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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0年代起，福柯开始在非总体化、非表现性和反人本主义的框架下重新思考现代权力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他反对把权力的本质简单地规定成压抑，也拒斥权力为国家机器专属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现代宏观理论。他提出了一套后现代的微观权力论。具体说来，他反对两种现代宏观权力论：（1）马克思的经济主义模式；（2）现代法律模式。前者主张经济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因而权力不仅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手段，也是无产阶级反抗压迫、夺取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简言之，权力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后者则在法权、道德权力和政治主权的意义上解释权力，它是专属于法人主体的。对于福柯来说，"权力"是一个尚未规定的、推论的、非主体化的生产性过程，它把人不断地构成和塑造为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主体。它本质上不是压迫性的，而是生产性力量，它只"关注生产性力量，让它们发展并且规范它们，而不愿阻碍它们、压抑它们或者毁灭它们"。 在《规则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描述了历史上从压抑性权力模式向生产性权力模式的转变，即从对达米扬（Damiens）的残酷折磨到对囚犯、学生等的道德改造。权力不再是一种物质力量如刑法（"杀一儆百"）的代名词，而是通过社会规范、政治措施来规劝和改造人。 在《性经验史》中，福柯称这一新的权力模式为"生命--权力"(biopouvoir)。它首先是一种规训的力量，是"人体的解剖政治学"(anatomo-politique du corps humain)所讨论的对象。那么什么是"规训"(surveiller)呢？福柯把它定义为"规范人的多样性的手段"。它源于修道院，并在17世纪晚期发生瘟疫的小镇上发展起来。最初这只是一个监督和隔离的方法，如在瘟疫流行时期，必须首先找出人群中感染上瘟疫的病人，然后把他们与正常人隔离开来。这种规训的手段不久就迅速地应用到整个社会中去，成为一种规范制度。 其实，这种新的生命--权力是专门对付"人类的身体"(lecorps-espece)，即"社会众生"(la population)。福柯指出："各种政府发现它们对付的对象并不是臣民或'人民'，而是'众生'，以及它的特殊的现象和各种变量：出生率与死亡率、寿命期望值、生育率、健康状态、发病频率、饮食和居住模式等。"这种对"社会众生"的监督和规训，其目的在于"让生命进入历史"，把一个生物人整合在知识和权力的结构之中，成为符合各种规范的主体。因而在18世纪，性成了理性管理和塑造的对象。 此外，福柯反对知识是中性的和客观的实证主义观点和知识是解放全人类的力量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认为"知识"是与权力控制分不开的。换言之，任何时期的"知识型"同时就是权力机制。因而，现代性的理性观念和解放观念受到质疑和批判。在法文中，discipline就兼有"学科"和"规训"的双重意义，换言"社会学"和"犯罪学"等学科是从社会监视、规训大众和惩罚犯人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专门研究领域，同时这些学科的研究结果又强化和改进了社会规训和控制的手段。而医院、精神病院、避难所和监狱只是这些所谓学术研究的实验室，目的仍然在于更好地强化社会控制。 不过，与鲍德里亚尔等极左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福柯对启蒙理性并不完全持拒斥态度。在《什么是启蒙？》中，福柯认为，在我们的时代与启蒙时代之间仍有某种连续性，即理性对独断论和教条的批判作用。因而完全接受启蒙理性与完全拒斥启蒙理性同样不可取。他指出："如果说理性是应该被消灭的敌人这种论断是极端危险的话，那么，说任何批判的质疑将会把我们导向非理性的论断也同样是危险的。"总之，福柯所持的理性观念是批判性的和创造性的。它与哈贝马斯、利奥塔的理性观念其实相去并不太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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