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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说博尔赫斯 豪·路·博尔赫斯：作家和自修学者，１８９９年生于当时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他的父亲是心理学教师。他是诺拉·博尔赫斯（孀居）的哥哥。他爱好文学、哲学和伦理学。他喜欢写短篇小说。他虽然只是似乎在日内瓦受过正式的中学教育（对此，评论界至今还在查证之中），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和哈佛大学授过课。有传闻说他在考试中从不提问，只是请学生随意就命题的某个方面发表见解。他讨厌开列参考书目，认为参考书籍会使学生舍本逐末。 博尔赫斯生活的年代适逢国家处于没落时期。他出自军人家庭，非常怀念先辈们那可歌可泣的人生。他深信勇敢是男人们难得能有的品德之一，但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信仰却使他崇敬起了下流社会的人们。所以他的作品中流传最广的是通过一个杀人凶手之口讲出的故事《玫瑰角的汉子》。他为谣曲填词，讴歌同一类杀人犯。他为某个小诗人写了一篇感人的传记，那人唯一的功绩就是发掘了妓院里的常用词语。 博尔赫斯是否曾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过不满呢？我们猜想他会的。 （上面这一词条是博尔赫斯在１９７４年写的词条，原长３０００字。他自称是从２０７４年智利出版的《南美洲百科全书》摘录下来的。） 阅读 “必读的书，我已饱读。”听起来像《圣经》的口吻。是博尔赫斯说的。他说他和蒙田、爱默生不谋而合：我们只应该阅读我们爱读的东西，读书应该是种享受。 图书馆 相对于“作家们的作家”一词的褒举，“图书馆作家”的称呼暗含了一种批评，但博尔赫斯从来没有意见。父亲的图书室是他童年的乐园。１９３７年，为了糊口，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图书馆工作，直到１９４６年庇隆政府勒令他去做市场禽兔稽查员为止。他的名篇《小径分岔的花园》、《通天塔图书馆》都在这卑微的图书馆员任上完成。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在总统府，博尔赫斯知道自己要当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任命次日发布。当晚他和母亲散步经过图书馆时，母亲鼓动他先进去逛一逛。博尔赫斯说：“不，还是不进去吧，等我真能进去的时候再说。”图书馆成为他圣洁的新娘，一定要等到洞房花烛夜。１９７３年，博尔赫斯卸任。在１８年的馆长任上，他会见的不胜其数的客人中，赫伯特·西蒙可能是最特别的。他们探讨了“无限的、周而复始的图书馆”、迷宫和电脑程序。 失明 博尔赫斯说命运给他开的最大一次玩笑是他双眼全瞎时得到了一座有８０万册藏书的国立图书馆。“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博尔赫斯是他家族中的第六代失明者。失明，“像黄昏一样慢慢降临 ”。失明使博尔赫斯重新发现了诗歌，早年那个参与极端主义运动的青年诗人重返诗坛。博尔赫斯固执地认为，作为作家，他首先是个诗人；要论作品，他的诗歌成就要高于短篇小说。 中国形象 １９７９年，博尔赫斯访问日本，抚摩过一块汉碑。此前四年，当他的一位朋友告诉他秦始皇兵马俑发现的消息时，博尔赫斯几乎夜不能寐。他最终没能踏上他梦想的国度。他通过理雅阁、翟理思等汉学家的译著及冯友兰的英文著作了解中国。他把庄子尊称为“幻想文学”的祖宗。他说中国梁代有根君王的权杖，传给新君时会缩短一半，再传又是一半，一直传下去。我曾拿着校样四处向通人学者请教是否有出典，谁都摇头。他还依据一篇寓言作品，把韩愈作为卡夫卡的第二位先驱（第一位是古希腊的芝诺）。经翻译家王永年先生费心，还原出此文是《获麟解》。当我看到钱锺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断言博尔赫斯是在拉郎配时，总算从博尔赫斯“他者”的形象中醒过来。就说那根权杖吧，多半是博尔赫斯的虚构。他把《庄子》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吊诡和秦始皇“传之万世”的狂想捏在一块了。在《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一文中，他假弗兰兹·库恩博士之口，引述一本中国古代叫《天朝仁学广览》的百科全书，谈到中国的动物分类法，ａ．属于皇帝的；ｂ．涂香料的；……ｎ．远看如苍蝇的。库恩博士实有其人，《红楼梦》德文译者，《天朝仁学广览》大概又是博尔赫斯的虚构。博尔赫斯的把戏居然让大智者如福柯上当。福柯说其名著《词与物》就是受博尔赫斯那段子虚乌有的“引文”启发而写的。 分岔 博尔赫斯“误读”中国，中国也有投桃报李的“误读”，这大概是报应。他的名篇《小径分岔的花园》一开始被译为《交叉小径的花园》。后来王永年先生把它纠正过来，可时至今日，谬种未绝。交叉和分岔不同。交叉归于有限的结点，而分岔则指向无限的向度。《列子》中有杨朱“歧路亡羊”的故事，有一句话，很明白，就指“分岔”：“歧路之中又有歧路焉，吾不知所之”。假如博尔赫斯当年能看到列子此言，说不定会喜欢它，就像对庄周梦蝶一样，一辈子都挂念。 余华论博尔赫斯 在我看来，他和中国的鲁迅是我们文学里思维清晰和思维敏捷的象征，前者犹如山脉隆出地表，后者则像是黑暗陷入了进去，这两个人都指出了思维的一目了然，同时也展示了思维存在的两个不同方式。一个是文学里令人战栗的白昼，另一个是文学里使人不安的夜晚；前者是战士，后者是梦想家。 西川谈博尔赫斯 中国小说界和诗歌界对博尔赫斯有不同的接受，小说家们关注他的方法，而诗人们更热爱他的精神。每一个眼前的东西都被他放大，神话般的放大，从而获得了过去和历史。人们对博尔赫斯的创新评价很高，约翰·巴思称之为“后现代主义”。我认为博尔赫斯重新唤醒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它让人惊异不已，从《一千零一夜》到最现代的科学理念，纵横交错，博尔赫斯内置其中。有此唤醒，博尔赫斯对传统文学，包括对中国文化，有了全新的看法。当想像力越广阔时，他越显精确，而其他人往往流于泛滥。博尔赫斯说：“我是一个计算音节的人。”这种大师的态度，是我创作中的一个平衡方向。 《南方周末》 2000年06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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