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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竹帘子映在梳妆台镜子里，风吹着直动，筛进一条条阳光，满房间老虎纹，来回摇晃着。二爷的一张大照片配着黑漆框子挂在墙上，也被风吹着磕托磕托敲着墙。那回是他叫起来，把她救下来的。他死了她也没穿孝，因为老太太还在，现在是戴老太太的孝。她站着照镜子，把一只手指插在衣领里挖着，那粗白布戳得慌。 十六年了，好死不如恶活，总算给她挺过去了。当时大家背后都说："不知道二奶奶为什么上吊。"照二爷说，那天晚上讲了她几句，因为孩子从庙里回来受了凉，怪她不小心。 有人说还是为了头两个月家里闹丢东西的事。还真有佣人说听见夫妻吵架的时候提起那回事。 三房是不是给她吓住了，没敢说出去？三爷如果漏了点风声出去--他是向来爱讲人的：卜二奶奶靠不住有人信些，因为她的出身。她寻死就是凭据。是不是因为这罪名太大了，影响太大，所以这话从来没人敢说？这都是她后来自己揣测的，当时好久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就连一年以后还不能确定，他们家也许在等着抓到个借口再发放她。老太太算是为了她上吊跟她生气。真要是吊死了成什么话？她在自己房里养息了几天，再出去伺候老太太，这话从来没提过，不过老太太从此不大要她在跟前，讲起来是二爷身体更差了，要她照应。 那年全家到普陀山进香，替二爷许愿，包了一只轮船，连他都去了，就剩下她一个人看家。可是调兵遣将，把南京芜湖看房子的老人都叫了回来，代替跟去的人，在宅子里园子里分班日夜巡逻，如临大敌。还怕人家不记得那年丢珠花的事？ 她是灰了心，所以跟着二爷抽上了鸦片烟。两人也有个伴，有个消遣。他哮喘病越发越厉害，吸烟也过了明路了，他死了，她没有他做幌子，比较麻烦。女人吃烟的到底少，除了堂子里人，又不是年纪大的老太太，用鸦片烟治病。 男人就不同。其实他们又不是关在家里，没有别的消遣，什么事不能干，偏偏一个个都病恹恹整天躺着，对着个小油灯。大爷三爷因为老太太最恨这个，直到老太太的丧事才公然在孝幔里面摆着烟盘子，躺在地下吸，随时匍匐着还礼。 楼下摆满了长桌子，裁缝排排坐着，赶制孝衣孝带。原匹粗布簇新的时候略有点臭味，到处可以闻见。七七还没做完，大门口的蓝白纸花牌楼淋了雨，白花上染上一道道宝蓝色。每天吊客进门，吹鼓手"吱……"一齐吹起来，弯弯扭扭尖利的鼻音，有高有低，像一把乱麻似的，并成一声狂喜的嘶吼，怪不得是红白喜事两用的音乐。她明知道迟早有这样一天，也许会来得太晚了。她每次看见有个亲戚，大家叫她大孙少奶奶的，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大孙少奶奶辈份小，已经快六十岁的人，抱孙子了，还是做媳妇，整天站班，还不敢扶着椅背站着，免得说她卖弄脚小。替婆婆传话，递递拿拿，挨了骂红着脸赔笑。银娣是还比不上她，婆婆跟前轮不到她伺候，再过两年也就要娶媳妇了，当然是个阔小姐。上头老是给她没脸，怎么管得住媳妇？等到老太太死了，分了家，儿子媳妇都不小了，上一代下一代中间没有她的位子。 其实她这时候拿到钱又怎样？还不是照样过日子，不过等得太久，太苦了，只要搬出去自己过就是享福了。可以分到多少也无从知道，这话向来谁也不便打听。就连大奶奶三奶奶每天替换着管帐，也不见得知道，--一向不要她管帐，藉口是二爷要她照应。她们也顶多偶尔听见大爷三爷说起。大爷算是能干，老太太许多事都问他。三爷常在帐房里混，多少也有点数。只有二爷这些事一窍不通。老太太一死，大奶奶把老太太房里东西全都锁了起来，等公亲 本来不便马上分家，但是这一向家里闹鬼，大家都听见老太太房里咳嗽的声音，"啃啃！"第二声向上，特别提高，还有她的旱烟袋在红木炕床上磕着敲灰的声音。房门锁着，钥匙早交了出去了。晚上大爷在楼下守灵，也听见楼板上老是磕托一响，是老太太悬空坐着，每次站起来，一双木底鞋一齐落地。银娣疑心是大奶奶弄鬼，也有人疑心她自己，不过大家还是一样害怕。这房子阴气太重，是早点搬出去，不必等过了七七，在庙里做七也是一样。" 今天提前请了公亲来，每房只有男人列席，女人只有她一个，总算今天出头露面了。她揿了揿发髻，她的脸不打前刘海她始终看不惯。规矩是一过三十岁就不能打前刘海。老了，她对自己说。穿孝不戴耳环，耳朵眼里塞着根茶叶蒂，怕洞眼长满了。眼皮上抹了点胭脂，像哭得红红的，衬得眼睛也更亮。一身白布衣裙，倒有种乡下女人的俏丽。楼下客都到齐了，不过她还要等请才能够下去。她牵了牵衣服，揭开盖碗站着喝茶，可以觉得一道宽阔的热流笔直喝下去，流得奇慢，浑身冰冷，一颗心在热茶里扑通扑通跳。大爷请二奶奶下去， 大厅里三张红木桌子拼成一张长桌子，大家围着坐着，只向她点点头，半欠了欠身，只有三爷与帐房先生站起来招呼了她一声。他们留了个位子给她，与大爷三爷老朱先生同坐在下首，老朱先生面前红签蓝布面帐簿堆得高高的。满房间的湖色官纱熟罗长衫，泥金洒金扇面，只有他们家三个是臃肿不合身的孝服，那粗布又不甚白，三个有了些日子的雪人，沾着泥与草屑，坐在一起都有点窘意，三个大号孤儿。三爷自从民国剪辫子，剪了头发留得长长的，像女学生一样，右耳朵底下两寸长，倒正像哀毁逾恒，顾不得理发。她这些年都没有正眼看过他一眼。他瘦多了，嘴部突出来，比较有男子气。老太太临死又找不到他，派人在堂子里大找。 九老太爷开口先解释为什么下葬前应当把这件事办了。 他行九是大排行，老太爷从前只有他这一个兄弟，跟着哥哥，官也做得不小，也像在座的许多遗老，还留着辫子，折中地盘在瓜皮帽底下，免得引人注目。他生得瘦小，一张白净的孩儿面，没有一点胡子茬子，真看不出是五十多岁的人，偏着身子坐在太师椅上，就像是过年节小辈来磕头，他不得已，坐在那里"受头"的一副神气。 老朱先生报帐，喃喃念着几亩几分几厘，几户存折，几箱银器，几箱瓷器，念得飞快，简直叫人跟不上。他每次停下来和上边说话，一定先把玳瑁边眼镜先摘下来。戴眼镜是倚老卖老，没有敬意。现在读到三爷历年支的款子，除了那两次老太太拿出钱来替他还债不算，原来他支的钱算他借公帐上的，银娣本来连这一点都不确定。看他若无其事，显然早已预先知道，拿起茶碗来喝了一口，从下嘴唇上摘掉一片茶叶。今天是他总算帐的日子，他这些年都像是跟它赛跑一样，来不及地花钱。现在这一天到底来了，一座山似的当前挡着路。她也在这里，对面坐着。两个人白布衣服相映着，有一种惨淡的光照在脸上，她不由得想起戏上白盔白甲，阵前相见。她竭力捺下脸上的微笑，但是她知道他不是不觉得。他们难道什么都不给她留下？不会吧？老太太在的时候不见得知道？也难说。越到后来，她有许多事都宁可不知道，也许谁也不晓得到时候是个什么情形。照理当然不能都给他拿去还债--他外面欠了那么许多。不过大爷想必还是很费了番手脚。他自己当然不便说这话，长辈也都不肯叫人家儿子一文无着。 他还剩下四千多块，折田地给他。田地是中兴的基本，万一有个什么，也有个退步。 芜湖最好的田归他。她的在北边。他母亲的首饰照样分给他做纪念，连金条金叶子都算在内。 股票费事，二房没有男人，少拿点股票，多分点房地产，省心。 帐房读得告一段落，后来才知道是完了。渐渐有人低声谈笑两句，抹鼻烟打喷嚏，抖开扇子。 她是硬着头皮开口的，喉咙也僵硬得不像自己。九老太爷，那我们太吃亏了。 突然宁静下来，女人的声音更显得又尖又薄，扁平得像剃刀。现在这种年头，年年打仗，北边的田收租难，房子也要在上海才值钱。是九老太爷说的。二房没有男人。孩子又还小，将来的日子长着呢，孤儿寡妇，叫我们怎么过？" 骇异的寂静简直刺耳，滋滋响着，像一支唱片唱完了还在磨下去。所有的眼睛都掉过去不望着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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