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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的那一年


  《兔爰》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罗,尚寐无吪。”诗固甚佳,可惜又被他先做了去。我生在光绪己亥十二月,在西历已入一九○○,每自戏语,我是十九世纪末年的人,就是那有名的庚子年。追溯前庚子,正值鸦片战争,后庚子还没来,距今也只有十二个寒暑了。故我生之初恰当这百年中的一个转关,前乎此者,封建帝制神权对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尚在作最后的挣扎,自此以后便销声匿迹,除掉宣布全面投降,无复他途了。这古代的机构毁灭了,伴着它的文化加速地崩溃了,不但此,并四亿苍生所托命的邦家也杌陧地动摇着。难道我,恋恋于这封建帝制神权,但似乎不能不惦记这中国(文言只是个“念”字),尤其生在这特别的一年,对这如转烛的兴亡不无甚深的怀感,而古人往矣,异代寂寥,假如还有得可说的,在同时人中间,我又安得逢人而诉。
  咱们还来谈谈这拳匪,史乘上的小喜剧,身受者却啼笑俱非,这个年头儿谁还对这义和团有兴味,那才怪。百分之九十九的神话,却有一分的真,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排外的心。我不说“排外”一定对,我也不说一定不对,当然更不会说像拳匪这办法对。但排外这事情自有它的真实性,不因其面貌的荒唐而有所消灭。且未必不是民意,虽然我那时候才一岁。不然,当朝的老太后和文武百官们不至于对那“神拳”这样恭而敬之地。民意的可用与否是另一问题。韩非子说过,“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我刚刚听见咱们北平的街坊口里叨叨,怀念过去的“友邦”,又有人低低告诉我说“人心思汉”。我正在考虑他有无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资格。
  排外这事情自然会发生的,假如真来欺侮咱们。谁能断言帝国主义者不像这隔壁阿三不曾偷那本来没有的三百两?我记得在这回北平沦陷期间,日本人及其同侪曾再西提出火烧圆明园这一案,来唤起我们对大英帝国的敌忾。我不好说啥。纵说,也不好说他们错。何以?这是事实。但由他喊“大东亚”喊得口干,咱们对这西洋朋友总特别地亲,真叫人没奈何。谁叫咱们有不念旧恶的泱泱大国之风。又是闲话幽默,赶快回头傍岸。我并不赞成怀仇报复,若人们的歧视至于相斫,我也不想减低拳匪的荒谬名声。我却敢明白地说,这抵抗的心不能算错。错在哪里?错在它的过程。最明显的,以方法言,如以符咒避火器,可谓荒谬矣。但视为荒谬之顶点则可,说此谬种后来绝响,则不可。恁未免太性急乐观哩。譬如用关王的大刀、猴子的行者棒来抵御枪炮算错:那以大刀队来抵挡机关枪呢?你怎么说?以机关枪来抵挡原子炸弹呢?你又怎么说?岂非我们今日犹沉溺于此荒谬的巨洲中并不曾自拔,却无端以成败论人去讪笑那大师兄二师兄。此笑无乃近乎多事。有人说,以机关枪打来,我们以机关枪打回去,这不错了罢。却也难说,推而言之,原子弹来,必以原子弹往,你意以为如何?这问题牵涉得太广,离题亦太远,不好再拉扯了。
  决心的排外,招来了八国联军,以后虽也曾排外,却没有这般大规模的。如清季的抵制美货,现在听这名词,似乎够新鲜。五卅事件的抗英,只昙花一现,连香港九龙的索还,今亦置之度外了。抗日心情虽比较长久点,然亦似疟疾间歇而作,收梢在北平结了个大倭瓜。庚子以前在戊戌年,后有辛亥年,戊戌之于庚子,正反成文,庚子于辛亥,江河直下,到和议成,赔款定,清社之屋已为定局,只剩时间问题了,辛丑辛亥本相连续也。说清亡于民变,远不如它亡于处患更为的确。戊庚辛三个年头,维新不成即守旧,守旧失败后维新,熬中翻饼,此后遂有民国,其实民和国都以吃了大亏,这中华民国从头就是三灾八难的。谁都知道,戊戌有清而辛亥无清,但事实上并不如是简单,远比这个重要,不仅关爱新觉罗一姓之兴亡也。也无暇为满洲人暗伤亡国,咱们的眼泪总有地方哭去的。不如说戊戌政变多少还有点自主的力,辛亥革命,于汉族虽为光荣一面倒的局面,我知准有多少同志不大爱听哩。
  经过庚子辛丑之变,由极端排外斗转而为彻底媚外,也不知九十度呢,还是一百八十度,向着对面点走去的罢。刚在神权夷酋面前爬起,又向帝国主义膝下跌倒。爬起也者还有点儿含蓄,事实上是就地打个滚而已。此即所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这出戏自我堕地以来演到如今没有间着,虽袍笏朱绯逐场换彩,而剧情一死见不变,真有点吃勿消哩。洋大人的脸色,或者和蔼了些,(有人说,未必。)官儿们的派头,或更神气活现了,我纵有南亭亭长的笔墨,亦不知这新官场现形记,允许出版么?至于百姓怕官,更一直的原封弗动。看这情形,要官儿不怕洋人大概不很容易,百姓不怕官么,难说。到百姓不怕官又怎么样呢?那真的大时代就到了。是革命,不好听点也就是乱。本来么,咱们不会让百姓们老怕着官么,这办法妙极,我先前为什么倒不曾如此想过呵。

  (载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日《中建》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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