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四）

　　“可开始时干得并不那么糟糕。”
　　塞泽纳克茫然一笑：“尚塞尔帮了我一点儿忙。”
　　“他总不至于替你写文章吧？”
　　“不。”塞泽纳克口气并不肯定地说。他摇了摇头：“别费心了，这行当并不中我的意。”
　　“你该早讲。”亨利有点气恼地说。又出现了一阵沉默，亨利开口问道：“那你想干什么？”
　　“别担心，我会想办法应付的。”
　　“到底想干什么？”
　　“我上点英语课，此外，他们答应让我翻译点东西。”他站起身子：“你挽留了我这么长时间，心真好。”
　　“万一你一时兴起，想给我们寄篇文章……”
　　“要是真有兴致的话。”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
　　“你能不能借给我一千法郎？”塞泽纳克说。
　　“这是两千。”亨利说，“可这总不是办法。”
　　塞泽纳克把手帕塞进衣袋里，平生第一次露出了笑脸：“这是权宜之计，也是最牢靠的办法。”他推开门：“谢谢。”
　　“祝你走运。”亨利说道。他感到困惑不解：看塞泽纳克的样子，仿佛他早就巴不得逃之夭夭似的。“我可以通过樊尚了解他的踪迹。”他安慰自己。可是他自己无能为力，无法让塞泽纳克倾心交谈，为此感到怏快不快。他掏出圆珠笔，在面前摊开信笺。普莱斯顿一刻钟之后就要来。他在没有十分的把握之前，不愿多想那份杂志；可他满脑子尽是计划，目前出版的周刊统统都很蹩脚，能推出一本真正有水平的杂志，那该多令人高兴。
　　女秘书推开了一条门缝：
　　“普莱斯顿先生来了。”
　　“让他进来。”
　　普莱斯顿身着便装，没有一点美国人的派头；只是他的一口法语虽然无懈可击，但仍然让人对他的国籍产生几分怀疑。他刚一坐定，便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
　　“您的朋友吕克可能已经告诉您，在您离开报社这段时间，我们曾多次见面。”他说道，“我们俩都为法国新闻界的条件感到惋惜，条件之差，确实让人痛心。对我来说，能帮助您的报纸，为您提供部分纸张，是件十分愉快的事。”
　　“啊！这将大大方便我们的工作！”亨利说，“当然，我们无法考虑改变报纸的开本。”他补充说道，“我们与其他报纸要保持一致。不过，谁也不会禁止我们出一份星期日增刊，这样的话，就打开了通道，展现了许多可能性。”
　　普莱斯顿微微一笑，那神态让人心安。“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他说，“纸张嘛，您明天就可以收到。”他用黑漆面的打火机慢慢地点燃了香烟：“我不得不直言不讳，给您提个问题：《希望报》的政治路线会不会改变？”
　　“不会。”亨利说道，“为什么要变？”
　　“在我看来，《希望报》恰恰代表了你们国家所需要的领路人。”普莱斯顿说，“正因为如此，我的朋友和我才愿意帮助它。我们钦佩您的独立精神、您的胆略、您的清醒头脑……”
　　他打住了话头，余音不绝于耳。
　　“那么？”亨利说。
　　“我饶有兴味地拜读了您就葡萄牙之行写的头几篇报导，可今天上午看到了您的答记者问，感到有点惊诧，您在谈到萨拉查政权时，有意批评了美国在地中海奉行的政策。”
　　“我确实认为这一政策令人遗憾。”亨利有些生硬地说，“佛朗哥和萨拉查早就应该被赶下台了。”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您完全清楚。毋庸赘言，我们十分希望帮助西班牙和葡萄牙人重新获得民主自由，可要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时候，就是眼下。”亨利说，“马德里的监狱里关着死囚，每一天都很重要。”
　　“我的看法正是如此。”普莱斯顿说，“美国国务院肯定很快就要接受这一观点。”他微微一笑：“正因为如此，我认为鼓动法国舆论反对我们不恰当。”
　　亨利也淡淡一笑：“政客们从来就不紧不忙，我以为逼一逼他们有好处。”
　　“不要耽于过分的幻想。”普莱斯顿亲切地说，“您的报纸在美国政界备受赏识。可您别指望影响华盛顿。”
　　“啊！我无此奢望。”亨利说。他又激动地补充道：“我说的只不过是我内心的想法，仅此而已。您称赞我保持独立……”
　　“正是，这种独立，您就要危害它。”普莱斯顿说道，责怪地看了亨利一眼。“一发起这场论战，您就要扮演那些想把我们说成帝国主义分子的人的角色。”他补充道：“您坚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对此我完全赞同，可这种观点在政治上行不通。再给我们一年时间：共和国定将在最好的形势下在西班牙重新建立。”
　　“我并不存心发起一场论战。”亨利说，“我只不过想点明某些事实真相。”
　　“可这些事实会被用来攻击我们。”普莱斯顿说。
　　亨利一耸肩膀：“这不关我的事。我是记者，我说实话，这就是我的职业。”
　　普莱斯顿打量着亨利：“如果您心中有数，知道某种实话将会引起不良后果，您还会说吗？”
　　亨利犹豫了一下：“若我肯定实话有害的话，那我看只有一条出路：我辞职，我放弃搞记者工作。”
　　普莱斯顿姿态动人地一笑：
　　“这岂不是一种十分机械的道德观？”
　　“我有几个共产党人朋友，他们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亨利说，“可我尊重的并不完全是事实真相，而是我的读者。我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说实活有可能装扮门面；也许在苏联情况就是如此。”他微笑着说，“可在法国，在今天，我不承认任何人有这种装扮门面的权利。或许对一个政客来说，并不那么简单；可我并不站在那些摆布别人的家伙一边，我属于那些被别人极力摆弄的人；他们指望我能尽量给他们提供情况，若我保持沉默或说谎话，就背叛了他们。”
　　他停了下来，为自己如此一番长篇大论感到几分惭愧，他这样说话并不仅仅针对普莱斯顿，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已被逼得走投无路，在茫无目标地防范着众人的攻击。
　　普莱斯顿摇摇头：“我们又产生了同样的误会，您所谓的提供情况，我看是一种行动的方式。我担心您成了法国理智主义的牺牲品。我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您不了解杜威①吧？”
　　
　　①杜威（1859～1952）：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者。

　　“不了解。”
　　“可惜。在法国，人们对我们太不了解了。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普莱斯顿停顿了一下：“要明白我们毫不拒绝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谁也不如美国人那么听得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怎样才能不失去法国人的欢心，我们怀着最大的兴趣洗耳恭听。可是法国所处的位置，没有资格评判我们的地中海政策。”
　　“我只是以个人的名义说话。”亨利气恼地说，“不管处于什么位置，人总有权利谈谈他的看法吧。”
　　出现了一阵沉默，普莱斯顿终于开口说道：
　　“您显然明白，如果《希望报》采取反美立场，我再也无法对它保持好感。”
　　“我明白。”亨利冷冷地说，“您也明白我不能考虑由你们来审查《希望报》。”
　　“可谁说审查了！”普莱斯顿一副被冒犯的神态说道，“我所希望的，只是您能始终忠实地坚持您奉以为原则的中立立场。”
　　“正是这样，我始终不渝地忠实坚持。”亨利突然怒气冲冲地说，“《希望报》可不是为了几公斤纸就可以出卖的。”
　　“噢！要是您用这种口气说话！”普莱斯顿说道，遂站起身子：“请相信我感到遗憾。”
　　“我可什么也不遗憾。”亨利回敬道。
　　整整一天，亨利总隐隐约约地感到气恼。不过，他这次发火自有道理。他真愚蠢，把普莱斯顿设想成一个圣诞老人。此人原来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亨利却把他当作知己倾心交谈，表现如此幼稚，实在难以宽恕。他站起身子，向编辑室走去。
　　“哎，我可怜的吕克，杂志吹了。”他在编辑桌的桌沿上随便一坐，说道。
　　“不会吧？”吕克说，“为什么？”他面孔浮肿、苍老，简直像一个侏儒。每当他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泪水马上就像挂在眼角似的。
　　“因为那个美国佬想禁止我们执言反对美国：他差不多逼着我作出抉择。”
　　“不可能！他看上去那么善良！”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个阿谀奉承的家伙。”亨利说，“我们那么令人垂涎。你不知道昨天晚上迪布勒伊提出的建议吧？他要《希望报》成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机关报。”
　　吕克朝亨利扭过脸来，满脸惊骇的神色：“你拒绝了吧？”
　　“当然。”
　　“那些党啊、派啊、运动啊、组织啊，全都死灰复燃了，必须跟它们界限分明。”吕克声音恳切地说。
　　吕克的信念如此绝对，以致人们即使赞同他的观点也忍不住想故意惊扰他一下。“抵抗运动的统一确确实实只是徒有虚名了。”亨利说，“应该立即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立场。”
　　“是他们破坏了统一！”吕克陡然激动地说，“革命解放联合会，他们把这也叫做什么组织，分明是在创造新的分裂。”
　　“不，分裂是资产阶级制造的，如果谁自以为可以超越阶级斗争，那他就有玩世不恭的危险。”
　　“听我一句，”吕克说，“报纸的政治路线，应由你来决定，你比我更有头脑；可依附于革命解放联合会，那完全是另一码事，对这一点，我绝对反对。”他显出了刚毅的神色，“在经费方面，有些具体的困难，我没有向你汇报，可我已经跟你说过，情况并不太严重。要是让一个算不了什么东西的组织牵着鼻子走，那于我们的事业就不利了。”
　　“你认为还会失去读者？”亨利问。
　　“显而易见！到那时就完了。”
　　“是的，看来很有可能。”亨利说。
　　要是买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的小报，那外省人宁愿看他们的地方小报，也不要巴黎的日报。印数已经大大降低了，报纸即使恢复原来的开本，也不一定就能吸引原来的读者。总而言之，它决不可能在危机之中安然无恙。“显然，我只是个理想主义者！”亨利心想。他曾以信任感、影响以及所起的作用为由，对迪布勒伊提出了异议，可真正的答案就在数字之中：我们将彻底垮台。这是雄辩的论据，诡辩也罢，道德也罢，对它都无能为力，他急于运用这一论据。
　　亨利于10时来到伏尔泰沿河大街，可未能按原计划立即发起攻击。安娜如同往常一样，用台式小车推上了一些用作晚餐的食物：葡萄牙红肠、火腿和一冷盘米饭。另外，为了庆贺亨利的归来，还有一瓶莫尔索酒。他们东拉西扯，随意交流旅行的观感以及巴黎最近的一些马路新闻。说实在的，亨利没有多少舌战的兴趣。他为置身于这一间书房而高兴：书房里，一本本书全都已用得发旧，大多是作者新笔题赠的；一幅幅油画都有名家的题名，也都不是花钱买的；一件件小摆设富有异国情调，无一不是旅行的纪念品。这块并不引人瞩目、但却得天独厚的生活天地，亨利敬而远之，但同时，这又是他真正的安乐场所。他在这里感到温暖，感到了自己生活的欢悦。
　　“在你们家里确实十分惬意。”他对安娜说。
　　“是吗？我一出家门，就有一种失落感。”她乐呵呵地说。
　　“应该说斯克利亚西纳那天选了一个令人恐怖的聚会场所。”迪布勒伊说。
　　“真的，那个低级庸俗的场所！可不管怎么说，那是个美妙的夜晚。”亨利说，他淡淡一笑：“除了晚会快结束的那段时间。”
　　“快结束的时候？不，我觉得演奏《黑色的眸子》那段时间挺难受的。”迪布勒伊一副无辜的样子说道。
　　亨利犹豫不决，莫非迪布勒伊成竹在胸，不想操之过急立即发起攻击？此时他如此审慎，只得借机行事，若扫了此刻的兴致，太令人遗憾了。可是，亨利迫不及待想证实他内心所取得的胜利。
　　“您太瞧不起《希望报》了。”亨利乐呵呵地说。
　　“没有……”迪布勒伊笑微微地说。
　　“安娜是个见证人！您的责问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亨利补充说道，“不过，我想告诉您，您提出的有关《希望报》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合成一体的建议，我重新考虑过，甚至和吕克也谈过，根本就不可能。”
　　迪布勒伊的微笑骤然消失了：“我希望这不是您最后的答复。因为没有报纸，革命解放联合会就永远一事无成。别跟我说还有其他报纸了。任何别的报纸与我们这一运动都不完全一致，若您也拒绝了，谁还会同意？”
　　“我知道，”亨利说，“只是您要明白，目前，《希望报》处于危机之中，其境况与大部分报纸一模一样；我想危机最终可以摆脱，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将难以解决经费问题。何况我们一旦哪一天决定成为某个政党的机关报，印数立即就会下跌。我们实在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冲击。”
　　“革命解放联合会不是一个政党，”迪布勒伊说，“它是一个相当广泛的运动，您的读者不会被吓跑的。”
　　“不管是革命还是运动，实际上是一回事。”亨利说，“所有那些共产党或亲共产党的工人，上次我跟您谈过，他们在订阅《人道报》的同时，很乐意再买一份新闻性的报刊，可决不会再去买另一份政治性的报纸。即使革命解放联合会与共产党携手前进，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状况：《希望报》一旦贴上某个标签，就马上会让人怀疑。”亨利一耸肩膀：“等到我们的报纸只有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成员阅读的那一天，那就只有关门大吉了。”
　　“一旦我们得到某家报纸的支持，革命解放联合会的会员将无比众多。”迪布勒伊说。
　　“此间，得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这足以使我们彻底完蛋，这对谁都没有利。”
　　“对，这对谁都没有利。”迪布勒伊退让道。他一时保持缄默，用指头轻轻击打着夹有吸墨水纸的垫板：“显然，这确有危险。”
　　“我们不能答应去冒这个险。”亨利说。
　　迪布勒伊又静静思索了片刻，叹了口气说道：“得要有钱。”
　　“对呀，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迪布勒伊以困惑的声音承认道。
　　当然，他并不会如此轻易地承认失败，他的脑中又在萌生新的希望。可这一论据发挥了威力，在继后的一个星期里，他再也没有提起此事。不过，亨利经常与他见面，尽量向他表示自己的诚意。他与萨玛泽尔会晤了两次，参加了委员会会议，并承诺在《希望报》发表宣言。“只要保持独立，你愿意怎么做都行。”吕克常这样说。
　　保持独立，这已经争取到了，可还必须寻求答案，如何利用这一独立。9月份，一切似乎都那么简单：只要保持一点清醒头脑、表现出几分诚意，也就足够了，事情也可以勉强对付过去。如今，新的问题接二连三地不断出现，对过去的一切提出了异议。拉舒姆热情洋溢，对亨利撰写的有关葡萄牙的文章极力宣扬，仿佛《希望报》就要成为共产党的工具。有必要辟谣吗？亨利打心眼里不愿意失去那些因《希望报》持公正立场而喜爱它的知识分子读者；但他也不情愿激起共产党人读者的反感。不过，他这样准都不得罪，势必变得无足轻重，他这样做也确实在起着麻醉人的作用。那该怎么办？他脑子里一边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一边向斯克利伯饭店走去，朗贝尔正在那儿等着他共进晚餐。不管亨利采取怎样的决定，都是向某种情绪让步，而不是屈服于某一明摆的事实；尽管他下定种种决心，但他始终在原地踏步。他知之不多，什么也不了解。“先了解情况，然后再说，这总归符合逻辑吧。”他暗自思忖。可是，事情并非按此逻辑发展。首先必须表态，这刻不容缓；然后让事情的发展来判别您的是非。“这正是所谓的哄骗。”他不快地想到，“我也一样，在哄骗我的读者。”他曾暗暗发誓，对读者说的事情一定要对他们有所启迪，有助于他们思考问题，总之，要说事实真相。可现在，他却在干哄骗的勾当。怎么办？他总不能关闭编辑室，辞退全体人员，钻进哪个房间呆上一年，闭门不出，只与书本打交道！报纸必须生存下去，为此，亨利不得不日复一日地牺牲自己的一切。他在斯克利伯饭店门前停下了脚步。和朗贝尔一起吃晚饭，他感到欢悦。可向他诉说自己的近况，亨利又有点儿心烦，不过，他希望朗贝尔不要过分在意。他进了旋转门，突然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里面暖烘烘的，男男女女都身着美国军装，空气里弥漫着黄烟味，橱窗里摆着奢华的装饰品。朗贝尔笑盈盈地迎上前来，他也穿上了一套中尉军服。在用作战地记者饭堂的饭店餐厅里，桌上摆着黄油和棱柱形白面包。
　　“你知道，在这个饭店里可以喝到法国葡萄酒。”朗贝尔乐呵呵地说，“我们马上就要跟德国战俘吃得一样好了。”
　　“美国佬好生喂养他们的俘虏，你气愤吗？”
　　“并不完全为吃的事，尽管法国人填不饱肚子，而他们却有吃有喝，让人无法容忍。丑恶的是整个的情况：他们对德国佬，包括纳粹分子都手下留情，可对集中营里的人却那样对待。”
　　“我很想知道他们禁止法国红十字会进入集中营，是否确有其事。”亨利说。
　　“这件事，我首先就要去弄个水落石出。”朗贝尔说。
　　“很明显，眼下，我们对美国并不热乎。”亨利一边往盘子里装罐头猪肉和面条，一边说道。
　　“没有必要热乎！”朗贝尔一皱眉头：“可惜这叫拉舒姆那么开心。”
　　“我来时还琢磨这个问题呢。”亨利说，“你只要说一句反共产党的话，你就是在干反动的勾当！可你一批评华盛顿，你又成了共产党。除非怀疑你属于第五纵队。”
　　“还好，事情越辩越明。”朗贝尔说。
　　亨利耸耸肩膀：“不应过分乐观，你还记得吧，圣诞节前夜，我们说过《希望报》决不容忍他人网罗。嗳，这可不那么简单。”
　　“那就继续凭我们自己的良心说话好了！”朗贝尔说。
　　“你要明白！”亨利说，“每天上午，我都在向成千成万的人们解释他们应该开动脑筋，可我自己又凭什么指导自己呢？凭自己良心的声音！”他给自己斟了一杯酒：“这是欺骗！”
　　朗贝尔微微一笑：“你给我举几个比你更认真的记者的名字。”他深情地说，“你亲自处理每一封来函，对一切都躬亲过问。”
　　“我每天都尽量做到正直。”亨利说，“可问题正在这里，我因此而没有一分钟的闲暇去深入研究我所提出的问题。”
　　“行了吧！你的读者对这样就已经很满意了。”朗贝尔说，“我认识一伙大学生，他们说话总是以《希望报》起誓。”
　　“我因此而更感到有罪！”亨利说。
　　朗贝尔神色不安地看了看他：“你总不会去整天研究那些统计数字吧？”
　　“这正是我应该做的！”亨利回答说。出现了片刻沉寂，亨利突然打定了主意：还是赶紧了结了那件麻烦事吧。
　　“我把你写的小说稿带来了。”他说道，朝朗贝尔微微一笑：“真怪，你富有亲身经历，体验也极为真切，而且你也经常跟我谈起，是那么动人，你写的专题报道内容极为丰富。可在你的小说稿里却什么也没写进去。我在琢磨其中的原因。”
　　“你觉得不行吧？”朗贝尔说，他一耸肩膀：“我早跟你说过了。”
　　“问题在于你丝毫没有把你的真情实感写进去。”亨利说。
　　朗贝尔犹豫不决：“有的东西真正触动了我的心，可对别人来说却毫无意思。”
　　亨利微微一笑：“可人们反而强烈地感觉到你所说的那些事情根本就没有打动你自己的心。仿佛你写这些故事时，像是在受罚，像小学生在做额外的作业似的。”
　　“噢！我完全有自知之明，我没有这种天赋。”朗贝尔说。
　　他微笑着，可一副窘迫的神色。亨利感觉到他实际上对这些小说看得是很重的。
　　“谁有天赋？谁又没有天赋？实在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亨利说，“不。你错就错在选材，你选的都是些与你毫不相干的题材，问题就在这里。下一次，你要尽量把自己摆进去。”
　　“我不会。”朗贝尔说。他淡然一笑：“我是那种地地道道可怜的小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创作家。”
　　“别胡说八道！”亨利说，“这些短篇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初次失利是正常的事。”
　　朗贝尔摇摇头：“我了解自己，我永远办不成任何大事。一个知识分子一事无成，够可怜的。”
　　“只要你坚持下去，就能有所作为。再说当知识分子，这又不是什么毛病！”
　　“那也不是什么好事。”朗贝尔说。
　　“我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你就很乐意对我表示敬重。”
　　“你，情况不一样。”朗贝尔说。
　　“不对。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人把这个字眼当作一种侮辱，我真气愤：他们好像以为脑子空空就了不起似的。”
　　他搜索着朗贝尔的目光，可朗贝尔一个劲地只看着碟子。他说道：“我在琢磨当战争真正结束后我该怎么办？”
　　“你不愿意继续干记者这一行吗？”
　　“战地记者，这是不可能的了；可和平记者，也当不成。”朗贝尔说。他声音激动地补充道：“像你这样干记者这一行，那还值得：那是一种真正的冒险生涯。可当编辑，哪怕在《希望报》，没有任何意思，除非我不得不以此谋生。可是，这寄生的生活，我又良心不安。”他犹豫了片刻：“我母亲给我留下的钱太多了，我怎么都良心不安。”
　　“所有的人都这样。”亨利说。
　　“噢！你，你拥有的全是你劳动所得，没有这个问题。”
　　“谁也不可能永远问心无愧。”亨利说，“比如，我在这儿吃饭，同时又禁止自己上黑市饭馆：这就很幼稚。各有各的高招，迪布勒伊故意把金钱当作一种身外之物，他钱多极了，可他并不为赚钱而赚钱。谁需要钱，他也从不拒绝，任安娜去管理使用。安娜呢，她也不把这钱当作自己的财产，应付自如：她是为丈夫和女儿而花钱，她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生活，同时自己也得到了享受。至于我嘛，帮了我大忙的倒是手头拮据、入不敷出，这样，我总感到自己拥有的一切没有一点是多余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
　　“可情况完全不一样。”
　　亨利摇摇头：“当处境不公平，你就不可能正派地处世。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不得不搞政治，目的在于改变处境。”
　　“我有时自问该不该拒绝那笔钱。”朗贝尔说，“可拒绝又有何用？”他犹豫了一下：“再说，我承认贫穷让我害怕。”
　　“还是想办法尽量把钱用到有益的地方吧。”
　　“呃，问题正是这样，怎么用？我用这钱能做些什么？”
　　“总有你喜欢的事情吧？”
　　“我自问……”朗贝尔支支吾吾地说。
　　“你有喜欢的事情吗？你什么也不喜爱？”亨利有点不耐烦地问道。
　　“我很喜欢同事们，可解放以来，大家争吵不休，女人吧，她们要么愚蠢透顶，要么无法容忍；书嘛，我讨厌；至于旅行，地球上到处都一样凄惨。再说，近段时间来，我连善恶都再也分不清了。”他下结论道。
　　“怎么回事？”
　　“一年前，一切就像是埃皮纳勒①的图片一样简单明了。可现在，人们发现美国人跟纳粹分子一样，是些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他们对别人继续在集中营活活死去根本不在乎；传说苏联也有集中营，情况好不了多少；有的附敌分子给枪毙了，可有的家伙一样混账，却给他们大献鲜花。”
　　
　　①法国城镇名，以其图片制造艺术而闻名。

　　“你之所以义愤填膺，那是你还相信某些东西。”
　　“不，老实说，一旦人们开始提出疑问，那任何一切都抵挡不住。有许多道德原则，大家都以为是一致公认的：可到底以什么名义？说到底，为什么要自由，又为什么要平等？公正又有什么意义？又为什么要爱别人胜于爱自己呢？一个像我父亲那样一辈子只知道寻求享乐的人，他难道就那么错吗？”朗贝尔忐忑不安地看了看亨利：“我惹你生气了吧？”
　　“不，必须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
　　“尤其得有人回答这些问题。”朗贝尔说道，声音愈来愈激动。“他们大谈什么政治，把我们烦死了；可为什么非要这种政治，而不要那种政治？我们需要的首先是一种道德，一种生活的艺术。”朗贝尔带着几分挑衅瞅了瞅亨利：“这就是你应该赋予我们的，这比帮助迪布勒伊起草宣言更有意义。”
　　“一种道德，它必须包含一种政治态度。”亨利说，“反言之，政治是活生生的。”
　　“我并不这么认为。”朗贝尔说，“在政治方面，人们关心的只是些并不存在的东西，什么前途啦，集体啦，可真正实实在在的，是现实的时刻，是一个个单个的人。”
　　“可单个的人参与群体的历史。”亨利说。
　　“不幸的是在政治领域，永远不谈个人的历史。”朗贝尔说，“人在共性之中消失，至于个性，谁也不在乎。”
　　朗贝尔的口气如此强烈，亨利不禁好奇地打量着他：“比如？”
　　“呃，比如，就以犯罪问题为例。从政治上抽象地看，一个跟德国佬共过事的人就是一个混蛋，人人咒骂，这不成问题；可要是更深入地去目的地一看某个特殊的情况，就不再是那么回事了。”
　　“你想到了你的父亲？”亨利问道。
　　“是的，有时我想求你出出主意，我难道真的有必要继续与他势不两立吗？”
　　“去年，你谈起他时是那么一副腔调！”亨利诧异地说。
　　“因为那时我以为是他告发了罗莎，可在这一点上，他说服了我：他爱莫能助。所有的人都知道罗莎是个犹太人。不，我父亲在经济上与敌合作，这已经够卑鄙的了，而他肯定就要受法庭审判，十有八九要判刑，可他那么大年纪……”
　　“你见过他了？”
　　“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写了很多信。我承认，那些信引起了我内心的极大震动。”
　　“如果你想与他和解，你是完全自由的。”亨利说，“我还以为你们的关系很糟呢。”他又补充了一句。
　　“我认识你的那段时间是这样。”朗贝尔吞吞吐吐，最后鼓了鼓勇气说道：“是他把我喃育成人。我觉得他很爱我，当然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只是他容不得我违抗他。”
　　“在认识罗莎之前，你从来没有违抗过他？”亨利问道。
　　“没有。他之所以气得发疯，原因正在于我竟敢斗胆与他作对。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与他作对。”朗贝尔说，继又一耸肩膀：“这一来，我便索性认为是他告发了罗莎。不用说，那时我真恨不得亲手宰了他。”
　　“可你怎么会怀疑是他告发的呢？”
　　“是一些朋友给我灌输了这个念头，其中有樊尚。可我后来又跟他谈起了这件事，他绝对没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我父亲以我母亲的坟墓发誓，绝没有这回事。如今，我冷静下来了，我肯定他决不会干出这等事来。决不会。”
　　“这看来挺可怕的。”亨利说。他犹豫不决。两年前，朗贝尔毫无证据便怀疑他父亲是个罪人，可现在又希望他无辜，手头同样也没有证据。看来没有任何办法了解事实真相。
　　“樊尚动不动就钻进惊险小说出不来。”亨利说，“听我讲，如果你不再怀疑你父亲，你本人也不再责怪他，你就不必扮演执法者的角色。去看看他吧，做你自己高兴的事情，别顾忌别人。”
　　“你真认为我可以这么做？”朗贝尔说。
　　“谁又阻止你？”
　　“你不认为这是幼稚病的一种表现？”
　　亨利惊诧莫名地打量着朗贝尔：“幼稚病？”
　　朗贝尔的脸霍地红了：“我是想说，是不是怯懦？”
　　“不。自己怎么感觉，就怎么生活，这并不怯懦。”
　　“是的，你说得有理，我马上给他写信。”朗贝尔说，“我跟你谈这事是对的。”他充满感激之情说道。
　　他朝碟中伸出勺子，那团红乎乎的浆糊似的东西在碟中晃动。“你可以帮我们的大忙。”他喃喃地说：“不仅仅是我，有许多年轻小伙子都处在我这种状况。”
　　“帮你们什么忙？”亨利问道。
　　“你富有实在感。你应该教我们一天一天实实在在地生活下去。”
　　亨利微微一笑：“建立一种道德观，一种生活的艺术，这可不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
　　朗贝尔朝他抬起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噢！我表达不当。我指的不是什么理论著作。可你热爱某些东西，信仰某些道德准则。你应该向我们指明这地球上哪些是可爱的东西。同时也应该再写一些优美的作品，使这个地球更加适于人类居住。我以为这就是文学的作用所在。”
　　朗贝尔一口气发表了这番高论。亨利感到他事先是有准备的，仿佛多少天来一直等待着这一机会似的。“文学可并不一定就快乐。”他说道。
　　“不，必定快乐！”朗贝尔说，“一旦成为艺术，即使悲伤的东西也会变成欢乐。”他迟疑了一下：“欢乐，也许这词用得不太妥当，可不管怎么说，这是有道理的。”他突然打住话头，脸色发红：“噢！我不愿意强迫你写书。只不过你不该忘记你首先是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
　　“我并没有忘记。”亨利说。
　　“我知道，可是……”朗贝尔变得局促不安：“比如，你关于葡萄牙的报道，写得确实很好，可我想起了你昔日写的有关西西里的文章。在你的报道里没有读到那样的笔墨，真有点遗憾。”
　　“若你有机会去葡萄牙，你也不会有兴致去描绘那花红似火的石榴树。”亨利道。
　　“啊！我希望你能重新激起这份兴致。”朗贝尔声音咄咄逼人地说，“为什么就不行？人们完全有权利漫步海滨而不去关心沙丁鱼的卖价。”
　　“问题是我无法激起兴致。”亨利说。
　　“不管怎样，”朗贝尔言辞激烈地继续说道，“人们搞抵抗运动是为了维护个人及其保持个性、获得幸福的权利；收获劳动果实的时刻已经到了。”
　　“不幸的是，还有数十亿人，对他们来说，这种权利仍然是一句空话。”亨利说道。他耸了耸肩膀：“我认为正是因为人们已经开始关心他们的命运，所以不能半途而废。”
　　“那么，每个人都应该等到他人幸福才能想办法让自己获得幸福？”朗贝尔问道，“艺术和文学，就被打回了黄金时代？可是，人们现在恰恰需要文学和艺术！”
　　“我并不是说没有必要再写作。”亨利说。他迟疑不决。朗贝尔的责备切中了他的要害。确实，关于葡萄牙，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可以写，将它们排斥在外，他心里并非完全没有一点遗憾。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这正是他的夙愿，永远不能忘记。从前，他立下了宏图大志，现在是付诸行动的时刻了。少年得志，碰运气出了一部作品，被人乱加吹捧，他需要的是别的东西。“实际上，”他继续说道，“我现在正在写一部中你心意的小说，一部没有任何写作动机的小说，仅仅为了自己的乐趣而叙述一些事情。”
　　“真的？”朗贝尔问道。他脸上显出了喜悦的神色：“你还没有写完吧？进展顺利吗？”
　　“开头嘛，总是有点儿难产，可还顺利！”亨利回答道。
　　“噢！我高兴极了！”朗贝尔说，“要是你让人给吃了，那该多遗憾啊！”
　　“我决不让人把我吃了。”亨利说道。
　　“你那部欢快的小说有进展吗？”波尔问道。
　　“有，有进展。”亨利答道。
　　她躺在他身后的床上，亨利隐隐约约地感到她深沉的目光落在自己的颈背。一束目光并不发出声响，他实在不忍心把她赶走，可这目光却沉重地压迫着他。他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到小说上来。这个月，他打定了主意，还是把小说发生的时间安排在1935年，这也许是着错棋。这几天来，他笔触干涩、词语枯竭。
　　“对，是着错棋。”他在心底肯定地说。他执意谈谈自己，可是，他与1935年时的他已经判若两人，毫无相同之处。他当时对政治的淡漠态度、他的好奇心、他的勃勃雄心，以及个人主义的偏见，是多么短浅、多么幼稚！他设想的是一个一帆风顺、毫无坎坷的前程，进步有着保障，人与人之间很快就会产生博爱，世世代代将和睦相处，可这种设想尤其意味着自利和麻木。噢！他也许能为自己找到借口。可是，他写这部书的目的在于尽量表现他生活的真实，而不是为了解释什么过错。“必须用现在时去写。”他打定了主意。他重又阅读了最后几页。初来巴黎，与迪布勒伊最早几次交谈，去杰尔巴旅行，一想到这段往事就要被彻底埋葬，实在遗憾。“噢！我已有过亲身经历，这就足够了！”他自言自语道。但是倘若照此逻辑，那么现实经历也就足够了，人活着也就满足了。事实是人仅仅活在世上并不够，因为人迫切需要写作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哎，管它呢，不管怎样，谁也不可能拯救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今天自己要说些阶么。“我处于何种境况？我需要得到什么？”真是咄咄怪事：人之所以那么迫切要求表现自我，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可却又无从说起。“我是怎样一个人？”过去，他从不向自己提出这种问题。他总认为其他人全都已经定型，他们的发展都有一定限度，可惟独他不同。他的作品和生命远远没有终结，这使他得以原谅别人对他的种种评价，并尊重他人，哪怕对迪布勒伊也是如此，只不过处在他日后的作品将获得的高度，带着几分俯就的姿态对迪布勒伊表示敬意罢了。可是现在，他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定了型的成年人，年轻人把他尊为长者，成年人把他视作同辈，有的人甚至对他表示敬重。定了型，有了限度，到了终点，这就是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人。然而他又是谁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的作品决定了他的存在。可反过来说，要想写出作品，他又不得不了解自己的真实所在。乍一看，他刚刚度过的这几个月，意义相当明显，可要是进一步细看，一切便模糊不清。帮助人们更好地思索、更好地生活，这果真是他的心愿，或只不过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幻想而已？他真的关心他人的命运，或只是寻找良心的平静？而文学，这对他来说又成了一种什么东西？当人们没有迫切的东西急需表达，而硬着头皮去写作，必定流于抽象。他举着笔，想到波尔肯定发现了他没有在写，心中好不气恼。他转过身子：“你明天上午就去找格雷邦吧？”他问道。
　　波尔莞尔而笑：“你呀，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便抓住不放。”
　　“听我讲，这支歌你唱合适极了，你说你喜欢。布吕热尔的曲子优美动人，萨布里利奥随时就会来听你演唱，不管你愿意哪一天，你自己呢，也完全可以积极配合！不要总躺在床上昏昏沉沉了，还是去练练嗓子，这样没有坏处，我向你保证。”
　　“我并不昏昏沉沉。”
　　“不管怎么说，既然我已经为你约定了时间，你去不去？”
　　“我十分乐意去找格雷邦，好好地学唱你那支歌。”她说道。
　　“可你肯定通过不了试唱，你是想说这个意思吧？”
　　她嫣然一笑：“是有这么点儿意思。”
　　“你真让我泄气！”
　　“你得承认我可从来没有给过你什么鼓励！”她又微微一笑：“你别为我操心了。”她含情脉脉地说。
　　他多么希望为她操点心，了却了这门心事，再也别像现在这样总感觉到她在身后窥望着他；也许她已经有所察觉，亨利跟萨布里利奥谈了此事，他又定了两首歌词，挑选了整整一套歌曲，然后又给格雷邦打了电话，凡是他能够为她做到的，他全都做了。她十分乐意为他歌唱，甚至还过分地以此来投他所好，但是，他安排的一切，她却死活不接受。亨利又开始毫无兴致地爬起格子，写下一行行死气沉沉的文字。
　　就这样，他心烦意乱地对着纸笔呆了两个小时。突然，有人使劲地敲门。他看了看表：零点十分。“有人敲门。”
　　波尔在床上昏昏欲睡，支起身子：“我去开门吗？”
　　敲门声又响了，他们听到一个欢快的声音：“我是迪布勒伊，打扰你们吗？”
　　他们一起下了楼梯，波尔打开了门：“没发生什么事吧？”
　　“你指谁呀？”迪布勒伊笑眯眯地说道，“我看见了灯光，我想可以上来看看。刚刚过12点，你们就要上床睡觉了？”他早已坐到了平时坐的那把扶手椅上。
　　“我正想喝一杯呢！”亨利说，“我又不敢独自空饮。是我那个邪恶的魔鬼把您召来的吧。”
　　“来点儿白兰地？”波尔打开壁橱问道。
　　“非常乐意。”迪布勒伊朝亨利转过脸去，脸上神采焕发。“我给您带来了一条最新消息，您肯定很感兴趣。”
　　“什么消息？”
　　“考虑到可能引起资金困难，我们或多或少放弃了那个把《希望报》办成革命解放联合会机关报的想法……”
　　“是的。”亨利说道。他接过波尔递给他的酒，呷了一口，心里隐隐约约感到不安。
　　“呃，我刚刚从一个钱多得发烂的家伙那里出来，他准备在需要的时候接济我们。您没有听说一个叫特拉利奥的吧？那是一个经营鞋的大老板，他搞过一点儿抵抗运动。”
　　“我好像有一点儿印象。”
　　“他拥有数百万家产，对萨玛泽尔崇拜得五体投地，真是幸运的巧合，这最终促使他下决心要帮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大忙。今天晚上，萨玛泽尔领我到了那人家里。他准备赞助六月的集会，如果《希望报》成为联合会的报纸，他也一定提供必要的资金。”
　　“萨玛泽尔的关系可真不赖。”亨利说。他一口饮尽了杯中的酒。迪布勒伊过分喜形于色，他感到有点儿气恼。
　　“萨玛泽尔是那种城里晚宴少不了的家伙。”迪布勒伊笑哈哈地说，“可对您和我来说，这种事谁也别指望让我们去干，我还不如到广场上去募捐呢。不过，这事正合他的胃口，他高兴着呢。也好，他反正这样可以弄到钱，在财经方面，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我们会落到什么地步。他是在被德占领期间与特拉利奥结识的，并对他产生了影响。”
　　“那个腰缠万贯的鞋老板也是革命解放联合会的？”
　　“您奇怪吗？”
　　波尔坐在迪布勒伊的正对面抽着香烟，两只眼睛一眨不眨地死盯着他，一副敌对的神态。她正欲张嘴，亨利便隐约感觉到了她那愤怒的声音，于是抢在她前头说道：
　　“我可不会对您说，您的建议让我激动万分。”
　　迪布勒伊耸耸肩膀：“您知道，所有报纸或迟或早都不得不接受私人赞助。新闻自由，这又是一种漂亮的无稽之谈！”
　　“《希望报》已经恢复了正常。”亨利说，“倘若我们保持现状，自己完全可以长期存在下去。”
　　“你们自己存在下去，还有什么？”迪布勒伊生气地说道，“我完全理解，您独自一人创办了《希望报》，您也希望单枪匹马办下去，我理解。”他重复说道，“可您还是想想您应该起到什么作用！这个月里，您已经意识到革命解放联合会多么迫切需要一份报纸，是不是？”
　　“是的。”亨利答道。
　　“您也承认我们行动的重要性。那么？”
　　“如果那位先生为《希望报》提供资金，他肯定也要插上一手。”亨利说。
　　“啊！这绝对不可能！”迪布勒伊说道，“他绝对不会干涉报社的领导。实际上，跟那么一个赞助人合作，您会比现在还更独立得多，因为说到底，您现在由于害怕失去您的读者，因此而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您的那个好人，我总觉得像是个古怪的慈善家。”
　　“要是您见了那人的面，您马上会明白的。”迪布勒伊说。
　　“他决不会向我提出任何条件，我总难以相信。”亨利说。
　　“决不会提任何条件，我向您打保票，这是确定无疑的。”
　　“这一切不会是空话吧，您完全有把握？”
　　“听我说，您自己跟他谈去！”迪布勒伊说道，“您只需给他打个电话，他已经准备明天签字。”
　　迪布勒伊口气如此轻松，亨利不禁淡淡一笑：“还是等一等吧！我首先得见见吕克。再说，即使我们决定宣告支持革命解放联合会，我们也要尽可能自己想办法摆脱困境，我更乐意这样做。”
　　“以我个人之见，我坚信《希望报》不会失去它的读者。”迪布勒伊说，“我完全赞同不要特拉利奥帮助，自己去解决困难。”他犹豫了一下：“不过，他还是希望您跟他谈谈为好。”
　　“他已经跟您谈过了，跟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讲。”亨利说：“只要我有办法，我决不会要求他向我提供资金。”
　　“随您的便。”迪布勒伊神色不安地看了看亨利：“我求您了，尽早作出决定。我们已经丧失了那么多时间！”
　　“您知道，您向我提出的这些要求事关重大。”亨利说，“涉及的不仅仅是我自己。还是您尽可能耐心等一等吧。”
　　“我是无可奈何，不得不耐着性子啊。”迪布勒伊叹了一口气说道。他站起身子，朝波尔咧嘴一笑：“您不跟我去转一圈？”
　　“上哪？”波尔问道。
　　“随便哪儿，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一个真正的仲夏夜。”
　　“不，我困了。”波尔怏怏不乐地说。
　　“我也困了。”亨利说。
　　“那算了，我就独自一个去漫步。”迪布勒伊朝门口走去边说，“星期六见。”
　　“星期六见。”
　　亨利插上门，当他转过身，波尔迎面站着，满脸惊骇不安的神色：“真发疯了！他想抢走你的报纸！”
　　“听我讲，这谈不上什么抢。”亨利说道。他故意打了呵欠。波尔实际上跟他观点一致，可就在这种情况下，让他去和波尔争辩，他最受不了。他心里也恼火：简直是耍鬼花招！迪布勒伊只要想得到这份报纸，就会自以为有权利得到它。“我个人表示的反感，他才不顾忌呢；一旦他决定利用您，他的友情就没有什么分量了。”
　　“你应该让他滚蛋。”波尔说：“他决不会认真待你的，你永远都是他帮助在文学界扬了名的年轻小伙子，一切全都亏了他。”
　　“可说到底，他并没有苛求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亨利说，“我是革命解放联合会成员，我主编《希望报》：这两件事合二为一倒是自然的。”
　　“那你将再也不是你自己的主人，你将不得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波尔气得声音发抖。“再说，你必定一头扎到政治中去，再也没有一分钟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你已经抱怨缺少时间写你的小说了……”
　　“你就别恐慌不安了，一切都还没有定局。”亨利说道，“我绝对没有说我接受。”
　　他听着波尔的异议，心中的积恨渐渐烟消云散。她抗议如此激烈，反倒显示了其理由的无足轻重。实际上，这都是亨利在自己心底反复思考的那些理由。“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我担心被政治吞没了，恐惧承担新的责任，希望有空暇时间，特别是希望当家作主。”总而言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理由。第二天，当他来到报社，他打心眼里希望吕克能给他提供更为充足的理由。
　　但是，吕克已经无力应付局面。显然，拉舒姆给《希望报》帮了倒忙，人们私下议论亨利被共产党人所控制，这实在让人生气，更何况亨利近来在许多方面对共产党人进行批评，如共产党人把抵抗运动和他们的党混为一谈，搞竞选宣传蛊惑人心，不知廉耻地一味纵容他人，但对与敌人合作过的人却一律严加惩罚。可是，右派报刊幸灾乐祸，对这种误解大加利用。读者纷纷抱怨，朗贝尔要求采取措施，报社的大部分人感到心情不舒畅，吕克也不例外。“反正都是标签，”当亨利向他阐明了形势，吕克说道：“那与其说让人当作共产党，还不如代表革命解放联合会为好。”这几乎是大家的一致看法。“可我既不相信革命解放联合会，也不信仰共产党，这两家都是一路货色。”樊尚说，“照你的想法作出决定吧。”
　　“说到底，他们都是同意的。”亨利独自回到办公室后，下了这样的结论。“他们看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他心头一揪：他马上要不得不接受。革命解放联合会迫切需要一份报纸，而他又具体代表了一种机会，人们没有权利拒绝。世界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动荡不定，前途也许就取决于某个难以估料的因素：不为实现和平而作出一切努力无异于犯罪。亨利看了看写字台、扶手椅和四壁，听了听轮转印刷机的隆隆声，猛然感到自己从一个毫无意义的长梦中惊醒。迄今为止，他一直把《希望报》看作某种玩具：小印刷工的一套用具——一套形状与实物一模一样的精美的玩具。然而，它是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人们有权利询问这件武器使用得如何。他向窗户走去。噢！他有点夸大其辞了。他并非那么毫无意义。9月的欢乐早已不复存在，现在事关这份报纸，可他总认为有必要向自己作出交待，他完全错了。“真怪，”他心里琢磨道，“一旦做了件有用的事情，人们赋予您的不是权利，反而是义务。”他创办了《希望报》，可这导致了他整个儿扎进了政治的旋涡之中。他脑中已经想象到了萨玛泽尔擅自闯入家门，高谈阔论；迪布勒伊接二连三地打来电话，以及形形式式的会议、商谈，争论和交易。他曾经向自己发誓：“我决不让人把我吃了。”哎，命运已定：他就要被人吞噬。他走出办公室，下了楼梯。城市笼罩在茫茫暮霭之中，在这黑夜里宛如一个巨大的车站：他过去多么喜欢暮霭和车站。可如今，他再也没有任何爱，他已经让人给吃了。正因为如此，在他企图表达自己的一刻，他寻觅不到任何要倾诉的东西。“你爱着某些东西，请告诉我是哪些！”哪些？他既不爱波尔，也不爱纳迪娜；旅行，这对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他再也没有兴致去读书、漫步、听音乐；他再也不为了自己的乐趣去做点什么；他再也不能驻足街头；再也不能欢乐地回忆往事。有许许多多人要接待，有一大堆事情要着手去做：他就像一个工程师生活在工具的天地里。他的心变得比鹅卵石还硬，这就不足为怪了。他加快了脚步。这副冷酷的心肠，让他自己也感到恐惧。在圣诞之夜，他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恢复自我，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寻觅到。相反，他整天感到心情不舒畅，总是处于守势，始终紧紧张张，动辄生气，满肚子恼火。他心里十分清楚难以承担这些自找的麻烦事，它们只能给他带来烦恼。“我学识疏浅、目光短浅、处事轻率，我没有时间，将永远没有空暇。”这种老生常谈，令人厌烦。但是，他将永无休止地听下去，一切都将愈来愈糟，糟上加糟。被吃，被吞噬，被剥得只剩下一副骨头。他再也不可能写作。写作，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正在选择另一种方式生活，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与任何人交流。“我不愿意。”他内心发出了反抗的呼声。不，他不乐意接受并非毫无道理。恰恰相反，倘若他还有几分激情，他完全可以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个生命攸关的大问题：事关他作家生命的存亡，他必须抗争。“不管怎么说，革命解放联合会手中并不掌握着人类的命运。”他心里想，“而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命运也并非掌握在我的手中。”他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人们对自己实在太认真了。实际上，我们的行为举止无足轻重，这个世界也并没有多少分量：它多纤、多孔，并不坚固。”行人在雾中匆匆行走，仿佛他们提早几分钟抵达此处或彼处事关重大似的。可最终，他们都有一死，我也在所难免：这又减轻了多少生命的负担。人们对死亡无能为力，因此对任何也无能为力。因此谁也就不欠任何人的债，人活着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吧。抛弃《希望报》和革命解放联合会，离开巴黎，隐居到南部的某个偏僻角落，集中精力去写作。“自己播种，自己收获。”朗贝尔经常这样说。还是想方设法争取自己幸福地生活，不要去等待普天下的人都幸福的那一天了。为什么就不行？亨利想象着孤零零的农舍、松树，想象着丛林的气息。“可我将写些什么？”他大脑空空，继续向前走去。“陷阱早已设下。”他心里在想，“正当您以为脱险的时刻，它却落到了您的头上。”用词语寻觅过去、拯救现在，多美啊！可只有将话语向他人倾诉，这才能实现；只有当过去、现在和生命举足轻重，这才富有意义。如果这个世界无足轻重，他人微不足道，写作又有何用？那不只有无所事事、厌烦得尽打呵欠了？生活，是无法割裂的，必须整个儿占取它：要么拥有它，要么便失去它。可惜人们没有时间去拥有一切，这就是悲剧之所在。亨利的脑中骤然间又混乱不堪。他珍爱这份报纸，他对于战争、和平和公道的种种忧虑并非毫无意义，决不能把这一切统统抛到脑后。但是，他又是一个作家，他想要写作。到目前为止，他勉勉强强总算把这一切凑合过去了：应该说比较糟。倘若他向迪布勒伊让步，那他将永远无法摆脱困境。那又怎么办？让步？不让步？行动？写作？他回家上了床。
　　几天过去了，亨利仍然感到犹豫不决。“行，还是不行？”这问题始终缠绕着他，最终扰得他心情烦躁。突然，他发现门洞处露出了拉舒姆那副笑嘻嘻的面孔，亨利更加意识到了自己情绪的恶劣。“你能给我五分钟吗？”拉舒姆问道。
　　拉舒姆常来报社看望樊尚。每当他来到亨利的办公室，亨利总对他表示欢迎，可这一次，亨利声音极为生硬地说道：“我想还是明天再说了，我手头有篇文章要赶写。”
　　“可我想今天跟你谈谈。”拉舒姆说道，没有一点窘迫的样子，一屁股坐了下来。
　　“谈什么？”
　　拉舒姆带着某种严厉的目光注视着亨利：
　　“据樊尚说，《希望报》要依附于革命解放联合会？”
　　“樊尚那张饶舌嘴，”亨利说，“纯属无稽之谈。”
　　“啊！这我就放心了！”拉舒姆说。
　　“为什么？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亨利带有几分挑衅的口吻问道。
　　“不然就会铸成大错。”拉舒姆说。
　　“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错？”亨利问道。
　　“我考虑到你不了解情况。”拉舒姆说，“正因为如此我想提醒你注意。”他的声音陡然变得严厉起来：“在党内，大家认为革命解放联合会正逐渐蜕变成一个反共组织。”
　　亨利张口哈哈大笑：“果真如此！我自己可永远不敢这么想！”
　　“没有什么可笑的！”拉舒姆说。
　　“你笑口难开！”亨利说道，戏弄地瞥了拉舒姆一眼：“你对《希望报》大唱赞歌，对我的胃口来说，甚至有点儿过分。迪布勒伊宣传的跟我说的完全一样，可你却说他反对你们！发生什么不测风云了？”他补充道：“上个星期，拉福利不是友好得很嘛。”
　　“像革命解放联合会这样一个运动，态度极为暧昧。”拉舒姆口气稳重地说道：“一方面，它把人们引向左派，这确有其事；可另一方面，一旦它吞并了某家报纸，组织联合，其用心无非是为了打入我们的核心。开始时，共产党希望达成联合，可当对方公开反对我们，那我们就不得不被迫与他们斗争。”
　　“你是想说倘若革命解放联合会是一个可有可无、默默无闻的小组织，紧紧追随你们，老老实实地活动，那你们就会容忍它的存在，甚至给予鼓励？可如果它开始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存在，神圣的同盟就再也无从谈起？”
　　“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它是企图打入我们的核心。”拉舒姆说，“因此，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神圣同盟。”
　　“对，你们就是这样推断的！”亨利说，“呃，我也向你进一言：别去攻击革命解放联合会。你们决不可能让任何人相信你们那一套，说这是个反共组织。相反，你们倒会使那些认为民族阵线是个骗局的人们显得理直气壮。怪不得除了你们之外，你们不容忍一个左派的存在！”
　　“目前还不可能公开反对革命解放联合会。”拉舒姆说，“只不过看它不顺眼，仅此而已。”他神情严肃地看了看亨利：“一旦它到了拥有报纸的那一天，它就会构成危险。别把《希望报》让给他们。”
　　“哼，是讹诈吧。”亨利说，“如果它放弃拥有一份报纸，它就可以平平安安跟着别人转，是不是？”
　　“讹诈！”拉舒姆责怪道，“若革命解放联合会安分守己，那就彼此仍以朋友相待；不然，决不客气。这是合乎逻辑的。”
　　亨利一耸肩膀：“当斯克利亚西纳向我断言无法与你们共事时，我还不愿相信呢。唉，他言之有理。大家只有服从你们的指挥，按你们的眼色行事的义务，别无权利。”
　　“你是不愿意明白！”拉舒姆说，紧接着以咄咄逼人的声音补充道：“为什么就不保持独立？这是你的力量所在。”
　　“即使我和革命解放联合会一起行动，我要说的也将与从前的一模一样。”亨利说道，“说的都是你们赞同的东西。”
　　“但是，你将以某个派别的名义说话，意义也就截然不同了。”
　　“而迄今为止，人们也许都以为我赞同共产党的整个路线？这给你们提供了方便？”
　　“你确实是赞同的。”拉舒姆热情洋溢地说，“若你讨厌再扮演自由射手的角色，那就跟我们一块儿干。不管怎么说，革命解放联合会毫无前途，他们绝对不可能争取到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内，若你讲话，听你的人很多，你在里面可以担当一项名副其实的工作。”
　　“可那工作不中我的意。”亨利说道。他恼火地想：“他们不折不扣地把我给吞并了。”拉舒姆继续对他进行诱导，可他应该明白这类废话决不可能激起人们向他们靠拢的欲望。他是作为朋友先来给亨利报个信，还是前来诱骗他？十有八九，这两种目的兼而有之，而这正是最卑鄙的行径。亨利突然开口说道：
　　“我们在浪费时间，我得把文章写完。”
　　拉舒姆站了起来：“你要牢记，若迪布勒伊掌握了报纸，这只对他有利，于你并无好处。”
　　“请相信我会维护我自己的利益的。”亨利说。
　　他们相当冷淡地握了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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