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总共四天，我就解放了。不知道该高兴还是忧愁，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人们通
常在去看牙医或性病医生之前的那种感觉。常言说，每个人都有更亲切的东西……很奇怪，
我的心并没有在欢唱，只是屏住呼吸——重新看着周围的一切，似乎是熟悉的把手，锁，
地毯，还有无数次看过的东西，从它们这边经过，不用看就知道，在第三扇窗子窗框之间，
一年多了，一直有一个不知怎么进来的用过的火柴盒落满了灰尘——走廊里所有窗子的缝
隙都堵上了。楼梯的第八个台阶比其他的低，我门上的号码是四号，在一个发旧的钉子上
挂着，摇晃着。
    “加尔金，到副局长那儿去。”在号牌下面钉着一个纸条，是格里布曼匆忙写的。我
推了推办公室门，锁着，我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顺走廊走十二步，蒙着眼睛我也能找到
格里布曼的地方。
    “请坐，瓦洛佳。‘路里布曼从一大堆废纸中找出一张标准的寻人启事的表格，扔到
我这边的桌子角上。
    “认出来了吗？”
    我打开表格，看了一眼照片上那人的脸，好像嗓子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出不去，进不
来，在这张讨厌的、廉价的照片上……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表达，大家都知道我们印刷品的
质量……照片上冲我扭捏地看着的竟是因加！
    “认出来了吗？”
    “是的。”我读了下面的文字：“波尔霍夫市内务局寻找因加。尼古拉耶芙娜。索果
里斯基，七一年生人……”照片拍得是业余水平，没有经过修版，简单的刘海儿，稍微化
了化妆。
    “波尔霍夫在哪儿？”
    “普斯科夫州，离彼得尔三百多公里。”格里布曼又推过来一张纸，这一次是一天内
发生的事情，“你看，我画线的，在交通事故部……”
    “在第三环路？”
    格里布曼肯定地点了点头。
    “我该做什么有关的事？”
    “和我一起去辨认。”
    “为什么？”确实，我干嘛去那儿，看着她脱光了，在解剖台上？……我的因加？
    “瓦洛佳！”格里布曼温和地，却坚持地让我回过神来，“应该去，也许不是她？”
    “那这个呢？”我给他看寻人启事，然后把它扔在空中，薄薄的纸片像个小船儿，晃
了晃，无声地落到地上。
    “这个我问过，你看日期了吗？”
    我俯身从地板上拣起表格。
    “三月。”
    “现在呢？”
    “七月。”
    “你什么时候和她最后一次见面？”
    “不记得，很久了。还是在见西尔尼茨基之前……”
    “什么时候最后一次通电话？”
    我开始想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听到因加的声音，星期六？不，昨天？星期五彼得接的电
话……
    “星期二！”
    格里布曼看了一眼目历：“二十三号？”
    “是这样。”
    “而有人从三月份就在找她！”
    “谁？”
    “她父亲。我一个小时前跟他联系了。”
    “什么时候？”
    “今天！”格里布曼忍不住了，冲我喊起来，“你看看表，什么时候你才来上班！”
    我看了看表：十二点半……
    “而我早上九点就开始上班！”
    “好，她父亲说什么了？”
    “我和他没谈。”
    “明白了，接下来怎么办？”
    “去认尸体……”
    “给彼得打电话了吗？”
    “打了，除了办公室，哪儿都没人接。那么，据你所知，不给提供情况？”
    “是的……”我垂头丧气地说。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格里布曼拿起话筒，拨了个号码，听到一声“哈罗”，开始说：“我是总局的格里博
夫，过四十分钟左右，我们会停尸间。你们那儿怎么样？……明白了，带上在现场发现的
材料。”
    没有比去停尸间更好的路了，就像在训练比赛中熟悉新赛道那样。呼呼驶过冷漠的楼
房，暗淡的阳光勉强穿过云层。还有车，车……就好像它们和我们顺路，也去太平间，但
它们不着急。
    车从主道上拐下来，在红绿灯前停下来，让懒洋洋的冒汗的行人先过去。他们也和找
们顺路，但不是今天。尽管他们的某个人到那里完全没有任何预先的准备。
    格里布曼开车，开得很好，很少吓唬同行的人。杨树的林荫道，大门口的拦路村，朝
天空竖着，像是在敬礼。矮矮的通往半地下室的双扇门，周围摆满了棺材盖。
    “到了，下车吧！”
    我从车里出来，脚下踩着铺满柏油路的杨树柔美的花絮，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不远
处，警察局的小汽车在放着热气。
    “中尉，巴伍金！”
    “中校，格里博夫。这是我的同事，少校加尔金，他和受害人认识。”
    巴伍金不知为什么奇怪地看了看我，然后让我们跟他走。走廊比门要低得多，它整个
的长度也就能装下两个棺材，还有给死人穿衣服准备葬礼的老头儿、老太太。不知是哪一
个亲戚用手戳者死者，棺材周围是为带来的物质开销而悲痛的亲人。
    往右边，再往右，气味更浓了。门后是桌子、手、脚、头，一个健壮的男人穿着肮脏
破旧的大褂和黑胶皮靴。
    “难道他一整天都穿着这可怕的鞋吗？”我跟在他后面，看着他那带有沟纹的鞋掌在
被走过几十年的瓷砖上留下清晰的痕迹。
    “这是你们要看的……”男人朝躺在锌盒里面的女人身体指了指，就退到一边。
    “是她吗？”
    我看着因加，头发是湿的，皱成一团。她身体的左面被烧焦了，胸部发黑微微隆起…
…胸前放着一个被熏黑了的小铃挡，额头中部被压瘪，还有腿……她的腿！好像和她的身
体是并排放的。
    “瓦洛佳！”
    “她……”
    “请签字，”中尉递给我一张辨认记录，我连看都没看写了一些弯弯曲曲的笔划。
    “通知她父亲了吗？”
    “他在医院，最早三个星期后出院，肾病！”
    “明白了，我们到外面去吧。”
    我们走了出来，往灵车上又装上一只棺材，一切都很平静，不是匆忙的，也没有骂人
话。我走近自己的车，坐在乘客的位置上。格里布曼又耽搁几分钟，拿出一张纸来。
    “去局里？”
    我有些迟钝地、惊奇地看着他：“那去哪儿？”
    “你家里人在别墅吗？”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就去你那儿。”他拐了个弯，让车疾驰起来。然后应该预料到，经过他熟悉的商
店，那里有四分之一升的小瓶酒，煮肠，还有橙子的香味。
    家里很静，穿堂风把轻薄的窗帘吹卷起来，电表在单调地响着。我坐在厨房扬声器旁
边，按着键盘，第一套节目，第二套……
    “来，瓦洛佳，喝酒，否则咱们没法谈话。”
    我没有拒绝，喝了一百五十毫升，吃了一口没有滋味的肠。
    在哪儿还有烟呢。
    “瓦洛佳！”
    我看了看他。
    “这个驾驶执照是谁的了”
    我看着对我来说很亲切的照片上的脸：“因加的。”
    “很好！写着谁的名字？”
    “索果里斯基……”
    “好，这本护照呢？”
    又是一张照片，稍微黑了一点儿，“因加的。”
    “念一下。
    “拉丽萨。尼古拉耶夫娜。尼古诺娃，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莫斯科……”我
又拿起驾驶执照：“因加。尼古拉耶夫娜。索果里斯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叹了一口气，摊了摊手。
    “没有。”
    “好！”格里布曼拿起电话听筒，打听了号码，给中央居民住址查询台打了一个电话
：“小姐，六处，格里博夫中校，尼古诺娃。拉丽萨。尼古拉耶夫娜，莫斯科市，一九七
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人。”他停了一会儿，开始记：“工会大街，43号楼群，4 号楼，86
号住宅，还有电话号码……谢谢。”
    他拨了一下记下来的电话，没有人接。
    “怎么？”我开始感兴趣了。
    “在出事地点发现了一具男人尸体……但这不重要……科国生产的左轮手枪，8730美
元和 15000卢布……驾驶交通工具……明白了……”
    “是彼得？”
    “我不这样认为，他有自己的车，至于受害人，是烧焦了的木头块。”
    “那因加为什么没被烧焦？”
    “她由于撞击被从后门抛了出去……”格里布曼两眼盯着技术鉴定报告：“死亡。等
等……在死者血液里发现了以吗啡为主的残留的毒品制剂。”
    “他们给她注射毒品，杀了她？”
    “别急于得出结论！在她的脚趾之间清楚地发现了不只一次注射的痕迹。”
    “是的，她也许还是个吸毒者！”
    我又打开了第二瓶酒，和他分开倒上了——好酒使人心旷神怡！
    格里布曼带有责备意味地摇了摇头，重新拿起话筒：“小姐，还是格里博夫，是的，
刚才我打过电话，从哪天起尼古诺娃以自己的地址登记的？什么？从七一年？因加。尼古
拉耶夫娜。索果里斯基，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好，我等一会儿……离开了……什么
时候，去哪儿了？没有资料？不管怎么样，谢谢您！”
    我坐在那儿，迟钝地看着被挤压的橙子。果汁顺着手指流到桌面，粘乎乎的令人讨厌。
    “你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我摇了摇头，“没有！”
    “而我有！家里有没有公路图？”
    我懒洋洋地站起来，翻找了整整二十分钟，找出一本散了页的小册子。
    格里布曼找到了需要的那页，用手指在诺夫格罗得——索利齐——波尔霍夫线上画了
一下，算了算距离，然后看了一下表：“现在四点，喝点酒，吃点东西，十一点出发，八
点钟就到了……”
    “到什么地方？”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材料收到文件夹里，一边走，一边在门口朝
我喊：“我开你的车赶去上班，你先准备一下……”“当”地一声把门关上，剩下我和电
表，两瓶满满的酒和歪歪扭扭的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