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为这突然迸发出来的看书的热情，我受到了许多难堪的屈辱、侮蔑和恐吓，想起来真是又伤心，又可笑。
　　我把裁缝妻子的书看得很宝贵，生怕被老婆子扔进炉子里烧掉，因此尽力不再去想这些书，每天早上我去小铺买下茶的面包，就在那里借一些五彩封面的小书回来看。
　　店老板是一个一见就令人没有好感的青年，厚厚的嘴唇，汗淋淋白苍苍的虚胖脸，长满瘰疬瘢和污斑，眼睛也是白洋洋的，肿胖的手又短又笨。他这个铺子，是这条街上青年人和轻佻的娘儿们夜间聚会的场所。我主人的兄弟也几乎每天晚上到那里去喝啤酒，玩纸牌。吃晚饭的时候，常常派我去叫他，在店后面一间窄小的屋子里，我不只一次瞧见那位傻里傻气的红脸的老板娘，坐在维克托或别的青年人的膝头上。
　　老板好象并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还有他那个在店里帮忙做买卖的妹子，无论唱歌的、当兵的和一切爱这玩意的人去搂抱她时，他都满不在乎。铺子里货物很少，他说因为开张不久，所以还没有配齐，其实那铺子秋天就开了。他拿一些春宫画片给穷人和顾主们看，拿一些秽亵的诗给那些喜欢这类诗的人抄。
　　我花了每本一个戈比的租钱，向他租了米沙·叶夫斯季格涅耶夫的无聊的小书来看；这是很贵的。可是那些书一点趣味也没有；就是《古阿克，又名忠贞不屈》、《威尼斯人法兰齐尔》、《俄罗斯人和卡巴尔达人之战，又名一个死于丈夫墓头的美人伊斯兰教徒》等等这类书籍，也不能使我满意，常常引起我难堪的愤慨：觉得这些书是用难懂的文字，谈着令人难信的事情，简直把我当傻瓜一样捉弄。
　　《射击军》、《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神秘的修道士》、《鞑靼骑士亚潘卡》那样的书，我比较喜欢些；读了之后，还有点余味。但是最能够吸引我的是圣徒传；在这类书中，有一种严肃的东西，可以使人相信，而且有时受到深刻的感动。不知什么缘故，一切大殉道者都使我联想起那个“好事情”，一切大殉道妇女使我联想起外祖母，而且一切圣徒，使我联想起脾气好的时候的外祖父。
　　我劈柴的时候，躲在柴棚里看，或是上屋顶楼去看；无论哪儿都同样不方便，同样寒冷。有时候看入了迷，或是要赶紧看完，便半夜里起来点了蜡看。可是老婆子留意到晚上蜡短了，便用小木片来量过，把木片藏在隐蔽的地方；如果早上起来瞧见蜡短了一截，或是我虽找到那木片却没有折短到蜡所燃到的长度，那么，厨房里便马上大声嚷起来。有一次维克托气呼呼地在床上大喊：“妈，你别乱嚷了吧。真要命。不消说，蜡是他点的，我知道他在面包店里租小说看哩。你上阁楼去瞧瞧就知道啦……”老婆子跑到阁楼里，找到了一本什么书，就把它撕得粉碎。
　　不消说，这很使我愤慨。但是看书的愿望，却更加强烈了。我明白，就是一位圣人来到这样的人家，我的主人们也一定会教训他，把他变成和自己一样；他们会因为无聊而去这样做。如果他们停止对人的挑剔、责骂和愚弄，那么他们就会觉得无话可说了，会变成哑巴；也就看不见自己的存在了。为了要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所以人必须用某种手段去对待人。我的主人们除了教训人，责备人，就不会去对待周围的人。即使你已开始和他们一样地生活，也就是和他们的思想、感情一致起来，他们还是会因为这个来责难你。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想尽一切巧妙的办法，继续看书，老婆子几次烧掉了我的书。短短的时期内，我竟欠了小铺老板一大尾债：四十七戈比。他要我还钱，并且吓唬我，说我到他铺子里买东西的时候就扣下主人家的钱，抵偿债款。
　　“那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他嘲弄地问我。
　　他实在使我讨厌，他大概也知道我讨厌他，所以故意拿各种威吓来为难我，而且越来越起劲儿。每次我上铺子去，他总嘻着那污痕斑斑的脸，温和地问我：“钱拿来了吗？”
　　“没有。”
　　这使他吃惊了，他把脸一沉：
　　“怎么回事？你要我到法庭去控告吗？把你的财产充了公，送你到远地去充军吗？”
　　我的工钱是主人直接交给外祖父的，我没有地方去弄钱，我慌了，怎么办呢？我请求缓一缓再还债，可是老板伸出油乎乎肿胖的手来，对我说：“你亲一亲这只手，我就再等一下。”
　　可是当我拿起柜台上的秤锤，向他一扬的时候，他就往下一蹲喊道：“干吗？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是说着玩的呀。”
　　我知道他并不真是说着玩的，为了要还清他这笔帐，我决定去偷钱。每天早上我给主人刷衣服，他的裤子口袋里常有锵锵的钱声；有时钱跳了出来，在地板上滚动。有一次，有一枚落在地上，从地板缝里滚进楼梯底下柴堆里去了。我忘记把这件事告诉主人，过了几天，我在柴堆里找到了一个二十戈比的银币，才记起来，当我把它交给主人时，他老婆对他说：“你瞧，衣袋里放了钱，总得数一数呀。”
　　可是主人对我笑眯眯地说：
　　“我知道他不会偷钱的。”
　　现在，我下了偷钱的决心，想起了这句话，想起了他的深信不疑的笑脸，我就感到偷盗这回事是多么困难。有好几次从衣袋里掏出了银币数了一数，总是下不了手，为了这件事，我苦恼了大概有三天。万万没有想到，这桩心事竟简单迅速地解决了。主人忽然问我：“你怎么啦？彼什科夫，无精打采，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我便坦白地把自己的心事全对他说了。他皱了皱眉头说：“你瞧，这些小书把你给弄成什么样子啦。看书，反正会出乱子的……”他给了我五十戈比，严厉地嘱咐我说：“千万别对我妈和女人漏出口风呀，要不然她们又会大吵大闹的。”
　　接着，他和气地笑了一笑说：
　　“你这小伙子真倔强，拿你有什么办法呀。不要紧，这样挺好。可是以后不要再看书。从新年起，我要定一份好报纸，那时你再看吧……”于是，每天晚间，从喝茶到晚饭这段时间，我就念《莫斯科报》给主人们听。念一些瓦什科夫、罗克沙宁、卢德尼利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和那些对烦闷得要命的人帮助消化的文艺作品。
　　我最讨厌念出声来，这妨碍我理解所念的句子。但是主人们都听得出神，以一种虔诚的贪婪的神情对于主人公的恶行不断发出惊叹，而且自鸣得意地说：“可是，咱们过得挺平安，什么事也没有，应当谢谢上帝。”
　　他们常常把事件弄混，把有名的大盗丘尔金的所作所为记在马车夫福马·克鲁奇纳的帐上；又常把名字搞错。我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他们非常吃惊：“唔，他的记性多么好呀。”
　　有时《莫斯科报》上登着列昂尼德·布拉韦的诗。我很喜欢这些诗，把它们抄在本子上。但主人们谈起诗人的时候，便说：“人都老了，还作诗呢。”
　　“他是酒徒，是半疯儿，一切都无所谓。”
　　我喜欢斯特鲁日金和梅曼托—莫里伯爵的诗，但女人们，无论老婆子还是年轻主妇，都认定诗是胡说八道的东西。
　　“只有小丑和唱戏的戏子，才用诗句说话。”
　　冬天晚上，躲在窄狭的小屋子里跟主人一家子对面坐着，是一种难堪的时刻。窗外是静静的夜，有时听得见树枝被冻得噼啪作响的声音。人们象冻鱼一般，一声不响地坐在桌子旁边。风雪敲打着窗子和墙壁，在烟囱中怒吼，吹得火炉门直响，儿室里婴儿在哭叫。我真想坐到屋子暗角落里，蜷缩起来，跟狼一样大声号叫。
　　女人们坐在桌子的一端，缝着针线，织着袜子。另一端坐着维克托，躬着背，懒洋洋地绘图样，不时喊叫：“别摇动桌子呀，真要命。狗贼，吃耗子的。……”在旁边的大刺绣架后面，主人正坐在那里用十字纹绣一张台毯。从他的手指底下，出现红的大虾、青的鱼、黄的蝴蝶、秋天的红叶。这个图案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干这个活儿已经是第三个冬天了。现在他已做腻了，有时候白天见我空闲下来，便对我说：“唔，彼什科夫，你来绣这台毯，动手吧。”
　　我坐下来，拿起一枚粗大的针就动手绣。我很同情我的主人，我总是想什么事都尽力都他忙。我觉得有一天他会把绘图样、绣花纹、打纸牌这类事完全扔掉，另外来干一种有趣的工作的。他常常忽然把工作扔到旁边，用一种瞧陌生东西的惊异的眼神，愣生生地凝视着那种有趣的工作，他的长长的头发，一直披到脑门和脸颊边，好象一个修道士的徒弟。
　　“你在想什么？”他的妻子问他。
　　“没想什么。”他这么回答着，又继续工作起来。
　　我默默地惊奇着：难道可以问人家在想什么吗？这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一个人所想的，一时之间，总有好多事情混杂在一起：在眼前的一切事、昨天或去年见到过的事，都会混杂到一起，变幻着，叫你无法捉摸。
　　《莫斯科报》的小品栏，还不够念一个晚上。于是我提议把寝室里床底下的杂志拿出来念。年轻的主妇不相信地问：“那些杂志里面只有画，有什么东西可以念的呀？……”可是床底下除了《绘画论坛》之外，还有一种叫做《火花》的杂志；于是我们念起萨利阿斯的《佳京—巴尔李斯基伯爵》来。主人对这中篇小说里的那个有点戆气的主人公非常喜欢；对于小公子的悲惨的遭遇，笑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这么喊：“这可真有趣儿。”
　　“看来，这都是胡编乱造。”主妇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样说。
　　床底下找出来的作品，对我大有好处，我得到了把杂志拿到厨房里去的权利，夜里可以看书了。
　　使我最高兴的，是老婆子搬到儿室里睡去了，因为保姆老是喝醉酒。维克托不打扰我，他每晚等家人们都睡静之后，就悄悄儿起来把衣服穿好，溜到外边什么地方去了，直到天亮才回来。晚上还是不让我点灯，因为大家都把蜡拿到寝室里去了。我没有钱买蜡，便偷偷把蜡盘上的蜡油搜集起来，装在一只沙丁鱼罐头盒里，再加上一点长明灯的油，用棉线做灯芯，便点起一盏烟气腾腾的灯，整夜放在炉子上。
　　当我翻动一页书的时候，那昏红的火头就摇晃不定，好象要熄灭的样子。灯芯常常滑进燃得很难闻的蜡油里；油烟熏我的眼睛。但这一切不便，都在看图片读说明的快乐中消失了。
　　这些图片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一天天扩大起来的世界：这里有梦一般的城市，有高山和美丽的海滨。生活美妙地展现开来，大地更富于魅力：人多起来了，城市增加了，一切都变得更加多样，无所不有。现在，我望着伏尔加河对岸的远方，已明白那儿并不是一片荒漠，而在以前，当我遥望伏尔加河对岸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特别的烦恼：草场平坦地扩展着，披着破衣似的黑色灌木丛，草场的尽头矗立着参差不齐的茂密森林，草场上空展开一片混浊寒冷的蓝天，大地空旷而凄凉，我的心也空落落的，一种淡淡的悲愁。撩乱着它。我失去了一切希望，感到百无聊赖；只想闭上眼睛。这种忧郁的空虚没有给我半点希望，它只是把我心中所有的一切都吸尽了。
　　图片的说明，用一种容易懂的文字，把另一些国家和民族的状况告诉了我，把古代及现世的许多事情讲给我听，但是其中，也有不少是我所不懂的，这使我感到苦恼。有时候一些奇怪的名词刺到我的脑子里——什么“形而上学”、“千年天国说”、“宪章运动者”一类奇怪的名词，对我实在有点头痛。我觉得它们是一种阻止我的想象的怪物。如果我弄不清这些名词的意义，也就永远再也不会明白什么了——正是这些名词象卫兵一样把守着秘密之宫的大门。有时候，全部的句子象扎进手指的刺一般在我的记忆里停留很久，使我再也不能去想别的事情。
　　我记得念过这样的怪诗：
　　匈奴族的首长阿底拉
　　骑着马，
　　满身披着钢铁甲胄，
　　象坟墓般地阴郁和沉默，
　　在无人境中行走。
　　他的背后有一队乌云一样的大军在追寻着叫喊：“何处是罗马？何处是雄伟的罗马？”
　　我已知道罗马是一座都城，但是匈奴是怎样一种民族呢？
　　我必须把它弄明白。
　　我找到一个好机会，就向主人问。
　　“匈奴？”他惊奇地重复了一句。“鬼知道这是什么呀？大概是个毫无意义的东西吧……”他不赞成地摇了摇头。
　　“你满脑子都是些无用的东西，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呀，彼什科夫。”
　　不管是好事坏事，可是我要知道它。
　　我觉得团队里的牧师索洛维约夫一定会知道匈奴是什么，我在院子里碰到了他，就拉住他问。
　　他体弱多病，红眼睛，没眉毛，黄须，脸色苍白，性情暴躁。他把黑手杖拄着地，对我说：“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涅斯捷罗夫中尉恶狠狠地回答说：
　　“你说什么？”
　　于是我决定，关于匈奴这个问题得去问药房里那位药剂师，他对我总是和和气气的。他有一张聪明的脸，大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匈奴，”药剂师巴维尔·戈利特贝格对我说。“匈奴是吉尔吉斯那样的游牧民族，再没有这个民族了，现在已经绝种了。”
　　我觉得难过懊丧，倒不是因为匈奴人都已经绝种，而是因为把自己烦恼了这么久的那个词的意思，原来只是如此简单，而且使我一无所获。
　　但我还是很感激匈奴。自从我为这个名词大伤了脑筋之后，我的心踏实了许多，而且由于这位阿底拉，我跟药剂师戈利特贝格接近起来了。
　　这个人能够很通俗地解释一切难懂的名词。他有一把开启一切知识之锁的钥匙。他用两个手指头把眼镜正一正，从厚玻璃片中盯住我的眼睛，好象拿一些小钉子钉进我的脑门一般，对我说：“好朋友，一个名词好象树上的一片叶子，为了明白为什么这些叶子不是那样的而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先明白这株树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必须学习。好朋友，书好比一座美丽的园子；园子里什么都有：有的叫人见了舒服，有的对人有用处……”我常常到那药房里去，为那些害慢性“烧心”病的大人们买苏打粉和苦土，为孩子们买月桂软膏和泻药，我就顺便去找他。他的简短的教导，使我对于书籍的态度更加端正了。
　　不知不觉地我对书籍好象一个酒徒对酒一般，变成不可一日无此君了。
　　书籍使我看见了一种另外的生活，一种刺激人们、使人们去干大事业，去犯法的强烈的感情和愿望。我看出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是既不会干大事业，也不会去犯法的，他们活着，好象跟书中所写的世界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呢？——这是难解的。我不愿过这种生活……这是我很清楚的，我不愿意……我从图片的说明上知道了布拉格、伦敦、巴黎那些地方的街道上并没有坑洼和垃圾堆，有的只是笔直宽阔的马路，房子和教堂也是另一种样子。在那里既没有人必须在屋子里过六个月的冬天，也没有只准吃酸白菜、醃蘑菇、燕麦面片、马铃薯和讨厌的麻子油的大斋日。过大斋日不准看书，《绘画论坛》被他们收起了；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迫到我的身上来了。现在把这种生活和书中见过的来比较，更觉得它的贫乏和畸形。一有书看，我的心境就好，精神就振作，干活也干得利索，因为心里有了目标：早些把活干完了，就可以多剩一点时间来看书。但书被没收了之后，我便变得百无聊赖、懒洋洋的了，害上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健忘症。
　　记得正是这种无聊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奇怪的事：有一天晚上，大家正要睡觉，忽然传来嗡嗡的教堂的钟声。家里的人都被惊起来了，半裸着的人们跳到窗子边互相问道：“失火了吗？……是打警钟吧？”
　　别的房子里，也都在忙乱，门户砰砰碰碰地响。有人牵着套好了的马在院子里跑。老婆子大声嚷，说教堂里失了盗。
　　主人竭力阻止她：
　　“够了，妈……不是听得很清楚吗，这不是警钟。”
　　“那么就是主教死了……”
　　维克托从床上爬下来，一面穿衣服，一面嘴里嘀咕：“我可知道出了什么事，我知道。”
　　主人叫我跑上阁楼去望有没有火光。我跑上楼去，从天窗爬到屋顶上，望不见火光。在寂静的寒冷的夜气中，钟声慢吞吞地接连地响着，街市睡梦惺忪的横躺在大地上。一些瞧不见的人，在黑暗中踏着雪地吱喳作响地跑过去，雪橇的滑板吱吱地叫。钟声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地响着。我回到起居室里说：“望不见火光呀。”
　　“呸，真是的。”穿着外套，戴上帽子的主人说着，把大领子拉上，又开始迟疑不决地把两脚伸进套鞋。主妇劝他：“别出去，喂，别出去……”“少废话。”
　　维克托也穿好了衣服，挑逗着大家：
　　“我可知道……”
　　两兄弟走到大街上去了，女人们吩咐我烧茶炊，自己又跑到窗子口去望。可是，主人几乎马上就回来了，在外边拉门铃。他从楼梯跑上来，一声也没吭，把前室的门打开，粗声说：“沙皇给人暗杀了。”
　　“杀死了。”老婆子叫了一声。
　　“死了。军官告诉我的……现在怎么办呢？”
　　门铃又响了，维克托回来了，他无精打采地脱着衣服，怒气冲冲地说：“我还当是打仗呢。”
　　后来，大家坐下喝茶，而且慢吞吞地，可是压低着嗓子，小心翼翼地谈起来。街上已经静下来，钟也不响了。他们整整两天，悄悄地小声议论着，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而且也有客人到这儿来过，详细地说了什么。我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主人们却把报纸收起来不让我看。我便问西多罗夫，沙皇为什么被人暗杀了？他低声说：“这种事不准乱说……”这事情很快就被忘记，日常的琐事分去了我的心，而且过了不多几时，我遇到了一件很倒霉的事。
　　有一个星期日，主人们一早出去做礼拜，我把茶炊生上火，就收拾屋子去了。这时候，那个最大的孩子跑到厨房里来，把茶炊上的龙头拔下，拿到桌子底下去玩。茶炊里的炭火很旺，水一漏完，茶炊就开焊了。我还在起居室里，就听见茶炊的响声很怪，跑到厨房里一瞧，啊哟，不得了，整个铜茶炊都变青了，在颠动，好象马上就会从地板上飞腾起来。
　　插龙头的嘴口脱了焊缝，软吞吞耷拉下来；盖子歪在一旁；把手底下，熔化的锡液滴答滴答地滴着；这只紫红带青的茶炊，完全跟一个烂醉的酒鬼一样。我用水去泼，它就嗤地响了一声，很凄惨地瘫倒在地板上。
　　外边门铃响了。我开了门；老婆子劈头就问我茶炊烧好了没有，我简短的回答：“烧好了。”
　　这句话只是在慌张惧怕时信口胡说的，她却说我在嘲笑，因此把罪状加重了。我就受了一顿痛打，老婆子扎了一把松木柴，大发威风。打起来倒并不十分痛，却在背脊皮下深深地扎进了许多木刺。到了傍晚，我的背肿得枕头一样高。第二天中午，主人不得不把我送到医院里去。
　　一个个子瘦高得有点滑稽的医生验了我的伤，用低沉的声音不慌不忙地说：“这是一种私刑，我得写一个验伤单。”
　　主人红了脸，两脚沙沙地蹭着地板；小声地对医生说了些什么话，医生两眼越过他脑袋望着对面，简单地回答：“我不能这样做，这不行。”
　　但后来又来问我：
　　“你要告发吗？”
　　我很痛，但我说：
　　“不，快点给我治吧……”
　　我被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躺在手术台上，医生拿一个冷冰冰的碰在皮上很好过的钳子，一边钳着刺，一边玩笑地说：“朋友，他们把你的皮炼得相当出色呀，现在你身上的皮不漏水了……”这个痒得叫人难受的手术一完，他说：“钳出了四十二根刺，老弟，好好儿记着，可以吹吹牛皮呀。明天这时候再来，我给你换纱布。你时常挨打吗？”
　　我想了一想，就回答说：
　　“以前，还挨得多一些呢……”
　　医生粗着嗓子哈哈大笑起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朋友，都会好起来的。”
　　医生带我到主人那儿，对他说：
　　“请你领回去吧，已经包好了。明天再来换纱布。这孩子是个乐天派，算你运气好……”我们坐上马车回去的时候，主人对我说：“我从前也挨过打，彼什科夫。有什么办法呢？老弟，我也挨过打的。你倒还有我同情你，可是谁也没有同情过我呀，谁也没有。人到处都有，可是同情的连个狗崽子也没有。唉，畜生……”他骂人一直骂到马车到了家门口。我有点同情他。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象对待人一样跟我谈话。
　　一家人象迎接做寿的人一样迎接我。女人们追根究底地问医生如何给我治伤和说了些什么。他们听着，惊奇着，好似很有味地咂咂舌头，又皱皱眉头。我很奇怪他们对于疾病痛苦以及一切不快的事，竟有那么强烈的兴趣。
　　我看出他们因为我不愿意控告他们而感到很满意。趁这机会我就请求他们许可我向裁缝妻子借书看。他们不敢拒绝我，只有老婆子吃惊地叹息：“真是个鬼东西。”
　　过了一天，我来到裁缝妻子面前。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听说你害病进医院了。你瞧，别人尽胡说。”
　　我没作声，把真相告诉她，我觉得很难为情，干吗叫她知道这种凶暴伤心事呢？她跟旁的人不同，这太好啦。
　　现在我又看书了：大仲马、庞逊·德·泰尔莱利、蒙特潘、扎孔纳、加博里奥、埃马尔、巴戈贝等人的厚厚的书，我都一本一本地迅速地囫囵吞下去。多高兴啊，我觉得我自己也好象是一个过着非凡生活的人物了。这种生活激动着我，使我振奋。自制的蜡台又放出昏红的光来，我彻夜看书，因此我的眼睛有一点儿坏了，老婆子对我很亲昵地说：“书呆子，瞧着吧，眼珠会爆的，会成瞎子的。”
　　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在这种写得津津有味、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的书中，虽然国家和城市各不相同，发生的事件各种各样，但讲的是一个道理：好人走恶运，受恶人欺凌，恶人常比善人走运，聪明，可是等到后来，总有一个难以捉摸的东西，战胜了恶人，善人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有关“爱情”的东西，也叫人看了讨厌，所有的男女都用千篇一律的语言谈情说爱。这不但叫人看了生厌，而且引起朦胧的怀疑。
　　有时我看了头几页，就可推测到谁胜谁败，而且故事线索一弄明白，我就努力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替书中人物解开扣子。一放下书，我就琢磨起来，象做算术教科书上的练习题那样，并且越来越能猜中哪个主人公进入幸运的天国，哪一个堕入牢狱。
　　但在这一切后面，也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种活生生的、对我有重大意义的真理，看到另一种生活的特点，另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明白了在巴黎无论是赶马车的、做工的、当兵的，凡一切“下等社会”的人，跟尼日尼、喀山、彼尔姆等等地方的完全不同：在那边，“下等社会”的人更能大胆对老爷们说话，对待他们态度要随便得多，自由得多。比方那里有一个兵士（但在我所认识的兵士中，就没有一个象他的，无论西多罗夫、轮船上那个维亚特兵士，更不必说叶尔莫欣了），他比这些人更象一个人；在他身上，有一种跟斯穆雷相同的东西，但并不象斯穆雷那样凶和粗野。又如那里有一个店主，可是他也比我所知道的一切店主都好。就是书中的神父，也不是我所知道的那样，他们要亲切得多，对人更富于同情心。总之，照书上看来，外国的全部生活，比我所知道的要有趣得多，轻快得多，好得多。在外国，没有那样多的野蛮的打架，没有象捉弄维亚特兵士那样厉害地捉弄人，也没有老婆子那种狂暴的祷告。
　　尤其显著的，是书中虽讲着一些恶徒、吝啬鬼、无赖汉，但是决没有我所熟悉的和常常见到的那种说不出的残酷，以及捉弄人的嗜好。书里的恶徒虽凶，但都凶得有道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凶，原因大体可以明白。可是我所见的那种凶恶的行为，却都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并不是可以因此得些什么好处，仅仅是为了发泄而已。
　　每看一本新书，这种俄罗斯生活与外国生活不同的地方愈加明显，使我产生茫然的懊丧，怀疑这些角边肮脏、纸页泛黄的念旧了的书的真实性。
　　这时候，忽然得到了龚古尔的一本叫做《桑加诺兄弟》的长篇小说，我花了一整夜一气念完了。我很惊奇，这里有一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于是我又把这平凡伤感的故事重新看了一次。这本书里，并没有错综复杂的东西，表面上没有什么趣味。开头几页跟圣贤传一样，生硬枯燥，用语很准确，毫无一点夸张。一开始引起我一种不愉快的惊奇感，可是用朴素精练的句子组织起来的文章，却很好地记在我心里了。马戏师两兄弟的悲剧，一步紧一步地发展开来。我的两手，不觉因为看这本书的快乐而发起抖来。念到那跌断了两条腿的不幸的艺人爬到阁楼上去，而他的兄弟，正在这阁楼上偷偷地练习自己心爱的技术，这时候，我大声哭起来了。
　　我把这本好书还给裁缝妻子的时候，要她再借些这样的书给我。
　　“什么叫这样的书呢？”她轻轻笑着反问。
　　她这一笑把我窘住了，说不出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书。她说：“这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书，等一等，我拿一本更有趣味的给你……”几天之后，她借一本格林武德的《一个小流浪儿的真实故事》给我。这书的书名就有点刺痛我，可是打开第一页，立刻在心中唤起了狂喜的微笑，而且我一直含着这样的微笑把全书念完，有些地方还念了两三遍。
　　原来即使在外国，有时也有过着这样艰苦生活的少年。
　　唔，我的生活并不那样坏，这就是说，不必悲观失望。
　　格林武德鼓起了我很大的勇气。在读过这本书以后，我很快就得到了一本叫《欧也妮·葛朗台》的书，这已经是一本真正的“正经书”了。
　　葛朗台老人使我很清楚地想起了外祖父。很可惜，这书篇幅太小，可是叫人惊异的是，它里边却藏着那么多的真实。
　　这是我生活中熟悉并使我讨厌的真实，这本书，却以一种全新的没有恶意的、平和的笔调表现出来。从前我所看的书中的人物，除了龚古尔，都是些跟我的主人们一样厉声厉色指责人家的人；那些书常常引起人们对罪人的同情，对善人的气恼。他们虽然费了很多脑筋，很大的意志，可是总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看了这种人，我总觉得有点可怜。这是因为善良的人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跟石柱子似地一动不动，虽然所有一切的恶计，碰上这些石柱子都破碎了，但石柱子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一道墙，不管它怎样美丽、怎样坚固，可是当一个人要到这墙后边的苹果树上去摘苹果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欣赏这道墙了。所以我总觉得最珍贵、最生动的东西，是藏在善行后面的……在龚古尔、格林武德、巴尔扎克等人的小说里是没有善人，也没有恶人的，而有的只是一些最最生动的普通人，只是精力充沛得令人惊奇的人。他们是不容怀疑的，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都是照原样说和做的，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这样，我明白了“好的，正经的”书，能使人得到多么大的欢喜，可是这种书我到哪儿去找呢？在这点上，裁缝妻子不能给我很大的帮助。
　　“这是一本好书呀。”她拿一本阿尔桑·古塞的《抱着玫瑰、黄金与赤血的两手》，或贝洛、保罗。德·科克、保罗·费瓦尔的长篇小说给我。可是我读它们的时候心情非常紧张。
　　她很喜欢马里耶特、维尔纳的小说，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枯燥无味的东西；我也不大喜欢施皮尔哈根。但奥尔巴赫的短篇小说，却非常中我的意；苏和雨果没多大魅力，比之他们，我对华特·司各特要看重得多。我所想望的，是跟巴尔扎克那样使人动心，使人快活的美妙的书。就是那位瓷人儿，也渐渐使我不喜欢了。
　　每次我上她那儿去的时候，总是穿一件干净的衬衫，把头发梳一梳，尽可能打扮得整洁一点，可是我未必能达到这一点，但我总指望她看到我这整洁的模样，说话会更随便些，友好些，不要在她那张永远是笑眯眯的干净的脸上现出呆板无神的微笑，可是她微笑着，用倦慵甜润的声音问我：“看完了？喜欢吗？”
　　“不喜欢。”
　　她把细细的眉毛微微向上一扬，瞧着我，叹息着，照例用鼻音问：“这是为什么呀？”
　　“这种事在别的书里早看到过了。”
　　“你说这种事，是什么事？”
　　“爱情……”
　　她皱了一皱眉头，发出甜蜜蜜的笑声说：“啊，可是没有一本小说，不写爱情的呀。”
　　她坐在一把挺大的圈椅里，穿着毛皮便鞋的小脚轻轻动着，不时打一个呵欠，裹一裹身上那件浅蓝色长罩衫，伸出桃红色的手指头，敲敲膝上的书皮。
　　我想问她：
　　“你为什么还不搬走？那些军官不是依旧在给你写信，取笑你吗……”可是我没有勇气对她说这些话，抱了一本写“爱情”的厚书和带着失望的愁闷走了。
　　院里的人，现在谈起这女人来更加不堪入耳，嘲讽得更加恶毒了。我听了那些显然是胡诌出来的肮脏话，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在背地里同情她，替她担心；可是一走到她跟前，瞧见她锐利的眼光，猫儿般灵巧的身体和那张总是高高兴兴的脸，我对她的怜悯和担心便都象烟一般消散了。
　　春天，她忽然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几天，她的丈夫也搬走了。
　　那屋子空着还没有新房客搬进来的时候，我跑去张望了一下，只见光秃秃的墙上，留着挂过画的四方形的痕迹，一些弯曲的钉子，和钉过钉子的伤痕。漆过的地板上，乱堆着五颜六色的碎布头、纸片、破药盒、空香水瓶，一枚大铜饰针闪着光。
　　我心里难过了。我想再见一见那个娇小的裁缝妻子，我要告诉她，我是多么感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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