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凯特·福莱斯特离开小玛丽亚的房间时,楼上的卡明斯院长终于鼓足了勇气,命令他的秘书要通了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电话。
  秘书把电话接通后,卡明斯立即以一种深表同情的口吻说:“施托伊弗桑特先生,对于发生在你女儿身上的悲剧,我深表遗憾,市立医院的全体同仁也表示深切的同情。”
  “我想你们应该表示同情,”施托伊弗桑特冷漠简短地答道。“可我今早给你打电话并不是听你说同情的。我想知道昨晚到底出了什么差错?而且想立即得到答案。我女儿为什么会死?”
  施托伊弗桑特直率、犀利的话语更加剧了卡明斯内心原有的恐惧。这位影响力极大的商业巨子、纽约市政治权力的幕后操纵者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一旦以一种冷冰冰的语调说话时,他心存报复的意图便已昭然若揭了。
  一定要控制自己挽回局面,卡明斯暗自告诫自己。他再度开口时,采用了职业性的讨好姿态,这是他向纽约有钱人募集巨款时惯用的手法。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你今天早晨的电话使我坐立不安,我决定立即查清事情的原委。我刚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仔细查阅了你女儿病历的所有细节,每一项记录,每一个所做的化验,每一项化验结果,以及负责她的医生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和她要求做的治疗措施。其实此刻你女儿的病历就在我手中。”
  “这些都不用管,卡明斯!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一件事就够了。谁害死了我的女儿?”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我正在向你解释。谁也没害死你的女儿。目前连她死亡的原因我们都不知道,只晓得她大出血而死,但出血点不明。”
  “卡明斯,你开的是什么鬼医院?一个病人流血而死,竟没人知道为什么!”施托伊弗桑特愤然地说。
  “让我解释,先生。根据你女儿的病历,福莱斯特大夫采取了所有办法……”
  施托伊弗桑特再次打断他:“福莱斯特大夫是何许人?”
  “负责治疗你女儿的就是福莱斯特大夫,”卡明斯解释道。“你女儿被送进医院时,她正好在急诊科值班。”
  “呃,是的,我妻子对我提起过你的‘福莱斯特大夫’。她是个女的,是不是?”施托伊弗桑特问。
  “是的,”卡明斯答道。
  “我看你们之所以雇她是为了遵守联邦和州政府的那些混蛋规定,什么你们的雇员中必须得有多少女性,多少黑人,多少西班牙人,是不是?过去这个国家注重的唯有能力,那时的做法有什么不好?我绝不允许一个女大夫动我家人的一根汗毛!这你明白了吧!”
  哈维·卡明斯感到受到了些侮辱,便反驳施托伊弗桑特说:“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我想告诉你,我的医生队伍中,凯特·福莱斯特是最出色的年轻医生之一。你要是看了她大学和医学院的成绩单,便会同意我的说法。纽约市立医院能招来这样的人是我们的幸运。如今能挣大钱的私人诊所对年轻有为的年轻医生极具诱惑力,所以雇到福莱斯特这样的毕业生非常不易。”
  “要是在她害死我女儿之前,某个私人诊所把她诱走就好了!”施托伊弗桑特大声吼道。
  “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我想告诉你,福莱斯特大夫的治疗并非是你女儿的死因。”
  “卡明斯,我知道你会护着你的下属的,无论他们是否失职。不过你知道,我和你们董事会的几个成员关系很近。这事不会到此结束。你的福莱斯特大夫也休想逍遥法外!”
  卡明斯还未答话,施托伊弗桑特就挂断了电话。卡明斯迟疑了片刻,对内部话筒说:“霍普金斯,请替我接通特朗布尔法官。”
  出于对他年龄的尊重和他在法律界的资历,人人都管莱昂内尔·特朗布尔称做法官,然而他实际是一所位于华尔街的著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而且被公认为是法律圈子内最精明最不为情感所左右的律师之一。
  特朗布尔听毕卡明斯叙述完他和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的谈话后,说:“把那个年轻女子叫来,越快越好。面对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格外谨慎,他的权势炙手可热,可以左右最出类拔萃的律师。弄不好,我们会被判治疗失当,恐怕得损失几百万!”
  “莱昂内尔,我向你保证,病历我看过了。根本不存在治疗失当……”卡明斯试图解释。
  “这年头,”特朗布尔打断对方说,“什么事在陪审团眼里都是渎职或失当。一个喷嚏,一声咳嗽都能被送上法庭,输一大笔钱。若是诉讼涉及到一位少女的死亡,至少得宰你数百万!这还不算施托伊弗桑特会给医院的名誉造成的损害。我想见那个女人!”
  按照约好的时间,凯特·福莱斯特两点钟准时走进卡明斯的办公室,她发现院长没坐在他那个典雅老式的写字台后面,而是坐在了占据着大办公室一角的一张长形会议桌的首席位置上。她还惊讶地发现一个生人,五六十岁光景,除了几绺灰发外头发已秃光。他面庞红润,但神色阴沉,仿佛在做着判断。
  “福莱斯特,这是特朗布尔法官,医院的法律顾问。”
  听到“法律顾问”的字眼,凯特意识到这次见面绝非她事先想像的那样是讨论治疗上的问题。
  蓦地,施托伊弗桑特太太两天前的威胁终于变成了现实。
  “坐吧,福莱斯特,请坐,”卡明斯愉悦地招呼着凯特。
  “叫我来是为施托伊弗桑特的事,是不是?”凯特问,依旧站在原地。
  特朗布尔的目光证实了她的疑惑,这使她愈发感到不安。
  “坐吧,医生,”卡明斯又说。
  凯特坐到特朗布尔对面的一把椅子上。
  “是的,”卡明斯悲戚地承认。“是关于施托伊弗桑特的事。”
  “整个治疗过程都在她病历上。我仔细过目了我写的记录,病历完整而且准确无误。”凯特解释说。
  没待卡明斯开口,特朗布尔问:“福莱斯特大夫,你说你仔细过目了你的记录?”
  “是的,”凯特口气坚决。
  “为什么?”特朗布尔问。
  “为什么?”凯特重复着,试图想弄明白这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的目的。“这……像这样一个病历,令人迷惑不解,而且结果非常不幸,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医生都会好奇的。”
  “好奇?”特朗布尔问,“好奇什么?”
  “当然是好奇发病的原因了,”凯特答道。“我正焦急地等着验尸报告呢。”
  “我们都在等,”卡明斯说。
  “卡明斯,我想你应该告诉福莱斯特大夫问题的严重性。也许她可以采取一些步骤。”
  “采取步骤?”凯特疑惑地问。“什么步骤?”
  “你要明白,大夫,”特朗布尔答道,“作为医院的法律顾问,我的事务所将为你辩护。不过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医生希望自己找律师。”
  “辩护?辩护什么?”凯特急切地问。
  特朗布尔看向卡明斯,把棘手的解释性工作派给了后者。
  “福莱斯特大夫,由于你来自中西部,所以可能不太熟悉施托伊弗桑特的名字,”卡明斯说。
  “我知道他是房地产业的大亨,”凯特说。
  “房地产大亨是描绘他的一个低调词,此人在大西洋城和拉斯维加斯拥有数家赌场,在十几个城市拥有饭店,在这还有许多写字楼,足可以建成一座他自己的城市。”
  “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凯特问。
  “此人有权,”卡明斯说。“他本人就是权力的化身。财政、社会,尤其是政治权力。人人都说要是没有克劳德的资助和口头支持,谁也甭想被选为纽约市的市长。他要是认为她女儿的病治疗不当,肯定会报复的。”
  特朗布尔插话说:“我的事务所过去曾跟他打过交道。我了解他,他肯定要报复。告你渎职罪是板上钉钉子的事。所以我们得有所准备。”
  “为了救他女儿,我尽了一切努力,”凯特反驳道。
  “这我相信,卡明斯大夫也相信,”特朗布尔说。“但一旦法庭传唤我们,我们必须要胸有成竹,能向陪审团证明这一点。”
  “肯定能证明!”凯特愤慨地说。
  “所以你就更得好好考虑我说的话了。我的事务所肯定会为你辩护,但你也可以自己雇律师。”
  “律师很贵,”凯特答道。“我上医学院的学费现在还尚未还清呢。”
  “那就依靠我们事务所吧,”特朗布尔说。“另外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你又看过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
  “可我已经看过了!”凯特说。
  “是的,没错。你那种做法会让人做出种种解释,”特朗布尔说。
  “这个病历使我困惑,从业务的角度感到好奇。所以我重新看看我是如何处理的,这在情在理,”凯特试图做出解释。
  “医生,你是不是对病人的处理没有把握,怕出差错,所以才重新查看病历上的记录?”
  “不是,当然不是!”凯特立即答道。
  两个男人突然沉默下来,这使凯特意识到,这正是不怀好意的律师迟早要问她的让她看上去有罪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纯属捕风捉影,但却充满责怪的味道,令她找不出合适的答案。
  “我明白你的意思,”凯特说。
  “姑娘,我对你的忠告是:不要跟任何人谈论这件事,只有我指定给你的律师除外。否则你就会说出一些幼稚的话,让人事后利用来攻击你。”
  凯特重复着说了声:“‘利用来攻击我’。我怎么突然间变成了被告。我的全部事业,在学校多年的苦读,医学院的用功——一生的计划……”
  卡明斯想给她打气,便温和地说:“亲爱的,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保护你。但一旦施托伊弗桑特指控你治疗失当成立……”
  “你肯定会指控我治疗失当吗?”
  特朗布尔怏快地说:“这年头陪审团动辄就判别人这罪那罪。按照施托伊弗桑特的为人,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我做得没错!”凯特大声说。“我能证明这一点。什么时候我能见指定的律师?”
  “我的秘书今天下午给你打电话约定时间,”特朗布尔说。
  凯特·福莱斯特离开后颇觉愤慨,同时对特朗布尔向她提出的警告也感到惧怕。回公寓的路上,她的激愤愈发强烈。这不公平。她做出的所有奉献,她的刻苦攻读,多年的学业,都可能会付之东流。一个男人,一个她根本不沾边的男人突然介入她的生活,威胁她,这不公平。她想努力劝慰自己:他要是如此有钱有势,打官司能给他带来什么利处呢?即便赢得几百万的金钱也是无法使他女儿起死回生的。
  凯特继尔又想,也许向他解释一下他女儿被送进医院时的状况,她的症状如何的不确定,化验结果只能反映出她部分病症,但不足以让医生做出肯定的确诊,如果有人能把这些都向他解释一遍,他肯定会明白的。她和律师见面时一定要讨论这一点。
  她推开公寓的门,只听罗茜从冶室里喊道:“是你吗,凯特?”
  “是我,罗茜,”她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她的室友从浴室里出来,用毛巾擦着长长的黑发。
  “卡明斯找你干吗?”
  “他们要给我指派个律师,”凯特说,尽力说的若无其事,不像她真正感受到的那样忧虑。
  “律师?你要律师做什么?”罗茜问,口气似在为凯特打抱不平。
  “他们觉得我肯定会被指控治疗失当。”
  “治疗失当?”罗茜气愤地说。罗茜·庄虽然性格沉静,具有东方人的含蓄,但遇到不公正的事,这个年轻女人便会火冒三丈。“我们没日没夜干!条件又那么差!上诉的应该是我们!”
  罗茜见怨气帮不了凯特的忙,便转而采取安慰的手法,拥抱她说:“别泄气,亲爱的。医院所有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都会为你说话的。我们巴不得在法庭上出出怨气呢,是时候啦!我刚沏了一壶咖啡,想喝吗?”
  凯特淡然地点点头。她室友的鼓励反为她平添了一丝负担。凯特不希望自己的事成为伸张正义的媒介。她希冀整个事情能悄无声息地得到解决,以便她能继续她的事业。在她眼里,她的追求就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争取正义的目标而奋斗。
  罗茜将一杯滚烫的咖啡递给她,凯特说:“我一直在想……”
  “别老想了,”罗茜劝说道。“所有的医生都碰到过这样的事。不止一次。病人总有死的。死是生的代价。我们所有人都逃脱不掉,有早有晚罢了。而且人死也不总是像医学教科书里说得那样合乎情理。”
  “布里斯科把她妈妈送出医院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会怪我的,他会怪我的。’”
  “这话什么意思?”罗茜问。
  “虽然她对女儿的猝死恸不欲生,但她更怕一个人。”
  “怕谁?”
  “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我想。”
  “这样的话,但愿他们能给你找个好律师,”罗茜说。“因为任何一个能使他妻子如此怕他的男人绝不是好对付的。”凯特茫然地点点头。她想啜口咖啡,却慢慢地摇摇头。“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他们。”
  “不能等到事情弄清楚了再说吗?”罗茜问。
  “你是说事情能澄清还是越变越糟?”凯特说。“不,我得打。爸爸为了我操了这么多心,他有权知道一切。”
  “你心情很糟,别再火上浇油多一层内疚感。我们都欠父母的,”罗茜说。“并非我们想欠,而是他们情愿做出牺牲。我爸爸从他的小餐馆里挤出钱供我交学费,你以为我愿意他这样做?他完全可以用那笔钱扩大生意,加倍地赢利。可他总是说:‘餐馆太大了,活儿干不完。’根本不是实话。他完全可以发展生意,而且做得很出色。说不定现在还退休想清福了呢。可他不,他的小罗茜一定要实现她的梦想,当个医生。如今好了,我没日没夜地干,还得受暴君似的科主任们的气;病人也傲慢无礼,而且这座城市极不安全,每次迈出这个房间生命都受到威胁!”
  罗茜见她的牢骚更加剧了凯特的低沉情绪,便开玩笑说,“我肚子里的怨气出完了,该轮到你了。”
  “我——我最好去打个电话,这会儿爸爸已从地里回来了。正吃正餐呢,我家的正餐永远是午餐,特丰盛。吃的人有我父亲,我哥哥克林特和四个帮手。过去帮工有七个,可爸爸卖掉了一部分田地,我猜理由跟你父亲不发展餐馆的原因差不多。虽然爸爸的借口是,在利率不稳定的情况下向银行借贷只能使农活赔本。我爸为满足他的孩子们不合理的要求,好像总能找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罗茜大笑道:“我告诉你吧,我绝不为我未来的孩子做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感到内疚或欠我什么。让他们自己独立谋生。可我没当过妈妈,至少目前还没当。不过总有一天,我猜想迟早我也会重蹈别的父母的覆辙,犯溺爱子女的错误。”
  凯特走到沙发一头放电话的地方。她瞥了眼手表,眼前浮出了家里的情景。爸爸坐在餐桌的一头,两边是帮工和她哥哥克林特。妈妈把冒着热气的炖肉或菜汤和蔬菜端到桌上。还有两条她亲手烤的面包。爸爸总说商店里买的面包不叫面包。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常把面包瓤捏成一团,粘粘的,根本无法往嘴里送。于是就自制面包。这就是位于南伊利诺斯州福莱斯特家厨房里正在发生的情景,那座农场似乎与纽约和芝加哥这样的大都市相差十万八千里。
  凯特按下号码,便听到通了的电话声。一声、两声、四声。倏地,她感到一阵恐惧。吃中饭时若是家里没人听电话,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但响到第六声时有人拿起了话筒。
  “喂?”她听到是她妈妈的声音。
  “妈,是我。”
  “凯特!”认出她的声音后她母亲异常惊喜,但又透出一丝担忧。“出什么事了吗,宝贝?”
  “没有,没出什么事,”凯特矢口否认。她没料到谈话会以这样的口气开始。
  “长途电话费这么贵,你打过来还说没什么事?”她妈妈问。“如果光是打个招呼,问问家里情况,你可以在晚上打么。”
  “爸爸在吗?我能跟他说句话吗?”凯特问。
  这时她母亲已嗅出出了问题,回答的声音便有些异样。“他在,亲爱的。我去叫他。”
  凯特等了片刻,听到她父亲清咳嗓子的声音。
  “爸爸?”
  “是我,小心肝,听到你的声音我很高兴。自从你进了那个晦气的急诊科以后,往家里打电话的次数就少了。”
  凯特晓得,他在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想显得若无其事和放松,为了让我放宽心。但他已觉察出发生了重要的事情。我最好告诉他,现在就和盘托出。
  于是她将发生的事简单地描述了一番,尽量用非学医的人能听懂的语言加以解释。最后说出了不幸的结果。叙述期间,她父亲不停地说着:“是的,我明白,当然,那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以示他理解女儿的描述。凯特间或听到她母亲在一旁问:“怎么回事,本?凯特说什么?”她仿佛能看到妈妈站在爸爸身边,踮起脚尖将将够着他的肩部。凯特继承了她母亲的矮小身材。小时候,他们都说她有父亲的金发,母亲的娇小身材,这两个优点都被她吸收了。
  凯特说完后,本·福莱斯特答道:“恐怕你最好应找一个自己选择的律师。像乔治·基普沃思那样的。跟一个陌生人相比,我更信任他。”
  “没必要,爸爸,医院有责任出钱为我雇律师,”凯特说。
  “我去趟东部能帮上忙吗?”本问。
  “不必,爸爸,没用。还不能确定事态能否发展得很严重。我打电话只是告诉你们一声,省得你们从其他来源听说这事,”凯特解释道。
  “从其他来源是什么意思?”他问,口气透出几分紧张。
  “那位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在纽约是个大人物。他介入的事迟早会成为新闻,在报纸和电视里报导出来。”
  “你告诉那个混蛋的‘大人物’,他要是敢动我闺女一根毫毛,我非去东部把他‘大人物’的屁股捶瘪不可!”
  父亲一定是气坏了。尽管他同别人交谈时用词粗俗,但当着老婆和女儿的面一般绝不会说出这样难听的话。
  “我不会有事的,”凯特口气宽慰地说,以免父亲当真什么都不顾地跳上车,径直开到纽约来。那样的话,她母亲肯定会一起来,提醒他每里路都要当心开。凯特本不想让父亲担忧,但显然事与愿违。
  “别担心,爸爸,一有新情况我就告诉你。”
  “一定,”他说,又道:“你知道吗,我一直在琢磨,你干吗非要在纽约那种地方混呢?这儿的人也需要好医生。而且他们比那些野蛮人更会感激医生。是不是考虑回家乡来,在自己的人当中做事。”
  凯特意识到,父亲已经在为她做后退的打算了,虽然眼下上法庭的可能性仅仅是假设而已。
  “我没有回家乡的打算,爸爸,”凯特说,“我要留下来和他们斗到底!”
  “你忘了这儿的人是多么地想念你,凯特。谁让你在高中是班里最聪明的呢,比所有的小伙子都聪明。他们仍常说起你,问你的情况,每次进城人们见到我都问:‘我们的凯特怎么样了?’好像你是属于整个城镇的。我告诉他们那个纽约市立医院聘用了你,他们觉得理所当然。你能进入最大最棒的地方做事,他们认为这再自然不过了。要是那个畜生施托伊弗桑特敢欺负你,你用不着怕他,听见了吗?”
  “听见了,爸爸,”凯特说。
  凯特撂下电话,心情比先前更糟。爸爸原本想给她打气,却反而给她平添了一层压力,因为她不能辜负家乡父老和朋友对她的期望。
  律师,一定要见那个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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