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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史波丁医生的办公室位于公园与麦迪逊之间的62街里的一幢优美的褐色大楼里。这里有一个二层楼高的大理石门厅。楼梯宽大而弯曲，窗帘遮盖着后墙上的窗户。 乔伊按了一下蜂音器，并得到答复蜂音，她推开通往里面办公室的门。这是一间很大、比例协调的房间，天花板很高，里面的装饰追塑到十九世纪末叶。史波丁医生的办公室最近刚喷刷过，地毯呈海军深绿色，家俱显然都很贵，并合适地摆放着。 史波丁医生的皮肤是茶青色，淡褐色的头发，棕褐色的眼睛。他穿一件褐色上衣，马裤呢裤子。他个不太高、身材修长，大约有四十岁左右。 “你就是精神病医生罗！”乔伊说。 史波丁医生轻轻地关上了她身后的那扇沉重的门。只有他们俩个人在办公室里。他指了指长沙发椅，他自己坐到了一把皮手扶椅子里，并跷起大腿，细心地调整了他裤子里的突出部分，在乔伊看来，有点过分谨小慎微。 “你搞同性恋吗？”她问道。 “你会发现沙发很舒服的。”他说。 尽管长沙发一头有枕头，她也知道应该躺下，她还是故意坐在长沙发上。她也学医生的样子，跷起了大腿，她的超短裙下面露出了长筒袜。 “我建议你躺下。”医生说，“躺下方便检查。” “可别告诉我，你准备同我发生关系！”乔伊打着呵欠说。乔伊自己也不知道她准备同这个讨厌的人闹到什么程度。 “我准备为你提供些帮助。”他说。 “好啦，”乔伊说，“发生很多次关系。”她懒散地向后靠在长沙发上，她估计史波丁博士可能要告诉她让她坐直或躺下，或要求知道她的童年或是否恨她妈妈，或是否想同她父亲发生关系等，对此，他表现出一副蔑视的态度。他什么也没问，最后，乔伊对这种沉默产生厌烦情绪。 “你要问我点什么吗？”她问道，感到挑衅并没有赢。 “也许你想说点什么。”史波丁医生努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不高不低。 “滚你的！”乔伊说。她下决心再多一个字也不说。她对她母亲强迫她来看精神病医生感到愤怒，好象她真是一个疯子。她没疯，她妈无法说服她。她可以唆使世界上所有的精神病医生都来攻击她，即使如此，她也不会感到丝毫的害怕。乔伊静静地坐在那儿心中激烈地翻腾着。史波丁可以用刀和枪来折磨她，甚至给她注射能讲真话的麻醉药，但他不会从她嘴中得到一个字，一个音节也不会得到。 四十五分钟过去了。有人觉得快，有人觉得慢。最后，史波丁医生站了起来。 “你的诊断结束。”他说，“我星期四再给你看。” “我想你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一个字也没说。”乔伊说。在她朝外走的时候，她用她的乳房碰了他的胳膊上。 “我们下次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史波丁医生说。 还没等她来得及再说一句话，他已关上了门。把她关到了大厅的外面。 她母亲控制不住她的好奇心。 “医生说什么啦，亲爱的？”乔伊一走进房间，她就问。 “没说什么。他能说什么？我又没疯。” 乔伊一边说，一边穿过起居室，朝她自己的卧室走去。 “没人说你疯啦。”她母亲说。 乔伊使劲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她使得劲太大，墙上的灰泥变松，慢慢地象雪花一样落到地毯上。没关系，丽迪亚可以去打扫。 乔伊真希望她是个杀人的凶手。她坐到她房间的窗台上，朝下望着74街上那些匆匆而过的人群，如果她是个杀人凶手，她需要有一支手枪。乔伊竖起右手大拇指，闭上左眼，用右眼对着大拇指瞄准，她的目标对准一个衣着讲究的中年妇女，她牵着一对德国种小猎狗，它们正对着上面写着禁止停车”标牌的铁柱子撒尿。她认真地瞄着，然后扳动了扳机。那妇女抬起头温和而惊奇地看着她，然后她的腿在她身下弯曲下去，非常缓慢地倒在人行道上。她既没发出任何声音，也没有血。只是在她左胸有一个整齐的黑洞。那狗好象没有注意这些事，继续撒着尿。这么容易，乔伊感到有些惊奇。 接下来，她开始枪杀一个送花的黑人孩子；一个看起来高贵的白胡子老人，他手里拿着一幅很大的用纸包着的油画；和一个满头金发、戴着一副太阳镜的女孩，她看起来有些象坎迪·伯根。 她看着他们都一个个静悄悄的死去，就象在电视里重新播发刺杀肯尼迪的慢镜头一样。肯尼迪遭抢击时，乔伊才十一岁。他的被杀是留在她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事件。有趣的是，电视台当时还播放了死者临死时的痛苦。 “我杀死了四个人。”乔伊星期四说。 “是吗？”史波丁医生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其中有一个女人，大约四十五岁，牵着两条狗。我直接射中她的心脏，她死的时候连叫都没叫唤一声。”乔伊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细节。 史波丁医生没说话。因此，她继续描述了送花的男孩，那老人和那位漂亮的姑娘。她想，她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她愿打赌，她也许是史波丁医生所有病例中最有趣的一个。她在等待着他对她的评价。 “你认为这些人都代表着谁？”他问道。 他的平静使乔伊感到愤怒。 “他们谁也不代表。他们仅仅是我那天击毙的几个人。” “有没有可能，那女的是你的母亲，那老人是你的父亲？也许那漂亮的女孩就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一个人？有没有这个可能？” “是否有人曾经告诉过你，你是满嘴胡说八道？” “经常。”史波丁医生说，他的声音仍然非常平静。 乔伊判定，他一定有一群非常感谢他的病人。也许他们会给他送来砒霜作为圣诞节礼物。但她决定再不说话。为什么要在他面前耗费精力呢？ 剩下来的时间都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史波丁医生起身，打开门，一句话也没说。乔伊再次离开了大厅。她看了看她的米老鼠手表，这时正是四点十五分。 那医生脑子里一定有一个钟，一个布谷鸟钟。 乔伊恨史波丁医生，她不愿去见他。在艾维的帮助下，她对他编了一套最令人不能容忍的谎言，而他居然这么笨，还相信了。他不断地问她诸如她是否认为自己和坎迪·伯根一样漂亮之类非常严肃的问题。 只有白痴才会相信她，而史波丁医生就是个白痴。到了六月份，乔伊认为她对史波丁医生和他的工作已经厌烦了。她问她爸爸，她是否还真有必要继续去找他。他说，他已安排了同史波丁医生的约会，等到那时再决定吧。 “这样行吗？”他问道。 “只要是你去，而不是她。”乔伊是指她母亲。 过了一个星期，纳特见到了史波丁医生，之后，他约乔伊一块吃午饭。 “史波丁医生说你对人怀有敌意，具有破坏性和铁石心肠。” 纳特要了鸡尾酒，他和乔伊在爱德华餐厅靠窗户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这是一个下等人常来的地方。但乔伊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她喝了一怀玛丽酒，但里面没有掺伏特加。她感到特别的颓废，就好象一个酒鬼再不能喝酒了，感觉就象过去的酒鬼电影明星一样。 “敌意。破坏。心肠硬。不错。”乔伊说着，呷了一口酒。“他还说我是否发疯了？” “他没说这个，”纳特说，说完他们俩都不再提这个话题。 乔伊知道她到家就自由了。 “你认为他怎么样？我是说他个人？”她问道。 “一个笨蛋。”她父亲说着，打开了菜单。“你中午想吃点什么？” “这样我就不用再去了吧？” “我再跟你妈商量一下。” “一盘沙拉和一盘鸡，只要白鸡肉，”乔伊说。“晦，爸？” “什么？”纳特答道。 乔伊想到她爸，他多么潇洒，多么气派，多么好啊！她妈不配他。她只希望她也能找到象他这样的人。 “我爱你！” “我也爱你，十分爱你，”她爸说，“现在点菜吧！” 1968年是美国历史上自1929年以来最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要在美国举办奥远会，还要进行总统选举；这一年是黑人权力扩大的一年，是嬉皮士的年代，是鹰派与鸽派的年代，是静坐罢工的年代；马丁·路德·金四月被暗杀；罗伯特·肯尼迪六月被暗杀；这一年世界科学双螺旋线年代——詹姆斯·华森阐述了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和基因裂变；这是一个美元地位开始下降的年代，是一个灾难之年，分界线之年，是六十年代开始走向结束之年。 1969年9月，人类在月球上行走两个月之后，乔伊说服了她父亲和她母亲，终于离开了父母家，搬进了公寓。这是一个普通的三间半居室公寓。为了安慰一下她母亲，乔伊到纽约大学学习电影课程，只要她看来是在于一点“正经事，”她母亲就不至于找大多麻烦。 她母亲担心乔伊吸毒；担心乔伊怀孕；担心乔伊堕胎；担心乔伊与某一个男孩子同居，担心乔伊和她的未来，当乔伊告诉她，艾维要同她男朋友结婚的消息后，她母亲感到非常不安。她的男朋友叫杰克·洛加，他是一个美国人与黎巴嫩人的后裔。乔伊从她母亲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母亲担心乔伊会跟着艾维学，也许会同一个中国佬结婚，或甚至更差的人结婚。当然，她母亲从来也没有这样公开说过。 艾维的母亲和继父已经分居，并向法院正式提出离婚。当艾维告诉乔伊，说她准备同杰克结婚时，乔伊问道：“他是否将是你的第一个丈夫？” 艾维原来预计她至少要结三到四次婚。 “不。”艾维说，“我跟他结婚是要跟他白头到老。我受不了那么多次离婚的折磨。” 乔伊自己单独住的第一年也是六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也使乔伊由被动变为主动，由破坏性转变为创造性。这一年，乔伊感到生活中充满了爱。 乔伊实际上喜欢纽约大学。她的同学们都象她自己，而不象阿兹利学校的那些受到庇护的富人的孩子，他们反抗性强，不守规矩，并不幸福。她这些同学有来自富人家庭的，也有来自穷人家庭的和中产阶级家庭的。他们中间有黑人、白人，也有犹太人和新教徒。还有来自非洲国家的留学生。象乔伊一样，他们都是性发育过早，感情不成熟。象乔伊一样，他们都是生长在六十年代。对这样一个迅速转变的社会发出的相互矛盾的信息感到迷茫。 这使乔伊感到，她的行为并不乖僻。她发现，其他人在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们究竟想要什么的问题上也同样遇到了困难。他们被告知“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可是到了十五岁、十六岁，他们仍然还大小，因而不能知道他们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到了十六岁、十八岁，他们还都在探索着自己的个性。正是在这变更的年代，乔伊遇到了特里·巴斯。 乔伊和特里都在同一电影班里学习。他们在一起研究电影历史，从无声电影到最新的影片。他们分析历史上伟大的人物：爱因斯但，威尔斯，肖邦和德·米勒；研究制片厂的发展过程：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福克斯和帕拉芝特；研究战后现实主义：迪·希卡，弗尼米；研究五十年代的新潮和名导演的出现：特鲁福特，戈达德、布尼尔和安东尼奥尼；他们谈论现在，研究库罗沙瓦，波戈丹洛维奇和伯褒曼。 电影就是他们的快乐，就是他们的感情。他们从《派登》到《爱情的故事》，从《飞机场》到《麻西》，什么电影都看了。他们认识到，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好奇心、理想和志向都是受电影的影响而形成的。他们是接受来自于电影胶片反射到屏幕上的图像、印象和信息的第一代视觉观众。麦克努翰是他们的预言家和哲学家。根据他的理论，他们都是世界村的居民。 他们分析了共同的热情，共同的公民感，他们很自然地发现，他们有着相似的过去。就象乔伊和她爸爸志同道合，而对她妈心怀不满一样，特里的母亲是他的同盟军，而他父亲则是他的敌人。他们发现，乔伊通过反抗来表达感情上的疏远，而特里则把感情隐藏起来。当他们发现各自的防御后面的真情，他们产生了相互的信任感，成为要好的朋友。当他们相互吐露得越来越多，当他们感到不用担心对方会背叛自己，当他们共同分享着秘密、屈辱和梦想的时候，很自然，他们也就成了情人。 事情发生在1970年5月5日，也就是在肯塔基发生枪击事件后的第二天，纽约大学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个人安全受到威胁。就在美国四月三十日在柬埔寨采取行动后，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爆发了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入侵的请愿书由学生们和教职员工们传递着并签上了字，然后送到白宫交给尼克松总统。示威是平静和有秩序的。特种警察部队接受命令开进了公园，他们双臂交叉，挂着手枪站在那里。而发言人则在那里讲演，谴责美国入侵亚洲，请愿书传递着，签上字后又送回到组织者手中。当这一切结束后，抗议者渐渐散去，他们有的回到教室，有的到图书馆，有的则出去上咖啡馆。警察也悄悄地撤走，示威游行结束，而没发生任何事故。 肯塔基外枪杀四名学生使全体学生都感到震惊。非常容易，非学容易地会想象到同样的事会发生在曼哈顿。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便衣警察的发痒的指头扳动扳机，一个经常侮辱别人留长发，对别人吼叫“法西斯猪”的便衣警察。 当天晚上，礼堂举行了蜡烛悼念活动。全部学生和教师都参加了，每人手里都端着一支蜡烛。空啤酒瓶，盛冰淇淋的纸杯，弯曲的铁丝大衣架，装纸巾用的纸板卷以及瓷器茶几都被改造成了蜡烛台。在黑暗的礼堂中，只有成百上千的蜡烛火焰在闪烁春。学生会的主席做了关于平等、自由、真理和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力的短暂、简单的讲话。当他讲话结束时，礼堂里沉默了一是。这是没有计划而一致的行动。因此，更具有力量。由于悲剧而团结在一起的人群静静地、缓缓地列队走出了礼堂。 乔伊不想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不想独身一个人呆着。她在人群中发现了特里，他们一起朝第六大街的赫沃德咖啡馆走去。 “被枪杀的也有可能是我们。”乔伊说完喝了一口咖啡。“那样我们现在就可能死了。如果我们去了肯塔基州，被枪杀的也许会是我们。” “我原想，他们最多会象在芝加哥所做的那样对待我们。我原想他们最多只会是用催泪弹驱赶人群。但现在如果你与他们有不同意见，他们就会杀了你。” “去年他们在月球上行走，”乔伊说，“而今年他们则在地球上杀人。我真不知道他们准备什么时间到月球上去杀人。我猜想，一旦他们准备在月球上杀人，他们会让我们从电视里观看的。” “记得《花的力量》吗？”特里问道，乔伊完全知道，他指的是什么问题。 “还有《海特——阿希伯里》和做爱，而不是战争？” “最后一个好年头是一九六七年。”特里说，“当时人们还存有希望，至少我当时就有。” “我也有。我从来没想到希望会结束。还记得《不尽的夏天》吗？现在要记住这些都很困难了。” 乔伊沉思了一会，想起那首《头戴鲜花走向旧金山》的歌。据说那应是宝瓶座时代的开端，遗憾的是，还没有真正开始就结束了。乔伊感到，她还没有经历完过去就已经失去了过去。这是她被骗走的另一件东西。 “那就好象是很久以前的事。”特里说。“令人可笑的是象我们这么大年纪也怀念过去。我原想，只是当你老了以后才怀旧。” “我想等你老了以后，等待你的就是死。”乔伊说。 “我已有两年没和任何人睡觉。”乔伊说。他们喝完了咖啡，在第八街上朝东走去。明亮的路灯说明现在没有危险。他们在沉默中走着，没有靠在一起。乔伊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她从来没告诉过别人，连艾维也没告诉过。和她睡觉的最后一个男人就是巴巴多斯的滑水橇教练温什顿。自从那时以后，她对性交完全失去了兴趣。她认为这种关系只有欺诈，保证，而没有真正的赋予，就好象她小时候从电视商业广告中选订的低贱的塑料玩具一样，它们都很精致，包装讲究，看一眼就会给你以无穷的欢乐，但一玩就会散开。她原以为性交，就象一件新玩具，一件新衣服，一个新口红一样会改变她的生活，会使生活得更好，更有趣，更令人兴奋，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改变，就好象又一个保证没有得到实现一样。 “如果你不想的话，完全可以。”特里说，“我理解。” 特里也曾对性交产生过失望。当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发现，每次去参加和平游行肯定会得到性交的机会。那些追求大赦、种族平等和大麻合法化的姑娘们也追求性解放。每次游行或静坐示威之后，参与者们都一双一对地用性生活来代表新时代报答他们所做出的努力。过了一段时间后，特里根本记不清他曾经和谁睡过觉，和谁没有睡。他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她们的过去以及她们的梦想。但这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最终她们都似乎变成了同一个姑娘，呼喊着同样的口号，有着同样的长头披发，穿着同样的牛仔裤。 “我的确想。”乔伊说。他们来到了特里在东十街的房间，他们上了床，在一种怀念过去、永恒、相互依恋的情感中做了爱。 那年夏天，珍妮·乔夫林之死的夏天，纳特·鲍姆五十岁生日的夏天，乔伊和特里买了机票飞往巴黎，并访问了欧洲的阿姆斯特丹，伦敦，哥本哈根和马德里。他们沿途免费搭乘别人的便车，住青年旅馆，抽大麻，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美国人聚集在一起就唱民歌。在马德里，他们租了一辆菲亚特车，他们开车南行经过西维里到达科什达。他们超过美国和德国的一些旅游者，最终到达阿耳黑西拉斯，从那里，他们又乘坐渡轮到了摩洛哥的丹吉尔。在丹吉尔，他们游览了苏克，喝带糖的薄荷味茶，并得知这里叫大麻为克凯弗，这使乔伊想起珊迪·林的克劳斯。她真想知道，他现在在于什么。 夏天过去了，乔伊和特里回到了纽约，他们决定搬到一起住，他们搬进了乔伊的房间，但没有公开宣布，他们自己说，他们选中乔伊的房间是因为这套房子大一些。他们不愿承认，他们觉得特里的邻居令人感到毛骨惊然。他的房间一年之内被人盗过三次。一个波多黎各女人在离特里房间三个门远的地方，刺伤了一个波多黎各男人。他们曾怕每一个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但要承认这一点就违反了他们的原则。因此，他们互相告诉说，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乔伊的房间大一些。 特里重新开始了他在纽约大学的学习，乔伊继续旁听她感兴趣的课程。但比其它任何事都重要的是——比他们的课程，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同龄人都重要，这就是他们相互之间感兴趣，他们热衷于学习怎样生活在一起，怎样相互分享而不令人窒息，怎样在建立共同感情的同时，而又保持各自的个性，怎样取得一个满意的独立平衡，最重要的是，不重犯他们的父母所犯过的错误。 他们想打破在家庭里那种分工，正是这种分工，使家庭的和睦受到削弱。他们把家务活平均分开：做饭、购物、洗衣服，清扫，付款，整理床。他们在经济上联合起来，碰巧，他们收到的补贴都一样多：每月五百美元。纳特每次同乔伊在大厦吃午餐的时候都给她支票。特里的父亲寄支票，并附上一封由他的秘书打好的信，询问特里的学习和身体情况。他们所有的家庭开支都来自于这笔资金。不管剩下多少，然后再均分，各自分到的钱愿怎么花就怎么花，不必向对方做出任何解释。 乔伊的愿望被认为和特里的同样重要；她对隐和、表达和舒适的需求被认为和他的一样平等。他们摒弃了关于“女人的位置和男人的世界”之类的世俗偏见。不管谁发现对方有旧意识抬头的倾向，就会立即被指出来并加以解决。 共同生活使他们两人都比从前感到快乐。 1972年9月，乔伊决定把她和特里住在一起的事告诉她爸爸。她对这件事一直是偷偷摸摸的厌烦透了。她觉得，现在是把一切都公开的时候了。 “爸，”当乔伊坐在他们常坐的桌于旁后，眼望着中央公园的北部，她说，“现在你该知道真相了，特里和我住在一起。”她等待着，不知她爸会说些什么。 “我知道，我很早就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什么也没说？”这出乎乔伊的预料之外。她对她父亲接受这一事实时表现出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感到震惊。他没有想到过，会有什么事还能使她感到震惊。 “这不关我的事。” “你不管吗？” “只要你幸福。”纳特说，“看来你是幸福的。”他的手抚摸着乔伊的脸，她把脸稍微侧了一点，这样她就可以亲吻到他的手指。 “你准备告诉她吗？” 他们俩人都知道乔伊指的是谁。 “也不关她一事。除此之外，”纳特说，“为什么要烦扰她呢？” 乔伊笑了。她想谢天谢地，她有这样一位好爸爸。 “也许，”巴巴拉·罗斯说，“我们四个人可以一起吃晚餐。你，特里，你父亲和我。” “也许。”乔伊说。她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几个星期以后，当乔伊在老地方与她父亲一起吃午餐时，她父亲把巴巴拉·罗斯介绍给了她。乔伊想，噢，她把事情公开了，现在她父亲也在做同样的事。 “你好。”乔伊以非常平静的声调说，隐藏了心中的不满。她不希望有第三个人同他们一起吃午餐。她从来没拖特里来。 “见到你很高兴。”巴已拉说，“我听说过关于你的很多事情。” “都是些坏事，我敢打赌。”乔伊试探着巴巴拉。 “各占一半吧。”巴巴拉说。 “很好。”纳特说。介绍她们相互认识是一种冒险，但冒这种险还是值得的。“她是一个好孩子。” “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叫我‘孩子’的人。”乔伊伸过头去在她父亲的嘴上亲了一下，重申了过去的要求：“一盘沙拉........” “我知道。”纳特说，“一盘鸡，只要白鸡肉。” 巴巴拉看着这父亲和女儿，他们的骨架一样，都有着一双深邃的眼睛，都具有幽默、智慧的风格。但乔伊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更佳，是因为她的年龄的关系吗？还是她母亲的基因作用？伊芙琳有这样中间厚两角薄的嘴唇吗？伊芙琳有过这样不加任何点缀的长长的秀发吗？伊芙琳也是一样极易招致责难吗？伊芙琳一直在努力回避她吗？巴巴拉一直在推测着这位“夫人”，她从来没有想象过她的头发没有任何点缀。 就好象乔伊也是一个地位平等的人，巴巴拉和纳特读到了一些涉及到印刷机和购买纸张方面的一些生意问题，乔伊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父亲谈生意。他从来没有在家里办公。难怪他这么成功。他谈起生意来是这样生气勃勃。他的性格的这一面，乔伊从来没看到。这使她开始喜欢起巴巴拉来。她在帮助她父亲，她把乔伊当成平等人对待，她并不问诸如你将来准备干什么啦，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啦，你们这代怎样看待事物啦等等这样一些平淡而愚笨的问题。 “这孩子一点也不懂生意，”当他和巴巴拉把问题解决后纳特说道。 乔伊耸了耸肩。“我为什么要懂？谁需要懂？” “你听说过你爸爸的抱怨了吗？”巴巴拉的问题是一种申明，带有一点明了情况的幽默。 “我猜想你知道。”乔伊耸了耸肩。她不想承认，有些事巴巴拉知道，而她不知道，更不要用说床上的隐私事情了。 “是的，”巴已拉非常自信他说，“我知道。情人一般是要分担他们的忧虑的。” 乔伊看了她爸爸一眼。她原以为他也许会窘得透不过气来。但他坐在那里冷静得象一根黄瓜。“情人。”乔伊佩服巴巴拉的诚实。而她要把特里的事告诉她爸，却化了好几个月时间。 “我想让你认识巴巴拉。”纳特说。他拉起巴巴拉的手，她的指甲精心修剪过并染成了时髦的红色。他拉着她的手，就在桌子上面，大家都看得见。 你们准备结婚吗？乔伊没有胆量去问。除此之外，她还不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沉默了一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巴巴拉建议他们四个人一起吃一顿晚餐。这说明她知道特里。这说明她爸爸把什么事都告诉巴巴拉了，甚至比告诉乔伊的事情还要多。 “听着，我得走了。” 乔伊急忙站起来，碰到了桌子上，差点把桌子上的一个玻璃水杯打翻了。 “再见，孩子。”纳特说着，拍了一下她的屁股。 巴巴拉的笑容没有显露出能表达任何意义的东西。 乔伊从大厦一直走回家。 她路过布隆明戴尔商场时，买了一瓶染指甲水。染指甲水的颜色叫“库尔”，售货员告诉她，这是法语、意思是“皮革”。并说这是今年最时髦的色彩。乔伊从来没染过指甲，她想知道染后会是什么样子。 当她回到家时，特里问她午餐吃得怎么样。 “和平常一样。”乔伊说。 特里想，听起来她好象有些生气，但她什么也没说。因此，他估计，这可能只是他的想象。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几个星期后的一天，乔伊问特里道。“我想咱们一起拍部电影，合作拍摄，因此，我们可以一起工作。” 特里对此事非常热情。“这太好啦！” “就象杰克和艾维一样。”乔伊说。尽管她此刻正在想着他爸同巴巴拉关于纸张储藏问题的谈话。 乔伊真羡慕艾维和杰克：他们好象总是在一起。他们住在索赫的一个阁楼里，而且自己对阁楼进行了装修。他们自己开办了印制衬衫业务。顾客只需付3．98美元，就可把任何照片或图像印到他们自己的衬衫上去。除此之外，他们还出售上面印有著名摇摆乐队，先锋派明星，反主流文化的英雄及标语等之类东西的汗衫。他们还在摇摆乐杂志、先锋派报纸上刊登广告，每天早晨，邮差都送来一大堆订单，并附有现款。他们说，简直是难于令人置信。他们挣的钱已经超过了他们所知道怎样支配的程度。他们经常把订单退了回去，因为有时他们不想工作。 他们信仰瑜伽，参加“交朋友”治疗（即现代美国的一种所谓精神治疗方式，受治疗者在组内自由地通过抚摸和交流内心感情来达到治疗目的）和集体作爱。他们谈论梦幻冥想的好处，谈论马拉松式的情感，使他们更加了解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谈论他们怎样在外面有外遇而又相互之间不产生嫉妒情绪。 有一天晚上，当大家都熟睡后，杰克和艾维邀请乔伊和特里同他们一起睡觉。他们说，他们尝试过三人作爱，正常的狂欢，但从来还没有尝试过四人一起作爱。 “为什么不试试，”乔伊看着特里，试探性他说，“也许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不！”特里显得特别冷静。“我认为作爱是两人之间的私事。” “但四人也许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乔伊说：“如果你不去试一下，你怎么会知道？” “我知道。”特里说，“我知道我自己的感觉。” 乔伊感到她在情人和朋友之间遭受着折磨。太固执了，没有争论下去的必要了。她选择了艾维。 “好极了。”艾维说，“我们认为人们应该只做那些他们真心想做的事。我佩服特里在大家都不同意他的观点的时候敢于表明自己的意愿。是这样吧，杰克？” 他点头表示同意。乔伊真是希望特里不是那样地古板守旧。 在和艾维和杰克一起度过一个晚上之后，乔伊和特里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表面平静的后面隐藏着紧张、不满的情绪。冲突迅速聚集，深深隐藏的失望情绪开始出现。 他们这些富人家的孩于们，居然为钱争论起来。乔伊认为多化几个钱买食品值得，可特里却不这么认为。特里想要一个四声道的音响，可乔伊想要一台彩电。乔伊认为特里买那些硬壳精装书是浪费钱，可以等到有软包装后再买。特里认为乔伊参加的锻炼学习班是一种浪费，她可以在家里做同样的锻炼而不需付任何钱。 他们双方都知道，也都认为他们之间的争论是谎谬可笑的。但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因为在这背后的感情并不是荒谬可笑的。 他们为家务事争论，争论谁做得多。 他们为是否生孩子争论。特里认为生一个好。乔伊说：“什么？你要我的结局最后象我母亲一样？” 他们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乔伊总是生气，特里则总是处于守势。他们对自己不满意，对对方不满意，可他们谁也没想散伙。也许，如果他们耐心点，他们还会重新合好的。 最令人痛苦的是十月的那天晚上，当乔伊的父亲打电话告诉说，她母亲企图自杀。乔伊感到震惊，内疚，同时又高兴——这也是离开特里的一个借口。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问道。 “我不知道。”乔伊耸耸肩。她从来没对他讲过巴巴拉·罗斯的事。 “我和你一起去医院。”特里主动提出说。 “没事，我一个人去。” “来个电话，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 “当然。”乔伊答应道。乔伊希望他早点停止安慰她。“我会给你挂电话的。” “你肯定没事吗？”特里希望乔伊能让他帮助她，但她一直把他拒之门外。 “我父亲和我可以处理我母亲的事。”乔伊说。他们来到大厅，门岗给叫了一辆出租车。“我父亲和我可以处理任何事情。”．“乔伊，你知道吗？”特里在关出租车门的时候问道，“你和你父亲之间的关系不健康。” “是的，”乔伊说，“我知道。知道怎么回事吗？” “什么？”特里问。 “我喜欢这样！” 出租车朝北边的第一大街的沃希思医院驶去。当出租车开动的时候，乔伊竟没挥手道声“再见”。 ------------------ 转自白鹿书院 王锦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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