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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在法庭上,或是对警方,甚至是对单独来与我会面的律师,我都没有泄露那个秘密。我像一个认真的小学生一样顽强地对自己说,那个秘密绝不能说出去。我答应了信太郎的,到死也不把那秘密说出去。这样一来,我反而可以抚平孤独感而回复中静。要说是讽刺也真够讽刺的。
  我要是开始供称某个细节时,会避开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自然会露出一些破绽。但我会马上注意到,然后试着在被质问之前更正过来。
  当然有好几次被尖锐地挑出破绽,而受到猛烈的攻势。但是那时总是会只要不说那件事、不提那件事,其他的据实以告的话就好。要是非有破绽不可,也不试图圆谎,就很诚实地承认。然后更正自己的记忆上的错误,道歉了事。
  大致上来说,我的自白是这样的:
  我帮着信太郎翻译,不知不觉间萌生了爱芽,喜欢上了信太郎。知道信太郎并不介意妻子雏子的放荡行径之后,虽然心里觉得很怪,但是随着和他们夫妇越来越亲密,也就惭渐习惯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与雏子也变成好朋友。
  但是自从大久保胜也出现之后,情况就整个变了。信太郎知道雏子开始爱上大久保以后大怒,夫妇关系出现了裂痕。信太郎对我也冷淡起来。
  那天晚上,雏子和信太郎在目黑的公寓大吵一架。信太郎邀我到强罗的温泉旅馆,我感到他已不再爱我,他只是寂寞才邀我作伴。
  即使他不爱我,我还是想待在他身旁。所以回到东京以后也没回家,就待在目黑。第二天早上,信太郎到学校以后,我接到了雏子打来的电话。听到她说打算与信太郎分开,我脑中一片混乱。我不想要雏子和信太郎分开。为了让信太郎的精神稳定,雏子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为了让信太郎爱我,雏子不可或缺。
  我一听说雏子在轻井泽的别墅,我就出发到那儿。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强烈地想促使雏子和大久保分开,只是想见到她和她好好谈一下。
  大久保也在别墅内。他尖刻地批评说,像我这样为了别的夫妻操心是幼稚的行为。我以前也被他叫过小姨子,所以火一烧上来就失去理智。
  大久保在带着有点感冒的雏子上了楼以后,等到意识回过来,我发现自己手上拿着枪。在我心中有那种想在他们面前死,作为复仇的想法也说不定。
  我进了卧室。架着枪时,不巧地,信太郎也来了。
  他企图说服我放下枪,被我拒绝。在那样异常的情况下,大久保还大言不惭地在床上嘲笑着信太郎。那是信太郎与雏子的床。我一想他不该睡在那里,就对他忿怒以及憎恶到了顶点。我把枪口朝着大久保。在那时对他确实感到杀意,我没有犹豫就扣下了扳机。
  雏子开始发狂,在她这么歇斯底里的叫声中,我更是混乱。我感到大久保还有气息,所以又再举枪。
  陷入混乱的雏子突然奔到我面前来。我是把枪口对着雏子,但信太郎好像以为我要射杀雏子。当然我丝毫没有枪杀雏子或信太郎的意思,但是我手指已扣了板机,信太郎为了护着雏子,一瞬间跑出来背对着我,但已来不及了。
  我已经决定,只要信太郎和雏子没有自己供出秘密,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变更供词内容。为了不露出马脚,我翻来复去地思考,也有过根本睡不着的夜晚。那种艰辛和异常的紧张状态,即使到现在都不堪回首。但是那样的日子越继续下去,我就越来越感到自己和雏子以及信太郎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而能够在暗地里感到喜悦。
  知道他们夫妇秘密的就只有一人。就只有我的这个事实,让我感到骄傲,现在想起来只能说是不可思议,他们或许也不认为我会为了寻求减刑而说出那个秘密吧。要是我说出片濑夫妇其实是兄妹,我知道了以后大为震惊,陷入了狂乱之中。大久保说他已从雏子那儿知道这件事,居然当着片濒先生面前叫他哥哥,令我大为光火,就发作地犯下了罪。
  我只要这么哭着说的话,什么都可以简单地解决。而这么一来的话,二阶堂忠志会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信太郎和雏子则会被八封杂志拿来大做文章。但这和在狱中服刑的我毫无关系,要是再有技巧一点的话,我不是加害者,而是一位从乡下来不幸卷入异常男女关系的可怜女子,还可换取世人不少的同情也说不定呢。
  但是我对那件事彻底地守密。片濑夫妇好像和我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样,像是已和我事先串好,只要我一供出什么,他们就会在这之前或之后几乎不差地发言作证。
  不论是在调查室、监狱里,或是法庭上,与看不见的他们俩对话,是我每天的功课。今天要是自己这么说的话,他们接下来会这样说吧。他们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应该这么说。这样的想像可以说把我从孤独的深渊中解放出来。
  而后来实际上也是照我想的一样。他们说的和我说的一致,和我的供词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知道这种情形之后,我被喜悦感所包围。有时我会想,我们三人终于是一体了,而感概深切,体会到无比的幸福。
  我以杀人罪被判刑十四年。那是很公正的判决,我毫无异议地接受服刑。
  唯一不断让我心里不安的是信太郎。他被我击中损及腰骨,不只不能走路,连站立都不行,必须一辈子在轮椅上。我好几次向律师商量,想写封信给他向他道歉。但律师说,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以我的立场现在不写比较好,所以我也就放弃了。
  我听说信太郎除了身体不自由以外,精神很好的时候,心情也无法开朗起来。我好几次回想着信太郎那双修长的脚。那双向我靠近时,走向雏子时,让我们开心、逗我们笑时,装着顽皮时,自由矫健行动的双足。我恨自己使那样的脚必须被固定在轮椅上。
  我不断地想,现在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每天晚上,我在狱中写着他永远不会看到的信。写了撕,撕了写,不停地这么反复着。一直到言词已尽,再也没有什么好写了以后才停止。我想我写了近一年。
  一九七五年,在狱中、我二十六岁那年的秋天,信太郎翻译的《玫瑰沙龙》出版了。担任信太郎编辑的佐川透过律师送了一本给我,我才知道的。
  事件过了一年多以后,信太郎重出社会,开始翻译未完成的翻译工作。经过了许多波折终于诞生了的《玫瑰沙龙》,是一本厚度将近五公分的长篇大作。书的封面是颓废派的画,在画的底下仔细看,可以看出蔷薇花的轮廓。相当的细致。
  在字里行间,唤起了我许多的鲜明的记忆。那儿是信太郎不断推敲的地方、因为译不出来而先跳过的地方,还有我和信太郎第一次有肌肤之亲的部分。
  我一页一页翻着,不禁泪如泉涌。随便我看哪一段,都有以前的自己还有以前他们夫妻的影子。
  在书的最后,有译者感言。那是长达七页的解说文章。我几乎可以听到信太郎的声音,一直到最后一行停了下来。那写着译者信太郎对担任编辑的佐川的感谢之辞,然后就只有日期和信太郎的名字。
  就只有这样。他什么都没有。和他一起翻译,一点一点帮他从事粗译、誊写等等工作的我,常以他的专属秘书出现的我的名字,怎么样我都找不到。连因为某种个人原因所以出版大幅延期,这种对读者交代的话也都没有。
  那是理所当然的吧。对拿枪杀人的人没有必要为文感谢。即使那个人过去与自己相当亲密,对这个人心中还有些许的感谢之意,但是以一般社会的伦理来看,还是应该割爱。
  我即使了解还是很难过。没有道理的孤独感向我袭击。我想,我们在没有事先讲好的情形下,那样几乎完美地让作证内容吻合、骗裁判过关。但是他们似乎不认为是三人一心努力的结果,而认为只要自己把夫妇间的秘密隐藏起来就可以办到的吧。
  结果自己只是个把大久保杀了、让信太郎负伤的杀人犯而已。信太郎没有义务对这样的我献出感谢的话。在信太郎心中,对我已没有一点关心一点爱意也是当然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做梦。而今后也一直会持续这样下去。我觉得这样的自己真是够惨的。
  那个晚上即使看守的人脸上带着诧异的神色,我还是哭了一晚到天亮。从被逮捕、被拘留以来,那是我第一次那样哭。
  也是在那以后,我决定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我在狱中看了各种的宗教书籍,以极度顺从的态度过着狱中生活。
  我没有再读《玫瑰沙龙》。在我心中曾经有过的对放荡生活的憧憬、想堕落的愿望,还有对于情色事物的饥渴,全部消失于无形。
  我以模范犯人十四年的刑期减刑为十年出狱,那时正快要三十三岁。
  出狱的时候,我把很久都没有去读的《玫瑰沙龙》送给一位很照顾我的女性监狱管理员。她笑着说看小字会头痛,只对书的封面有兴趣。她说把封面剪下来裱起来挂着也不错,我说随她怎么都好。搞不好那位女管理员家中到现在还挂着《玫瑰沙龙》的封面。
  因为新生辅导员的帮助,我在房总半岛海边的旅馆觅得一职。只被派做清理脏物的工作。住在旅馆内工作了两年,母亲来探望我,哭着告诉我妹妹的婚事因为我而接连告吹,让我感到极为沉重的责任。我思考了一下以后,就决定永远消失在家人面前。
  那以后换了好几个工作。在乡下的小工厂做过事,也在港口专门供饭给工人吃的饭店里,从早到晚的磨米一直都是一个人。我没有交朋友也没有人接近我。
  后来我在教会认识了平野夫妻。他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和他们比较熟了以后,就到五反田的咖哩屋做事。
  事件已经过了二十三年,但是信太郎和雏子还活在我心中。我一闭上眼,就看到坐着轮椅的信太郎,还有依偎在他身旁的雏子。很奇怪的,在我的想像中,他们俩的容颜就跟当时一摸一样。
  他们俩一直对我微笑着,但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就橡我第一次与他们相会,他们像极了是嵌在相框中的人。在那儿没有风声、没有雨声、也没有鸟鸣,只与像是灰色沙丘的风景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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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殿堂 疯马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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