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星期天,我们六点半就起床了。我看了看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我干嘛希望出太阳?电台在评论中东的局势。我从安娜分娩那天我送给她的那盆花上摘了四片红叶,做成一个花束,随身带走。那盆花也要死了。
  八点左右,我们来到了医院。这些天来,我们一直很注意守时。
  在太平间顶端,有个与冷房相连的三角形房间,墙上的石膏已剥落。双扉边门开着,朝着马路。雪白的花束和花篮靠墙摆着。
  我们向已经到达的家庭成员和几个朋友打了招呼。安娜跟着我后面,我们走了进去。右边,一个漆过的小棺材放在两张小搁凳上。棺材盖遮住了一部分尸体,上面固定着一个装框的金属牌,刻着爱德华的姓、名和生卒日期。
  爱德华枕着一个绣着假花边的白枕头,眼帘还红红的,嘴唇不那么肿胀了,但灰黑灰黑的,颅骨像脱开了一般。他看起来像个老人。
  一只大苍蝇停在他的额头上。父亲把它赶走了。安娜和我凝视着这张带有痛苦和死亡特征的脸。
  显然,他受了苦。
  外面突然骚动起来。原来,一些外省人来搬尸体。他们把生病的孩子送到这家医院,孩子死了。一共有四家。棺材已经盖上,抬起来,放在汽车的车厢里。车子开走了。爱德华似乎被死人也抛下了。
  每次有人送花来,殡葬公司的职员便把夹在花中的名片抽出来递给我。我看也不看就把它们放进了口袋。
  “车子不会来迟的……现在几点了?”
  “八点二十分。”
  “五分钟后就到。”
  安娜想看看玩具有没有放在爱德华的棺材里。保安掀起盖子,找了找,没找到。他走到冷库,乒乒乓乓开了好几扇门,然后嘟嘟囔囔地走出来,一副尴尬的样子。他想了一会,说:
  “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弄错了。我一定是把它放在刚刚运走的那副棺材里了……真是糊涂,啊,太糊涂……请原谅……”
  我朝他笑笑,安慰他。这荒唐的小插曲跟眼前的这件大事一样,已不能使我痛心了。
  八点二十五分,一辆布满装饰的黑色小货车如约来到。一个穿制服的司机下了车,马上开始搬花车。那个业务员通知我棺材马上就要钉上了。我们最后看了一眼爱德华的脸。我吻了吻他的额头。棺材钉上了,被抬上了运柩车。
  到医院以后,我一直没有松开安娜的手。她脸色苍白,头发用一块黑白相间的丝巾扎着,眼睛哭得红红的,由于眼圈黑了,显得特别大。她似乎十分虚弱。我们一一上车,我们和父亲一道,把棺材一直护送到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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