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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后代记)张友鸾




  张恨水(1895—1967)是我们同时代的一位章回小说大师。

  他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由于他努力写作,惨淡经营,他的小说为读者所喜爱,自然而然地他成为小说专门家了。

  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字数远远超过千万,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

  二十年代中期起,乃至整个三十年代,他的作品被大量印行。由于出版他的作品,有人争取承受“版权”,特意因为他组织一个出版社。由于改编电影,有人争取“摄制专有权”,大打官司。各个剧种,以及曲艺评弹,纷纷改编他的作品。在当时作家之中,这种情况是颇为突出的。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作品的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口语自然,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内容主要在反对封建,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反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主张抗战,主张恋爱真诚的婚姻自主。他的思想似乎是旧民主主义的,在当时却自有他一定的进步意义。

  我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收藏他的作品有多少。在十年动乱中,这是被封存不供借阅的“禁书”。它被“否”了,说是黄色读物。现在,更多的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是礼拜六派。有的大学生很想研究一下“张恨水及其作品”,却只是趑趄不前,他们害怕会被打成“小鸳鸯、小蝴蝶”。

  现代文学史家对于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全都避而不谈。使人联想到,“汉代也许没有杨子云”这个历史故事。他的作品好,你表扬;他的作品不好,你批判。视而不见,不能不说是文学史家的失职。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国际声誉。举个例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里,收藏有他的小说近六十种。有些大学图书馆,也分别藏有三二十种。大学毕业生考博士《张恨水研究》是论文的专题。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快快停止你们的研究吧!”或者我们也来研究一下张恨水,重新作出适当的评价呢?

  这里,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一点浅薄的研究参考资料。二

  张恨水的小说,根据写作和发表时间的先后,约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有客观上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主观上的思想嬗变的痕迹。艺术技巧上也可看出,他从幼稚到成熟、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末年却是可悲叹的衰退。初期

  所有作家都一样,起初总有一个模拟练习写作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不问可知是幼稚的。

  他的处女作,是一篇武侠小说,他自己到后来也记不得全题,但能隐约想起题目中有一个“侠”字。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更没有想到将来要成为小说作家,只是写好了念给弟弟妹妹们听,说故事好玩。一股“创作欲”开始萌芽。这时他十七岁。论年龄,他开笔不算太早,然而这毕竟还算不得真正写作的起点站。

  十八岁,死去了父亲。十九岁,由于家庭包办婚姻的不如意,在成亲后不几天,他就离开家,出外谋生。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挣扎在饥饿线上,流浪江南。对于世态人情,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生活十分困苦,却给后来写作提供了源泉。

  也就是十九岁那一年,他在苏州,写了《旧新娘》、《桃花劫》各三四千字。二十岁,写《青衫泪》,大概穷途末路,发牢骚,寄幻想于未来。原计划写成长篇,可是只写到十七回为止,没有写完。二十一岁,写《未婚妻》、《紫玉成烟》。二十三岁,写《未婚夫》。二十四岁,写《南国相思谱》,曾在芜湖《工商日报》连载,是否登完,不得而知。

  这些早期习作,都是文言的。在叙述描写之中,夹杂许多诗词,用以表露文采。他寄了一些给《小说月报》的编者恽铁樵,得到回信称赞,但始终未见发表。

  二十四岁的后期,他开始写白话小说。一篇《真假宝玉》约三千字;一篇《小说迷魂游地府记》,约一万字。他记得是在《民国日报》连载的。他的“创作欲”这时已经上升到“发表欲”,以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为乐事,并不计较稿费。事实上,报刊对于这样初事写作的人,肯寄点邮票作为报酬,就算得相当重视的了。

  时间是民国初年,社会还完全在封建势力支配之下。知识分子从帖括中解放出来,为时未久,能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原是难能可贵的。但从他初期作品那些篇名中,却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的题材。可以说,那只是追求时好,投合编者口胃,争取发表而已。

  当时报刊,按照小说故事情节,分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在比重上,言情小说的读者最普遍,编者最欢迎,作者最多,因而又细分作:爱情小说,哀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说等等。他的初期作品,无疑是属于言情小说一类。他自己说,写《青衫泪》是模拟《花月痕》的。其实不仅如此。当时言情小说作者当作典范的,还有《青楼梦》、《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小说。走这条路子,决非“取法乎上”是很明白的。

  然而值得庆幸的,他走这条路没有走通,到此止步了。二期

  1919年秋天,他来到北京,先在《益世报》做校对,后在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做编辑。“五四”运动的浪涛,震撼着所有青年人,他自然也无从例外。只是他爱好钻研古典文学,装了一肚皮词章,对于《文学改良刍议》,虽然原是赞同,究竟不无保留。他有了正式工作以后,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写作了。因为却不过朋友的情面,到京第二年,给芜湖《工商日报》写了一篇《皖江潮》,约莫七八万字。这篇之后,有四五年他没有再写小说。

  写《皖江潮》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从写作时间的连续性说,应是他初期作品的最末一篇。但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却属于第二期作品的第一篇。因为他开始从旧式言情小说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走向讽刺和谴责的路子了。他自己不大重视这一篇,我却认为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的重要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篇。

  1924年4月,《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离开报社,自己创办《世界晚报》。他们是老同事,在《益世报》的时候,互相唱和,诗酒留连(《春明外史》中有杨杏园和舒九成联句的描写,就记的是他和成舍我吟诗故事),很谈得来。成舍我“知人善任”,心目中早安排了他在晚报担任的角色,约请他主编一版副刊,并言定写一篇连载小说。他接受了,副刊取名《夜光》,小说取名《春明外史》。——自此以后,他无论在哪家报社担任何种职务,总归要兼编一个副刊,自撰一篇、甚至两篇小说,按日连载,这成了惯例。一般是每天刊登五百字左右。《春明外史》共有一百多万字,直到1929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他二十岁时写起,三十五岁才写完。这篇之后,接着他又在《世界晚报》发表了《斯人记》。1925年2月,成舍我于晚报之外,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请他兼编一个副刊,取名《明珠》(另外有个新文艺副刊,刘半农主编)。他先发表的连载,题为《新斩鬼传》。针对当时社会不良现象,备极讽嘲。因为写的是抽象人物,尽管也很淋漓尽致,一般读者不能十分理解,“叫座”的能力不高。这篇登完,接着发表了《金粉世家》,却又引起热烈的高潮。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妇女,都很爱读;那些阅读能力差的、目力不济的老太太,天天让人念给她听。受欢迎的情况,可以想见。这篇小说也很长,报上连载好几年。结束后,他继续给《世界日报》写了《第二皇后》。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篇没有在报上登完。

  自从《春明外史》在报上发表,很吸引读者,大大有助于报纸发行量,因而北京有几家大报,都来请他写小说。这个期间,他同时给《益世报》写《京尘幻影录》,给《晨报》写《天上人间》(此篇后来《上海画报》转载)。这两篇都没有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那么轰动。

  虽然早年他曾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小说,但是篇幅不长,数量不多,时间不久,一抹而过,没有被人注意,不生什么影响。及至他在北京发表多篇小说,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当时交通不便,北京报纸的发行网限在华北,南方难于看到,他也仅仅为北方人所知。1929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游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爱的作家,又从报上读到他的小说,就浼人介绍,约他给《新闻报》写一个长篇。他答应了,拟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缘》。稿子陆续寄出。当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视,被搁置五个月,才开始刊载。这一炮打得响亮,很快就成为家弦户诵的读物。《新闻报》是当时发行最多、面向全国的报纸。长篇小说,在它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家”轮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陆续发表的有《太平花》、《现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等长篇,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领、和内地邮件不通时为止。

  这一时期,客观上他是南北驰名,约他写小说的报社函电交至;主观上却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写小说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别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长篇,有:《北京新晨报》的《满城风雨》,《剑胆琴心》(后在《南京晚报》重刊,改名《世外群龙传》),《水浒别传》,《欢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北平朝报》的《鸡犬神仙》;北平真光电影院画报的《银汉双星》;沈阳《新民晚报》的《春明新史》,《黄金时代》(后在《旅行杂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杂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沪通车》;《申报》的《小西天》,《换巢鸾凤》;上海《晶报》的《锦片前程》;《太原日报》和《南京晚报》同时连载的《过渡时代》;南京《新民报》的《旧时京华》,《武汉日报》的《屠沽列传》等篇。

  上海世界书局出于“生意经”,愿意多出稿费,请他写小说,而以不经报纸刊载为条件。他接受了这个条件,写了三部:《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创刊时约他去编副刊《花果山》,兼写长篇连载,题名《艺术之宫》。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宫》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忾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他踌躇彷徨之际,我便建议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1936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11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出血》(未完),汉口《串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毁家纾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獗,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写作能力的衰退,这就把写长篇小说改为中短篇,把创作改为再创作。从古代爱情故事中觅取题材,写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凰》等篇。这些作品,尽管一般还保持他原有的风格,然而也有许多是异样的。五十年代末,记得他曾和我说:“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可见这时期的写作,对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并非无意从事长篇创作,病后也曾试写一篇《记者外传》,小说中胪述了他所熟识的一些新闻记者的故事,实际与新闻业务无甚关联。当时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没有结束,却中止了,没有续写下去,也说明他精力不继了。

  这是他一生从事写作的第四个时期。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的作家,老而弥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我于惋惜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三

  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要。这里,按写作年代的先后,试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结束,一共登了五十七个月。大体上,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蓝本的一部谴责性小说。主角杨杏园,约略加《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写杨杏园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写得那么干巴巴的。书中主角被安排做新闻记者,为的容易引出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艺术手段是婉而多讽,也不像《怪现状》写的那么剑拔弩张。鲁迅介绍清末谴责小说,说他们所用手法,“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尽管有个杨杏园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却不能离开这个窠臼。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法,以先,他在芜湖报纸上发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广,听到东西多,题材十分丰富,和在芜湖时不一样罢了。《皖江潮》原是一个大题目,但在报上刊载不到一年,也没有写完。他自己对于这部小说并不怎么关心,后来简直是忘怀了。他能记得起的,是听说当地学生,曾经截取其中一部分,编成戏剧演出。可见当时是发生过一定的影响的。

  《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隐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当时很多报纸都登有连载小说,像《益世报》一天刊载五六篇,却从来没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么叫座。作者诅詈那个时代,揭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划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丑诋私敌”之作是不同的。几十年后,读这部小说,还觉得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年轻的人,没有那些经历,却可从此中得到一课历史知识,看出旧社会的丑恶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说是二十年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祖国飞速的进步,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差距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然今非昔比。今天读二十年代的小说,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环境,就难以读下去,更不用说什么分析批判了。例如说,小说中有些并不甚进步的地方,还存在残余的封建道德伦理观。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人确有这种观念存在。对于恋爱问题,处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爱和妓院调情,写来无甚分别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活动,有时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这种经验,对某些新事物的出现,有时流露出抵触情绪。这都是严重不足之处。幸而好,它没有据有小说主体的地位。再还有,小说中旧诗太多,也是承袭封建时期作家表露才情的旧习;当然,我们还记得,他最初写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这部小说,是他蜕变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的一些痕迹。《金粉世家》

  认真写小说,把写小说当作著述事业,实际他是从《金粉世家》开始的。这部小说,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1932年刊完,全长共九十来万字。小说以一个豪门弃妇做引子,写出了这个豪门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骄奢淫逸;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梦死,如何糜烂堕落。因为小说写的是姓金的国务总理的家庭,于是许多大官僚,尤其是当过国务总理的,特别是姓“钱”的,都以为是写自己,生怕自己的阴私被揭发。事实上是,他是新闻记者,朋友多,日常闲谈,每以豪门生活为资料,他选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谁看像谁,就算是谁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写小说之中,是结构最严谨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写作,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什么章法的,及至写《金粉世家》,却是以小说家的地位写小说,精心布局,有个完整的计划。比如写金家诸子,各有爱好,彼此性格不同,错综复杂的故事梗概,都是预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长,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齐大非偶”,这是他的婚姻观。

  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密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度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苦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见吧?《啼笑因缘》

  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请你去听你不去,如今你要听也听不成了。”原来就在那天晚上,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走了。门觉夫义愤填膺,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太强横了。恨水却说:“如果高翠兰非常不愿意,那个田旅长何至就下这一手。一定田旅长也有让高翠兰满足的地方。”大家因为那时军阀横行,肆无忌惮,一个唱大鼓的受欺凌压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论断。谁知又过了几天,门从照相馆里弄到一张照片,却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兰在照片中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丝毫没有出于勉强的样子。大家回头一想,恨水当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并未了结。高翠兰的父母,原把女儿看作摇钱树,被人抢去,岂能善罢甘休。他们不向田家要人,却向田家索讨身价银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双方终于没有谈妥。高翠兰的父亲,一张状子告到法院。田旅长是现役军长,由军事机关军法会审,开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长身为军人,强劫人家女子,处徒刑一年;高翠兰交其父母领回。案件结束,高翠兰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泼不起来了。在家里时常哭闹,更表达了对田旅长的不能忘情。

  显然这一事件对他发生很大影响,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缘》的影子。他不能用这一件事作蓝图。军阀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写军阀竟然谈恋爱,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抢人的一幕。借这条线索,有理由的发展,刻划了军阀的残酷暴行。他创造了许多传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写两个三角恋爱关系;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多边关系了。传奇故事本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越复杂越曲折,就越觉得有意思。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但也应该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为主题的。由于太复杂曲折了,反对门当户对,终于还是门当户对,这就未免伤害了主题了。

  《啼笑因缘》1929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第二年就登完了。连载期间,轰动一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电影摄制时,因为“摄制专有权”的问题,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社打起官司来,后来经过章士钊律师调停,大华停拍,明星赔款十万元。这件事,当时报纸记载很详细,转而成为小说的宣传资料。

  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这在当时就有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我认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要求水平并不高。一个“女侠”(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杀一个“花花太岁”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啼笑因缘》使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其次是,上海报纸连载小说,例请南方“名家”执笔。名家们总是信手拈来,随笔写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缘》之前,先是连载所谓“联环小说”(约定几位名家,彼此合写一篇小说,每天一人写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于是那位名家就接着写下去),这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除了名家们自我陶醉之外,怎么能吸引读者呢?其后又连载想入非非的武侠小说,读者也腻烦了。这时候,《啼笑因缘》一出现,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强烈的传奇性,读者顿觉耳目一新。再其次,从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难,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记载,以当“卧游”。南方名家们,足迹不离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写来写去,总以诸地为主要背景,读者自然感到狭隘。《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描画天桥,特别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当然,今天的天桥,已经不是那个面貌了。《啼笑因缘》的产生,和它的红极一时,决非仅仅出于偶然,一定还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有待于将来研究者们的探讨。

  《八十一梦》

  他写了二三十部抗战小说,应该说,《八十一梦》是代表作。这部小说所取的是侧面题材,指斥那些不抗战和不利于抗战的人。他用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会上许多丑闻秘幕。意图引起读者对这些人和事的憎恨厌恶,与众共弃;而要求同心协力,大家一致抗战。

  写作手法大体和《春明外史》、《新斩鬼传》相仿,胪述一件一件罪恶事实,可以多写几件,也可以少写几件。名为长篇,其实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于神话,迷离惝恍,这和《春明外史》直接写人事不同;所写的又十分具体,明有所指,这又和《新斩鬼传》写抽象事物不同。

  这部小说1941年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嬉笑怒骂,读者感觉痛快,深表欢迎。但到1942年就结束了,名为“八十一梦”,实在只写了八九个梦。其余的呢?后来他在单行本“楔子”中说:被耗子咬掉了。因为这部小说是可长可短,读者不知道他没有写完,只认作他打哈哈结束全书。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泪”。“耗子”是有的,当时正在人间。《八十一梦》在报上连载那些日子里,所有被揭发、被谴责的一撮人,脸上无光,很不好过。他们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恼羞成怒,要和作者为难。只因小说究竟是小说,纵然所描写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没有指名道姓,谁敢出头承认“那写的就是我”呢?于是他们就滥用权威,授意“新闻检查所”,予以“检扣”。“新闻检查所”有检扣新闻的经验,却欠缺检扣小说的经验,起初对此很觉为难。因为这是上级差遣,不敢不遵,后来就祭起“不利于团结抗战”这顶大帽子做“法宝”,扔向《新民报》,勒令停登这部小说。他不理这个命令。他说:“问问是谁不利于团结抗战。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我有什么好写的呢?”小说仍然继续在报上连载。

  他有位安徽同乡,在当时“朝廷”里是一个大官,虽则相熟,很少往来。有那么一天,忽然折简相招,约到家里吃饭。去时,只见席设宾主二座,别无他人。那个大官和他促膝谈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谈抗战,然后落到豪门贵族身上把来痛骂了一番,最后又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骂得对”;结局却说:“写到这里,恰到好处,不要再写了,留个有余不尽吧!”原来那些人见他不买新闻检查所的帐,《八十一梦》还是照写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预备下毒手把他绑架到息烽去。这是这个大官传的话。是真的特务有此行动计划,或者只是出于恫吓,原本不得而知。然而古人有言,金钱十万,可以“通神”;这样大的官儿传话,明明是“通天”的了:他只好就此“打住”。回得家来,忿忿写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

  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曾经会见过《新民报》编辑部同仁。周总理说:“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这些话对他发生莫大的鼓励作用。可是,反动派终于没有放过《八十一梦》。小说竟也遭到“腰斩”,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闻。由于是“暗害”,杀人不见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单行本不久就印出来了,发行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可能是主张腰斩的那个炙手可热的人,这时已经下了台。使他感到亲切和光荣的,乃是延安及时翻印了这部小说。对小说或者对他个人,这都是最高的评价了。

  四

  张恨水一生所写的小说,大约一百一十多部。绝大多数是长篇,少数是中篇,个别是短篇。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我曾问过他,想知道一个确数。但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仅仅回答说:“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计出来的。我们却开不出这样一张书目。因为其中有几种,大家模糊记得故事情节,说出来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家报纸刊载的。

  这一百一十多部小说,除了短篇不算,长篇长的达一百多万字,短的至少也有十万八万字。就字数而论,也够惊人的,难道不足以说明他几十年来的辛勤劳动吗?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像他那样“多产作家”,一定得请几位秘书助手。甚至至于揣测,某某几部书,是别人的代笔。这些话全无根据。他的小说,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既没有委托过别人代为写作,别人也代替不了他。应该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说,创作有先有后;构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肿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要允许有几笔“败笔”的。如果不看整体,只看那个别之处,因而怀疑是“赝品”,尽管是从善意出发,其实无此必要。

  抗战时期,他已入川,上海却出版了好几种黄色下流的小说,伪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这几种小说,泛滥在沦陷区,华北、东北,都非常流行。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预备追究,而书已绝版,找不着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现在,这些小说已经很难找到。倘若有人能给编一张“伪书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他正式从事著作小说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报》写《春明外史》起。那时,他编一个副刊,一天写几百字小说,兼写杂文,还很从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报》出版,他编两个副刊,一天写两篇小说,杂文照写,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后来,又兼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应该很忙了。朋友们却看不出,只觉得他好像还是优游自在。一直到后来,他同时编副刊、写几篇小说,他嘴里从没有吐出一个“忙”字。他规定了每天上午是写作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如果约稿太多,或者别有要事耽搁了,上午写不完,下午准得再写,非得完成事先订的计划不可。他有坚强的毅力,严格的有纪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恐怕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吧!

  最初写小说,他是不用提纲的。脑子好像一台计算机,人物故事都储存在里面,到用时就取出来,非常之现成。也不用复写纸,一枝毛笔就是他的纺织器,每天织出许多五颜六色好看的彩网。后来,约稿多了,经常一天同时在报刊上连载六七篇小说,混淆缠夹了怎么办?平日不用提纲的,这时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这一部小说中的人物错到那一部,不至把这个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有几部小说,事先言明,一稿两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区的报刊上,这就有必要复写,于是改用了铅笔。案头常常放着四五枝削好的、半长的铅笔头。磨磨笔尖,削两下软木,既是休息,也是娱乐,而归结于构思。

  他每天的写作的能量总在五千字左右。在各报上连载的作品,合计也不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他能应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写那么多篇,头绪纷繁,纵有提纲,也难免错乱,何以他能井井有条呢?其实,他每天只是写一篇,而不是同时写那么多篇。今天这一篇,明天那一篇,轮流着写,周而复始。他的安排,有时也有改变,但基本上写作数字是不变的。

  他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香港有个刊物,说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写小说;有时电话来催,他就在牌桌上写。这是没有的事。他对打牌根本无兴趣,既不会打,朋友也不带他打。说起来,他小说中所描写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没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连在一起,简直是笑话。

  他所写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写《啼笑因缘》,背景是天桥,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里,沈凤喜、关秀姑以及沈三弦、关寿峰,就是从那里体验出来的。写关氏父女,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是报纸主编人提出的要求:“加点‘噱头’吧,上海读者喜欢武侠的。”他岂肯向壁虚造说什么“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和我说过,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夹苍蝇是他亲眼所见。他写武侠,是有限度的武侠,决不出人情之外。

  报纸刊登长篇连载,最忌的是中断。有些作家偏偏老犯这个毛病,报上常见“续稿未到暂停”字样。破坏了读者情趣,影响了编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连载的长篇,动辄几十万字,甚至更长,作家们很少有全部写完后再拿去发表的,一般是随登随写、随写随登,这就难保中间有个耽搁。他注意到这一点,总不让自己的作品在连载中有一天脱节。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说:“当我写到《金粉世家》最后一页的时候,家里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怜’岁半的女孩子康儿,她害猩红热死了。我虽二十分的负责任,在这样大结束的时候,实在不能按住悲恸和书中人去收场,没有法子,只好让发表的报纸,停登一天。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究竟为责任的关系,把最后一页作完了。”一部连载五六年的作品,因为死了女儿中断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对于著作小说的事业心、责任感,看有多么强烈!

  1937年在南京,1949年在北京,他得过两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动笔,无可抗拒地停止了写作。至于平常,有什么头疼发烧,那是不在话下,他总挣扎着照写无误。抗战时期在重庆,敌机日来空袭,大家“入土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却不管那些,空袭警报尽管响着,敌机在头顶上转,他写他的,只当没有那回事。有一次,炸弹在他家附近开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没法子,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他只好下洞。就凭这样,他还是一听敌机飞过头顶就回家去写;家人等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响出洞时,他已写了几页纸了。

  写小说是他的职业。人们有个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会把自己的职业当包袱,干久了时就感觉苦恼厌倦。他可不是这样。他是越写越来劲,没有个满足,总想新写的一部超过所有的旧作。他热爱生活,把写作当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为了趣味。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笔大债。他说:“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大病初愈时,他又在写,家里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动脑子吧!他却说:“脑子总归要动的,不动在这里,就动在别的地方。动在别的地方,岂不浪费吗?”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还是坐在座位上写哩。

  他的一生,就是写小说的一生!金字塔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的,他的成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世间事业是没有幸致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早期被老先生们说成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后来出名了,又被青年人给他戴上这一派那一派的“桂冠”,硬派他做“异教徒”。他不为这些讥评而有丝毫动摇。坚持写他的作品。一百一十多部长篇,就从高压的石头缝中窜出来的。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人们的尊敬和学习吗?

  五

  对于张恨水的小说,从来就有一些不公正的误解。其一是说:张恨水的小说是黄色小说。

  黄色小说,意味着作品诲淫海盗,荒诞绝伦。张恨水生平没有写过这样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期间,沦陷区里,有人盗用他的名字出版的,倒的确是黄色小说。我们不能把“假张恨水”的黑锅叫“真张恨水”去背。五十年代,文化部曾发出内部通报,说张恨水的小说属于一般社会言情小说,不是淫秽、荒诞的作品。当然不是黄色小说。这是强有力的辩诬。

  其二是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指的是那些作家,专写才子佳人,男欢女爱,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自命为“哀感顽艳”的作品。一般应用文言文,杂以诗词。那个流派,意志消沉,脱离实际,是文学史上一股逆流。不幸的是,张恨水也被某些人纳入那个流派。无庸讳言,张恨水初期习作,确实是走的这条路子。我们虽然没有见到那些作品,而那些作品的题目却把信息告诉我们了。他自己也承认,“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就说他属于那个流派,这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当初他走这条路子并没有走通,从正式发表长篇连载起,着眼于对旧社会的讽刺、谴责,就和那个流派分道扬镳了。我们现在读到的他的作品,没有一部是符合那个流派的特征的。当然,他的作品中,传奇性的爱情故事是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也应指出,他写这些故事,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揭露和批判封建、半封建的罪恶。我们决不能说,凡是写爱情的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那样,就会在文学批评史上造成一片混乱了。他生前不服这样的“裁决”,曾经提出抗议:“‘五四’运动之后,本来对于一切非新文艺形式的文字,完全予以否定了的。而章回小说,不论它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的内容如何,当时都是指为鸳鸯蝴蝶派。有些朋友很奇怪,我的思想也并不太腐化,为什么甘心作鸳鸯蝴蝶派?而我对于这个,也没有加以回答。我想,事实最为雄辩,让事实来答复这些吧!”是的,作品具在,不难覆案。把这顶帽子强加于张恨水,不足贬低张恨水,倒是抬高了鸳鸯蝴蝶派了。第三是说,张恨水是礼拜六派。

  《礼拜六》是在上海发行的一种文艺周刊,泛滥于二十年代。这个刊物所刊登的作品,以小说为主,间杂一些毫无意义的所谓“游戏文章”,趣味低级。文字规格,是旧体裁、旧形式。它的作者主要在江浙一带,成为一个无形的集团,当时视为“海派”。那时正当新文艺萌芽时期,它是鸳鸯蝴蝶派之后另一股逆流,阻碍着新生事物的成长。后来人们便把那一流派的作家及其作品,称之为“礼拜六派”。有些人认为,张恨水也就是礼拜六派。我们知道:他人在北京,写小说是“单干户”,不是靠别人吹捧成名的;他从来没有写像《礼拜六》上刊登的那些无聊作品;他大量发表作品,是在礼拜六派已经衰歇之后。用这些来说明他不是礼拜六派,自然是不够的,辨认一位作家属于哪个流派,还得看他的作品形式和思想内容,主要并不在这些人事关系上。古之人,论流派不是往往把一些作家论定属于前几世纪的某一流派吗?那么,我们检查一下张恨水的作品。

  张恨水是章回小说作家。作为通俗文艺,必然采用习惯的大众口语,组织结构,一切服从于传统的旧体裁、旧形式。在这方面,他和礼拜六派的作品、包括那些小说在内,是近似的,或者说简直相同。不同之处,仅仅是艺术技巧,有高低之别罢了。只根据这一点,辨认他是不是礼拜六派,容易模糊了眼睛,陷入了形式主义。我们应该说,礼拜六派利用了旧体裁、旧形式;却不应该说,利用旧体裁、旧形式的都是礼拜六派。

  有人也许会问:从新文艺萌芽直到成熟、壮大,为什么张恨水不用新体裁、新形式写作,却偏要和礼拜六派走同一的旧道路呢?关于这个问题,他有个明确答复。1944年,他五十岁生日,在重庆,许多朋友祝贺他创作生活三十年。事后,他写了一篇《总答谢》,其中说道:……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个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它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可是不妨抛砖引玉,来试一试。

  这是他的抱负。一些作家薄章回小说而不为,市民层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他捡起了这个武器,被人指斥为“异端”而不辞。他拥有广大读者。从他创作的动机和取得的效果而言,应该被承认是一致的。有位很了不起的大作家,他的老母亲就爱看张恨水的小说,他不止一次用高价去买张恨水的作品。老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写张恨水这样的小说给我看看呢?”这是文艺界流传的很有趣的故事。难道说那位大作家的作品不如张恨水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引出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进步作品的新体裁、新形式,在当时只能适合于知识分子,而为市民层所不能接受。所以1930年“左联”成立时,就有“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号召。鲁迅说:“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人家能懂爱看。”冯雪峰(洛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大众文艺的旧形式,创造大众文艺。”瞿秋白(史铁儿)说:“所以普洛文艺所要写的东西,应当是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尽管张恨水对于这些要求还有距离,但我们却可以了解到,用旧体裁、旧形式写的章回小说,没有非列为礼拜六派不可的必要。

  评论一位作家之属于某一流派,不能只讲作品形式,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从这方面看,张恨水的作品究竟如何呢?周总理说,他是“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是“同反动派作斗争”。真是“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虽然当时是针对《八十一梦》而言,事实上他每一部小说,都是在“同反动派作斗争”,只因写作时期有先后,矛头主要指向有所不同罢了。比如四部代表作:《春明外史》指向整个封建社会,《金粉世家》指向贵族官僚,《啼笑因缘》指向北洋军阀,《八十一梦》指向国民党反动派。很明确的,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富有斗争性的,是进步的。为了祝贺张恨水五十生日,1944年5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了题为《精进不已》的文章,就曾指出,张恨水的作品,有“明确的进步立场”。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一篇短评,其中说道:

  恨水先生的作品,虽然还不离章回小说的范畴,但我们可以看到和旧型的章回体小说之间显然有一个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在主题上尽管迂回而曲折,而题材却是最接近于现实的;由于恨水先生的正义感与丰富的热情,他的作品也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母题”。正由于此,他的作品,得到广大的读者所欢迎;也正由于此,恨水先生的正义的道路更把他引向现实主义。也正由于此,可以肯定说,张恨水不属于礼拜六派,因为礼拜六派没有向反动派进行斗争,不具有进步立场,更不可能是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的。

  以上意在说明:张恨水的作品,不但不是黄色小说,也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他自成一家。凭他的百来部小说,实在要列为流派,看来就叫做“张恨水派”,倒未尝不可。张恨水的作品,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他是自由职业者:终身从事写作,多年的新闻记者。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一生向往自由民主,爱国从不后人。对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非常厌恶。然而,他信守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信条”,极端“自由主义”,所谓“中立”的政治立场,这就导致他只能成为改良主义或民主主义作家,而不是革命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读者自会发现,他赞成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在许多地方,我们今天不能表示同意。这是由于,他的作品写作于二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虽然仅仅半个世纪左右,好像去今未远,只因这个时期以内,我们经过翻天覆地的变革,飞跃进入社会主义,谁的思想也不会停留在二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了。我们今天对于事物的看法,和当时张恨水的看法,不可能不保持一定的距离,时代的局限性就是这么严峻!不过从总的方面说来,他的作品,究竟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应该予以肯定的。尤其是,以作品创作数量之多,发行方面之广,影响范围之大,无论如何,章回小说大师的地位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他是占有现代小说史上应有的篇幅的。最公正最权威的裁判属于广大的读者,希望能够看到全面分析研究张恨水的作品的文章!

  1981.9.12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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