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再次与露比一起喝咖啡。我七点四十五到达办公室时,她已在前门外等我。她看见我很高兴。她在一辆废弃的小轿车后座上睡了八个小时,可以想象她见到我有多高兴。
  “有油炸饼圈吗?”我按电灯开关时她问道。
  这已成为惯例。
  “我找找看。你坐吧,我去煮咖啡。”我在宽敞的厨房里忙起来,清洗咖啡壶,找吃的东西,油炸饼圈昨天已不新鲜了,现在变得更硬了,但除此以外,别无他物。我在脑子里记下明天一定要买些新鲜的,以防露比连着第三天来。我有预感她会再来。
  她拿起一个饼圈,小口斯文地吃着。
  “你在哪儿吃早饭?”我问。
  “通常不吃。”
  “中饭和晚饭呢?”
  “中饭在第十大街‘内奥米之家’吃;晚饭在十五街的耶稣会吃。”
  “你白天干什么呢?”
  她又蜷起身子,紧握着咖啡纸杯,这样会给她虚弱的身体增加点热量。
  “大部分时间我呆在‘内奥米之家’。”她答道。
  “那里有多少妇女?”
  “不知道。有很多。他们对我们的照料很周到,但只白天开放。”
  “那里只收留女流浪者吗?”
  “对。他们下午四点关门,大部分妇女住在避难所里,一些人露宿街头,至于我,我有一辆车。”
  “他们知道你服用可卡因吗?”
  “我想是的,他们要我戒毒。那里不止我一人吸毒,许多人都吸。”
  “昨晚你过瘾了吗?”我问,每一个字都撞击着我的耳膜,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问出这样的问题。
  她低下头,下巴顶住胸口,闭上眼睛。
  “说实话。”我说。
  “我没办法,每天晚上都吸。”
  我不打算责备她。从昨天起我就束手无策,这突然成了我的心病。
  她又要了一个饼圈。我用箔纸包好最后一个,给她添满咖啡。“内奥米之家”有活动,她快迟到了,于是匆匆离去。
  游行示威从市政大楼开始。人群在大楼前集合。莫迪凯在无家可归者的世界里是个名人,所以他扔下我在人群中,跃上演讲的高台。
  教堂合唱团的成员身着紫红色和金黄色的袍子,在楼前的台阶上排好队形,于是上空便回荡起澎湃的歌声。几百名警察布满了大街,他们筑起的路障阻断了交通。
  “创建非暴力社区”出动了一千人,他们一齐赴到。那是一条令人生畏的自发结成的长龙,由无家可归的男人们组成,他们为自己的队伍而感到自豪,他们的到来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整齐的口号声几个街区外都听得见,当他们在街的拐角处出现时,电视摄像机争相上去拍摄。
  他们齐刷刷地聚集在市政大楼的台阶前,开始挥舞自制的标语牌。牌子上写着“停止杀戮”、“救救避难所”、“我有权拥有一个家”、“工作,工作,工作”。他们把标语牌举过头顶,伴着圣歌的曲调和呼喊口号的节奏而翩翩起舞。
  教堂巴士在路障前停下,卸下几百人。他们中许多人看上去不像流落街头者。他们是穿着整齐的教堂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女人。人群膨胀起来,我身边的空间越来越小。除了莫迪凯以外,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索菲亚和亚伯拉罕在人群中某个地方,但我看不到他们。海报说这是过去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无家可归者游行——为朗蒂伸冤的大会。
  朗蒂·伯顿的照片被放大制成了许多大告示牌。人像的四周镶了黑边,下面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谁害死了朗蒂?”告示牌一经散发下去,立即成了抢手货,甚至那些来自“创建非暴力社区”的男人们也将手中原先的抗议旗帜弃之不用。朗蒂的脸在人海中跳跃起伏。
  一声凄厉的警笛声在远处响起,很快越来越近。一辆送葬车在警车的护送下穿越路障,径直朝市政大楼开来,在楼前的人海中停下。车的后门打开了,一个漆成黑色的仿制棺材被搬下来,六个无家可归的男人充当了扈棺人。他们抬着棺材准备游行。车上还有四个同样颜色和式样的棺材,只不过小得多,它们也被人抬下来。
  人群中闪开一条路,人们抬着棺材缓缓地向台阶走去,合唱团唱起了具有灵歌特色的安魂曲。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是一个死亡游行,四个小棺材中有一个代表奥塔里欧。
  人们挤上前去,无数双手举起来触摸着棺材,棺材起伏不定,左右前后不断地晃动。
  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场面。无数台摄像机聚集在台子的四周,录下了这庄严的时刻。在随后的四十八小时内,电视台会一遍遍地播放。
  五个棺材并排放在台阶中央的胶合板架子上,朗蒂的居中。架子距莫迪凯所站的高台只有几英尺的距离。前后左右都有人摄像拍照,接着演讲开始了。
  游行的组织者是一位活动家,他在开场白中向帮助组织这次游行的所有团体表示了感谢。参加的团体真不少。听着他飞快地念名单,我既高兴又惊讶,竟然有这么多的临时避难所、慈善会堂、施食处、联合机构、医疗站、律师事务所、教堂、中心、外围团体、技能培训中心、戒酒戒毒机构,甚至还有少数当选的议员,都关注这次游行。
  有这么广泛的支持,怎么还会有无家可归者问题呢?
  接下来的六个演讲者回答了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启动经费,预算被削减,联邦政府的充耳不闻,城市当局的熟视无睹,富裕阶层缺乏同情心,日趋保守的法院系统,原因还有很多很多。
  除了莫迪凯外,每个发言人都重复了同样的话题。他是第五个发言的。当他叙说伯顿一家临终前的情形时,人群突然静下来。当他说到给婴儿换尿布,也许那是最后一片时,人群中鸦雀无声,没人咳嗽,也没人耳语。我看一眼棺材,仿佛其中一副真的装着那名婴儿。
  随后伯顿一家离开了避难所,他说,语声缓慢、低沉、浑厚。他们又回到街头,在暴风雪中只多活了几个小时。莫迪凯在这一点上极有发言权,因为没人知道朗蒂一家最后的情形。我虽然知道,但并不介意让他来叙述。台下的观众和我一样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故事接近尾声时,他说到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可还是无济于事,我听到身边女人的哭泣声。
  我忽然有点嫉妒他。如果这个人,我的朋友和同事,能够在一百英尺的高台上折服数千名观众,那么当他试图说服近在咫尺的十二名陪审员的时候,岂不是易若反掌?
  我此时意识到伯顿的案子决不会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让莫迪凯·格林有机会来鼓动这个城市的黑人陪审团。如果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能证实它,绝不会有审判发生。
  听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人群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准备出发。合唱团又开始唱歌,扈棺人抬起棺材,领着队伍离开大楼。跟在棺材后面的是游行的组织者,莫迪凯也在其中。其他人跟在后面。有人递给我有朗蒂头像的告示牌,我和别人一样把它举得高高的。
  有钱有势的人不会参加游行,他们的世界安全、干净,有法律保障他们的幸福。我以前从未在大街上游行过,为什么要游行呢?走过一两个街区后,我忽然感到奇怪。走在人群中,高举着告示牌,告示牌上是一个生了四个私生子的二十二岁的黑人母亲的头像,这会是我吗?
  但我不再是几个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即使我想。我过去只关心金钱、财产、地位,现在这些都变成了对我的折磨。
  所以我在游行队伍中感到轻松自如。我和他们一起呼喊口号,与别的人步调一致地挥舞手中的告示牌,甚至唱起了我原先不熟悉的圣歌。我初尝游行示威的滋味,决定以后还要参加。
  路边的路障保护着我们一路向国会山缓慢地移动。游行组织得很好,由于规模巨大,沿途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棺材被停放在国会山前的台阶上,我们聚集在棺材的四周,再一次聆听民权运动家们和两名国会议员发表的激烈的演讲。
  演讲无甚新意,我已经听够了,对我的那些无家可归的兄弟姐妹们也无多大实际的益处。从星期一人这个新行当以来,我已经接了三十一桩案子。三十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等着我为他们排忧解难:申请食物配给券,寻找住处,调解离婚纠纷,答辩刑事指控,索要拖欠的薪水,阻止被驱赶出户,帮他们戒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对我并不太难。过去作为一名从事反托拉斯业务的律师,我很少要面对客户,而现在做贫民律师就不一样了。
  我在路边售货亭里买了一包便宜的雪茄,向草地广场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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