下来。 托宾方案对于实际经济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各国货币发行银行可以立即相互独立地对于本国市场利率水平进行调控，使它与本国经济形势相适应。如果美国经济形势发出不协调声音，处于衰退中的欧洲人甚至可以把他们的货币以比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低8％的利率借出去。 自然，发明者如此描述的这笔“托宾税”并没有赋予政府任意规定汇率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明智的。在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能够对本国货币的汇兑平价作出修改。因而投机性交易还是可以大量减少，汇率发展就将跟随实际的国民经济，即经济学所说的“基础”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走。与此同时，货币发行银行又可以履行它原来固有的稳定汇率的职能。它的——免税的——干预性购买又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处于这个系统中的流动资本要少得多。 首先，按照托宾的方式在外汇交易中实行一种营业税可能会给国库带来收益。专业人员根据税率高低计算——即使在交易额减少三分之二的情况下，还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1500亿至7200亿的收入。这种做法不仅有可能缓解负担过重的国家财政，而且，不来梅经济学教授耶尔格·胡夫施米特写道：“这是在华尔街上征税，决不是在迈伊大街上征税。”。金融工业有组织的逃税至少可以部分地被抵消掉。 几十年来，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找不出反对托宾建议的认真论据。甚至德国中央汇划银行首席国民经济学家汉斯一赫尔穆特·科茨也认为，储蓄银行中央机构对这项建议“在理论上也无可非议”，这项简单方案自然还有一种关键性的不利之处，凡牵涉切身利益的人都反对它，而世界各国又像在通常的税收的情况下那样相互竞争。科茨说：“纽约和伦敦始终阻碍它的实施。”只要有一个大型金融交易所是免税的，外汇交易就会集中到这个地方。如果七国集团国家共同实行托宾税，金融行业就会把它的交易疏散转移到从开曼群岛到新加坡海外分店中来，破坏托宾税所追求的抑制效果。一位德意志银行的国民经济学家高兴地预言说，在外汇交易税这件事上，“失败是注定的”。他的一位美国同事准确地道出了威胁来自何处。他说，如果国家插手此事，那么，“我们恰恰是把总司令部安置在飘浮在大洋中的舰艇上”。 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到处都屈从于这个逻辑。一项相应的法律草案在美国国会两次被否决。而被数十亿美元财政预算窟窿折磨得狼狈不堪的联邦财政部却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货币商人资本外逃的威胁。国务秘书于尔根·斯塔克为国家财政部门对金融投机家的克制态度进行辩护，他说，托宾的建议“今天已经不再具有可行性了”。他说，“只有当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大家都实行托宾税的时候它才能发挥作用。”胡夫施米特总结说，一项致力于“在外汇市场上限制对国民经济有害的大幅度跳跃”的明智方案，“不是由于技术上无法办到，而是由于违背银行产业部门的利润利益而被否决”。 而且，只要各国政府彼此之间为了争夺劳动岗位和资本还有激烈竞争，就无法凭借这样一种营业税驯服肆无忌惮的金融工业。尽管如此，每个国家，待别是欧洲联盟还是不应如此软弱。他们可以分别进行谈判协商，如托宾在1995年夏季的一项新的研究中所主张的那样。他们必须把征税继续推进一步，对本国货币向国外金融机构，包括本国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贷出时征收一种附加税。这种附加税也是无法逃避的：谁想对法郎进行投机活动，首先必须弄到法凯即使他在纽约或新加坡的一家银行签了汇票的背书要求它支付法郎，这家银行最终还是要在法兰西银行再筹资，而法兰西银行就会向它的顾客征收附加税。 这种征税以治本的方式，即是在投机赌注的资金来源——贷款方面对于人们所讨厌的投机活动进行惩罚。事实上通过征税间接地、部分地再度取消了资本流通的自由化。尽管如此，商品贸易和实际经济并没有受到干扰。对于工业设备或者商品交换的国外投资来说，这笔税几乎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数十亿金额的投机性外汇交易来说，它却是很起作用的。这种投机利用任何一种最低限度差额，从汇率的波动中获取成倍好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在必要时甚至要坚决地重新对资本流通进行控制。但是银行家和迷信市场的经济学家却把这样一种战略看作危险的异端邪说。迄今为止，他们捍卫资本的斗争还得到大型媒介的多数经济编辑们的支持。比如《法兰克福总汇报》竟然预言，托宾税将导致“建立一种遍布全球的奥尔维尔所称的监督国家（意抬高度集权的国家。——译者注）”。 然而，对失控的货币市场持批判态度的人越来越多，就是政治精英中也是如此。从加拿大经济部长和他的在东京和巴黎的同事，直到东南亚与荷兰的货币发行银行总裁，严肃的政治家多年来不断建议，对金融市场应再度严加管束。原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也持这种态度。1993年夏季欧洲货币体系失败以后，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中要求，“采取措施，限制投机性资本运动”。欧洲必须要“有能力进行自卫”。德洛尔说，“不能允许银行家们按照他们所喜欢的方式简单行事。我们为什么不应当提出一些规则？为什么共同体不应当采取主动呢？”紧接着出现了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强烈抗议。德意志银行的银行家希尔玛尔·科佩尔愤怒地说：“现在连主持欧洲内部大市场的人都主张进行控制，我们还有什么出路？”他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银行的总裁一起反对攻击投机活动，要求只要有正确政策就够了。 迄今为止，没有一家政府敢于出面反对这些强权势力。所有改革者都在不断后退。尽管如此，这些金融寡头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或迟或早，资本市场除了再度置于国家严厉监控之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金融世界的灾难性的自身发展已经使它的活动主体无法驾驭。由几百万联网电子计算机组成的金融网络空间正不断地积累风险，这种风险与核技术本身所带来的风险不相上下。 金融衍生物：来自后援的危机 人们事先没有料想到，任何商人或交易所经理也事先毫无准备。1994年春天，美国经济形势不错，康采恩积极投资，消费不断增长，美国人从来没有建造这么多大楼。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过热和市场上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恐惧，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市场委员会在主席格林斯潘的领导下，于2月份第2周出示了警告黄牌。他们把美国银行迄今为止比较低的主要利率提高0．25％。原来想作刹车的轻微试探，发出信号，提醒各国货币发行银行保持警惕。但是在商人办公桌上却被当作世界经济要全面刹车，开始出现一场前所未有、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抛售华盛顿国家债券的风潮。3个月内汇率持续不断下降，利率爆炸性上涨。不是如联邦储备银行计划的那样上涨0．25％，而是翻了8倍。短期和中期的美元货款利率上涨2％。这种汇率下跌、利率上涨的发展趋势立即渗透到欧洲国家，资本市场的“短暂危机”（商人行业术语）把整个欧洲大陆推入衰退。各国中央银行习惯于“把握货币市场的方向盘，就像驾驶一台老牌福特汽车”。纽约银行界的金融专家和鉴定专家格雷戈里·米尔曼评论这场出乎意料的危机说，这一次市场却像一辆赛车一样作出反应，“乘客穿过车子前面的挡风玻璃飞了出去”。受到打击的首先是那些利用被称作“宝贝”的美国债券为自己的高风险投机性投资作出安全保障的投资者。他们提供的保证金不再能抵偿债务，债权人宣布解除契约。下面是成千上万的事例之一：洛杉矶南部，加利福尼亚最富有的奥兰治县。有一家曾得到大量资助的国有公司现在不得不登记破产。这个以往资金雄厚的公司金库现在出现了几乎30亿美元的亏空。在世界范围内金融工业同它们的顾客一起蒙受重大损失。长期投资的贬值给他们带来战后最大的年度损失。3万亿美元几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使人吃惊的是，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设在纽约自由大街的联邦储备银行的主要驻地，一个经济学家小组找到了消失了的数十亿美元。对商人所作的调查研究导致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国家债券混乱的关键原因是在房地产抵押债务的交易上。 与德国不同，在美国，如果市场提供的利率低于契约规定的数额，房地产抵押人可以随时宣布取消他们的建筑贷款。为了防御这种风险，相应的有固定利息的长期债券时当于德国的抵押债券）的供给者将地产抵押债券出售一个时期，即出售到事先规定的时间。利率下降，房产主把短期信贷改为长期信贷，这种息金期权交易上涨的汇率抵消了由于宣布解除抵押契约而失去的利润。在利率下降的年代里，把短期信贷改为长期信贷已发展成为大规模交易。房地产抵押证书只是短期投资，购买者只有借助短期总金一期权交易才能相应获得安全保障。 当联邦储备银行宣布利率急剧变化时，市场几乎倾覆。巨大的美国房地产抵押市场的管理者突然大规模抛售为期5年以上国家长期定期债券。无论联邦储备银行还是其他银行都没有料到这一点。对于房地产抵押交易和债券交易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设有几个人明白。从市场的这个角落爆发出一种抛售冲击，使汇率迅速下降。几个小时之内，在所有其他市场参与者的电视显示屏幕上都出现了讨厌的“停止一下跌”的信号。他们必须向外抛售，形成了一种越来越猛烈的的反馈，形成一种强大的运动，似乎无事生非地发展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抛售浪潮。在资本市场庞大江河水系的一个以前不引人注目的分支上，现在爆发了一场洪水。美国中央银行一次小小的汇率修正几乎变成全面危机。 1994年美国房地产抵押债券危机前所未有地显示出金融工业对于无法预测的突发事件和连锁反应是如何毫无防御能力。现代高科技武装起来的财政金融业的这种不安全状况与金融衍生物交易有着决定性的关联。80年代资本流通的自由化不过是取消了各国市场之间的国界，90年代的金融衍生物交易则把这种取消界限推向极端。德意志银行总裁希尔玛尔·科佩尔高兴地说：“金融衍生物使得所有资本市场都能够彼此互相交换。它把长期贷款变成短期贷款，又把短期贷款变成长期贷款。它实现了我们以前做梦才能办到的事情。” 也许，正在做的是一场噩梦。现在就像在一个相互沟通的管道系统之内，一切都相互联结在一起，但这样一来，每一天都更难测量出准确的比例。昨天的经验明天就可能失效，商人们再也无法自己估算出交易金额。为了能够对他们的‘略构化产品”（行业术语）进行交易，这些金融魔术师需要价格信息和风险信息的程序。这些信息程序的质量决定着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和损失。德国一家私人银行金融衍生物交易负责人报告说，他的电脑文件夹中存储着几千份这种错综复杂的未来交易协定。他对这个能够随时显示所有期货交易总金额的程序十分自豪，来自几十个市场的最新数据不断地被输入计算。他的食指飞快地落在几百行数据中的某一行上面：“在这里，我能看到，我们是否能够赢利。在利率保持不动的时候，每天我们都要损失49000马克，利率下降0．01％，就会给我们带来7 马克的利润。” 前提条件是所有从理论上能够出售的东西都能在市场上找到一位买主，然而，事实并非永远如此。各个市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在同一时间内决定起落升降的因素越来越多，发生灾难性汇率变化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就像房地产抵押商人的债券期权交易可以把世界债券市场搅得天翻地覆一样，明天可能又会出现一种人所不知的债权关系。 金融衍生物市场的这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反复无常给某些金融魔术师带来了灾难性的厄运，给许多正派经营的公司带来几亿、以至几十亿金额的损失。牺牲者名单包括法兰克福五金公司，它只是由于获得数亿马克的补贴才幸免于破产，还有世界康采恩普罗克特一甘布尔公司、日本大和银行、德国哥达保险公司与克罗尼亚保险公司、汉诺威再保险股份公司等。迄今为止最大的事故是1995年2月，由当时年仅27岁的英国人尼克·里森造成的。他在新加坡交易所根据日本股票的日经指数所作的错误期权交易使伦敦巴林银行损失18亿马克，迫使这家最古老的英国金融机构宣布破产。对于这类投机活动，银行业务监督机构的负责人显然多年以前就已知道。金融衍生物交易的爆炸性急剧发展不仅增加了货币交易风险，而且使得几十年来为这个行业所建立的安全体系从根本上被取消。 网络空间中的超级连锁反应 在银行业务监督人员看来，个别商人与个别银行的损失原则上都是无关紧要的。危险的是大银行和投资公司一旦丧失支付能力，因此使整个体系陷入威胁之中。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在一夜之内会牵连损害许多别的金融机构，引起一种世界范围的多米诺效应。“然后风险蔓延到交易所，从那里影响到汇率变动，并因此影响到实际经济。”1994年初，德国储蓄银行联合会主席霍尔斯特·科勒十分担心地说，这样一种“风险转换连锁反应”是“非常可能的”。商贸活动突然停顿，整个体系陷入萎缩，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场全球性危机，就像1929年10月世界所经历的那个黑色星期五那样。 科勒选择原子技术工程师的基本术语“必须想到的事故极限”作了正确比喻。所谓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与核电站风险完全类似。导致紧急事件的可能性概率是很小的，然而潜在的可能的为害范围却几乎是无限的。因此，大工业国银行产业部门的官方监控机构多年来已贯彻实行强制性法规。例如自1993年以来，从东京到法兰克福都有一条基本规定，任何银行都必须从自己的资本中安排出一笔数额至少相当于所有未收回贷款总额8％的款项，如果有一笔大型贷款被拖欠不还，那么必须随时准备用这笔资本填补亏空，金融衍生物的交易使这种防御措施变成十分荒谬的东西。因为商人们的许多并不知道的贸易项目在商贸结算中大多不会出现，这样一来，如何评估风险，完全听凭金融机构自己决定。 自从金融丑闻和事故不断出现以来，许多观察家大声疾呼，发出警告。美国官方有价证券管理机构证券与汇兑委员会领导人阿瑟·莱维特在巴林银行事件前夕就提醒人们：“现在已经到了紧急关头。”1992年以前曾担任汉堡州中央银行总裁，兼任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会成员的威廉·诺林迫切要求必须尽快制定“使金融机构能够自我保护”的国际政策，对于金融系统的“超级连锁反应”采取相应防范措施。而美国银行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副总裁候选人费利克斯·罗哈廷也认识到，在新的金融手段和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商贸技术的结合中隐藏着致命的破坏力量，它能够引起一种摧毁性的连锁反应，与原子武器相比，金融市场今天成了破坏稳定的更大危险。联邦德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副主席约辛·萨尼奥也持相同意见。巴林银行比较起来还只是一件小事故，如果有一位国际炒家从中介入，问题就大了。类似戈德曼·萨克斯、梅里尔·林奇式花旗银行这样的房地产商人为数不多，但是能把绝大部分金融衍生物的交易集中到它们身上。这些金融枢纽若有一个运转失灵，“整个金融网络瞬间就会经受严峻重大考晚’。萨尼奥建议说，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范围联网的“登记注册中心’，在进行大笔金融衍生物交易的时候，就像现在国内大宗贷款一样，必须要向这个中心登记。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在什么地方市场正在积累巨大风险。萨尼奥说；“推动贸易的强大力量实在是过分强大。”就连从事快速跨国货币交易的火冒险家格奥尔格·索罗斯也提醒人们要小心。1995年1月他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研讨会上对来自公司经理阶层和世界政界的3000多名听众宣布说，财政金融系统毫无防御重大危机的准备，在危机关头会面临全面崩溃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提出这么多的警告，但是迄今为止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人们要求建立的登记注册中心，就像人们对严格法规的呼吁一样，已从辩论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有一个常设协调小组的大金融市场监控机构，同银行界院外活动集团就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抵御金融风险已经讨论了两年之久。1995年12月，这场争论产生了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基本路线，让各家银行评估自己的风险，要求它们维持相当于自身资本3倍的货币总量，只有这样才能经受风险考验。 这项建议在3年以后也许会变成法律规定，目前辩论已暂时安静下来，但是它肯定不是一种真正有效的安全措施。就连埃德加·迈斯特尔也间接承认，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会在接受对银行业务的监督。1996年1月他在陶努斯山上一个戒备森严的会议大楼中向“欧洲风险控制圆桌会议”提交一份报告，当时正是巴塞尔建议通过6周以后。报告对参加会议的研究金融行业风险的专家们流行使用的计算方法的许多缺点提出批评，许多模式包含“过于简单化的例外”，没有把“汇率的极端波动”考虑在内，使人无法从过去推断出将来的情形。最后，几乎没有考虑到“流动资金短缺”的情况，五金公司和巴林银行事件就是如此。换句话说，自我组织的风险管理恰恰是在最迫切需要的时候，也就是在发生预测不到的大规模市场运动的时候失灵。曾于1995年夏以前在德意志银行负责金融衍生物交易的托马斯·费舍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位普通交易员解释说：“糟糕的是，人们根本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要向外抛售，只有少数人想要——市场已无支付能力。”在这种形势下所有计算模式都已不再适用，3秒钟内，商人们的损失达到极限，陷入破产。 这种危机风险由于在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爆炸性薄弱环节而进一步加剧。对于这个薄弱环节，人们大都尴尬地进而不谈。电子化金融交易市场的高科技建构并非一切都十全十美。在谈判桌上或在交易所大厅内迅速成交的，还不是生意的完成。缔结有法律约束力的贸易协定，划拨交易款项，有价证券所有权实际过户转让登记注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一大群在所谓的“后面的办公室”中的助手们组织完成的。他们的系统与交易员系统不同，工作十分缓慢——对于一个在几小时之内能把整个世界推向破产的行业来说，实在是过分缓慢。 他们最重要的工具是“世界银行金融交流协会’。这个组织推动着最有效率的、世界范围内的私人通讯网络，已经有5000多家金融机构进入这个网络。通过几十个区域性连接站和设在阿姆斯特丹和华盛顿附近秘密地点的两台大型电子计算机，这个交流协会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发布5亿多条指令。在这里，首先是各家银行用符合军事要求的理想密码，为自己，为自己的顾客交换各种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件。在交流协会的消息被双方确认以后，就开始进行真正交易，办理在各自的帐户上记入借方和贷方的手续。这始终是通过各国的划汇网络进行的，在德国，是通过各州中央银行控制系统进行的。联邦德国从来没有放弃用马克结存款项，而只是在各个被批准的银行的户头上改变所有者。谁要想始终用德国马克进行交易，他就需要在德国一家银行或一个分支机构上开设户头。由于时区不同，所有交易都要持续2天，有时甚至持续3天才能完成，而且这还只是一种普通的外汇交易。在危机情况下，银行经理们都感到，等到掌握交易总额的真正数字都已经为时太晚。 在国际有价证券交易中，交易过程日益复杂化。这是欧洲划汇结算机构的生意。这个机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贾奎梅大街上，它是唯一从事这种业务的组织。门口没有挂公司招牌，在一个由花岗岩和玻璃建成的无名的门面背后，隐藏着一个世界金融体系最敏感的流通枢纽。在950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0个人能够进入高度戒备的计算机中心。它靠在屋顶上的自己的发电机和大型备用水池来运行，在紧急情况下，发电机和备用水池能够自动地向这个系统提供电流和冷水。而且在一个十分秘密的地方同时安装了另外一套设备。当主要计算机突然失灵的时候，这套备用设备可以立即承担全部运转工作。利用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一个私人电讯网络每天用电子计算机为43000项商业交易传达指令。白天接受各种消息，夜里进行数据处理。但是从没有一张股票、或一张债务证书送到布鲁塞尔。欧洲划汇结算机构创建一种凌驾于系统之上的系统，它在各国进行金融交易的组织机构之间从事中介调节工作。在联邦德国，这个系统之上的系统是总部设在杜塞尔多夫的德国银行联合会，大多数德国有价证券都在那里保管。仅仅一笔交易，参与者很快就会达到10个，来自不同的地点——除了真正的贸易伙伴以外，还有经纪人，各国有价证券储存中心及银行，人们必须在银行的户头上登记上一笔相应的付款。尽管有卓越的电子设备和世界范围的网络，这笔交易的手续总计需要3天才能办完。 在紧急时刻，这种拖延可以使整个金融世界走向灾难。因为在商人利用很久以后才能得到的预期收入继续进行交易的时候，在另外地方这笔价值达几亿美元的数据也许还没有被输入电脑计算系统。“在运作链条上的一个大漏洞可以使系统的大部分陷入停顿。”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国际投资首席战略专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任总裁杰拉尔德·科里报曾这样警告人们：“然后会出现的封锁，在这种封锁中市场的参与者可能会得出结论，最安全的是什么事也不要做，不再支付，把贸易伙伴交存的保证金据为己有，售出的股票不再有效。”以这种方式封锁的结存款项可能非常庞大。科里根说，交易总量和与此相关的风险迅速增长，“远远超过了银行的承受能力。 在人们提出上述警告的背景下，在没有政府参与的世界金融网络空间中的这种超级连锁反应远远超出世界金融活动家愚弄自己、蒙骗顾客的估计。监控人员和风险控制人员设置了大量安全机制。因此，多数商人必须严格遵守已有的规定，几乎到处都只允许他们同那些以前接受过信贷声誉审查的伙伴进行交易。划汇结算中心，如欧洲划汇结算机构已随时准备好内部信贷缓冲机制和有价证券后备基金，以弥补可能出现的清偿能力短缺。但是无论是利用技术还是进行审查，世界金融机器的安全专家们都无法阻止类似其他大规模技术系统管理人员所害怕出现的那种事情，即人的失灵。在具体个别事件中，在谈判桌前，交易所大厅内，这种事故几乎毫无意义，一个人的金钱损失就是另一个人的利润。但是在争夺利润的全球比赛中，错误就具有了传染性。如果一家著名大银行或投资基金组织的行业著名商人遭遇重大风险，很快地到处都会出现随大流的局面。不是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被贪婪压倒理智，往常在许许多多安全规章中所规定的冷静思考战略，现在都失去效力。 在“我们新的全球化市场世界第一次大危机”以后，除了危机木会是别的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唐德苏和美国政府于1995年1月曾努力抵抗这场危机。当时墨西哥政府先是使比索贬值，此后不久就失去了支付能力。许多美国货币管理人员抱怨说，他们低估了墨西哥美元赤字的规模。长期以来，墨西哥对真正的金融数据严格保密。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把数十亿美元借给这个从前被看作大有前途的国家。这类说法至多不过证明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或者是直接欺骗别人。穆迪通讯社和其它受欢迎的通讯社掌握所有数据，1994年全年墨西哥国家债券投资就已经具有很高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大型投资基金机构的管理者就连本行业自己的看家犬也不肯相信。一位参股商人承认：“利润简直具有色情吸引力。”对于储蓄特别津贴这种以美元命名的、不曾经历过贬值威胁的国家公债，墨西哥财政部在危机爆发以前的很长时间内提供两位数的利率，从而使美国投资者把140亿美元送到这个国家。根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公众基金机构，即管理着几百万美国储蓄者的存款的忠诚投资集团当时成了墨西哥的最大债权人。但是当墨西哥城的政府暴露出毫无支付能力的时候，美国金融行业惊慌失措地作出反应。 往常人们喜欢谈论的对于国家的控制病和造成通货膨胀的财政赤字的愤怒现在突然之间烟消云散。在美国国会议员中，在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会晤时，所有市场代言人都反过来宣布，一种世界范围的多米诺效应会产生系统破坏的后果，并宣布给予数百亿美元的援助。康德苏和财政部长鲁宾最终在他们的夜间行动和雾中行动中从征税收入中拼凑出这笔钱。 比索危机不仅暴露了国家对于失控的投机活动的软弱，而且还显示出市场首领们对于自身弱点的无能为力。对于资本流动的指挥者来说，一旦他们要消除自己造成的各种事故，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国家的思想就总是会转向反面。市场应当被管制，但只能实行有限专政。处理金融危机始终应是国际上的国家共同体的职权。但是这个共同体又能应付多少类似墨西哥危机事件呢？早就传说还会出现另一次危机事件。日本政府为了整顿疲惫不堪的金融产业部门，自1995年初以来大量向全世界贷出几乎不要利息的日元，向头脑灵活的投资者分赠财源滚滚的惊人好运。全世界的投资基金机构和银行借来数十亿廉价日元，然后兑换成美元，赚取高达6％的利率差额。这样，来源于日本的3000亿美元都流入了购买美国债券的生袁中。在丰厚利润之后就是对于倒霉的恐惧。如何重新消除这种货币华尔兹？如果日本经济开始繁荣，货币发行银行再度提高利率的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直到1996年8月，这种日元赏赐还在进行，日元利率始终比较低。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分析家和银行家都在绞尽脑汁苦想，证券交易市场是否可能面临一场像1994年春天那样的新的地震？这次地震的中心是东京，而不是华盛顿。 而能够引起市场骚乱的还有巴西交易所的形势。1996年6月，美国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警告说，巴西面临着发生类似墨西哥事件的危险。巴西政府为本国货币规定了一种很不现实的美元汇率，用过高的利率把过多的外国投机资本引入巴西国内市场。多恩布什嘲笑说，巴西“正在驾车逆行，但期待着对面永远不会有车辆过来”。 发生各种可能变故的概率在年复一年地增长，变得十分野蛮的金融机器引发着世界范围的危机浪潮，仅仅凭借对市场秩序力量的迷信是无法控制局势的。向国家发出的呼吁很快地也会一无所获。因为高级金融国际正在挖掉危机形势下自己迫切需要依赖的基础，民族国家和它的国际机构的行动能力。 当然，金融行业并不是独往独来。在全球化标志下，还有另一个新的、自封为世界杠杆的集团。涉及所有领域的跨国康采恩的指挥者们也正在同样地剥夺国家行动能力。由于1989年的时代巨变，他们开始了一场胜利进军，这场进军比以往任何一个帝国，或者任何一种政治运动都更迅速、更激烈地改变了世界。但是这场胜利的味道是苦涩的，而且这种胜利凯旋的局面也不会长久维持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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