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我们事务所开展业务活动的证据,正在慢慢地不断增多,尽管这些活动微不足道,无利可图。到处堆放着薄薄的一袋一袋的档案,而且放的位置总是十分显眼,偶尔光顾的委托人一眼就可以看见。我手上有一打法院交办的刑事案件,当事人犯的不是重量级的轻罪,就是轻量级的重罪。戴克声称手头有30份有利可图的案卷,不过这一数字似乎偏高了些。
  现在电话响的次数也更多了。在里面装了窃听器的电话机上讲话需要很大的学问。我每天都像从事战斗一样谨慎。我不断告诫自己,在安装窃听器之前,肯定从法院取得了一纸命令,允许他们这样侵犯私人的通讯权。法官既然批准发出这一命令,窃听就必然具有合法的成分。
  我们前边的那个房间仍旧挤满了租来的折叠桌,桌子上摆满了布莱克一案的文件。这表明一件真正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工作正在进行。
  至少在外表上,事务所是比以前忙多了。开业数月之后,我们的日常开支平均每月只有可怜的1700美元,而每月的总收入平均约为3200美元。所以在纸面上,戴克和我可以平分1500美元(含税)。
  我们勉强生存下来了。我们最好的当事人是德里克·道根;假如他的案子能以对方保险的最高额度25000美元了结,我们就可以松口气。我们巴望该案在圣诞节前及时了结。这是出于何种目的,我说不上,因为无论是我还是戴克,都没什么亲朋好友需要我们花钱为其购买圣诞礼物。
  我将利用圣诞假日,研究布莱克一案。2月离目前已经不远了。
  今天的邮件与往常有两点不同。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信函一件也没有。这种情况太罕见了,因而着实给我带来一阵惊喜。第二点不同则令我大吃一惊,我差点儿要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方步,以便使自己保持冷静。
  那是一个很大的四方信封,我的姓名地址全是用手书写。里面是一封印好的请柬,邀请我光临本地一家购物中心珠宝店,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链、金手镯、金项链节前大甩卖。这是一种邮寄广告,如果信封上的姓名地址是事前印好的标签,我通常都是随手扔进废纸篓。
  在请柬的底部,在商店营业时间下面,是用娟秀的笔迹书写的姓名:凯莉·赖考。除此以外,没有一个字。啥都没有。只有这个名字。
  我到达购物中心后,在里面兜了1小时。我观看儿童在室内溜冰场里溜冰。我冷眼旁观一群群十几岁的少年到处游荡。我买了一盘热气腾腾的中国饭菜,坐在溜冰场的观众席上边看边吃。
  购物中心里有成百家商店,那家珠宝店是其中之一。我第一次从店门前悄悄走过时,看见她正在操作收款机。
  我跟着一对年轻夫妇走进店堂,慢慢走向那长长的玻璃展示柜。凯莉·赖考正在接待一位顾客,她抬头看见了我,立即嫣然一笑。我向旁边走了几步,手肘靠在一个柜台上,打量那些光彩夺目像滑雪绳一样粗的金链。店里人很挤,几位售货员一边唠叨一边从盒子里取出金器。
  “我可以为你效劳吗,先生?”她说。她就站在我的面前,离我才2英尺。我望着她,全身酥软。
  我们满面笑意,旁若无人地凝望着对方好久好久。“随便看看,”我说。没有人在注视我们,我希望。“你好吗?”
  “好。你呢?”
  “好极了。”
  “我拿几样给你瞧瞧好吗?现在在大减价哩。”
  她用手指指点点,突然之间,我们的目光落到了皮条客常带的那种金链上。“很漂亮,”我说,声音轻得只有她能听见。“我们谈谈好吗?”
  “在这儿不成,”她说,身体向我靠得更近。我闻到一股浓浓的香水味。她开了锁,把柜台门拉到一边,取出一条10英寸长的金链,拿在手上让我瞧,一边低声说,“购物中心南头有家电影院。买一张艾迪·墨菲拍的片子的票。坐在中区最后一排。我半小时以后到。”
  “艾迪·墨菲?”我边问边欣赏着那条金链。
  “很漂亮,不是吗?”
  “我很喜欢。确实漂亮。不过我想先到别的地方看看。”她完全明白我的弦外之音。“那你得快点回来,晚了就买不着啦。”活像一个精明的售货员。
  我的膝头发软,两只脚轻飘飘地向购物中心南头走去。她知道我会来,而且做了周密的盘算:电影院,墨菲的影片,后排的座位,中区。我坐在一个忙得发昏的圣诞老人附近喝着咖啡,竭力猜测届时她会说些什么,她心里究竟有何考虑。我并不想看这哭哭啼啼的电影,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买票走进电影院。
  她晚到了几分钟,在我邻座坐下。她交叉着双腿,裙子撩起,露出了双膝。我的眼睛又不由得睁得老大。
  “你这儿常来吗?”她问。我哈哈一笑。她一点也不显得紧张。而我却实在紧张。
  “我们会被人发现吗?”我问。
  “被谁?”
  “你丈夫。”
  “不会,他今晚和几个哥们出去了。”
  “又喝酒了?”
  “是呀。”
  这有非常深远的含义。
  “不过,喝得不多。”她想了一下又说。
  “这么说他没有——”
  “没有。我们谈谈别的事吧。”
  “对不起。我只是为你担心而已。”
  “你干吗要为我担心呢?”
  “因为我一直在想你。你想过我吗?”
  我们望着屏幕,却视而不见。
  “时时刻刻。”她说。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我问。
  “两个星期以前。我们需要多几个钱过圣诞。”
  在从现在开始到圣诞节这段日子里,她赚的钱可能比我赚的多。“他同意你工作?”
  “我不想谈他。”
  “那你想谈什么?”
  “你律师当得怎么样?”
  “很忙。2月份有件大案要开庭。”
  “看来你干得很好嘛。”
  “我在奋斗,不过业务倒是在不断增加。当律师常常挨饿,但是运气一来,就会发财。”
  “要是交不上好运呢?”
  “那就继续挨饿。我倒宁愿不谈律师这一行。”
  “行。克利夫想要孩子。”
  “那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
  “我不知道。”
  “别生孩子,凯莉。”我的语气那么强烈,连我自己也吃惊。我们对视着,握着的两只手捏得更紧。
  我为什么要坐在一个黑洞洞的影院里握着一位已婚女人的手?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大问题。假如克利夫此刻突然出现,当场逮住我正依偎着他的老婆,那会发生什么事?他第一个要宰的会是谁?
  我们松开对方的手,把目光转向屏幕,看了一会儿电影。凯莉慢慢转过头来,用手肘撑着身体。我们的脸相距只有几英寸。“我想见你想得不行,鲁迪。”她说,声音轻得像耳语。
  “你幸福吗?”我问,一边用手背碰碰她的脸。她怎么会幸福?
  她摇摇头。“不,不幸福。”
  “我能做点什么吗?”
  “什么也不能。”她咬着嘴唇。我想我看见她的眼里噙着泪水。
  “你必须做出决定。”我说。
  “是吗?”
  “要么忘掉我,要么提出离婚。”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过去我也这么想。可我不是你的朋友!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友谊,这你和我一样明白。”
  我们又看了一会儿电影。
  “我得走了,”她说。“我的休息时间就要结束了。打扰了你,很对不起。”
  “你没有打扰我,凯莉。见着你我很高兴。可我今后决不愿这么偷偷摸摸。你要么申请离婚,要么就忘掉我。”
  “我不能忘记你。”
  “那你就申请离婚。明天就可以提出来。我帮助你打发掉这个游手好闲的醉鬼,然后我们才能过得开心。”
  她倾过身子,在我面颊上啄了一口便离去了。
  戴克没有先和我商量一下,就偷偷地把他办公室的电话机拆下交给布齐,两人一道去找布齐的一个熟人,而此人据说曾在军队的某个部门服役。据这位先生说,仍旧藏在我们电话机中的窃听装置,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部门使用的标准窃听器不同,产于捷克斯洛伐克,等级和质量都属于中等水平。这种窃听器将信息传送给设在附近的一架发射机。他差不多完全可以肯定,安装者决非警方或联邦调查局。
  在感恩节前一周喝咖啡时,戴克向我报告了这件事。
  “准是别的人在对我们窃听。”他不安地说。
  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
  “可能会是谁呢?”布齐问。
  “我怎么知道?”我怒气冲冲地顶了他一句。这跟他何干,要他问这种问题!等他一走,我立刻要教训戴克一顿,干吗要和他搞得这么密切。我气呼呼地瞪着我的合伙人,他却避开我的目光,东张西望,生怕陌生人来袭击他。
  “嗯,反正决不是联邦调查局干的。”布齐用权威的口气说。
  “谢啦。”
  我们付了账,走回事务所。布齐又把电话机检查了一遍,纯粹是为了找点刺激。他找出了几个一模一样的圆圆的小玩意。
  现在问题是:谁在窃听?
  我走进我的办公室,锁上门,一边等布齐走开,一边琢磨着一个绝妙的计谋。戴克最后终于过来敲门,敲得很轻,以我能刚刚听见为准。
  我们对我的小计划进行了讨论后,戴克转身开车去法院。半小时后,他打来电话,就几位虚构的委托人的情况,向我做了最新的报告。顺便问一问,他说,我需不需要从城里带什么东西?
  我们杂七杂八地聊了几分钟,然后我说:“你猜猜现在谁想结案?”
  “谁呀?”
  “多特·布莱克。”
  “多特·布莱克?”他问,口气又惊又疑。戴克还真有那么点儿表演的才能。
  “是呀。今儿上午我带了一只水果蛋糕,顺道去看了看她。她说,她的意志不够坚强,开庭审判时那些罪她受不了,她想现在就把案子解决掉。”
  “她要多少钱?”
  “说是要16万。她一直在考虑要多少才合适。既然对方提出了15万,她想要是他们再多出一点,那她就是打了个小小的胜仗。她认为自己很会谈判。尽管我拼命向她解释,可你知道她有多固执。”
  “别那么干,鲁迪。这个案子值老鼻子钱呢。”
  “这我明白。基普勒还说我们可以得到一大笔惩罚性赔款呢。可你知道,从职业道德上讲,我必须去找德拉蒙德,设法把案子了结。这是委托人的要求嘛。”
  “别干!16万太少啦!”戴克说得很有说服力,我不由得暗自发笑。我听见按计算器的嗒嗒声,他在计算从16万美元中能得到多大的一份。“你看他们会出16万吗?”他问。
  “不知道。我得到的印象是,15万算到顶了。不过,我还没有跟他们讨价还价呢。”大利公司既然愿意出15万了结此案,他们自然会朝我们抛出16万。
  “等我回来再商议商议吧。”他说。
  “行。”我们挂上电话。半小时后,戴克已经坐在我的对面。
  第二天上午9点差5分,电话铃响了。戴克一把抓起话筒,接着奔进我的办公室。“是德拉蒙德,”他说。
  我们这个小事务所,挥霍掉40美金,从夏克无线电商店买了一台录音机,接在我的电话上。我们但愿这对窃听器不会有什么影响。布齐说他认为毫无问题。
  “哈啰。”我说,竭力不露出心中的紧张和不安。
  “鲁迪,我是列奥·德拉蒙德呀,”他热情地说。“你好吗?”
  按照职业道德,我此刻应该告诉他,录音机已经打开,从而使他心理上有所准备。但由于明显的原因,我和戴克做出了相反的决定。硬是行不通。即使合伙人与合伙人,又有几个真讲道德?
  “我很好,德拉蒙德先生,你呢?”
  “不坏。听着,我们得商量一下录取科德医生证词的日期。我已经和他的秘书联系过了。12月12日怎么样?当然在他的办公室,上午10点。”
  科德将是我们要录取证词的最后一人,我想,除非德拉蒙德还能想出一个与本案稍稍有关的人。不过,他居然不嫌麻烦,事前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这倒有点奇怪。
  “我看可以,”我说。戴克伏在我的写字台上,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好。取证的时间不会太长,我希望不会太长,一小时500美金呢!这太莫名其妙了,是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吗?我们律师,对他们医生。
  “确实是莫名其妙。”
  “可不是嘛!嗯,不过,哎,鲁迪,你知道我的当事人现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嘿,他们不想在审理本案时,在孟菲斯受一个星期的罪。这些人是大经理,你知道,是大把进大把出的人。他们要保护他们强烈的自尊和辉煌的事业。他们想在庭外调解了结,鲁迪,他们叫我把这个意思传给你。我们现在是谈结案,而不是承认负有责任,你明白吗?”
  “嗯。”我朝戴克挤挤眼。
  “根据你们的专家估计,骨髓移植的费用在15至20万之问。我们不想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进行辩论。现在假定,仅仅是假定,我的委托人有支付这笔费用的责任,比如说,这属于承保的范围之内,请你注意:这仅仅是假定。那么,我的委托人当时应该付出大约17万5。”
  “你这么说也成。”
  “那么我们现在愿意拿出同样的数目,来把这桩案子了结。17万5哪!不要再取什么证了,我7天之内把支票交给你。”
  “我不同意。”
  “听着,鲁迪!再多的钱也不能让那小伙子起死回生啦。你得跟你的委托人讲点儿道理。我想她是想把案子了结掉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当律师的,就得拿出律师的样儿,负起责任来。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可不知道开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
  “那我跟她谈谈。”
  “现在你就给她打电话。我可以等你1小时,1小时以后我可是怎么都得出去啦。给她打电话!”这个卑劣的混蛋,很可能把窃听装置与他的电话联接起来了。他要我给多特打电话,他这样就可以在一边偷听。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德拉蒙德先生。再见。”
  我挂掉电话,倒好录音磁带,开始大声放音。
  戴克退回到座椅上,嘴巴合不拢,4颗大板牙闪闪发光。“是他们在窃听我们的电话!”录音放完后,他无法相信地说。我们双双盯著录音机,仿佛只有它能对这做出解释。这突然的发现使我震惊。我全身麻木,有几分钟之久无法动弹,无法思考。电话铃又陡然响了起来,但我们谁都没有伸手去接。我们害怕它。此刻。
  “我想得告诉基普勒。”我终于开口说,语调沉重而缓慢。
  “我可不这样想。”戴克说着取下眼镜,擦了擦两眼。
  “为什么不?”
  “咱们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知道,或者说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或两者之一,窃听了我们的电话。德拉蒙德肯定了解窃听器的事,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逮住了他。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加以证明,没有办法当场抓住他。”
  “他是至死也不会承认的。”
  “完全正确。所以基普勒对他能怎么办?没有真凭实据就随意指控他?还是再给他一顿训斥?”
  “到现在他早已习惯训斥了。”
  “而且这对审讯此案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你不能对陪审团说,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在取证阶段干了肮脏勾当。”
  我们两个又对著录音机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心里在反复咀嚼这件事,尽力想在重重迷雾中摸索出该走的路。去年上职业道德课时,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位律师在另一位律师通话时秘密录了音,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惩处。我是有罪的,但我小小的罪过,与德拉蒙德令人不齿的行为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麻烦的是,如果我把录音带作为证据。我就会被人揪住小辫子。而德拉蒙德永远也定不了罪,因为用录音带根本无法将他制服。他卷入到了什么程度?窃听我们的电话是否他的主意?或者他只是使用了委托人传递给他的偷来的信息?
  对这一切,我们又将永远无法说清楚。但由于某种原因,这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清楚。
  “我们可以利用窃听器实现我们的目的。”我说。
  “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过,我们得当心点儿,不要引起他们怀疑。”
  “对。咱们把它留到审讯的时候再用。咱们等到最后时刻,叫这些小丑统统劳而无功。”
  我们俩不约而同,慢慢地咧开了嘴巴。
  过了两天,我才打电话给德拉蒙德,把这个令他伤心的消息告诉他:我的委托人不想要他肮脏的钱。她现在的行为有点古怪,我向他透露道。今天,她害怕出庭;明天,她却又要去法院。就目前而论,她想的只是战斗。
  他一点儿也没有起疑心。他又回到他那典型的强硬路线上,威胁我说,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再提起这笔钱;本案的审理从头到尾都可能无比激烈,变化莫测。我相信这些话传到克利夫兰窃听者的耳朵里一定很受用。不知道要多久他们才能听到这段对话。
  这笔钱该拿。多特和巴迪将会得到10多万,这么多的钱他们用也用不完。他们的律师可以得到将近6万,实实在在的一大笔。然而,对布莱克夫妇来说,金钱毫无意义。他们一辈子都没有钱,现在也没梦想发财致富。多特想要的,只是在某个地方记录下大利保险公司对她的儿子的所作所为。她希望最后的判决,宣布她是正确的,唐尼·雷是死在大利公司的手里。
  至于我,我感到十分惊讶,自己居然能面对金钱却视而不见。金钱肯定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我没有被它吞噬。我并没有在忍饥挨饿。我年轻。我还会有别的案子。
  而且,我坚信:如果大利公司害怕到窃听我电话这样的地步,那么他们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虽然为即将到来的审讯忧心忡忡,但我发现自己梦到了开庭的情景。
  布克和查莲邀请我到他老家去过感恩节。他的祖母住在南孟菲斯一座小屋子里,她显然已为过节日的晚宴准备了一星期。天气寒冷,又下着雨,整个下午我们都被迫待在屋子里。屋子里至少有50个人,小的才6个月,老的年已8旬。唯一的一张白面孔,属于我本人。这顿饭吃了几小时,男人们挤在电视机房,观看一场接一场的比赛。布克和我坐在车库里的汽车头上,吃着山核桃馅饼,喝着咖啡,一边东拉西扯,一边浑身发抖。他很关心我的爱情生活,我向他保证这是子虚乌有。目前是如此。业务不错,我告诉他。他日夜忙碌,尽管查莲还想要个孩子,但怀孕却很成问题:他从不在家。
  这就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律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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