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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竹帘子映在梳妆台镜子里,风吹着直动,筛进一条条阳光,满房间老虎纹,来回摇晃着。二爷的一张大照片配着黑漆框子挂在墙上,也被风吹着磕托磕托敲着墙。那回是他叫起来,把她救下来的。他死了她也没穿孝,因为老太太还在,现在是戴老太太的孝。她站着照镜子,把一只手指插在衣领里挖着,那粗白布戳得慌。
  十六年了,好死不如恶活,总算给她挺过去了。当时大家背后都说:"不知道二奶奶为什么上吊。"照二爷说,那天晚上讲了她几句,因为孩子从庙里回来受了凉,怪她不小心。
  有人说还是为了头两个月家里闹丢东西的事。还真有佣人说听见夫妻吵架的时候提起那回事。
  三房是不是给她吓住了,没敢说出去?三爷如果漏了点风声出去--他是向来爱讲人的:卜二奶奶靠不住有人信些,因为她的出身。她寻死就是凭据。是不是因为这罪名太大了,影响太大,所以这话从来没人敢说?这都是她后来自己揣测的,当时好久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就连一年以后还不能确定,他们家也许在等着抓到个借口再发放她。老太太算是为了她上吊跟她生气。真要是吊死了成什么话?她在自己房里养息了几天,再出去伺候老太太,这话从来没提过,不过老太太从此不大要她在跟前,讲起来是二爷身体更差了,要她照应。
  那年全家到普陀山进香,替二爷许愿,包了一只轮船,连他都去了,就剩下她一个人看家。可是调兵遣将,把南京芜湖看房子的老人都叫了回来,代替跟去的人,在宅子里园子里分班日夜巡逻,如临大敌。还怕人家不记得那年丢珠花的事?
  她是灰了心,所以跟着二爷抽上了鸦片烟。两人也有个伴,有个消遣。他哮喘病越发越厉害,吸烟也过了明路了,他死了,她没有他做幌子,比较麻烦。女人吃烟的到底少,除了堂子里人,又不是年纪大的老太太,用鸦片烟治病。
  男人就不同。其实他们又不是关在家里,没有别的消遣,什么事不能干,偏偏一个个都病恹恹整天躺着,对着个小油灯。大爷三爷因为老太太最恨这个,直到老太太的丧事才公然在孝幔里面摆着烟盘子,躺在地下吸,随时匍匐着还礼。
  楼下摆满了长桌子,裁缝排排坐着,赶制孝衣孝带。原匹粗布簇新的时候略有点臭味,到处可以闻见。七七还没做完,大门口的蓝白纸花牌楼淋了雨,白花上染上一道道宝蓝色。每天吊客进门,吹鼓手"吱……"一齐吹起来,弯弯扭扭尖利的鼻音,有高有低,像一把乱麻似的,并成一声狂喜的嘶吼,怪不得是红白喜事两用的音乐。她明知道迟早有这样一天,也许会来得太晚了。她每次看见有个亲戚,大家叫她大孙少奶奶的,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大孙少奶奶辈份小,已经快六十岁的人,抱孙子了,还是做媳妇,整天站班,还不敢扶着椅背站着,免得说她卖弄脚小。替婆婆传话,递递拿拿,挨了骂红着脸赔笑。银娣是还比不上她,婆婆跟前轮不到她伺候,再过两年也就要娶媳妇了,当然是个阔小姐。上头老是给她没脸,怎么管得住媳妇?等到老太太死了,分了家,儿子媳妇都不小了,上一代下一代中间没有她的位子。
  其实她这时候拿到钱又怎样?还不是照样过日子,不过等得太久,太苦了,只要搬出去自己过就是享福了。可以分到多少也无从知道,这话向来谁也不便打听。就连大奶奶三奶奶每天替换着管帐,也不见得知道,--一向不要她管帐,藉口是二爷要她照应。她们也顶多偶尔听见大爷三爷说起。大爷算是能干,老太太许多事都问他。三爷常在帐房里混,多少也有点数。只有二爷这些事一窍不通。老太太一死,大奶奶把老太太房里东西全都锁了起来,等公亲
  本来不便马上分家,但是这一向家里闹鬼,大家都听见老太太房里咳嗽的声音,"啃啃!"第二声向上,特别提高,还有她的旱烟袋在红木炕床上磕着敲灰的声音。房门锁着,钥匙早交了出去了。晚上大爷在楼下守灵,也听见楼板上老是磕托一响,是老太太悬空坐着,每次站起来,一双木底鞋一齐落地。银娣疑心是大奶奶弄鬼,也有人疑心她自己,不过大家还是一样害怕。这房子阴气太重,是早点搬出去,不必等过了七七,在庙里做七也是一样。"
  今天提前请了公亲来,每房只有男人列席,女人只有她一个,总算今天出头露面了。她揿了揿发髻,她的脸不打前刘海她始终看不惯。规矩是一过三十岁就不能打前刘海。老了,她对自己说。穿孝不戴耳环,耳朵眼里塞着根茶叶蒂,怕洞眼长满了。眼皮上抹了点胭脂,像哭得红红的,衬得眼睛也更亮。一身白布衣裙,倒有种乡下女人的俏丽。楼下客都到齐了,不过她还要等请才能够下去。她牵了牵衣服,揭开盖碗站着喝茶,可以觉得一道宽阔的热流笔直喝下去,流得奇慢,浑身冰冷,一颗心在热茶里扑通扑通跳。大爷请二奶奶下去,
  大厅里三张红木桌子拼成一张长桌子,大家围着坐着,只向她点点头,半欠了欠身,只有三爷与帐房先生站起来招呼了她一声。他们留了个位子给她,与大爷三爷老朱先生同坐在下首,老朱先生面前红签蓝布面帐簿堆得高高的。满房间的湖色官纱熟罗长衫,泥金洒金扇面,只有他们家三个是臃肿不合身的孝服,那粗布又不甚白,三个有了些日子的雪人,沾着泥与草屑,坐在一起都有点窘意,三个大号孤儿。三爷自从民国剪辫子,剪了头发留得长长的,像女学生一样,右耳朵底下两寸长,倒正像哀毁逾恒,顾不得理发。她这些年都没有正眼看过他一眼。他瘦多了,嘴部突出来,比较有男子气。老太太临死又找不到他,派人在堂子里大找。
  九老太爷开口先解释为什么下葬前应当把这件事办了。
  他行九是大排行,老太爷从前只有他这一个兄弟,跟着哥哥,官也做得不小,也像在座的许多遗老,还留着辫子,折中地盘在瓜皮帽底下,免得引人注目。他生得瘦小,一张白净的孩儿面,没有一点胡子茬子,真看不出是五十多岁的人,偏着身子坐在太师椅上,就像是过年节小辈来磕头,他不得已,坐在那里"受头"的一副神气。
  老朱先生报帐,喃喃念着几亩几分几厘,几户存折,几箱银器,几箱瓷器,念得飞快,简直叫人跟不上。他每次停下来和上边说话,一定先把玳瑁边眼镜先摘下来。戴眼镜是倚老卖老,没有敬意。现在读到三爷历年支的款子,除了那两次老太太拿出钱来替他还债不算,原来他支的钱算他借公帐上的,银娣本来连这一点都不确定。看他若无其事,显然早已预先知道,拿起茶碗来喝了一口,从下嘴唇上摘掉一片茶叶。今天是他总算帐的日子,他这些年都像是跟它赛跑一样,来不及地花钱。现在这一天到底来了,一座山似的当前挡着路。她也在这里,对面坐着。两个人白布衣服相映着,有一种惨淡的光照在脸上,她不由得想起戏上白盔白甲,阵前相见。她竭力捺下脸上的微笑,但是她知道他不是不觉得。他们难道什么都不给她留下?不会吧?老太太在的时候不见得知道?也难说。越到后来,她有许多事都宁可不知道,也许谁也不晓得到时候是个什么情形。照理当然不能都给他拿去还债--他外面欠了那么许多。不过大爷想必还是很费了番手脚。他自己当然不便说这话,长辈也都不肯叫人家儿子一文无着。
  他还剩下四千多块,折田地给他。田地是中兴的基本,万一有个什么,也有个退步。
  芜湖最好的田归他。她的在北边。他母亲的首饰照样分给他做纪念,连金条金叶子都算在内。
  股票费事,二房没有男人,少拿点股票,多分点房地产,省心。
  帐房读得告一段落,后来才知道是完了。渐渐有人低声谈笑两句,抹鼻烟打喷嚏,抖开扇子。
  她是硬着头皮开口的,喉咙也僵硬得不像自己。九老太爷,那我们太吃亏了。
  突然宁静下来,女人的声音更显得又尖又薄,扁平得像剃刀。现在这种年头,年年打仗,北边的田收租难,房子也要在上海才值钱。是九老太爷说的。二房没有男人。孩子又还小,将来的日子长着呢,孤儿寡妇,叫我们怎么过?"
  骇异的寂静简直刺耳,滋滋响着,像一支唱片唱完了还在磨下去。所有的眼睛都掉过去不望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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