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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哈维尔著 崔卫平译 我花了一整天时间与弗朗蒂塞克·克瑞杰相伴，仔细筛选所有关于他的资料，阅读他的个人笔记，他的讲话和他的书信，与此同时，我一直在重新体验我们的单独会面，沉思这个人。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一个奇怪的问题钻入我的思想：这个人难道不是一个悲剧人物，是我们当代历史的一个悲剧角色吗？ 如今，我们好像是被赋予了双重的生活方式。像过去一样，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熟悉的、日常世界中真实的人。然而同时，我们又是这样一个世界的组成材料，我将其描述为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胡言乱语的世界(对有些人来说，这太厉害了)。在这个世界上， 每件事都在“人人” 和“为人人”的名义下去做，这个“人人”是“首要的原则”和“最重要的目标”，是唯一真正关心的。因此好像我们以两种分离的姿态在生活：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和作为某种理论和报告的抽象般的东西而活着。 然而， 当人们越是夸张这种“我们”的利益，——不管是出于真正的着迷，还是虚伪、例行公事或麻木不仁，我们作为真实的人便越加受害弥深。 弗朗蒂塞克·克瑞杰是坚定地站在真实的人们一边的人。他熟悉个别的人们并终日为他们服务——作为医生在医院里和战场上，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邻居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念念不忘他们，如果需要的话，他根据他们的道德标准行事，从而拒绝让自己被政治所异化(这就是他何以在1968年8月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中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这是肯定的，他为人们做了无数的事情，如此之多没有人完全知道，因为他不愿同人谈起它们。这也是肯定的，他还有那些没有去做的事。例如，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尽管有压力让他这么做，他有意识地拒绝接受在他的位置上可以得到的特权。他不希望自己和真实世界中的人们隔绝开来，他从来没有将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和抽象的人混淆起来，后者是如此容易乞灵于那些对真实的人们的兴趣永远不超出对他们自身兴趣的人。 克瑞杰是一个不摆架子、有胆识和宽宏大量的人，他深深根植于这样一个世界，于其中善恶与否、正派和卑鄙与否、忠诚与背叛与否的意识还没有被意识形态的花招、实用主义政治的算计或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所败坏，马氏的学者总是有说服力地显示为了更高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决定克瑞杰的生活道路的——作为一个公民、医生或政治家——是对于真实的人们含蓄的爱，和对于自身人类良知的忠诚。 我相信他这种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不可能仅仅被解释为心理学意义上的性格。它必定来源于一个更深刻的考虑 (尽管是无意识的，对此，一个唯物主义者是不承认的) ，即对于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表面之下的秩序的沉思，和对于转瞬即逝的东西一种持久性的解释。我涉及到的是超越所有个人“头脑”的东西，换句话来说，是真正的人类责任感唯一的理性根据和解释：这种责任感不需要现象世界任何人的认可。 这么一个1968年8月为我们民族整体挺身而出的唯一的政治家，后来在大街上对一名牺牲在外国入侵者手下的受害人表示赞美——他相信没有人看见，这不是偶然的。 我提到的每件事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类成员，但并不必然是一个悲剧人物。我将试图解释为什么我感到在克瑞杰的伟大之中，存在着悲剧的一面。 显然将一个人的生活转变为帮助具体的人们的善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也有着敏锐的头脑和不可能被愚弄的良知，却把帮助别人的努力当做逃避和自我欺骗的手段。仅仅去扶助个人的不幸很可能成为不去承担更深入和更重要的责任的借口，以此不去寻找他们生活的根基和理解更广泛的复杂性。 当一个人有受穷的经验，有受不公平的待遇及民族仇恨的经验，而又作为一个试图去寻找在个人关心之外的更普遍的原因的受过教育的人，克瑞杰在他早年生活中便意识到他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好邻居、好医生而面对人类苦难，如果他对自己的良心忠直，他便不得不试图去理解苦难的社会背景和发现解决它的社会途径。换句话说，他不得不进入政治。 当他到了成年，他发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迷人的前景：有一个政治运动既提供了关于这个世界中的矛盾的贯穿的一致的解释，也提供了解决它们的完整纲领。更进一步，被大声说出的这个纲领的“科学”基础，它要求现代理性精神，而同时，又自相矛盾地提供一种人们自古以来总是需要和寻找的信仰的变种 (对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来说它是可以接受的)。 弗朗蒂塞克·克瑞杰杰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并且这贯穿了他的一生。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在西班牙和中国与法西斯作斗争；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活跃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之中， 并参加了1948年2月共产党的权力接管；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在本国和古巴组织了公众健康服务；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作为国会议员而工作，尔后成了共产党的上层官员。 克瑞杰这种性格的人，如此深深依恋真实的世界和偏爱其中真实的人们，对日常世界真实的生活着的人们，其前意识形态的道德标准有深刻的领会，怎么可能忍受意识形态的信仰及其政治手段和要求？ 怎么可能忍受将想像的世界提升为超出通常的人类情感和感受之上的更高利益和普遍观念(其成功部分是因为这个秘密)，然后迅速地加以操纵？ 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接受一旦需要的话，这种运动可以无视这种通常的情感和感受，将其当作十足的迷信和自我欺骗？ 对于真实的人们毕生的重视怎么可能与一种建立在关于人的抽象观念上的意识形态共存？ 在弗朗蒂塞克·克瑞杰这里没有机会主义、马基雅维里或玩世不恭的实用主义。我不能想像在他的良心和意识形态及党的要求之间他会作出哪怕是一个冷血的、自私自利的妥协。如果他能那样做，他将既不是一个伟大的、也不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而仅仅是一个可怜可鄙和平庸的人。 导致他命运的悲剧方面的东西，不仅在于他真正的良知、可靠和忠诚，也在于他的信仰。这就是说，所有他不得不在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之间作出的妥协，总是内在的、真诚的和发自内心的——如果可能的话。其中部分无疑是对我们国家有益的，至少相对来说：五十年代他勇敢的立场、六十年代他改革的努力、1968年他的英雄主义、他始终反对胡萨克的极权制度和赞同《七七宪章》，另一方面，许多他的妥协无疑是有危害性和遗憾的，如在哥德瓦尔特领导下的厉行垄断中所扮的角色。但是，不管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使得克瑞杰成为一个悲剧的角色，准确地说是这样的事实，即所有这些妥协不是源自阴险的自身谋利益，而是在所有问题的处理上都是真诚的和始终对自己是真实的。 让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儿有一个正直高尚的人，他永远不能忍受不公平和非正义，但是他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因此必须忠实于一个对如此众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负有责任的一个党。他怎样坚持他的信仰并阻止罪恶？ 这是一个意欲在此时此地以具体的方式帮助人们的人，而同时，却要与一种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种意识形态能够通过指出明天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光辉灿烂的乌托邦为任何时时刻刻的罪行辩护。 这是一个相信所有人在心灵上和灵魂上都平等的人，但却是声称其成员高于所有其他人的一个党的成员。做这么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不管在他的良心上还是在党内。实际上，和其他忠诚的党员一样，他发现这是一个始终不断的困难。在西班牙，党贬斥他的无畏斗争，在50年代，他受到迫害，1969年他被开除，并冷酷无情地把他推到死亡的边缘，最终能够显示其全部没有道德的，是没有为他安排一个尊贵的葬礼。 但是，尽管有这每一件事，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社会主义信念。他面对在他的信念和自己的人类天性之间悲剧性的裂隙，是通过多年来坚持不懈地赋予共产主义制度以人性，令其可能最终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相符合。但是，甚至是这种妥协也保留其悲剧性的矛盾：说到底，真正的民主怎么可能和只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领导作用及权力始终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的原则相调和？ 或者相反，在真正的权力民主竞争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担保经济一劳永逸地以一种唯一的、事先规定的方式来组织？ 当我阅读克瑞杰多年以前在国民议会上的发言时，我感到自己被一种悲哀所压倒，它们包含了多少善良的意愿——所有这些都无可救药地包裹在一种政治偏见之中，充满着当时的流行术语，和令人难以置信地建立在相信能够进行某种制度方面的改革，而这些东西其内在的目标是排除这种改良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广泛的探索，并非引入注目的活动，包含这样的危机并从未具体地实现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机会主义和个人野心的行为。 多年以来，弗朗蒂塞克从内心真正地相信，将更为人性的东西注入一种非人性的制度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最终，严峻的历史教训和无数深深的失望有力地转变和弄窄了他的政治信念释放的范围。逐渐地，他不得不放弃他的信仰中许多陈腐的教条和意识到他原以为极神圣的东西中阴暗的方面。借助他的正义感和灵魂的正直，他一度追寻的那种意识形态体系其粗野和令人反感的性质逐渐地对他显露出来。 这是怎样一个悲剧性的过程！ 一个人曾经以如此热情坚持了这样长的时间并付出这样多的牺牲，却必须与之断交，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 据我所知，克瑞杰从来没有表露过他的烦恼、失望、疑虑和绝望。他将痛苦咽在肚里，像一个男人。在他的同伴中，他总是激励的来源，并且从来不要求任何安慰以作为回报。他对此足以自豪。这也许使得他内心所发生的更加难以忍受。 当然，他从来没有完全放弃他的信仰：他将全部生命都献身于社会主义，至死都相信它。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的概念变成什么样，至少在它的列宁主义变种中，它无可避免地变成了什么东西：通过国家作为所有劳动人民的雇主和剥削者所实行的全面统治，对生活所有方面的中心控制，和最拙劣的资本家所能想到的那些。一种从起初就宣称它将逐渐废除国家的意识形态，结果是造成了自古以来最强有力的国家：极权主义国家。“被解放了的”劳动人民最终只能是对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享有权力的同伴投去嫉妒的一瞥。 这个意识到他的信仰的全部内容的人，在他使命的晚年，哪种社会主义适合于他？在所有这些惨痛的经验之后，这个词能对他产生什么想像？一种由绝大多数人经济自主的统一体？由其雇员所拥有的企业？经济上的自治？市场调节？合作的和小范围的私人企业？ 他肯定意识到如果没有不受到限制的政治上多元化，要想实现经济上真正的多元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他的眼中，这样一个概念怎样与社会主义一致起来？ 说到底，就共产主义所关心的而言，“社会主义”仅仅是服务于权力垄断的一个符号 (对他来说，任何威胁过去是，现在也仍然被说成“借助反社会主义势力摧毁社会主义”) 。他是否赞同其他的概念如社会主义民主，而放弃传统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 我不知道，我只是盼望能就所有这些问题和他进行一次坦率深入的谈话。甚至我在鲁兹纳监狱(某日天亮不久他们叫醒我把我带到我父亲的葬礼上)我仍然打算，一旦我出去，我就要邀请他和他的妻子诺娃，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但这没有实现：在我们上诉审理的一个间隙，我的被告同伴奥特卡·别德纳诺娃低声告诉我，他已在最近去世。 现在我所能知道的全部只能是推测。我有这种感觉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像我和那些因为语义上的含混早已放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许多人一样，具有组织起社会最好途径的那种概念。 尽管他从前没有放弃过这个词。为什么？ 我感到惊讶。在他生命的终点，难道又重新回到他的起点——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然而是以某种方式重新设想过的？或者“社会主义”这个词，像其他的词如“同志”一样，是富有魔力的象征，是他发现不能与之分离的一种东西？ 他依恋它是作为他生活中道德上贯穿一致的一种象征？ 如此说来，或许是他先前的理想和激情，他早年的斗争，他历史的证明的一个纪念品？ 它是他用来和西方他的欧州共产主义者朋友之间的一个联结，这些幸运的无辜者没有这种经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建设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仍然是有关未来的一个温馨芬芳的词？ 或者对他来说恰恰正好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名称？ 我感到在克瑞杰的个性、成就和命运中存在悲剧矛盾不只是他个人独有的、甚至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才有的。它们浓缩和象征着许多更深的矛盾，也许是现代社会基本的矛盾。 我将借助指出这样一些问题间接地涉及到它们。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受其自身良知或日常世界的基本道德概念指引的人，有可能在政治中扮演一个活跃的角色吗？还是他们总是必须，哪怕是在心中的一部分，也要从属于那个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也要同样接受各种教条和胡言乱语？对他们来说，相信生活、相信善、相信自身的理性便已足够？ 还是也必须相信某些不再是纯粹和单纯的东西，诸如他们自己的政党？ 在这样一个局部利益的、非理性激情的、“政治上的现实”、追逐权力的意识形态以及盲目反抗的——简言之——现代文明的喧嚣的世界上，那些内心纯粹的人们，有独立精神的人们能否达到权力的顶峰？ 在这些领域中这样的人能成功吗？ 还是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卷入——不管是出于现实的妥协，还是理想主义的信仰——某种东西，某种他们发现更能接受的东西，某种暂时看来符合他们的良心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可能转而反对他们的东西？ 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人完全知道在这个国家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政治家——甚至是共产主义的政治家——他们是正直的、忠诚的和不屈不挠的人们，尽管其命运经常是悲剧性的。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很难想像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国家领导人是缺乏面孔的官僚主义者，说着僵尸般的语言，他们坐在开得飞快的轿车里驶过大街，或者偶尔在电视里念那种绝少承担真实生活的冗长乏味的陈词滥调。值得为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写一本真实、令人信服的书，不仅是对现在的年轻人有好处，也不仅是保留一个杰出人物的记忆，也是为了让年轻一代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的世界有更好的了解，对他们的前辈为什么这么做有更好的了解，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问题、理想、想像、成就和失败。这或许也能帮助他们意识到，并且最终，可以使他们意识到政治和政治家并不必然是嘲笑的对象，也可以是令人尊敬的对象。 1988年1月 注：弗朗蒂塞克·克瑞杰，医生，1968年杜布切克的主席团中唯一拒绝在莫斯科协议书上签字的人。1979年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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