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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电话约见马尔科姆。我不说话，他也默默无语。我们再也走不出这死样的寂静，因为那只雌狒狒死了。良久，他平静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很难开口，难以用话语来说清楚这骇人听闻的事，开口说话就意味着第二次杀害卡尔曼，就得提卡尔曼的名字，就是接受它的死亡，就是把我跟它分开。谈论此事太庸俗了。 “有人把它杀害了……” “有人……” “有人杀害了它，用刀刺杀了它。今天早晨阿尔罗发现的。它是在睡着时被杀死的。后来，M来了，璐去看了看。我没去，我不愿去。吕丝报了警。警察们不知所措。他们原来是不肯为一只被杀的动物而来的，尤其是为了一只狒狒。因此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干什么好。谁也不哭，甚至连阿尔罗也不哭，他惊呆了……大家很害怕，这可能比谋杀一个人更糟糕。” 马尔科姆慢声细语地问道： “为什么更糟糕？” 我思索着，迟疑不决，讷讷地回答他说： “这比死人更吓人……更残酷。卡尔曼事件里所潜藏的东西比我们本身更深刻、更隐晦，尤其是更可怕。我从警察们的脸上看出了这一点。从事这样的职业，他们的日常工作总要触及人的死亡。可是面对这件事，他们全都神情古怪，好像得了病。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从何着手。这不像常见的尸体……电视台的记者们来了。我们没有拒之于门外。我们没能阻拦他们拍摄影片。他们看见了一切，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毫无招架余地。梅尔和马克也毫无用武之地。偷摄者们可能非常高兴，因为死的是卡尔曼。我们预先什么都估计到了，就除了这事。他们对尸体摄制影片，对准阿尔罗拍照，他拦住其余的狒狒，它们都焦躁不安，聚在笼子尽头，退靠在笼子的铁杆上，在多特的身后。我们都一个个身心交瘁。一个便衣警察提了几个问题，传唤我们，以便作调查。谁可能对卡尔曼之死感兴趣？没有谁……这毫无意义。一个疯子？璐忽然想起那几个负有使命的偷摄者，他们在接近别墅时被多特和卡尔曼咬了……是报复？人家不大相信，这有点过分了。警察局调查情况时会找那些偷摄者的，也会传唤他们的。” 莫瑟威尔默不作声，比平时更谨慎。躲在我后面，不亮相。他是个影子还是座塑像？ 我脑海里只有卡尔曼，卡尔曼。 “您感到痛苦？” 为什么他问我这个？ “我害怕，恐惧。” “您喜欢狒狒吗？” 他提了些外行的问题，完全是隔靴搔痒，要多讨厌有多讨厌。他令我失望。 “不，我不喜欢它们。它们由M和勒普蒂摆布，整个儿一帮歹徒。它们可笑地模仿人，好像是在马戏团里。它们反照出找不喜欢的自己的形象，它们连累我。” “它们模仿您……或者是您模仿它们。嗯！卡尔曼，是首歌曲。” 这样说，也太容易了，我都这么想过好几遍了。他对一切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太低估事实，低估谋害了。他更让我失望了。于是我怒气冲冲地高声说。 “这已不再成为问题了，咱们完全离题了！” “我从来就是遇到什么情况说什么话的！” 他的语气干巴巴的，他这是怎么啦？我看出他这是迫使我住口。他达到目的了，他挽回了自己的面子。这就是他，他重又成为主人。无论如何，为了给我深刻的印象，为了镇住我，他什么方法都可以用。现在我终于懒得再说什么了。这时，他平静地说这个名字： “卡尔曼。” 在肃然无声时他说这个名字。他使我恐惧，使我瘫痪。我猛然高声道： “可不是我杀死卡尔曼的！” “我知道……您没有杀害它。” 他怎么这么肯定？他知道什么？我突然哭了起来，因为他对我冷淡、有距离，他不爱我，他不再爱我了，我失去了一个在文布利密谈的伙伴。他在巴黎自己的家里，在他的营地，他的岗位，舒服地坐在一张安乐椅里，重又用纸牌算命了。 我哭泣时他默不作声，一语不发，从来如此。不开口，不加评论。我走时，他一面跟我握手，一面随手关门。他总是对我同样正常地微笑，这笑容跟当时的情景毫无关系。一个日常的微笑，待人接物时应有的微笑；未加挑选，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微笑；还可能带点奇怪的无所适从，一顶点跟我们的谈话和交往有关的东西，一个不露痕迹的退缩。长期以来，我认为这种微笑是对我的讥讽，也是某种怀疑和保留意见的表现。但有时候我觉得这是掩饰某种尴尬……可能他对扮演这么个角色隐约地感到内疚，对自己是否该扮演这角色没有把握。他确实不是个好演员，至少我这样认为。 晚上在电视上，他们开始报导卡尔曼事件了。节目主持人似乎不知该用什么语调。我们看见警察和记者闯入别墅，认出了阿尔罗、璐、吕丝、M的身影。我退出去了。人群突然向我包围过来。摄影镜头对着我的脸和身子，我拒绝说话。梅尔和马克在警察们的帮助下推开了记者们。卡尔曼的镜头一闪而过，只是一眨眼的功夫。这是电视台选择的战术，他们避免定格的得意的特写镜头：厚厚的毛，匕首插在胸口。让我们看见了而又看不清卡尔曼，只看见它的影子，像是它的幽灵。他们展示那只大雄狒狒多特，洛尔、玛雷尔和马姆特退到笼子尽头……我们看到它们聚在一起，动个不停。是啊，那只猴王没了它的王后。他们放映了在花园里拍摄的狒狒的各种资料，就动物被杀的原因向一位精神病科医生提出了问题。他回答得十分空洞，说话时结结巴巴，显得沉重和紧张。他感到失望。连贯的一组组镜头出现了缄默、尴尬、空白。 现在，我们在荧屏上见到了多特，它的脑袋、簇发、红脸。正是它，那只大雄狒狒，像丢了魂似的，目瞪口呆。它看到什么了？它当时睡着了吗？我们看见多特在那儿，活着。只是不知把这个活物摄入镜头是什么意思。可能想通过这些狒狒给我们上一课，让我们领会生与死的含义？ 第二天，在报纸的第一版上刊登了卡尔曼的头像，但这是最近几个月里它活着时拍摄的。只有一本周刊刊登了它的尸体，像个长了毛的木偶。它躺着，笨重得像只熊。这本杂志谴责一切，狠狠攻击卡尔曼，也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我有一种可怕的卑琐、悲哀、诅丧之感，对，我堕落了。人们纷纷反对这张照片。受责备的杂志主编回答说，大家经常在电视和报纸第一版介绍尸体的照片，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就容不得这张狒狒的尸体照片，有什么地方值得对它如此挑剔。大家仍然到处谴责这张相片，谁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无法作出解释。 第三天，一位有声望的社会学家用很大篇幅议论卡尔曼之死。他说，这一突然死亡突破了新闻报导这垛墙，压倒了一切平等对待的背景嗓声。卡尔曼之死是一件大事，为什么？雌狒狒的被杀害却反常地比大屠杀、行凶等罪行更为突出。他又说，长期的死亡习惯被打乱了，这是另一种死亡。 报刊和电视一齐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们不厌其烦地解释、分析，并重演同样的图像，事件依旧，并无什么变化。我们念念不忘卡尔曼，它那可怕而复杂的死萦绕在我们的心头。我们无心去应付新闻界。卡尔曼之死简直要使我们发狂！我把这告诉马尔科姆·莫瑟威尔，他跟我和大家一样，看了电视，可能还读了那位社会学家的文章。他复重我的话： “卡尔曼的死使我们发狂！” 他一抓住我的话，我就不知所措。因为我总有一种负罪感，尽管我并没杀卡尔曼。 “发狂……” 这就是从他的嗓子眼里，他的思想中挤出来的两个字，成了我脑海里的一把匕首。他威胁我，毫不迟疑地解剖我。“发狂”，这是什么意思？他要我怎么样？真要我发狂？但我并不是疯子，这点我很清楚。什么事情能使我发狂，使我们发狂？为什么恰恰是卡尔曼、那只雌狒狒卡尔曼被刺杀？它想要我们怎么样？它想对我们大家说明什么？卡尔曼来了，它事先没通报一声就来了，它的幽灵在四处游荡，但我们怎么也抓不住它。 马尔科姆闭口不语了。可我不再恨他的缄默了，我觉得他像我一样，面对这事件而束手无策。 ------------------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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