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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把他当成一个如何如何的利他主义者。他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在书信上，但书信也替他节约了时间。精装成册的书信副本同他的读书札记并排摆在书架上——柳比歇夫经常从中攻得自己著作的题目。有时，几乎把整封书馆都搬进了著作中。时间统计法帮助他利用几十年来积攒的全部浩瀚的材料。 在时间统计法的作用之下，尽管周围有一些事件发生，他的生活仍能保持对科学家非常必要和非常有益的平稳性。时间统计法有节奏地，以拍节器那种无休止的方式，滴滴答答地计算着一年年，一月月，不让人忘记时间在飞逝。 时间统计法为他创造了高度理智和健康的生活。它，他的时间统计法，使他如此繁忙，以致他很容易忽视很多日常饮食起居方面的不利条件。它使他轻松地、宽宏大度地去忍受人们所做的一些蠢事以及公务中的例行公事和杂乱无章，而不去同人怄气。因此他心神安宁、神经健全。 他需要的东西极有限：有一个放书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宁静安说的工作环境就够了。当然，宁静安谧这一个要求不算低。在我们的时代，宁静安谧是奇货。不过柳比歇夫需要的宁静安谧是最简朴的一种——只要寂静和摆脱紧张任务就是了。他从不去追求宽敞的住宅、别墅、汽车、名画和富丽堂皇的家具——也就是某些人梦寐以求的排场和惬意的生活，正是这些东西村成他们心目中的宁静安谧的概念。 他经常有机会获得这些舒适的条件，倒也不必特别费什么劲。譬如说，也不必作什么让步。不时，有一些较高的学术方面的职务空缺。很可能，微微使点劲，他就可以晋升。……但他不要这些东西。超过最低必需品限度的东西，他都不要。倒不是他故作清高，他就是不需要很多大家公认为必需的东西。他在学术界的一些同行们拥有豪华的住宅、成套的陈设、精致的装饰品，甚至他们那里的每一个门把手都呕尽了人们的心血。他要看到这一切，就肯定会惊讶地重复某位哲学家的一句话：“竟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呀！” 这就是自由。他无拘无束。但他周围的人，他的亲人们却由于他这种自由而感到苦恼。他周围的人是普通人，他们不能满足于他认为已经足够了的那点子物质条件。他经常没有空暇，他象童话中那个老在那儿磨呀、磨呀，不断磨出盐来的小石磨……没完没了地工作，这使他们很痛苦。 人们把他当作怪物。他也不拒绝这一称呼。苏格拉底也曾被人当作怪物，顺便说说，这完全符合苏格拉底性格的本质。柳比歇夫懂得，一旦独树一帜，就不可能很快得到人们的理解。无怪乎奥斯卡·王尔德说过：“当人们马上同意我的意见时，我就觉得我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柳比歇夫不久前因其新奇而加以捍卫的真相，第二天已成为平凡无奇的了。科学的真相必须不断更新。对他来说，科学是以怀疑始，以深信不疑终。哲学同样也是如此。 他的生活并不能算是禁欲主义的。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他从事体育锻炼。他游泳、散步。他很想买一架新的打字机。他的需求是最一般的：称之为家的那个地方，看起来朴素无华。只有亲友们知道，在这种简朴后面，多少机会——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工作的机会——被错过了。 他意识到，这种种是为得到自由，为能够保持独立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糟糕的是，除了他本人，他最亲近的人和心爱的人，也不得不同他一起支付这一代价。 此外，还有一些方面要他付出代价。他的时间统计法虽然蕴藏着巨大的潜在效率，但产量不高，也就是著作出版得并不多…… 每次，他都需要作出抉择。要么，迎合科学杂志、编辑部的要求：写得不致引起抗议，不去招意别人，不去否定那些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他尊重自己的对手，他并不想惹是生非，他只想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迁就迎合。如果要引起辩论，他就得采取一定的策略。反对大多数生物学家拥护的学说，一个人对付大量被公认为泰斗的人物，就要求耐心和明智的步骤。在某些地方退让，在某些地方给予应有的回击。……这里倒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要知道他不仅提出一个新的公式，他还需要进行驳斥和否定，所以他应当善于说取别人接受他的见解。 要么，不管别人，我行我素地发挥自己进化论的观点。也不同对方争执，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更不去考虑自己的想法能否取胜，只考虑如何去论证自己的想法。始终不渝地忠于自己选择的时间统计法，也就是遵循预定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做。写作时，就好象没有什么人的激情和自尊心，根本不去注意这个院士关于罗·费歇是怎么说的，那个院土又为什么获得了奖金…… 他终于选择了后一种方案。这个方案决非没有一点问题的，因此他在出版方面遭到了种种刁难。有时甚至很多年默默无闻。 大家忘记了他。有人打折：他现在哪儿？还活着吗？……“是呀，就是那个当初看起来挺有前途的柳比歇夫到哪儿去啦？”——“似乎在一个什么小地方执教。”潦倒外省的教授不在少数：他们有一个时候做了点事，后来就毫无作为地消失了，有时在谁也不看的地方刊物和论文集上发表些文章。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站住脚跟的…… 不能认为这种情况毫不使他感到痛苦。蛰居外省，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是一件危险而毫无指望的事。当代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昨天的明星，今天已难于回想起来了。这不同于文学。文学家可以不同别人竞争，慢慢地写，还可以写好了，束之高阁，备而不用。固然在科学领域中也可以这么做，然而非常危险——一切很快就过时了。在十七世纪凯普勒可以安慰自己说；“……我写书是为了给人读的，现在读还是将来读，不都一样吗？它可以等上几百年，要知道，连上帝也等了六千年才等到了理解他工作意义的人。” 把写出来的东西束之高阁是不愉快的。实际上在每次开始写作时，他都苦于抉择。似乎一切都已决定了，但魔鬼～再来诱惑他。这些魔鬼都很聪明，都是合乎时代要求的。他们并不用裸体的荡妇来引诱他，不在他面前咕嘟咕嘟地斟酒，哗啦哗啦地拨弄金币。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同什么人打交道。长长的、油墨未干的书页校样簌簌作响，散发出好闻的油墨香味，精装书光滑的书脊闪闪发光，上面压出作者金光灿灿的姓名。书页轻声说道：“你本来可以做到的，你本来……”不是为了荣誉，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事业的利益。 而每一次成功都能巩固地位、声望，这些反过来又使他成为编委会、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通讯院士，这些又使他能更自由地出版著作，宣传自己的生物学思想，并支持自己年轻的拥护者。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再也不能这样无所作为下去了……在我们的时代，难道还在私人书信中宣扬科学的真相吗？这是中世纪干的事！难道他真的期望后代对他的手稿发生兴趣，指望时间不把他的著作贬得一钱不值？…… 古代的人用祈祷来驱逐魔鬼。柳比歇夫紧紧捷住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不放，时间统计法起着划十字的作用。他的时间统计法能使人发现属于未来的那一点点材料。这样，他过去发表在外省刊物上的旧作总算没有落到无声无臭的下场。它们越来越经常地被人引用，终于有那么一天，在国外转载了，各地开始源源不绝地来索取单行本。大量的需求使他引以为荣。另一篇论文又是这样。这就是指标。 人们突然发觉，这位高傲的人，这个苦行僧和利他主义者，原来也是有正常的功名心的。他不是爱好虚荣，而是有功名心。这两者是迥然不同的。赫罗洛斯特拉特爱好虚荣，凯普勒有功名心。再说，柳比歇夫发现赫罗洛斯特拉特还不算是沽名钓誉者中最为突出的例子： “……为了自己的‘成就’（他烧掉了神庙，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名垂千古），他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大量沽名钓誉的人把自己的成就建立在巨大的、用人尸垒成的金字塔上，危害性要比他大得多。” 他不期待别人的赞扬，他学会了自己对自己作出公正的评价。时间统计法提供了客观的指标，能说明他的情况。他在一九六三年骄傲地记下了二千零六小时三十分钟的最高工作记录！平均每天五小时二十九分钟。而战前，每天大约四小时四十分钟t他清楚地了解这些数字的真正价值，他给自己规定了定额，他拿着秒表监视着自己，他自己奖励自己，自己惩罚自己。 ……你是你自己最高的审判者； 你对自己劳动的估价会比任何人都严格， 你满意自己的劳动吗，苛求的艺术家？ 他所进行的审判比任何其它的审判都要严格，因为他根据记载下来的事实进行审判，每次都仔细地进行调查。 在这样的审判中，某些坏事突然变成了好事，恶言相向、仗势欺人之徒竟变成了行善积德之人。 柳比歇夫惊叹道：“善哉！英明的长官，你断送了我可能取得的光辉前程！” 至高的尺度不是我们所能理解， 是由创世主向达官贵人授意！ 藏在这嘲讽的假面具下，他实际上对一切作如此安排也确实感到满意。他不但善于利用时间的下脚料供自己做有益的事，而且还善于把命运给他下的绊子变成好事。不管他被派到哪里，也不管他住在哪里，他总是生活得问心无愧，总是极端紧张地生活。外省吗？那更好，可以有更多时间工作和思索，那里环境更安静，在那里身体更健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找到好处。他既不妥协，也不期待恩赐——他的时间统计法本身就是提高人的积极性的一个号召。 有人有这样的天性：他们所呆的地方，就是世界的中心，就是地轴转动的地方。他们从事的工作，就是最为重要和最为必要的工作。 一天十足工作五个半小时。一年到头，持之以恒！难道这还不算成就！这可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这是什么？是对自己心满意足吗？是妄自尊大吗？不，不，这是实现本人愿望的一种幸福。一个实现自己愿望并为自己的愿望生活着的人，能给人们带来最大的利益……由此产生了对自己——不是对别人，对别人我们都会，首先应当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他写的东西好象是为自己写的，把写的东西同自己进行对比。大部分名目繁多的论文都是为别人而写。从事写作是为了教导别人，而不是为了理解自己和在内心进行自我教育。我认识一些作家，他们从未从自己所写的东西中作出任何针对自己的结论。他们坚持的东西，同他们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当他们的书遭到反对时，他们就赶紧去捍卫它。教育的是别人，要求别人去思考，号召别人去行善……作者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愿把自己的论断用于自己身上，他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同别人区分开来。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有益的，他为自己思想的正确性负责，而不是为他的思想是否同自己的生活和谐一致负责。两者相符或相背，这并不重要，谁也管不着，重要的是才华横溢。有才华或是没有才华——一切正是围绕着这一点而转动（最多也不过如此而已！）。至于这位才华横溢的人自己信奉什么，他本人的道德如何，他是否遵循自己所号召的一切去做——这是次要的。 暂时一切都还好说。 因为还没有碰到那么一个人，他对别人的要求和对自己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等到有那么一个人的时候，马上就会感到和谐一致的优越性了。所以当我们在科学家、哲学家、作家、思想家和教导别人如何生活的人中间找到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范例时，我们何等喜悦。俄国文化史上这样优秀的人物特别多——有那个弗拉基米尔·维尔南茨基、有列夫·托尔斯泰、有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有尼古拉、瓦维洛夫、有华西里·苏霍姆林斯基，有伊戈尔·塔姆…… 我们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阅读艾伯特。施维采尔的《文化和伦理》一书。施维采尔正是以自己毕生的功勋赢得了向我们心灵发出号召的权利。 对于有才华的人，我们总是在各方面加以宽宥。 亚·柳比歇夫是属于不愿利用人们对他们优待和宽容的那种富有才华的人。他的日记和他的书信，记载了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形成自己的个性在精神方面所做的努力。 这样的自我修养在许多人看来是没有必要的，甚至令人愤慨。最容易的是认为首先应当是环境和社会作用于人，社会有责任培养人的个性，使个性臻于完善，对个性提出要求等等。 柳比歇夫却不然，他自己对自己提出要求，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监视自己，自己向自己汇报。 是不是向自己汇报？仅仅向自己汇报吗？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弄明自主宰着柳比歇夫的那种感情。这种感情多半是感到天赋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不仅生命只有一次，不可复得，而且生命中的每一天也同样具有这种只有一次，不可复得的性质。 不管多么奇怪，他的纯理性竞产生了热情，由于他的条理性，生活的奇迹每天层出不穷，令人吃惊。他的时间统计法好似使这种神奇性不断翻新，令人难于习惯。 大多数人不想试着超越自己可能性的极限；他们一辈子也不想试着了解他们能干些什么，不能干些什么。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他们力不能及的。这种审慎稳妥在科学界是最可悲的。一个科学家按照自己的能力挑选任务，结果获得了荣誉，声名大噪。他不会犯错误。他的著作清单挑不出毛病，没有人有过异议；他的工作始终是卓有成效的。他一旦着手一件工作，一定干到底。但就在这张长长的著作清单后面，就是那张未写的和未做的清单——就在这未写的和未做的里面，在未犯的错误中间，在回避了的冒险甚至羞辱中间，可能就隐藏着真正伟大的发现。在这里隐藏着自我发现，那是可以肯定的。活了一辈子，连自己——自己应当是你最亲近和最热爱的人——都不了解，真是遗憾…… 在这个意义上，柳比歇夫检验了自己。他不是按照自己的能力去衡量任务，而是按照任务去衡量能力。他认为，有一种精神上的义务，要比保持心灵上的安全感好。 德漠克利特有句话：决定人的精神品质的，不是他的行为本身，而是他的意图。过去我不了解这个想法，也没有接受它。 柳比歇夫有很多事没有来得及做——没有搞出成果，但对我来说，主要的是他想做的事，他的意图：他这个人精神上的吸引力正是来自他的意图。 柳比歇夫通过他的时间统计法对自己进行了研究和试验：试验在写、读、听、工作、思索各方面，他到底能干多少？干多少？怎么干？他不让自己负担过重，力不胜任；他总是循着他能力的边缘前进，他对自己能力的掂量愈来愈精确。这是一条永不停顿的自我认识的道路。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自我修养？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献身？还是为了大显身手？ 如果每个人都能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那生活会变得多么美好！因为每个人的能力都比他自己感觉到的大得多。他会变得比自己想象的更为勇敢；他会变得更坚韧、更有力，更能适应环境。在列宁格勒被围的那一年的饥饿的冬天，人的心灵的奇迹，我们见得多了。正是心灵的奇迹，首先是心灵的奇迹，因为这些虚弱不湛、备尝艰辛的肉体。以其心灵的坚毅和力量，令人惊叹不已。在理论上，连医学都无法想象人的机体能吃那么多的苦。人同钢铁一样，同导体一样，同混凝土一样，有他容许的负荷极限。可是突然发现，这个极限是可以超越的，人可以不靠体力活着——体力已经用完，人已经精疲力尽，但人还是继续活着，继续活动，靠的不是医学上所说的那种力气，靠的是对祖国的热爱，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在围困的时间里，死并不令人吃惊——死是理所当然的——令人吃惊的是生命力：我们清除战壕中的积雪，运送弹药，作战。 战时的英雄主义自当例外；但在平时，不是也突然会有精神焕发、非比寻常的时刻吗？力量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如泉涌至，头脑变得敏锐了，想象力十分活跃……这种幸福的、如醉如痴的状态，在作家称之为灵感，在运动员名为顶峰状态，在科学家则叫做开窍；这种情况每个人都有——有些人不常有，另一些人比较经常……人超越了自己。超越了他平常的能力和极限，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重要的正是这一点。这么说，这是可能的，而既然能有一次，那么为什么不能有两次，不能每天都这样呢？……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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