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她已经去过三次了,请求和她儿子见面,但是,每次都被宪兵队的那个将军——在紫色脸膛上面长着一个大鼻子的白头发小老头,很不客气地拒绝了。
  “大婶子,再过一个礼拜,提前是不行的!再过一个礼拜——我们给你想想法子,——但是现在,是不行的……”
  他又圆又胖,使她联想起了熟透的、放了许多日子的、外皮上已经生了霉菌的李子。他总是用一根很尖的黄色牙签剔着那口细碎的白牙。小小的碧色眼睛,很殷勤地微笑着,他怕声音,也是和蔼可亲的。
  “挺客气的!”母亲一边想着,一边对霍霍尔说。“老是笑容满面的……”
  “是啊!”霍霍尔尔说。“他们——样子还不错,很客气,总是带着微笑。假使有人命令他:‘喂,这个聪明而正直的人对于我们是危险的,快给我保拿去绞死!’那么,他们也会带着笑容拿去绞死的,——绞了之后,他们还是依旧带着微笑吧!”
  “比起上回来搜查的那个,他厚道些,”母亲比较了一下。
  “那个一看就知道是狗腿子……”
  “他们都不是人。他们是用来打人的铁锤。是一种工具。使用他们来收拾我们弟兄,叫我们变得服服贴贴的,他们本身就是统治我们的人们手中的服服贴贴的工具——人家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既不想也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终于得到允许可以会见儿子了。
  礼拜天,她规规矩矩地坐在监狱办公室的角落里。在那间矮小污秽的房间里面,除了她之外还有几个等待会见的人们。他们大概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互相都认识;在他们之间,倦怠地、慢慢地开始了像蛛网一般牵牵扯扯地谈话。
  “您听说吗?”一个胖胖的、筋肉肥驰的、在膝头上放着一个皮包的女人说。“今天早上做弥撒的时候,教堂里的领唱撕破唱歌班的孩子的一只耳朵……”
  一个穿着退伍军人制服的中年男人,很响地咳嗽着说:
  “唱歌班都是些顽皮的小家伙!”
  一个矮小、秃顶、下颚骨凸出、两脚很短而两手却很长的男子,似乎很忙地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走动着。用不安的轧轧的声音一刻不停地说着话。
  “生活程度渐渐提高,人们也渐渐凶狠起来!次等牛肉,一斤十四戈比,面包又要两戈比半了……”
  有时候,囚犯走了进来,他们都是形容枯槁,穿着笨重的皮鞋。他们走进了幽暗的屋子,眼睛立刻眨动起来。有一个,脚上发出了脚镣的声音。
  周围非常寂静,是不愉快的单调。好像大家早已弄熟了,对自己的处境习惯了;有的静静地坐着,有的懒散地巴望着,还有的在有条不紊地、懒洋洋地和被监禁的人谈话。因为等待得有些不耐烦,母亲感到心在颤动,她茫然地望着周围的一切,那种沉重的单调令她深感惊异。
  在她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是她的眼睛却充满年轻的活力。她扭转着很细的脖子,倾听着别人的谈话,同时格外热诚地看着大家。
  “在里在的是你什么人?”符拉索娃悄悄地问她。
  “儿子,是个大学生,”老妇人马上高声回答。“你呢?”
  “也是儿子,是个工人。”
  “姓什么?”
  “符拉索夫。”
  “没听说过。进来很久了吗?”
  “第七个礼拜了……”
  “我儿子是第十个月了!”老妇人说。在他的声音里面,母亲感到有一种宛若自豪的奇妙的东西。
  “是啊!”秃头老人很快地说。“耐不住了……大家都在焦急,大家都在吵闹,一切都在涨价。而人的价格,却反比例地降低了。安安稳稳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
  “一点不错!”军人说。“不成样子了,最后呀,应该来一个坚决的命令:‘不准说话!’应当这么办。坚决的命令……”
  谈话变成了共同的、活跃的。每个人都想赶快陈述出自己对生活的意见,但是大家都是放低了声音在谈话,在他们身上,母亲感到一种陌生的东西。平常在家里,谈话不是这要!总是比较容易了解,简单,响亮。
  一个留着西方的红胡子的胖看守,叫出了母亲的姓名,从头到脚把她看了一遍,对她说:
  “跟我来!”然后他一拐一拐地带她进去。
  她一步一步地跟着走,很想往看守背上推一下,使他走得快些。巴威尔站在一间小屋里面,微笑地将手伸出来。母亲握住了他的手笑着,频繁地眨着眼睛,因为找不出适当的话,只是低声地说:
  “你好……你好……”
  “妈妈,你静一静心!”巴威尔握着她的手说。
  “没有什么。”
  “母亲!”看守叹了口气说,“也得分开一点,——你们中间应该拉开一些距离……”
  看守这样说着,很响地打了一个哈欠。巴威尔问问她的健康情况,打听家里的事……母亲在期望着别的什么问题,所以在她儿子眼里寻找着,可是却没有找到。他和平常一样的平静,不过脸色稍稍有点发青,而且眼睛好像大了一点。
  “莎夏向你问好呢!”她说。
  巴威尔的眼睑颤动了一下。表情变得温和了,微微地一笑。一股刺骨的悲痛,刺疼了母亲的心。
  “你很快就能出来了。”带着一种屈辱和焦躁的表情,她说了出来。“为什么叫你坐牢呢?那些传单不是照样又出来了吗?……”
  巴威匀眼睛里放出了欢乐的光芒。
  “又散出来了?”他很快地问。
  “不准说这些话!”看守懒洋洋地命令。“只许谈谈家常的事情……”
  “难道这不是家常的事情吗?”母亲反问。
  “我不知道,不过这是禁止的。”看守心不在焉地坚持说。
  “妈妈,谈谈家常的事情吧,”巴威尔说。“妈你在做什么?”
  她自己身上感到一种青年人的热情,回答说:
  ”我拿这些东西到工厂里去……”
  她停顿了一下,带着微笑接着说:
  “菜汤,麦糊,玛丽亚店里所做的东西,和其它的食物……”
  巴威尔领会了。他的面孔由于抑制着内心的笑而颤动起来,他搔着头发,亲切地、用一种母亲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调说:
  “妈妈有了职业,真是太好了,——你不闷得慌了!”
  “那些传单又散了的时候,我也被搜了一次呢!”母亲似乎很自负地说道。
  “又说这些了!”看守生气地说。“我不是和你说过不准说吗?剥夺了自由的人,就是让他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你还要信口胡说!——你得明白什么话是不准说的。”
  “啊,妈妈,不要说吧!”巴威尔说。“马特维·伊凡诺维奇是好人,不要使他生气。他和我们处得很好。他今天是偶然来监视一下——平常总是副监狱长来看守着的。”
  “时间到了!”看守看着表,朝他们宣告。
  “那么,谢谢妈妈!”巴威尔说。“谢谢,好妈妈。不要担心,我不久就能出去了……”
  他用力抱住她,亲了一下,感动了的母亲,觉得很幸福地哭了起来。
  “走吧!”看守说。他一边领着母亲出去,一边嘀咕着说:
  “不要哭!会放的,都要放的……这里住不下了……”
  回到家里,她满脸笑意,高兴地耸动看眉毛,对霍霍尔说:
  “我很巧妙地和他说了,——他懂得了!”
  接着她又伤感地叹了口气。
  “一定是懂得了!不然,不会那样的和我亲热的,——他从来不是那样子的!”
  “哈哈哈!”霍霍尔笑起来。“人各有所求啊,而母亲总是寻求安慰……”
  “不,安德留夏,——我说,人真是的!”母亲突然吃惊地喊道。“人真是容易习惯!儿子被抓了去,关在牢里,但是他们呢,若无其事地跑了来,坐着,等着,聊着,——你看,受过教育的人都是这样容易习惯,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不是更不必说了吗?……”
  “那是当然的,”霍霍尔带着他的特有的微笑说,“不论怎样,法律对他们更宽大些,——而且,比起我们,他们更需要法律。所以法律向他们额头上敲了一下,他们也不过皱一皱眉头就行了。自己的手杖打自己,总要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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