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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注意到，即使在那些自以为最识人的人中，每人也几乎只认识他自己，要是真有人能认识自己的话。因为在不和任何事物作比较的情况下，单凭一个人身上仅有的一点关系，怎能很好地确定他是个怎样的人呢？然而这种对自己的不完全认识却是我们用来认识他人的唯一方法。人以自己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总因过分看重自己而产生两种错觉：或是把我们在处于他们的地位时我们会怎么行动的动机强加给他们，或是在这同一种假设下，不知已处于和自己处境很不相同的另一处境中，对自己的动机作了错误的解释。 我作这些观察是对我自己而言的，我不是按照我对别人作的判断（这时我很快就感到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是按照别人对我作的判断。别人对我的行为的动机的判断几乎总是错的，而一般说来，作这类判断的人越有才智就越错得厉害，他们衡量的事物越广，他们错误的判断和事物间的距离也越大。 由于注意到这些，我决心使我的读者在识人方面更进一步。要是可能的话，我要使他们从这总是以己之心来度他人之腹的唯一而又错误的尺度中解放出来，同时相反地，为了认识自己的心，须经常光了解别人的心。为了使他们学会评价自己，我愿尽力使其至少能有一件可与之相比的事物，使其能认识他们本人和另一人，而这另一人可以是我。 是的，是我，仅我一人，因为直至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人敢于做我要做的事。种种经历、生活、人物写照和性格，所有这一切都是些什么？精心构思的传奇故事建立在外在的行动、与之有关的言论以及作者细致的臆测上，而作者更多地致力于炫耀自己而不是在发现真理。他们抓住性格里最鲜明之处，将其与他们臆造出来的东西揉在一起，用这些捏成一副嘴脸，管它象不象呢！没有人能从这上面作出什么判断。 为了更好地认识一种性格，须将其中属于先天和后天的部分区别开，看看这一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在何种情况下它有了发展，何种隐秘的感情促使它演变成今天的状况，这些变化是怎样进行的，有时怎么会产生最矛盾和最无法预料的后果。所有这些能看到的东西只是性格中极少的部分，是经常很复杂而隐伏的内因的外在表现。各人以各自的方式来推测，照自己的幻想来描绘，毫不害怕别人会用原型来和自己的涂抹相对照。怎样来使我们了解这一原型的内心呢？描绘别人内心的人无法看到这个内心，而看得到这个内心的人又不肯把它暴露出来。 只有本人，没有人能写出他的一生。他的内心活动、他的真实的生活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然而在写的过程中他却把它掩饰起来，他以写他的一生为名而实际上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写成他愿意给人看到的那样，就是一点也不象他本人的实际情况。最坦率的人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他们所说的话还是真的，但是他们有所保留。这就是在说谎。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竟会如此改变他们假意供认的事，以致当他们说出一部分真事时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我让蒙田在这些假装坦率的人里高居首位，他们用说真话来骗人。蒙田让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但他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没有可惜之处的人是决不存在的。蒙田把自己描绘得很象自己，但仅仅是个侧面。谁知道他挡起来的那一边的脸上会不会有条刀伤或者有只瞎眼，把他的容貌完全改变了呢？一个比蒙田更自负、但比他更直率的人是加尔丹。然而很不幸，就是这个加尔丹也是如此疯癫，旁人无法从他的遐想中得到任何教益。再说，谁肯在十卷对开本的狂言书里觅取如此少的教益呢？ 因此，可以肯定，要是我很好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我可能就是做了一件独一无二的好事。但愿大家不反对我以下所述：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值得读者一听的事要说。我一生的经历是真实的，我按事件发生的先后把它们写出来，不过我写事件的经过要比写我在这一事件中的心理状态要少些。然而人之是否崇高，只是以其情感是否伟大高尚，思想是否敏捷丰富而定。这里，事实只是些偶然的原因而已。我的一生尽管默默无闻，但要是我的思想比国王们更丰富更深刻，那我的内心的全部活动就会比他们的更能吸引人。 我说更能吸引人，这是指对一事物的观察和经验而言，我处在一个人所能到达的也许是最有利的处境。我没有社会地位，然而却熟悉一切等级，曾在除王室外的最低至最高的各等级中生活过。大人物只认得大人物，小人物也只认得小人物。小人物看大人物只从他们那令人仰慕的身分地位去看，而自己则身受不公正的蔑视。在这极其疏远的关系里，双方具有的那个共同本质——人，却失去了。对我来说，细心地除去这种假面具后，我到处都能认出这一本质。我考虑和比较过他们各自的兴趣、意愿、成见和道德行为的准则。我既无奢望，也无足轻重，我为所有的人所接受，而且研究他们也很方便，当他们不装假时我就能作人和人之间、身分地位和身分地位之间的比较。我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求，既不使人为难也不使人厌烦；我进入各界而无所留恋，有时早晨和亲王共进早餐，而晚上则和农民分享晚饭。 我没有显赫的门第和出身，但却有另外一种我所特有的、化了重大代价换得的显赫，即我的人所共知的厄运。有关我的议论传遍欧洲，才智之士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为之痛心。最后大家终于明白，对这个科学和哲学的世纪，我比他们认识得更为清楚，我已看出，他们以为早已消灭的盲信只不过伪装起来而已；我早在它除去伪装之前就说过这话，可我没料到是我使它去掉伪装的。这些事件的经过值得塔西陀大书一笔，而我的笔也该使其稍添兴味。事件是公开的，人人都能知道，问题在于要去了解形成这些事件的隐秘的起因。当然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这些事，所以要把它公诸于世，就得写出我一生的历史。 我曾经历过如此众多的事件，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感情，见过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人，在那么多境遇中生活过，所以要是我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话，五十年的生涯对我来说就象过了几个世纪似的。因此，就事件数量之多及种类之繁而言，我都有条件使我的叙述饶有兴味。尽管这样，我的叙述也许并非如此，不过，这决不该归咎于题材，而是作者的错误。即使在叙述最杰出的人的生活时，这类缺点照样也会产生。 要是说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不同寻常，那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处境也极为罕见。在我的同代人中，很少有人其名在欧洲为人所共知而其人则越少为人知晓。我的书传遍各大城市，而我这个作者却在森林里隐居。大家都在读我的书，都在批评我，都在议论我，但是我却不在场。我远离这些人，远离这些议论。人家说些什么我一无所知。每人都按自己的想象来描绘我，也不怕这原型会出来戳穿他。上流社会里有个卢梭，而另一个与前者毫不相似的卢梭却处于退隐状态。 总起来说，我对公众对我的议论不应有所怨艾，他们有时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但他们也往往把我恭维得无以复加。这取决于他们在评断我时的心情以及他们对我的成见于我有利或是不利，他们在褒贬时都不再注意分寸。当人们单凭我的著作来评断我时，他们根据读者的兴趣爱好，把我看成是一个每发表一部著作就改变一次面貌的怪人。但一旦我有了敌人，他们就根据各人的观点想出种种妙计，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无法败坏的我的名誉采取一致行动。为了一点也不显出他们在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并不谴责我有什么坏的行为——不论是真有还是捏造。即使他们谴责我，他们也把这些坏事归之于我的坏脾气，这样仍然使人误以为他们的上当受骗是出于轻信，所以还是会说他们是出于好心而来责备我的心地不良。他们在装作原谅我的错误的同时又在攻击我的感情，在显得是从称赞的角度看待我时也知道将我暴露在完全不同的角度下。 采取这样巧妙的语调是合适的，他们在好心好意抹黑我时神气也相当憨厚，他们友情洋溢，但却使我变得可憎，在向我表同情时又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就这样他们表示对事实可以不予追究，但却无比严厉地批评我的性格，做到赞扬我而又使我面目可僧。役有什么能比这幅肖像和我本人更不相象的了，我不比人家要求的更好，我是另外一个人。不论在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他们都没有给予我正确的评价。在把我不具备的美德归于我时是在使我成为坏人。与此相反，做了无人知晓的坏事我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从更好地判断我来看，我可能会失去平庸之人而赢得才智之士，而我向来也只求后者的赞同。 以上这些不仅是我从事这一写作的动机，也是我写作时的忠实保证。既然我的名字要流传下去，我决不愿自己有虚假的名声，也决不愿人家把一些不属于我的美德和恶行归给我，也决不愿人家把我描绘得不象我自己。当我想到我将名传后世而感到快慰，这得有些比我的名字更站得住的事迹。我宁愿人家认识我以及我的一切缺点，这是我，而不愿是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人，有着虚假的美德。 很少有人能比我做得更精，也从没有人象我谈论我自己那样谈论他自己。和承认卑劣低级的行为相比，承认性格上的缺点则更易接受。可以相信，敢于承认这些行为的人会承认一切。这也就是对我的真诚的一种难堪而可信的考验。我要说真话，我会毫无保留地这样做，我将说出一切，好事，坏事，总之一切都说。我要严格地做到实事求是。最胆怯的女信徒也从没有做过一次比我更为深刻的反省，也从不会象我向公众所披露的那样，向她的忏悔师更深刻地披露心中的一切。大家只要一读我的作品，立即就会发现我愿意遵守诺言。 必须创造一种与我的写作计划相称的新的语言，因为要澄清如此纷繁、如此矛盾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感情，我要采取什么样的语调，什么样的文体来写作呢？这类感情有些往往很卑劣，但有些有时又很高尚，为此我心中始终无法平静。有多少微不足道的事，多少痛苦我不该暴露？为了追随我心中隐秘的活动，为了说明我心中留下痕迹的每一印象初次是怎样产生的，何种令人厌恶、猥亵、稚气而常是可笑的细节我不该涉及？当我一想到自己要谈之事而脸红时，我知道有些冷酷的人还会把作最难出口的自白时感到的屈辱称作恬不知耻。但还是得说出来，或仍然装假，因为如果我不把某事说出来，人家就无从认识我。在我的性格中，一切都相互关连，成为一体，为了很好揭示这一怪异奇特的混合体，要求我把一生中所有一切都说出来。 要是我象别人那样精心写部著作，那我就不是描绘自己，而是在给自己涂脂抹粉。这是个与我的画像有关而不是与一本著作有关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我象在暗房里工作一样，那里不需要其他技巧，只需要把我所见到的相貌准确地描绘出来。我在文体和内容方面都选定了，我一点也不想使文体统一，想起什么就写什么，随着心情无所顾忌地加以改变。对每一件事我都毫不做作，毫不勉强，也不因写得驳杂而担心，我怎样感受的，怎样看到的就怎样写。我使自己同时处于现时的感受和过去的印象的回忆之中，以便描绘自己内心状况的双重性，也就是事件发生时及把它写下时的心情。我的文笔自然而多变化，时而简练时而冗长，时而理智时而疯狂，时而庄重时而欢快，它是构成我的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尽管这一著作是以这种方式写下来的，这也总是一本因其内容而使哲学家感到可贵的书。我重复一遍，这是一份研究人的内心活动的参考资料，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份资料。 以上是我要说明的我在写一生经历时的意图，大家也应本着这一意图来读我的书，并加以利用。我和好些人的关系使我谈到他们时不得不象谈论自己那样，很随便。只有当我使人同样认识他们时我才能使人很好认识我自己，人不该指望，在这种情况下，我隐瞒起不能不说之事而不影响我该说的真话。我会对别人比对自己作更多照顾。对牵累任何人都会使我非常不快。在生前决不让这一回忆录出版的决定正是出于在不影响我计划执行的同时对我的仇人的尊重。我甚至将采取最可靠的措施，使这一著作只在事件所涉及的人由于时光流逝已不再引起公众注意时才出版，同时我将把它存放在非常可靠的人的手里，以使它永不会被人利用去作任何泄露内情的用途。生前发表此书对我来说会使我较少受到责难，我也不在乎那些在读完此书后可能蔑视我的人。我在这里谈到了自己一些特别令人厌恶、而我也不想求得原有之事。但这确是我心中最隐秘之事，是我的一份极其严格的忏悔。这是合情合理的，我在保住名声的愿望促使下所犯之罪应以我的名声去抵偿。公众的议论，高声宣判时的那种严厉，我都可以预料到，而我也会低头认罪。但愿每个读者都来仿效我，象我那样去作一次反省，要是他敢这样，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这样说：“我比那人要好些。” 对很少作家才可以这样说：“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就是属于这一类作家。在一个所有作家都由社交活动造就的时代里，他们一步步从十七世纪雍容华贵的贵族文体发展到十八世纪的马里佛文体，再发展到离经叛道、玩世不恭的阶段。这位既非法国人又非贵族的日内瓦公民，毫无贵族的风采可言，却多愁善感胜过风流情种，乡间的孤寂较之沙龙更常在他心头萦回。他使我们饱览瑞士和萨瓦地区的景色，使文坛充满一种清新的气息。 夏多布里盎的《勒内》优美和谐，其主人公的思想言语莫不得之于卢梭。如果没有他，我们在《墓外回忆录》里就不会听到贡堡燕子的呢喃和树叶上淅沥的雨声，也不会听到布瓦丝蒂安小姐所唱的歌了。复多布里盎之所以产生这一构思，是由于读了《忏悔录》里关于苏森姑姑唱歌的那段“亲切的充满家庭气氛的”描写。“这种奇异的情趣，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卢梭这样写道，“然而，我怎样也不能把这支歌曲一气唱到底，而不被自己的眼泪打断……” 勒内，这是改写后的卢梭，是一个“骑士、贵族，一个到过很多地方的人”，是爱上印第安姑娘和西尔菲德的人，而不再是一个徒步的旅行者，一个雕刻师的徒弟，一个小偷小摸的仆人，一个向成年妇女献殷勤的人。要是夏多布里盎没有读过《忏悔录》，那么他的《回忆录》里那些极其美丽的迷人的描写就不会出现。正如圣勃夫所说，卢梭是第一个使我国文学充满青翠的绿意的作家。夏多布里盎和娜塔莉·德·诺亚伊一起度过的那种富有魅力的、迷人而极度兴奋的日子，不免使人想起卢梭在华伦夫人身旁时也产生过的那种热烈、温柔、悲伤和感人至深的感情。是让－雅克给勒内定下了基调。 司汤达也没有少向卢梭学习。这不单表现在感情的强烈以及有勇气承认这些感情方面，如果没有卢梭这一先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就连于连·索瑞尔这整个形象也是向卢梭的《忏悔录》学来的。于连在木尔侯爵家的情景就是卢梭在古丰伯爵家的情景，一个对玛特儿的轻视非常生气，另一个则想博得布莱耶小姐的垂青。就象于连一样，卢梭也是以他精通拉丁文而使大家对地刮目相待的。 大家都盯着我，面面相觑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有人惊奇到这种程度。但是，叫我最得意的是布莱耶小姐的脸上显然露出了满意的神情。这位十分傲慢的少女又向我看了一眼，这一次至少要和第一次一样可贵。接着她又把目光转向她的祖父，她好象迫不及待地等待他应该给我的夸奖。老伯爵以非常满意的神气对我加以最大的最完美的赞扬，以致所有在座的人都连忙异口同声地称赞起来。这个时刻虽然短暂，但是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这一段难道不象是从《红与黑》里摘出来的吗？ 而且，要是卢梭不曾提供这样一种供认不讳的光辉先例，那么在一百年之后，纪德在写《如果种子不死》时能如此坦率地表现他那种形式的情欲吗？在纪德的笔下有着更多的保留，在卢梭的笔下有着更多的得意和自满。这是因为纪德是“一个上层的资产阶级分子”，而让－雅克则是一个资产阶级下层人物的儿子。在卢梭之前，爱真诚以及一心追求真诚并不是人的天生的感情。在古典作家身上，体面较真实更为作家所重。莫里哀和拉罗什富科都把自己的自白美化了，伏尔泰也不作什么自我表白，所以到了卢梭才出现一个以把一切都说出而引以为荣的人。 在讷沙泰尔图书馆里有一部手稿，上面有卢梭为《忏悔录》开始部分写的第一次草稿。比起定稿本里那有点戏剧性的开头，那最后审判号角的吹响以及他向上帝的呼唤来，他在这里把他独特的意图表达得更为完善： 只有本人，没有人能写出他的一生。他的内心活动、他的真实的生活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然而在写的过程中他却把它掩饰起来，他以写他的一生为名而实际上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写成他愿意给人看到的那样，就是一点也不象他本人的实际情况。最坦率的人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他们所说的话还是真的，但是他们有所保留。这就是在说谎。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竟会如此改变他们假意供认的事，以致当他们说出一部分真事时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我让蒙田在这些便装坦率的人里高居首位，他们用说真话来骗人。蒙田让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但他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没有可怕之处的人是决不存在的。蒙田把自己描绘得很象自己，但仅仅是个侧面。谁知道他挡起来的那一边的脸上会不会有条刀伤或者有只瞎眼，把他的容貌完全改变了呢？ 这最初的草稿提出了两个问题：卢梭自己是不是一个假装坦率的人？绝对的坦率是可能的吗？ 要说卢梭自以为是坦率的，这我同意。他是想做到这一点的，连自己身上丑恶的东西也不隐瞒。比如他承认自己过早地染上手淫的恶习，承认他在女人身边感到的胆怯来自一种可能产生类似阳萎状况的过度的敏感，承认他和华伦夫人的那种半乱伦性质的爱情，尤其是承认他那奇特形式的暴露癖。但是这里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这种坦率的目的是要引出卢梭在性的方面的态度和表现而已，而这方面的坦率恰恰又是某种形式的暴露癖。写自己乐意去做的事。这就使他的放纵行为有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自己也因而感到分外快乐。在这一题材方面所表现的恬不知耻使那些和他是难兄难弟、共染恶习和一丘之貉的读者同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一个一心想在这方面下工夫的作者撒起谎来，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卢梭的确承认自己偷盗，诬陷别人（如可怜的马丽永的丝带）以及对华伦夫人的忘恩负义。但这些偷窃是小偷小摸；至于诬告，他对我们说他的过错只是因为他太软弱；而他那样严重地谴责自己遗弃华伦夫人，这也是发生在他离开她很久之后，而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很多人也会象他那样行事的。他这样痛心地低头认罪，是因为他知道读者会原谅他。相反地他对抛弃他所有的孩子却一笔带过，好象那是一件小事似的。大家会想，他自己难道不属于那种“假装坦率的人”的行列？这种人也暴露缺点，但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罢了。 对于这一点，卢梭回答说：“但愿有人，要是他敢这样说，比我还诚实。”他这样说也许也有理，因为彻底的坦率要求人把自己当作事物来加以客观的观察，但无人能使观察的头脑不走样。讲自己过去历史的作者相信自己的记忆，但记忆却象艺术家和决疑者一样，已经有所选择。作者对他有深刻印象的某些插曲极其关注，但同时却忽略了、而且也根本没有想起过他在很多很多正常情况下所做的事。乔治·吉斯多夫在《发现自我》一书里戳穿了这种手法，他说：“忏悔从来没有把一切都说出来过，也许是因为现实是如此复杂和纷繁，如此没有终结，以致没有任何描述能重建一个真正忠实的形象……就这点而言，去阅读一本旧的私人日记是很说明问题的。我们打算逐日记下的东西是对日常现实生活的一份最原始的说明，但我们记忆里所保留的却和它一点也不相符……” 写忏悔录的作者以为是在回顾他的过去，但事实上他所描述出来的是这一过去在今日的记忆。富歇在老年时讲起他对革命的回忆，他是这样写的：“罗伯斯庇尔有一天对我说：‘多特朗特公爵……’”因此，后来发生的事也会使从前的事实染上一层色彩。一种经常要求和自己观点一致的想法使我们找出理由来解释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在当时之所以产生，却纯属偶然，或因我们难以忍受，或因交谈时对方的语气所造成。“我越是注视，就越是走样，”瓦雷里说，“或者不如说我已换了个观察对象。”我们以为我们想起了我们童年时代的一段往事，事实上我们想起的是别人对这段往事的叙述。 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有装假的一面。我们不仅为别人演一个角色，而且也为自己演一个角色。我们需要这样继续扮演下去，这就要求我们把不是出自我们本能的行动强加给自己。一切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更为执拗的第二天性上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合成的人物。完完全全的坦率就在于把两种角色都描写出来。但是它们是矛盾的，所以作家很难照办。司汤达在他的主人公身上以及在他本人的日记里很好地向我们说明了这种疯狂和逻辑的混合，而作品里的这种交替出现要比在生活中更为常见。除本性外，如不强加给它更多的其他的性格，那还叫艺术吗？ 事实上一种忏悔只能是一篇传奇故事。要是回忆录的作者是诚实的，在能回忆得起以及正确的叙述下，作品的事实就会和历史的真实完全一致，但感情则是想象的产物。卢梭的《忏悔录》是骗子无赖冒险小说里最好的一部。一切传奇性的素材他都具备：一个放任自流的少年，多种多样的环境，各种性格的人和众多的场面，谈情说爱和旅行，对社会缓慢的认识过程——年过四十而对它还几乎一无所知——，就是这些素材塑造出一个伤感的吉尔·布拉斯，而卢梭在这些方面是什么都不缺的。 奇怪的是，他竟要求他书里描绘的那些往昔的感情要比描绘的事实更真实。 我很可能漏掉一些事实，某些事张冠李戴，某些日期错前倒后；但是，凡是我曾感受到的，我都不会记错，我的感情驱使我做出来的，我也不会记错；而我所要写出的，主要也就是这些。我的《忏悔录》的本旨，就是要正确地反映我一生的种种境遇，那时的内心状况…… 据上所述，可以作出这样的假定：人能认识他的内心世界，并能把它和外界区别开，但有不是来自感知的思想存在。所有这一切我根本不信。卢梭的真实并不见于他的反省，而见于他以极其蔑视的口吻讲述出来的那些事实上。 讲述自己生平的人在描绘自己时，总以自己的方式不知不觉地、而且不由自主地重述相似的处境。司汤达曾不离安日拉·比埃特拉格吕安的左右，但他又去拜倒在梅拉妮·罗爱松的脚下；卢梭在和华伦夫人、克洛德·阿奈形成三人同居的男女关系之后，又去和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重建三角恋爱关系。他的很多行为是因为他的身体有缺陷而造成的，他的膀胱病使他怕见人。对于他的被迫节欲，他有一套理论。他为“如此热烈的情欲和一颗专为爱情跳动的心居然从没有热爱过某个女人”而感到惊奇。然而他无意中向我们作了解释：“这一残疾是使我远离集体并阻止我把自己关在女人家里的主要原因……”有一次他和一个讨他喜欢的女人相会，仅仅这一想法就使他处于一种难以想象的状态，以致在赴约时已疲惫不堪。让－雅克不健康的身体使他遭到不幸，而我们却从他那里得到了《忏悔录》和《新爱洛伊丝》。“一个作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从不公正的命运那里得到了补偿。” 人的思想若能相当客观，使其能以其他已知条件对自以为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感情加以修正，这样认识自己才有可能。这些条件是：他的出身、童年、阶级以及这些环境使他形成的成见，他的身体状况及由此而受到的局限，使他产生种种反应和欲望的环境，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这一时代里的人的癖好、迷恋和迷信等。我们可以设想，台斯特先生就这样剔除了所有在他身上而又不算是他的东西。但是这么做之后他还能剩下什么呢？对自己的真正认识不就是对世界或上帝的认识吗？ 对卢梭的情欲来说，有好几处值得我们注意。他从童年时代起，对女人就有这种真正的强烈的兴趣。当他沐浴在温馨的感情里时，这一兴趣就使他的叙述充满诗意。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他在《忏悔录》第四章里描写他和葛莱芬丽小姐和加蕾小姐一起散步，并因此得到纯洁的精神上的满足那一段文字更美的了： 我们在佃户的厨房里吃午饭，两位女友坐在一张长桌子两头的凳子上，她们的客人坐在她们中间的一只三条腿的小圆凳上。这是多么美的一顿午餐啊！这又是多么迷人的一段回忆啊！一个人付出那么一点点代价就能享受那样纯洁、那样真实的快乐，何必还去寻找别的欢乐呢？就是在巴黎的任何地方也不会吃到这样的午餐。我这话不单单指它带来的欢乐与甜蜜，也是指肉体上的享受。 午饭后，我们采取了一项节约措施：我们没喝掉早餐留下的咖啡，而把咖啡跟她们带来的奶油和点心一起留待下午吃茶的时候。为了促进我们的食欲，我们还到果园里去用樱桃来代替我们午餐的最后一道点心。我爬到树上，连枝带叶地一把把住下扔樱桃，她们则用樱桃核隔着树枝向我扔来。有一次，加蕾小姐张开了她的围裙，向后仰着脑袋，拉好等着接的架式，而我瞄得那样推，正好把一束樱桃扔到她的乳房上。当时我们是怎样哈哈大笑啊！我自己心里想：“为什么我的嘴唇不是樱桃！要是把我的两片嘴唇也扔到那同样的地方，那该有多美啊！” 在第二章里他和巴西勒太太纯真的爱情也毫不逊色， （我）在她跟前尝到了不可言喻的甜蜜。在占有女人时所能感到的一切，都抵不上我在她脚前所度过的那两分钟。虽然我连她的衣裙都没有碰一下。是的，任何快乐都比不上一个心爱的正派女人所能给与的快乐。在她跟前，一切都是恩宠。手指的微微一动，她的手在我嘴上的轻轻一按，都是我从巴西勒太太那里所得的恩宠，而这点轻微的恩宠现在想起来还使我感到神魂颠倒…… 圣勃夫有充分理由来赞赏卢梭就他与华伦夫人的第一次相见所作的迷人的叙述以及它给法国文学带来的新气象。这些篇页向凡尔赛的女读者展承了一个她们前所未知的充满阳光和清新气息的世界，尽管这一世界就近在咫尺。“这些篇页提供了敏感和本性相结合的例子，其中触及情欲的那一小点也是为使我们最终摆脱爱情和唯灵论的十足玄学论调所许可而必不可少的……”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一个能描绘如此纯洁的精神满足的作家，一个能有这种情感的人竟如此缺乏高雅情趣致使读者在读到那个令人厌恶的摩尔人、那个里昂教士或朗拜尔西埃小姐的文字时为他惋惜不已。还有，当华伦夫人已成为他的情妇时，为什么还称她为“妈妈”？ 圣勃夫，这位高雅之士，今天人们已不再有此教养，对这类错误以及“正派人不说而且也根本不知的某些下流的脏话”是用卢梭当过仆人因而学来了这些字眼来解释的。对“一个有过许多阅历的人来说，当他说出那些丑恶和卑鄙的事时是不会感到恶心的”。现在我们改变了所有这一切，谈吐的下流已不复为某种身分的人所专有。卢梭激起十九世纪这位批评家反感的大胆，今日看来，似尚嫌不足。 卢梭和他的仿效者居然把任何男人都知道、任何女人想必也知道的事都坦率地说出来，这是不是该引以为憾呢？对在主要之事上保持沉默的这一坦率加以称颂，而对如实地描绘人的真实情况的坦率感到愤怒，这是虚伪的。性欲方面的直言不讳产生了一种诱惑力，使读者通过联想也有了性欲，这种诱惑力还加强了他和读者间的一种友好感情。在另一个人，而且在一个伟人身上去发现他有情欲，有时还是些已经养成的或至少他曾很想去尝试的反常的性行为，这就使读者对他产生信任，他压抑在心底的东西全都发泄出来了。这就是胜利，但同时也是危害。使整整一个时代弥漫着淫荡的气氛，从来都不是健康的。厚颜无耻的时代是堕落的时代。爱里奥加巴尔时代的罗马使人怀念卡图时代的罗马。过分的贞洁可以引起痛苦的压抑，过度的放纵导致无休止的邪念。所以卢梭的情况，多少是有点固性而引起的精神失常的。 这种失常情况，就象大多数精神病一样，几乎整个都是想象的产物，因为他整个一生只和少数几个女人发生过性的关系，如华伦夫人、拉尔纳热夫人、帕多瓦姑娘、克鲁卜飞尔介绍给他的“小女孩”、戴莱丝·勒·瓦瑟，我相信这些就是所有的相好了。不过搞女人最多的人并不是那些谈情说爱最多的人。卢梭过多地谈情说爱，这就激怒了他的朋友，因为他向他们宣扬了他所信奉而从不付诸实施的道德说教。为了了解整个上流社会和两个教派对卢梭的严重敌对情绪，必须回忆一下一七五年时使他突然成为红人的哲学。他，一个聪明的公民，一个与道德为伍的朋友，一个对不纯洁的享乐的蔑视者，一个文明的敌人，征服了巴黎。接着，这个戏剧的反对者却为宫廷写了一部歌剧。这个骄傲的共和主义者，尽管自己反对这样做，却仍接受了蓬巴杜尔夫人赐予的五十个路易。这个夫妇之爱的宣传捍卫者，却诱奸了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并与之同居，过着不道德的生活。这位发表最著名的教育论文的作者却把自己的五个孩子全送进了育婴堂，或者至少还为此而夸耀。他就这样给自己的敌人提供了致命的武器。 他有敌人，《忏悔录》的整个第二部是卢梭针对敌人的诬蔑竭力在为自己辩解。《忏悔录》开头的六章一直写到一七四一年，是在英国武通写成的，成功地描绘了他当学徒的那些年月。后来的六章是相隔两年之后，从一七六七年到一七七年在多菲内及特利陆续写成的。故事讲到一七六六年就停止了，那一年卢梭同时受到法国、日内瓦和伯尔尼方面的迫害，于是他决定到英国去避难。《忏悔录》的第二部叙述他开始在巴黎的活动，和戴莱丝·勒·瓦瑟的同居，文学生涯的开始，和乌德托夫人的充满爱情的友谊以及这一热情所引起的不良后果。 在这第二部里，大家还可以读到一些优美的片断。当卢梭应埃皮奈夫人的邀请到退隐庐时所感到的欢乐，他又重新回到了那欢迎他、爱他的大自然的怀抱里，重新看到青翠的颜色、花朵、树木和湖泊；在这幸福的使人心醉神迷的环境的影响下产生了朱丽；他对这位窈窕姑娘——他的精神的产儿——的热爱；他和乌德托夫人的散步，最初几次相会时的传奇性色彩，在小树林里的夜间会晤；所有这一切都非常迷人，出现了如同他在沙尔麦特时那样美的画面。 但是慢慢地在这些篇章里出现了怨恨的情绪。在夏日的芳香里渗进了一种窥探的气息。卢梭自以为受到一个神秘的阴谋集团的迫害： 黑暗的樊篱从此开始了，八年来，我就一直禁锢在这个牢笼里，不论我用什么办法都没能刺透它那骇人的黑影…… 这是不是一种受害后的病态心理？无病呻吟？评论家们长期以来一直作如此想，因为卢梭的敌手，他们都是些文人和有权势的人，都享有身后声誉。我们要是读了亨利·吉尔敏的《一个人，两个影子》的话，也就不会怀疑卢梭是有不共戴天的仇人的，他们为了种种不同的理由，齐心协力，非置他于死地不可。 低微、不幸、默默无闻、但又很有独特的见解的他，在近四十岁时才初露头角。闻名一时的妇女骄傲地发现了一个新的天才，于是成功便接踵而来，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很难原谅他的原因了。格里姆、狄德罗，这些卢梭以为是他最忠实的朋友的人，已经听够了别人对他的赞颂。格里姆是恶毒的，狄德罗倒不是那样一个人，但他不能原谅卢梭是个基督教徒。百科全书派没有动摇这位日内瓦公民的信仰，相反使它变得更为坚定，这对整个教派和教义宣传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要是他当初曾坚定地依附两大教派中的一派的话，至少基督徒会支持他，然而起初是新教徒，继而改宗天主教，接着又皈依新教。他声称这是一种纯属个人的信仰，一种摆脱“无甚价值的文辞”的和萨瓦副主教的信条一样的信仰。这种独立性值得敬佩然却危险，所以耶稣会教士和大臣们就联合起来反对他了。 轮到妇女了。当时也相当有势力，她们因他谈到她们时的亲切口吻而长期保护他、奖励他。他成功地使她们变成奴隶。她们请他为她们消愁解闷，要他去作伴，然而他却喜欢独自散步，陷入沉思，而不愿成为贵妇们小客厅里的装饰品。他的残疾使他不适合担任一些难以胜任的职务，如奉承者或得宠者那类角色。埃皮奈夫人待他很好，然而他竟爱上了她的小姑子乌德托夫人，并且还让她看出这一爱情，从而极其严重地伤害了她。他又很天真，居然把这一隐情透露给他以为是自己朋友的狄德罗，而事实上狄德罗早已不是他的朋友了。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曾是朋友的人更为恶毒的了，为了证明自己在一件明知是坏事的事里是清白的，他就把自己出卖的一切恣意抹黑。狄德罗滥用了别人对他的信任，而格里姆则耍手腕，使一切都激化了。乌德托夫人，虽说是他的情人，也对这位柏拉图式的同时又守不住秘密的情人感到厌倦，因为这是两种不可饶恕的错误。卢梭突然发现，这个过去对他显得如此迷人的小集团现在却在激烈反对他，必须离开退隐庐了，这是一大悲剧。读着这个故事，大家会想起巴尔扎克笔下那个可怜的杜尔本堂神父，他也是一个多种深仇大恨的牺牲品。 剩下的可能只有沉默了。一束束信件、对霍尔巴赫小集团所作的焦虑的分析、伯尔尼或特拉维尔那些地方的人的偏狭心胸，文学史家对这一切都有一定的兴趣。对热心的读者来说，《忏悔录》的魅力在第十二章里消失了。但是这类读者对让－雅克既不会失去敬仰，也不会稍减赞赏。作品在结束时也象开始时一样，有一段真诚的告白：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刚才所叙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经过了一千次证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谎言和欺骗。如果他不肯在我在世的时候和我一起深究并查明这些事实，他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我呢，我高声地、无畏地声明：将来任何人，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能在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操守、志趣、爱好、习惯以后，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 有一切理由这样想：卢梭在人类思想存在的缺点所许可的限度里说出了真话——他的真话。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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